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恶意中伤。”我说，“谁也不会这么看您，连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会这么看。”
“啊！我不清楚。”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有时我自己也想我确实太老了。”
“您并不老！”我说，“我离开时，您并不老，您答应我您不变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说我的年轻时代已过吧。”
“您一点也没有反击？”
“没有。要反击的东西太多了。再说眼下不是时候。”
自5月5日以来，一大批所谓的同情者乘共产党人失败之机，纷纷与他们分道扬镳。人民共和运动获胜，戴高乐坐立不安，美国党窥伺时机，左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继后的选举到来之时，革命解放联合会最好还是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但是，罗贝尔作出这个决定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说要继续进行左派联合，就不能不伤害共产党人利益的话，那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罗贝尔怨恨共产党人搞宗派主义。在公开场合，他时时戒备，不愿责骂共产党，可在私下他并不约束自己，这两天来，他多次猛烈地咒骂他们。显然，他能跟我说说话，这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个占据了位置的女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我占据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何感到不安宁？为何暗暗落泪？我在林间漫步，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春天，我体魄康健，而且谁也没有剥夺我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不时停下脚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轻轻地呼唤着：“刘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个个日子里，我曾从黄昏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黑夜，一直拥有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微笑，如今却毫无音讯。他还活着吗？我谛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我张望着：没有一点痕迹。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问：“可我却呆在这里：难道是因为我爱罗贝尔还爱得不深？”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条之中的人。“肉体的爱微不足道，”他们常这样说；要么就是宣称“不是肉体的爱便微不足道”。但是，尽管我已与刘易斯相逢，但却不失对罗贝尔的爱；而罗贝尔的存在，不管其如何伟大，却填补不了刘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纳迪娜领着朗贝尔一起回到家。她一进门便满脸怀疑的神色问我：“你是从来不改变计划的，这次一推再推，迟迟不回家，该玩儿得很开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时也会改变计划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怪。据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人们说错了。”
这三个月里，她与朗贝尔合作，搞了不少通讯报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与他讲话时总是含讥带讽，但其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柔情。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于是便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意仔细观察着我的生活。我尽可能讲述旅行中的一些见闻，让她放下心来。我觉得朗贝尔比我出门时显得更轻松、欢快了。他们俩在那座独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这之前，我在那里收拾了一间厨房，并安装了电话，以便使纳迪娜能独立生活，而又不至于与家中彻底隔断了联系。她对在那儿度过周末感到十分满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们将在圣马丁度过他俩今后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这样做朗贝尔会高兴吗？”我问她，“他不喜欢你父亲，也不喜欢我。”
“他是相当爱你的。”她以不由分辩的口吻说道，“如果你害怕我们俩成为你的负担，那请你放心，我们就呆在我们自己家里。”
