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大陪审团成员绕着长方形的会议桌而坐，至少有一半人背对着门。当帕特里克微笑着进门时，他们迅速转过了身。杰恩斯和斯普罗林坐在角落里。两人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初次见到的拉尼根先生。
帕特里克在会议桌下首的证人席上坐了下来，望了望大家。他无需马斯特用提问的方式让他叙述自己的经历，至少不完全需要。在表情上，他轻松自如。这是因为该陪审团将不会对他作出裁决，他已经设法摆脱了任何联邦法律的羁绊。
他从博根的法律事务所着手，讲述了几个合伙人以及他们的人品、委托人和工作习惯，然后慢慢引出阿历西亚。
马斯特让他停下，拿出一份书面材料给他辨认。帕特里克证明它是该法律事务所和阿历西亚签订的合同。这份合同长达四页，但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该法律事务所将从阿历西亚揭发普拉特—罗克兰德公司虚报款项所得的奖励中提取三分之一作为诉讼费。
“你是怎样获得这份合同的？”马斯特问。
“博根让他的秘书打印这份合同，我们的电脑是相互联网的。于是我直接从电脑里印了一份。”
“因为这样，上面才没有签字？”
“是的，签字的那份可能在博根先生的文件夹里。”
“你有机会进入博根先生的办公室吗？”
“非常有限。”帕特里克回答。接着他开始解释博根保守秘密的癖好。这将话题引向他进入其他办公室的情况，引向他运用高科技监测手段进行冒险的动人经历。他由于十分怀疑阿历西亚，因此尽可能收集材料。他自学电子监测技术，监视事务所的其他个人电脑，并留意人们的闲谈，询问秘书和律师助理，搜查打印室的废纸篓，推迟下班时间以便进入那些没有上锁的办公室。
帕特里克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然后要求喝点饮料。马斯特宣布休息15分钟。众人都感到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已经听得入了迷。
当帕特里克从休息室返回时，他们立刻安静下来，急于听他讲下文，马斯特提了几个揭露普拉特—罗克兰德公司虚报款项的问题，帕特里克以普通的字眼作了描述。“阿历西亚先生是很有心计的。他策划了一个通过重复报账嫁祸于总部有关人员的阴谋。公司的费用抬高实际上是他暗中造成的。”
马斯特把一叠书面材料放在帕特里克身边。帕特里克拿起一本，仅仅瞥了一眼，便心里有了数。“这是新海滨船厂1988年6月某星期的工资册。上面列出的84个职工的名字全是虚构的，累计骗取金额7.1万美元。”
“这些名字是怎样虚构出来的？”马斯特问。
“当时新海滨船厂有8000职工。他们挑出一些普通的姓名——如琼斯，约翰逊，米勒，格林，扬——再变换首字母。”
“该厂一共虚报了多少工资？”
“按照阿历西亚的诉讼材料，该厂四年多来一共虚报工资1900万美元。”
“阿历西亚先生知道这事吗？”
“知道，这是他实施阴谋的手段。”
“你有什么根据？”
“请听录音磁带。”
马斯特递给他一张纸，上面编有60多盘录音磁带的目录。帕特里克仔细看了一会儿。“我想应该放17号磁带。”他说。负责掌管那箱磁带的律师助理取出17号磁带，把它插入桌子当中的放音机。
帕特里克解释说：“这盘磁带录下了两位合伙人——杜格·维特拉诺和吉米·哈瓦拉克——于1991年3月3日在维特拉诺的办公室的谈话。”
放音机开始转动，众人等待里面传出声音。
第一个声音：他们怎么能虚报1900万美元工资？
“这是吉米·哈瓦拉克。”帕特里克迅速说。
第二个声音：这并不难办到。
“这是杜格·维特拉诺。”帕特里克说。
维特拉诺：该厂每年发工资5000万，四年即为两亿。他们只需多报10％就行了。这混在文件堆里是看不出来的。
哈瓦拉克：阿历西亚知道吗？
维持拉诺：岂止知道？这是他实施计划的手段。
哈瓦拉克：我怎么听不明白，杜格。
维特拉诺：这是个骗局，吉米。他说的一切都是骗局。什么虚报工资，多开发票，重复登账，全是骗局。一开始，阿历西亚就设好了圈套让他们钻。他所在的公司恰好早就对这种骗取政府钱财的行为习以为常。他了解公司的内幕，了解五角大楼的内幕，于是巧妙地制订了这个计划。
哈瓦拉克：你是听谁说的？
维特拉诺：博根。阿历西亚向博根透了底，博根又向参议员先生透了底。我们只要瞒住不说，坚持干下去，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随着数年前帕特里克剪辑的磁带停止转动，声音终止了。
所有的陪审员都盯着那台放音机。
“我们能不能再听几盘？”一个陪审员问。
马斯特耸耸肩，望着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说：“我看这是个好主意。”
接下来他们听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录音磁带。帕特里克作现场讲解，并不时进行精彩的点评。那盘录有小会议室争吵情况的磁带作为压轴戏最后播放。他们听了四遍才罢休。6点钟，他们从附近的一家熟食店订了晚餐。
