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暖和暖和。”她边说边把我往燃着柴火的炉子边拉。
“天并不冷。”
她朝缝隙堵得死死的窗子瞥了一眼。
“大家都这么说。”她坐了下来，既严肃又关切地朝我俯过身子，问道：“你身体怎么样？”
“挺好。可我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再也用不着每天担惊受怕了，可是他们便重新开始自己折磨自己。”
“你的书呢？”
“正在写。”
我出于礼貌，她怎么问，我便怎么答。我清楚地知道她对我的工作从来就不感兴趣。
“你真觉得有意思？”她问道。
“喜欢极了。”
“你真有福气！”波尔说。
“是因为我干的是我感兴趣的工作？”
“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自我感觉并非如此，可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我。我满怀热情地说：
“你不知道自我在圣诞节听到你唱歌后心里想些什么吧？我想你该利用你的歌喉做点儿事。你对亨利忠贞不渝，这固然十分美好，可说到底，你自己也重要呀……”
“噢！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亨利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呢。”她漠然地说，摇了摇头：“不，我再也不登台歌唱了。”
“为什么？我肯定你会走红。”
“这对我又有何益？”她问道，继而微微一笑：“广告上写满我的名字，报刊上登的尽是我的照片，我对此真的不感兴趣。如果想要的话，这一切我早就可以得到，可我不想要。你误解了我。”她补充道，“我不希望任何个人的荣耀。在我看来，伟大的爱情远比成功的事业要重要得多。我所遗憾的，只是爱情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我。”
“可你没有被强迫作出抉择呀。”我说，“你完全可以继续爱你的亨利，同时唱你的歌。”
她神情严肃地看了看我：“对一个女人来说，伟大的爱情不允许她享有任何自由。我知道罗贝尔和你之间有多么默契。”她补充道，“可那并不是我所说的伟大的爱。”
我并不愿意就她的字眼或我的生活争辩一场。“可你在这里独自一人一天天过日子，你该有的是时间工作呀。”
“这并非时间问题。”她以责怪的神态朝我微微一笑：“你想我十年前放弃了歌唱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明白了亨利需要我整个身心……”
“你说他自己也曾劝你重新工作。”
“可要是我真的按他的话去做，他准懊丧不堪。”她乐呵呵地说，“哪怕我有一个念头与他的不符，他都受不了。”
“多么自私！”
“爱并不自私。”她深情地抚了抚柔软的衣裙。“噢！他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的牺牲不仅对他的幸福，而且对他的写作事业及其成功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为什么他的成功在你看来那么重要，而你自己成功与否却无关紧要呢？”
“噢！他名声大小，我才不在乎呢。”她情绪激烈地说：“这事关别的东西。”
“是什么？”
她猛地站了起来：“我给你备了点热酒，你要喝吗？”
“乐意。”
我听着她在厨房里走动，心里很不舒坦地想：“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口口声声说对个人荣耀不屑一顾，可为什么偏偏在亨利开始名声大振、人们称颂他为抵抗运动的英雄和年轻文学的希望时，波尔重又摆出一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面孔呢？我清楚地记得一年前，她是多么死气沉沉、心灰意懒，她又是怎么感觉到这种爱的呢？她为何拒绝通过工作摆脱这种爱的纠缠呢？她是怎样看待周围世界？我和她一起关在这红色的四壁之间，望着炉火，交换着言语，可我怎么都琢磨不透她脑中发生的一切。我站起身子，朝窗户走去，掀开了窗帘。夜幕降临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手牵一条高贵的丹麦狗在游逛。在那块写着“专营撒克逊珍奇鸟类”几个字的神秘的牌子下，一只被系在窗栏上的猴子仿佛也在困惑不解地察看着苍茫暮色。我又放下窗帘。我曾有过什么希望？希望能用波尔的双眼看一看这熟悉的环境？希望在这环境中捕捉住她每日生活的色彩？不，小卷尾猴决不可能用人的眼睛去观察，我也决不可能潜入另一个人的心底。
波尔从厨房回来，庄重地端着一只银托盘，盘上两只碗在冒着腾腾热气。“你喜欢甜一点的，是吗？”
我嗅了嗅这浓浓的红酒溢出的那股又热又香的气味：“看来很可口。”
她沉思着喝了几口，仿佛在品味这是不是真正的春药，“可怜的亨利！”她喃喃地说。
“可怜？为什么？”
