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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刘易斯·托马斯/译者:李绍明 当前章节:14624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22:45

令时才制造外毒素,那么,这倒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谜。

在第一次登月旅行准备之际,我们都得到保证说,会采取最大的防范措施来保

护地球上的生命,特别是人类的生命,免受可能生活在月球上的不管什么东西的感

染。实际上,最初几次登月,每次完成之后,都进行了挖空心思想出的细致入微的

月球灭菌仪式;宇航员们被戴了面罩,隔在玻璃板后面,送去作四十天检疫隔离,

勿使接触地面,直到我们确认不会从他们身上染上什么。认为细菌在我们周围到处

都是,老想接近我们,吞食我们,毁灭我们,这种想法深深地根植于现代的意识之

中。于是,人们自然会认为,从月球上带来的陌生的细菌会更可怕,更难对付。

诚然,细菌在我们周围当真到处都是,它们构成庞大土壤的起眼的部分,在空

气中也不少。但是,它们当真不是我们的天然敌人。实际上,我们惊异地意识到,

地球上这么众多的细菌种群中,只有这么少的少数对我们多少还感点兴趣。细菌与

较高级的生命形式之间最常见的相遇是在后者死了之后,是在分解复用生命元素的

过程之中。这显然是一般微生物的主要营业、而这与疾病毫无关系。

自然界中,细菌与其后生生物寄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可能比传染病要常见得多,

尽管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你计算一下,有多少生活在各种肠道里的不可

或缺的微生物,在供应着至关重要的营养物质,或提供用以分解本来无法消化的食

物的各种酶,再加上所有那些特殊的细菌——它们生活在许多昆虫的组织里,好像

是其必要的器官;再加上所有的细菌共生物,它们跟豆类植物合作,从事固氮的工

作——那么,营共生关系的整个庞大群体将会使你瞠目结舌。在另一面,人类重要

的细菌性传染病的名单真是短得很。

我想,假如我们关于卫生学,营养学和拥挤状况知道得较少些,事情就会两样

吧。对于没有作好这些事情的那些地方的新生儿来说,事情的确不一样。婴儿死亡

率的最大原因,无疑是肠道感染,由环境污染而传播开来的。然而,随着我们文明

程度的提高,装了上下水道,总的来说,感染已经成为对生命的比较小的威肋了。

现在,在我们有了抗生素以后,威胁就更小了。

但是,甚至在所有这些之前,在到处的情况都一律可怕的年月,在大瘟疫的几

个世纪里,微生物和人之间的战争也从不是真正大规模的事件。往往,那些疾病之

所以凶狠肆虐,首先归因于寄主防御机制的凶猛。麻风,像结核病一样,是极具破

坏性的疾病,但那破坏主要是免疫性的,是由寄主支配的。梅毒中的主要损害,包

括动脉损害,可能还有脊髓痨,是基于,至少是部分地基于针对螺旋体的免疫反应。

今天,有这么多的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剩下的是一系列要紧的疾病,渐趋时髦

的叫法是“退行性疾病”,包括脑脊髓的慢性病,慢性肾炎,关节炎动脉硬化,以

及各种各样由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失调。虽然制约这些疾病的内在机制基本上还是

个谜,但越来越流行的观点是,其中的许多,可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们吃的,

呼吸的,或接触的种种。就像在对于癌症的这么多观念中一样,我们正在从外部寻

找什么东西出了毛病。

但是,一旦我们关于病理学知道得更多些,

论自然的死亡

关于死亡的新书真是层出不穷,以至于现今的书店里要为之开辟专架,跟关于

保健食品和家庭维护的平装书以及性知识手册等并排陈放了。这类书中,有的充满

了关于死亡的详尽信息和执行这一功能的一步步的指导,于是,你可能会想,这是

一种新技术,大家现在都要学习掌握。一个漫不经心的读者一目十行地翻阅时得到

的最强烈印象是,正常的死亡已成了不寻常的,甚至是有异国情调的体验,是某种

只有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才做得来的事情,

你还会被引导去相信,我们是唯一能够意识到死亡的活物,相信,当自然界其

他所有部分的生命循环一代又一代走到死亡这一环节时,那是另外一种过程,是自

