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定快乐！”朗贝尔说，“一旦成为艺术，即使悲伤的东西也会变成欢乐。”他迟疑了一下：“欢乐，也许这词用得不太妥当，可不管怎么说，这是有道理的。”他突然打住话头，脸色发红：“噢！我不愿意强迫你写书。只不过你不该忘记你首先是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
“我并没有忘记。”亨利说。
“我知道，可是……”朗贝尔变得局促不安：“比如，你关于葡萄牙的报道，写得确实很好，可我想起了你昔日写的有关西西里的文章。在你的报道里没有读到那样的笔墨，真有点遗憾。”
“若你有机会去葡萄牙，你也不会有兴致去描绘那花红似火的石榴树。”亨利道。
“啊！我希望你能重新激起这份兴致。”朗贝尔声音咄咄逼人地说，“为什么就不行？人们完全有权利漫步海滨而不去关心沙丁鱼的卖价。”
“问题是我无法激起兴致。”亨利说。
“不管怎样，”朗贝尔言辞激烈地继续说道，“人们搞抵抗运动是为了维护个人及其保持个性、获得幸福的权利；收获劳动果实的时刻已经到了。”
“不幸的是，还有数十亿人，对他们来说，这种权利仍然是一句空话。”亨利说道。他耸了耸肩膀：“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关心他们的命运，所以不能半途而废。”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等到他人幸福才能想办法让自己获得幸福？”朗贝尔问道，“艺术和文学，就被打回了黄金时代？可是，人们现在恰恰需要文学和艺术！”
“我并不是说没有必要再写作。”亨利说。他迟疑不决。朗贝尔的责备切中了他的要害。确实，关于葡萄牙，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以写，将它们排斥在外，他心里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遗憾。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这正是他的夙愿，永远不能忘记。从前，他立下了宏图大志，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刻了。少年得志，碰运气出了一部作品，被人乱加吹捧，他需要的是别的东西。“实际上，”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中你心意的小说，一部没有任何写作动机的小说，仅仅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叙述一些事情。”
“真的？”朗贝尔问道。他脸上显出了喜悦的神色：“你还没有写完吧？进展顺利吗？”
“开头嘛，总是有点儿难产，可还顺利！”亨利回答道。
“噢！我高兴极了！”朗贝尔说，“要是你让人给吃了，那该多遗憾啊！”
“我决不让人把我吃了。”亨利说道。
“你那部欢快的小说有进展吗？”波尔问道。
“有，有进展。”亨利答道。
她躺在他身后的床上，亨利隐隐约约地感到她深沉的目光落在自己的颈背。一束目光并不发出声响，他实在不忍心把她赶走，可这目光却沉重地压迫着他。他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小说上来。这个月，他打定了主意，还是把小说发生的时间安排在1935年，这也许是着错棋。这几天来，他笔触干涩、词语枯竭。
“对，是着错棋。”他在心底肯定地说。他执意谈谈自己，可是，他与1935年时的他已经判若两人，毫无相同之处。他当时对政治的淡漠态度、他的好奇心、他的勃勃雄心，以及个人主义的偏见，是多么短浅、多么幼稚！他设想的是一个一帆风顺、毫无坎坷的前程，进步有着保障，人与人之间很快就会产生博爱，世世代代将和睦相处，可这种设想尤其意味着自利和麻木。噢！他也许能为自己找到借口。可是，他写这部书的目的在于尽量表现他生活的真实，而不是为了解释什么过错。“必须用现在时去写。”他打定了主意。他重又阅读了最后几页。初来巴黎，与迪布勒伊最早几次交谈，去杰尔巴旅行，一想到这段往事就要被彻底埋葬，实在遗憾。“噢！我已有过亲身经历，这就足够了！”他自言自语道。但是倘若照此逻辑，那么现实经历也就足够了，人活着也就满足了。事实是人仅仅活在世上并不够，因为人迫切需要写作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哎，管它呢，不管怎样，谁也不可能拯救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今天自己要说些阶么。“我处于何种境况？我需要得到什么？”真是咄咄怪事：人之所以那么迫切要求表现自我，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可却又无从说起。“我是怎样一个人？”过去，他从不向自己提出这种问题。他总认为其他人全都已经定型，他们的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可惟独他不同。