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向门口走去，可朗贝尔仍然站在亨利的办公桌前。
“你该同意见见给斯克利亚西纳提供情况的那个人。”他说道，“迪布勒伊是你的朋友，可他也是你那个党派的主要负责人。你名为对他表示信任，实际上辜负了别人对你的信任。”
“可那件事是天方夜谭！”亨利说。
实际上，他也没有这分把握。即使迪布勒伊最终决定参加共产党，也不会征求亨利的意见。他从来就是走自己的路，从不询问他人意见，也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对此，亨利并不存在任何幻想。若被逼到墙根，要他去撒谎，他也许还会犹豫；可眼下别人还没有向他提出任何问题，他的良心无疑会安于意中保留①。
①精神分析语，指说话人在思想上保留的意见和嘴里说出来的意思不同。
“你准会上他诡辩术的当。”朗贝尔伤心地说，“至于我嘛，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不立即而且彻底揭露事实真相，那就是犯罪。我早在6月份就告诫过你：如果你不公开这些材料，我就把我的那一股再卖掉，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参加报社工作时，是带着希望进来的，希望你很快就中断与共产党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那我只得走了。”
“我从来没有和共产党合作。”
“我把这种态度就叫做合作。如果事关西班牙、希腊、巴勒斯坦、印度支那，你早就拒绝保持沉默了。说到底，你自己心里明白！不经过任何审判，就把一个人从家中抓走，剥夺他的生活，把他扔到牢中，让他没命地干活，可只勉强让他填饱肚子，要是得了病，就让他活活饿死。你容忍这一切吗？无论是工人还是负责干部，他们全都知道这种命运时刻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生活中总是带着这种恐怖感，惶惶不可终日！你容忍吗？”朗贝尔再次问道。
“不能！”亨利说。
“那你就赶快反对吧。在被占领时期，对那些不起来斗争的人你可不客气！”
“我一定反对，一言为定。”亨利焦急不安地说。
“你说你一定会跟迪布勒伊走。”朗贝尔说，“可迪布勒伊准会反对这场运动。”
“你错了。”亨利说，“他决不会反对的。”
“那就算我错了？”
“啊！首先得让我跟他谈谈，然后再看。”亨利说。
“好，到时再看！”朗贝尔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亨利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消失，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的年轻时代刚刚前来召唤他。如果他二十岁时亲眼看到了囚禁在铁丝网后的千百万被奴役的人们，那他一秒钟也不会去考虑保持沉默。朗贝尔对他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他犹豫不决。为什么呢？他担心成为共产党人眼中的敌人形象。在他的心灵更深处，他是多么希望不承认在苏联也存在着腐朽的东西这一现实。可是这一切都是怯懦的表现。他起身下了楼梯。“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利保持沉默，”他暗暗思量，“其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撒了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欺骗不了任何人。可是我声称保持独立，若我滥用自己的信誉掩盖事实真相，那我就是个骗子。我之所以不是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我希望能自由地公开共产党人愿说而不能说的东西：这往往是一个绝情绝义的角色，可他们实际上也承认其价值。若我公开事实真相，比如拉舒姆就会对我表示感激，他们所有那些希望取缔集中营而又无法起来公开反对的人都会感激我。可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非正式地采取某种行动，也许来自各国共产党本身的压力会最终迫使苏联改变其惩戒制度：暗暗地或当众压迫人，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我保持沉默，这就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这也就是拒绝正视事实，否认可以改变现实。