一直到7点，帕特里克才得以离开。
他们用餐时，马斯特详细介绍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宣读了联邦的几项有关法律。由于磁带已经录下了活生生的罪证，没有人对阿历西亚等人的阴谋提出怀疑。
8点半，联邦大陪审团一致同意控告本尼·阿历西亚、查尔斯·博根、杜格·维特拉诺、吉米·哈瓦拉克和伊桑·拉普利犯有诈骗罪。如果罪名成立，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和5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
参议员哈里斯·奈暂时没被列在指控的范围之内。这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斯普罗林、杰恩斯、马斯特的计划是，先抓小鱼，再迫使他们做交易，招供出大鱼。因为拉普利和哈瓦拉克与查尔斯·博根有矛盾，他们将首先向这两人进攻。
9点，联邦大陪审团休会。马斯特同联邦执法官会谈，布置明天一早的逮捕事宜。杰恩斯和斯普罗林则乘坐新奥尔良的晚班飞机返回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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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来该法律事务所后不久，曾办过一个车祸的案子。事故地点在斯通县境内的49号公路，靠近威金斯。我们的委托人沿公路朝北行驶时，刚好一辆平板卡车从县级公路开出来，与他们的汽车对撞，事故是严重的。他们一家三口，丈夫当场丧命，妻子受了重伤，坐在后面的孩子也断了腿。那辆平板卡车隶属一家造纸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了重保，所以这个案子是有潜力的。该法律事务所把它交给了我。由于我新来刚到，干得很卖力。显然，事故责任在那辆平板卡车，但是它的司机没有受伤，声称我们委托人的汽车超速。于是当时的实际车速是多少，就成了办案的关键。我方事故分析专家认为是每小时60英里。这个速度不能说是太快的。49号公路限定时速在55英里之内，但实际上每个人行车都至少超过60英里。当时我的委托人是去杰克逊走亲访友，用不着那么匆忙。”
“而那辆平板卡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所雇请的事故分析人认为，当时的实际车速是每小时75英里。这种分析当然对我们极为不利。任何陪审团都会对超过规定车速20英里皱眉头的。我们找到了现场第二个或第三个目击者作证人。他是个老头，81岁名叫克洛维斯·古德曼，一只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只眼睛怎么样？”桑迪问。
“还能看东西，但视力多少受影响。他依然在开车。那天他驾驶着1968年出厂的雪佛兰牌轻型货车在公路上行进时，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旁边超了车。然后，等他翻过下一个坡，正好看见事故发生。克洛维斯是个心肠很软的老头。他一人独居，亲属多年没有来往，这场可怕的事故令他大为震惊。他想帮助受害者，后来见插不上手，就离开了。回家后他未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后来他告诉我，整整一星期他没睡好觉。
当时，我们听说后面又来了几辆车，其中一位车主还录下了事故现场。救护车、警车、消防车都来了。交通堵塞，车辆排成了长龙。人们感到厌烦。嘿，这一切全录了下来。于是我们借来了录像带。一位律师助理反复观看，记下了画面上所有的汽车牌照号码。然后他据此找到车主，看其中有无证人。正是这样，我们找到了克洛维斯。他说，事实上他目击了车祸发生，但是一谈就恶心。我问能不能去他家拜访，他说可以。
克洛维斯住在威金斯郊区一幢很小的木板房里。这幢房子是战前他和妻子盖起来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这样。那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有两个孙辈，一个住在加州，另一个住在哈蒂斯堡附近，两人都和他很久没有见面。这些情况我是在和他的闲谈中获知的。克洛维斯是个孤寡老头，开始免不了要发几句牢骚，好像他不相信律师，不愿浪费时间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时候，他就给我烧水冲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们坐在他家阳台的摇椅上，天南海北地乱扯，就是不谈那场车祸。幸亏那天是星期六，我赔得起时间，不用担心办公室有事。他很健谈，大萧条时期、战争，都是他喜欢谈的话题。谈了几个小时后，我忍不住提起那场车祸，他顿时不吭声了，现出痛苦的样子。他轻声告诉我，他还是一想起这件事就恶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况，但眼下说不出口。我问死者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他的车速是多少。他说自己开车以来不会超过每小时50英里。我要求他对死者的车速作个估计，他只是摇摇头。