他的作品和生命远远没有终结，这使他得以原谅别人对他的种种评价，并尊重他人，哪怕对迪布勒伊也是如此，只不过处在他日后的作品将获得的高度，带着几分俯就的姿态对迪布勒伊表示敬意罢了。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定了型的成年人，年轻人把他尊为长者，成年人把他视作同辈，有的人甚至对他表示敬重。定了型，有了限度，到了终点，这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然而他又是谁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的作品决定了他的存在。可反过来说，要想写出作品，他又不得不了解自己的真实所在。乍一看，他刚刚度过的这几个月，意义相当明显，可要是进一步细看，一切便模糊不清。帮助人们更好地思索、更好地生活，这果真是他的心愿，或只不过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而已？他真的关心他人的命运，或只是寻找良心的平静？而文学，这对他来说又成了一种什么东西？当人们没有迫切的东西急需表达，而硬着头皮去写作，必定流于抽象。他举着笔，想到波尔肯定发现了他没有在写，心中好不气恼。他转过身子：“你明天上午就去找格雷邦吧？”他问道。
波尔莞尔而笑：“你呀，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便抓住不放。”
“听我讲，这支歌你唱合适极了，你说你喜欢。布吕热尔的曲子优美动人，萨布里利奥随时就会来听你演唱，不管你愿意哪一天，你自己呢，也完全可以积极配合！不要总躺在床上昏昏沉沉了，还是去练练嗓子，这样没有坏处，我向你保证。”
“我并不昏昏沉沉。”
“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经为你约定了时间，你去不去？”
“我十分乐意去找格雷邦，好好地学唱你那支歌。”她说道。
“可你肯定通过不了试唱，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吧？”
她嫣然一笑：“是有这么点儿意思。”
“你真让我泄气！”
“你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鼓励！”她又微微一笑：“你别为我操心了。”她含情脉脉地说。
他多么希望为她操点心，了却了这门心事，再也别像现在这样总感觉到她在身后窥望着他；也许她已经有所察觉，亨利跟萨布里利奥谈了此事，他又定了两首歌词，挑选了整整一套歌曲，然后又给格雷邦打了电话，凡是他能够为她做到的，他全都做了。她十分乐意为他歌唱，甚至还过分地以此来投他所好，但是，他安排的一切，她却死活不接受。亨利又开始毫无兴致地爬起格子，写下一行行死气沉沉的文字。
就这样，他心烦意乱地对着纸笔呆了两个小时。突然，有人使劲地敲门。他看了看表：零点十分。“有人敲门。”
波尔在床上昏昏欲睡，支起身子：“我去开门吗？”
敲门声又响了，他们听到一个欢快的声音：“我是迪布勒伊，打扰你们吗？”
他们一起下了楼梯，波尔打开了门：“没发生什么事吧？”
“你指谁呀？”迪布勒伊笑眯眯地说道，“我看见了灯光，我想可以上来看看。刚刚过12点，你们就要上床睡觉了？”他早已坐到了平时坐的那把扶手椅上。
“我正想喝一杯呢！”亨利说，“我又不敢独自空饮。是我那个邪恶的魔鬼把您召来的吧。”
“来点儿白兰地？”波尔打开壁橱问道。
“非常乐意。”迪布勒伊朝亨利转过脸去，脸上神采焕发。“我给您带来了一条最新消息，您肯定很感兴趣。”
“什么消息？”
“考虑到可能引起资金困难，我们或多或少放弃了那个把《希望报》办成革命解放联合会机关报的想法……”
“是的。”亨利说道。他接过波尔递给他的酒，呷了一口，心里隐隐约约感到不安。
“呃，我刚刚从一个钱多得发烂的家伙那里出来，他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接济我们。您没有听说一个叫特拉利奥的吧？那是一个经营鞋的大老板，他搞过一点儿抵抗运动。”
“我好像有一点儿印象。”
“他拥有数百万家产，对萨玛泽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真是幸运的巧合，这最终促使他下决心要帮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忙。今天晚上，萨玛泽尔领我到了那人家里。他准备赞助六月的集会，如果《希望报》成为联合会的报纸，他也一定提供必要的资金。”
“萨玛泽尔的关系可真不赖。”亨利说。他一口饮尽了杯中的酒。迪布勒伊过分喜形于色，他感到有点儿气恼。
“萨玛泽尔是那种城里晚宴少不了的家伙。”迪布勒伊笑哈哈地说，“可对您和我来说，这种事谁也别指望让我们去干，我还不如到广场上去募捐呢。不过，这事正合他的胃口，他高兴着呢。也好，他反正这样可以弄到钱，在财经方面，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他是在被德占领期间与特拉利奥结识的，并对他产生了影响。”
“那个腰缠万贯的鞋老板也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
“您奇怪吗？”