“你完全清楚你在这儿我会是多么高兴。我只是担心这儿对你们来说缺少亲密的气氛。我先告诉你一声，从我的房间、花园里说的一切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么了？你觉得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是那种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确实，尽管纳迪娜那么关切自己的独立，而且那么倔强，听不进任何批评、劝告，但却乐意充分展现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一种方式。
“妈妈说你会讨厌在这儿度假，真的吗？”她跨上摩托车的坐垫，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朗贝尔答道。
“你瞧。”她以得意的声调对我说，“你总是把一切都搞得复杂化。首先，不管我让他干什么事情，朗贝尔都很高兴，这是个好小伙子。”她边说边把他的头发搞得乱蓬蓬的，接着用胳膊搂着他的腰，温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头。摩托车飞也似地离去了。
四天以后，我们从《希望报》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贝尔的父亲从火车车门掉下去摔死了。纳迪娜声音阴郁地在电话里说朗贝尔已去里尔，她周末来不了了。我没有问她什么，可是我们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杀吗？他是否受到了审判的刺激？要么有人存心害他？一连几天，我们愈猜测愈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再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亚西纳为罗贝尔和一位刚刚逃越铁幕，向西方谴责斯大林罪恶的苏联官员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前夕，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带来了一些材料，希望罗贝尔在第二天会谈之前读完，阅后亲手交还给他。近来我们与他们很少见面，每次见面前总是争吵不休，可这天早上，他极力避免不易谈拢的话题，见面后很快就告辞走了：分手时和和气气。罗贝尔马上阅读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语材料，可大多是英语，也有少数几份德语材料。
“来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对我说。我紧挨着他坐在椴树下，两人默默地阅读着。里边什么都有：报告、报道、统计材料、苏联法规摘录、评论等。如此杂乱的材料，我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可有的材料却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苏联人囚禁在集中营中的男女的证词，可悲的是，这些集中营酷似纳粹的集中营；有作为盟友穿越了苏联大片国土的美国人对这些集中营的描述。据斯克利亚西纳下的结论，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在集中营中忍受煎熬，其状况惨不忍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之一。我望了望罗贝尔：
“里面说的这一切有真的吗？”我问。
“肯定有许多情况。”他简短地回答道。
迄此为止，他对第二天的会面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别人谴责他逃避责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苏联人揭露的情况不会使他大惊小怪，因为他向来认为不要对苏联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哑口无言，这应该看作是他内心忧虑不安吧。30年代，当他的那些共产党人朋友向他宣扬苏联的惩戒制度时，他并没有轻信。那些人说，在苏联，罪犯并不关在牢里，而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进行有益的劳动，工会保护他们，起监督作用，保证他们按照工会规定的标准得到劳动报酬。罗贝尔曾向我解释说这确实是既能征服反抗的农民，又能得到几乎免费的劳动力的一种手段。无论在哪里，强制劳动，实际上就是监狱。可是，如今农民已经归顺于新政府，战争也已胜利，本以为情况已有好转，没料到情况愈来愈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数字、每一份证词、每一种推测；即使尽可能地估计夸大和捏造事实的成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绝对确凿的真实因素。集中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最终有步骤地导致了一个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的产生，他们不是用劳动惩治罪恶，而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罪犯，赋予自己剥削他们的权利。
“那么，您怎么办呢？”我们离开园子去厨房吃东西时我问道。
“我不知道。”罗贝尔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的意思，显然是让罗贝尔帮助他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掩盖这些事实。我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问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当事关您自己，甚或事关革命解放联合会，您总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许多事情，这我理解。”我说，“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是不尽最大可能反对这些集中营，那就是同谋！”