两天之后，我又顺道去拜访他。那时已到了下午时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阳台，听他讲战争年代的故事。不一会到了6点钟，他说饿了，进而说喜欢吃鲇鱼，问我有没有兴趣与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时单身一人，毫无牵挂，就和他走了。当然我开车，他在旁边吹牛。6元钱一条的炸鲇鱼，我们要了一大盘。克洛维斯细吞慢嚼，鼻尖几乎埋进鲇鱼堆。账单来了，他装作没看见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过了10分钟。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说话。我心想要是能让克洛维斯出庭作证，花点钱也应该。终于我们离开了。在驱车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说需要喝杯啤酒，好继续同我交谈。当时我们正好在一家乡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车，他一动不动。于是我又掏钱买了啤酒。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赶路。他说希望带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里并不远，他对我说。我们驱车走了一条县级公路又一条县级公路。20分钟之后，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维斯对这一带也不很熟。他说还需要喝啤酒，目的依旧是为了同我交谈。我向那家商店里的人问了路，两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这里，忽而指指那里。终于我们找到了汉考克县尼开期克罗辛镇。刚喘口气，他让我把车掉头，说这里不像他的童年生长地。于是我又买啤酒，又向商店里的人问路。
快到他家时，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开始请他回答有关车祸的提问。他说现在谈这事他还会觉得难受。我扶他进屋，他霍地倒在沙发上，旋即鼾声大作。此时差不多是半夜。就这样，我陪他过了一个来月，时而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时而去吃炸鲇鱼，时而去公路兜风。那家保险公司的赔偿最多可达200万美元。我们付出这些代价是完全值得的。到这时克洛维斯的证词变得更加重要，不过他本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让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别人向他打听车祸的情况，因而我必须抢在保险公司的人之前从他那里把情况摸清。”
“他过了多久才把情况告诉你？”桑迪问。
“大概四五个月。终于，我开始催他回答我的提问了。我告诉他，那场官司已到了关键时刻，非得向他打听车祸发生的情况。他说乐意回答我的提问。我问他，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是多少。他说肯定是很快的。因为车里的人血流满面，惨不忍睹，尤其是那个孩子。说到这里，他已经泪水盈眶。过了几分钟，我又问：‘克洛维斯，那辆汽车从你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究竟是多少？’他说肯定要帮那一家子。我说那一家子肯定要对此感激不尽。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认为车速是多少？’
“我说，依我看车速是每小时55英里左右。克洛维斯说：‘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个数，每小时55英里。我开车的时速是50英里，他们比我快一点。’
“我们上了法庭。克洛维斯·古德曼极其出色地作了证。他年龄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说话完全可倍信。陪审团没有理睬一切凭空的事故分析，依据克洛维斯的证词进行了裁决。那家保险公司赔偿了230万美元。