波尔坐在迪布勒伊的正对面抽着香烟，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他，一副敌对的神态。她正欲张嘴，亨利便隐约感觉到了她那愤怒的声音，于是抢在她前头说道：
“我可不会对您说，您的建议让我激动万分。”
迪布勒伊耸耸肩膀：“您知道，所有报纸或迟或早都不得不接受私人赞助。新闻自由，这又是一种漂亮的无稽之谈！”
“《希望报》已经恢复了正常。”亨利说，“倘若我们保持现状，自己完全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你们自己存在下去，还有什么？”迪布勒伊生气地说道，“我完全理解，您独自一人创办了《希望报》，您也希望单枪匹马办下去，我理解。”他重复说道，“可您还是想想您应该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月里，您已经意识到革命解放联合会多么迫切需要一份报纸，是不是？”
“是的。”亨利答道。
“您也承认我们行动的重要性。那么？”
“如果那位先生为《希望报》提供资金，他肯定也要插上一手。”亨利说。
“啊！这绝对不可能！”迪布勒伊说道，“他绝对不会干涉报社的领导。实际上，跟那么一个赞助人合作，您会比现在还更独立得多，因为说到底，您现在由于害怕失去您的读者，因此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您的那个好人，我总觉得像是个古怪的慈善家。”
“要是您见了那人的面，您马上会明白的。”迪布勒伊说。
“他决不会向我提出任何条件，我总难以相信。”亨利说。
“决不会提任何条件，我向您打保票，这是确定无疑的。”
“这一切不会是空话吧，您完全有把握？”
“听我说，您自己跟他谈去！”迪布勒伊说道，“您只需给他打个电话，他已经准备明天签字。”
迪布勒伊口气如此轻松，亨利不禁淡淡一笑：“还是等一等吧！我首先得见见吕克。再说，即使我们决定宣告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我们也要尽可能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我更乐意这样做。”
“以我个人之见，我坚信《希望报》不会失去它的读者。”迪布勒伊说，“我完全赞同不要特拉利奥帮助，自己去解决困难。”他犹豫了一下：“不过，他还是希望您跟他谈谈为好。”
“他已经跟您谈过了，跟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亨利说：“只要我有办法，我决不会要求他向我提供资金。”
“随您的便。”迪布勒伊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求您了，尽早作出决定。我们已经丧失了那么多时间！”
“您知道，您向我提出的这些要求事关重大。”亨利说，“涉及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还是您尽可能耐心等一等吧。”
“我是无可奈何，不得不耐着性子啊。”迪布勒伊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站起身子，朝波尔咧嘴一笑：“您不跟我去转一圈？”
“上哪？”波尔问道。
“随便哪儿，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个真正的仲夏夜。”
“不，我困了。”波尔怏怏不乐地说。
“我也困了。”亨利说。
“那算了，我就独自一个去漫步。”迪布勒伊朝门口走去边说，“星期六见。”
“星期六见。”
亨利插上门，当他转过身，波尔迎面站着，满脸惊骇不安的神色：“真发疯了！他想抢走你的报纸！”
“听我讲，这谈不上什么抢。”亨利说道。他故意打了呵欠。波尔实际上跟他观点一致，可就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去和波尔争辩，他最受不了。他心里也恼火：简直是耍鬼花招！迪布勒伊只要想得到这份报纸，就会自以为有权利得到它。“我个人表示的反感，他才不顾忌呢；一旦他决定利用您，他的友情就没有什么分量了。”
“你应该让他滚蛋。”波尔说：“他决不会认真待你的，你永远都是他帮助在文学界扬了名的年轻小伙子，一切全都亏了他。”
“可说到底，他并没有苛求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亨利说，“我是革命解放联合会成员，我主编《希望报》：这两件事合二为一倒是自然的。”
“那你将再也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将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波尔气得声音发抖。“再说，你必定一头扎到政治中去，再也没有一分钟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你已经抱怨缺少时间写你的小说了……”
“你就别恐慌不安了，一切都还没有定局。”亨利说道，“我绝对没有说我接受。”