这样做，是借口不对苏联进行评判，而实质上对它进行了无情的判决。如果它确实没有希望成为它本该成为的样子，那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不管人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也都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对！”亨利边想边登上了迪布勒伊家的楼梯。“要么公开事实真相具有某种意义；要么任何东西都毫无意义。必须执言，除非迪布勒伊确实加入了共产党，不然，他必定也会得出这一结论。”亨利按了按门铃。“如果他真的参加了共产党，迪布勒伊会告诉我吗？”
“怎么样？”迪布勒伊问道，“那部剧情况如何？整个来说评论还是很好的吧，嗯？”
亨利感到这一和蔼的声音显得虚假：也许因为他心虚。
“评论是好的。”亨利答道，继而一耸肩膀，“我得告诉你这部剧我已经烦透了。我所要求的，是能够想一想别的事情。”
“我了解这种心情！”迪布勒伊说，“成功之中总有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成分。”他微微一笑，“谁也不会永远满足，失败，当然也不让人舒服。”
他们在书房坐了下来，迪布勒伊接着说道：
“呃，我们有必要谈谈别的事情。”
“对。我近来迫不及待想了解您的想法。”亨利说，“我目前已经坚信佩尔托夫说的绝大部分是真话。”
“总的说来，是的。”迪布勒伊说，“那些集中营确实存在。虽然不是纳粹的那种置人于死地的集中营，可总还是些服劳役的地方。警察有权利不进行任何审判就把人关进劳役犯监狱，一关就是五年。除此之外，我很想弄清到底有多少劳役犯、多少政治犯，被判终身劳役的有多少，佩尔托夫提供的数字完全是随意估算的。”
亨利点了点头：“依我之见，我们不应该发表他的报告。”他说，“我们应该共同确认哪些事实是有把握的，然后再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我们将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讲话，同时明确我们的观点。”
迪布勒伊看了看亨利：“我的意见，是什么也不要公开。我马上向您解释为什么……”
亨利感到心里微微一惊。“看来是别人看准了。”他暗中思忖。他打断了迪布勒伊的话：“您想遮住这件事？”
“您完全知道这事是完全遮不住的，右派报刊定会从中大做文章，就把这份乐趣让给它吧。首先向苏联提出控诉的不该是我们。”他一挥手挡住了亨利的话：“我们即使采取种种可以设想到的谨慎措施，也无济于事，人们必定可从我们的文章中看到对苏联制度的谴责。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这样做。”
亨利保持缄默。迪布勒伊说得斩钉截铁。他的位置一旦确定，就再也不会松口，争论也纯属枉然。他一个人作出了决定，定将把它强加给委员会，亨利只有乖乖地服从。
“我得给您提一个问题。”他说。
“提吧。”
“有人说您最近参加了共产党。”
“有人说？”迪布勒伊道，“谁说？”
“是传说。”
迪布勒伊耸耸肩膀：“那您就当真了？”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在一起交谈了。”亨利说，“我不以为您会连个招呼都不打。”
“当然，我一定会打招呼的！”迪布勒伊口气激烈地说，“真荒唐，我怎么会没有事先报告劳动革命解放联合会，也不公开陈述自己的理由就加入共产党呢？”
“您可以缓几个星期再作这种解释嘛。”亨利说道，紧接着补充道：“我应该说我对这种传说感到惊诧，可我还是想问问您本人。”
“所有那些传闻！”迪布勒伊说，“什么都乱说。”
他显得真诚，可是，若他真的撒谎，他就该摆出这种真诚的神态。说真的，亨利看不出他为何要这样做。然而斯克利亚西纳对自己说出的东西显得绝对有把握。“我应该见见那位提供情况的人。”亨利心里对自己说。信赖，这是无限制的；要么信赖，要么就是不信赖。既然他对迪布勒伊已经不再信任，那他拒绝见那人完全是一种故作高尚的举动。他以不偏不倚的声音说道：
“报社里，大家都同意公开揭露事实真相。朗贝尔已经作出决定，若不揭露，他就离开《希望报》。”
“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损失。”迪布勒伊说。
“这将使处境变得十分微妙，因为萨玛泽尔和特拉利奥时刻准备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分道扬镳。”
迪布勒伊思虑片刻：“那么，如果朗贝尔走，我就买下他那一股。”
“您？”