“我们继续来往。我为他立了遗嘱。他的财产不多，仅有房子、6英亩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后，将变卖一切家产的钱捐献给联邦女儿会。遗嘱里没有提到任何亲属的名字。加州的孙子已离开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孙女自中学毕业后再也没和他联系过。那时他收到过她一封邀请信，但他既没有去也没有寄礼物。他几乎不提及两个孙辈。不过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有某种联系。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进了威金斯的一个养老院。我卖掉了他的房子和农场，处理了他的一切财产问题。那时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给他寄贺卡和礼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杰克逊。总要设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带他去餐馆吃炸鲇鱼，然后在公路上兜风。几杯啤酒一下肚，他就开始讲述从前的故事。一天，我带他去钓鱼。我们两人在船上呆了八个小时。我从没那样开心过。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点死去。这吓坏了他。我们一道修改了他的遗嘱。他要将一部分钱捐给当地教会，其余的给联邦女儿会。他选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事宜。我建议他加上一条，声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自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办法延续生命。他表示赞同，并坚持指定我为执行人，当然事先得和他的医生商量。克洛维斯仇恨养老院，仇恨孤独，仇恨生活。他说自己的心灵与上帝同在，乐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复发，而且日益严重。我将他转到比洛克西的医院，以便照顾他。我每天去医院，是他的唯一探视人。他没有其他的朋友，没有亲属，没有牧师，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显然没有生还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给他装了呼吸器。大约过了一星期，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于是我和三个医生一块儿读了他遗嘱的有关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桑迪问。
“1992年2月6日。”
桑迪嘘了口气，紧闭眼睛，慢慢地摇头。
“克洛维斯不希望举行葬礼。因为他知道，没人会来。我们将他葬在威金斯郊外的一个公墓里，我到了场。教堂里的三个老寡妇也到了场。她们哭泣着为他送别。在过去的50年里，对于每一位在威金斯安葬的死者，她们都要如此哭送一番。牧师也到了场。他拖了五个老年执事做抬棺人。加上其他两位乡邻，总共有12个人。在短暂的仪式之后，克洛维斯长眠于地下。”
“他的棺材很轻，是吗？”桑迪问。
“是的。”
“克洛维斯在哪里？”
“他的灵魂在和圣徒同乐。”
“我是问他的尸体在哪里。”
“在我的小屋的冰柜里。”
“你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
“我没杀任何人，桑迪。克洛维斯的尸体焚烧时，他正和天使一道唱赞美诗呢，我想他不会介意的。”
“你干什么事都有藉口，是不是，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坐在床沿，双脚悬离地面。他没有吭声。
桑迪走了几步，然后倚着墙壁。刚才他获知自己的朋友没有杀人只是稍感宽慰，因为焚烧死尸差不多是同样令人反感的行为。
“你接着往下说吧。”桑迪说，“我相信你一切都作了详细安排。”
“是的，因为我有充裕的思考时问。”
“说吧。”
“密西西比州刑法里有不得盗墓的规定，但这条并不适合我，因为我没有挖开克洛维斯的坟墓，而是将他的尸体从棺材里偷了出来。该州刑法还规定，不得毁尸碎尸。这是帕里什可以纠住我不放的唯一理由。毁中碎中属于重罪，可判处一年以下的监禁。假如他们只能以此定罪，帕里什会竭力争取判我监禁一年。”
“他不可能让你一走了之。”
“是的，他不可能放过我。但还有个能不能办到的问题。他并不知道我偷了克洛维斯的尸体，除非我告诉他。不过我必须告诉他，以便他放弃谋杀罪的指控。要知道，告诉他是一回事，在法庭作证是另一回事。他不可能告我毁尸，又让我在法庭作证。他将被迫告我犯有什么罪，因为正如你说，他不可能让我一走了之。尽管他要告我，却不能将我定罪。因为我是唯一的证人，他无法证明被焚烧的是克洛维斯的尸体。”
