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更令人奇怪的：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贞操”和“稳重”既指行为也指情感。雅娜.德.纳瓦尔被布朗多姆指责为“有失贞操”，因为她结过四次婚；柏斯奇耶认为奥吉娜的再婚是件“耻辱和不道德之事”；上帝不是把婚姻定为“道德、廉耻和正派（25）”之举吗？1792年，草率的行刑激怒了公众，刽子手桑松要求犯人应是更“真实”的人，“因为公众需要把事情办得合情合理（26）”。而寡妇只配上断头台，不配刽子手为她行刑。
最后，还有更匪夷所思的：在十七世纪时，裸身女子比穿衣女子更有贞操。女性廉耻观在当时是“天性”，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悖论。自布卢塔尔克（公元125年，希腊历史学家和道学家）以后，人们就不断重复女人脱掉内衣就等于穿上了廉耻之衣。1662年，《有关时尚和天性的对话》中天性谴责时尚把女人变得如此“专横和雕琢，让人无法辩别其是否知廉知耻（27）”。看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追求矫揉造作、脸上贴假痣、身穿绫罗绸缎比大胆的袒胸露臂更危险。
如果想写一部情感史而不是词语史，这是些特别应该避免落进的陷阱。面对感觉混乱的现实，要想表述清楚这个过程，在准确表达其意义时应该尽量避免其自发性。
廉耻观的起源
情感史只能通过态度史和行为史来写。然而态度史和行为史往往又含糊不清。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动作或看得见的反应尽量预先洞察这些动作和反应的动机和想法。
从道德行为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不入史册的社会现实。通观时代的变迁，人们发现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廉耻观。老百姓一般对贵族阶层的裸露热都很反感。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尤其是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在老百姓中比在当局和宗教上层遇到的麻烦更多，当时想把这些雕像摆在城市喷泉旁边和公共场所时必须给它们穿上衣服才行。在十八世纪，对宫廷艺术中不检点的画家表示最大愤慨的是“小资产阶级”。在拿破仑三世的要求下被官方评委刷掉的作品可以在落选展厅中展出，今天也同样，百姓对电影的审查标准往往比官方的剪刀更严厉。
与此相反，统治阶级、贵族，随后是资产阶级对日常生活中的裸露非常反感。正是这些上层人物禁止裸泳，关闭妓院，划定哪些是允许的，哪些又是禁止的动作。人们从这种对立中可以看出这是贵族教育的结果，最富有挑逗性的裸体艺术属于第二等级裸体。而第一等级裸体多涉及平民百姓，这种形式的裸体在那些总想越过界线的人眼中是很庸俗的。
不论任何时期，社会边缘阶层使用的都是裸体语言。在宗教绝对化时代挑逗行为属于异端邪教。而各种异端邪教都带着衣服离开了正式宗教。在资产阶级道德盛行时期，艺术家，嬉皮士也步其后尘，脱离了正式宗教；在越来越工业化的社会中天体主义者主张彻底不要衣服，回归自然。廉耻观史对纯粹的裸体史不感兴趣，对另一形式的色情裸体艺术也不感兴趣。我在这项研究中只涉及一些与之有关的思想意识，在附录中例举出天体主义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一些主要事件。不可否认，有些事件对共同的思想意识产生过一定影响。
不同时期的偶发事件也不容忽视，它们带来的后果好像与廉耻有关，但实际又不是。比如十六世纪关闭公共浴池和禁止卖淫大概与梅毒的出现有关，无独有偶，三十主教会议之后人们在穿衣方面也特别注意藏身遮体。同样的原因酝酿着同样的后果，1985年称之为“新操行”的运动与当代的爱滋病的出现有关，而现代桑拿浴与旧公共浴池遭受的都是同样命运。我们无意把思想意识的演变完全纳入物质条件的演变，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弗朗索瓦二世在他的治下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圣路易无法完成的卖淫改革，那只不过因为当时已具备了改革的条件。
但是除去这些社会现实以及突发原因之外，人们还是可以发现廉耻情感的深层根源。哲学家花了三百年来所关注的就是这一点。
十六世纪，当人们开始思考这一现象时，人们只满足于认可先天廉耻观。然而，洲际旅行一旦成为可能之后，人们发现，其它许多民族并不奉行欧洲人的廉耻观，但他们照样生活得很好，某些人，如蒙田、西拉诺.德.伯尔热拉克敢于面对现实，直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创造一个生命时要遮遮掩掩，而取消一个生命时却毫无顾及？但是，在当时他们的声音一下子被淹没了。没有廉耻观的“野人”不配享有上帝的恩泽，怀疑基督教的行为准则而以野人的行为为榜样便是大逆不道。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这种观点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所以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这本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阐述自然廉耻观。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所谓的自然法则并不是普遍得到尊重的，然而，他又说：“当某些地区，当人为力量违反了两性自然法则和人类智慧法则时，法学家就要制定民法来规范该地区的行为准则，建立原始法则（28）。”这是由法学家强行建立的自然法则。
