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安人世，停歇在生命的彼岸，说到底，如此活着极为惬意。从此，无所期待、无所畏惧，所有的时光都酷似往日的记忆。这就是纳迪娜不在身边时我的发现。多么安宁啊！寓所的门再也不叮咣作响，我可以与罗贝尔倾心交谈，而不使任何人失望，我可以独自消受夜晚，直到深夜，而没有任何人叩响我的房门，我充分利用这一切机会。我喜爱潜入每一时刻中去，突然捕捉住过去。哪怕一分钟的失眠也足够发生奇迹：一扇敞开的窗户，迎着三颗星星，这竟会使过去的一个个寒冬、圣诞节和冰封的原野重又显现在眼前。在垃圾桶的翻动声中，巴黎城的每个清晨从我孩提时代起一一苏醒了。罗贝尔的书房永远笼罩着那片熟悉的岑寂，他总在奋笔疾书，熬得双眼通红、双耳发聋，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然而，那些激动的低语声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他们一个个都新换了一副面孔，他们今天的名字叫勒诺瓦、萨玛泽尔。可是，那灰色烟草的气味，那激烈的话声，那和解的笑声，我一一全都认出来了。夜晚，我静听罗贝尔的故事，凝望着永恒的小纪念品、书籍、油画，我经常自言自语，死神也许比我猜想的更要宽容。
想当初，我不得不把自己牢牢地囚禁在自己的墓穴中。如今，潮湿的街道上，迎面常常遇见身着条纹睡衣裤的男人：这是些首批返回家园的流放者。墙上、报上、许多照片向我们表明了在那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甚至都没有预感到“恐怖”一词的含义。一批批新的死者又扩大了被我们的生命背叛了的死者的队伍。在我的诊室里，我经常看见一些苟延残喘的幸存者找上门来，他们一个个都被过去的岁月搅得没有片刻安宁。“我多么希望好好地睡上一夜而不回忆往事啊。”一位双颊气色尚好，但头发已经花白的大姑娘这样哀诉道。一般说来，我善于保护自己。所有神经症患者在战争期间都抑制住了内心的发作，今天，他们一个个都疯狂地进行报复，而我给予他们的只能是职业性的关怀。但是，面对这些重返家园的受难者，我感到羞耻：为自己康健的体魄，为自己居高临下地准备开导他们感到羞愧。啊！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一个个问题在我看来显得毫无意义。不管世界前途如何，必须帮助这些男女忘却过去、自我拯救。惟一的问题是我虽然连晚上都搭了上去，但每日的时间仍然太短暂了。
更何况纳迪娜又回到了巴黎。她身后拖着一只大水手包，里面装满了诱人的红肠、火腿、食糖、咖啡、巧克力。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了粘着糖粒的鸡蛋糕点、长袜、鞋子、披巾、衣料、烧酒。“你们得承认我混得不错吧！”她自豪地说。她身着一条苏格兰花呢裙，一件裁剪得体的红色衬衫，外着一件轻柔的裘毛大衣，脚穿皱胶底鞋。“赶紧让人给你做一件裙服，我可怜的母亲，你确实也太寒酸了。”她向我怀里扔过一种呈绚丽秋色的、毛茸茸的衣料，对我说道。整整两天，她情绪激昂地向我们描述葡萄牙的情况。她叙述得差劲极了，每当遇到词语难以表达时，她便用手比划着凑合。她的话声中躁动着某种强烈的不安情绪，仿佛迫切需要迷惑我们，以便从往事回忆中觅得乐趣。她傲慢地对住房进行了一番视察。
“你要明白：要擦这么些门窗玻璃！这么些地板！现在病人都涌来了，这些事情，你独自一人再也无法应付了。”
罗贝尔也坚决主张请个帮手。可是，我实在有点厌恶让人侍候，纳迪娜却说这纯属小资产阶级的顾虑。她第二天就给我找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佣人，此人衣着讲究，做事勤快，名叫玛丽。可是，我却差点在第一个礼拜就辞退了她。这些天，罗贝尔经常突然出门，那天，罗贝尔出门时，桌上乱七八糟扔着一些文稿，我听到他的书房里窸窣作响，打开门缝一看，见玛丽正弯着身子在看那些书稿。
“您是在干什么名堂？”
“我在整理。”玛丽平静地回答说，“我趁先生不在家整理整理。”
“我早已跟您说过，决不要动这些书稿，您不是在整理，而是在看！”
“我看不懂先生写的字。”她遗憾地说，朝我微微一笑。她娇小的面孔，脸色阴郁，即使咧嘴也露不出笑容。“见先生整日价地在写，真有意思。他这些玩艺儿都是从脑袋里取出来的？我想看一看这在纸上到底像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有碰坏。”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放弃了那个念头。她整天尽打扫卫生、整理东西，多厌烦啊！尽管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看去并不愚笨。我理解她是在设法消遣消遣。
“算了。”我说，“可以后别再动。”我又补充了一句：“读点东西，这让您开心吗？”
“我从来没有时间读。”玛丽回答道。
“您今天的活不是已经干完了吗？”