“他正在经历一次艰难的危机，我担心他在摆脱危机之前遭受过多的痛苦。”
“什么危机？他看去体魄康健，最近的几篇文章也是他从未写过的好文章。”
“文章！”她带着一种愤懑瞧了我一眼：“从前，他对搞报纸嗤之以鼻，认为只不过混碗饭吃吃而已，他离政治也远远的，希望独自相处。”
“可现在环境变了，波尔。”
“环境又有何妨！”她有些激动地说道，“他不应该变。战争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是伟大的举动，可今日，逃避尘世才是伟大之所在。”
“这又为何故？”我问道。
她一耸肩膀，没有答腔。我有些气恼地添了一句：“他肯定已经给你解释过他为何搞政治。我呀，我可是绝对赞同。你不认为应该给他以信任吗？”
“他正在闯入并不属于他的道路。”她以不容置疑的腔调说，“我很清楚，我甚至可以给你证据。”
“这倒叫我吃惊。”我说。
“证据，”她夸张地说，“就是他已经变得没有能耐写作。”
“也许目前他是没有动笔，”我说，“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从今之后再也不写。”
“我并不吹嘘自己永远不会错。”波尔说，“可你要知道，亨利是我造就了他，我创造了他，一如他塑造了他书中的人物，我对他就像他对他书中的人物一样了若指掌。他正在背叛自己的使命，该由我指引他重返正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考虑照顾我自己。”
“你知道，人们除了自己赋予的使命之外，别无其他使命。”
“亨利可不是一位混同于他人的作家。”
“他们大家各不相同。”
她摇了摇头：“若他仅仅是一个作家，那就不会让我感兴趣了。作家何其多呀！当他二十五岁，我与他结成夫妻时，他一心只想文学，可我马上就发现了我完全可以让他攀登更高的境界。我让他明白了一点，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应该浑然一体，获得成功。是多么纯洁而又绝对的成功，可成为世人的楷模。”
我心里不安地在想，若她用这副腔调跟亨利说话，那他真该受不了。
“你是想说一个男人应该像珍惜自己的作品一样珍惜自己的生活？可并不能因此而禁止他发生变化呀。”
“除非他顺应自身而变化。我发生了许多变化，可我顺应的是自己的生命。”
“谁也没有预先划定的道路。”我说，“世界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世界，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必须设法适应。”我朝她微微一笑：“我也同样，在多少个星期里，一直幻想可以重新获得战前的时光。可这是愚蠢的念头。”
波尔神态执拗地细观着炉火：“时间并没有用。”她说。突然，她猛地朝我转过身子：“噢！想一想兰波，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什么？”
“对，你看见了他的什么形象？”
“他年轻时的形象。”
“瞧！只有一个兰波、一个波德莱尔、一个司汤达①，他们在世的时间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只构成了一个形象。亨利只有一个，我也永远是我自己，时间对此无能为力，背叛并非源于时间，而是因为我们自身。”
①司汤达（1783～1843）：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
“啊！你把一切都混为一谈了。”我说，“等你年迈七旬，你还永远是你，可你与人与物却会形成不同的关系。”我又平添了一句：“与你的镜子也同样。”
“我从不在镜中多照自己。”她带着几分疑惑审视了我一番：“你想证明什么？”
我一时保持缄默。否定时间，大概谁都有这种企图，我也常常这样做。对波尔这般固执的信念，我隐隐约约产生了几分羡慕。
“我所说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必须安于天命。你应该放手让亨利去做他乐意做的事。你嘛，也应该照顾一下自己。”
“你就这话，仿佛亨利和我是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人似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也许这之间有一种无法彼此交流的体验。”
我满怀希望，试图说服她，如今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了。还能怎么办呢？我一无所知。不过，我还是对她说道：
“你们是彼此独立的，其证据就是你在批评他。”