这一点表明新廉耻观已诞生，而它所诞生的时代，漂洋过海的远途旅行已变得极为普通，而且人们已敢于把笛卡尔方法用于天主教的理论之中。对圣经的评论引用了伏尔泰对廉耻观的思考：人类发明衣服是为了挡寒，而女人穿衣是为了掩饰月经（29）。狄德罗到布甘维尔的旅行给了他论述以下课题的借口：他认为廉耻观产生于人的占有欲本性。“女人一旦变成男人的财产，一旦女子的暂短欢娱被当作一种偷窃行为，廉耻、克制、礼仪、操行以及可以想象出的恶习便产生了。（30）”
十八世纪的哲学运动对摧毁自然廉耻观的说法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些道德高尚的女士，如朱丽.德.卢梭抱怨道：“男人主动进攻、自卫和大胆妄为，而女性廉耻观无规可循，有的只是些很容易找到理由、和毁灭一切道德文明的自然法规（31）。”人们可以想象推祟自然法规的哲学家在心灵和理智之间的尴尬：为了解决内心的混乱，卢梭最终还是宣布人类存在着自然廉耻观，不过他又说自然廉耻是个人后天学来的（32）。
因此，可以说在十八世纪末流行的是传统廉耻观。就算是吧。不过原因何在呢？人们一下子把繁衍后代的需要与习惯联在一起了。“羞涩所掩饰的情欲只会变得更加诱惑；给情欲设置障碍，廉耻观反而会使性欲更为炽热，”百科全书派对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巴尔扎克把这一观点重新包装，而斯汤达则是后天廉耻观的热情支持者。
但是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犯了同样错误，把廉耻观局限于性范畴之内，这使他们重新陷入自然廉耻观的泥坑中。当时流行的作法是把人类学放在更为广范的动物生态学中去研究。所以又回到植物和动物的廉耻观中去：就像十七世纪那样，廉耻虽属于自然本性却不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了。这是梅协科流科沃斯基所说的兰花“蕊罩”，也是舍雷尔主张的调节原则：廉耻观使血液涌到脸上（变红），却把性器官藏起来。
舍雷尔成为后天廉耻观的主要敌人。他进行了深入分析，挖掘出廉耻观的三个功能，其中涉及了德国1931年的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缓慢发展。根据舍雷尔的说法，廉耻观的第一功能可以从道德上防止手淫而有利于性本能的培养。这一理论使人想起梅尔科沃斯基关于乱伦的理论，不过在这里只涉及男性。因为梅雷科沃斯基和舍雷尔两个人都提到了非常广范的同一现象，那就是人种学，不过方向相反罢了：梅雷科沃斯基认为在原始社会中首先遮上性器官的是女性；而舍雷尔则认为是男性……看到他们俩人从这些相互矛盾的前题下得出相对应的结论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洗耳恭听一下舍雷尔所描绘的廉耻观的第二功能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高贵生命为抵制庸俗生命的自我保护功能”，可以阻止贞洁的姑娘与下流男人的婚姻，这种功能以可让男人从未婚妻的廉耻观中看出障碍而不会匆忙地满足自己的性欲。在这种观点中，廉耻观具有德国种族的特点，因为德国人是最纯洁的民族……直到日尔曼条顿贵族与“最庸俗的人”因金钱而联姻之后这个民族才消失。
廉耻观的第三功能为舍雷尔所描绘的画面添上最精彩的一笔。在合法夫妻之间第三功能可以阻止两口子把性行为作为目的本身，或者阻止他们规定性行为的目的。“高贵的日尔曼精神”（指廉耻观）与西方社会中20个世纪以来为主流的犹太性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舍雷尔认为性行为与传宗接代联系在一起是对廉耻观的冒犯，必将导致哲学家所认为的“犹太精神精髓”的“特有的功利主义”。人们很清楚，这样的理论的后果是什么。这样的理论玷污了我们对廉耻观进行洞察入微的分析，的确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对与廉耻观有关联的理论进行了大致了解之后，我们会看出些什么东西呢？首先要小心那些过分诱人的、尤其是过于狭窄的论断。我们看到，如果说性廉耻是最常见的廉耻，因此应该把它纳入更为普通的、可以涵盖情感、行为、态度和特定条件的廉耻观之中。同样我们也看到廉耻观的产生与羞愧有密切的关系。与其去谈论从来不能解释眼泪或者情感的性需要，不如把问题颠倒过来。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便感到羞愧难当，预先觉得自己无力做到或者即使做到了也会让人笑话的感情，这时廉耻观便产生了。男子有泪不轻弹，否则会被人耻笑。而男子面对女人的魅力感到无法抗拒之时有一种无奈之感，而这种无奈却只能掩藏其身体最容易暴露的那部分以防泄露出去，这种情况难道就不怕让人笑话呢？廉耻观产生于文明，而这种文明往往是以假面具去猎取假装不屑一顾的东西时才会产生。经验会很快告诉人们要想赢得女人的芳心最好的方法是假装对她不感兴趣。不能让身不由已的动作揭破口中说的谎言。
把一个如此庞杂的问题用有限的篇幅讲清楚，本人无此奢望。只不过看到对一个涵盖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现象有人做出的如此简单的草率解释而有些忿然而已。从历史角度分析廉耻观可以让我们对至今尚无人探讨的领域开拓出一条新思路，总之一句话，可以让我们对廉耻观做出一个较详细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