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得很。”
“不，你不明白。”
亨利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饮着杜灵金酒。拉舒姆不失时机地解释共产党是如何重新审视和修正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他这样做，谁也不会责备：他年仅二十就在游击队中发现了冒险、友情和共产主义，他的这种狂热劲确实有情可原。“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曾帮过他的忙。”亨利自嘲地想。亨利曾让他在波尔的公寓里躲藏了三个月，后来又帮他搞到了假证件，分别时，还把自己惟一的一件外套送给了他。
“噢，我感谢你写的文章。”他突然说道，“文章写得真客气。”
“我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拉舒姆说，“再说，所有人的观点都同我一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对，挺有意思的。”纳迪娜说，“就这一次，所有的评论家看法一致：似乎他们在共同埋葬某个人或在颁发一个道德奖。”
“是有这个意思！”亨利说道，“这张小毒嘴，”亨利既高兴又忌恨地想，“她恰好找到了我不愿对自己用的字眼。”他朝拉舒姆微微一笑：“你有一点判断错了：我书中的主人公决不会成为共产党人。”
“那你要让他成为别的什么人？”
亨利哈哈大笑：“呃，成为我所成为的人！”
拉舒姆也笑了：“正是如此！”他两眼盯着亨利：“要不了六个月，革命解放联合会必定不复存在，你终将明白个人主义毫无出路。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亨利摇摇头：“我现在这样对你们反倒更加有利。我替你们披露真相，你不是很高兴嘛。要是《希望报》一味重复《人道报》的言论，这于事又有何益呢？我想方设法引导人们思索，提出你们有提出的问题，道出你们没有明言的某些真相，这样的……”
“应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去做这项工作。”拉舒姆说。
“他们不会让我这样做！”
“当然会让。确实，目前党内宗派主义盛行，可这是为环境所迫，这决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拉舒姆犹豫了片刻：“别重复了，同志们和我都希望不久能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杂志，一份比较超脱的杂志，可以在上面十分自由地探讨问题。”
“一份杂志，可不是一份日报。”亨利说，“至于力求自由，我倒要瞧瞧。”他友好地望了望拉舒姆。“要是你真具有一份属于你们自己的杂志，那可是一件大好事。你觉得能行吗？”
“很有希望。”
樊尚朝前倾了倾身子，挑衅地瞪了拉舒姆一眼：“如果你真的直言不讳，那就对你的同志明说，张臂欢迎那些所谓改邪归正的混账，这样做实在卑鄙。”
“我们？张臂欢迎附敌分子？你去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说吧，他们听了准会喜笑颜开。”
“你们暗中为许多混蛋开脱了罪责。”
“别混淆视听。”拉舒姆说，“当我们决定对某人既往不咎时，这是因为那人可以挽救。”
“照你这么说，那怎么知道被我们干掉的那些家伙是否就不能挽救？”
“那个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挽救，必须干掉他们。”
“那个时候！我杀他们可不分什么时候！”樊尚狡黠地一笑，“可我要对你进一言：那帮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没有一个例外；至于眼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干掉所有被疏忽的家伙。”
“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纳迪娜问。
“我想说的是应该组织起来。”樊尚答道。他的双眼搜索着亨利的目光。
“组织什么？组织惩治行动？”亨利笑呵呵地问道。
“你知道，在马塞，他们把所有的游击队员都当作刑事犯，正在到处搜捕呢。”樊尚说，“难道应该撒手让他们胡作非为？”
“恐怖手段可不是一剂良药。”拉舒姆说。
“不。”亨利开了腔。他看了看樊尚：“有人告诉我有那么些家伙以扮演执法者为乐。若为了了结私仇，那我还理解。可有些家伙见到附敌分子就杀，这里杀一个，那里毙一个，自以为这样做是拯救法兰西，那他们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些蠢蛋。”
“我知道，大脑健全的人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樊尚说。他摇摇头：“你们可骗不了我。”
“那我们就不要你。”亨利声音和蔼地说。
他站起身子，纳迪娜也站了起来：
“我陪你走走。”
她也开始讲究起女人家的化妆打扮来了，她也试着涂抹了一番，可眉毛画得像幼熊的爪子，双眼下方重重几道黑印。她刚出了门，遂开口问道：
