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可为他人的利益和为自身的利益而要求严厉，则完全不是一回事。若是为了前者，那才是爱的表示……”
“可对罗贝尔来说，两者是合在一起的！”我说。
平常，我讨厌谈论罗贝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要清除我从亨利心中感觉到的这种积恨。“《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结合在他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您应当承认这一点。”我用目光询问着亨利：“您以为他用您用得过分随便了？不，那是出于敬重。”
“我知道。”亨利微笑着说，“他自己明白的事情总是动不动就强加于人，得承认这是一种带有几分帝国主义色彩的敬重方式。”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您自己同意的，他也就没有多少过错了。”我说，“我不太明白您到底责怪他什么。”
“难道我说过我责怪他什么了吗？”
“没有，可这感觉得出来。”
亨利迟疑了片刻：“噢！这是件微妙的事情。”他一耸肩膀说道，“若迪布勒伊能处在我的位置上看待问题，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会感激的。”他十分和蔼地朝我微微一笑：“可您就能做到。”
“我可不是一位干事的女人。”我说，“不错，”我紧接着补充道，“罗贝尔时不时故意蒙上自己的眼睛，可这并不妨碍他真正关心别人，并具备无私的情操。您实在是错怪他了。”
“也许。”亨利开心地说，“您知道，当人们违心地接受了一件事情，心里对逼他接受的人总是有点怨气的。我承认这并不十分恰当。”
我带着一种负疚的心情打量了亨利一番：
“《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建立的那些新关系，对您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
“噢！现在就谈不上什么负担了。”他说，“我已经参与了。”
“可您当时并不渴望参与。”
他淡淡一笑：“不那么狂热。”
他不知说过多少遍政治搅得他头痛，可他如今却整个儿陷了进去。我叹息道：“斯克利亚西纳的话总有一点道理吧，政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吞噬人。”
“迪布勒伊那个魔王可不容吞噬。”亨利带着某种羡慕的口吻说道：“他写得还跟从前一样多。”
“一样多。”我说道。我犹豫了一下，不过，对亨利我真的有一股子信赖感。“他写得一样多，可并不如以前自由。那些回忆文章，您曾读过其中的片段，哎，他已经放弃发表了，他说别人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的武器来对付他。一想到成了社会活动家，就再也不能像作家那样保持百分之百的诚实，真令人心寒，不是吗？”
亨利沉默了片刻：“写作的某种非理性，显然是消失了。如今迪布勒伊发表的一切东西都得从他不得不考虑到的环境中去解读，可我并不认为这会减少他的诚意。”
“事实是那些回忆录永远不可能问世了，这真让我懊恼！”
“您错了。”他友好地说，“一个毫无保留、但也不负责任地忏悔的人，较之一个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完全负责任的人，其作品并不会更真实、更全面。”
“您这么看？”我问道，接着我又添了一句：“您对自己也会提出这类问题吗？”
“不，根本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他答道。
“那总会提出一些问题吧？”
“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的，是不是？”他支吾搪塞道。
我追问道：“您那部欢快的小说进展如何？”
“噢，我已经不写了。”
“小说写得凄凄惨惨了吧？我早就有话在先。”
“我再也不写了。”亨利抱歉地微微一笑道，“一点也不写了。”
“算了吧！”
“文章嘛，那当然，因为文章看完也就完了。可名副其实的书，我再也没有能耐写了。”
他再也不能写了，波尔的胡言乱语中也含有真情。他过去是多么喜爱写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问道。
“您知道，不写作是很自然的事。反过来倒就不正常了。”
“对您来说不一样。”我说，“您不写作意味着失去生命。”
我苦恼地凝视着他。我曾对波尔说，“人都在变”，然而尽管知道他们都在变化，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又有一颗恒星在我的天际旋转起来了。“您是否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作纯属枉然？”
“噢！不，”亨利说，“倘若有人还保持其写作的灵感的话，那是他们的造化。就个人而言，我已经毫无创作的欲望，事情就是这样。”他淡然一笑：“我向您和盘托出吧，我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或者这么说吧，我想要写的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这种心境很快就会消失的。”我说。
“我不相信。”
我心里揪得紧紧的，放弃写作，这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痛苦。我既遗憾又带着几分责怪的口气说道：“我们经常见面，可您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事！”
“没有机会！”
“确实，跟罗贝尔在一起，你们除了政治就无话可说！”我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您不知道做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罗贝尔和我要在这个夏天骑自行车外出旅行，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玩儿上一两个礼拜吧。”
“这可能很有意思。”他犹豫不决地说。
“肯定很有趣！”我这回却迟疑起来了：“只是波尔不会骑自行车。”
