“成功了？”
“是的。”
“干得怎么样？”
“鸡肝？”
“不，性行为。”
“这算什么问题呀？”我问道，显出狂想症病人的焦躁不安。
“让我判断一下，请回答问题。”
“鸡肝确实非常好。”
“性呢？”
“不怎么样。”
“为什么？”
“我根本没干成。干到半截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生殖器变成椒盐卷饼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嘛，下面的事我记得，我跟我那已经死了的父亲一起吃百吉圈和软奶酪。”
“你经常梦见吃东西吗？”法大夫试探我说，同时发疯一般写着什么。
“是，就是，不跟死人谈话的时候。昨天夜里是个例外。我不但吃了软奶酪和鸡肝，还跟父亲谈了话。”
“也就是说，这预示你正濒临崩溃，对吗？”
“不！跟那毫无关系！是你引起的关于梦的话题。”我略带愠怒地说。他真的是个笨蛋吗？“让我受不了的不是睡觉的时候，是醒着的时候。”
“好吧。咱们来说说你。”
“我？这么半天咱们都说什么了呀？”我有点生气了。
“对不起，我指的是你的健康情况。”法大夫一点不着急地说。
“噢，是这样啊。”我说，并且抽了一下鼻子。
“头疼吗？”
“让你猜着了。”我点点头，脸部肌肉痛苦地扭在一起。
“哪儿疼？”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说着指了100个地方，而且是真疼。
“便秘还是腹泻？”
“对。”
“哪一种？”
“都有。看情况。”
“懂了……失眠吗？”
“往轻处说吧，一夜起来六七次整理床铺。”我坦白地说，让人相信这绝对是真的。“床单子一皱巴就再也睡不成了。”我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意识到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撞在精神病学的石头墙上了。
“好吧，努德尔曼先生，”法尔赛德医生说着合上了笔记本。“咱们言归正传吧。”
“正传？”我耸了耸肩。“行啊，这就是正传。我有病，这就是正传。”
“对。我已经看出来了。失眠。压抑。对富贵的幻想。无法控制犯罪感。有幻觉。频发阶段性紧张症，对吧？把非真实的当做真实的，或者把真实的当做其它的。妄想症。”
“这才是一半哩。”
“传统征兆。”
“怎么说都行，”我耸耸肩心中开始起疑。
“我管这叫精神分裂-妄想-精神变态外加偏执狂综合症。”
“没错。”
“你也没有忘了得偷窃症。”他自鸣得意地对我咧嘴笑。“有没有恐水症？恐高症？其它的精神失常或者精神错乱症？”
“你在拿我开心玩！”我生气地说。
“听起来你像是在做某一项研究。”他给我一个同情的微笑，接着像我那位主席或者约翰·米歇尔一样咯咯笑起来——随你说像谁吧。“你说的这些症状，只要你有十分之一，你就只能躺在床上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根本就不会再上街走路了。”
“这么说我是有点夸张。”
“有一点。”
“我真的头疼！我真的有幻觉！我真的有严重的压抑症！我——”我坚持说，可是已开始哽咽，咸咸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妈的，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求帮助，并且希望最终将我——”
“请坐，请。”他说，手里拿着半盒面巾纸。“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
“想要？想要？我想要帮助！”我喊叫着，只觉得浑身无力，把脸埋进手里。“我——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我边说边咬手关节，直到尝到了血腥味。我泪如泉涌。我为自己哭泣，为我的家庭哭泣，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为拉丁美洲以及我所知道的其它地方挨饿的孩子们哭泣，为我在根茨家以及在布朗克斯所受的侮辱，为了被迫改写连擦屁股都不值的狗屁文章，为了——为了所有倒霉的事情哭泣！“我累极了，大夫，这就是正传。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说穿了吧，我想进医院接受治疗，使我摆脱残酷的社会主流。”
“你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把背上的猴子放下来。”
“猴子？”
后来我像一个胡言乱语、抽抽泣泣的傻瓜，又像毫无自卫能力孤立无助的孩子——抛弃了一切障碍，像放连珠炮，把所有的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我匍匐在这位精神与医疗医生职业性的仁慈面前，恳求他动用一丁点儿良心，发扬人道主义，在一份官方文件上签个名。
“我必须有社会保险，否则我只有一死，大夫，”我向他描述如何在四年中到处奔跑，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不要说保持一份工作了；我如何意识到家庭即将分裂，亲人们将弃我而去；往日的朋友如何像躲避天花一样回避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如何使一个人变得极爱动怒和丧失理智。“精神变态也罢，神经官能症也罢，精神病也罢，叫什么都行，大夫，我求求你，”我说着跪倒在医生面前，他手中握着具有生杀大权的钢笔。“饶了我吧。宣判我有精神病吧。”