“你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不，我报社有事。”
“这时候还有事？”
“什么时候都有。”
“那，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不，我在报社一直要呆到很晚。然后我还要去见你父亲。”
“噢！那份报纸！你嘴里就挂着那个词！那总不至于是世界的中心吧！”
“我没有这么说。”
“没有说，可你是这么想的。”她一耸肩膀，“那，咱们什么时候见？”
他犹豫不决。“说真的，纳迪娜，眼下，我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你总要上桌吃饭吧，不是吗？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在你的对面。”她正视着亨利：“除非这惹你讨厌。”
“当然不会。”
“那？”
“行。明天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找我。”
“一言为定。”
他对纳迪娜颇有好感，与她相会并不让他厌烦，可眼下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必须最为严格经济地组织自己的生活：确实没有纳迪娜的位置。
“你回答樊尚时为什么那么凶？”纳迪娜紧接着说，“你不该那样。”
“我害怕他干出什么蠢事来。”
“蠢事！只要有人想行动，你们就说什么做蠢事。你认为写书不更蠢吗？他们给你鼓掌，对你吹捧，可事后便把书往哪个角落一扔，谁也不再想它。”
“那是我的职业。”他说。
“滑稽的职业。”
他们默默无言地又走了一段，等到了报社的门前，纳迪娜硬邦邦地说：“好，我回家去了。明天见。”
她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呆立在亨利面前：“九、十点之间，这太迟了；干什么的时间都不够。难道就不能早一点一起度个夜晚吗？”
“在这之前我没有空。”
她一耸肩膀：“那九点半见。连生活的时间都没有，成名又有何用？”
“生活！”当纳迪娜猛地转身而去时，亨利心里在嘀咕，“在她们的嘴里，这总是意味着要照顾她们。可生活的方式不只是一种！”他喜爱那陈积的尘埃和新鲜的油墨味。办公室还空荡无人，地下室阒无声息！可大伙儿马上就要在岑寂中出现，他们全是他的创造。“谁也别想夺走《希望报》。”他在心里反复说道。他坐到办公桌前，伸了个懒腰。噢，没有必要心烦意乱。他决不让出《希望报》，再说，他们总能找别的报纸，等他好好地睡上一夜，工作自然就会顺利。
他迅速处理了信函，看了看表，半小时后，他与普莱斯顿有约会，时间还充足，可以先跟塞泽纳克谈谈。“请您把塞泽纳克给我叫来好吗？”他对女秘书说。他端坐在办公桌前。信任他人是件大好事，可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取代塞泽纳克的位置，而且确实比他更有资格。若坚持给这人一个机会，那就势必剥夺了那人的机会，这事有点儿不太好办。“可惜啊！”亨利自言自语。他想起了当初尚塞尔把他领来时，塞泽纳克多有气派，在他干联络员的那一年里，他是最有干劲的一个。也许塞泽纳克需要特殊的环境，如今他脸色苍白，浑身浮肿，两眼无神，总拖樊尚的后腿，再也没有能力写出两行连贯的文字来。
“啊！你来了！坐吧。”
塞泽纳克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亨利突然觉察到自己与他共事已有一年，但对他毫无了解；对其他人，亨利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生活、旨趣和思想；可是这一位从来都是沉默寡言。“我想知道你以后是不是还想交那些蹩脚文章，是否决定给我们写点别的东西。”亨利说道，他的话声比他原来希望的更生硬了些。
塞泽纳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耸了耸肩膀。
“出了什么事？你很不对劲？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塞泽纳克手中搓着一块手绢，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板，跟他勾通思想实在困难。
“到底怎么回事？”亨利重复问道，“我可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塞泽纳克说，“当记者，我不适合。”
“可开始时干得并不那么糟糕。”
塞泽纳克茫然一笑：“尚塞尔帮了我一点儿忙。”
“他总不至于替你写文章吧？”
“不。”塞泽纳克口气并不肯定地说。他摇了摇头：“别费心了，这行当并不中我的意。”
“你该早讲。”亨利有点气恼地说。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开口问道：“那你想干什么？”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应付的。”
“到底想干什么？”
“我上点英语课，此外，他们答应让我翻译点东西。”他站起身子：“你挽留了我这么长时间，心真好。”
“万一你一时兴起，想给我们寄篇文章……”
“要是真有兴致的话。”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千法郎？”塞泽纳克说。