“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采取什么决定。”罗贝尔说，“首先，我需要补充材料。”
“要是补充材料也证实了我们刚才得知的一切，那您怎么办？”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不安地打量着他。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他准备容忍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意味着否定他解放以来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革命解放联合会、他写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订的论着。
“您向来希望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革命者。”我说，“作为知识分子，您承担了某些职责，其中一条就是要讲真话。”
“容我考虑考虑。”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们默默无言地吃罢了饭。平常，他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现在这般苦思冥想，闷声不吭，心绪该是多么不宁啊。我也一样，劳改营或死亡营，两者显然有几点差别。但是监狱就是监狱，关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一样抬着畸形的额头，张着疯狂的眼睛。而这一切竟发生在苏联！
“我不想工作。咱们去散散步吧。”罗贝尔建议道。
我们穿过了村庄，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将成熟的麦子和花满枝头的苹果树。天有点儿热，但还不算太热；几朵小小的云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滚动；村庄隐约可见，那面包色的屋顶、褐色的墙壁和小小的钟楼远远在望；大地仿佛是专门为人类创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罗贝尔好像听见了我内心的低语，突然说：
“忘记这个世界是多么严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说：“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么希望轻易忘掉这一切啊。斯克利亚西纳为何来扰乱我们的生活？但是，罗贝尔想到的并不是集中营。
“你跟我说若我保持沉默，就是当集中营的同谋。”他说道，“可是，一旦我仗义执言，我又成了苏联之敌的同谋，也就是说成了所有那些想维持世界现状之人的同谋。那些集中营确实是件可怖的东西，但决不能忘记恐怖处处存在。”
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描绘历史的画卷和社会的总蓝图并非他之所好，然而在这天下午，当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之时，世界的全部灾难降临到阳光灿烂的乡村：法国无产阶级的困苦、贫穷和绝望，西班牙、意大利的苦难，从中国到印度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被奴役、饥荒和瘟疫等等。千百万的人们就在我们身边慢慢地死去，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生活，连苍天都为他们的死亡而变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问，我们还岂敢轻松呼吸。
“这下，你明白了。”罗贝尔说，“我的所谓知识分子职责，对真理的尊重，都是毫无意义的。惟一的问题是要弄清如果谴责集中营，这于人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对。”我说，“但是，您凭什么认为苏联的事业如今还和人类的事业相提并论呢？我觉得集中营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们重新审视苏联。”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罗贝尔说，“这对苏联政权来说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制度吗？或只是与某种可以改变的政策相联系？一旦苏联开始重新建设，能指望这一制度会立即取消吗？我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要首先弄清楚这些问题。”
我没有多说。我能以谁的名义进行抗议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们回到家里，各自装作埋头工作，度过了这个夜晚。我从美利坚带回了有关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材料、笔记和书籍，可没有去碰一下。