“噢，不管怎么说，我度假并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说，“她到时去图尔，到她妹妹家去。”
出现了片刻沉默，我劈头问道：
“波尔为什么不愿再想办法重返歌坛？”
“要是您能跟我说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这段时间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失望地说，继而一耸肩膀：“她也许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机会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真是您内心的愿望？”我问道。
“是的。”他冲动地说。“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补充说道，“我早就已经不爱她了，尽管她拼命说什么也未曾改变，这她自己心里完全清楚。”
“我感觉到她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上。”我说，“她头脑完全清醒，可同时却又欺骗自己，认为您疯一般地爱着她，而且认为她自己可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头脑最终会占上风的，可到时她又该怎么办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愿像个混蛋那样行事，可我也没有当牺牲品的天职。有时，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一旦不再相爱，那也就不爱了。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再爱波尔是我的过错，波尔还是以前的波尔呀。”
“我想爱同样也是过错。”
“那怎么办？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他问道。
他真的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我再次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与男人打交道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
“无论如何波尔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说，“不然，您就没有出路了。任何人都无法在良心不安中过日子，但也不可能总是违心地生活。”
“也许得学会违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说道。
“不！我认为不行！”我说，“若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我简直不明白该如何证实这种生活的意义。”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这一问倒把我卡住了。我刚才只不过以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念来说话，可我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还守着这一信念呢？连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尴尬地说：“我反正没有不满。”
他审视了我一番，问道：“只要没有不满，你也就满足了？”
“这就已经不错了。”
“您变了。”他客气地说，“您过去对自己的命运是那么心满意足，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为什么非要我一个人保持不变呢？”我说。
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追问。“我有时觉得您的职业不像以前那样让您感兴趣了。”
“我当然感兴趣。”我说，“可您不认为目前医治灵魂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您医治的人来说，事关重大。”他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一样重要，不然区别何在？”
我犹豫了片刻说：“区别在于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说，自己以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医治一个病人，是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赋予其生活的意义。”我耸了耸肩膀：“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才会相信生活会具有意义。”
亨利微微一笑，两只眼睛在询问着我。“前途并非那么黑暗。”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我过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于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哑然一笑：“正是在这方面我变化最大，我对什么都害怕。”