“这是两千。”亨利说，“可这总不是办法。”
塞泽纳克把手帕塞进衣袋里，平生第一次露出了笑脸：“这是权宜之计，也是最牢靠的办法。”他推开门：“谢谢。”
“祝你走运。”亨利说道。他感到困惑不解：看塞泽纳克的样子，仿佛他早就巴不得逃之夭夭似的。“我可以通过樊尚了解他的踪迹。”他安慰自己。可是他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让塞泽纳克倾心交谈，为此感到怏快不快。他掏出圆珠笔，在面前摊开信笺。普莱斯顿一刻钟之后就要来。他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不愿多想那份杂志；可他满脑子尽是计划，目前出版的周刊统统都很蹩脚，能推出一本真正有水平的杂志，那该多令人高兴。
女秘书推开了一条门缝：
“普莱斯顿先生来了。”
“让他进来。”
普莱斯顿身着便装，没有一点美国人的派头；只是他的一口法语虽然无懈可击，但仍然让人对他的国籍产生几分怀疑。他刚一坐定，便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
“您的朋友吕克可能已经告诉您，在您离开报社这段时间，我们曾多次见面。”他说道，“我们俩都为法国新闻界的条件感到惋惜，条件之差，确实让人痛心。对我来说，能帮助您的报纸，为您提供部分纸张，是件十分愉快的事。”
“啊！这将大大方便我们的工作！”亨利说，“当然，我们无法考虑改变报纸的开本。”他补充说道，“我们与其他报纸要保持一致。不过，谁也不会禁止我们出一份星期日增刊，这样的话，就打开了通道，展现了许多可能性。”
普莱斯顿微微一笑，那神态让人心安。“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他说，“纸张嘛，您明天就可以收到。”他用黑漆面的打火机慢慢地点燃了香烟：“我不得不直言不讳，给您提个问题：《希望报》的政治路线会不会改变？”
“不会。”亨利说道，“为什么要变？”
“在我看来，《希望报》恰恰代表了你们国家所需要的领路人。”普莱斯顿说，“正因为如此，我的朋友和我才愿意帮助它。我们钦佩您的独立精神、您的胆略、您的清醒头脑……”
他打住了话头，余音不绝于耳。
“那么？”亨利说。
“我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您就葡萄牙之行写的头几篇报导，可今天上午看到了您的答记者问，感到有点惊诧，您在谈到萨拉查政权时，有意批评了美国在地中海奉行的政策。”
“我确实认为这一政策令人遗憾。”亨利有些生硬地说，“佛朗哥和萨拉查早就应该被赶下台了。”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您完全清楚。毋庸赘言，我们十分希望帮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重新获得民主自由，可要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就是眼下。”亨利说，“马德里的监狱里关着死囚，每一天都很重要。”
“我的看法正是如此。”普莱斯顿说，“美国国务院肯定很快就要接受这一观点。”他微微一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鼓动法国舆论反对我们不恰当。”
亨利也淡淡一笑：“政客们从来就不紧不忙，我以为逼一逼他们有好处。”
“不要耽于过分的幻想。”普莱斯顿亲切地说，“您的报纸在美国政界备受赏识。可您别指望影响华盛顿。”
“啊！我无此奢望。”亨利说。他又激动地补充道：“我说的只不过是我内心的想法，仅此而已。您称赞我保持独立……”
“正是，这种独立，您就要危害它。”普莱斯顿说道，责怪地看了亨利一眼。“一发起这场论战，您就要扮演那些想把我们说成帝国主义分子的人的角色。”他补充道：“您坚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此我完全赞同，可这种观点在政治上行不通。再给我们一年时间：共和国定将在最好的形势下在西班牙重新建立。”
“我并不存心发起一场论战。”亨利说，“我只不过想点明某些事实真相。”
“可这些事实会被用来攻击我们。”普莱斯顿说。
亨利一耸肩膀：“这不关我的事。我是记者，我说实话，这就是我的职业。”
普莱斯顿打量着亨利：“如果您心中有数，知道某种实话将会引起不良后果，您还会说吗？”
亨利犹豫了一下：“若我肯定实话有害的话，那我看只有一条出路：我辞职，我放弃搞记者工作。”
普莱斯顿姿态动人地一笑：
“这岂不是一种十分机械的道德观？”
“我有几个共产党人朋友，他们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亨利说，“可我尊重的并不完全是事实真相，而是我的读者。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说实活有可能装扮门面；也许在苏联情况就是如此。”他微笑着说，“可在法国，在今天，我不承认任何人有这种装扮门面的权利。或许对一个政客来说，并不那么简单；可我并不站在那些摆布别人的家伙一边，我属于那些被别人极力摆弄的人；他们指望我能尽量给他们提供情况，若我保持沉默或说谎话，就背叛了他们。”
他停了下来，为自己如此一番长篇大论感到几分惭愧，他这样说话并不仅仅针对普莱斯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茫无目标地防范着众人的攻击。