动地微不足道地完成的。“更自然些”,像我们所说的。

我家后院的一棵榆树今夏得了枯萎病,几乎一夜之间就立地死亡,叶子脱得光

光的。一个周末,它看上去还是一棵正常的榆树,或许有些地方枝叶有些稀疏,但

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下一个周末,它就没有了,故去了,离开了,弄走了。说弄

走了更准确些,因为树医昨天来过,带了一帮年轻助手和铲车,一枝一枝地锯倒,

弄到一辆红色卡车的后部拉走,每个人都一路小曲儿而去。

一只田鼠,死在一只可爱的家猫的颚下,是我看到许多回的场而。那情景曾常

常令我不忍。一开始,我总要朝猫扔一根棍子,使它放下老鼠。可早就不这么干了。

因为放下的老鼠照例跑一段路然后还得死掉,但我总还要朝那只猫喊叫一些愤怒的

声音,教它知道它这样做就成了怎样的畜生。我想,大自然,乃是可恶的东西。

最近,我就那只鼠的事作了些思考。我想到,它的死难道跟我们那棵榆树的死

一定有什么不同吗?如有不同,那么,最主要的,就是那疼痛的事。我不信榆树拥

有痛觉感受器,可饶是这样,我还是想,假如树有神经末稍——它当然没有——枯

萎病还是较少痛苦的完结方式。可话又说回来,在一只大灰猫的利齿下尾朝下耷拉

着的那只小鼠却是另一回事。你会认为,难以忍受的疼痛,痛彻它小小的身躯。

现在,已有了一些言之有据的理由,让人认为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你愿意,

关于那只小鼠以及它的死,你可以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被捕倒并用牙齿穿

透的一瞬间,下丘脑和大脑垂体细胞释放出肽类荷尔蒙;这些被称为内激素的物质

即时附在另一些专管痛觉感知的细胞的表面上;这些荷尔蒙有鸦片一样的药理性质;

于是没有痛苦。于是,小鼠似乎总是懒洋洋地耷拉在猫的颚下,被放翻时总是那么

安静地躺在那儿,不经挣扎就死于自己的创伤。如果能够抽动,小鼠就会抽动的。

我不知道这一说是不是真的,即使它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怎样证明它。也许假

如你能足够快地赶到那儿,施用那路克松(Naloxone),一种特异性吗啡对抗剂,

你就可以阻断内激素,从而观察到疼痛的重建。但这样的事我不愿意作,也不愿意

看到。我想,对此说我还是听之任之,作为关于让猫吃掉的小鼠的惬意的猜想,或

许还是关于死亡的普遍猜想。

关于死亡,蒙田有一个想法,是根据他自己从马上摔下来的事的详细回忆作出

的。他伤得很厉害,同伴们都以为他死了。大家哭着把他抬回了家。“浑身是血。

涌出的血染遍全身“。他记得那整个插曲,只是不记得”死了两小时“那一段。他

的记忆充满好奇:

我的生命似乎就悬在我的唇间。我按部就班地合上了眼晴,似乎便于

把生推出去,甘愿地沉于怠惰,放自己走。那个想法只浮在我灵魂的表面

上,像其他的一切一样脆弱,可当真不但没有沮丧,却是混有那甜蜜的感

觉,那是曾让自己滑入睡眠的人们有过的。我相信这是许多人都有的同样

状态,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是在死亡的痛苦中一命呜呼。我坚持认为,我

们怜悯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为了习惯死的念头,我发现没有比接近它更

好的方式了。

后来,在另一篇随笔中,蒙田又回到这一话题: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死,可别麻烦自己;大自然会一下子完全足够地

教给你;她会准确地为你做那事;不必为那事烦心。

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场面是在冲绳。那是在登陆的早期。一辆吉普车撞了辆运兵

卡车,几乎把自己撞扁了。吉普车里有两名宪兵,被弯曲的钢铁卡住了,都受了致

命的伤,只露出头肩部还能看到。在人们用合适的工具试图把他们撬出来的时候,

我们交谈了几句。出了事很抱歉,他们说。不,他们说,他们感觉还好。别人都没

事吧?其中一个说。那好,另一个说,那就不用急了。然后他们就死了。

疼痛有助于规避,在有时间逃开时有助于逃开,但如果事情已到终局,又不能

悔招儿时,疼痛就很有可能被关闭,而做到这点的机制绝妙地精确和迅速。假如要

我设计一个生态系统,其中的生物必须依彼此为生,而死亡又是生活的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途径来控制这件事。