他听着波尔的异议，心中的积恨渐渐烟消云散。她抗议如此激烈，反倒显示了其理由的无足轻重。实际上，这都是亨利在自己心底反复思考的那些理由。“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我担心被政治吞没了，恐惧承担新的责任，希望有空暇时间，特别是希望当家作主。”总而言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理由。第二天，当他来到报社，他打心眼里希望吕克能给他提供更为充足的理由。
但是，吕克已经无力应付局面。显然，拉舒姆给《希望报》帮了倒忙，人们私下议论亨利被共产党人所控制，这实在让人生气，更何况亨利近来在许多方面对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如共产党人把抵抗运动和他们的党混为一谈，搞竞选宣传蛊惑人心，不知廉耻地一味纵容他人，但对与敌人合作过的人却一律严加惩罚。可是，右派报刊幸灾乐祸，对这种误解大加利用。读者纷纷抱怨，朗贝尔要求采取措施，报社的大部分人感到心情不舒畅，吕克也不例外。“反正都是标签，”当亨利向他阐明了形势，吕克说道：“那与其说让人当作共产党，还不如代表革命解放联合会为好。”这几乎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可我既不相信革命解放联合会，也不信仰共产党，这两家都是一路货色。”樊尚说，“照你的想法作出决定吧。”
“说到底，他们都是同意的。”亨利独自回到办公室后，下了这样的结论。“他们看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他心头一揪：他马上要不得不接受。革命解放联合会迫切需要一份报纸，而他又具体代表了一种机会，人们没有权利拒绝。世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动荡不定，前途也许就取决于某个难以估料的因素：不为实现和平而作出一切努力无异于犯罪。亨利看了看写字台、扶手椅和四壁，听了听轮转印刷机的隆隆声，猛然感到自己从一个毫无意义的长梦中惊醒。迄今为止，他一直把《希望报》看作某种玩具：小印刷工的一套用具——一套形状与实物一模一样的精美的玩具。然而，它是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人们有权利询问这件武器使用得如何。他向窗户走去。噢！他有点夸大其辞了。他并非那么毫无意义。9月的欢乐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事关这份报纸，可他总认为有必要向自己作出交待，他完全错了。“真怪，”他心里琢磨道，“一旦做了件有用的事情，人们赋予您的不是权利，反而是义务。”他创办了《希望报》，可这导致了他整个儿扎进了政治的旋涡之中。他脑中已经想象到了萨玛泽尔擅自闯入家门，高谈阔论；迪布勒伊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以及形形式式的会议、商谈，争论和交易。他曾经向自己发誓：“我决不让人把我吃了。”哎，命运已定：他就要被人吞噬。他走出办公室，下了楼梯。城市笼罩在茫茫暮霭之中，在这黑夜里宛如一个巨大的车站：他过去多么喜欢暮霭和车站。可如今，他再也没有任何爱，他已经让人给吃了。正因为如此，在他企图表达自己的一刻，他寻觅不到任何要倾诉的东西。“你爱着某些东西，请告诉我是哪些！”哪些？他既不爱波尔，也不爱纳迪娜；旅行，这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他再也没有兴致去读书、漫步、听音乐；他再也不为了自己的乐趣去做点什么；他再也不能驻足街头；再也不能欢乐地回忆往事。有许许多多人要接待，有一大堆事情要着手去做：他就像一个工程师生活在工具的天地里。他的心变得比鹅卵石还硬，这就不足为怪了。他加快了脚步。这副冷酷的心肠，让他自己也感到恐惧。在圣诞之夜，他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恢复自我，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寻觅到。相反，他整天感到心情不舒畅，总是处于守势，始终紧紧张张，动辄生气，满肚子恼火。他心里十分清楚难以承担这些自找的麻烦事，它们只能给他带来烦恼。“我学识疏浅、目光短浅、处事轻率，我没有时间，将永远没有空暇。”这种老生常谈，令人厌烦。但是，他将永无休止地听下去，一切都将愈来愈糟，糟上加糟。被吃，被吞噬，被剥得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再也不可能写作。写作，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正在选择另一种方式生活，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与任何人交流。“我不愿意。”他内心发出了反抗的呼声。不，他不乐意接受并非毫无道理。恰恰相反，倘若他还有几分激情，他完全可以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事关他作家生命的存亡，他必须抗争。