“并且把你列为残疾人。”他笑了，声音不大，但是傲气十足，居高临下，一派讨厌的家长作风——这个毫无同情之心的混账精神病医生，这个假正经的专家，他从没少吃过一顿饭，没见过他的孩子穿破衣烂裳，从不知道在茫茫黑夜中想到一天即将开始便紧张害怕的滋味。
“听着，努德尔曼先生，”他说，他使我这辈子都将为匍匐在他面前而感到羞耻，“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才想得出这个了不起的主意吗？”他拿起一沓档案把它们扔到桌面上。“我们一天见10个像你这样的人。10个。社会保险。够了。够了。难道不是吗？”他嘲笑地大笑起来。“你是个正值生活巅峰状态的壮男子汉。”
“生活巅峰，”我嘲讽地说，“但是我甚至不——”
“是的，不过这是暂时的萧条。所以你需要更加努力。社会保险？”主席狞笑着摇摇头，乃至狂笑起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以为我很喜欢坐在这个诊所里，听古伯斯威尔的每一个穷人来抖搂他们的困难呢？”
“你不喜欢吗？那就让我坐在这个位子，如果给我钱的话。”
“你以为我不想早一点退休吗？社会保险？”他接着说下去，脸都笑红了。我开始认真地想，说不定他就是这个疯人院里的一员呢。“假如每个人都跟你的想法一样情况会怎么样呢？”法医生问我，此时他忽然冷静了下来，试图给我讲道理。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呢？”他坚持说，这个胖脸蛋的资产阶级医生，社会意识的代言人。“那谁还会去开公共汽车？谁还会去修汽车？送邮件？在工厂做工——？”
“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没有关系。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讨论社会分工之类的哲学问题的。我是来求得一点点人道主义的理解。我。需要。帮助。你听见没有？”
停顿。
“我很抱歉，”法医生说，他镇静下来，声音又恢复了原先柔和的语调，面部表情又恢复了平静、无表情的常态。“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至少不能像你所想的那样帮你——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药。”大夫说着朝办公室走去，拿过处方笺在上面曲里拐弯儿地写了些什么。“给你。”他说着将那张处方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抗抑郁药。试一试。会有帮助的。这药可能引起口干，但是——”
抗抑郁药！真会开玩笑！我冲出诊所。抗抑郁药？我喃喃自语，艰难地朝那些脏兮兮的古伯斯威尔公寓方向走去，无处不在的冰凉凉的雨顺着脖颈向下流淌。我需要的是一年换一次的药方，凭这个方子可以得到沙沙响的百元一张的钞票，“饭前或必要时服用。”这才是我要的抗抑郁药，法尔赛德医生，主席先生，尊贵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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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当可否买一个只容一勺的小碗冰淇淋也已成为家庭的重大决策时，你的生活水准无疑是降到了最低水平。日子还将就时“说不”的策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不”的无数次方。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在城里喝咖啡是何年何月了，更想不起什么时候享用的最后一瓶阿司匹林或者最后一管牙膏。正餐只有“菜汤”，成分只是从A＆P罐头底刮出来的一点点豆子，把它们倒进一大锅汤里。从很早以前看过《白雪公主和几个小矮人》之后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小猪储钱罐早已被洗劫一空，各个角落里被遗忘的钢镚儿也全扫了出来。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立誓禁绝一切含有货币交换的活动，尽管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人类所参与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钞票。就连搞文学创作的纸张也严格地控制了起来，改用小纸头，餐巾纸和卫生纸。
自从上次与法医生难忘的会见以来，我一直以近乎公允的兴致观看眼前这过得窝窝囊囊的日子，在这部可称作我的一辈子的肥皂剧里，几乎每一件可预料的事都错了，都变得发酸发臭了。汽车毁了，婚姻发生危机，索斯基一家的麻烦。连狗撒尿也出了问题，兽医给它做一次检查手术，开口就要150美元。
于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犹如燎原之火飞速增多：厨房发生了一次小火灾，不严重但需要换个新房顶。一个炉灶和一套碗柜。屋顶漏水，我上房去检查房瓦时绊了一下，为了避免越墙掉下去，我用力过猛，一只脚踏穿屋顶，结果扭伤了脚踝还折了一个脚趾头。医生安慰我说，只要数月内脚别沾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水泵坏了，必须到半英里以外的泉边用桶拎水。利夫偷拿一个糖棒被抓住了，店主宽宏大量不指控孩子，只要交1角5分钱补偿一下损失即可，因为那咬掉半块的糖已经不能再上架了。