“搞报纸我并无兴趣，可这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最佳手段。您定能说服朗贝尔把他那一股卖给我。至于钱嘛，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亨利一时不知所措。这种念头他可一点也不喜欢。突然，他脑中一闪：“这是个策划已久的阴谋！”迪布勒伊和朗贝尔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他知道朗贝尔时刻准备辞职。看来一切都很有联系。共产党人让迪布勒伊负责阻止发起对他们有碍的行动，并打入报社的领导，把《希望报》据为他们所有。只有精心掩盖他已加入共产党这一事实，他才有可能达到目的。
“惟独这件事行不通。”亨利冷冷地说，“因为我也想要公开事实真相。”
“您错了！”迪布勒伊说，“您要明白，如果左派在全民投票和选举中不能获胜，我们就面临着戴高乐派独裁的危险。眼下可不是为反共宣传效劳的时候。”
亨利打量着迪布勒伊，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弄清他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而是要看他是否真的抱有诚意。
“那等选举之后，您是否同意公开事实？”他问道。
“等到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事情早就传开了。”迪布勒伊说。
“是的，佩尔托夫会把他的材料送到《费加罗报》去。”亨利说，“这也就是说这并不关系选举的胜负，而只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态度。依此观点看，我不明白让右派抢先发表到底有何益处。我们无论如何也得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这样会给人什么印象？我们势必想方设法缓和反共宣传，而又不能公开认定苏联有理，这样一来，我们肯定就是一副伪君子的面目……”
迪布勒伊打断了亨利说：“我十分清楚我们将讲些什么。我坚信这一点，那就是那些集中营并非佩尔托夫所认定的那样，是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它们仅仅是与某种政策相联系，对这种政策可以感到遗憾，但并不影响制度本身。我们一定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我们谴责惩治性的劳役，可我们要捍卫苏联。”
“就算这样吧。”亨利说，“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抢先谴责集中营，那我们的话的分量要重得多。谁也不会认为我们是人云亦云。人们将信赖我们，我们可以毁了反共分子的墙脚：如果他们要对我们吹毛求疵，那他们就会给人以好战分子的形象。”
“噢！这不会改变任何状况，人们照旧会信他们的话。”迪布勒伊说，“一旦他们从我们的介入中找到理由，那么连同情者们也会气愤得转向苏联，他们准会这么宣传！这无疑会弄得那些旁观者们惴惴不安。”
亨利摇摇头：“必须让左派控制这一事件。对右派的恶意中伤，共产党人已经习以为常，不会大惊小怪。但是，如果全欧洲的所有左派都起来反对集中营，那就会让我们坐立不安。秘密一旦成为丑闻，形势就会变化：苏联也许最终会修正其惩戒制度……”
“这是做梦！”迪布勒伊鄙夷地说。
“听着，”亨利气愤地说，“您一直认为我们可以对共产党人施加某些压力，这也是我们运动的意义所在。现在机会来了，可以一试，要么永远一事无成。哪怕我们只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也必须去努力。”
迪布勒伊一耸肩膀：“如果我们发起这场运动，那我们就剥夺了与共产党人共事的任何可能性：他们会把我们列为反共分子，而且他们这样做也没有错。您知道，”迪布勒伊继续说：“我们尽力担任的角色，就是一个少数反对派的角色，从外部看与党派无关，但实际上与它有着联系。如果我们号召多数派起来反对共产党，不管反对它哪一点那就不仅仅是反对了，而是公开与他们交战，因此便变换了阵营，他们也就有权利把我们视作叛徒。”