“确实，表面上我们是有不同之处，我也在为消除这种不同而斗争。”她说，“可实质上，我们只是一个整体。我过去经常感觉到这一点，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认识到这种情况时的情景：我几乎感到害怕。彻底地融入在另一个人之中，你知道，这很怪。但是，当一个人在自身中发现了另一个人时，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她那激动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接着说道：“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的时光必将重现。亨利必将完完全全地化为我，我也一定将原原本本地归还给他。”
她的话语中有着某种近乎绝望的声嘶力竭的劲头，我只不过是放弃，不想再深谈下去，我轻快地说：“可不管怎样，你走动走动、见见人对你有好处。下个星期四，你不愿陪我到克洛蒂家走一趟？”
波尔的目光落到地板上，看她的样子，仿佛她又控制住了体内的某个组织，重新获得了解脱，变得轻松起来。她朝我嫣然一笑：
“噢！不，我不愿意。”她说，“上个星期，她来看过我，我这几个月对克洛蒂够烦了。她已经把斯克利亚西纳安置到了她家，你知道吗？我在纳闷他怎么会同意的……”
“我猜想他手头没有一个子儿了。”
“你说那里像是个后宫！”波尔说。
她哈哈大笑，这笑声足足使她年轻了十岁。以前，她跟我呆在一起时就是这副样子。可一旦亨利在场，她就摆出架子。如今，人们觉得她似乎感觉到亨利的目光总是在跟着她。如果她有勇气为自己而活着，她也许能够重新恢复昔日的欢快。“我不善于与她交谈，我太笨了。”我离开她时，心里这样责备自己。她过这种生活很不正常，有时，甚至干脆就不合情理。可是，我今天未能好好开导开导她。正常的生活，还有比这更不正常的吗？为了能循规蹈矩，打发日子，有多少事情不得不放弃，有多少往事不得不忘记，又有多少事实真相不得不回避。“我害怕离去的原因正是在此。”我心里在想。在巴黎，在罗贝尔身旁时，我不费多少气力就可避免陷阱，因为我能识别陷阱，警钟时刻向我提醒面临的危险。但是，当我孤独一人置身于陌生的苍天之下，将有怎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将有明摆的事情突然使我眼花缭乱？又会有怎样的鸿沟突然出现在面前？不过，鸿沟终将平合，明摆的事情也会消失，这是确凿无疑的。我见过的何其多。我们就好比蚯蚓，任凭他人斩为两截，或好似龙虾，折断了爪子会再生长。但是，当我想起那徒劳的垂死挣扎的时刻，想起那不愿苟延残喘、恨不得立即死去的时刻，我不禁心悸。我试图让自己服从于理智：我为什么会出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就不会出任何事情呢？偏离前人踏平的道路，从来就没有好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我感到有些窒息，这是事实。可人们渐渐也会习惯于窒息的，不管怎么说，形成习惯并不是坏事。
“你怎么了？”几天以后，纳迪娜满腹狐疑地问我。她身着我的浴衣，躺在我卧室的长沙发上。平时我回家时，总发现她这副样子。在她眼里，惟有他人的服饰、摆设、他人的生活才有价值。
“你希望我怎么样？”我反问道。
我没有跟她谈起罗米欧的来信。可是尽管她对我很不了解，但对我的任何情绪变化她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好像困倦得连站着也能入睡似的。”她冲着我说。
确实，在平日里，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询问她每日做些什么，可这天晚上，我却默默地脱去外套，戴上睡帽，没有说一句话。
“我在圣安娜度过了整个下午，我想我是有点疲倦了。”我回答道。“你呢？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对此感兴趣吗？”她忌恨地反问道。
“当然。”
纳迪娜脸上一亮，她心里有高兴的事情，不愿再多赌气。“我刚才遇到了我终身的伴侣！”她以挑逗的声音说道。
“当真？”我笑眯眯地问道。
“对，当真。”她严肃地回答道，“他是拉舒姆的一个伙伴，棒极了。他可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写书匠，而是一个活动分子，名副其实的活动分子。他叫若利。”
在这之前不久，她与亨利闹了一场：她的反应如此明显，要是她自己也意识不到我才感到奇怪呢。“那这一次，你肯定登记入党了？”我问道。
“他对我还未入党气愤极了。啊，你知道，他这个人，办事可不拖泥带水。他说干就干，一个男子汉嘛。”
“我早就认为你最终也该经历一番了。”
“道理很明白，这是因为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经历而已。”她声音尖刻地说，“现在入党，以后再退出来。年轻时代得经历经历。是这个意思吧。”
“噢，不。我没说过这种话。”
“我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要明白，若利的力量在于他相信真理。他从不以经历为儿戏，他是在行动。”
