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卡尔-奥古斯特大公（1775-1828），魏玛公国君主。
② 亚里山大沙皇，此处指俄国沙皇亚里山大一世（1777一1825）。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
5
贝蒂娜是玛克西米利安娜-拉霍契的女儿，歌德二十三岁时爱上了这个女人。如果他们之间几次圣洁的接吻忽略不计，那么这只是一场非肉体性的、纯属情感方面的爱情，没有留下任何结果和影响。原因也很简单，用为玛克西米利安娜的母亲二话没说便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意大利阔商布列恩塔诺。布列恩塔诺发现这青年诗人还想与他妻子勾搭，就一脚把他踹出了大门，并且警告他永远不准再露面。玛克西米利安娜后来生了十二个孩子，（那个意大利种马一生养了二十个！）其中之一取名为伊丽莎白，这就是贝蒂娜。
贝蒂娜刚成为一个大姑娘时就对歌德颇有好感。一来是因为全德国上下都认为他正向名人殿迈进；二来，她听说了他与母亲曾有过的那段恋情。她满怀激动，让自己沉浸在那相距遥远的恋情中，惟其遥远而愈加心驰神往，（上帝啊，它发生于她出生前十三年！）她逐渐产生一种感觉，她应该有某种秘密的权力得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因为她可以象征性地（若非诗人，谁又对比喻当真呢？）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女儿。
不幸的是，男人们有种回避当父亲的义务、拖欠赡养费、对孩子不闻不问的坏毛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们根本不理解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的，每一次爱情的结晶便是一个孩子，至于它是否真地受孕或产出，都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在爱情的数学中，孩子象征着两个生命不可思议的总和。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即便不曾触碰过她，他也一定会考虑这个可触性，他的爱会结出一个籽实，在两个恋人最后一次聚会的十三年之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就是贝蒂娜反复考虑的想法，最后，她鼓足勇气来魏玛找到了歌德。这是一八〇七年的春天，她二十二岁（与歌德追求她母亲时的年纪相仿），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孩子。这种感觉起着一种神秘的保护作用，童年是她的一副盾牌。
把童年的盾牌挡在胸前，这是她用了一辈子的策略。她从小就惯于倚小装小，这既是策略，但又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她一向有些钟情于她那个当诗人的兄长克利门斯-布列恩塔诺，她觉得坐在他的大腿上再舒服不过了。即使在当时（她十四岁），她已知道如何让自己同时扮演三个角色：小孩、妹妹、可爱的女人，并从这种界线朦胧的三重性中获得快感。谁能把一个孩子从自己腿上推下去呢？即使是歌德也做不出这种事情。
一八〇七年，他们初次见面，她就坐到了他膝上，当然这是她自己的描述，信不信由你：起初，她坐在沙发上，面朝歌德；他按照常规礼俗，用一种哀伤的语调谈起前几日刚刚去逝的阿密莉亚公爵夫人。贝蒂娜说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歌德惊诧地问，“难道你对魏玛的生活毫无兴趣？”贝蒂娜说：“我只对您感兴趣。”歌德微微一笑，对这个年轻女人说了以下几个决定命运的字眼：“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一听见“孩子”二字，羞涩腼腆顿时烟消云散。她声称沙发不舒服，说着便跳起身。歌德说，“那就坐在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吧。”话音未落，贝蒂娜已经坐到他腿上搂住了他。就这么紧贴着他，她觉得舒
服极了。很快便睡着了。
事情果真如此，还是贝蒂娜杜撰出这一切，都很难说。不过，如果是她编造，那就更好：她向我们透露应该如何看她，她描述了她接近男人的方法：倚小装小，她就可以想啥说啥（声称对公爵夫人之死无动于衷，说坐在沙发上不舒服，而无数的来访者能有幸坐在这里，早已感激不尽）；装成小孩样，她就可以跳到他膝上搂着他；更有甚者，装成小孩样，她就能睡在他身上！
再没有比装成孩子更有效的办法了。孩子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他天真无邪，没有经验；他不必循规蹈矩，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这些感情恰当与否，那些不愿领教贝蒂娜的天真的人往往说她癫狂（有一次跳舞，她乐极生悲，不慎失足摔倒，脑袋磕在桌角上），缺乏教养（在社交聚会上，她有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地上），乖张反常，不可救药。然而，那些愿意把她永远当作一个孩子的人则被她自发的天然本性弄得神魂颠倒。
歌德深受孩子的感动。她使他回想时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赠给贝蒂娜一只非常漂亮的戒指作为礼物。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只简略地记下：布列恩塔诺小姐。
6
歌德和贝蒂娜，这两位名噪一时的恋人，真地相会了多少次呢？她在那年的晚些时候，也就是一八〇六年的秋天，又一次来看他，而且在魏玛呆了十天。此后过了三年，她才又见到他：她去波希米亚的特普利茨温泉小住三天，没想到歌德也正好在这里疗养。一年以后，才是那关键性的两周魏玛之行，访问结束时发生了克莉斯蒂安娜打落她眼镜那一幕。