普莱斯顿摇摇头：“我们又产生了同样的误会，您所谓的提供情况，我看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担心您成了法国理智主义的牺牲品。我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不了解杜威①吧？”
①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
“不了解。”
“可惜。在法国，人们对我们太不了解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普莱斯顿停顿了一下：“要明白我们毫不拒绝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谁也不如美国人那么听得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怎样才能不失去法国人的欢心，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可是法国所处的位置，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地中海政策。”
“我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说话。”亨利气恼地说，“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人总有权利谈谈他的看法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普莱斯顿终于开口说道：
“您显然明白，如果《希望报》采取反美立场，我再也无法对它保持好感。”
“我明白。”亨利冷冷地说，“您也明白我不能考虑由你们来审查《希望报》。”
“可谁说审查了！”普莱斯顿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我所希望的，只是您能始终忠实地坚持您奉以为原则的中立立场。”
“正是这样，我始终不渝地忠实坚持。”亨利突然怒气冲冲地说，“《希望报》可不是为了几公斤纸就可以出卖的。”
“噢！要是您用这种口气说话！”普莱斯顿说道，遂站起身子：“请相信我感到遗憾。”
“我可什么也不遗憾。”亨利回敬道。
整整一天，亨利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气恼。不过，他这次发火自有道理。他真愚蠢，把普莱斯顿设想成一个圣诞老人。此人原来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亨利却把他当作知己倾心交谈，表现如此幼稚，实在难以宽恕。他站起身子，向编辑室走去。
“哎，我可怜的吕克，杂志吹了。”他在编辑桌的桌沿上随便一坐，说道。
“不会吧？”吕克说，“为什么？”他面孔浮肿、苍老，简直像一个侏儒。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泪水马上就像挂在眼角似的。
“因为那个美国佬想禁止我们执言反对美国：他差不多逼着我作出抉择。”
“不可能！他看上去那么善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阿谀奉承的家伙。”亨利说，“我们那么令人垂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迪布勒伊提出的建议吧？他要《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吕克朝亨利扭过脸来，满脸惊骇的神色：“你拒绝了吧？”
“当然。”
“那些党啊、派啊、运动啊、组织啊，全都死灰复燃了，必须跟它们界限分明。”吕克声音恳切地说。
吕克的信念如此绝对，以致人们即使赞同他的观点也忍不住想故意惊扰他一下。“抵抗运动的统一确确实实只是徒有虚名了。”亨利说，“应该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是他们破坏了统一！”吕克陡然激动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他们把这也叫做什么组织，分明是在创造新的分裂。”
“不，分裂是资产阶级制造的，如果谁自以为可以超越阶级斗争，那他就有玩世不恭的危险。”
“听我一句，”吕克说，“报纸的政治路线，应由你来决定，你比我更有头脑；可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对这一点，我绝对反对。”他显出了刚毅的神色，“在经费方面，有些具体的困难，我没有向你汇报，可我已经跟你说过，情况并不太严重。要是让一个算不了什么东西的组织牵着鼻子走，那于我们的事业就不利了。”
“你认为还会失去读者？”亨利问。
“显而易见！到那时就完了。”
“是的，看来很有可能。”亨利说。