远 游

我未曾有一分钟相信过,人类的惊奇已到了尽头。只有极其见多识广的科学家

们才反复争辩说,在有了分子生物学和宇宙物理学之后,关于物质,是没有多少好

了解的了。仅有的例外,他们总是补充道,是人类意识的本质。而他们总是又补充

道,那个嘛,由于测不准原理,是我们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如此处

于生命的核心,于是,在我们观察它的时候,它不可能安坐不动。

可是,或许有什么门路能超越这些。事情的结果可能是,意识这一机制可能广

泛得多,不但我们有,生物圈互相联系着的其他生物也都有。这样,由于我们或许

不那么绝对处于中心,我们说不定能够看看它,但对于这种神经生物学,我们将需

要一种新的技术;在这种研究中,我们很可能发现,还有无穷无尽的惊奇延伸在我

们前头。当然,永远假定,我们还在这儿。

为排近忧,须依赖科学家们的帮助。但为谋远虑,却只好仰仗诗人。我们应该

学会更逼近地询问他们,更仔细地倾听他们。说到底,诗人是某种科学家,但致力

于一门定性的学科,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度量的;他生活于其中的数据是不可

数的,而他的种种试验只能作一次。按照定义,一首诗里的信息是不能复制的。诗

人的试验牵涉到辨别撞入他头脑的事物。他的技巧包括迅即决定哪些该保留,哪些

该摒弃的能力。他检查和挑选撞入头脑的东西,寻找遥远的相似性标志,寻找远距

离的联系点,找到一些小小的不规则,表明这一个实在就是跟那一个一样,只不过

更重要些。在作这些时,他跟科学家是等同的。他精确地度量诗节,把一块块宇宙

准确地拼起来,拼凑成的几何构形像品体一样美丽,一样均衡。音乐家和画家聆听,

然后把听到的誊录下来。

我希望诗人能够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回答。但是,这就做要求宇宙物理学家

扳着指头计算,而由我们在一旁观看那计算过程。我想知道的是:在当今时代,我

对大地应抱有怎样的感觉?旧日的大自然哪里去了?世界那浑莽的,翻滚扭动的,

不可理喻的大块生命现在何处,我们旧日的惊恐震怖的兴奋如今何在?不过50年的

工夫,从我是个郊区小镇的小男生到今,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钢铁和塑料的结构,明

白易解,在往小里榨;我的天地,曾是纽约城郊一个迷魅的枫林中的小村,现在是

整个儿地消失了。树什么的,都没了,现在,它是一个由公寓楼组成的合胞体,绽

发出一个水门汀的母体,横被充塞了那一地区,那地方本来有二万五千人走在草地

上。现在,我住在别一个,更遥远的市镇,街道旁有树也有草坪,而到夜晚,我却

听得见水门汀的声音,像上涨的潮水一样涌来,沿朝晖公路从纽约逼来。

如果你飞绕地球并一直朝下看,你会看到我们已无处不在,到处插足安家。所

有土地都已耕耘,所有山峰都已爬遍,而且正在被覆盖以钢筋水泥和塑料;有些山,

像阿巴拉契亚山系,干脆像树一样被伐倒了。鱼类被全部网罗起来,加以驯养、被

养殖在水下围起的渔场上。至于走兽,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塑料袋装它们的尸体;