他俩面对面地单独在一起又有几次呢？三次，或四次，不会再多了。他们见面愈少，写信就愈多，确切他说，是她给他写信愈多。她写给他五十二封长信，信中使用了表示亲密的du称呼他，通篇都是谈爱情。但平心而论，除了铺天盖地的文辞，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不得不问一句，他们这桩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出名？
答案很简单：因为从一开始这件事所关心的就只有爱情，其他概不涉及。
歌德很快意识到这点。而他最初感到这个预兆，是当贝蒂娜向他透露，早在她第一次访问魏玛之前，她已经结识了也住在法兰克福的他的老母亲。她不断向老太太打听她儿子的情况，老人受宠若惊，喜不自胜，整日价向她复述了几十个往日的故事。贝蒂娜认为她与他母亲之间的友谊能敲开歌德的大门，还有他的心扉。这估计并不全对。歌德觉得母亲的宠爱有点滑稽（他甚至不屑从魏玛去看看她），他从一个我行我素的姑娘与一个头脑简单的母亲的结盟中，已经嗅出了一种危险。
我可以想象，当贝蒂娜复述从老太太那里听来的故事时，歌德的内心感觉一定是很复杂的。起初，他看见一位年轻女郎对他如此倾心，当然会受宠若惊。她的故事会唤醒他心中许多沉睡的往事，会使他很愉快。但是，他很快会发现有些轶事不可能发生，有些事现在看来那么荒唐可笑，根本不该发生。而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故事出自贝蒂娜之口，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带上一种让他不太舒服的色调和意义。倒不是说贝蒂娜想用这些童年往事同他作梗，而是因为一个人（任何人，不仅是歌德）听见别人所阐释的他的一生与他自己的版本不同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歌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丫头与浪漫主义运动的一帮青年知识分子有染（歌德对这些人绝无好感），她野心勃勃，令人不安，而且理所当然地认定（一种界于无耻的自信）她将成为一个作家。一天她直言不讳他说，她想根据他母亲的回忆写一本书，一本关于他歌德的书！他意识到在她表示爱情的甜言蜜语背后，隐藏着杀气腾腾的笔墨，顿时警觉起来。
正因为对她时刻保持警惕，他也就尽量避免造成任何不愉快。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她闹翻，此人实在太危险；他宁可采取一种怀柔策略，把她稳住。但他又深知，千万不可过分，因为一旦某个小动作被她理解为钟爱的表示（她已到将他每一次打喷嚏都视为爱她的地步），那就会使她更加胆大妄为。
有一次她写信给他说：“别把我的信烧了，别把它们撕了；那会伤害你的，因为我在信中表示的对你的爱，已经与你血肉相连，不可分离。但别给任何人看，把它们藏好，如同偷偷藏匿一个美人。”起初，看到贝蒂娜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信比作美人，他只是淡淡一笑，然而读到“别给任何人看”，他不由为之一怔。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有给别人看信的意思？贝蒂娜这里所用的祈使句“别给人看”，恰恰暴露了她想“给人看”的欲望。他已经可以料定，他隔三岔五写给她的那些信件，早晚会有其他的读者，想到此，他意识到自己已处于被告的位置，法庭正警告他说：从此以后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被用来对付你。
因此，他试图从慈爱与克制之间找一条中间道路：对她热得发烫的来信，他的回信总是既友好又有节制，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她使用表示亲呢的称呼du，他却始终报以公事公办的sie。如果他们碰巧在同一城市相遇，他会像慈父一般邀请她上门作客，但会见时他也总是安排有其他人在场。
那么，他们的什么东西受到了威胁呢？
一八〇九年，贝蒂娜写信给他：“我有一种永远爱你的强烈愿望。”请仔细读一读这句表面看去平庸无奇的话。比“爱”这个词更加重要的是“永远”和“愿望”两个词。
我也不想再吊诸位的胃口了。他们之间受到威胁而岌岌可危的不是爱情，而是身后的不朽。
7
一八一〇年，他俩碰巧在特普利茨相遇，在一起度过了三天，她宣布她不久将要嫁给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尼姆。她很可能宣布时有些尴尬，因为她不知道，歌德是否将她的结婚视为她对自己信誓旦旦的所谓爱情的背叛。她对男人的了解毕竟还不到家，因而没有猜到这消息会使歌德暗自高兴。
贝蒂娜一离开，他就写信给魏玛的克莉斯蒂安娜，其中有喜不自胜的这样一句：“Mit Arnim ists wohl gewiss. ”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在这封信中，他为贝蒂娜此刻“比以往更漂亮、更温柔”而高兴，我们可以猜想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感觉：他知道，一旦她有了丈夫，那就能像挡箭牌一样化解掉她的滥情，这样，他就可以保持一种更加治然自得的心境观赏她的动人之处。
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切不可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歌德从青春年少时期就沉溺女色，他遇到贝蒂娜时，已有四十年追逐女色的历史；这么多年来，他已形成一套勾引女色的机制，稍有冲动，机制就会运转。迄今为止，与贝蒂娜相处，他始终保持克制，当然困难极大。然而，当他发现“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时，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日后可以不必这么谨慎了。