要是买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小报，那外省人宁愿看他们的地方小报，也不要巴黎的日报。印数已经大大降低了，报纸即使恢复原来的开本，也不一定就能吸引原来的读者。总而言之，它决不可能在危机之中安然无恙。“显然，我只是个理想主义者！”亨利心想。他曾以信任感、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为由，对迪布勒伊提出了异议，可真正的答案就在数字之中：我们将彻底垮台。这是雄辩的论据，诡辩也罢，道德也罢，对它都无能为力，他急于运用这一论据。
亨利于10时来到伏尔泰沿河大街，可未能按原计划立即发起攻击。安娜如同往常一样，用台式小车推上了一些用作晚餐的食物：葡萄牙红肠、火腿和一冷盘米饭。另外，为了庆贺亨利的归来，还有一瓶莫尔索酒。他们东拉西扯，随意交流旅行的观感以及巴黎最近的一些马路新闻。说实在的，亨利没有多少舌战的兴趣。他为置身于这一间书房而高兴：书房里，一本本书全都已用得发旧，大多是作者新笔题赠的；一幅幅油画都有名家的题名，也都不是花钱买的；一件件小摆设富有异国情调，无一不是旅行的纪念品。这块并不引人瞩目、但却得天独厚的生活天地，亨利敬而远之，但同时，这又是他真正的安乐场所。他在这里感到温暖，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欢悦。
“在你们家里确实十分惬意。”他对安娜说。
“是吗？我一出家门，就有一种失落感。”她乐呵呵地说。
“应该说斯克利亚西纳那天选了一个令人恐怖的聚会场所。”迪布勒伊说。
“真的，那个低级庸俗的场所！可不管怎么说，那是个美妙的夜晚。”亨利说，他淡淡一笑：“除了晚会快结束的那段时间。”
“快结束的时候？不，我觉得演奏《黑色的眸子》那段时间挺难受的。”迪布勒伊一副无辜的样子说道。
亨利犹豫不决，莫非迪布勒伊成竹在胸，不想操之过急立即发起攻击？此时他如此审慎，只得借机行事，若扫了此刻的兴致，太令人遗憾了。可是，亨利迫不及待想证实他内心所取得的胜利。
“您太瞧不起《希望报》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没有……”迪布勒伊笑微微地说。
“安娜是个见证人！您的责问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亨利补充说道，“不过，我想告诉您，您提出的有关《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合成一体的建议，我重新考虑过，甚至和吕克也谈过，根本就不可能。”
迪布勒伊的微笑骤然消失了：“我希望这不是您最后的答复。因为没有报纸，革命解放联合会就永远一事无成。别跟我说还有其他报纸了。任何别的报纸与我们这一运动都不完全一致，若您也拒绝了，谁还会同意？”
“我知道，”亨利说，“只是您要明白，目前，《希望报》处于危机之中，其境况与大部分报纸一模一样；我想危机最终可以摆脱，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难以解决经费问题。何况我们一旦哪一天决定成为某个政党的机关报，印数立即就会下跌。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
“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是一个政党，”迪布勒伊说，“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运动，您的读者不会被吓跑的。”
“不管是革命还是运动，实际上是一回事。”亨利说，“所有那些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工人，上次我跟您谈过，他们在订阅《人道报》的同时，很乐意再买一份新闻性的报刊，可决不会再去买另一份政治性的报纸。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与共产党携手前进，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状况：《希望报》一旦贴上某个标签，就马上会让人怀疑。”亨利一耸肩膀：“等到我们的报纸只有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阅读的那一天，那就只有关门大吉了。”
“一旦我们得到某家报纸的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将无比众多。”迪布勒伊说。
“此间，得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这足以使我们彻底完蛋，这对谁都没有利。”
“对，这对谁都没有利。”迪布勒伊退让道。他一时保持缄默，用指头轻轻击打着夹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显然，这确有危险。”
“我们不能答应去冒这个险。”亨利说。
迪布勒伊又静静思索了片刻，叹了口气说道：“得要有钱。”
“对呀，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迪布勒伊以困惑的声音承认道。
当然，他并不会如此轻易地承认失败，他的脑中又在萌生新的希望。可这一论据发挥了威力，在继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再也没有提起此事。不过，亨利经常与他见面，尽量向他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与萨玛泽尔会晤了两次，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并承诺在《希望报》发表宣言。“只要保持独立，你愿意怎么做都行。”吕克常这样说。