“我家里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大。”
“她不能学一个真正的职业，真可惜。”我心里在想。我隐隐约约地总想跟她谈谈，可我几乎看不透她，她十分内向。
“朗贝尔没有打电话来。”纳迪娜回家几天后，有一天对我说道，“可他明明知道亨利回家了，我也一样。”
“你行前跟他说过了不下二十遍，说回来后你给他打招呼。他是害怕惹你烦。”
“噢！要是他赌气，那是他的事。你瞧见了吧，他完全可以不要我过日子。”
我没有答腔。她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说道：
“我想跟你说：你对亨利的事完全想错了。要爱那么一个家伙，让别人去爱吧！他对自己那么自信；再说，他感到厌倦。”她生气地下结论道。
确实，她对亨利没有丝毫的柔情。可是，每到她该与他见面的日子，她都特别精心打扮一番，而回到家里，脾气总比平时更坏，这说明问题不可小视，一有什么借口，她便火冒三丈。一天上午，她一副复仇的模样，手中挥舞着一份刊物，气冲冲地闯进罗贝尔的书房：
“瞧瞧这！”
《未来》的头版上，斯克利亚西纳朝罗贝尔在笑，而罗贝尔一脸怒气，直视前方。
“啊！他们骗了我！”罗贝尔一把抓过周刊说道，“这是前几天在伊斯巴饭店的那个晚上。”他对纳迪娜解释说，“我让他们别缠着我，他们到底还是骗了我！”
“他们把你和这个坏家伙照在一起。”她气得声音发哽地说。“他们是故意这么拍的。”
“斯克利亚西纳不是一个坏家伙。”罗贝尔说。
“大家都说他已经被美国收买了。真可恶。你该怎么办？”
罗贝尔一耸肩膀：“你要我怎么办？”
“起诉。要是别人不答应，他们就没有权利拍照。”
纳迪娜双唇颤抖。她父亲是个名流，这向来让她讨厌。每当一位新的教授或一位主考官问她“您是罗贝尔·迪布勒伊的女儿”时，她便恼羞成怒，一声不吭。她为他而自豪，但是她希望他声名显赫而又鲜为人知。
“起诉，这会造成太大的反响。”罗贝尔说，“不行，我们没有武器。”他把刊物一扔，说道：“你那天说的事太对了，对我们来说，露脸就算裸体。”
他总是那么准确地向我提起我早已彻底忘却了的一些话，我对此感到惊讶，他对这些话赋予的意义往往比我赋予的更为深刻，他总是给所有人的话都赋予更深刻的意义。
“裸体从露脸开始，而诲淫始于多言。”他继续说道，“他们规定我们只能是雕像或亡灵，一旦发现我们有血有肉地活在人世，他们便谴责我们欺世盗名。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就会轻而易举地酿成丑闻：笑、说、吃，这都是现行犯罪。”
“那么，您就设法不要让人发现。”纳迪娜声音激怒地说。
“听我讲，”我说道，“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噢！你呀，那当然！即使有人从你的脚上踩过去，你都会以为别人是偶然碰到你的脚。”
实际上，他们围绕着罗贝尔的这番大吹大擂并不让我高兴。尽管他自1939年以来什么也没有发表——除在《希望报》写点文章之外——可人们吹起他来比战前还更起劲得多。人们强烈要求他设法进入法兰西学院、争取荣誉勋位，记者们围追着他，报上刊登了有关他的成堆成堆的谎言。“法国在吹嘘其地方特产：文化与时装。”他常对我这样说。他为围绕着他的这些胡言乱语也感到恼火，可又有什么办法？我尽管给纳迪娜百般解释，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可她每次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罗贝尔的消息或见到他的照片，总大怒一场。
现在，家里的门又叮咣作响，家具又东倒西歪，书籍又嘣嘣地往地板上乱丢一气了。这骚乱劲儿打一清早便开始。纳迪娜睡眠很少，她认为睡觉就是浪费光阴，尽管她并不太知道怎么利用时间。一旦要去从事哪项职业，她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牺牲许多东西，因此，在她眼里，做任何事情都是白搭。她实在拿不定主意做什么事情。当我见她闷闷不乐地坐在打字机前时，我常问她：“有进步吗？”
“我还是学化学好，可我又怕通不过。”
“那就好好学你的化学吧。”
“可总得有个秘书会打字啊。”她一耸肩膀，“脑子里要记那么多公式，太荒诞了。这跟真正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
“要是那么烦你，你就丢了化学呗！”
“你总对我谆谆教导。不要像风标那样行事。”
她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小时候，我常教她该如何如何，她厌烦透了，如今，她反过来又用那些话来对我。
“有的情况下，固执己见就是愚蠢。”
“可你别慌张！我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无能。这次考试，我会成功的。”
一天下午，她叩响了我的房门：“朗贝尔来看我们了。”
“来看你的。”我说。
“他后天又要出发去德国，他一定要跟你道个别。”她声音激动，又嘀咕了一句：
“来呀，不来就不太客气了。”