“这，您就让我惊奇了！”他说。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噢，几个星期前有人建议我元月份去美国参加一个精神分析讨论会，我至今还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他诧异地问。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时我又害怕。您不会害怕吗？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他回答道。“您以为会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任何特别的事。”我迟疑了一下，说道，“相互见见面，特别是见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该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义。”他对我微微一笑，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您准能有不少小小的发现，要是这会扰乱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觉得怪呢。无论是什么事情落到了我们头上，还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从来就不那么重要……”
我垂下了脑袋：“是的。”我心里想，“事情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会回来的，一切都会顺利，决不会出任何问题。”面对面的倾心交谈结束了，该回家去吃晚饭了。这亲密无间、充满信任的时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续到拂晓，也许可以超过拂晓。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该这么做。真不该？反正我们没有试图这样去做。
“该去和别人相聚了。”我说。
“对，”亨利说，“是时候了。”
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铁，去和别的朋友相聚。
罗贝尔和拉福利争论激烈但不失礼貌，他们俩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可谁都谴责对方是战争罪人。拉福利声音悲切地作出了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发起攻击。”这并没有阻挡住罗贝尔，他仍然充满激情地筹备原定6月份举行的集会。可与萨玛泽尔及亨利那席长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头问我：
“我组织这次集会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惊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请您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放弃集会，这是否就意味着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
“当然。”
“您与拉福利争辩之后，曾反复向我解释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
“什么也没有发生。”罗贝尔回答道。
“那么，您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人同意？”
“当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们有可能不拆桥。”罗贝尔一时打住了话头，犹豫了片刻，继续说道：“我是就全局考虑这个问题。”
“就运动这个全局？”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我有时不禁自问，是不是一种空想。不过，任何没有实现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总认为什么都没有可能，那就永远办不成什么大事，除非世上已经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个无形的对手争辩，为自己辩护。我纳闷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些疑虑。他叹息了一声：“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与梦想，谈何容易。”
“列宁不是说过‘应该梦想’吗？”
“说过，可条件是必须当真相信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当真。”
我惊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意思？”
“我如此固执不是出于挑衅、出于高傲、出于对自己的纵容吧？”
“您居然有这种顾虑，真奇怪。”我说，“平常您从来不怀疑自己。”
“我对自己的习惯也是有过怀疑的！”罗贝尔说。
“那您就对这种习惯表示怀疑吧。也许是担心失败或害怕事情复杂化您才试图让步的。”
“也许。”罗贝尔说。
“我猜想您挂记着共产党人要向您发起攻击，心头不舒畅吧？”
“是的，是不舒心。”罗贝尔答道，“为了达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们非要造成最可恶的误解不成。是的，”他补充道，“也许是我心头的那个作家在怯懦地劝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罢休算了。”
“瞧您。”我说道，“若您开始严格地检查起您的思想动机，那就永远没个完。还是像斯克利亚西纳所说，脚踏实地吧。”
“可惜！这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实地！”罗贝尔说，“特别当我们只掌握片面的情况的时候。对，我相信欧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坚信它必定成功的缘故吗？”
罗贝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困惑不解。他愤然责备自己过分幼稚地相信了共产党人的诚意，可是这也不该气得他对自己怀疑到这个程度。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图采取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我问道。