保持独立，这已经争取到了，可还必须寻求答案，如何利用这一独立。9月份，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只要保持一点清醒头脑、表现出几分诚意，也就足够了，事情也可以勉强对付过去。如今，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切提出了异议。拉舒姆热情洋溢，对亨利撰写的有关葡萄牙的文章极力宣扬，仿佛《希望报》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有必要辟谣吗？亨利打心眼里不愿意失去那些因《希望报》持公正立场而喜爱它的知识分子读者；但他也不情愿激起共产党人读者的反感。不过，他这样准都不得罪，势必变得无足轻重，他这样做也确实在起着麻醉人的作用。那该怎么办？他脑子里一边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向斯克利伯饭店走去，朗贝尔正在那儿等着他共进晚餐。不管亨利采取怎样的决定，都是向某种情绪让步，而不是屈服于某一明摆的事实；尽管他下定种种决心，但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他知之不多，什么也不了解。“先了解情况，然后再说，这总归符合逻辑吧。”他暗自思忖。可是，事情并非按此逻辑发展。首先必须表态，这刻不容缓；然后让事情的发展来判别您的是非。“这正是所谓的哄骗。”他不快地想到，“我也一样，在哄骗我的读者。”他曾暗暗发誓，对读者说的事情一定要对他们有所启迪，有助于他们思考问题，总之，要说事实真相。可现在，他却在干哄骗的勾当。怎么办？他总不能关闭编辑室，辞退全体人员，钻进哪个房间呆上一年，闭门不出，只与书本打交道！报纸必须生存下去，为此，亨利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在斯克利伯饭店门前停下了脚步。和朗贝尔一起吃晚饭，他感到欢悦。可向他诉说自己的近况，亨利又有点儿心烦，不过，他希望朗贝尔不要过分在意。他进了旋转门，突然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面暖烘烘的，男男女女都身着美国军装，空气里弥漫着黄烟味，橱窗里摆着奢华的装饰品。朗贝尔笑盈盈地迎上前来，他也穿上了一套中尉军服。在用作战地记者饭堂的饭店餐厅里，桌上摆着黄油和棱柱形白面包。
“你知道，在这个饭店里可以喝到法国葡萄酒。”朗贝尔乐呵呵地说，“我们马上就要跟德国战俘吃得一样好了。”
“美国佬好生喂养他们的俘虏，你气愤吗？”
“并不完全为吃的事，尽管法国人填不饱肚子，而他们却有吃有喝，让人无法容忍。丑恶的是整个的情况：他们对德国佬，包括纳粹分子都手下留情，可对集中营里的人却那样对待。”
“我很想知道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进入集中营，是否确有其事。”亨利说。
“这件事，我首先就要去弄个水落石出。”朗贝尔说。
“很明显，眼下，我们对美国并不热乎。”亨利一边往盘子里装罐头猪肉和面条，一边说道。
“没有必要热乎！”朗贝尔一皱眉头：“可惜这叫拉舒姆那么开心。”
“我来时还琢磨这个问题呢。”亨利说，“你只要说一句反共产党的话，你就是在干反动的勾当！可你一批评华盛顿，你又成了共产党。除非怀疑你属于第五纵队。”
“还好，事情越辩越明。”朗贝尔说。
亨利耸耸肩膀：“不应过分乐观，你还记得吧，圣诞节前夜，我们说过《希望报》决不容忍他人网罗。嗳，这可不那么简单。”
“那就继续凭我们自己的良心说话好了！”朗贝尔说。
“你要明白！”亨利说，“每天上午，我都在向成千成万的人们解释他们应该开动脑筋，可我自己又凭什么指导自己呢？凭自己良心的声音！”他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这是欺骗！”
朗贝尔微微一笑：“你给我举几个比你更认真的记者的名字。”他深情地说，“你亲自处理每一封来函，对一切都躬亲过问。”
“我每天都尽量做到正直。”亨利说，“可问题正在这里，我因此而没有一分钟的闲暇去深入研究我所提出的问题。”
“行了吧！你的读者对这样就已经很满意了。”朗贝尔说，“我认识一伙大学生，他们说话总是以《希望报》起誓。”
“我因此而更感到有罪！”亨利说。
朗贝尔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总不会去整天研究那些统计数字吧？”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亨利回答说。出现了片刻沉寂，亨利突然打定了主意：还是赶紧了结了那件麻烦事吧。
“我把你写的小说稿带来了。”他说道，朝朗贝尔微微一笑：“真怪，你富有亲身经历，体验也极为真切，而且你也经常跟我谈起，是那么动人，你写的专题报道内容极为丰富。可在你的小说稿里却什么也没写进去。我在琢磨其中的原因。”
“你觉得不行吧？”朗贝尔说，他一耸肩膀：“我早跟你说过了。”
“问题在于你丝毫没有把你的真情实感写进去。”亨利说。