比这些还糟糕的是，利奥今天下午打来由我付费的电话，告诉我他的书告吹了。
“可我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了呢。”
“本来是的，本来是的，”他努力克制不哭出来，“原先就剩下出版商寄合同来了。”
“是这样？”
“但是他们改主意了，”他哑着嗓子说，“突然间关于胖子的小说不时髦了。就是这么回事。噗。”
还有那些姑娘！他说，她们简直把他折磨疯了。他必须离开布鲁克林，否则非疯了不可——所以下星期他要来这里住一段时问。乡村的空气对他有益。
一段时间是多久？他只把衣柜和胃口搬来，那就是说利奥将在两天之内把我们家吃光，连房子都要吃掉了——凡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全都逃不过去。他把东西收拾好以后马上就来古伯斯威尔。我肯不肯赏光到汽车站去接他？
窘迫的生活以极快的速度下滑，几分钟以前我决定给最后一个赞助人曼德尔打电话，说服他再少借给我一点钱。可你知道那个实用主义的滑头怎么说？他说：“要是你不停地无偿给某人送东西，就会毁了他的自我。”
自我？什么自我？曼德尔，你这自私的臭家伙，好好省着你那肿胀的存款和撑破了的储藏室吧，我咬牙切齿地嘟囔着，盯着窗外的乔治，他又开着拖拉机在我房前的路上穿行。他那盖着毡片状头发的脑袋又想出一个馊主意，发现拾柴的最快捷的办法是从山后的丛林里把整棵树经过我门前的松软的路面拖回他家。我坐在那里亲眼目睹门前道路新踏出来的坑洼，听着门边躺着的狗痛苦地呻吟，它的膀胱胀得像只充气的篮球。我不仅又想起那个令人烦恼的老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古伯斯威尔在崩溃》是关于什么的故事？是一次经济崩溃的纪录？还是神经或者社会的崩溃？健康与家庭的崩溃？原先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的崩溃？亦或是道德的崩溃？要么是，仅仅可能是，每一件被我——人类垃圾术的弥达斯王——触摸过的东西的崩溃？
混乱局面在继续，生活一日难似一日，我已经看透了。对这一切我已没有回天之力，没有，有的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耸一耸肩——面对这一团解不开理不顺的乱麻我反而变得出奇的平静。我所剩下的只有词汇，而且我怀疑，连这宝贵的词汇也已所剩无几。乔治又砍倒了一棵百岁老树，高高兴兴地把它拖上千疮百孔的道路，我则回到书房干我的活：完成伯尼文学之杰作的结尾部分，我这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将会在某一天成为我的书。两本书好像注定都是悲剧，只不过考夫曼的书因主人公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使故事出现突如其来的转折：皮特·米勒撒不出尿来，膀胱肿得像个大香瓜，看过泌尿科专家后得知他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前列腺及相关腺体的恶性疾病——这一致命的疾病不仅影响他的性要求，而且会使他连性爱的想法都会断绝，甚至会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罗宾大夫在他的《红书杂志》中写道，夫妻生活的好坏取决于丈夫去上班之前妻子在餐桌旁说些什么。然而我的妻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早餐时跟我说话了。我想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又是一天。这一天对这位卑微潦倒的作家来说关系重大。我完成伯尼的书最后一章时差一点呕出来。现在只剩下等待、期望和阅读《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的目录了。
今天早晨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而且从那一刻起心中一直十分伤感。从在纽约时起治安维持会就一直要求我“全部交待”，昨天夜里我向他们交待了，不但全部，而且超过了。他们喊“停！”之后我继续往下说，等我说完了以后，就连挖鼻孔的那一位也捂上了耳朵。现在他们也许会让我安静片刻了。
今天翻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封信，是老朋友阿诺德在自杀前写的。
“每日以画做伴，”结束生命的前一周阿诺德写道，“每天至少画两小时，日复一日碌碌无为，但是我必须让每天日程中的这两个小时放射出艺术的光辉——不要小看这点工作。”
“我与人交往的愿望近乎于零——一个人需不需要与其同类融为一体取决于他有没有凝聚力。”
“正因如此我必须跟你说声再见并且把你留给努德尔曼。伟大的精神之路依然存在，它是为所有那些愿意聆听精神之歌的人而存在——否则只有走向世界最底层或者地狱。栗子博士。”
生活难以为继。喝口凉水也塞牙。乔治已经用他的音量极佳的收音机试探并证实了我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又拖着他的货在卧房前的路上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好像在求我发火以便把他杀死。