“噢！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想过。”罗贝尔回答道，“我只是这么问问自己而已。”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问自己的？”
“两三天了。”罗贝尔说。
“没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您累了的缘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说。
突然，这在我眼里显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两眼发红，脸上虚肿，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还没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这么干，甚至还加倍地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还年轻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联合会、《警觉》杂志和他的书外，他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函、处理电话，谁都有紧急的事情非要向他汇报，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也有提出的问题。若不接待他们，若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就无异于使他们经受饥饿与干渴，无异于逼他们去遭受贫困，去发疯，去死，去自杀。凡来客，罗贝尔一概接待，这占去了他夜晚的时间，他几乎从不睡觉。
“您干得太多了！”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干下去，那您就要没命了。总有一天您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而我却好好的！”
“还要再挤出一个月来，不能再多挤了。”他说。
“您以为休假一个月就足以恢复健康？”我思索片刻，说道，“应该想法子找幢郊区的住房。您每个星期去巴黎城两三次，其余时间不得接待来访、处理电话，要安心休息。”
“凭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罗贝尔含讥带讽地问道。
跑住房介绍所、看房子，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空暇。但是看到罗贝尔那样劳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经拿定主意，集会如期举行，然而他心里却很不安，只有取得惊人的成功，共产党人才可能买账。万一他们过河拆桥，革命解放联合会该怎么办？我也一样，心里总挂念着能否成功。与罗贝尔相比，我对个人、对生活的各种财富，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为珍视。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也一定会完善自己，而不会否认自己的这些财富。
感谢老天爷，纳迪娜不再向她父亲吹风，说她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对他如何谴责了；她也不再冲着我们大加讽刺，严厉抨击美帝国主义了，她的那部《资本论》也永远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实际上共产党人和资产者是一码子事。”
我并不感到惊奇：
“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卸妆准备睡觉，她坐在我卧室沙发的边沿上。她往往选择这种时刻跟我谈盘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他们都赞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们的公道是将来的事情，眼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勉强忍受着不公。再说，他们将来的社会，也只不过是社会而已。”
“显然如此。”
“也许等上个五百年，世界还没有变化，我对这不感兴趣。”
“你总不至于想象一个季节就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吧。”
“你说话的口气就像若利，真好笑。看你说话的样子，仿佛我对他们那套玩艺儿了如指掌似的。可实际上，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那个党跟别的党没什么两样。”
“又坏事了。”我卸了妆，遗憾地在想，“她多么需要成功一次啊！”
“最好是像樊尚那样独来独往。”她说，“他呀，是个纯洁的人，是个天使。”
一个天使，她过去谈起迪埃戈时常用这个词。她也许从樊尚身上发现了曾拨动了她心弦的那种宽宏大量，那种别具一格。不同的是，迪埃戈只将疯狂的爱倾注于作品之中，而樊尚恐怕就会在生活中发泄自己的爱了。他常跟纳迪娜睡觉吗？我并没有这样猜度，可这些时日他俩频繁幽会。我为此而庆幸，因为纳迪娜在我看来虽然显得狂躁，但也很开心。所以，当清晨5点听到这阵门铃声，我心里并没有半点担忧。纳迪娜夜里没有归家，我猜想是她忘带钥匙了。可一开门，我见是樊尚。他对我说：
“您别担心。”
他这么一说，倒使我马上局促不安起来。我急忙问道：“纳迪娜是否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他说道，“她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他果断地朝起居室走去。“连纳迪娜也是个弱女子！”他以厌恶的神态说道。他从茄克衫的口袋里掏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简单说吧，她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着您。”他指了指尚蒂伊西北角两条小道的交汇处说道，“您必须弄辆车子，马上到那儿去接她。佩隆肯定会把报社的车子借给您的。可不要跟他解释什么，只向他借车，别的不要说，更不要提到我。”