“帕里什遭受的压力很重。”
“是的，联邦指控已经撤销了。我们一扔下这颗炸弹，帕里什就觉得非给我定什么罪不可。要不然，就放过了我。”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很简单。我们卸除帕里什的压力，让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维斯的孙子和孙女，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答应给他们一些钱。他们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当然有权告我毁尸罪。而且他们肯定也想这样做。不过他们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为老头生前没有得到他们的照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做好他们想控告的准备。我们打消他们的想法。我们私下同他们商量。他们为了钱会同意迫使帕里什不提出起诉。”
“你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谢谢，我看这计划没有理由不成功。”
“帕里什也许会不顾死者亲属的要求坚持对你起诉。”
“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无法将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将我送上审判台，然后输掉官司。对他来说，比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亲属的要求为借口，避免尴尬地输掉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
“过去的四年里，你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桑迪一边沿着床铺下首踱步，一边深思。他竭力开动头脑里的机器，跟上他的委托人的思路。“这样帕里什太亏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里什亏不亏。”帕特里克说。
“我不仅仅是指帕里什，而是指整个法律制度，帕特里克。如果你能安全脱身，实际上是花钱买自由。除了你，大家都会为神圣的法律遭亵渎感到不快。”
“也许我只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过你不能使法律制度蒙受耻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衰落。”
“谁让帕里什急急忙忙抛出一级谋杀的指控？他本来可以等一两个星期。没人叫他向新闻界宣布。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
“我对他也没有同情。不过这样很难做工作，帕特里克。”
“那么我减低一点难度。我将承认自己毁尸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只是接受审判，承认有罪，交付罚款，让帕里什获得已将我定罪的声誉，但实际上我脱了身。”
“你将是已被定罪的犯人，要受到管制。”
“不，我是自由的。在巴西，谁会在乎一个有点小过失的人？”
桑迪停止踱步，在他旁边坐了下来，“这么说你要回巴西？”
“那是我的家，桑迪。”
“那姑娘呢？”
“我们共同生活，繁衍后代。”
“你还剩多少钱？”
“几百万。我需要离开这里，桑迪。我需要过另一种生活。”
一位护士闯了进来，啪地扭亮了电灯。“11点钟了，帕蒂。探视时间已过。”她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吗，亲爱的？”
“我很好。”
“需要什么？”
“不需要，谢谢。”
她如同来的时候那样走了。桑迪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帕蒂？”他说。
帕特里克耸耸肩。
“亲爱的？”
他又耸耸肩。
桑迪走到门边，又想起一件事。“还有个小问题。你把汽车开到沟里去的时候，克洛维斯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像往常一样，我用安全带把他栓在旁边的乘客座位上。我在他的两腿之间放了一瓶啤酒，衷心为他祝福。他的脸上挂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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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直至上午10时，归还所窃巨款的电汇指令还未到达伦敦。伊娃离开下榻的旅馆，沿着皮卡迪利大街漫步。她悠闲地随着人群移动，观看商店的橱窗，欣赏人行道上的热闹场面。三天孤独的铁窗生活增强了她对城市喧嚣的新鲜感。中午，她坐在一家生意兴隆的老餐馆的角落吃了热气腾腾的羊肉奶酪色拉。她好奇地打量餐馆里的装饰灯和素不相识的顾客。而且他们并不介意。