罗贝尔乘上午10时的汽车走了。我在园子里窥望着邮递员，可没有刘易斯的来信。他事先曾告诉我他一周内会给我写信，再说从芝加哥来信不会这么快就抵达。他肯定没有忘记我，但是，他是那样无比遥远。寻找他这方面的救助，纯属枉然。救助我什么？我走进工作间，在唱机上放了一张唱片。我遇到某种难以容忍的东西：我对罗贝尔产生了疑虑。“若在过去，他会仗义执言的。”我暗自思忖。过去，他总是直言不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共产党都绝不顺从。他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让他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可突然，他选择了沉默，为什么呢？别人把他视为理想主义者，他为此受到了伤害。他莫非在尽力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去适应目前严酷的事实？但是，要适应现实，这太容易了。我也在适应，对此我并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对，或一味地顺从，这到头来总是落得个不忠。若我接受离开这个世界，便背叛了我的爱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我便忘却了死去的人们，便是对他们的背叛。说到底，倘若只事关死者与我自己，并不会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问题就严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实，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罗贝尔说不定会这么回答我。我们也准会说什么不打破鸡蛋炒不成蛋。但是关键是，到时谁去吃这些炒鸡蛋？打破的鸡蛋会发烂变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经被侵害了。”这确实是事实，确有其事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事实纠缠在一起，我为此会感到惊恐，自问自己到底如何辨别真伪。四亿中国人和一千五百万苦役犯相加起来是多少，我不知道。说不定两者应该相减。不管怎么说，是加是减都是错。一个人加一个人，并不就等于两个人，他们永远都是单个的人。对，我不该采用算术。要澄清这片混乱，必须求助于辩证法。这里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国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毁灭，一切都会厌倦，一切都会超越。集中营将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将被超越。这一因为集中营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暂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营，未来已经把它们取缔。再说，历史会自我关照，也会关照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们为何不安宁呢？早在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向罗贝尔提出过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二十余载了。他当时还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认为他已经完全说服了我。他们假设人类是一个不朽之人，总有一天会因为她作出的种种牺牲而得到报答，我也必将从中得到自己的那份报答。可是我无法获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牺牲了的人们决不会走出坟墓去参加最后的盛宴。惟一能给他们慰藉的，是上帝的选民们不久就要在冥府与他们相会。在幸福与灾难之间，也许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
我关了电唱机，卧在长沙发上，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么公正、多么宽厚啊！刘易斯、罗贝尔、纳迪娜全都变得像幽灵一般轻盈，再也不重压着我的心：我也许能够承担那一千五百万或四亿幽灵的分量。过了片刻，我还是去找了本侦探小说，不得不消磨时间。但是时间也将消磨了我的生命，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谐。罗贝尔晚上回家时，我仿佛觉得是用望远镜从十分遥远的地方看见了他：那是一个脱离肉体的形象，周围一片虚无，就像早已不在人世，但却仿佛出现在德朗茜铁窗口的迪埃戈。罗贝尔讲着，我听着，可一切都已经与我毫不相干。
“我要求等等再说，你不责备我吗？”罗贝尔问。
“我？一点儿也不。”
“到底怎么了？要是你认为那些集中营与我无关，那你就错了。”
“恰恰相反。”我说，“我今天才意识到一遇到什么事情就忧虑不安，这真不该。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它们都在变化，都会有个头，说到底谁都会死的：一了百了。”
“啊，这只不过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方法。”罗贝尔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除非问题本身就是逃避事实的一种方法。显而易见，”我补充道，“当人们认定生命才是真实的，那死亡的念头便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反言之……”
罗贝尔摇摇头：“两者有差别。人们是用活着来证明他所选择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们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实的，那他就应该自杀。实际上，自杀也决不拥有这种意义。”