我随她来到了起居室。可我清楚，朗贝尔实际上并不太喜欢我。纳迪娜争强好胜、缺少诚意、执拗任性，这刺伤了他的心，他无疑——不无道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我猜想他也一心想找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妇人作为他心目中的母亲，可却坚决抑制住这一幼稚的欲望。他鼻子微翘，双颊有些虚肿，这张面孔暴露了一个归顺之梦经常萦绕的精神和肉体。
“你不知道朗贝尔跟我谈了些什么吧？”纳迪娜激动地说，“十个流放者中，美国人没有把他们送回去一个，全都被活活地拖死在集中营了。”
“开始几天，就有一半丧了命，因为让他们猛填红肠和罐头。”朗贝尔说，“而现在，早上就给他们一个汤，晚上一点咖啡，外加一截面包，他们都得了斑疹伤寒，像苍蝇一样一群一群地死去。”
“必须把这一切公布于世。”我说，“必须起来抗议。”
“佩隆会去做的，可他需要确凿的事实，但这很难，因为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去集中营。正是为此事我才又要出差。”
“带我一起去吧。”纳迪娜说。
朗贝尔微微一笑：“我求之不得。”
“我的要求有什么可笑的吗？”纳迪娜声音不快地说。
“你完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朗贝尔说，“他们只给战地记者放行。”
“也有女的战地记者。”
“可你不是。再说，现在为时已晚，再也不接受任何人了。不过，别懊悔。”他补充道，“我可不劝你去干这种职业。”
他说的是他自己，可纳迪娜却以为从他的话中感觉到了几分以恩主自居的意思。“为什么？你做过的事，我也能做吧，不行吗？”
“你想看看我带回来的照片吧？”
“拿出来瞧瞧。”她贪婪地说。
他把照片扔在桌上，我更希望不看，可别无选择。有关尸体堆的照片，还能忍受，这一堆堆尸体太多了，可怎么给这些尸骨投以同情呢？面对活人的形象我们自己又该怎么办呢？所有这些眼睛……
“我见过的还要更惨。”纳迪娜说。
朗贝尔没有答腔，收起照片，然后用勉励的口吻说道：“你知道，若你真的渴望搞通讯报道，那也不难，你只需跟佩隆说说。就是在法国本土，也可能有一大堆调查工作要搞。”
纳迪娜打断了他的话：“我所向往的，是见见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副样子，一行行地爬格子，这对我来说可没有意思。”
“我肯定你能成功。”朗贝尔热情地说，“你富有胆识，善于诱导别人开口说话，你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准会到处畅通无阻。至于涂篇文章，很快就可学会。”
“不。”她神态固执地说，“只要一动笔写，就决不会讲真话。佩隆有关葡萄牙的报道，竖的全都成了横的。你的通讯，我肯定也是这么回事，我才不信呢。正因为如此，我才想亲眼见见是什么东西。可我决不会想方法将它们制造成谎言，然后拿去兜售。”
朗贝尔的面孔布上了阴云。我遂说道：“可我认为朗贝尔的文章极有说服力。达豪集中营的卫生所，人们感到就像亲自参观过一样。”
“你的感觉，这又证明了什么？”纳迪娜声音不耐烦地说。出现了片刻沉默，她开口问道：
“玛丽到底送不送茶来？他妈的，”她专横地喊叫，“玛丽。”
玛丽出现在门口，身上穿着蓝色的工作罩衫，朗贝尔笑盈盈地站起身来：
“玛丽·昂热！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脸色霍地变红，转过脚跟，我挡住了她：“您可以回答嘛！”
她目光直直地盯着朗贝尔说道：
“我是女佣人。”
朗贝尔也闹了个大红脸。纳迪娜疑惑地打量着他们俩：“玛丽·昂热？你认识她？玛丽·昂热姓什么？”
一阵尴尬的沉寂降临了。她突然说道：
“玛丽·昂热·比塞。”
我感到怒火直窜双颊：“女记者？”
她耸耸肩膀：“是的。”她说，“我走，我马上就走。用不着您赶我。”
“您是到家里来探我们的？没有比这更卑鄙的勾当了！”
“我不知道你认识那么多记者。”她瞟了朗贝尔一眼说道。
“你还愣着不搧她干什么！”纳迪娜吼叫道，“她偷听了我们的一切谈话，到处搜查，读了我们的信件，马上就要把这一切公布于众……”
“噢！您，凭您这副大嗓门，可不会吓着我。”玛丽·昂热说。
我一把抓住纳迪娜的手腕，算是拦住了她，要不，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玛丽·昂热打翻在地板上。不过跟我她还缺乏胆量，不敢猛地挣脱开身。玛丽·昂热朝门口走去，我随她走到前厅，她冷静地问我道：
“我还是把门窗玻璃擦完吧，您不乐意？”
“不用了。我倒想知道是哪家报社派您来的。”
“谁也没有派我来，是我自己来的。我想准可写篇精彩的东西，轻而易举就可脱手。您知道，这就叫他们所说的侧影。”她以职业的口吻说道。