他一口气交待了情况，声音沉着而又严厉，我怎么也放不下心来。我断定他心里充满恐惧。“她在那儿干什么？是否出了事故？”
“我告诉您没有？她脚坏了，没什么关系，只是走不动了。可您必须及时赶去。那地方您看明白了吧？我画个十字。您到了那里只要按喇叭或喊一声，她就在公路右侧的小树林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要弄清楚。”我说。
“职业秘密。”樊尚说，“您最好还是马上给佩隆打电话吧。”他补充道。
我讨厌他这张苍白的面孔、两只血红的眼睛和这副漂亮的侧影，可这仅仅是一种毫无力量的愤懑而已。我拨了亨利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他那惊诧的声音：
“喂！是谁呀？”
“是安娜·迪布勒伊。对，是我。我有件急事请您帮忙。请您别多问了。我马上需要用一辆小车，需要行驶二百公里的汽油。”
极为短暂的一瞬沉默。“正巧，昨天车子加满了油。”他声音极为自然地说，“我这就去开车，半小时后车子就到您家门口。”
“请把车子开到圣安德烈艺术广场吧。”我说道：“谢谢。”
“啊！好极了！”樊尚裂嘴大笑道，“我看佩隆看得很准。真的放心吧。”他补充道，“纳迪娜没有任何危险，要是您快一点就更好了。嗳，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她向我起誓可以完全信任您。”
“可以。”我跟着他向门口走去，说道，“可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您发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真恨不得在他走后马上猛地把门关上，可我还是轻轻地关上门，免得吵醒了罗贝尔，幸亏他此时正在酣睡，我听他上床睡觉还不到两个小时。我急匆匆穿上衣服，脑中浮现出过去的那两个黑夜：我焦急地等待着纳迪娜，罗贝尔则在巴黎城四处寻找，多么可怖的等待啊。今天，情况更是糟糕。我肯定他们做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樊尚充满恐惧。也许是干了偷盗或抢劫那等事，上帝知道。可是，纳迪娜无法徒步去车站，必须让我在事情败露、纳迪娜被人发现之前赶到那里。纳迪娜孤独一人，已经在黑夜、寒冷和恐惧中等待了我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散发着柏油和草木的气息，再过几个小时，天气就要渐渐炎热起来。此时，河畔寥无人迹，鸟儿在清晨的凉爽与岑寂中歌唱。这是一个晴朗爽快的清晨，然而却笼罩着焦灼不安的气氛，犹如逃离巴黎的那个早晨。
我刚到了几分钟，亨利便抵达了广场。
“车子到了。”他乐呵呵地说。他手握方向盘没有挪位：“您不愿意我陪您走一趟？”
“不，谢谢。”
“真的？”
“真的。”
“您很久没有开车了。”
“我知道我自己会开的。”
他下了车，我坐到驾驶位上。他问道：
“是因为纳迪娜的事吧？”
“是的。”
“啊！他们利用她向我们下手！”他声音愤怒地说。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多少知道一点儿。”
“那快告诉我……”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只是猜测。听我说，我整个上午都在家，如果用得我的时候，不管什么事，就打电话来。”
“千万不要出车祸。”我叮嘱自己，驱车向拉夏佩尔城门驰去。“我极力强迫自己谨慎驾车，尽量安下心来。”亨利似乎猜测樊尚撒了谎：也许他们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也许纳迪娜压根儿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但愿如此！我宁愿疑心自己上当受骗，也不愿去想象纳迪娜在漫长的黑夜中被冻僵、被吓呆，经受恼恨的煎熬。
大公路上寥无人迹。我向右转弯，驶上了一条小公路，继又行驶在另一条小公路上。十字路口也空荡无人，我按了按喇叭，仔细看了看地图：我没有走错。是不是樊尚搞错了？没有，他指点得很精确，根本不可能有错。我又按了按喇叭，接着熄了马达，走下车子，进了右侧的小树林，呼喊着：“纳迪娜。”开始轻轻地呼唤，继而越喊越响。沉寂。死一般的沉寂：我终于明白了这些词的真正含意。“纳迪娜！”没有回音，仿佛我呼唤的是迪埃戈。她也一样，已经化作了一团气息，无影无踪。她应该就在这儿，完全应该在这里，可她却不在了。我急得团团转，折断了枯枝，踩着新鲜的苔藓，不再呼喊了。“他们肯定把她抓起来了！”我恐惧地想。我回到了车边。也许她等得太累，等得不耐烦，鼓足了勇气独自一人找附近的车站去了。必须追上她，无论如何必须追上她，此时呆在空荡的月台上，别人会认出她来的。去尚蒂伊，她可能不被发觉，可那儿太远了，我路上也会碰到她的呀。她也许选择了克莱蒙站。我紧紧地盯着地图，仿佛可以从中挖出答案。去克莱蒙有两条路可走，她很可能抄了近路。我拨了点火开关钥匙，启动汽车，心脏怦怦地开始绝望地跳动起来：马达竟没有发动起来。车子终于启动了，在公路上颠簸着向前奔驰。我湿乎乎的双手在湿漉漉的方向盘上滑动。我的周围仍然笼罩着沉寂。可阳光已经不可阻挡，村庄里各家各户很快就要开门。“他们就要逮捕她。”沉寂、空荡，这份宁静显得多么恐怖。公路上，克莱蒙的街道上，车站里，都不见纳迪娜的踪影。她可能身边也没有地图，对这一地区也不熟悉，正在村野里盲无目标地乱闯呢，他们就要抢在我的前面把她抓住。我掉转车头，准备抄另一条路回到十字路口去，然后再设法在周围的大路小路上寻找，直到油箱用干为止。那该怎么办？不要再问自己了，大路小路都得找个遍。车下的这条公路伸向一块高丘，两旁是绿油油的庄稼。突然，我瞥见纳迪娜向我迎来，唇间挂着微笑，仿佛我们早就安排了这次约会似的。我猛地停下车子，她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了过来，声音十分自然地问道：
“你是来找我的吧？”
“不，我是自己在兜风玩儿呢。”我打开了车门，“上车。”
她坐在我的身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搽了粉，好似已经休息过了。我脚踩油门，双手过分有力地紧握着方向盘。纳迪娜露出一半讥讽、一半宽容的微笑，问道：
“你生气了吧？”
涌上眼角的那两滴酸楚的泪水，确实是气愤的眼泪。车子突然偏了一下，我怀疑是自己的手在颤抖。我放慢了车速，尽量放松手指，克制住自己的声音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在小树林里呆着？”