“人们继续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为糊涂和怯懦。”我说，“这样活着最容易不过了。但是这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首先，自杀很难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罗贝尔说，“再者，继续活着，决不仅仅是继续呼吸。谁也不可能永远无动于衷。你有你之爱，你也有你所恨，你愤慨，你赞美，这就要求你承认生命的价值。”他轻轻一笑，“我是安宁的。我们就集中营，就其他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争论。面对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实，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你便逃避到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之中去，但是这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没有作答。显然，我明天又会讨论许多东西，但是，这就证明了他们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显得无关紧要了吗？倘若如此，我也许会又重新开始自己欺骗自己。
第二个周六，纳迪娜和朗贝尔来到了圣马丁。他们俩似乎不再那么和睦，吃晚饭时，纳迪娜没有开口说话。朗贝尔两天后就要去德国调查苏联管辖区内的集中营的事情。罗贝尔和他一致避免谈及问题的实质，但却热烈地商谈着调查的具体方法。
喝咖啡时，纳迪娜发作开了：
“这件事情纯属荒诞！那些集中营当然存在。这可耻，但也必不可少：社会就是如此嘛，谁也无能为力！”
“你总是轻易表态！”朗贝尔责备地瞪了她一眼，“摆脱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总不表态！”纳迪娜挑衅地说，“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对苏联有坏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去游、去逛、去显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多好。”
他一耸肩膀，当时没有答腔，可夜里他们俩准在小屋里吵过了。第二天，纳迪娜带着一本书在起居室里呆了一天，可书却一页也没有读。找她说话也是白搭：她对我爱搭不理。晚上，朗贝尔在花园里叫她，她动也没有动一下，朗贝尔便进了屋：
“纳迪娜，该走了。”
“我不走了。”她说，“我只要明天上午10时到《警觉》杂志社就行了。”
“可我告诉过你我今晚得回巴黎去，我要去见一些人。”
“那就去见呗。这你又用不着我。”
“纳迪娜，别发蠢了！”他不耐烦地说，“我只跟他们在一起呆一个小时。我们说定一起去中国餐馆的。”
“我改变主意了，你也有过吧。”纳迪娜说，“我呆在这儿。”
“这是我行前我们最后一个夜晚了。”朗贝尔说。
“这是你自找的！”她说。
“那好，明天见。”他粗声粗气地说。
“明天我忙着呢。等你回来见。”
“噢！要是你愿意，就永远别见。”他气呼呼地嚷叫道。
他关门而去。纳迪娜看了我一眼，也开始嚷叫了起来：“千万别骂我错了，什么也别对我说，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些啥，那跟我无关。”
“我还没有张嘴呢。”
“让他去游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说道，“但是在决定之前，他也该听听我的意见呀，我恨别人撒谎。这次调查没那么急，他还不如当面对我说：我想一个人呆着。因为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他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为他那亲爱的爸爸哭泣。”
“这很正常。”我说。
“正常？他父亲是个老混账。首先，他本来就不该与他重归于好；如今又像个小孩似地为他哭泣。他哭时真流着泪，我看见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说道。
“那又怎么了？这并不羞耻。”
“我认识的男子中没有一个会这样落泪。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说他家老头儿是被别人故意害死的。”
“这也不是不可能。”我说。
她脸霍地发红：
“不可能害朗贝尔父亲！真荒唐！”她说。
吃罢晚饭，她到野外游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饭时才又照面。她一副责备而又贪婪的神态，把刘易斯的第一封信递给了我。
“有一封美利坚的来信。”她又添了一句：“从芝加哥来的。”她边说边用两只眼睛紧紧地打量着我。
“谢谢。”
“你不拆开？”
“没什么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边，喝茶时尽量不让自己的手颤抖。我就像刘易斯第一次把我紧紧地搂在他怀里时，难以支撑这具散架的躯体。罗贝尔前来救助，他给纳迪娜提出许多有关《警觉》杂志的问题，直到我找到了借口，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的手指是多么的笨拙，拆信时，把里边的那页黄颜色的信纸也撕破了。刘易斯就要神奇地从这页信纸中出现，令人消魂。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写得欢快、客气但空洞，我一时惊愕地凝望着信末的签名，它就像一块墓石般残酷无情，即使读上百遍，把它读烂了，我也无法从中挤出一句新的话语，挤出一个微笑、一个亲吻，我尽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后，得到的仍然是一页空纸。刘易斯呆在芝加哥，他在继续生活，没有我他也仍然在继续生活。我走到窗台旁，凝望着夏日的天空、幸福的树木，终于明白了我的痛苦只不过刚刚开始。仍旧那般沉寂，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这种沉寂将永远持续下去。一旦我们的躯体不再接触，我们的目光不再汇合，我们俩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我们的过去已经忘却，我们的未来已经消失，周围的人们讲的已经不是共同的语言，连钟声也在讥笑我们：这儿是阳光闪耀的清晨，那芝加哥的房间里是沉寂的黑夜，我们再也不能相约，哪怕相见在苍天。不，他和我之间不存在任何通道：除了我喉间的这阵阵呜咽。可连这呜咽声我也在尽力抑制。