“知道。呃，我这就去通知各家报社，若哪家买下您的瞎话，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噢！去卖，我甚至都不想去试一试，现在已经完蛋了。”她脱下蓝罩衫，穿上外套：“我这八天佣人就算白当了。我讨厌做佣人！”她绝望地补充道。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可她无疑惑觉到了我的怒火在渐渐熄灭，因为她斗胆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微笑：“您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篇披露隐私的文章。”她声音像个小丫头似的说道，“我只是想寻觅一种气氛。”
“是为了这您才翻寻我们的文书？”
“噢！我翻寻是为了找乐趣。”她用赌气的腔调补充道，“当然，您骂我是应该的，我有错……可您以为出人头地容易吗？您，您是一位显赫人物的妻子，一切都是现成的。可是我，我得自己去闯荡。请听我一句，”她说道，“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明天把文章给您送来，您不中意的地方尽管删掉好了，行吗？”
“然后您又一字不删地送出去？”
“不，我向您起誓。若您愿意，我可以给您提供反击的武器，一份卑躬屈膝的悔过书，签上名，这样您就把我掌握在了您的掌心。说呀，请接受吧！我是给您家当保姆的。不过我胆量还是有的吧，是不是？”
“这胆量您还会有的。”
我犹豫不决。若是别人跟我讲这般怪事，对这样一位侵犯了我们私生活的恬不知耻的女人，我在梦中也会抓住她的头发，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可现在她近在眼前，这位黑发棕肤的小姑娘，瘦骨嶙峋，没有一分姿色，可却那么渴望出人头地。我最终说道：
“我丈夫从不接受采访。他决不会接受的。”
“请您问问他吧，既然事情已经做了……我明天上午打电话来。”她遂又补充道，“您不责怪我吧，对吗？我讨厌别人责怪我的时候。”她尴尬地淡然一笑：“我怎么都无法去责备别的人。”
“我也不怎么会！”
“啊，真绝了！”纳迪娜与朗贝尔突然从走廊冒了出来，喊叫道：“你竟让她发表她的文章！你对她投以微笑！跟这个女探子……”
玛丽·昂热砰地一声打开了大门，迅速离去。
“她答应把文章给我检查的。”
“这个女探子！”纳迪娜尖声骂道，“她偷看了我的日记，读了迪埃戈给我的信，她……”她连嗓子都喊破了。纳迪娜就像儿时发怒那样，怒火满腔，浑身颤抖：“还给她报答！该揍她一顿！”
“她勾起了我的怜悯心！”
“怜悯！你总怜悯别人！凭什么权利？”她带着一种仇恨瞪着我：“实际上，那是蔑视。别人与你之间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衡量的标准！”
“消消气，没有这么严重。”
“噢？我知道，我有错，这自然，你从不原谅我。你总是有理！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那是位好姑娘，你知道。”朗贝尔有点见风使舵，但也挺客气地说。
“那么，你也去祝贺她好了，跑去呀。”
纳迪娜突然朝她卧室奔去，咣当一声关上了房门。
“我感到遗憾。”朗贝尔说。
“这不是您的错。”
“今天的记者，都有一股警察耳目的劲头。纳迪娜发火，我理解。处于她的位置，我也会气得面红耳赤的。”
他犯不着冲着我来护她，可这似乎出于善意。“噢！我也理解。”我说。
“那，我走了。”朗贝尔说。
“一路顺风，”我说道，紧接着补充道，“您该多来看看纳迪娜，她对您情谊很深，您是知道的。”
他神色尴尬地微笑道：“这再也没有多少意义了！”
“您没有早点儿跟她联系，她感到失望，正由于这一点她才不太客气了。”
“可是她对我说不要先打电话的。”
“要是您先打给她电话，她还是高兴的。她需要对友情确实有很大的把握时，才会全心全意去追求。”
“她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的情谊。”朗贝尔说。他突然又补充道：“我非常爱纳迪娜。”
“那您就设法让她意识到这一点。”
“我尽力而为。”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向我伸过手来：“不管怎样，我一回国就来。”他说道。
我回到自己卧室，没敢敲纳迪娜的房门。她多不讲理！确实，对别的人，我总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找借口，这样宽容反而使心肠变硬。如果说我对她总是严格要求的话，那是因为她不是我所关心的病人。在她与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在我胸口作响的内疚的声音、焦虑的声音。