不久,唯余的幸存者将会是用以喂养我们自己的午羊,屋子里的阿狗阿猫——在尚

有鲸鱼肉可食的时候,它们靠鲸鱼肉喂养。还有耗子和蟑螂,外加数种爬虫。

有翅能飞的昆虫正在消失,还有鸟蛋里的钙质,连同鸟类。

我们已征服、支配了自然。从今以后,地球是咱们的了,成了我们的果园菜园,

直到我们学会自己制造叶绿素,把它们放进塑料的膜里放飞到阳光里。我们将在珠

穆朗玛峰上建造斯卡斯代尔城(Scarsdale)。

我们会将一切都置于控制、管辖之下。然后我们作什么呢?在那些个长长的星

期六下午,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对话者,那我们还能作什么?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如今才忙着加紧细察火星那黑暗的两侧,探测那因看

上去没有生命而面目丑恶的不毛之地。我们就像在察看导游图册的一家子。

此事未免有点过分之处。由于我们的庞大数目,还由于我们这么快地发展了能

让全球的人彼此亲自听到看到的人工器官技术,我们越来越顾影自怜。听到我们思

想,你会认为,地球上除了我们,别无有意义的东西了。

或许我们应该尽力离开这地方,至少离开一会儿,换一换场景或许能给我们带

来老大的好处。

可麻烦在于,近处的所有行星都是不毛之地,说不定我们的绿拇指会很不走运,

不能够在火星上或泰坦(Titan, 土星最大卫星)上创造或维持顶顶微弱的生命。

还有什么会阻止我们到别处,更远处寻找?假如我们能学会御太阳风而行,我们就

可能在那儿扬帆,抢风掉向,驶到风息处,练练自由降落,整天练,寻找重力,追

逐幸运,碰碰运气。那会像是从前的日子。

论瞎鼓捣

当你面对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比如一个城市中心或一只仓鼠时,觉得其

中有些东西你不满意而急于修补,你可不能简单地一步闯进去动手修补。这样作是

不大可能对它有所助益的。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世纪令人痛苦沮丧的事情之

一。 杰伊·福雷斯特(Joy Forrester)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说明,他用计算机模

拟城市,做了一些模型,用来阐明,不管你依据常识提出做什么,你将几乎无可避

免地使事情更糟些而不是更好些。从外部鼓捣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你就几乎一

定是在冒险,会在某一边远的部分引起你意想不到的灾难性事件。假如你想修补什

么,你首先必须详尽地了解那整个系统。对于很大的系统来说,你不能不借助很大

的计算机做这种理解。即使理解了,最保险的方针似乎还是站在一边挥手,而不去

触动它。

干预乃是引起麻烦的途径。

假如真是这样,这就提示出对付城市问题的新的门路。这是从实验病理学的角

度提出的:也许,有些出毛病的东西,是某人努力帮忙的结果。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化了。这意味着,不要闯进去到处改变什么,而试试小心

翼翼地探进手去,只是把干预者驱除出来。

辨识、分离并驱除捣乱者,乃是现代医学的营业,至少在纠正由可辨识的微生

物引起的疾病时是这样的。把一个处于解体的城市比之于一个生病的有机体,这并

非想象力过了头。以梅毒为例。在旧日的医学,在识别出微生物致病机理以前,一

个处于晚期梅毒的病人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复杂系统。没有任何单一的、可分离的原

因。那时,医学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瞎鼓捣。不妨试想,假如我们已知道了现代医

学的全部,只是不知道微生物感染和螺旋体,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那么,这一比

拟会更加令人瞩目。我们会对种种事情进行干预。通过某种集体心理疗法,去纠正

由于麻痹狂而来的思维紊乱;心脏外加主动脉移植以对付心血管梅毒;开出免疫抑

制剂来防止脊髓痨中的自动免疫反应;从肝中摘除梅毒瘤,等等。我们甚至还会疑

心, 在这一特别的“多因素” 顽症中,还有紧张在起作用,由此会生出各种关于

“整体论”解决方法的建议,从家庭环境的改变,直到白宫关于空气污染作用的调

查委员会。要是在从前,我们会忙活着放血,拔罐,泻下,像我们确曾作过的那样。

或者画符念咒,或像萨满巫师那样当众跳大神,一阵阵昏倒在地。什么法儿都想得

出来,为的是给整个身体带来一线转机。

这些是未有科学之前的年月里医学干预的经典例子。毫无疑问,这些方法大多

数害大于益,画符念咒可能算是例外。

当然,梅毒的问题现在是简单了。由于确切地知道了螺旋体是捣乱者,所以,

你要作的,只是小心地伸过手去,清除这种微生物。假如你能足够快地作到这一点,

在整个系统被震坍成碎片之前,系统会自我调节正常,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在社会系统病理学上,事情无疑更复杂些。可能不只涉及一个捣乱者,也许会