“我呆烦了。”她脱掉鞋子，往座位下一塞，“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她补充道。
“你就这么傻？我不是来了嘛。”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来。我想去克莱蒙乘火车，我怎么也会设法走到那里的。”她向前倾着身子，揉着双脚：“我可怜的双脚啊！”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她没有答腔。
“行，那就保守你的秘密吧。”我说，“今晚就会见报的。”
“就会见报的！”她遂挺起身子，大惊失色，“你觉得女门房已经发现我昨天夜里没有回家？”
“她没法证实的，必要时，我还会发誓证明你在家里。可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你反正怎么都会知道的！阿兹古尔有个臭女人，”她声音忧郁地说，“她告发了藏在一家农场的两个犹太儿童：这两个孩子都丢了命。谁都知道是她的罪过，可她死活不认账，想逃脱追究：这又是一个卑鄙的行径。樊尚和他的那些伙伴们决定惩治惩治她。这事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也清楚我想帮他们。这次他们需要一个女的，我便陪他们来了。那个臭女人是一家小酒店的老板娘。我们一直等到最后几个顾客离去，正当她关门时，我央求她让我进去喝杯酒，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她给我上酒时，其他几位走进了酒店，一起向她扑去，把她拉到了地窖。”
纳迪娜打住了话头。我连忙问道：“他们没有把她打……”
“没有。”她赶紧说，“他们把她的头发剪光了……我还不怎么孬，那场面还经受得住。”她突然以自愿承担责任的口气说道：“我关上了门，灭了灯。只是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我边等边又喝了一杯白兰地。显然，我没有牵扯进去，我是清白的。由于从克莱蒙出发就走了许多公里路，他们还要再去尚蒂伊，我实在是再也走不动了。他们把我扶到小树林，让我等着你。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慢慢恢复……”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要么跟我发誓与这帮家伙一刀两断，要么今天晚上就离开巴黎。”
“不管怎样，他们再也不会要我了。”她带着某种积恨说道。
“这还不行，我要你发誓，要么我告诉你，你明天就得走得远远的。”
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了，她用一副乖顺而又哀切的神态看了看我。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也别对爸爸说。”
纳迪娜干的那些蠢事，我很少瞒着罗贝尔。可这一次，我想他实在没有必要增添新的忧愁。“你答应我就答应。”我说。
“你要我答应什么都行。”她神态悲伤地说。
“那我就什么也不说。”紧接着，我局促不安地问了一句：“你肯定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樊尚说他什么都防备了。”她恐慌地问道：“要是抓到我，会有什么事？”
“不会抓你的。你说到底只不过是同谋犯，而且你年纪也很小。不过，樊尚危险就大了。要是他在牢房了却一生，那活该。”我气愤地说，“这事，真恶劣，又蠢又恶劣。”
纳迪娜没有答话。一阵沉默过后，她问道：“亨利借车的时候什么也没问？”
“我想他心里清清楚楚。”
“樊尚嘴巴也太不严了。”纳迪娜说，“像亨利或你，知道了没关系。可塞泽纳克那样的家伙就危险了。”
“塞泽纳克没有参与？真不可思议！”
“他没有参与，樊尚毕竟也知道对一个吸毒的家伙得提防着一点儿。不过他俩挺要好的，总是在一起。”
“必须跟樊尚谈谈，无论如何要说服他洗手不干……”
“你说服不了他，”纳迪娜说，“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他。”
纳迪娜上床睡觉去了，我告诉罗贝尔我出门玩儿了一圈。这些天来，他心事重重，因此对此事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我给亨利打了电话，三言两语含糊其辞地请他放心。把心思用到我的那些病人身上去，这谈何容易。白天里，我一直等着晚报出来，报上还好，只字未提。可夜里，我还是基本上没有合眼。“再也不可能去美国了。”我心里在想，因为纳迪娜处于危险之中。她已经答应我洗手不干了，可上帝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我痛苦地想到，自己呆在她的身边也纯属枉然，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保护她。只要她感到幸福，感到有人爱她，也许她就会停止自己毁灭自己。可是我既不能给予她爱，也不能给予她幸福。我对她来说毫无用处！对别的人，对那些外人，我可以诱导他们开口讲话，理清他们记忆的乱麻，打开他们的情结，最后把一些一清二楚的难题交给他们，由他们各自去解决，去清理。有时，这与他们确有好处。可纳迪娜，我虽然不费气力就可看透她的内心，然而却不知为她做些什么。过去，我常常对自己说：“一想到心爱的人正在把自己不朽的生命当作儿戏，怎么还能安心呼吸呢？”信教者可以祈祷，也可以跟上帝做交易。对我来说，世上决不存在什么圣人，我暗自在想：“此生乃是她惟一的机遇，世上除了她最终认识的真理之外，别无真理，除了她最终信仰的世界之外，也不存在别的世界。”第二天早上，纳迪娜两只大眼睛带着浓浓的黑圈，我心底仍然经受着煎熬。整个白天，她呆呆地坐着，空对一篇化学论文。到了夜里，我卸妆时，她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这化学简直是个噩梦，我肯定这次过不了关。”
“可你每次都过了考试关……”
“这次不行。再说，过还是不过，都是一码事。我决不会以化学为职业。”她思索了片刻：“我干什么都一事无成。我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且做起事来又总泄气。我是毫无用处了。”