维维卡和我整夜都没合眼，一直盘算如何“完全彻底地解决索斯基问题”。傍晚我见亨利拿着工具和小筐去地头赶牛，我的头脑里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好注意，这是后来一系列绝妙策略中的第一个：我可以偷偷地用毒药毒索斯基一家，通过他们的牛把砒霜下到饭里，办法是我用浸过砒霜的甜玉米喂他们那头老牛——砒霜的量刚够污染它的牛奶但不会把牛毒死。
维维卡建议最好用迷幻药。让他们一家跟他们的牛一块儿暴跳如雷吧，不过这会使莫德更加疯狂，否则还算是个好主意。
天快亮时我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我要给乔治一点“现实疗法”，在未来几天让他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品尝人生的滋味。过程如下：我先雇用乔治，给他一个收入颇丰的工作。第二天就解雇他。然后诱使乔治迷上一位14岁的性感少女，接下来，在他沉迷于初次对肉欲的尝试时，找几个吸吗啡的流氓把他痛打一顿——不杀他，只把他的腿打折几节。乔治拖着打了石膏的腿刚到家，我们那位古伯斯威尔性感少女便随其父出现了，控告他犯有强奸罪，并且告诉吓坏了的乔治（和他锐气大挫的老娘），她相信她会与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在那确实存在的地狱里——尽管我尚不十分清楚它在哪里——我将利用莫德的恐惧症折磨乔治，让他喝朗姆酒，但对他说喝的是一种新牌子的汽水。最后，以乔治的名义替他们农庄订一辈子的黄色刊物，这样就把最后一根钉子钉在他心上了。
以上是一个疲惫不堪的脑袋于清晨4点钟活动的产物。今天天气好的话，我将在耀眼的阳光下检查一遍这些主意的可行性——虽然我承认这最后一个主张是近乎伟大的创举。
利奥今天一早就来电话，他对我们与索斯基一家的麻烦深表同情，同时也献上一策。“你应当用枪对着他的头，把绳子套在他脖子上，准备好之后再抠扳机让他脑袋开花。”
我必须承认，他编排的这一幕除了一点以外其它的都可考虑。对于各种处置办法我们要好好权衡利弊，总之要对我们有利，不管有些主张是多么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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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今天上午面对的是更加严重的危机，彻底的失败及其它种种不幸（多得不胜枚举），这时我接到伯尼·考夫曼打来的一个奇怪的电话——那天在汽车站时他那神秘的笑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伯尼一直在对我的人格进行评估。现在，他手头已准备好一份刚刚用打字机打好的手稿，出版商送来的合同也正在路上（主编热情洋溢地谈论着H＆H公司将出版一整套新小说的计划，属于悲喜剧），他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心脏与处女膜》的手稿正一批一批地收到，已经有整整一箱了。它们都是我的。“一份工作。”伯尼大声说，试图让我一听就明白。
简短的谈话结束了，我挂断电话僵坐在那里……一份工作？工。作。工作？这一次我很谨慎。也许太谨慎了。可是一点预兆也没有呀。不要被好兆头所欺骗。
厄运怎么会带来奇迹呢……又一个阴谋诡计。或许是真的？
“我们将有一支强壮的队伍。”伯尼说，暗示我将成为考夫曼联合公司同仁中的一员。他的话正中下怀。我一生都在为使自己的书得以出版而像傻子一样苦斗着，然而却在半醒半醉的状态中使他的作品得以成功。我是不是为自己奋斗得太过分了？
工作，这会是真的吗？但这的确是真的。伯尼想让我去纽约。他保证按周付我工资。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为我安排好一间幽雅舒适的办公室——离他近些，他说，以便随时给他以“艺术指导”。
是的。工作。有报酬的工作。定期得到支票。按顿吃饭。我仍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伯尼的确答应一切细节将在信中一一说明……是的，一个职位……噢，我该怎样工作以报答考夫曼先生的信任啊。摆出全部尚未面世的作品来吧，伯尼。别不好意思。不要心疼我。我随时准备按您的旨意办事，每天早晨刚破晓我便来上班。把自己锁在您为我准备好的锃亮的办公桌旁。我会变个样子。伯尼。要穿一身套装，在布朗克斯或者昆士为我的家庭租一套不大但挺舒适的公寓，再买一个公文包，每天一大早就乘地铁去上班。谢谢您，考先生，我又将成为有头衔、有工资、有地位，甚至，更重要的，有目标的人了。我将享受生活。我将有事可做。我终于有幸在为您消耗时间的时候找到我的目的。伯尼，我将争分夺秒，一直干到海枯石烂。即使地球裂开豁口把整幢大楼吞掉，我发誓依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修改您的狗屁文章。让全国都流行起淋巴结核、梅毒和疣瘤病吧，我依旧属于您，伯尼，听凭您的差遣。只要给我钱。给我多多的钱！
“找到工作了？”维维卡用斜眼瞪着我说。她脸色煞白，“在纽约？”
“你为什么那样看我？”
“你不会干长的。”
“我当然会干长的。”
“你从来就没干长过。这一次最终还会跟以前的工作一样。”