有整整一群,没准儿还会有一整个捣乱的系统渗透到了你试图修补的那个系统的方

方面而。假如这样,那么,问题也相应地困难些,但仍然有法可想,一旦你找出那

个干预的事实,它就是可以解决的。

有人或许要抗议,说我这样作,是在编制一个新型的假想敌名单,为一些自发

的病理事件假想一些外部的因素。难道复杂的社会系统本质上不会不借外因而自发

地出毛病吗? 且看人口过剩问题。且看卡尔洪(Calhoun)的有名的模式。那些生

活拥挤的老鼠种群和它们的恶性社会病态、全都是它们自己的行为偏斜造成的。我

的回答是:否。你只需要找出那捣乱者,在这个事件中,就是卡尔洪教授本人,那

么,那个系统就会自我纠正。那些老鼠的麻烦,不在于生活拥挤的老鼠有着出毛病

的内在趋势。它们的麻烦,在于那些科学家,他们把那些老鼠带离其广阔的天地,

把它们放进了一个过于狭小的箱子。

我不知道纽约城的卡尔洪们是谁,但在我看来,似乎有一个不过分的建议,就

是找出他们,确认他们,然后把他们干净利落地除掉。没有他们和他们的干预,这

个系统会良好地运转,也许不完美,但在其中过日子还是可以的。

有一长列疾病,医学上叫做“原发性的”(idiopathic),意为我们不知道它

们是什么引起的。现在,这个名单比从前短多了。百年以前,伤寒热和结核性脑炎

等常见的传染病都被归入原发性疾病。最初,当这个术语首次进入医学语言时,它

跟现在不同,曾有着高度的理论意义。当时人们认为,大多数人类疾病是原发性的,

归咎于这样那样的内装的缺陷,是某种体液出了什么差错。“原发性的”一词,顾

名思义,是指某种有自己的根源的病,一种原发的,没有任何外在原因的病。随着

医学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本世纪医学的发展,这类疾患的数目日见其少,于是、这

一术语也失去了原来的教条意味。我们现在使用原发性一词,仅仅指称,某一特定

疾病的原因尚不知道。极有可能,在我们跟医学科学结束关系之前、走运的话,我

们将会发现,所有种类的疾病都是某种捣乱的结果,而再也不会有什么原发性疾病

了。

假以时间,加上更多的运气,社会科学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论委员会

自我的标记不可逆转地、毫不含糊地配置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不论我们聚会成

团体或独自散步,都一样。实验室之外,谁也无法知道任何别人的独有的免疫标记,

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嗅出各个人的外激素区别。因此,我们据以彼此分别的,唯有行