一连几天，她咄咄逼人地对若利大加颂扬，我只管听着，没有任何表示。她把《资本论》摊在书桌上的化学教科书旁，目光阴郁地在两部书之间来回移动。她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在这料峭的初春，街上的乞丐比比皆是，若我施舍给他们一点儿钱，她便冷冷一笑：“你以为给这种可怜的废物施舍一点儿钱，就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了？”
“我并没有如此奢望，只是让他高兴高兴，这就够了。”
“如果你良心得到安宁，那对大家都有好处。”
她总以为我内心有多少阴险的谋划。
“你以为拒绝涉足上流社会、待人粗野，就可以摆脱你那个阶层了？这样一来，你只不过成了一个没有教养的资产者而已。”
实际上是我很不乐意去克洛蒂家。大战期间，她曾从勃艮第的那座城堡给我寄过许多包裹，可现在她不由我推却，非要我参加她每个星期四的聚会，我无论如何得去一次。可是，当我在5月一个春雪霏霏的夜晚跨上自行车的时候，心里是多么不情愿啊。时值仲春，然而任性的寒雪又突然出现，天空白茫茫一片，阒无声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在地上，看似温暖如春，但落到身上却冰冷刺骨。我恨不得顺着这种棉絮裹似的道路径直向前飞驰，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上流社会的沉重应酬对我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怖。尽管罗贝尔四处躲藏，对记者、勋章、科学院、沙龙和将军夫人一律退避三舍，但也无济于事，人们正在把他奉为一座公共的丰碑，我也因此而成为公共人物。我慢步登上豪华的石阶。我讨厌众人把目光霍地投向我的那一时刻，只需迅疾的一瞥，他们就可识别我，把我撕成碎片。于是，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内心也因此而永远不得安宁。
“真想不到有幸与您相见！”洛尔·玛尔娃说着，“您那么忙！都不敢再请您大驾光临了。”
我们至少谢绝了她三次邀请。来客乱哄哄的，在我相识的人中，我很少对谁有过什么负罪感。他们有的认为我们高傲，有的认为我们孤僻，也有的认为我们拿架子。我猜度在这些贪婪地来此寻找无聊的人中，谁的脑子里也没有掠过这样的念头：上流社会实在激不起我们的兴致。对我来说，无聊简直就是灾祸。打从我孩提时代起，就吓得我丢魂落魄。我小时候希望赶紧长成大人，以对无聊的回避为中心构筑起自己的整个生活，这样做首先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灾难。可是，那些我与之握手交往的人也许对无聊已经习以为常，觉察不出这一点。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空气也可能会产生另一种气味。
“罗贝尔·迪布勒伊未能陪您同行？”克洛蒂问道，“请代我告诉他，他在《警觉》上写的那篇文章实在令人赞叹！我全都记到了心上，无论在餐桌、浴室还是在床榻，我都默默地背诵，夜晚我与之同眠，而白昼，它是我心中的情人。”
“我一定转达。”
她目光灼热地盯着我看，我感到好不自在。自然，我不喜欢有人说罗贝尔的坏话；可是当有人对他大唱赞歌时，我也感到别扭。我感觉到自己的唇间露出一个笨拙的微笑，不知如何是好，沉默不语吧，可能被视为矫揉造作；而一旦开口说话，似乎就可能有失稳重。
“这本杂志的问世是一件重大的事。”画家佩尔莱纳说道。他才是克洛蒂心中的情人呢。
吉埃特·旺达杜尔凑了过来，她写过一些巧妙的小说，自感是沙龙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衣着装饰，她的一举一动无不表明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并不年轻，同时也表明她对自己昔日的花容月貌过分眷恋了。她以略带灵气的声音说道：“迪布勒伊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对艺术有极为深刻的执着追求，同时又善于对今日的世界投入无比的热情。既爱文又爱人，诚为难得。”
“您对他的生活是否记日记？”克洛蒂问道，“不然您可给世人提供多么珍贵的资料啊！”
“我没有空暇。”我说，“再者，我并不认为他喜欢我这样做。”
“令我惊诧的是，”于盖特·伏朗热插话道，“您生活在一位气度盖世的人身边，可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份职业。我根本做不到。我可爱的夫君吞噬了我的所有时间，不过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欲张嘴一一给予反驳，可我还是按捺住自己，尽可能平淡地回答道：
“这是个安排问题。”