“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手中并不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他心里想，“而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也并非掌握在我的手中。”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人们对自己实在太认真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举止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并没有多少分量：它多纤、多孔，并不坚固。”行人在雾中匆匆行走，仿佛他们提早几分钟抵达此处或彼处事关重大似的。可最终，他们都有一死，我也在所难免：这又减轻了多少生命的负担。人们对死亡无能为力，因此对任何也无能为力。因此谁也就不欠任何人的债，人活着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抛弃《希望报》和革命解放联合会，离开巴黎，隐居到南部的某个偏僻角落，集中精力去写作。“自己播种，自己收获。”朗贝尔经常这样说。还是想方设法争取自己幸福地生活，不要去等待普天下的人都幸福的那一天了。为什么就不行？亨利想象着孤零零的农舍、松树，想象着丛林的气息。“可我将写些什么？”他大脑空空，继续向前走去。“陷阱早已设下。”他心里在想，“正当您以为脱险的时刻，它却落到了您的头上。”用词语寻觅过去、拯救现在，多美啊！可只有将话语向他人倾诉，这才能实现；只有当过去、现在和生命举足轻重，这才富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无足轻重，他人微不足道，写作又有何用？那不只有无所事事、厌烦得尽打呵欠了？生活，是无法割裂的，必须整个儿占取它：要么拥有它，要么便失去它。可惜人们没有时间去拥有一切，这就是悲剧之所在。亨利的脑中骤然间又混乱不堪。他珍爱这份报纸，他对于战争、和平和公道的种种忧虑并非毫无意义，决不能把这一切统统抛到脑后。但是，他又是一个作家，他想要写作。到目前为止，他勉勉强强总算把这一切凑合过去了：应该说比较糟。倘若他向迪布勒伊让步，那他将永远无法摆脱困境。那又怎么办？让步？不让步？行动？写作？他回家上了床。
几天过去了，亨利仍然感到犹豫不决。“行，还是不行？”这问题始终缠绕着他，最终扰得他心情烦躁。突然，他发现门洞处露出了拉舒姆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亨利更加意识到了自己情绪的恶劣。“你能给我五分钟吗？”拉舒姆问道。
拉舒姆常来报社看望樊尚。每当他来到亨利的办公室，亨利总对他表示欢迎，可这一次，亨利声音极为生硬地说道：“我想还是明天再说了，我手头有篇文章要赶写。”
“可我想今天跟你谈谈。”拉舒姆说道，没有一点窘迫的样子，一屁股坐了下来。
“谈什么？”
拉舒姆带着某种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亨利：
“据樊尚说，《希望报》要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
“樊尚那张饶舌嘴，”亨利说，“纯属无稽之谈。”
“啊！这我就放心了！”拉舒姆说。
“为什么？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亨利带有几分挑衅的口吻问道。
“不然就会铸成大错。”拉舒姆说。
“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亨利问道。
“我考虑到你不了解情况。”拉舒姆说，“正因为如此我想提醒你注意。”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起来：“在党内，大家认为革命解放联合会正逐渐蜕变成一个反共组织。”
亨利张口哈哈大笑：“果真如此！我自己可永远不敢这么想！”
“没有什么可笑的！”拉舒姆说。
“你笑口难开！”亨利说道，戏弄地瞥了拉舒姆一眼：“你对《希望报》大唱赞歌，对我的胃口来说，甚至有点儿过分。迪布勒伊宣传的跟我说的完全一样，可你却说他反对你们！发生什么不测风云了？”他补充道：“上个星期，拉福利不是友好得很嘛。”
“像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样一个运动，态度极为暧昧。”拉舒姆口气稳重地说道：“一方面，它把人们引向左派，这确有其事；可另一方面，一旦它吞并了某家报纸，组织联合，其用心无非是为了打入我们的核心。开始时，共产党希望达成联合，可当对方公开反对我们，那我们就不得不被迫与他们斗争。”
“你是想说倘若革命解放联合会是一个可有可无、默默无闻的小组织，紧紧追随你们，老老实实地活动，那你们就会容忍它的存在，甚至给予鼓励？可如果它开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神圣的同盟就再也无从谈起？”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它是企图打入我们的核心。”拉舒姆说，“因此，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神圣同盟。”