走的姿态、声音,写信的方式,转头的方式等。我们在这事上不会出错。没有人真

正很像任何别的人;这儿那儿偶有相似者,但没有确切的复制品;我们是40亿各各

独特的个人。

于是,当委员会集会时,每一个成员必定是一个演员,不可控制地扮演着自己

的角色、读着据以识别他的文字,宣称他的身份。这件事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

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多少机会作成别的事了。许多委员会在某一年被任命,然后一

直工作好几年,直到下一个十年期,可除了每个成员的这些连篇累牍、无法打断地

展示自己的持有行为标记外,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

假如不是每个个人有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委员会将是个令人惊叹的进行集体思

维的发明。可这种强制性行为是存在的。我们似乎是设计好的、编了码的,就是要

把个人放在最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干这事,不管代价如何,即使它意味着

整个群体受伤致残也在所不惜。

这当然是民主制度背后的思想动力。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制度竟然运转,更不

用说运转良好了。个人是真正的人类财富,只有他得到了良好的培育,能够充分表

达其个性,他才能对社会有充分的价值。像许多吸引人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也是

古老的本色中国货。诚实是最为个人的品质。团体和社会不能拥有它,除非一个个

凡人拥有它。这就是文明进程的艰难之处。

但个性可能被过分地伸张。你在委员会中几乎总能看到它。有一些非常古老的

字眼用来批评过分地展示个性。如果某个人太不合群,过于索寞,跟人老死不相往

来、他的行为被称为独行(egregios)。这曾经是个好词,意为出类拔萃,意为特

出、独到。然而、通过语言学上的词义转贬过程、这个词具有了反社会的意味。个

性太强的人被称为怪异, 奇怪,乖张,最坏的词是白痴(idiots),来自idios,

最初的意义是个人的或私人的。

如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组织日趋复杂、数目众多的我们越来越密集地装

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严肃得要命。当需要预言未来时、就更是如此。我们每

一个人都本能地知道,有一项责任是不能信任地交托给任何单个人的;我们必须一

道来作。

由于前头的种种问题都很紧急、老式的标准委员会近年来设计出种种变体,以

便更好地进行集体思维。现在,有了头脑公司,这是委员会和工厂产下的杂种,是

专营思维的公司。有了政府委员会和董事会,其成员被召集到华盛顿,奉命坐下,

去思想出集体思想来。工业企业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恳谈小组,在这里,执行人员坐

满一屋子,互相拍桌子瞪眼睛大喊大叫,希望激发出新的想法来。可是,旧有的麻

烦依然存在:聚在一起进行集体思维的人们首先是一些个人,需要表达自我。

避免这一麻烦的最新发明是达尔菲技术。这是本世纪60年代的发明,是兰德公

司人的点子,他们不满意委员会为将来制定计划的方式。这方法听起来有点简单而

傻气。其法是不召集会议,而是向小组的成员分发问题单,每个人把答案写下来,

悄没声儿地寄回来。然后,这些答案再散发给所有成员,要他们重新考虑,注意别

人的不同意见之后,再次填写问题单。如此这般。通常三个循环足矣。那时候能够

达成的一致意见达成了,最终的答案据说是基本可靠,并常比第一轮更有趣。在此

法的某些变体中,参与者在提供答案的同时,也引入新的问题。

得知达尔菲方法竟然可行,有时效果还极好,我们几乎感到大丢面子。人们的

第一反应是愤慨,认为这又是一个社会操纵、社会科学圈套的例子,是行为控制。

但后来,大量例证说明这一技术当真行之有效。而对这一例证——至少在工业

和政府的未来预测中——人们一定要从中找出些好的东西。

也许,这方式究竟能既保留个人及其全部自我,同时又把头脑联系起来,以便

使小组能进行集体思维。简言之,这是两全其美的方式。

达尔菲方法的实质,是真正安静而多思的对话。对话中,每个人都得到聆听的

机会。闲谈的背景噪声,反复出现的虚荣的声震,从一开始就消除了。有了思考的

时间,没有了话音,因此也没有提高嗓门的叫喊。这样看来,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发

明。达尔菲之前,委员会开会时,真正的聆听几乎总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成员的功

能都是讲话。其他人讲话时,每个成员都在忙活着思考,下一个轮到他时该说些什

么来支撑自己原米的立场。委员会真正做的是辩论而不是思想。把要求得分、引导

讨论、保全面子、博取喝彩、压下反对者的叫喊、吓退反对者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

除去,一组聪明的人得以坐下来安静地思考。这个主意不错,我很高兴它可行。

达尔菲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显然暗示了它起的天启预言的作用。最初的达尔

菲(Delphi)是阿波罗的所在、而阿波罗是预言之神。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些最优