“可我安排得很好。”她神色愠怒地说，“不，这不如说是个道德环境问题。”
他们以各自的目光对我任意宰割、清算旧账。情形历来如此：他们把我团团围住，一个个露出狡黠的神色，向我问这问那，仿佛我早已成为寡妇。但是罗贝尔明明活在世上，我决不帮助他们把他当尸体用防腐香料保存供奉起来。他们四处搜集他的真迹，拼命争夺他的手稿，把他留有题献的全集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自己的木书架上；可是我呢，我手中只有他的两三部书。我大概是存心不去索回别人向我借走的那些书籍；我也是故意没有将他的信分门别类，反而或多或少四处乱丢：这些信是专门写给我的，并不是暂时由我保管，有朝一日将由我转交的东西；我并非罗贝尔的继承人，也并不是他的见证人。我是他的妻子。
也许吉埃特猜出了我内心的不适，她俨然一位女君主，以为到处都是她的王国，她镇定自若地将她那只温柔的小手往我手腕上一搭：“哎呀，他们什么吃的也没给您送！让我领您去酒菜台。”她一边拉着我，一边以同谋似的神情朝我微笑。“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俩能好好谈一谈。与才女相会多难得啊！”瞧她这口气，仿佛刚刚在这济济一堂的来客中发现了这惟一的一位能够理解她的人。她紧接着说：“您知道什么事情让我高兴吗？那就是哪一天您和罗贝尔光临寒舍吃顿晚餐。”
最为艰难的时刻莫过于他们或以漫不经心、或以高人一等的神态要求约会了。当我照例报以“罗贝尔眼下那么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往往感觉到他们那严厉的目光在谴责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罪。我是他的妻子，这不错，可答应约会，我又有什么权利？再说，也没有理由去篡夺这种权利：一座公共的丰碑，这可是属于大家的。
“噢！我知道被作品缠得脱不开身是怎么回事。”吉埃特说，“我也一样，从不出门。您在这里见到我，纯属偶然！”她哈哈大笑，这意味着我被好好地捉弄了一番！她的真实意图并不在此。“可是，共进一次小范围的晚餐，这就大不一样了，晚餐上，我只邀几位男友。”她添了一句，向我透露道，“我不喜欢女人作伴，我在她们中间总有一种失落感。您不是吗？”
“不，我和女人很合得来。”
她以惊讶而责怪的神色瞧了我一眼：
“真奇怪，真太奇怪了。也许是我不正常了……”
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公然宣扬她所属的女性如何低下，她自以为可通过她那阳刚之气十足的才华摆脱女性，她也因此而超越了男性，因为她具备了与男性同样的品质。此外，她还具有作为一个女人而特有的魅力之价值。这种狡黠的心计令我不快。我以行家的口吻说道：
“您并非不正常。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偏爱男人。”
她的目光突然变得冰冷，毫无掩饰地故意向于盖特·伏朗热转过身去。可怜的吉埃特！她意欲摆脱恋己癖的罪名，同时又渴望别人承认她的价值，为此而倍受折磨，于是，她想方设法，试图让别人说出她所希望的对她的评价。可是，倘若别人不说怎么办？要不要甘于寂寞？这是个痛苦的抉择。克洛蒂发现我独自呆着，便以其堂堂女主人的身分，硬把一个人往我怀里推。
“安娜，您从未见过吕茜·贝洛姆吧？她过去与您的女友波尔很熟。”她边说边飞快地朝一个新的来客迎去。
“啊！您熟悉波尔？”我向这位身材颀长的妇人问道。她满头棕发，身着一件黑色奥托曼服，全身珠光宝气，朝我勉强笑了笑。
“对，我跟她很熟。”她高兴地说，“我曾无偿帮她选择作广告用的服饰，当时，我已经为阿玛丽莉广告公司扬了名，可她刚刚在瓦勒古尔公司起步。她长得漂亮，可不善穿戴。”吕茜·贝洛姆朝我投来一个冰冷的微笑。“应该说她在审美方面还不太成熟，可她却听不进任何劝告。那个可怜的瓦勒古尔和我为此吃尽了苦头。”
“波尔有她自己的风格。”我说。
“她当时可没有寻觅到自己的风格。她自我欣赏有余，没有自知之明，这对她的职业是有害的；她有一副漂亮的嗓子，可根本不知怎么使用；她绝对不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因此从未超越应有的水准。”
“我从未听过她唱歌，可听说她当时很走红，她曾签订过去里约演出的合同。”
吕茜·贝洛姆哈哈大笑起来：“她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因为她长得漂亮，可她很快便一落千丈。唱歌，这和别的一样，需要付出努力，这可不是她的长处。去巴西演出，我还记得这回事，我还不得不为她制作衣裙呢。让小伙子感兴趣的并非她的演唱技巧，她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她并不像她试图显示的那样疯狂。她装出一副玛丽布朗似的轻狂样子，可实际上，她内心所渴望的，是寻找一个能体贴她的正经的小伙子，目的达到之后，其他的一切很快也就抛弃了。她做得对，不然，她在事业方面也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她现在情况如何？”吕茜突然以充满善意的声音问道：“听说她的那位伟人正在甩她，确有其事？”