当小比塞那篇微不足道的文章发表时，纳迪娜原则上嘀咕了几句。打从《警觉》杂志部的办公室开门办公以来，她的脾气变得好多了。她埋头于一件件明确的工作，显示出了当秘书的出色才华，为此而感到自豪。杂志的创刊号获得成功，罗贝尔和亨利十分满意，并劲头十足地准备下一期。自从罗贝尔说服了亨利，把《希望报》的命运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以来，他对亨利充满友情，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说到底，亨利是他惟一的挚友。与朱利安、勒诺瓦、佩勒迪埃夫妇、康热夫妇等在一起，可以欢度美好的时光，但交情并不太深。过去的社会党人朋友中，有的与敌合作，有的死于集中营，夏尔利埃正在瑞士养伤，而至今对社会党仍然忠贞不渝的旧友对罗贝尔大加谴责，罗贝尔也针锋相对，予以反击。拉福利为罗贝尔成立了革命解放联合会感到失望、因为非但没有与共产党人结成同盟，两家的关系反而降低了热度。罗贝尔与他同辈人差不多断绝了往来，是他主动这样做的。他把这场战争归咎于他的同辈人，是他们没有设法阻止这场战争。他认为对自己的过去过分眷恋了，因而，他希望与年轻人一起共事。政治与行动如今有了新的眉目，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他希望尽量适应。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也觉得应该有所改变，正因为如此他才再三声称自己的作品尚未完成。他眼下正在撰写一篇评论，他在该文中企图把自己旧的思想与新的世界观融为一体。他的目标一如既往，革命解放联合会除了最近目标之外，一定要坚持给人们带来希望，发起一场与其人道主义思想相符合的革命。但是，罗贝尔深知眼下若不作出痛苦的牺牲，这场革命将难以完成，未来的人将不再是多列士以过分乐观的态度所描绘的人。那么，真理、自由、个人道德、文学、思想等这些旧的社会准则将保持何种意义，存在何种希望？若要拯救这些准则，就必须重新创造。而这正是罗贝尔的企图所在，他为此而激奋。我满意地暗自思忖，他终于获得了写作与行动之间和谐的平衡。显而易见，他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喜欢这样生活。我也同样，我的生活很充实。我每天忙着与罗贝尔、纳迪娜、病人、书籍打交道，懊悔与热望已经没有存在的位置。如今，那位满头白发的年轻姑娘睡眠正常，再也没有噩梦缠绕，她加入了共产党，找到了情人，可惜她我的情人太多了，同时又无节制地饮酒，这谈不上是平衡产生的奇迹，但她总算能安心地睡眠了。那天下午，我真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因为小费尔南终于画出了一幢带着门窗的别墅，铁栅栏随之消失了。我刚给他母亲打了电话，门房又送来了信件。罗贝尔和纳迪娜都在杂志社，这天是他们的接待日。我独自一人等在家中。我拆开了罗米欧的信，我害怕极了，仿佛有人突然把我抛入空中。原来是一次精神分析讨论会将于元月份在纽约举行，他们邀请我参加，届时可以在新英格兰、芝加哥、加拿大组织报告会。我把来函摊在壁炉上，又激动万分地阅读了一遍。我过去是多么喜爱旅行！在世间，我除了爱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外，最喜爱的也就是旅行了。可是，这是我以为一去不复返的事情之一，现在竟又有人邀请我去英国、意大利，甚至去纽约漫游一番！我的目光难以离开这荒唐的字眼！对我来说，纽约一直是一座传奇般的城市，而我早就不再相信奇迹发生了。没料到就这一小片纸头，竟轻而易举地搅乱了时间、空间与常理。我把来函放进手提包，大步离开家门来到街上。纽约有人在嘲弄我，正在跟我耍鬼花招，我需要罗贝尔帮助我戳穿这场骗局。我急冲冲地登上莫瓦纳家的楼梯。
“噢，是你？”纳迪娜带有某种责怪的口吻说。
“你没看错。”
“爸爸正忙着呢。”她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她高高地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办公桌居中放在这间当作接待室的大办公室里。等待接见的人数甚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一片嘈杂。这该让他感到高兴，因为来的人中年轻人居多。当然，不少人是带着好奇心，或者因为无所事事，或者怀着某种投机的心理来到这里，但也有许多人是真正的喜爱罗贝尔的书，关心他的行动。噢，罗贝尔决不是在茫茫荒漠里白讲一场，他的这些同辈人尚有眼睛读他的书籍，尚有耳朵听他讲话。
纳迪娜站起身子：“6点了！关门了！”她声音粗暴地高喊道。她把失望的来访者送向门外，然后转动了锁眼中的钥匙。
“乱哄哄的！”她笑哈哈地说道，“好像他们在等着白吃一顿饭菜似的。”她打开了接待室的门：“道路通了。”
罗贝尔在门口朝我微微一笑：“你给自己放假了？”
“是的，我想转一圈。”
纳迪娜朝她父亲转过身子：
“瞧你这副举行祭礼似的样子真滑稽，活像个教父呆在告解座上。”
“我更像是个算命者的形象。”
突然，纳迪娜咯咯大笑起来，仿佛猛地揿了某个笑的按钮似的。她愉快的情绪很少突发，但每次总伴着刺耳的大笑：“瞧这玩艺儿！”
她用手向我们指了指一只四角已经磨损的手提箱，发旧的箱子表面贴着一张标签：我的一生，约瑟芬·米埃弗着。“看去像是一份手稿！”她打着嗝儿说道，“那是她的真实姓名。你不知道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吧？”在她那两只激动得湿乎乎的眼睛里，闪现着一种胜利的光芒。笑是她的报复手段。“她对我说：‘我呀，小姐，我是一部活的材料！’她已经六十岁了，家住奥利亚克。她一五一十，什么都说。”