“我会干长的，我会的。我必须干下去。这一次情况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已经成熟了。我经受了这么多。我们吃的苦太多了。时间不多了。瞧，这么多年一事无成。我已经厌烦了，不想再幻想当大款。剧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即使有了灵感也没有空白处可写了。维维卡，听我说。”她走开时我恳求她说。“听着！”我跟在她身后吼着。“我们没有外财。别忘了这一点。没有遗产可继承。也赌不来钱。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需要钱！”
“钱是什么？”她厌恶地说，“钱是奥狗屎。是毒药。”
“嘿，这是我说过的。”
“没有钱就不花钱。生活不光是钞票和钢镚儿。”
“是地狱。”我笑了。多有意思啊，我们两个人忽然对换了角色。
自从伯尼打电话答应给我工作到今天已经两周了。在此期间我一边慎重地考虑他的建议一边焦急地等待改写《心脏与处女膜》的稿费。
这一天下午我又跟往常一样信步朝信箱走去等候邮差的吉普车，确信我最近寄给考夫曼先生的那封考虑周到的信总该有个满意的回音了吧。那封信是八天前寄出的——去除信在两头路上花的两天，去掉周末，再给他的会计一至两天办手续，今天下午这份等待已久如此难产的账单无论如何也该跟其它邮件一起到了。
邮差的吉普车开上来了，他连最起码的招呼都不打。就在他往信箱里扔邮件时我抓住了他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拆开信捆，多数都是那些熟悉的东西。过期的电话费和断线通知。电费和警告。弗吉尼亚长途台的催款单。罗杰斯特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冷冰冰的威胁。妈的！没有一个信封上带有漂亮的考夫曼联合公司的标识。
我慢慢往山上爬，心中作出决定，趁着电话还没有掐断，最好给纽约打个长途把事情搞清楚——当然要委婉些。我边在脑子里温习着关于他小小的疏忽的一番话边拨号码。电话那一端的铃响了一下就断了，接着又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话务员说话了。
“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她问。
我把伯尼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停顿。
“对不起，”她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使用。”
“什么？你肯定吗？”我问道。为保险起见，我重申了伯尼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遍上述过程。
“没错，先生，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我挂断电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给纽约市长途台打电话。
“我找了，先生，”咨询员说，“可是目录上没有考夫曼联合公司。你肯定拼对了吗？”
“当然。他在电话簿上。两星期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还亲眼见了呢。”我说，可心中已经开始敲鼓，怀疑治安维持会又在跟我捣鬼。
“您要跟我的上司通话吗？”她问。
“好。好。请。”
停了好长一会儿，另一位妇女的声音出现了。
“先生？”
“喂？喂？”
“经查实，麦迪逊街475号曾经有一家考夫曼联合公司。不过那里的电话已在客户的要求下切断了。”
“哦……”我叹出一口气说，“他们没有留下别的电话号码？”
“据我们所知没有。”
“也许是不列入电话簿的号码？”
“如果有那么个号码的话，我们会知道的，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号码是什么。”
“噢……明白了。”我撂下电话，心里一团乱麻。我抓了抓头皮想，现在怎么办？得给Z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情弄清楚。
“好啊，努德尔曼。”Z先生咬着说，“出什么事了？”
“有件事真奇怪。我给伯尼·考夫曼打过电话，可是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号码变了，也许给掐了——”
“你没听说吗？”
“听说？听说什么？”
“没有人告诉你吗？他死了。”
“死了？”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差不多两周以前。心脏病。才54岁！他们在圣路易斯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发现他的。”
“圣路易斯？那我的支票怎么办？”我着急地说。
“他没付你钱？”
沉默。
“听我说，努德尔曼。还有更坏的消息。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
“身无分文？伯尼？伯尼·考夫曼？”
“他死前两天刚刚申请破产。”
“我——我——我不懂，”我晕头转向结结巴巴地说，脚下的世界在旋转。“我是说，他写的那本书《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不管书名是什么吧。”
“听着，别这么垂头丧气，”Z先生嘶哑地安慰我说，“他把我们都骗了。他还欠着我好几千块佣金呢。我是说欠。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百万富翁。那不过是一本书。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他死于贫穷。”