“绝对没有，他们倾心相爱。”我以权威的口吻说。
“啊！这就好。”她说道，但话语中流露出百分之百的怀疑。“她期待的时间够长了，可怜的丫头。”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吕茜·贝洛姆厌恶波尔，我可不接受她向我描绘的波尔形象：一个盛气凌人、生性懒惰的小娼妓，以歌唱为手段，寻觅保护人。可是我意识到了波尔几乎从未跟我谈过她初来巴黎那几年的情况，也从未跟我提起她的少年时代和童年时代。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我能向您道声日安吗？您不再恨我了吧？”
玛丽·昂热故作尴尬地朝我微微一笑。
“您是自作自受！”我同样对她微笑着说：“您可逼得我好苦啊！”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她说道。
“请告诉我实话，您可没有六个兄弟姐妹吧？”
“我确实是个姐姐，”她声音诚恳地说，“可我只有一个弟弟，他在摩洛哥。”她的目光贪婪地向我发问：“告诉我，旺达杜尔到底跟您谈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谈。”
“您可以告诉我。”玛丽·昂热说，“什么都可以跟我说。它从这里进，又从这里出。”她分别指了指耳朵和嘴巴。
“我担心的正是这点。还是您跟我谈谈有关这位泼妇的事情吧。”我指了指吕茜说道。
“噢！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玛丽·昂热道。
“什么了不得？”
“她虽然已经这副年纪，可想要什么男人就有什么男人，有利可图的、相处愉快的，她设法两者兼有。眼下，有三个男的都想要娶她。”
“那他们谁以为只有自己要娶她？”
“不。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知道还有两个男的想娶她。”
“她又不是个维纳斯。”
“听说她二十来岁时还要更恶劣呢，可她想方设法不让别人识别她的真面目。靠两条大腿走运的恶女人，比比皆是。”玛丽·昂热一副见多识广的神态说道，“不过，她们总得吃点苦头，差不多到了四十岁，她才靠布洛托老爹的资本帮助阿玛丽莉公司扬了名。到大战爆发时，她正开始发大财。现在，又时来运转，蒸蒸日上了，可她已经腻了。”玛丽·昂热以同情的口吻说道，“正因为如此，她才那么坏。”
“我明白了。”我打量了一玛丽·昂热，问道：“那您到这儿来有何企图？搞点耸人听闻的趣闻？”
“我来此是为了自得其乐。我很乐意赶鸡尾酒会。您不是吗？”
“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乐趣，倒要请教您给我解释解释……”
“呃，可以见到许许多多不愿相遇的人。”
“这显而易见。”
“再就是不得不自我表现。”
“为什么不得不呢？”
“如果要想惹人注目的话。”
“那您想惹人注目吗？”
“噢！当然。我特别喜欢的，是让人给我拍照。”她轻轻咬了咬手指头，“这不正常吗？您认为我该不该让人给我作作精神分析？”
“我明白了！是这里头乱了套。”
“什么？有情结？”
“有这么一点。”
“可是，若消除了我的这些情结，我心头还能留下什么？”她抱怨道。
“请到这边来。”克洛蒂喊道，“现在那些讨厌鬼走了，咱们可以好好欢乐一番了。”
每次在克洛蒂家，总少不了宣布讨厌鬼离去的时刻，尽管每一次先后离别的次序有所不同。我开口说道：
“抱歉，我得跟他们一块儿走。”
“怎么？您得留下吃晚饭。”克洛蒂说道，“咱们等会儿分成几张小桌用餐，气氛会挺亲切的。还有一些人要来，我想把您介绍给他们。”她把我往边上一拉，客气地说道：“我打定主意要好好照顾照顾您。孤僻一人，独自生活，这真荒谬。谁也不认识您，我是指那些有钱可赚的圈子里。请让我帮您扬名吧。我领您去时装店，让您好好露露脸，一年以后，您就会有一批巴黎最富有的顾客。”
“我的顾客已经太多了。”
“其中有一半不付钱，剩下的一半付得很少。”
“问题不在这里。”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遇到可以付十倍的钱的顾客，您就可以少干十倍的活，您便有了空暇，可以出门走走，讲究讲究穿戴。”
“我们以后再谈吧。”
她对我如此不理解，我不胜惊讶。可说实在的，我也并不更理解她。她认为工作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成功与发财的一种手段。我内心曾隐隐约约有个感觉，以为所有这些冒充高雅的人会不惜以自己的社会地位换取几分才智和几分成就。在我孩提时代，一位小学教师在我眼里远比公爵夫人和亿万富翁伟大，这种等级区分标准至今也未有过多少变化。然而在克洛蒂的脑子里，她想象对爱因斯坦来说，最高的奖赏莫过于在她的沙龙里受到款待。因此，我们俩就难以有什么心灵的契合了。