幸亏波尔来电话，让我这天去看她。也许在分担她的忧伤的同时，我最终能忘却自己的悲伤？我坐在公共汽车里，身边挨着纳迪娜，她正在用心不良地算计着什么。我暗暗地自问：最终会习惯吗？我会适应吧？我在巴黎的街头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男人，他们都和刘易斯一样长着两只胳膊、两条大腿，可绝没有他那样的脸庞。天底下的男人那么多，可却没有一个与他那么相似；天底下的道路一条条，可却没有一条通向他的怀抱；爱情的话语何其丰富，可却没有一句向我倾吐，这真不可思议。温馨与幸福的希望随处都从我身边轻轻掠过，但那春日的温柔却从未潜入我的躯体。我慢慢地沿着河畔走去。我回家不久，波尔曾作了巨大努力来到我家中，快乐地收下了我从美利坚带回来的礼物，可是她在听我的所见所闻，回答我的提问时却仍旧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回来后尚未去过她家，可我惊诧地发现这大街小巷就像波尔一样，仍旧是那么熟悉。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没有变化！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仍旧是以前的那些招牌：“专营撒克逊珍奇鸟类”，拴在窗台栏杆上的那只小猴子也仍旧在剥花生吃。一个流浪汉坐在石阶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身边的一捆破衣烂裳。当我推开大门时，门仍旧撞在一只垃圾桶上，连地毯上的每一个窟窿也原封不动。耳边响起一阵久久不断的电话铃声，波尔裹着一件有些褶皱的丝质晨衣。
“你真好！让你麻烦，抱歉了。可要我一个人到那个狮子笼里去，我绝没有这份胆量。”
“你肯定我是受邀请了吗？”
“正是因为你，贝洛姆太太已经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她求我带你去，她已经请到了亨利，她还想迪布勒伊……”
她登上通向她房间的楼梯，我跟着她上楼。
“你想象不出圣马丁的那座房子有多漂亮，”我说道，“该去看看。”
她叹息道：“太远了！”她打开了衣橱的插销：“我该穿什么衣服？我已经那么久没有出过门了。”
“穿你那件黑裙。”
“太旧了。”
“绿裙。”
“我拿不准穿绿色到底合不合适，”她取下了挂着那件黑裙子的衣架。“我不愿像一副被蛀虫蛀空了的模样。吕茜准会开心透了。”
“你从不出门，可为何要去她家？”
“她恨我。”波尔说，“从前，我比她年轻、漂亮，夺了她好几个情人，要是我拒绝她的每次邀请，她会以为我已经不成样子，会高兴得不得了。”
她走到镜子前，手指顺着那浓眉的曲线摸去：“我该拔掉，该赶赶时髦，她们准会笑我这副怪样子！”
“别怕她们！”我说，“你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噢！今非昔比了。”她说，“不，今非昔比了！”
她一副敌视的神态照着镜子。突然，我多少年来第一次也用局外人的眼睛细细打量她。她一副倦态，颧颊呈现出淡淡的紫色斑点，下巴变厚了，嘴边两只深深凹下去的酒窝反倒使她那副容貌显得一副男子相。昔日，波尔乳白色的肌肤、含情脉脉的目光和乌黑闪亮的秀发给她的美貌平添了一分温柔；如今一旦失去了这一平凡的魅力，她的容貌便显得非常奇特。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产物，那曲线的模糊和肤色的游离实在难以原谅。时光并没有悄悄地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印记，却在这张尊贵而又古怪的面容上打下了粗暴的烙印。这副容貌虽还值得赞美，但它的位置应该在博物馆，而不是在沙龙。
波尔穿上她那件黑裙，把眉毛描得长长的。
“我把眼睛画长了吧，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对她的缺陷看得清清楚楚，可却无法提供救助的方法。我怀疑世界上是不是存在这种补救方法。
“但愿还有一双合适的长统袜！”她动作躁狂地在抽屉里乱翻。“你觉得这两只袜子颜色一样吗？”
“不，这只比那只要淡一些。”
“那这只呢？”
“这只从上到下有一条硬印。”
整整用了十分钟，我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只配对的袜子。
“你肯定两只是一样的？”波尔不安地问。我用手张着轻盈的袜子网眼，站在窗边对着阳光仔细比较：
“我看不出任何差别。”
“你明白，她们可什么都会挑剔的。”
她把高跟鞋的鞋带绷到了腿上，接着又问我：“我戴上项链吗？”
这是一条用铜、骨和琥珀制成的项链，沉甸甸的，虽然富有异国情调，但都很不值钱，准会叫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们发出鄙夷的窃笑。
“不，不要戴。”
我犹豫不决。说到底，波尔戴着耳环，穿着不同年龄的女人都可以穿的裙子，蹬着高跟鞋，加上她那副面容，与她那些情敌是如此不同，如果再突出她的奇特之处，也许更好。“等等，对，还是戴上为好。啊！我不知道。”我不耐烦地说，“反正她们又不会吃了你。”
“噢！她们会把我吃了的。”她说道，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们向公共汽车站走去。在街上，波尔失去了她的全部尊严，一副逃犯似的样子，总是贴着墙根走。“我讨厌化妆后在这个居民区走。”她抱歉地说，“要是在早上我出门闲逛，那不一样；可现在这个时候，加上这身打扮，岂不让人见怪。”