“在《警觉》杂志社，你干得很好，而且一干就会。”
“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爸爸说得在理。”
“一旦找到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我坚信你一定干得很出色，你定会找到的。”
她摇摇头：“我怀疑自己说到底是个生来嫁人生孩子的命，跟所有的女人没有两样。我一定把锅勺擦得亮亮的，每年生个崽子出来。”
“要是你为结婚而结婚，那也不会幸福的。”
“噢！放心吧！没有哪个男人那么蠢会娶我。他们爱跟我睡觉，可睡完觉就了事。我可不讨人喜欢。”
我对她的这一套十分了解，再不愉快的事情轮到她自己身上，她说起来总是一副再自然不过的口气，仿佛她通过了这般洒脱便消除了不愉快，便超脱了那辛酸的事实似的。不幸的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那是你自己不愿讨人喜欢。”我说，“即使有人一个心眼爱着你，你也不肯相信的。”
“你又要跟我唠叨朗贝尔爱着我了。”
“整整一年来，除了你，他没跟一个姑娘出过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他显然是同性恋。”
“你疯了。”
“既然他只跟小伙子出门。再说，他爱着亨利，这再清楚不过了。”
“你忘了罗莎。”
“噢！罗莎那么漂亮。”纳迪娜带着怀念之情说道，“哪怕搞同性恋的也会爱上罗莎的。你不明白，”她不耐烦地补充道：“朗贝尔对我怀有友情，这不错，可这就像他对其他男人一样。再说，这样也很好。我可不愿当替代品。”她叹息了一声：“小伙子们机遇多极了，他就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涉及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的振兴及其他问题。他买了一辆摩托车。瞧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当他骑着那堆烂铁到处乱窜，他还自以为是洛伦斯上校呢。”她气冲冲地添了一句。
她的话语中含着多少嫉妒，我顿时生出一个念头。第二天下午，我到了《希望报》报社，要求见朗贝尔。
“您有事要跟我谈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如果您有一分钟空暇的话。”
“您愿意到楼上酒吧间去吗？”
“上楼吧。”
酒吧招待刚把一杯柚子汁放到我的面前，我便开门见山问道：“听说您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
“是的，我下周就出发，骑摩托车去。”
“没有可能带纳迪娜一块儿走吗？”
他带着某种责怪的神态瞥了我一眼：
“纳迪娜想陪我一块儿走吗？”
“她想得要命，可她决不会先开口问您的。”
“我没有提出来，是因为她要是同意才怪呢。”他声音不自然地说，“我跟她提什么事情，她难得同意。再说这些日子我很少见到她……”
“我知道，”我说，“她常跟樊尚和塞泽纳克一起混。那些人对她来说不是应该结交的好朋友。”我犹豫了一下，很快接着说道：“甚至是危险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找您。既然您对她富有友情，那您就带着她离那帮家伙远远的吧。”
朗贝尔遂变了一副面孔，他突然间显得十分年轻又十分温和：“您言下之意，不是说纳迪娜吸毒了吧？”
他的这种怀疑恰巧帮了我的忙。我以迟疑不决的口气说道：“我不知道，我想不会吧，可纳迪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眼下她正经受危机。我有话对您直说吧：我真害怕。”
朗贝尔一时缄默，然后他显得很激动地说：“若纳迪娜跟我一起走，我是多么幸福。”
“那就试试吧。不要灰心，我猜想她一开始会拒绝，她向来就是这个德性。要再三坚持，也就是您会救她一命。”
三天后，纳迪娜漫不经心地对我说：
“你想想，那个可怜的朗贝尔想带我跟他一起去旅行！”
“搞全法国范围的大报道是吧？这倒挺累人的。”我说。
“噢！累我不在乎。可我不能整整半个月把杂志丢下不管呀。”
“你有权利休假，这不成问题。可要是你不乐意，那就算了。”
“要知道那是很有意思的。”纳迪娜说，“不过，跟朗贝尔一起呆三个星期，代价可大了。”
我千万不能显出催促她去旅行的样子。“他真的那么讨厌？”我以幼稚的口吻问道。
“他一点儿也不讨厌。”她不快地说，“只是他那么胆小，那么拘谨，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要是我穿带窟窿的袜子进小酒店，那他非大骂我一顿不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少爷。”她接着说，“你知道他跟他父亲又妥协了吗？多没骨气啊！”
“我的上帝！你这么快就下定论！”我说，“你对那件事到底了解多么？你对朗贝尔的父亲，对他们父子的关系又知道些什么？”
我说话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致纳迪娜一时目瞪口呆。当我自己对某事真正确信无疑时，我往往有办法说服她，我正是这样影响了她的整个童年。平常，每次向我让步后，她总对我存着莫大的积恨，我不得不避免施加我的影响。可今天，看她这般固执任性，跟她自己作对，我实在恼火。
她以捉摸不定的口吻说道：“朗贝尔离不开他那个可爱的爸爸：这简直是幼稚病。如果你想知道，告诉你吧，他身上惹我生气的就是这点：他永远都成不了男子汉。”
“他二十五岁了，青年时代过得很坎坷。你也完全清楚，一开始就靠自己的翅膀起飞很不容易。”
“啊！我呀，可不一样，我是个女的。”
“那又怎么样？做男的，并不更容易。如今要求男的可高了：你就是一个。他们往往乳臭未干，就不得不扮演英雄的角色。这真让人泄气。不，你没有权力对朗贝尔那么苛刻。说你跟他不合，对这次旅行不感兴趣，这是另一回事。”
“噢！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旅行对我来说都有意思。”
两天后纳迪娜一半怒不可遏、一半受宠若惊的神态对我说：“那家伙，真出奇！他竟然吓唬我。他说当和平年代的记者，这职业让他讨厌透了，要是我不跟他去，他就不干了。”
“那？”
“那你怎么想？”她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我一耸肩膀：“他可真会开摩托？那玩艺儿危险。”