她一脚踢开了皮箱的盖子。里面装满了一叠叠玫瑰色的文稿，纸上一式绿色墨水笔迹，没有任何涂抹之处。罗贝尔捡起其中一页，快速浏览了一遍，随手扔掉：“没有什么趣味。”
“说不定有刺激的段落呢。”纳迪娜满怀希望地说道。她蹲在手提箱前。多少页文稿，多少分时光！在弥漫着外省气息的餐室里，在壁炉旁的灯光下，度过了多少温馨的时光。这时光是多么充实，又是多么空虚，过得多么欢快，又浪费得多么愚蠢。
“不，没什么意思！”纳迪娜不耐烦地站起身子，她的脸上，欢乐的表情荡然无存……“那就搁起来了？”
“等五分钟。”罗贝尔说。
“快点儿走，这儿散发着文学味。”
“什么味？文学味？”
“一辈子不修边幅的老头儿味。”
这不是一股什么味。但是，整整三个小时里，整个空气中充盈着希望、担忧与恼恨。空空热闹一场过后，透过这无声的沉默，感觉到了这无形的悲楚。纳迪娜从抽屉里拿出一件酱紫色的毛衣，煞有介事地编织起来，编针嘎吱直响。平常，她从不怜惜自己的时光，可一旦要她拿出几分耐心，她就赶紧装出一副样子，仿佛她的光阴一刻也不该浪费。我的目光落在她的办公桌上，只见一个黑色的封面，一行鲜红的大字煞是诱人：《诗选》，勒内·杜斯。我打开本子。
“秋日里，牧场可敬而美丽……”
我翻了一页。“您是否知道，我突然发现了神奇的佛罗里达……”
“纳迪娜！”
“什么事？”
“这家伙寄来的东西，署着他的名字，可却是阿波里奈尔①、兰波、波德莱尔②等的诗句……他总不至于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吧。”
①阿波里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酒精集》等，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产生过影响。
②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恶之花》等，对欧美颓废文学产生过影响。
“啊！我知道他搞的是什么名堂。”纳迪娜冷淡地说，“那个可怜的混蛋给了塞泽纳克两万法郎，让塞泽纳克卖给他一些他写的诗。你知道，塞泽纳克才不会舍得把自己未发表的诗作送给他，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可等那人再来时，怎么也得把事实真相告诉他吧。”我说。
“没关系，塞泽纳克耍了花招，那人要敢抗议才怪呢。首先一点，他已经没有退路，他自己也实在太可耻了。”
“塞泽纳克，他也会耍这类把戏？”我诧异地问道。
“你以为他是怎么混的？”纳迪娜说。她把毛衣往抽屉里一扔。“有时，他的鬼花招可真好玩。”
“付两万法郎，在不是出自自己手笔的诗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真叫我困惑不解。”
“为什么要一心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呢？”纳迪娜说道。接着，她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用钱去买与不顾头痛屁股热地拼命去写，是一码子事。”这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若是当着她父亲的面，她就得清理清理自己的脏话。
等下了楼梯，纳迪娜以疑虑的神气问道：“我们像那个星期四一样，到对面小酒店去喝一杯好吗？”
“当然可以。”罗贝尔回答道。
纳迪娜脸上一亮，往大理石独脚小圆桌前一坐，开心地说：“得承认我护你护得怪好的吧！”
“是的。”
她忐忑不安地瞧了父亲一眼：“怎么，你对我不高兴？”
“噢！我呀，我为你感到欣喜，我倒为自己感到不悦，因为这到头来对你没任何的益处。”
“任何职业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纳迪娜突然硬邦邦地说。
“这要因事而论。你前几天跟我说朗贝尔建议你当通讯记者，在我看来，这就比较有意义。”
“噢！如果我是个男的，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了。”纳迪娜说道，“可一个女人当通讯记者，千分之一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她一挥手，挡住了我们的异议。“我说的成功，不是你们那个意思。”她傲然地说：“女人呀，总是不顺当。”
我贸然插了一句：“不尽然吧。”
“你觉得？”她冷冷一笑：“就瞧你吧，你干得不错，你有不少病人，这不假，可说到底，你永远成不了弗洛伊德。”
她早就养成了这副孩子气，每当她父亲在场，她总是习惯于恶声恶气地攻击我。我开腔道：
“成为弗洛伊德或无所事事，在这两者中间能做的事多着哩。”
“我可是有所事事的，我是秘书。”