那天傍晚，她又来到他房间，又一次做出一副孩子相。她以活泼逃喜的语调向他讲述某件轶事；歌德坐在扶手椅上，她则席地而坐。因为心境极佳，（“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他欠身拍了拍她的面颊，如同我们平常拍打一个孩子。但就在这时，孩子突然沉默不语，朝他抬起一双充满女人的渴望和要求的眼睛。他握住她的双手，将她从地板上扶起。请不要忘记这个场景：他坐着，她面对他站着，窗外是黄昏落日。她凝视他的狠睛，他也凝视她的眼睛；勾引机制启动，他未作任何克制。他目不转睛看她的同时，用比平常稍轻的声调请她袒露酥胸。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脸涨得通红。他离座起身，替她解开胸前的衣扣。她仍凝视他的双目，落日的余晖与她面颊的红晕融汇，一直蔓延到她的心窝。他把手放到她的胸口：“有人曾经摸过你的乳房吗？”他问道。“没有。”她回答。“你碰我时，我觉得有点异样。”说话时，她仍注视着他的双眼。他的手放在她的胸口，两眼凝视对方，贪婪而长久地从这个胸部从未被人摸过的姑娘的目光深处，吸吮、品味着她的羞愧。
以上大体是贝蒂娜本人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它很可能是不了了之，在他俩八成是修辞性而非色欲性的故事中，这也许是唯一涉及性亢奋的华彩篇章了。
8
他们分手后，这一时刻的魔法效应在他俩身上又持续了很久。在这次会面以后的信中，歌德称她Allerliebste，即最亲爱的。但他并没有忘记面临的危险，也就是在这封信中，他说他正准备撰写回忆录《诗与真》，需要她的帮助：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谁也不能将他的青春召回。贝蒂娜曾在她身边生活过相当长时间，请她把老太太对她回忆的往事写出来寄给他！
他难道不知道贝蒂娜本人希望出版一本关于歌德童年轶事的书吗？难道不知道她已经与出版商联系了吗？他当然知道！我可断定他请她帮忙并非出于需要，而是不让她本人出版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因为上次会面的魔力使她放松了戒备，又加上担心与阿尔尼姆结婚造成与歌德之间的隔阂，她同意了歌德的要求。他成功地将她收伏，宛如将一枚定时炸弹拆除了引信。
不久，一八一一年九月，她来到魏玛；这一次与她年轻的丈夫同行，而且，她怀孕了。见到我们曾经惧怕的女人被解除了武装，不再给人以威胁，恐怕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不过，就贝蒂娜而言，尽管她已怀孕，尽管她已结婚，尽管她已没有可能写一部关于他的书，她却丝毫不认为自己被解除了武装，她丝毫没有放弃战斗的打算。请别误解我的意思：不是为爱情而战，是为不朽而战。
歌德面对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考虑身后不朽，是理所当然的。而像贝蒂娜这样不为人知的年轻女人，难道会这么早想到这个问题？是的，毫无疑问。一个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考虑不朽。而且，贝蒂娜属于浪漫派一代，他们从第一眼看见光明时就开始被死亡困扰。诺瓦里斯①没有活到三十岁，够年轻的，然而，正是死亡给了他最大的灵感；死亡，犹如施弄魔法的女巫；死亡，转化为诗歌的精华。浪漫派具有超验的存在，他们超越他们自身，把手臂伸向遥远的未来，生命的尽头，然后再超越，一直达到生命之外的无生命境界。正如我已指出的，凡有死亡之处，定有不朽存在，它是死亡的伴侣；浪漫派谈论死亡时，正如贝蒂娜谈论歌德那样熟悉。
从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一这几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八一〇年，她去维也纳访问了贝多芬，但没有宣布。突然间，她成为两位最为不朽的德国人的知交，一位漂亮的诗人，一位丑陋的作曲家，她与两人都调情取乐。这双重的不朽令她陶醉。那时候，歌德年事已高（那年头，六十岁的人已被认为是老人），早该寿终正寝；而贝多芬，虽说只有四十，实际却比歌德还早死五年。因此，贝蒂娜站在他俩之间，犹如两方乌黑墓碑间站着一位温柔的天使。歌德满口牙齿几乎一颗不剩，她毫不在意，这是何等的美妙。相反，他愈老就愈有吸引力。因为他愈接近死亡，他就愈接近不朽。唯有那死去的歌德才能紧紧抓住她的手，将她引入名人殿里。他愈接近死亡，她就愈不愿意弃他而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命里注定的一八一一年九月，尽管她已经结婚，而且怀孕，她竟然会更加我行我素地装成一个孩子。她大声谈笑，地板上，桌子上，镜台上，甚至吊灯上，哪儿都坐；她爬树，走路时蹦蹦跳跳；别人严肃地谈话，她要唱歌，而当别人唱歌时，她又一本正经起来；总之，她竭尽所能要与歌德单独在一起。可是，整整两个星期，她只成功过一次。按照她的说法，这一次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这天晚上，他们在他屋里凭窗而坐。她谈起灵魂，后又谈到星宿。此刻，歌德向窗外望去，手指一颗大星星让贝蒂娜看。但贝蒂娜是近视眼，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歌德递给她一副望远镜：“我们真幸运！那是木星！今年秋天它显得特别美！”贝蒂娜希望讨论恋人的星宿，而不是天文学家的星座，所以她虽然用望远镜看了一眼，却故意说望远镜的倍数还不够。歌德耐心地又去拿了一副倍数更大的望远镜，非让她再看一次，但她仍坚持说什么也看不见。这样，歌德只好同她讨论起木星，火星，其他行星，太阳，以及银河。他谈了好半天，等他说完，她起身告退，尽管此时没有任何睡意，这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思，她上床睡觉了。几天后，她在艺术展览上发表了所有展品糟糕之极的看法，而克莉斯蒂安娜将她的眼镜打落在地。
① 诺瓦里斯（1772-1810），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
9