“贫穷？”我机械地重复说。我放下话筒泄气地坐在电话旁边，两只眼瞪着窗外屋檐垂下来的冰柱往下滴水。嗒——嗒——嗒，水滴不断。我转向无声的电话，忽然意识到我在落泪，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摔到大腿上。我终于明白了伯尼最后一个神秘微笑的真正含义。
“尼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出什么事啦？”维维卡问我。
我抬起头看着她想开口，想对她解释这一切，但是我的声音嘶哑得说不出话来。我深深吸一口气又试了一次，仍说不出来。我找不出词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说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哭是因为伯尼在远方一家旅馆突然死掉，抑或是因为我失去了800元钱的支票，还是因为他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命运的写照……也许三种原因都有。我哭也许因为我把生活看得太严肃，而这个伯尼·考夫曼皮肤滑润，心怀坦荡，小手指上戴着钻戒和各种小装饰。瞧他的燕尾服及那副自信的样子，这位伯尼·考夫曼，我几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他看成我的救星，原来只是一个装模作样、衣冠楚楚、装饰华丽实际一文不名的伪君子……我哭也许因为尽管伯尼·考夫曼跟我一样在生活的边缘上挣扎却显得无忧无虑，还因为他的最后一笑是对他的现实的坦白，而我则是榆木脑袋，竟至全然没能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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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黄昏来临，维维卡跟我坐在厨房的桌旁。我盯着面前早已凉了的咖啡。屋里很静，偶尔传来室外孩子们戏耍的声音。
“你知道吗，尼尔，”维维卡打断了我的思绪，“当初你要是接受了那份工作——一份你顶多喜欢上一个星期的工作，全家人的日子就会更凄惨——假如你接受了它，我发誓我就离开你回瑞典去了。”
停顿。
长时间的沉默。
“回瑞典，你是说？”
“对。总要有个限度。我真会走的。我说话算数。”
“嗯……听起来像个好主意。”我若有所思地抬起头说。
“什么？”她的脸腾地红了。
“不错，瑞典，”我说，慢慢地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我有一个迷人的想法。没问题。咱们都走。”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似乎已经看到了斯特赖得威根码头那整齐排列的桅杆和晃动的船只。“对，瑞典。”我点点头，进一步激动地讲述我的想法。“……给那个他们一向鼓吹有良好秩序的社会民主输入一些坏东西去。”
“尼尔，你是当真的？”她大吃一惊。我向门外走去时她在后面紧随着问我，脑子一下子被我的话搅乱了。“现在就打行李吗？”
天已经暗下来。太阳从山边悄然落下，空气中透着腐烂树叶的潮湿和春天来临的气味。这时候索斯基家的拖拉机停了，山上一片惬意的宁静。我听见了树上的鸟鸣。春天的鸟……好像刹那间一切都变了。四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我的确可以选择。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回瑞典，另起炉灶……或者，把伯尼·考夫曼的作品重新润色，或者说是为原作者遗作润色……或者，也可以说最好，专心致志完成我自己的《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可以依然呆在古伯斯威尔，就坐在这里听凭四季更迭，然而心中有数，这一次对重大事件我将有决定权，而且说话算数，决不食言……我依然可以坐在这里呼吸花的芳香，然后到林子里散步，然后继续创作，也有的时候什么也不干——但是却有本质的不同。这一次将是真正地过日子，顺其自然而不再拼命，不再自暴自弃一事无成。我不再等候别人的挽救。不再期望奇迹发生。
选择。选择。所有的选择一下子变得如此迷人……而我的需要不过是小小的帮助。是一句鼓励的话。治安维持会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哪里？我试图唤回这群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的家伙，但是没有成功。我又试呀试……难道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吗？难道我真的医治好了，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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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笑声中的痛苦——利伯尔曼的行为悲喜剧
罗伯特·霍华德·利伯尔曼是一位极有文学天赋的美国文学家。与索尔·贝娄、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等著名作家相比，他当属年轻的一代作家了。利伯尔曼1941年2月4日出生在纽约市，父亲是一位律师。1965年他与一位名叫格妮拉·罗森的舞蹈教师结婚。