我尽量让她分心：
“亨利怎么样？”
她迟疑了一下：“他是那么复杂。”
我呆呆地重复道：“复杂？”
“对、真荒唐。过了整整十年，我这才开始认识他。”出现了一阵沉默。她继续说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他做了件怪事：一次突然把一段小说摔给我看，上面的男主人公责备一位女子，说她毒害了他的生命，他竟还问我‘你有何想法？’”
“他想让你回答什么呢？”我尽可能拿出打趣的口吻问道。
“我问他写这段小说时是否想到了我，他尴尬得满脸发红。可我完全感觉得出他当时是多么希望我这么认为。”
“噢！我不相信！”我说。
“亨利是个典型的病例。”她若有所思地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他经常见贝洛姆的女儿，正是为此我非要去吕茜家，让她们别以为我会在乎这种一时的心血来潮……”
“对，我见过她的一幅照片……”
“是她和亨利在‘波罗米西群岛’餐厅的那张！”她一耸肩膀：“真惨。他并不感到自豪，你知道，甚至很怪：他要求我们俩再也不在一起睡觉，仿佛他感到自己再也不配我。”她慢慢地作出结论道。
我真想对她说一句：“就别欺骗你自己了！”可我有什么权利？从某种角度讲，我赞赏她这种固执的劲儿。
上吕茜·贝洛姆家的楼梯时，她一把抓过我的手腕说：“跟我说实话，我是不是一副吃败仗的模样？”
“你？你像是个公主。”
当仆人为我们打开了门，我感觉到波尔的恐慌也侵袭了我。耳边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味和恶意，她们也将兴高采烈地把我撕成碎片。一想到这里，可真让人不快。波尔已经恢复了镇定，她带着公主似的尊严步入沙龙，可突然间我再也不那么肯定那两只袜子是否是同一颜色。
古老的家具，看似波斯的地毯，呈铜绿色的油画，羊皮纸封面的书籍，晶质玻璃器皿，鹅绒绸缎：从中可以感觉到吕茜在她那资产阶级的向往、知识分子的抱负和她个人的情趣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她的情趣公认风雅，但实为庸俗。
“你们来这里我是多么高兴！”她穿着打扮尽善尽美，连温泽公爵夫人也自愧不如。可是第二眼便只能看到那只嘴巴的平庸和那目光中躁动不安的恶意：世上还没有善于修饰目光的美容师。他一边微笑，一边严格地对我进行鉴定，接着朝波尔转过身子：
“我的小波尔！我们已经十二年没见面了！相互都不敢认了。”她拉着波尔的手，放肆地仔细察看，然后又拉着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里的女人们比克洛蒂沙龙里的要年轻、漂亮得多，但不管发生怎样的精神悲剧，她们那修饰有方的面孔也不会有任何表情，其中大都是渴望成为新星的时装模特儿，已经崭露头角的则一心梦想跃为明星。她们全都身着黑色裙服，满头金黄色的头发，高高的鞋跟，长长的眉毛，虽然品格各不相同，但纯属同一作坊制造而成。倘若我是个男人，很难喜欢上其中的哪一位，准会另找门路。确实，那些吻我手的俊男们似乎相互间更感兴趣。其中也有少数几位不乏男性风度的成年男子，可他们好像都是用钱雇来装扮门面的配角。吕茜的正式情夫就在他们中间，人们都管他叫“杜杜尔”，他正和一位身材颀长、满头棕发、呈现出铜绿色的女郎谈得火热。
“听说您刚从纽约回来？”他对我说，“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对吧！那就像是一个宠儿的巨大的梦。那往他们嘴里填的大蛋卷冰激凌，我看就是整个美利坚的象征。”
“我在那儿一点也不感到高兴。”那位发色一点也不自然的女子说道，“一切都太干净，太完美了，最终真恨不得遇上一个衬衣邋遢、胡子两天不刮的男人。”
我没有答腔，任他们呼口号似地向我介绍我刚刚从那儿归来的那个国度：什么“幸运儿”、“女人的天堂”，什么“可恨的情人”，还有什么“翻腾、狂热的生活”。杜杜尔谈到摩天大楼时甚至厚颜无耻地用了phallus①这个词。我边听边暗自思忖，确实谁也没有权利指责知识分子过分敏感，正是这类家伙——上流人士及被其同化之流——用两只被恶劣的老生常谈蒙住了的眼睛和一颗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心去审视人生。罗贝尔、亨利无所用心地任自己爱自己所爱。厌自己所厌，如果哪位国王赤着身子走过，他们也无心去欣赏他那件新衣的刺绣，他们完全知道他们这样做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模式，那些赶时髦的人们准会假装作出高贵的反应，竞相效仿。他们之傲世使他们显得极其天真朴实。但杜杜尔、吕茜及簇拥在她周围的那些女人决不会显出一分真诚。我为她们感到惊愕与怜悯。她们一无所有，除了空洞的野心、灼热的嫉妒、抽象的胜利与失败。然而天底下有多少东西可以实实在在地去爱、去恨！我蓦然想到：“罗贝尔言之有理：决不存在什么所谓。”哪怕在这个根本用不着动情的地方，我竟也马上感到愤怒或厌恶。我坚信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东西值得去爱、值得去恨，我也清楚地知道任何东西都无法根绝我心中的这一信念。对，正是由于倦怠、懒惰和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我才愚蠢地自以为无所谓。
①拉丁文，意为男性生殖器，音译为“法乐士”。
“你从来没见过我女儿吧？”吕茜朝波尔微微一笑，问道。
“没有。”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她，她十分美丽，与你从前的美属于同一个类型。”吕茜又露出一个笑脸，继而很快抹去：“你们俩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暗暗打定主意，干脆以粗俗还粗俗：“对，人家都说您女儿和您一点儿不像。”
吕茜怀着明显的敌意审视着我，在这审视的目光中似乎还带着某种不安的好奇心，仿佛她在心底自问：“除了我这种做女人并从中获益的方式之外，难道还有别的方式吗？我是否疏忽了什么东西？”她的目光移向波尔：“你最近应该抽一天时间来阿玛丽莉公司看看我，我帮你修饰修饰。女人若打扮好了，会变个模样的。”