九月十三日这天，贝蒂娜眼镜摔碎，她觉得是一次大丢丑。起初，她的反应是非报这一箭之仇，向整个魏玛宣布她被一根疯香肠咬了，但她很快意识到，她这样不依不饶将使她今后永远别再想见到歌德，而且将使她孜孜以求的不朽，化作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被人遗忘。于是，她让好心的阿尔尼姆给歌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试着替她表示了歉意。但这封信始终没有收到回信。这对年轻人离开了魏玛。一一八一二年一月，他们又一次来这里，但歌德拒不接见。一八一六年，克莉斯蒂安娜去世。不久贝蒂娜又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充满了自责和歉意。然而歌德仍不作答。一八二一年，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十年以后，她又一次访问魏玛，并不邀自到踏进歌德的家门。这天晚上恰逢歌德会见宾朋，因此也没法把她堵在门外。但即使这样，他仍没有同她作片言只语的交谈。同年十二月，她又给他写信，依然没有回音。
一八二三年，法兰克福市政议会决定为歌德竖一块纪念碑，并委托一位名叫劳契的雕塑家实施这项工程。贝蒂娜看见了纪念碑的模型，她很不喜欢；但她立刻意识到命运又将一个机会摆在她面前，她决不能白白放过。尽管她并没有绘画的才能，她连夜动手，画出了她设计的雕像的草图：歌德呈坐姿，像一位古典式英雄；他手持一把七弦琴；一个姑娘代表普赛克，站在他两膝之间；他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她把草图送交歌德，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歌德眼中溢出了泪水！这样，终于在十三年以后（一八二四年的七月，他七十五岁，她三十九岁），他在家里接待了她，尽管他很倔，但他仍然同意一切都可以原谅，那一段不友好的沉默已成过去。
我觉得，在故事的这一阶段，两位主人公显然对所面临的形势达成了清醒一致的谅解：他俩都知道对方的意图，也都知道对方心里同样一清二楚。通过这张草图，贝蒂娜第一次明确点穿了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不朽。贝蒂娜没有挑明这个词，她只是轻轻地擦个边，就像我们弹一下绷紧的绳子，让它长久而无声地振动起来。歌德听见了。起初，他傻呵呵觉得受宠若惊，但渐渐地（把眼泪抹去以后），他开始把握贝蒂娜的话的真正的（并非都为捧场的）意义：她要他知道，昔日的游戏仍在继续；她并没有认输投降；而且她是为他缝制寿衣的最佳人选，他歌德将穿着她缝制的寿衣，展示在后人面前；没有人能制止她，他倔强地保持沉默则尤其不能制止她。他又想起他早先的那句老话：贝蒂娜很危险，最好是和颜悦色地监视她。
贝蒂娜知道歌德知道。这可以从这年秋天他们的又一次会面中看出；在一封写给他侄子的信中，她这样描述他：在那次会见后不久，“歌德开始与我争吵，可是紧接着他又好言安抚我，以重新得到我的好感。” 难道我们还会误解他！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是她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恨自己把十三年的修炼付之东流。他于是同她吵架，仿佛要一口吐尽这些年来对她的积怨。但是，他很快又克制住自己：何必那么当真？何必要告诉她心中的想法？关键是坚持既定的策略，让她放松戒备、恢复平静，一刻也不放松对她的监视。
贝蒂娜回忆说，在他们谈话过程中，歌德以各种不同藉口，至少六次离开房间，偷偷去饮酒，她从他的呼气中觉察到这一点。她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问他为什么偷偷喝酒，他大为光火。
我觉得贝蒂娜的行为比歌德的偷饮更有趣：她的举止不同于你我，我们也许只会饶有兴味地看着歌德，谨慎而礼貌地不置一词。而她却说那些别人永远也不敢说的话，（“我闻到了你身上的酒气！你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偷着喝？”）这是她既不让他过于狎昵、又能够更接近他的办法。贝蒂娜一向冒充天真。如此出言不逊似乎已经理所当然，这突然使歌德回想起十三年前他决定永远不见的贝蒂娜。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拎起一盏灯，表示会见到此结束，他将陪来访者走过那黑暗的门厅过道，送到门口。
贝蒂娜在信中接着说，为了不让他离开，她下跪在门口说：“我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堵住你，看看你究竟是个好精灵，还是像浮士德的耗子一样，是个坏精灵；这门坎每天都有最伟大的精灵、我最伟大的朋友通过，我要亲吻这门坎，为它祝福。”
歌德表现如何？我又得逐字逐句援引贝蒂娜的话。据说他曾说：“我决不会为了通过而践踏你，也不会践踏你的爱情；你的爱给我莫大的慰藉；考虑到你说的精灵，我将侧身而过（他的确小心翼翼地绕过她跪在那里的身体），亦太狡诈了，最好与你和睦相处！”
我觉得，贝蒂娜所说的出自歌德之口的这句话，对他在这次会见中一直向她默默传达的意思做了一个总给，这就是：我知道，贝蒂娜，你画纪念碑草图真是一条妙计。我垂暮之年，看见自己的头发飘散如火焰，当然激动不已，（天哪，我可怜的日渐稀疏的华发！）但我很快明白，你让我看的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你手中一把手枪，正远远地向我身后的不朽瞄准。我不知道如何解除你的武装。因此我不希望战争。我要和平。仅此而已。我将小心地从你身边绕过，我不会碰你，我不会拥抱你或吻你。首先，我没有这种欲望，其次，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你手枪中的子弹。
10
两年后贝蒂娜返回魏玛，几乎每天见到歌德（他当时已七十五岁），在她的逗留即将结束时，她又作了一次厚颜无耻的献媚表演，为的是能进入卡尔-奥古斯特的王宫。这一回，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歌德大发雷霆。“那只讨厌的牛虻”，diese leidige Bremse，他写信给大公说：“从我母亲那里飞到我这里，这些年来让人不得安宁。她年轻时就装小卖乖，叽叽喳喳像只黄鹂鸟，现在她又故技重演。殿下如果同意，我将像个严厉的老叔公，教训她从此以后不得造次；否则，她的巴结奉承还将不断骚扰殿下。”