比起多数作家来，罗伯特·利伯尔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学的专业是工科而不是文科。1962年他毕业于布鲁克林工学院并取得理学士学位；1965年获马萨诸塞州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65年至1966年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年。在专门从事写作之前的15年间，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65年至1966年在瑞典学习期间曾任数学教授职；1966年至1967年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贝休恩一库克曼学院任数学教授；1967年应聘于香港国际学校，任数学系主任；1968年回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学院任物理教授；1968年至1969年、1969年至1972年分别任纽约州依萨卡学院的物理教授和数学教授；1975年至1979年任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工程学教授；1979年后不再任教，专心从事写作。
到80年代初，利伯尔曼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文章及短篇小说百余篇。这四部小说是《重建天堂》，1974年；《崩溃》，1979年；《宝贝》，1981年；《弟兄们》，1982年。
尽管利伯尔曼具有多年的理科教学经验和丰厚的科技知识，但他并不想写科幻小说。他说，“我最关心的是人，是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才是我的创作主题。”
利伯尔曼承认自己不是文科出身，并称自己开始写作时“近于文盲”，即便在大量作品出版之后他认为自己也只能算得上是个“半文盲”，但是自己对于创作的热情始终不减。在与锡拉丘兹美国先驱报评论家凯斯谈起写作的初衷时他说：“开始写作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图书馆找不到好书可读，我更愿意与经典作家相比。”他还在其它场合做过如下表述：“我希望有人读我写的东西。钱是次要的。如果是为了捞钱，那我的兴趣怕是至今仍与老朋友一起搞我的工程学。”
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重建天堂》，说的是阿诺德·马克维茨和他的瑞典裔妻子及两个儿子的故事。马克维茨一家住在纽约北部风景秀丽的马克维茨山上。一个土地开发商突然来到此地，打算在山脚下建一个大型商城。阿诺德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与土地开发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纽约时报·图书介绍》的评论家马丁·利文称这部小说是“行为悲喜剧”，因为利伯尔曼用幽默的形式讲述了一个被逼入绝境的家庭的故事。利文写道：作者“用一双锐利的眼睛看透矛盾，用幽默伴随绝望事件的始终。”
《宝贝》是利伯尔曼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十分离奇的故事。一位体弱多病的老处女，图书馆管理员，生下一个金发儿郎，他有一副非同一般的好嗓音。利伯尔曼通过大胆的想象创作出一个通过孤雌繁殖生产下一代的离奇故事，故事的怪诞性超出了一般的魔魇或凶杀类故事，在文坛上确实激起了波澜。
《崩溃》是他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黑色幽默式的“行为悲喜剧”。
故事发生在美国70年代。当时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50年代麦卡锡的反共思潮给全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60年代的反越战以及70年代的石油危机等历史阶段。社会的动荡造成失业率上升。小说主人公尼尔·努德尔曼原是古伯斯威尔大学的数学教授，家中有瑞典裔妻子和两个男孩，一家人住在古伯斯威尔市郊的山上，过着幸福的生活。三年前因学校减员，努德尔曼失去了工作。这三年他不但失去了经济来源，遭受着窘迫生活的压力，而且还失去了社会地位，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变成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受人唾弃的可怜虫。在走投无路之时一位朋友介绍他给一富人家房子的墙上开一扇窗户。他到达之后才发现房子的主人是他原先在古伯斯威尔大学的一位同事，一位知名教授，他们在大学时就合不来。他本来打算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他不想在旧同事面前失去人格，但是50元钱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家人一周的生活，因而便硬着头皮进去了。教授不在家，只有教授的母亲在，但她是一位十分挑剔刻板的德国人。他终于被她的唠叨与斥责折磨得受不了。窗洞虽然开了，窗户也安上了，但是安得不正，此时教授也回了家，并且认出了他是谁。他羞恼之下把玻璃窗捣得粉碎然后愤然离去。他不但没挣到那50元钱，还受到警察局的通缉。