帕特里克曾对她说，他刚到圣保罗时经常很兴奋，因为周围的人都是陌生的。她坐在餐馆里，希望自己是利厄·皮雷斯而不是伊娃·米兰达。
她开始在邦德街购物。起初她买了一些必需品——内衣和香水——但不多时她便选购了一大堆名牌商品，而且不计较价格。现在她是非常富有的女人。
本来事情比较简单，也肯定没有那么多戏剧性，只需等到9点钟他们上班时进行逮捕。然而他们的上班时间捉摸不透。其中一位，拉普利。还难得离开家。
于是，逮捕者选择了拂晓行动。万一他们遭到惊吓，在家人面前蒙受羞辱，那也没办法。万一邻居来看热闹，那也只得听其自然。最好逮捕时他们还在睡觉或冲淋浴。
查尔斯·博根穿着睡衣开了门。当他熟悉的一位联邦执法官掏出手铐时，他开始流泪。他的妻子已和他离异，所以至少减少了他一些羞耻感。
杜格·维特拉诺的妻子刚一开门就变了脸。她当着两个年轻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面，砰地把门一关，跑上楼去通知正在冲淋浴的丈夫。他们只得耐心等待。幸亏几个孩子还在熟睡，没有看见维特拉诺被戴上手铐，推进汽车。他妻子穿着睡衣站在门前台阶上，一边咒骂一边哭泣。
像往常一样，吉米·哈瓦拉克睡前喝了个酩酊大醉。按门铃无济于事。他们只得呆在门前车道，用移动电话叫醒他。终于他醒过来，被带走了。
拂晓时，伊桑·拉普利还在阁楼写辩护状。他已忘记了白天、黑夜和时间，自然也没听见楼下的敲门声。他妻子醒了，爬上楼传递坏消息。不过她首先藏好了他的枪。这支枪，他放在衣柜的抽屉里。他拿袜子时曾找了两次。但他没有问妻子。他担心她会告诉他藏枪之处。
博根这个法律事务所是另一位律师创办的。13年前，该律师经参议员奈先生提名，晋升为联邦法官。他一走，事务所便交给了博根。如今博根等人和五个在位的联邦法官都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毫不奇怪，四个合伙人还未来得及在狱中会面，有关者家中的电话铃就响了。8点半钟，他们被分别用汽车送到比洛克西联邦法院，接受那位关系最亲近的联邦法官仓促安排的听审。
对于博根走后门的神速，卡特颇感恼怒。虽说他不指望四个人呆在狱中等待对他们的审判，但也不能接受一个联邦法官刚起床就听审这一事实。于是他把消息透露给当地报纸，接着又透露给电视台。
有关文件已准备好，并由法官迅速签字。四个人自由自在地出了法院。他们步行三个街区去自己的办公室。路上一位笨拙的高个子摄影记者和一位稚嫩的新闻记者紧追不舍。该新闻记者不知事情原委，但被告知十分重要。他们板着面孔，说无可奉告。就这样，他们一直走进维厄马奇办公楼，锁上了大门。
查尔斯·博根径直给参议员打电话。
不到两小时，帕特里克推荐的私人侦探就用电话查明了那个女人的情况。她住在默里迪恩，那地方在比洛克西东北边，有两个小时的行程。她名叫迪纳·波斯特尔，眼下在城郊一家崭新的方便店里卖熟食，井兼做收银员。
桑迪找到那家方便店，进了门。他假装对一货架刚出炉的油煎鸡胸和炸土豆感兴趣，眼睛偷偷地打量正在柜台后忙碌的营业员。一位大嗓门、花白头发的矮胖女人引起了他的注目。像所有的雇员一样，她穿着红白条子的衬衫。当她离得很近时，桑迪看了看她胸前的姓名牌，上面写着迪纳。
为了不引起猜疑，桑迪穿着牛仔裤和蓝色上衣，没系领带。
“你需要什么？”迪纳笑着问。
此时将近上午10点，离吃炸土豆的时间太早。“请给我一大杯咖啡。”桑迪说着，也笑了笑。她的眼里闪着感兴趣的目光。迪纳喜欢有人向她调情。在收银机旁，她迎接他。桑迪没有给她钱，而是给了一张名片。
她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了。对于一个已经抚养了三个少年犯的女人来说，这种令人惊讶的举止只意味着麻烦。“1美元20美分。”她边说边揿收银机按钮，并偷偷地朝柜台后面看了一眼，唯恐有人察觉。
“我有好事告诉你。”桑迪说着，伸手去取钱。
“你想干什么？”她几乎是屏住气说。
“占用你10分钟时间，我在那边餐桌等你。”
“可是你想干什么？”她接过钱，找给他零头。
“请赏光，你不会白白浪费这些时间的。”
她喜欢男人，而且桑迪长得不错，穿戴比多数顾客好得多。她翻了翻烤肉器上的鸡块，又沏了些咖啡，然后对主管说，她要离开一会儿。
桑迪坐在小餐室的一张桌子旁边耐心等候，身后是啤酒冷却器和制冰机。“谢谢。”她坐下后，他说。
迪纳四十几岁，圆脸，抹了些淡妆。
“你是新奥尔良的律师？”她问。
“是的。不知你有没有从报上看到或听说这样一个案子。在沿海地区他们逮住了一个偷了巨款的律师。”
不等他继续往下说，她便摇头。“我从来不看报，亲爱的。每周我在这里干60个小时，家里还有两个出世不久的孙子。我丈夫在看管他们。他的背部有残疾。我从不看报，从不看电视，只知上班干活，下班洗尿布。”
桑迪几乎后悔问了那些话，多么令人沮丧的情景！