“请坐这儿，我们马上做‘说实话’游戏。”
我讨厌这种游戏。在这些人中间，我向来只说假话。看到这些搭档一个个竞相显露内心的秘密、互不中伤、认真而又狡黠地互相提问，我感到很不自在。
“您偏爱的是什么花儿？”于盖特问吉埃特。
“黑蝴蝶花。”她在一片虔诚的肃穆中答道。
她们各自都有偏爱的花卉、季节、书籍和专门的时装师。
于盖特瞧了瞧克洛蒂：
“您有过多少情夫？”
“我记不清楚，二十五六个吧。等一等，我到浴室去看一看名单。”她返回时得意洋洋地高喊道：“二十七个。”
“就现在这一刻，您有何想法？”于盖特向我发问。
没想到我也突然憋不住说了实话：
“我想到别的地方去。”我站了起来：“说真的，我有件急事要处理。”我对克洛蒂说，“您千万别麻烦。”
我走出沙龙，一直有气无力地躺在一张沙发上的玛丽·昂热紧跟着我出了门。
“您真有急事？不是吧？”
“我手头总有事。”
“我邀您吃晚饭。”她朝我投来哀求而又鼓动的一瞥，这目光旋即熄灭了。
“不，我真的没有时间。”
“那就改日吧。我们不能经常见见面？”
“我忙得不可开交！”
她神情不满地向我递过她的指尖。我跨上自行车，径直朝前骑去。跟她一起吃晚饭，这倒挺让我高兴，可我实在不太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恐惧男人，扮演着小姑娘的角色，说不定很快就会把她的那颗心和她那副柔弱的身子交给我。我谢绝了她，并非客观情况让我害怕，而是因为我预见到了她的命运，无心从中取乐。有一天，纳迪娜曾责怪我：“你呀，永远都不合群。”这话切中要害。我总是以医生的目光看人，我因此很难与他们建立人际关系。我很少发火，也难得记仇。可别人对我的美好情感也几乎触动不了我的心，这都是我的职业造成的。我不得不漠然地经受我所作的精神分析移情的后果，并在适当的时刻予以消除，甚至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也保持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一旦病人犯了病，我便很快诊断出该病人患的是幼稚精神混乱症，我清楚地看到了我自己在病人幻觉中的形象：母亲、祖母、姐姐、孩子、宠儿。我实在不太喜欢他们对我的形象如此大施魔法，可我却不得不忍受着。我不由得设想假若哪一天真有一个正常人感情冲动，依恋于我，我准会马上向自己发问：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谁的形象？他企图满足何种受压抑的欲望？这样一来，我十有八九冲动不起来。
我可能已经骑出了巴黎城区。此刻，我沿着塞纳河行进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左边是栏杆，右边是低矮的房子，房子歪歪斜斜，远处亮着一盏盏破旧的路灯，路面泥泞，可人行道上积着白雪。我朝着灰暗的天空微笑。这时光是我逃避克洛蒂的沙龙获得的，不属于任何人。大概是这一缘故，这寒冷的空气中竟洋溢着如此的欢乐。我还依稀记得，昔日，我常被自己的呼吸所陶醉，欢乐往往突然涌至心间。此时，我不禁自问，若这样的时刻不复存在，活在世间又有什么必要？这样的时刻还会重现吗？有人邀我穿越大西洋，去发现一个崭新的大陆，可我只知道回答：“我害怕。”到底害怕什么？我以前可不是胆小如鼠的人。在巴伊约利弗树林或格莱齐涅森林，我经常头枕背袋，身裹一床毯子，独自一人睡在满天星斗之下，睡得是那么安然，就像在自己的床榻上酣睡。在我看来，不要向导、独自冒险、攀登覆盖着滑动粒雪的高山，再也自然不过了。对所有谨慎的劝告，我一概嗤之以鼻。我常常孤身坐进勒阿弗尔或马赛嘈杂的咖啡馆，或穿过卡比利亚的村寨，悠闲漫步……我突然掉转车头。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硬要骑向天涯海角，若我真的想重获昔日的自由，那最好还是赶紧回家，连夜给罗米欧回话：同意。
可是，我没有回话，过了几天，我仍然心神不定地请人出主意，仿佛是一次去地球中心的历险。
“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亨利诧异地说。
正是在这天夜里，巴黎的上空灯光闪烁，划出一个个巨大的V字。他们带来了香槟酒和唱片，我准备了吃的，家里也到处插上了鲜花。纳迪娜借口有急事，独自呆在房间，她是因为这节日而赌气，在她眼里，这节日只不过是死亡的周年纪念日。“古怪的节日。”斯克利亚西纳说道，“这不是结尾，而是开端，是一出真正的悲剧的开端。”
在他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前已经爆发了。我乐呵呵地冲着他说：“别扮演您的珈桑德拉①角色了。去年的圣诞节前夜，您就向我们预言灾难在即，我想您打赌打输了吧。”
①特洛伊公主，女预言家。
“我根本就没有打赌。”他说，“再说，一年还没有过呢。”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现在并没有对文学失去兴趣。”我让亨利作证：“《警觉》杂志收到的稿件，多得不得了，是吧？”