“一点儿也不危险，太棒了。”纳迪娜说。接着她补充道：“如果我同意去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摩托车的缘故。”
出乎众人意料，纳迪娜的化学考试通过了。笔试勉勉强强，可口试，她凭自己的那份口才和那般从容，轻而易举地把考官们唬住了。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家露天餐厅要了香槟酒，摆了丰盛的晚餐，对这次胜利通过庆贺了一番。然后，她便和朗贝尔走了。这是个好机会。第二周，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会如期举行，家里人来人往，来客不断。罗贝尔少有几分空暇，可我为能不同他人分享、独自享受这几分珍贵的空暇感到十分幸福。亨利热情地协助他的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何况我知道亨利本来对这类事情缺少热情。他俩都说大会兆头很好。“如果他俩都这么说，那可能确实不错。”我在瓦格拉姆大街上边走边想。不过，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罗贝尔多年未公开讲过话，他能否像过去那样触动听众的心？我越过沿人行道一字摆开的警车，继续向代尔纳广场走去，提前到了会场。十年前，卜莱耶尔集会的那个晚上，我也是独自一个提前赶到会场，围着广场转了很长时间后，到洛林酒家喝了杯葡萄酒。这次，我没有进酒家的门。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蓦然间，我感到揪心的遗憾，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噢！十有八九是因为过去的缘故吧。我返身沿着凄凉的人行道信步走去。我想起了当年罗贝尔登上主席台时，自己内心陡然而生的那份痛楚，仿佛别人把他从我手中夺走了似的。今天这个晚上，一想到他就要登台，离着我远远的，我不禁感到恐惧。会场里人还不多。“大队人马往往都在最后一分赶到会场。”康热夫妇告诉我说。我尽量装出冷静的样子跟他们聊天，可两只眼睛却焦灼不安地盯着入口。人们到底是不是跟着罗贝尔走，就要见分晓了。当然，即使他们跟着他走，也谈不上什么胜利。可话又说回来，倘若会场空空荡荡，那就彻底失败了。会场上人越来越多。当演讲的人们在一片掌中上讲坛时，整个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主席台上，那一张张亲切的脸庞突然变成了一副副严肃的面孔，让人看了真不习惯。勒诺瓦那副强装的姿态，生硬得像块木头，简直跟桌子椅凳难以分辨；与此相反，萨玛泽尔独占了整个主席台的光彩，这里是他最自然的场所。亨利开始讲话，那亲切的话语旋即使巨大的会场缩小，仿佛成了一间私人的卧室：他眼前看到的不是五千听众，而是五千个单个的人，他拿出几乎像在倾心交谈的声调，亲切地对大家讲话。透过他的字字句句，他渐渐向我们奉献出了友情，这是不容置疑的友情：人生来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仇恨，要打仗。我们听着听着，对此愈加坚信不疑。听众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梅里科故意讲了有气无力的几句话。继而轮到罗贝尔。场上欢声雷动！他刚站起身子，人们便鼓掌跺脚，齐声欢呼。他神态冷静地等待着。我心中自问此时他是否激动：反正我已经心潮激荡。这些天来，我见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红红的双眼，弓着腰，显得孤独，对自身缺乏把握。此时，五千人欢呼的正是这同一个人。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警觉委员会和反法西斯集会的领袖；是一个献身革命而又不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对老一辈来说，他代表着战前；对年轻一代，他又代表着现在，代表着他们的希望。他实现了过去和现在的统一……他无疑还是其他种种的化身，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爱戴着他。人们继续在鼓掌，掌声在我心间扩大，响亮无比。名声、荣誉，平常我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可今天晚上，它们在我眼里是多么值得羡慕。我心中在想：“能够正视其生活的真实并从中汲取乐趣的人是多么幸福；能够从朋友的脸庞上看到自己的生活之真实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终于平静下来了。罗贝尔刚一张开嘴，我的双手早已湿乎乎的，额头挂满了汗珠。尽管我知道他善于言辞，可我还是提心吊胆。幸好，我很快就被他吸引住了。罗贝尔讲话毫无夸张之处，其逻辑步步逼紧，犹如暴风雨一般不可抵挡。他没提出什么纲领，而是向我们下达任务。这些任务是如此紧迫，不能不去立即完成。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性本身就是胜利的保障。我的周围，人们脸上洋溢着微笑，眼睛闪闪发亮，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信念。不，这场战争并非枉然，人们终于从中悟到了安于自私自利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他们将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手中，获得和平的胜利，在整个地球上取得自由和幸福。这是清楚、明确、再也简单不过的常理：人类只能需要和平、自由和幸福，又有什么阻挡人类实现自己的希望呢？在地球上统御的只有人类。透过罗贝尔的一字一句，这个明显的道理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他一讲完话，掌声大起，经久不息，我们是在为真理鼓掌。我用手绢揩了揩双手。和平有了保障，前途有了保证，最近的和遥远的结成了一体。我没有听萨莱夫的讲话。他和梅里科一样讨厌，可这无关紧要。胜利已经在握，不仅仅是这次集会，而且包括这次集会所意味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