良的希腊品行、如节制,稳健、细心,注重律条和慎重等的来源。实际上,从词义

学上来讲、阿波罗一开始可能是个委员会。阿波罗(apollo)一词(或许足有关的

词apello)最初意为政治的聚会。人们一定很早就认识到,大众的会议对于考虑下

一步该怎么办是很重要的,对人类社会是基本的,因此需要融入神话,而且要创造

出一个司命之神,于是产生了阿波罗,多利安人(Dorian)的预言之神。

人们并不真的认为,达尔菲的女预言家发布关于未来问题的明确回答。相反,

她的宣布常常含有像《易经》一样的模棱之处、其设计也同样提供多种选择,让人

可能从中挑选。她象征的更像一个委员会的议程。当她狂迷而倒在鼎上,喃喃着模

棱的话语时,她成了今天的问题单。细节的描述涉及对预言者声明作出的详推细勘,

那是exegetai(诠释者)的任务。那是个公民的委员会,部分由雅典的公民选举产

生,部分由达尔菲预言家任命。这个制度似乎在长期内行之有效,构成了希腊宗教

的法令和法律基础。

于是,今天的达尔菲代表着一个改进了的古代社会设计,对委员会的程序作了

新颖的修正,这一程序制约着一组组的人们,让他们更安静地想,更安静地听。这

方法作为正式的程序看似新鲜,其实非常古老,也许跟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因

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总是我们作出决定的方式,尽管总是以散漫无章的方式进行。

我们把话传开;我们冥想不同的人会怎样论述这个问题;我们读诗;我们默想文学;

我们播放音乐;我们改变主意;我们达成谅解。社会是这样演进的,不是靠大声喊

叫彼此压倒,而是靠独有的个体互相理解的独特能力。

大脑里的扰频器

语吉学家在理论问题上有很多争论。他们也应该争论。可以想见,那些穷其一

生来参悟语言之谜的,就是说、要整个儿理解人类的学者、会经常各执己见,甚至

弄得烦燥易怒,彼此不耐烦。叫人更为忧虑的是,他们比其他学科的同行们争吵得

更多。

而对语言学家,特别是那些担当哲学家之任的大学问家,有一个很难的技术问

题:他们不得不用来进行研究的唯一工具,正是他们欲加研究的那个系统。这位得

他们特别容易遭到自海森堡以来物理学家们牢记不忘的那种危险。语言学家越接近

问题的核心,就越需要用正在操作的那一机制来审视那个机制;难怪在问题的答案

似乎伸手可得的时候,它就突然抽搐,震颤,在一片烟雾中逃之夭夭。

你可以在某些有关语言的书中看到这一现象。在那些其作者本人并非科班出身

的语言学家、因而小心翼翼的书中,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些作家是从局外进来向大

众解释一些事情的,因而他们总是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文章本身突然间变得极

难理喻,解体为无意义的废话。这种事通常是在语言学逻辑的要点业已阐明,转换

语法的基本想法经过了解释,是不是一些语言比另一些更“复杂”这个问题得到了

论述,对句子作深层分析的数学技术已充分描述了之后才发生的。用这么多有力而

有用的信息装备起来,非专家于是勇往直前,不知道他此刻正在跨越边境,进入一

个未知的,或许是不可知的国土,然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不太清楚在通讯的这一阶段上发生了什么。我愿意相信,信息的传输机制出

了什么毛病,一经传输,给读者的就成了废话。但这一点上我可能错了。也许那究

竟是平直清晰的散文,而问题出在我这头,出在我的脑子里。也许我没有为这种讲

话而设的感受器。

或者,信息进入时我把它改变了,但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这样作。

在其他场合,在一些不牵涉语言学的事情上,我有过问样不受用的疑虑。有一

位耐心而文雅的数学家曾给我解释过哥德尔定理。正当我要整个儿接纳它、不住地

点头欣赏,赞叹这整个思想之美时、我突然听到水银质的墙中开关啪嗒一响,那思

想一下子在我头脑里变成了废话。听电子音乐时我有过类似的体验、而在阅读诗论

的时候还有过更糟糕的体验。那体验不像是抹掉数据或失去兴趣或走了神儿,决不

是。其时,我的脑子如有异常,那便是更加警觉,热切地抓住每一个语句,可尔后,

开关一下子关上了,而进来的则转变成深不可测的密码。

这使我对大脑,至少是我的大脑,有了一种说法。我相信在大脑的什么地方,

可能在右半球、有某种中枢,它有种扰频作用,类似那些装在政界要人电话上的电

子装置,它能把所有机密的语句即时转变成无意义的噪音。

也许,在涉及语言的情况下,需要秘密。可以想见,假如找们对自己的所作所

为有某种全面的、有意识的理解,我们的语言就全沦为永无休止的磕哪巴巴,甚至

会成为一片死寂。 要驱除那些最简朴的句子,可爱的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Levens)式的句子,比如,“那人回答道,事情就是那样,在蓝吉他上变了样,”