六年以后，她又来到魏玛，但歌德拒不接见。将她比作讨厌的牛虻为他所叙述的故事划上句号。
奇怪。他当初接收纪念碑草图时，曾打算与她和平相处。即使他看见她心里就发毛，但仍想竭尽所能（甚至不借去嗅酒精）与她“友好地”度过一个晚上。他现在又为什么要让这些努力化为乌有呢？他一向小心翼翼，不愿意衣衫不整地辞世奔向不朽，然而他又为什么突然写下那关于讨厌的牛虻的句子？为此，即使到《浮士德》或《少年维特之烦恼》被人遗忘之后，人们还将继续骂他一百年或三百年。
生活从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
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来到之前，死亡于我们是那样遥远，乃至我们不以为然。它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这是生命中最初的、最幸福的一段。
可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死亡就在眼前，我们再也不能不想它，它与我们形影不离。因为不朽与死亡之密不可分，犹如文学桂冠之于哈代，我们不妨说，不朽与我们也形影不离。我们一旦觉察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热切地寻求。为了它，我们穿上特制的盛装，买一条新的领带，担心别人会代为挑选服装领带，不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歌德决定撰写他的回忆录，即著名的《诗与真》，他决定请听命于他的埃克尔曼①（令人奇怪的是日期的巧合：同年，一八二三年，贝蒂娜送给他纪念碑的草图）撰写《歌德谈话录》，此书描绘出的美好形象是在被描绘人仁慈的控制下形成的。
这个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一个人不得不时时注视着死亡的阶段，紧接着又会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一个时间延续最短、然而又最神秘的阶段，人们对这个阶段了解极少，谈论也极少。体力日渐衰退，人总是感到一种疲劳。疲劳是从生命的此岸通向死亡的彼岸的无声桥梁。在这一阶段，死亡近在咫尺，让人看得心烦。但它仍可以说是无影无踪，无处可寻的，因为太密切、太熟悉的东西就变成这样。一个体力不支的人看着窗外，只见到树木的顶端，他默默吟叨着这些树木的名字：栗树，杨树，枫树；这些名字与生命本身一样美好。杨树高大挺拔，像运动员将手臂伸向篮天；或像烈焰腾空后凝固不动。杨树，同——杨树。如果把不朽与这个垂暮老人所看见的窗外的杨树相比，那么，所谓不朽只是荒唐可笑的幻影，是空话，是用扑蝴蝶的网套兜风。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不朽毫无兴趣。
那么，这位体力不支的老人、凭窗凝望一棵白杨的老人，在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坐桌子、跪门坎、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将做什么呢？他将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一种生命力的突然冲动，称她为讨厌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写“讨厌的牛虻”几个字那个时刻。我想象着他所经历的快感，我想他会突然意识到，他这辈子从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总以为自己把握着不朽，而这种责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离谱，尽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轨离谱之事，他随即就要设法将它抹平，将它置于光明正大的范畴，即他通常认为属于美的范畴。“讨厌的牛虻”这几个字与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与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们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它们只能是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三阶段的人写下的，因为这时人已不再听命于不朽，不再把它当回事。并非每人都能抵达这最高的境界，然而谁达到了那个境界，谁就知道，惟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这些想法掠过歌德的脑海，但他随即就忘记了，因为他年老神衰，记忆力极差。
① 埃克尔曼（1792-1854），德国作家，因撰写《歌德谈活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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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得、她第一次去见他时，她装得像个孩子。二十五年以后，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听说歌德病重，便立即让自己的孩子来到他身边：她十八岁的儿子西格蒙德。按照母亲的指示，这个腼腆的男孩在魏玛呆了六天，一点也不知底细。但是歌德知道：她派来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诉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门口，贝蒂娜将亲手执掌他的不朽名声。