他尽可能简洁地叙述了帕特里克的经历。起初她觉得有趣，但快到结尾时她的兴趣逐渐减退。
“这样的人应该处以死刑。”她插话。
“他没有杀人。”
“可你说他的汽车里有人的残骸。”
“那残骸原本是死尸。”
“他先前杀死了一个人？”
“不，他只是偷了一具死尸放在汽车里。”
“嗯。瞧，我得回去干活了。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偷的尸体是你的祖父克洛维斯·古德曼。”
她的脑袋顿时开了窍。“他烧了克洛维斯！”
桑迪点点头。
她觑起细眼，竭力理顺自己的思路。“这是为什么？”她问。
“他得制造死亡的假象。”
“但他为什么要选择克洛维斯？”
“他是克洛维斯的律师和朋友。”
“很不错的朋友？”
“是的。要知道，我不可能把一切都讲得很明白。这事是四年前发生的，离开你和我都很遥远。”
她用一只手的手指轻叩桌子，同时咬着另一只手的指甲。似乎这个坐在对面的律师很精明，哭哭闹闹是无济于事的。究竟采取什么方法，她心里没有底。还是让他先说吧。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毁尸是重罪。”
“应该这样。”
“而且可以根据民法有关条例提出起诉。这就意味着克洛维斯·古德曼的家属可以控告我的委托人犯有毁尸罪。”
哦，是的。她不由得挺直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她笑了笑，说：“我明白了。”
桑迪也笑了笑。“因为这样，我才来这里。我的委托人希望同克洛维斯的家属悄悄达成协议。”
“家属是哪些人？”
“现在还活着的配偶、子女和他们的子女。”
“看来我就是家属。”
“你的哥哥呢？”
“死了，两年前卢瑟死了。酗酒，吸毒。”
“那么你是唯一有权控告他的人。”
“多少钱？”她控制不住，脱口而出。随后她为自己这句话感到尴尬。
桑迪倾身向前。“我们准备给你2.5万美元，马上就给。支票在我口袋里。”
她也正在把身子凑上前。听到钱数，她猛地一愣，眼眶里出现泪珠，下唇在颤抖。“啊，天哪。”她说。
桑迪环顾四周，“真的，给你2.5万美元。”
她从桌上的纸巾筒里扯下一截纸巾，不料碰翻了调味瓶。她揩干眼泪，又擤了鼻涕。桑迪仍在扫视周围，看有没有人注意他们。
“全归我？”她好不容易才说了一句。她的嗓音低沉、沙哑，呼吸急促。
“是的，全归你。”
她又擦拭眼睛，然后说：“我需要喝杯可乐。”
迪纳默默地喝着一大杯可乐。桑迪一面啜饮劣质咖啡，一面注视来去的顾客。他并不着急。
“我想了想，”终于她开了口，恢复了镇静，“既然你找上门，很爽气地说给我2.5万美元，那么实际愿意给的数字也许不止这么多。”
“我是不准备讨价还价的。”
“我要是告状，也许对你的委托人不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陪审团会根据我的证词认定你的委托人是为了窃取9000万巨款而焚烧克洛维斯的尸体。”
桑迪呷了口咖啡，点了点头。他不得不佩服她的领悟力。
“我要是替自己找个律师，也许得到的钱多得多。”
“这是可能的，不过打官司也许得花五年时问。此外，你还有其他不利条件。”
“什么不利条件？”她问。
“你和克洛维斯的来往不密切。”
“也许是这样。”
“还有，你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葬礼？这在陪审团面前是很难说得通的。要知道，迪纳，我是来和你协商的。如果你不愿意协商，我马上开车回新奥尔良。”
“你最多可以出多少钱？”
“5万美元。”
“成交。”她把自己沾有可乐液体的粗壮右手伸了出来，紧紧握住了桑迪的手。
桑迪从口袋掏出一张空白支票，在上面填写了5万美元的数字。接着，他又掏出两份文件。一份是简短的协议书。另一份是迪纳给地方检察官的信。
两份文件很快签好了字。
终于，傅卡运河边有了动静。只见那位瑞典姑娘匆匆把行李放进阿历西亚那辆汽车的行李箱，然后，驱车箭一般地离去。他们跟踪她到迈阿密国际机场。在那里，她等了两个小时，登上了去法兰克福的飞机。
他们将在法兰克福等待。他们将继续耐心监视，直至她犯错误。然后他们就能找到阿历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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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卡尔放弃审理该案前所做的最后一项公务是在办公室即兴听审各种未明确之事。听审时被告律师和检察官均不在场。案卷将载明无听审记录。在三个司法助理的护送下，帕特里克急速穿过法院的后门，悄悄地上楼进了卡尔的办公室。卡尔正在那里等候，他没有穿法官的黑袍。由于没有举行审判，法院显得相对平静。不过凌晨四位知名律师的被捕引起了强烈反应，流言正在各办公室迅速蔓延。
帕特里克穿着宽松的浅绿色手术服。这一方面是因为伤口尚未拆去绷带，不能穿紧身服装，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众人，他在住院，并非是在押的罪犯。