是心智上不可能作到的。作这种事,监测所有的肌肉,紧盯着句法,警惕由语序的

最微小变化而带来的语义灾难,留心声调,还有眼角嘴边上的表情,最要担心的是

说出什么无意义的东西来的危险,作到这些非常之难,要比由你负责自己的呼吸,

被告知要使用你的有意识的头脑照管那一功能,每下妹妹没完没了,还要难。

大脑里的扰频器会是一个保护性装置,保全娇弱的语言机制中枢免受敲敲打打

的修补和暗鼓捣,屏蔽心灵,不让它接触它不想卷入的信息。

你可能认为,假如在大脑的一部分有一个神经原扰频器、那就应该有某种系统

地安装了的反扰频中心。在另一个额叶的什么地方,能够把解体了的信息复原成近

乎本来的次序。我怀疑这一点。我承认,大脑不大可能冒险使自己充溢完全无意义

的噪声,但我想更可能的是,像言语的真正性质这样的真正深刻而危险的被扰频了

的想法,被整合成了不可辨认的愉快的体验,如闲谈或音乐或睡眠。有些人,身手

极快捷,能捉住倏忽而过的思想,不等它们消失进扰频器就逮住它们。史蒂文斯那

样的诗人就有这等素质。但在我们大多数人,事情是在看不见处自动完成的,而我

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句读短笺

关于标点,并没有确切的规则可循(福勒,Fowler,提出了一些一般意见(鉴

于英语散文写作的复杂情况,他已尽其能事了(比如,他指出,我们只能有四种停

顿(逗号,分号,冒号和句号(严格说来,问号和感叹号算不得停顿;它们是语气

的指示(甚可怪者,希腊人用分号作问号(这样,读一个平淡无奇的希腊语问句时,

就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你为何哭泣;”(而不是“你为何哭泣?”(当然,还

有括弧(这的确是一种把整个事情弄得更加复杂的一种标点符号,因为你得计数有

多少爿左括弧,以便肯定地用数目相同的右括弧(但假如弃括弧而不用,只有那四

种停顿,我们便会大大地灵活,比试图用物质障碍隔离所有短语、别句的作法更能

使用丰富的意义层面(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表达的意义可能取得更多的

精度和准确性,同时也将失去语言的本质特性,那就是它的绝妙的模糊性)#####)####)。

逗号是所有停顿中最有用、最好用的。写作时,把逗号安放在适当的位置非常

重要。假如你试图在写完一段话后回过头米把它们安放在引诱你安放的那些地方你

会发现它们会像小鲦鱼一样涌来钻进各种各样的缝隙中你从前没有意识到这些缝隙

的存在没等你反应过来那整个句子变得失去活力被逗号横缠竖捆在作无望的挣扎了。

最好尽可能少用,富于情感地用,只有在每一个逗号需要准确地提出来时才用,运

用得妙,即成佳句。

近年来,我越来越喜欢用分号。分号告诉你,刚刚写下的完整句子容有可商;

需要补充点什么;有时,它使你记起了那种希腊用法。遇到一个分号几乎总比遇到

一个句号让人高兴。句号告诉你,就是这样了;如果你没有得到你需要的或期待的

意义,不管怎样,你得到了作者打算包装发出的一切,现在你得读下去了。可对于

一分号,你便有一种小小的期待的好感;随后还有来者;读下去;事情会更明白些。

冒号的魅力就小得多,原因如次:一,它们给你一种被呼来喝去的感觉,或至

少牵着你的鼻子朝一个方向走,而没人管你的话,你可能不愿意走那个方向。第二,

你疑心自己被卷进了那种句子,它标了号码要列举一些论点:第一、第二,等等,

隐含的意思是,假如不是这样标了序号、你没有足够的聪明跟上这些想法的思路。

还有,许多作家用这一系统时既随便,又不完全。开始是第一点第二点、似乎要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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