“这证明法国选择了亚历山大城的命运。我宁愿《警觉》杂志不怎么走运，而像《希望报》这样一份大报不要有被清查的危险。”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亨利生气地说，“《希望报》一切顺利。”
“有人告诉我您将不得不去找私人赞助。”
“谁跟你说的。”
“啊！我记不得了。都在这么传。”
“这是谣传。”亨利冷冷地说。他心情显得不怎么舒畅，这真有点怪，除了他，大家都这么开心，包括波尔在内，连斯克利亚西纳也没有一点忧郁，尽管他总是周期性地产生绝望。罗贝尔讲述着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一些故事，那是二十年代的一些往事，勒诺瓦和朱利安跟他一起回忆着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时光。两个谁也不熟悉的美国军官在低哼着一支远东叙事曲，一位韦科女郎躺在长沙发上酣睡。尽管有着那一个个业已消失的悲剧和一个个即将降临的灾难，这个夜晚仍然不失为一个节日的夜晚。我可以肯定，这并非因为歌声和焰火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心中憋不住想笑，也想哭。
“咱们去看看外面的热闹！”我说，“然后再回来吃晚饭。”
大家兴高采烈，全都表示赞同。我们没费多大劲便到了协和广场那一站的地铁口，可想要进入广场，就是另一码子事了。台阶上人山人海，为了避免走散，我们彼此紧挽着胳膊。可正当我们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来势如此凶猛，竟把我从罗贝尔的胳膊中冲了出来：只留下了我和亨利，背朝着我们本来打算去的香榭丽舍大街方向。人流挟裹着我们朝杜伊利宫涌去。
“不要硬想抵挡了。”亨利说，“我们等会儿反正都要到您家聚合。只有随着人流去了。”
在一片歌声、笑声中，我们涌到了歌剧院广场。广场披着红色的盛装，映着红色的灯火，整个儿一个红色的世界。这真让人有点心悸，若不小心，跌倒在地，那十有八九要被踩死，可这也令人心潮激荡。一切都还没有定局，过去不会再现，将来也捉摸不定，可是现在却一片辉煌，让我们空荡的脑袋、干渴的嘴巴和激烈跳动的心脏全都随着这辉煌的现在时刻而去吧。
“您不喝一杯吗？”亨利问道。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费尽周折，终于慢慢地在一条通向蒙马特尔的大街上摆脱了人群，来到了一家小酒店。小店里挤满了身着军装的美国人，他们哼着歌曲。亨利要了香槟酒，我又渴又累加之心头激动，因此而嗓子发干，一口气连喝了两杯。
“这是节日，是不是？”我说。
“当然是。”
我们友好地相互凝望。我与亨利呆在一起，感到心情舒畅，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俩之间隔着的人太多了，有罗贝尔、纳迪娜、波尔。可在这个夜晚，他在我眼里显得十分亲近，香槟酒也给了我几分勇气：
“您今天晚上好像并不开心。”
“开心。”他递给我一支烟。他确实显得闷闷不乐。“可我在纳闷，到底是谁到处放风，说《希望报》陷入困境，很可能是萨玛泽尔。”
“您不喜欢他吗？”我说，“我也一样。那些不戴假面具便不登场的虚伪家伙真叫人讨厌。”
“可是迪布勒伊倒很看重他。”亨利说。
“罗贝尔？他是认为他有所用处，但对他并无友情可言。”
“这又有什么区别？”亨利问道。
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就如他的提问一样奇怪。“您想说什么意思？”
“眼下，迪布勒伊已经整个儿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以致他对别人表示的友情的多少，要视其用处而定。”
“这可绝对不是实际情况。”我气愤地说。
他一副挪揄的神态看了我一眼。“我在揣摩，若我不把《希望报》向革命解放联合会敞开大门，他还会对我有何友情。”
“他会失望的。”我说，“出于种种原因，最终迫使您接受了，他显然会因为种种原因感到失望。”
“噢！这我同意，这类假设是愚蠢的假设。”他过于激动地说道。
我思忖罗贝尔是否给亨利造成了一种感觉，仿佛是逼他成交。确实，当罗贝尔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可能会十分粗暴的。若他伤害了亨利，我只能感到遗憾。眼下，他已经相当孤立了，他千万不该失去这份友情。
“罗贝尔对人爱得愈深，要求就会愈高。”我说道，“比如对纳迪娜吧，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每当他对她的期望不那么过分时，他对她就比较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