“若你这样挺满足的，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罗贝尔急冲冲地说道。
我常为罗贝尔嘴巴太快，白白败了纳迪娜的兴致而感到遗憾。我曾多次开导他，可他怎么就下不了狠心，扔不下对女儿的一片雄心。纳迪娜口气咄咄逼人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命运在今天是多么微不足道！”
“你的命运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我。正因为如此，那些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小人全都让我笑掉大牙。”她轻轻咳了一声，瞧也不瞧我们一眼，继续说道：“等到我有勇气做点艰难的事情的那一天，我就投身于政治。”
“那你还不赶紧到革命解放联合会去工作，还等什么？”罗贝尔问道。
她一口饮尽杯中的维特尔矿泉水：
“不，我不同意。你们说到底是反共产党的人。”
罗贝尔耸了耸肩膀：“要是拉福利认为我是反对他们的，你以为他还会这样友好吗？”
纳迪娜微微一笑：“听说拉福利就要来要求你别举行那个集会。”
“谁跟你说的？”罗贝尔问道。
“拉舒姆昨天说的。他们很不满意，他们认为革命解放联合会走了邪路。”
罗贝尔一耸肩膀：“也许拉舒姆和他那帮子小左派分子确实大为不满，可他们要自以为是党中央，那就错了。我上个星期还见到拉福利呢。”
“拉舒姆前天见了他。”纳迪娜说，“我向你保证，这是正经话。他们开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决定必须采取措施。拉福利会来跟你谈的。”
罗贝尔一时沉默不语，接着开口说道：“若真是如此，那该让人绝望透了！”
“是真的。”纳迪娜说，“他们说你领导的革命解放联合会非但不与他们一起共事，反而鼓吹与他们背道而驰的政治，还说这次集会就是敌对行动的宣言，说你分裂了左派，他们不得不向你宣战。”纳迪娜的话中含着几分得意。她大概还不知道她这番话的轻重。平时，每当我们遇到真正的麻烦，她往往惊慌失色，可若只是些不顺心的小事情，她总是从中取乐。
“不得不向我宣战！”罗贝尔说道，“这真叫绝！是我分裂左派！啊！他们没有变。”他愤怒地补充道：“他们永远变不了！他们所希望的，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对他们服服贴贴，一看到独立的征兆，他们就斥责我们抱有敌意！”
“要是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他们必定认为你有错。”纳迪娜通情达理地说，“你也是这样的。”
“不同观点可以有，但也可以保持行动的统一。”罗贝尔说，“这就是国民阵线的意思。”
“他们视你为危险分子。”纳迪娜说，“他们说你鼓吹极恶政治，说你想破坏重新建设大业。”
“听着，”罗贝尔说道，“掺和不掺和政治，是你的自由，可你别扮演鹦鹉学舌的角色。若你用的是自己的脑子，那你就会明白真正可能引起灾难的，是他们的政治。”
“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纳迪娜说，“要是他们试图夺取政权，那美国马上就会干涉。”
“他们有必要争取时间，这我同意。可是，他们也可以采取别的方式。”罗贝尔耸耸肩说道：“我完全承认他们处的位置很难，他们或多或少是两头受夹。自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垮台以后，他们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一会儿当左派，一会儿又当左派的右派。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应该希望另一个左派党的存在呀！”
“怎么！他们就是不希望。”纳迪娜说道。
她猛地站了起来，为自己产生了一点儿小小的影响感到满意，可并不乐意卷入她显然占不了上风的争论中去。“我去逛逛。”她说。
我们也起了身，沿着河畔徒步回到家里。
“我马上给拉福利打电话。”罗贝尔对我说：“唉，手挽着手团结一致是多么有必要啊！他们明明知道这一点！可他们却怎么都不容忍在他们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左派党。社会党已经算不了什么，这个国民阵线，他们倒是乐意要的。但是，出现一个新的运动，看去很有起色，那就大逆不道了……”
他继续气愤地讲着，我一边听一边想：“我不愿离开他。”昔日，我离开他时并不感到痛苦，因为我们活在世间，彼此永远相爱。可是，我现在知道我们俩只有一个生命，且它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前途充满威胁。罗贝尔并非攻不破、击不倒。相反，突然间，他在我看来甚至是脆弱的。他一直指望共产党人怀着诚意，可他大错特错了。面临他们的敌意，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得了，这条死胡同到了。”我心里在想。可他既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也不能坚持反对共产党人，任何两全的办法都不存在。也许事情会顺利解决的，条件是共产党人拿定主意，容许举行集会。罗贝尔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捏在他们的掌心。想到这些，我感到心悸。他们一个字就可摧毁罗贝尔苦心经营起来的美好的平衡。不，这不是我离他而去的时候。一走进工作室，我就以讽刺的声音说道：