死亡确实推门而入了。歌德挣扎了一个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几天后，贝蒂娜写信给歌德的遗嘱执行人冯-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达，但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种无尚光荣的印象，这也许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贝蒂娜的诠证：不是悲哀，而是光荣。
此后不久，她要求这位冯-穆勒大法官归还她写给歌德的全部书信，她重读一遍后感到非常失望：她与歌德交往的整个故事只留下一个梗概，它也许是一部大作的梗概，但毕竟只是一个梗概，而且是很不完美的梗概。因此，她必须加工。她修改、重写、增补，一口气干了三年。她对自己的信不满意，对歌德的回信更加失望。这次重读，她才发现它们竟如此简短、含蓄，不少地方甚至文不对题，这令她很恼火。有时候他在给她的信中似乎完全没有理会她的孩童面具，他好像在用一半认真、一半溺爱的口吻在给一个女学生上课。因此，她觉得有必要变一变它们的语气：在他称她为“我们亲爱的朋友”的地方，她加上“我的宝贝心肝”，在他的严厉申斥之后，她又补上几句奉承或吹捧，声称贝蒂娜对这位如痴如醉的诗人曾产生极大的影响，俨然就是赋予他灵感的缪斯女神。
当然，她在重写自己的书信时就更加放肆了。不过，她不曾改变其中的语气，那语气恰到好处。她所变动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们通信的间隔不要太长，那样将可能否定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她删去了许多不合适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将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将某些场景戏剧化，将她就政治、艺术、尤其对音乐和对贝多芬的看法扩展深化。
她于一八三五年写成此书，出版时书名为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起初，谁也不曾对这些通信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发现，而且被公诸于世。
天哪！她为什么没有将它们及时烧毁？
不妨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烧毁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实在难以下手；这无异于亲口承认你将不久于人世，你说不定明日就死；于是你日复一日地推延那销毁行动，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虑不朽，却忘了考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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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获得了某个适当的视角，于是有理由认为歌德是位于欧洲历史中心的人物。歌德——伟大的中心。这不是那种一味回避极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使两个极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过欧洲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歌德在青年时代曾钻研过炼金术，但后来却成为首批现代科学家中的一员。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然而他又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欧洲人。歌德可谓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几乎一辈子也未离开过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玛。他的一生属于自然，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在爱情方面，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再有：
让我们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电梯中的情景。尽管她本人就是个电脑控制论专家，然而她对这架机器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故障却一无所知。对她来说，这电梯是那样陌生，不可理喻，与她每天所接触的各种机械——从电话机旁的小计数器到洗碗机完全一样。
相对而言，歌德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则不同，当时的科技水准已开始给人们提供安逸，但是，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对自己使用的各种器具物品的原理则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么材料盖成，他知道为什么他的油灯能放光，他也懂得他与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远镜的原理；他本人虽然不会做手术，但是，他却多次亲临手术场面，在他生病时，他能够使用专门术语同医生交谈。整个科技世界都向他开放、为他所理解。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欧洲历史中心的伟大时代；今天，谁若是被困在颠颤不已的电梯里，一想到那个伟大的时代，心中定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怅惘。