门被锁上，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卡尔递给帕特里克一页纸，“你看吧。”
这是由法官卡尔·赫斯基签署的一项法院指令，上面仅有一段话，内容是：根据他本人的提议，取消其审理密西西比州起诉帕特里克·拉尼根一案的资格。指令从中午12点起生效，离开此时还有一个小时。
“今天上午我和特鲁塞尔法官谈了两个小时。事实上，他刚走。”
“他会关照我吗？”
“他会尽量做到公正。我对他说，照我的看法，这不是一级谋杀案的审判，他表示十分欣慰。”
“不会有审判，卡尔。”
帕特里克注视着墙上的挂历。卡尔老是用挂历来做记事牌。只见10月的每一天都排有听审和审判。他出庭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一个法官都多。“你还没买电脑？”他问。
“我的秘书有电脑。”
数年前卡尔和帕特里克在这个办公室相识。那时帕特里克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律师，正为一个在车祸中惨遭不幸的家庭打官司。主持该案审判的正是卡尔。三天审判期一过，两人成了朋友。陪审团判处保险公司赔偿帕特里克的委托人230万美元。在当时，这是沿海地区赔偿额最大的裁决之一。该案上诉期间，博根等人违反帕特里克的意愿，同意以200万美元的赔偿额同保险公司和解。该法律事务所收取了三分之一的诉讼费。这笔钱除去还债，添制若干设施，剩下的由四个合伙人瓜分。帕特里克当时不是合伙人，他们被迫给他2.5万美元的奖金。
正是在这场审判中，克洛维斯·古德曼表现得极其出色。
帕特里克看到墙角有剥落的油漆，又发现天花板有黄澄澄的水渍。“你应该叫县里来整修一下。这个办公室同四年前没有什么两样。”
“再过两个月我就要卸任了，何必操这份心？”
“还记得胡佛那场官司吗？我第一次在你主持的法庭当辩护律师，那是我最辉煌的时刻。”
“当然记得。”卡尔叠起双脚搁在办公桌上，又叉起两手的指头托着脑袋。
帕特里克向他说起了克洛维斯的故事。
故事快结束时，响起了有力的敲门声。午饭来了，非拿进来不可。一个司法助理拎着硬纸盒走了进来，办公室顿时飘起香味。帕特里克站在旁边，看着司法助理把硬纸盒里的东西放到办公桌上：秋葵汤和蟹螯。
“马奥尼餐厅的鲍勃送来的。”卡尔说，“他向你问好。”
马奥尼餐厅不仅是星期五下午律师和法官聚会的场所，还是沿海地区最古老的餐馆。那里有美味可口的食物和出名的秋葵汤。
“请替我向他问好。”帕特里克说着，伸手去拿蟹螯，“不久我要去那里用餐。”
正午，卡尔打开了安放在一排书架中央的小电视机。两人默默地看着四个知名律师被捕的爆炸性新闻。这四个律师均保持沉默，没有谁发表看法。事实上他们已经锁上了办公楼的大门。令人惊讶的是，莫里斯·马斯特也表示无可奉告，联邦调查局的答复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任何材料，播音员只能使出惯用伎俩，大谈小道消息和传闻。正是这时候，帕特里克被牵扯进去了。她声称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这四个律师的被捕是拉尼根案件的延伸和拓展。为此屏幕上特地出现了帕特里克去比洛克西法院听审的连续镜头。接下来她的热心的同事以神秘的口音宣称，此时他站在参议员哈里斯·奈在比洛克西的办公室的门外。唯恐观众不知道该参议员是查尔斯·博根的大表哥，他还特地加了注。奈先生已去吉隆坡开展贸易活动，以期给密西西比州百姓创造更多的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就业机会，所以他不可能就此事发表看法。办公室里的人从来不过问任何事，所以都无可奉告。
这则新闻持续了10分钟。
“你笑什么？”卡尔问。
“今天我很开心。我只希望他们有勇气揪出那位参议员。”
“听说联邦政府已经撤销了对你的一切指控。”
“不错，昨天我在大陪审团面前作了证。我很高兴，因为终于把隐藏多年的包袱通通卸掉了。”
看电视新闻时，帕特里克已经停止进食。他突然有了厌食感。卡尔注意到，他仅吃了两只蟹螯，没有喝秋葵汤。“吃吧，你已经瘦得皮包骨了。”
帕特里克拿了一块咸饼干，向窗户走去。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吃不下东西。”卡尔说，“离婚问题解决了。联邦政府撤销了一切指控，已经同意只让你交还9000万美元，外加很少的一些利息。”
“总共是1.13亿美元。”
“由于不存在谋杀，也就不存在一级谋杀指控。密西西比州不能控告你盗窃，因为联邦政府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起诉。两家保险公司的诉讼均已撤销。佩珀还活着，在远离这里的某个地方生活。汽车里被焚毁的实际上是克洛维斯的尸体。这留下了一个该死的盗墓罪。”
“别说了，那叫毁尸。刑事法典里能找到。到现在，你该熟悉这个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