“瞧瞧我收到了什么东西！”
我把罗米欧的信递给了他，他遂变了一副面孔，我从中辨出了欢乐，这本该是我的欢乐。“可这是美事！你为什么对我一声不吭？”
“我不愿一走就是三个月。”我说。
“为什么？”他惊诧地看了看我说，“这可是一次美妙的旅行啊！”
我喃喃地道：“我这里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你到底怎么了？从现在到元月份，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纳迪娜已经长得够大了，用不着你照管，我也一样。”他微笑着添了一句。
“美洲太遥远了。”我说。
“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他一副挑剔的神态细细打量了我一番，说道，“你走动走动，这对你大有好处。”
“我们今年夏天骑自行车去转转。”
“要想欣赏异国风光，骑自行车可走不了多远！”罗贝尔说，他淡然一笑：“我可问心无愧！若是别人通知你旅行计划泡汤了，你准会蹦起来。”
“有可能。”
他说得有理，我对这次旅行看得已经很重。正因为如此，这又成为一块心病扰得我心绪不宁。所有那些往事、所有那些欲望，一一苏醒过来，这多么令人不安！为什么有人要来扰乱我这行尸走肉般的规规矩矩的平安日子？这天晚上，罗贝尔和亨利对拉福利大为恼火，他俩相互鼓励，要坚决挺住，如果革命解放联合会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那共产党人也得被迫买它的账，到那时，就可能重新获得统一。我静静地听着，对他们所讲的一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在我的脑瓜子里却充斥着一个个乱七八糟的愚人形象。第二天情况没有好转，我兀自坐在办公桌前，整整呆了一个时辰，向自己发问：“我接受？还是不接受？”最终，我站起身来，拿起电话，没有必要装着工作的样子。我曾答应波尔，这几天去看看她，现在去正好。不用说，她准独自一人等在家中。我离开家门，向她家走去。我很爱波尔，可同时，她又使我有点害怕。每日清晨，我经常感觉到身上笼罩着令人窒息的阴影，一个灾难正在渐渐苏醒，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她。我一睁眼，她也紧接着打开双眼，然而在她的心底，却漆黑一团。我暗自思忖：“若处在她的位置，我可容忍不了这种生活。”我完全明白，相比之下她处这种位置比我处着要容易一些。波尔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闭门不出，看不到任何人而不感到烦闷，她甚至成功地向自己否定了亨利已经再也不爱她这一事实。可是总有一天将真相大白，到时该会发生什么不测？能给她出什么主意？去唱歌？可这不足以给她以慰藉。
我渐渐靠近了她的家门，心里也愈缩愈紧。居住在这群命运不济之人的小区里，对她来说倒挺合适。我不知他们在被德占领期间都躲到了什么地方。如今春天到了，他们的破衣烂裳，甚至甲状腺肿和枪伤刀痕又都一一出现了。有三个人背靠街心公园的栅栏而坐，旁边是一块大理石板，石板上装饰着一束已经凋谢的花，其中一男一女正在抢夺一只黑漆布袋，他们脸色通红，是因为喝酒和愤怒的缘故，他们俩猛烈地向对方吐着脏话，但四只紧抓着布袋不放的抽搐的手却几乎拧着不动。而另一个人在旁开心地观战。我钻进了一条小街，油漆斑驳的木门守着一座座废物库，每日清晨，捡破烂的都把废纸和废铜烂铁往这边送，几扇玻璃门微微露出一条小缝儿，候诊室里坐着一些妇女，膝盖上蹲着小狗。我曾从一些小册子上看到在这些动物诊所里，人们医治或者毫无痛苦地杀死“鸟和小动物”。我在一张广告纸前停下了脚步，房间备有家具出租。我按响了门铃。楼梯口总是放着一只巨大的垃圾桶，只要一抬步登楼，便有那么一只黑狗没命地狂吠起来。波尔富有导演的情趣，每当她向新来造访的客人打开这间简易寓所的房门时总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戏剧性的效果。我也不例外，每次总对她那出人意外的光彩感到惊讶，我也为她那非同一般的服饰感到惊异。她生来讨厌千篇一律，性喜美妙多变，因此任何时候都显得经过一番悉心打扮。她给我开了门，只见她身着一条宽松的塔夫绸内裙，淡紫的色泽闪烁变幻，脚穿一双大高跟锯齿状鞋，鞋带缠在腿上。她拥有各式各样的鞋子，说不定哪位视鞋如命的收藏家也相形见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