贝多芬的作品始于歌德的中心位置结束之时。此刻，世界开始失去其透明度，开始变得昏暗，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它向未知飞奔而去；人，被世界抛弃之后，则龟缩进他的自我，耽于怀旧、梦幻、反叛，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淹没而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但是，那发自内心的呼声对歌德却像一种不可忍受的噪声。歌德厌恶噪声，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无法忍受远处花园中的犬吠。据说他不喜欢音乐，这不确切，他不喜欢的是管弦乐队。他喜欢巴赫，因为巴赫仍把音乐看作各种独立音响的透明组合，每一种音响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各种乐器的声音融汇成喧闹和哀叹的和声。歌德不能忍受管弦乐队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灵魂的高声叹息。贝蒂娜的那些属于年轻一代的朋友看见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并朝他们投以厌恶的目光。为此，他们不能原谅他，他们指责他是灵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敌。
贝蒂娜是诗人布列恩塔诺的妹妹，诗人阿尔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贝多芬。她属于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地位：她俨然是一位统治着两个王国的女皇。
她的书充满对歌德的溢美之辞。她所有的书信都是一首对他的颂歌。是的，正因为人人都知道歌德太太将她眼镜打落，都知道歌德不光彩地背叛那可爱的孩子以迁就那根疯香肠一事，这本书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爱情方面对已故诗人的一番教训，在重大感情问题上，他的表现竟如此庸俗可卑，牺牲激情以保住那可怜而平淡的婚姻。贝蒂娜的书既是颂扬又是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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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写信给朋友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伯爵，其中描述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件事。她说是直接从贝多芬那里听说的。一八一二年（眼镜打碎的黑色日子后又过了十个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温泉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歌德。有一天，他俩一道出去散步。他们正沿着一条大街走着，突然遇到皇后及家人一行。歌德一见，顾不得贝多芬正跟他说些什么，立刻捱到路边，脱帽肃立。贝多芬则相反，他把礼帽紧紧地按在脑门上，两道浓眉一皱，足足又冒出两寸；步幅丝毫不减地继续往前走。这样，宫廷显要们只好停靠一边，并向他打招呼致意。他走过这一行人之后，转过身来等歌德跟上。然后，他直言不讳向歌德谈了对他奴颜卑膝行为的看法。那一通训斥，简直像教训一个拖鼻涕的小学生。
这一幕是否真有其事？是不是贝多芬的杜撰？自始至终如上所说，还是他又添油加醋？贝蒂娜有无添油加醋？或者从头到尾是她捏造？谁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写信给普克勒-穆斯卡乌时，已意识到这件轶闻极有价值。惟有这个故事才能揭示她与歌德之恋的真正意义。可是，如何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她问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Kannst du sie brauchen？”你能用它吗？看来伯爵无意用它，于是贝蒂娜考虑是否应该发表与他的通信；而就在这时候，一件大好事发生了：一八三九年，她在Athenaum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封信，声称贝多芬本人讲述过同样的故事！这封署明写于一八一二年的信的原件从来没有发现过，目前看到的只是出自贝蒂娜之手的抄件。信中有若干细节（例如确切的日期）可以说明贝多芬从未这样写过，或至少不是像贝蒂娜抄写的这样写的。可是，不论这封信是纯粹伪造还是真假参半，这件轶闻蛊惑力极大，于是不腔而走，家喻户晓。一切都迎刃而解了：难怪歌德宁可放弃伟大的爱情去要那根香肠；当贝多芬礼帽压得低低的，双手叉在背后，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歌德却像个卑躬屈膝的仆人，乖乖地站在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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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娜学过音乐，她甚至作过几首乐曲，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能够领会贝多芬音乐中的新颖优美之处。但我有一个问题：令她着迷的是贝多芬的音乐，那音乐的音符，还是那音乐所表现的，换句话说，即音乐与贝蒂娜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态度的共呜？