“要是让波尔变个模样，那太可惜了。”我说，“时髦女郎比比皆是，可波尔却只有一个。”
吕茜显得有些尴尬：“不管怎样，等到你哪天不再鄙视时髦，你在我的沙龙里就会受到热情接待。我认识一个美学家，他创造了不少奇迹。”她鞋跟一转，边补充了一句。
“你应该问问她为什么她就不让自己手下的人给她修饰修饰。”我对波尔说。
“我从来就不善回击她们。”波尔说，“她颧颊显出紫斑，鼻孔绷得紧紧的，这是她红颜渐淡的表现。”
“你想走吗？”
“不，这样我就自认失败了。”
克洛蒂快速地朝我们奔来，她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就像发情的娼妇：“刚刚进门的那位红棕发小姑娘就是贝洛姆的女儿。”她说道。
波尔扭过头，我也把头扭了过去。若赛特并不小，她属于最为罕见的那种红棕发女郎：浅棕色的头发下，却配着金发女郎那凝脂般光滑白皙的肌肤；一只嘴巴富有肉感而又多愁善感，两只巨大的眼睛给她平添了一种仿佛惊叹于自身美貌的惊愕神态。不难理解男人会动情去挑逗这样一副娇容。我朝波尔投去不安的一瞥，她手里端着一杯香槟酒，全身一动不动，目光直勾勾的，仿佛已经听到了某些议论，某些恶意的议论。
我心里陡然升腾起一股怒气：她到底在赎什么罪？周围的所有这些女人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可为什么偏偏要把她活活烧死？我几乎承认是她自己铸成了自己的不幸，她没有尽力去理解亨利，总是耽于幻想，选择了怠情的方法，甘于受人支配。可是说到底，她从来没有害过别人，她不该受到这般野蛮的惩罚。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的过错赎罪；只是执法者从不去敲某些人的大门，而对另一些人却强行破门而入，这太不公道了。波尔属于不幸之人，我不能忍心看着泪水在她不觉之中从她眼中悄然流出。我猛地把她唤醒：“我们走。”我边说边挽起她的胳膊。
“好。”
匆匆告辞后，我们便来到街头，波尔神情阴郁地看了我一眼。
“你事先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
“事先告诉你？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已经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我并不这么想。”
“你没有这么想，那才怪呢？”
“你是想说你生活太闭塞了？”
她耸耸肩膀。“我还没有作出决定。我知道有点儿蠢，可一旦我明白了，我也就明白了。”
下公共汽车时，她勉强笑了笑：“谢谢你陪我走了一趟。谢谢你真正帮了我的忙。我永远不会忘记。”
纳迪娜在巴黎整整呆了一周。当她重又在圣马丁露面时，我询问她有关朗贝尔的消息：他已经给她写了信，下周返回。“到时要起火星子了。”她兴高采烈地说道，“我又见到了若利，我们又睡到了一起。当我把这事讲给朗贝尔听时，你能想象得出他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纳迪娜，别跟他说！”
她神色尴尬地看了看我！
“你千百次地向我唠叨，说正经人从不撒谎。那就有活直说！”
“不。我跟你说过应该尽量建立起连说谎言都不敢想象的真诚关系。可你和朗贝尔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一步，根本就没有。再说，”我补充道，“你这样决不是出于真诚才把你自己生活中的真实事情告诉他，你是故意编造了这个故事，通过讲给他听而达到伤害他的目的。”
纳迪娜犹豫不决地冷笑道：
“噢！你呀！一旦你开始当起老巫婆来就不好办了！”
“我说错了？”
“我明摆着想治治他，他罪有应得。”
“你也承认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这一次没有让步，你就不能显得宽容一点？”
“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是因为他觉得当小孩子很有意思，那是在演喜剧。可实际上，亨利、报纸、他父亲、调查等等，什么都比我重要……”
“你是瞎了眼睛。朗贝尔最珍惜的是你。”
“瞧你说的。他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种话。”
“你可从来没有尝试鼓励他这样说。”
“我显然不会乞求他作爱情宣言。”
我有些好奇地看了看她：
“你们也总有倾吐内心感情的时候吧？”
“反正我们谈的不是什么事情。”她反唇相讥，“你认为我们谈了些什么？”
“谈谈，这有助于相互理解。”
“可我什么都很理解。”
“那你就该理解朗贝尔绝对受不了你欺骗他，你准会让他十分痛苦，把你们俩的事搅得不可收拾。”
“你劝我撒谎，这倒挺有趣的。”她冷笑道。可看她的样子，像是得到了安慰。“行，我什么也不告诉他。”
两天后，朗贝尔回来了，他很少谈起他这次德国之行，并打算9月份再度出发，去搜集更为准确的情况。纳迪娜似乎与他已重归于好。他们紧挨着久久地坐在花园里，晒着太阳浴，或一起漫步、一起阅读、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制定计划。朗贝尔耽于纳迪娜的抚爱，心甘情愿地听任她为所欲为；但他时而也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独立，于是便跨上摩托车，以明显令他自己也感到恐惧的速度在公路上飞驰。纳迪娜向来痛恨别人独处清静，可这一次，除了忌恨之外还交织着几分羡慕。不过由于朗贝尔死不让步，我也明确反对，她最终还是打消了开摩托车的念头。然而，她还是设法把摩托车拥为己有：她把挡泥板漆得鲜红鲜红的，还在车把上系上了不少吉祥物。尽管经过如此悉心的打扮，摩托车在她眼里仍然是男人各种乐趣的象征，而她既不是这种种乐趣的源泉，又不能分享这种种乐趣。为此，她往往以摩托车为借口，与朗贝尔吵闹一番，不过，这都是些不伤感情的小吵小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