“对，你们就是这样推断的！”亨利说，“呃，我也向你进一言：别去攻击革命解放联合会。你们决不可能让任何人相信你们那一套，说这是个反共组织。相反，你们倒会使那些认为民族阵线是个骗局的人们显得理直气壮。怪不得除了你们之外，你们不容忍一个左派的存在！”
“目前还不可能公开反对革命解放联合会。”拉舒姆说，“只不过看它不顺眼，仅此而已。”他神情严肃地看了看亨利：“一旦它到了拥有报纸的那一天，它就会构成危险。别把《希望报》让给他们。”
“哼，是讹诈吧。”亨利说，“如果它放弃拥有一份报纸，它就可以平平安安跟着别人转，是不是？”
“讹诈！”拉舒姆责怪道，“若革命解放联合会安分守己，那就彼此仍以朋友相待；不然，决不客气。这是合乎逻辑的。”
亨利一耸肩膀：“当斯克利亚西纳向我断言无法与你们共事时，我还不愿相信呢。唉，他言之有理。大家只有服从你们的指挥，按你们的眼色行事的义务，别无权利。”
“你是不愿意明白！”拉舒姆说，紧接着以咄咄逼人的声音补充道：“为什么就不保持独立？这是你的力量所在。”
“即使我和革命解放联合会一起行动，我要说的也将与从前的一模一样。”亨利说道，“说的都是你们赞同的东西。”
“但是，你将以某个派别的名义说话，意义也就截然不同了。”
“而迄今为止，人们也许都以为我赞同共产党的整个路线？这给你们提供了方便？”
“你确实是赞同的。”拉舒姆热情洋溢地说，“若你讨厌再扮演自由射手的角色，那就跟我们一块儿干。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毫无前途，他们绝对不可能争取到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内，若你讲话，听你的人很多，你在里面可以担当一项名副其实的工作。”
“可那工作不中我的意。”亨利说道。他恼火地想：“他们不折不扣地把我给吞并了。”拉舒姆继续对他进行诱导，可他应该明白这类废话决不可能激起人们向他们靠拢的欲望。他是作为朋友先来给亨利报个信，还是前来诱骗他？十有八九，这两种目的兼而有之，而这正是最卑鄙的行径。亨利突然开口说道：
“我们在浪费时间，我得把文章写完。”
拉舒姆站了起来：“你要牢记，若迪布勒伊掌握了报纸，这只对他有利，于你并无好处。”
“请相信我会维护我自己的利益的。”亨利说。
他们相当冷淡地握了握手。
迪布勒伊已经获悉共产党变卦的消息。拉福利彬彬有礼，劝他放弃集会的主意。“他们害怕我们力量过分壮大。”迪布勒伊说，“他们企图吓唬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坚决顶住，他们却不敢轻举妄动、攻击我们。”他作出了决定，决不妥协，亨利极为赞同。可总得把问题提交委员会讨论一下：这纯粹是走走形式，委员会最终总是赞成迪布勒伊的意见。“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亨利听着那慷慨激昂的、乱哄哄的声音，心里这样在想。他透过窗户望了望美丽的蓝天：“我还不如去散步呢！”他自言自语道。这是初春的第一天，又是和平后的第一个春天，可他却抽不出一分钟的空暇去享受这美好的春光。上午，他向美国战地记者作了报告，继而又和北非人进行了秘密交谈；中午，他匆匆吃了一个三明治，边吃边浏览了报纸；现在，他又被关进了这间会议室。他看了看别人，没有一个想开一开窗户。勒诺瓦既激动又羞怯，声音颤抖，几乎在结结巴巴地说道：“如果这次集会会被视为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话，那我认为是有害的。”
“若不揭露共产党的专横，那才有害呢。”萨维埃尔说道，“正是因为这样怯懦，左派才渐渐走向灭亡。”
“我不认为我是个懦夫。”勒诺瓦说道，“可是，我想争取自己的权利，当我的同志们在点燃节日的篝火的那个夜晚到来时，能与他们同声高唱。”
“哎哟，我们大家意见实际上都是一致的，只是个策略问题。”萨玛泽尔说。
他一开口说话，众声便戛然而止，只要他亮开嗓门，就没有他人说话的位置。他嗓门大，而且充满欢乐，当他从嘴中发出宏亮的声音时，那架势仿佛在咕嘟咕嘟大口地喝红葡萄酒。他振振有辞地解释说集会本身构成了独立于共产党的一种宣言，因此集会讲话的内容就不偏不倚，甚至友好为妥。他讲得如此机智，以致萨维埃尔都以为这是一种策略的行动，其目的在于在保证与共产党人决裂的同时又把错误推到他们头上，可是勒诺瓦却理解成这是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同盟。