朗贝尔犹豫不决：“有的东西真正触动了我的心，可对别人来说却毫无意思。”
亨利微微一笑：“可人们反而强烈地感觉到你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打动你自己的心。仿佛你写这些故事时，像是在受罚，像小学生在做额外的作业似的。”
“噢！我完全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种天赋。”朗贝尔说。
他微笑着，可一副窘迫的神色。亨利感觉到他实际上对这些小说看得是很重的。
“谁有天赋？谁又没有天赋？实在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亨利说，“不。你错就错在选材，你选的都是些与你毫不相干的题材，问题就在这里。下一次，你要尽量把自己摆进去。”
“我不会。”朗贝尔说。他淡然一笑：“我是那种地地道道可怜的小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创作家。”
“别胡说八道！”亨利说，“这些短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初次失利是正常的事。”
朗贝尔摇摇头：“我了解自己，我永远办不成任何大事。一个知识分子一事无成，够可怜的。”
“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有所作为。再说当知识分子，这又不是什么毛病！”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朗贝尔说。
“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很乐意对我表示敬重。”
“你，情况不一样。”朗贝尔说。
“不对。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人把这个字眼当作一种侮辱，我真气愤：他们好像以为脑子空空就了不起似的。”
他搜索着朗贝尔的目光，可朗贝尔一个劲地只看着碟子。他说道：“我在琢磨当战争真正结束后我该怎么办？”
“你不愿意继续干记者这一行吗？”
“战地记者，这是不可能的了；可和平记者，也当不成。”朗贝尔说。他声音激动地补充道：“像你这样干记者这一行，那还值得：那是一种真正的冒险生涯。可当编辑，哪怕在《希望报》，没有任何意思，除非我不得不以此谋生。可是，这寄生的生活，我又良心不安。”他犹豫了片刻：“我母亲给我留下的钱太多了，我怎么都良心不安。”
“所有的人都这样。”亨利说。
“噢！你，你拥有的全是你劳动所得，没有这个问题。”
“谁也不可能永远问心无愧。”亨利说，“比如，我在这儿吃饭，同时又禁止自己上黑市饭馆：这就很幼稚。各有各的高招，迪布勒伊故意把金钱当作一种身外之物，他钱多极了，可他并不为赚钱而赚钱。谁需要钱，他也从不拒绝，任安娜去管理使用。安娜呢，她也不把这钱当作自己的财产，应付自如：她是为丈夫和女儿而花钱，她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享受。至于我嘛，帮了我大忙的倒是手头拮据、入不敷出，这样，我总感到自己拥有的一切没有一点是多余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
“可情况完全不一样。”
亨利摇摇头：“当处境不公平，你就不可能正派地处世。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不得不搞政治，目的在于改变处境。”
“我有时自问该不该拒绝那笔钱。”朗贝尔说，“可拒绝又有何用？”他犹豫了一下：“再说，我承认贫穷让我害怕。”
“还是想办法尽量把钱用到有益的地方吧。”
“呃，问题正是这样，怎么用？我用这钱能做些什么？”
“总有你喜欢的事情吧？”
“我自问……”朗贝尔支支吾吾地说。
“你有喜欢的事情吗？你什么也不喜爱？”亨利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我很喜欢同事们，可解放以来，大家争吵不休，女人吧，她们要么愚蠢透顶，要么无法容忍；书嘛，我讨厌；至于旅行，地球上到处都一样凄惨。再说，近段时间来，我连善恶都再也分不清了。”他下结论道。
“怎么回事？”
“一年前，一切就像是埃皮纳勒①的图片一样简单明了。可现在，人们发现美国人跟纳粹分子一样，是些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他们对别人继续在集中营活活死去根本不在乎；传说苏联也有集中营，情况好不了多少；有的附敌分子给枪毙了，可有的家伙一样混账，却给他们大献鲜花。”
①法国城镇名，以其图片制造艺术而闻名。
“你之所以义愤填膺，那是你还相信某些东西。”
“不，老实说，一旦人们开始提出疑问，那任何一切都抵挡不住。有许多道德原则，大家都以为是一致公认的：可到底以什么名义？说到底，为什么要自由，又为什么要平等？公正又有什么意义？又为什么要爱别人胜于爱自己呢？一个像我父亲那样一辈子只知道寻求享乐的人，他难道就那么错吗？”朗贝尔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惹你生气了吧？”
“不，必须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