真有所谓对艺术的爱，它真地存在过吗？它莫不是一种幻念？当列宁声称热爱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真正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听到的是什么？是音乐？还是一个雄浑的声音，使他回想起灵魂深处有过的庄严的震颤，一种对于鲜血、兄弟之情、行刑、正义、以及绝对存在的向往？他是从音乐中感受到愉悦，还是从音乐所触发的遐想中得到快感呢？而后者则与艺术和美无关。我们还是再回到贝蒂娜：她所感兴趣的是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还是反歌德的贝多芬？她对音乐的爱，究竟是一种把我们引向神奇的隐喻、引向两种绘画色彩的和谐的无声的爱呢，还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激情，激励我们去加入政党？无论是哪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真相），贝蒂娜反正是把一个礼帽压低、阔步向前的贝多芬的形象送入了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形象将世世代代走下去。
一九二七年，贝多芬逝世百年以后，德国的著名杂志Die Literarische Welt（《文学世界》）采访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询问贝多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对这位将礼帽紧扣在脑门上的贝多芬作身后的调查结果如何，编辑们事前一无所知。“巴黎六人团”成员奥利克①以他同代人的名义指出：他们对贝多芬毫无兴趣，他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是否哪天他会被重新发现、重作评价呢？也绝无可能。简直荒唐！雅纳切克②也认定，贝多芬的作品从来没有让他激动过。拉威尔③的结论是，他不喜欢贝多芬，因为他的声名不是建立在音乐之上，而是关于他生平的文学传奇造成的，就他的音乐而言，根本谈不上完美。
谈到文学传奇，这一次涉及到两顶帽子：一顶是低低地压在两道扫帚眉的前额上；另一顶则拿在一躬到地的人的手中。魔术师爱用帽子变戏法。他们能让物件在帽子中消失，也能让帽中飞出一群鸽子。贝蒂娜从歌德的帽子里变出了象征他的奴性的丑鸟，接着又让贝多芬的音乐消失（当然很不聪明地）在他的帽子里。她为歌德准备了当年泰彻奥-布拉得到的和吉米-卡特将要得到的东西：荒唐可笑的不朽。但是，荒唐可笑的不朽其实正等着每一个人；对拉威尔来说，把礼帽扣在眉沿的贝多芬比垂首鞠躬的歌德更加荒唐可笑。
看来，人们即使可能提前设计、操纵并照章实施安排一个人身后的不朽，那最终的结果也绝不会符合原先的意图。贝多芬的礼帽已成不朽，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这顶不朽的礼帽究竟产生什么意义，却不是事先决定的。
① 乔治-奥利克（1899一？），法国著名作曲家。
② 雅纳切克（1854一1928），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捷克作曲家。
③ 莫里斯-拉威尔（1875一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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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他们也不断向我发难。他们不去读我的书，却撰写什么关于我的书。他们说我不爱我的几个妻子，说我不关心我的儿子，说我一拳把某个批评家的鼻子打歪了，说我撤谎，说我言不由衷，说我自负，说我阳亢，说我自称在战场上负了二百三十处伤，而实际上只有二百一十处，说我手淫，说我不听我母亲的话。”
“这就是不朽。”歌德说。“不朽即永恒的审判。”
“若是永恒的审判，那也应该有个像样的法官才是，不该是心胸狭隘的教员，手里还攥着一根答鞭。”
“手执笞鞭、心胸狭隘的教员，永恒的审判就是这么回事。你还想要什么，厄内斯特？”
“我什么也没想要。我曾指望死后平安无事。”
“但你却千方百计想成为不朽。”
“胡说。我只写书，仅此而已。”
“对，一点不错！”歌德大笑。
“我不反对我的书成为不朽。我写书时，一个字也不许删除。要顶往任何逆境。而我本人，作为一个人，作为厄内斯特-海明威，我对不朽毫不在意！”
“我非常理解，厄内斯特。可是你活着时就应该更加当心才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更加当心？你是说我爱说大话？我承认年轻时的确爱唱高调。喜欢在人前卖弄。听到那些关于我的轶事，心里美滋滋的。但是请相信，我并不是为了不朽才这么干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确感到不寒而栗。此后我已上千次地告诉大家让我独自好好呆着。可是我越求事情越糟。我为避人耳目而去了古巴。我得了诺贝尔奖，但我拒绝去斯德哥尔摩。相信我，我对是否不朽毫不在意。现在，我告诉你另一件事：那天我意识到自己已被不朽控制以后，怕得要死。人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他却不能掌握自己身后的不朽。你一旦被不朽拖上船，就甭想下去了，即使你开枪自杀，你死后还得呆在甲板上，这太可怕了，约翰，太可怕了。我死后躺在甲板上，只见我的四个妻子蹲在四周，写她们所知道的一切，她们身后是我的儿子，也在那里书写，还有那位老太太葛特露德-斯坦因①，也在那里不断地写，还有我所有的朋友，他们都在披露过去听说的我的不检点的往事或对我的诋毁诽谤；在他们身后，上百个手持麦克风的新闻记者在那里你推我搡，还有全美国的大学教授们，忙着分类呀，分析呀，并把点滴所得塞进他们的文章和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