“可是，这种灵活的手段又有何用？”亨利心想，“只是掩盖了我们的分歧，而并未消除。”眼下，迪布勒伊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众人接受他的决定。“但是，倘若形势紧张起来，比如共产党人向我们发起攻击，那每个人的反应将会怎样？”勒诺瓦已被共产党人所迷惑，只是因为他的文学旨趣和对迪布勒伊的友情才使他暂时没有加入共产党。恰恰相反，萨维埃尔作为一个社会党积极分子，昔日的积恨难以平息。至于萨玛泽尔，亨利对他到底想些什么不甚了解，心里隐隐约约地对他多少有点儿不信任。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客典型。由于他长得腰圆膀宽，加之声音热烈达到了嘶哑的地步，像是深深扎根于大地，让人觉得他对人、对物有着强烈的爱。可实际上，世间的人与物只不过用以补充他那狂热的活力：而他恰恰因此而飘飘然。他是多么地喜欢讲话！不管对谁都是滔滔不绝！到城中参加晚宴对他来说是多么合适！可是，当一个人不关心自己说话的含义而更注重自己说话的声音时，那他还有什么诚意可言？布吕诺和莫兰是真诚的，可总是犹豫不决，正是拉舒姆所说的那种存有幻想、存有感到自己有所用处但却从不牺牲自身利益的知识分子。“跟我一样，”亨利暗自思量。“也和迪布勒伊相同。只要能够和共产党人一起行动而又不与他们为伍，那就行。可万一他们决定把我们排斥在外，那就会提出令人大伤脑筋的难题。”亨利举目遥望蓝天。妄想今天就解决这道难题，实在没有必要，众人的心中甚至还无法具体地提出这道难题呢：只要共产党的态度一变，所有的前景就会跟着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必须坚决不畏恫吓。大家实际上对此观点一致，这些无休无止的争论纯属废话。“眼下，有人正在悠闲地垂钓呢。”亨利心里在想。他并不喜爱垂钓，可垂钓者却乐此不疲，他们真有福气。
当委员会终于一致同意举行集会后，萨玛泽尔走到了亨利身旁。
“这次集会无论如何必须成功！”亨利说道。他的话中隐含着某种责备。
“为此，发展成员的速度必须大大加快。”萨玛泽尔说道。
“但愿如此。”
“您明白，如果我们有份报纸，那我们保证能引起公众更为广泛的兴趣。”
“我知道。”亨利说。
他毫无兴致地打量着这张总是笑盈盈的、结结实实的面孔。“如果我继续走下去的话，那我便要跟他打交道，至少不比迪布勒伊少。”他暗自在想。萨玛泽尔一活动起来，往往不知疲倦。
“迫切需要了解您的回话。”萨玛泽尔说。
“我已经事先告诉迪布勒伊，必须给我几天考虑的时间。”
“是的，还有几天时间呢。”萨玛泽尔说。
“我显然不喜欢他。”亨利在心底再次这样想道。可他紧接着责备自己：“这恰恰又是一种个人主义者的反应！”一个同盟者并不一定非是一位朋友。“再说，朋友是什么？”他一边和迪布勒伊握手，一边自问：“作为朋友，要掌握哪种分寸？要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我不让步，这一友情将会变得怎样？”
“您没忘记一些稿件还在《警觉》杂志社等着您处理吧？”迪布勒伊说。
“我马上就去。”亨利说。
他对这份杂志更有兴趣，他可以帮助迪布勒伊组稿、选稿，其乐无穷。可还是那个老问题：得有时间仔细阅读稿件，给作者复信，与他们交谈。绝对不可能。那些无名氏的书稿，他只能匆匆地浏览一下。“我什么都是在穷对付。”他一边坐到黑色小车的方向盘前，一边在想。这美妙的一天，他也是在马马虎虎地打发。若这样一天天混下去，最终必将稀里糊涂地了却一生。
“你是来取你的稿件的吧？”纳迪娜问道。她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态，递给他一只鼓鼓的牛皮纸袋。她对待自己的秘书工作态度极为认真：“这是征稿新闻，你愿意看一眼吗？”
“改天吧。”亨利说。他富于同情心地打量着堆在桌上的那一叠叠稿件，有黑色、红色、绿色的笔记本，有扎得乱七八糟的纸包，也有装订成册的稿件。稿件如此之多，然而对它们各自的作者来说，每一部稿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请你把要取走的稿件清单给我。”纳迪娜一边忙着整理卡片，一边说道。
“我把这包取走。”亨利说道，“还有这一件，像是挺好的。”他指了指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第一页引起了他的兴趣。
“小珀勒维的作品？他样子挺可爱的，那个红棕头发的小伙子，可他年纪才这么大点儿，能写出什么来？他最多不超过二十二岁。”她不由分说地用手按住了本子：“先给我留下吧，我今晚给你送去。”
“我并不肯定这就是部好东西……”
“我想看看。”纳迪娜说。这种贪婪的好奇心是她表现的惟一的激情。“今晚咱们见面好吧？”她用怀疑的口吻接着问道。
“行。10点钟，街头的那个小酒吧见。”
“在这之前你不去马尔科尼饭店吗？柏林被攻克了，大家要在那儿庆贺一番，朋友们都会去的。”
“我没有时间。”
“听说马尔科尼饭店有不少最流行的唱片、我可不在乎、可你口口声声说喜欢爵士音乐。”
“我是喜爱爵士乐，可我有事要忙。”
“在5点至10点之间，你就不能腾出一分钟时间？”
“不行。7点钟，我要去见杜尔纳勒，他终于给了我约会的时间。”
纳迪娜一耸肩膀：“他准会对你大加嘲笑！”
“我有所准备。可我想这就可以给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写回信了，告诉他我已经当面跟杜尔纳勒谈过了。”
纳迪娜一声不吭地签好清单：
“行，那今晚见。”她抬起头说道。
亨利对她微微一笑：“今晚见。”