“尤其得有人回答这些问题。”朗贝尔说道，声音愈来愈激动。“他们大谈什么政治，把我们烦死了；可为什么非要这种政治，而不要那种政治？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一种道德，一种生活的艺术。”朗贝尔带着几分挑衅瞅了瞅亨利：“这就是你应该赋予我们的，这比帮助迪布勒伊起草宣言更有意义。”
“一种道德，它必须包含一种政治态度。”亨利说，“反言之，政治是活生生的。”
“我并不这么认为。”朗贝尔说，“在政治方面，人们关心的只是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什么前途啦，集体啦，可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现实的时刻，是一个个单个的人。”
“可单个的人参与群体的历史。”亨利说。
“不幸的是在政治领域，永远不谈个人的历史。”朗贝尔说，“人在共性之中消失，至于个性，谁也不在乎。”
朗贝尔的口气如此强烈，亨利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他：“比如？”
“呃，比如，就以犯罪问题为例。从政治上抽象地看，一个跟德国佬共过事的人就是一个混蛋，人人咒骂，这不成问题；可要是更深入地去目的地一看某个特殊的情况，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你想到了你的父亲？”亨利问道。
“是的，有时我想求你出出主意，我难道真的有必要继续与他势不两立吗？”
“去年，你谈起他时是那么一副腔调！”亨利诧异地说。
“因为那时我以为是他告发了罗莎，可在这一点上，他说服了我：他爱莫能助。所有的人都知道罗莎是个犹太人。不，我父亲在经济上与敌合作，这已经够卑鄙的了，而他肯定就要受法庭审判，十有八九要判刑，可他那么大年纪……”
“你见过他了？”
“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写了很多信。我承认，那些信引起了我内心的极大震动。”
“如果你想与他和解，你是完全自由的。”亨利说，“我还以为你们的关系很糟呢。”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认识你的那段时间是这样。”朗贝尔吞吞吐吐，最后鼓了鼓勇气说道：“是他把我喃育成人。我觉得他很爱我，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只是他容不得我违抗他。”
“在认识罗莎之前，你从来没有违抗过他？”亨利问道。
“没有。他之所以气得发疯，原因正在于我竟敢斗胆与他作对。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与他作对。”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这一来，我便索性认为是他告发了罗莎。不用说，那时我真恨不得亲手宰了他。”
“可你怎么会怀疑是他告发的呢？”
“是一些朋友给我灌输了这个念头，其中有樊尚。可我后来又跟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绝对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我父亲以我母亲的坟墓发誓，绝没有这回事。如今，我冷静下来了，我肯定他决不会干出这等事来。决不会。”
“这看来挺可怕的。”亨利说。他犹豫不决。两年前，朗贝尔毫无证据便怀疑他父亲是个罪人，可现在又希望他无辜，手头同样也没有证据。看来没有任何办法了解事实真相。
“樊尚动不动就钻进惊险小说出不来。”亨利说，“听我讲，如果你不再怀疑你父亲，你本人也不再责怪他，你就不必扮演执法者的角色。去看看他吧，做你自己高兴的事情，别顾忌别人。”
“你真认为我可以这么做？”朗贝尔说。
“谁又阻止你？”
“你不认为这是幼稚病的一种表现？”
亨利惊诧莫名地打量着朗贝尔：“幼稚病？”
朗贝尔的脸霍地红了：“我是想说，是不是怯懦？”
“不。自己怎么感觉，就怎么生活，这并不怯懦。”
“是的，你说得有理，我马上给他写信。”朗贝尔说，“我跟你谈这事是对的。”他充满感激之情说道。
他朝碟中伸出勺子，那团红乎乎的浆糊似的东西在碟中晃动。“你可以帮我们的大忙。”他喃喃地说：“不仅仅是我，有许多年轻小伙子都处在我这种状况。”
“帮你们什么忙？”亨利问道。
“你富有实在感。你应该教我们一天一天实实在在地生活下去。”
亨利微微一笑：“建立一种道德观，一种生活的艺术，这可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
朗贝尔朝他抬起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噢！我表达不当。我指的不是什么理论著作。可你热爱某些东西，信仰某些道德准则。你应该向我们指明这地球上哪些是可爱的东西。同时也应该再写一些优美的作品，使这个地球更加适于人类居住。我以为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所在。”
朗贝尔一口气发表了这番高论。亨利感到他事先是有准备的，仿佛多少天来一直等待着这一机会似的。“文学可并不一定就快乐。”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