他幸运地得到一份当捉刀人的工作——替一位公司老板写自传体小说。搞文学创作需要有安静的环境，但是他的邻居索斯基家的那个极其捣乱的儿子乔治偏在他家房后用高保真音响放摇滚乐，而且把音量调到最大。由于他提出了抗议，因而招致两家更大的不和，邻居不仅把他们通往山下的必经之路毁掉，乔治还朝路上开枪玩，使他的儿子放学后不敢回家。更有甚者，乔治还把努德尔曼家周围的树木砍倒，破坏刚刚播种过的菜地……一桩桩类似的事件搅得他一家终日不得安宁，书也自然写不成。这时书的主人——公司老板——来电话叫他去纽约面谈。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在去纽约的路上及在纽约期间他又经历了种种挫折与磨难，甚至被误认为是小偷投进了监狱。书终于写成并寄给了老板，但是酬金却迟迟寄不来。几周后终于得知，原来那位老板是个大骗子，已于两周前因贫困潦倒死在一家豪华大酒店里。此时的努德尔曼真想有一把枪自杀。但是妻儿怎么办？绝望之际他忽然想到带上全家去瑞典寻找新的生活。
《崩溃》的情节与《重建天堂》有很多相似之处。主人公的妻子都是瑞典裔，两个家庭均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家都建在山的高处，而且都居住在纽约州郊区。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作者本人的经历，尽管利伯尔曼在瑞典只呆了一年，但那一段生活经历显然深深地影响了他和他的文学创作。不仅如此，他的作品包括长、短篇小说还被译成了瑞典语在瑞典出版。《崩溃》一书中的努德尔曼先生在绝望时脑中突然闪出的希望之光不在世界上这个最富有的国度美国，而在遥远的北极之国瑞典，那里是他的未来，是他的希望，是他生活的新起点。可见他对那段生活印象之深以及对那个国家的发自内心的爱。
60年代初，当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兴起的时候，美国文坛却出现了政治小说热。如果说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于60年代发表的《兔子，跑吧》未能反映出50年代美国乃至世界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话，那么他的“兔子”系列的第二部《兔子回家》（1971年）和第三部《兔子富了》（1980年）则是典型的政治小说。厄普代克以主人公哈里作为媒介，把60年代的反越战、种族骚乱、反传统生活方式的思潮、70年代的能源危机、水门事件、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等重大政治事件写了出来，说明人与社会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利伯尔曼的上述长篇小说也发表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同样无时不感到主人公的命运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息息相关。当问及利伯尔曼的政治观点时他说他“反对所有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哪个种族，具有哪种政治信仰，是哪种肤色的人。”从《崩溃》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杜撰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这个“维持会”对主人公努德尔曼昼夜监视并定期向“上级”报告他的情况。这个“治安维持会”实际是对当权者的讽喻，也恰恰证实了利伯尔曼“反对所有的政治家”的态度。“维持会”在一号报告中说努德尔曼先生在“最近的言行中流露出对黑人的理解，暴露出他的偏执狂”，“监视对象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在崩溃……他反复强调的‘经济崩溃’、‘教育制度崩溃’和‘社会崩溃’，不过是他拙劣的伎俩。他企图逃避一个事实，即是他，而不是‘社会’，正在土崩瓦解。”作者毫不留情地嘲讽抨击了政客们的荒谬：理解黑人者是“偏执狂”，谁批评社会谁就将“崩溃”。“维持会”的成员不但对他的私生活横加干涉，私设公堂对他审讯，专横地给他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不容他为自己申辩。作者借此无情地揭露了美国政治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虚伪。
利伯尔曼不但反对一切政治，而且反对一切宗教。用他的话来说，他“反对一切宗教，不管是哪个种族的，哪种宗教信仰的，哪种肤色的。”他的这一世界观也在书中体现出来。努德尔曼的邻居索斯基对他家做尽坏事，但是星期日仍然去教堂敬拜上帝。努德尔曼在日记里写道：
星期日上午：索斯基一家去教堂了。古德尼斯神父，不管他叫什么倒霉名字吧，正给他们讲怎样做一个好教徒。告诉他们怎样做一个好邻居吧，这才是你应该告诉他们的！告诉他们怎样做一个懂礼貌、富有同情心的真正的人，你这个愚蠢的敬畏上帝的混蛋！
利伯尔曼不失为幽默大师。书中的一切政治与生活无不以幽默的语言一一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