他将于10点与她相会，11点左右，两人一块儿上报社对面的小旅馆去。是她坚持一定要再跟他睡觉，想到再过几个小时这枯燥的一天就将迎来一个温馨的玫瑰色的夜晚，这是一种慰藉。亨利钻进了小车，向报社驶去。夜晚尚还遥远，下午将要在无欢无乐中消逝。听听新的爵士乐，跟同事们一块儿喝喝酒，对女子频频微笑，这一切，他是多么喜欢。可他的时间以分来计算：在报社，已经有人在计算他的每一分钟。他恨不得把小车停在沿河马路边，倚着栏杆，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或者驾车驶向巴黎四周的羞涩的乡野。他喜欢的东西多着哩。可是不行。今年，巴黎的古老城垣又将在他身旁悄悄地披上绿装。“一切都永不停息，存在的只有未来，然而它却无限制地往后推移。而这就是所谓的行动！”永无休止的讨论会、报告会。这一个又一个小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现在，他又要动笔撰写社论，去见杜尔纳勒，10点钟之前勉强能腾出时间写完那篇文章，送去排印。他把车子停在报社的大楼前。得到了这辆小车算是运气，要是没有它，他永远也无法做完该干的事情。他打开车门，目光掠过了仪表盘。2327，他诧异地又看了一遍里程数。他清楚地记得昨晚计程表上指的是“2102”。掌握车库钥匙的只有四人：朗贝尔现在德国，吕克上午一直在报社，从夜里12点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樊尚怎么开了225公里？他可不是那种带着妓女四处兜风的家伙，他对妓院的看法极为独特。再说，他从哪儿弄到了汽油？他也该先打个招呼，大家有事向来都是先说一声的。亨利登上楼梯，走到办公室门口时，一动不动地呆立着。这里程数的事使他感到蹊跷。他举步朝编辑室走去，把手搭在樊尚的肩上：
“嗯……”
樊尚转过身来，微微一笑，亨利一时犹豫不决。这根本谈不上什么怀疑，可刚才在读《法兰西晚报》头版下部的短文时，脑中浮现出樊尚在红酒吧露出的那副笑脸，现在樊尚脸上挂着微笑，亨利不禁又想到了那则短文。他暂时没有发问，改口道：
“你来喝一杯好吗？”
“向来不拒绝。”樊尚答道。
他们上楼到了酒吧间，在门边的一张独脚小圆桌前坐下来，门正对着平台。亨利要了两杯白葡萄酒，这才开口问道：“你说，今天上午是你用的车子吧？”
“车子？没有用。”
“真怪了，要么除了我们，还有别的人掌握钥匙。我昨晚12点把车开进了车库，此后有人开了225公里。”
“你可能看错数字了吧。”樊尚说。
“不，我肯定没看错，我记得清清楚楚，刚刚超过2100。”亨利稍停了片刻：“今天上午吕克一直在这里。若不是你开了车，我在纳闷到底是谁，我必须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这又关你什么事？”樊尚问道。他的话中带有某种恳求的口气，亨利一时默默地打量着他：
“我可不喜欢这个谜团。”他说。
“这可是一个小小的谜。”
“你以为？”
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问道：
“是你开的车吧？”
樊尚微微一笑：“听我说，我正要求你帮忙呢。你就忘了这件事吧，彻底地忘了它。车子自昨晚以来没有开出去过，要说的就这些。”
亨利举杯一饮而尽。225公里，阿迪希距巴黎约100公里。《法兰西晚报》的那篇短文报道说，被怀疑与盖世太保同流合污的波马尔大夫刚刚获得不予起诉的特惠，可次日拂晓在阿迪希他的家中发现被人杀害。亨利又细细地审视着樊尚。这件事简直就像是一篇连载小说。可樊尚微微而笑，有骨有肉，实实在在。亨利站起身子。在阿迪希，有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然而，有骨有肉的凶手不知去向。
“到平台上去谈也许更好。”亨利说。
“是的，今天天气很美。”樊尚边说边向栏杆走去，从栏杆上方望去，巴黎城的屋顶宛如一面镜子，闪闪发光。
“你昨天夜里在哪儿？”亨利问道。
他得意地盘算着。亨利突然迸出一句：
“你在阿迪希。”
樊尚脸色骤变，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手并没有颤抖。他猛地朝亨利抬起眼睛：
“你凭什么这么说？”
“再清楚也不过了。”亨利说。
实际上，亨利话说出口时，连自己也不相信，可这突然成了事实。樊尚是其中一个团伙的成员，昨天夜里，他是在阿迪希。
“真有那么清楚？”樊尚声音不快地问。他为自己如此轻而易举就被识破感到懊恼，至于其他，他似乎根本无所谓。
亨利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你好像还没有醒悟，这类事情卑鄙啊，卑鄙极了。”
“那个波马尔大夫，”樊尚平心静气地说，“每当小伙子们被打得昏迷过去，都是把他从拉蓬普街喊来，由他把他们弄醒，然后，又让他们经受严刑拷打。这勾当，他整整干了两年。”
亨利更紧地抓住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是的，他是个大混蛋。这又怎么样？地球上少一个混蛋又有何益？若在1943年杀附敌分子，这我完全同意。可现在，这没有任何益处，干这事用不着冒什么风险，不是什么英雄壮举、伟大事业，甚至连体育运动也算不上，仅仅是一种有害的行径而已。总有更有益的事情要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