亨利打量着迪布勒伊。如果他也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那他也不会不这么说。迪布勒伊极力反对，这证实了亨利的想法：倘若共产党人希望左派保持中立，这就证明了左派对共产党人是有钳制力量的，因而也就表明了左派的介入很有可能获得成功。“简言之，”他说，“您为了保持将来哪一天对共产党人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便拒绝眼下已经出现的机会。我们被允许充当的反对派角色，只能在毫无作用可起的限度内去担当，那么，我决不接受这一角色。”他声音坚定地补充道：“一想到共产党人就会对我们大骂特骂，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比您更好受，可我好好思考了一番：我们别无选择。”他一挥手挡住了迪布勒伊，在他一吐为快之前，不能让迪布勒伊说话。“要作非共产党人，这就意味着某种东西，要么就毫无意义。倘若这毫无意义，那就干脆成为共产党人，或者干脆回家种菜去。倘若这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意味着承担某些义务，其中一条就是要在必要的时刻，善于与共产党人斗争。一味地容忍他们，而又不干脆与他们联合，这选择的是最简单的精神安慰，是怯懦的表现。”
迪布勒伊满脸不耐烦地敲击着吸墨水纸的垫板。
“这是纯主观的动机，与我毫不相干。”他说道，“我只对自己行动的结果感兴趣，而不在乎给我何种形象。”
“这不是形象问题……”
“当然是。”迪布勒伊粗暴地说道，“问题的实质在于您讨厌给人造成害怕共产党人的印象……”
亨利变得生硬起来：“一味地受共产党人的恫吓，我确实感到讨厌：这与我们两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是矛盾的。”
迪布勒伊继续敲击着垫板，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亨利冷冷地接着说：“真奇怪，您就这样讨论问题。我真想问问您为何那么害怕惹共产党人不高兴。”
“让他们高兴还是不高兴，我才不在乎呢。”迪布勒伊说，“我不愿发起反苏运动，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认为这样做是犯罪。”
“我认为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对集中营的斗争才是犯罪呢。”亨利说。他接着看了看迪布勒伊：“要是您真的参加了共产党，那我对您的态度就可更好地理解：一个共产党员嘛，我甚至想他都可否认集中营的存在，或者干脆维护其存在。”
“我告诉您我没有参加。”迪布勒伊气呼呼地说，“您还不够吗？”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亨利心想，“我还不够。这并不妨碍迪布勒伊不知廉耻地对我撒谎，他已经撒过谎了。主观动机他才不在乎呢。这一次我决不上他的当。”他忌恨地想。
迪布勒伊继续默默地来回踱步。他是否感觉到了亨利的怀疑？或只是亨利极力反对让他生气了？他似乎难以自己。“那么，只有召集委员会会议了。”他说，“委员会的决定会对我们的是非有个评价的。”
“他们全都会拥护您，您心里完全清楚！”亨利说。
“要是您的理由正确，定会说服他们的。”迪布勒伊说。
“算了吧！夏尔利埃和梅里戈总是跟着您投票，勒诺瓦嘛已经在共产党人脚下。他们的意见我不感兴趣。”亨利说。
“那怎么样？您要一意孤行，违反委员会的决定？”迪布勒伊问道。
“在必要的情况下，是的。”
“是恫吓吧？”迪布勒伊声音失真地问：“要么任您自由行事，要么《希望报》就和革命解放联合会决裂，是这意思吧？”
“您知道如果决裂意味着什么吧？”迪布勒伊问。他的面色发白，和他的声音一般异常。“这意味着革命解放联合会垮台。《希望报》也就进入了反共阵营。”
“目前，革命解放联合会等于零。”亨利说，“《希望报》决不会变成反共派，请相信我。”
他们一时默默地相互打量着。
“我立即召集委员会开会。”迪布勒伊最后说，“若委员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将公开对您进行批评。”
“它准会同意的。”亨利说道，向门口走去：“批评我吧，我会对你们作出回答的。”
“你再考虑考虑。”迪布勒伊说，“您要采取的行动，叫做背叛。”
“早就全部考虑过了。”亨利说。
他穿过前门，关门离去。也许他从今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门。
斯克利亚西纳和萨玛泽尔在报社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满意心情。可当亨利对他们宣布他决定不受任何干扰，亲自撰写有关集中营的文章时，他们有些失望。亨利态度强硬，要么他自己写，要么就算了。斯克利亚西纳还试图讨价还价，可萨玛泽尔很快说服了他。亨利遂动手撰写文章。他以材料为依据，大致描述了苏联的惩戒制度，强调指出了这种制度的丑恶实质，但他还是十分谨慎地指出了，一方面苏联的错误绝对不能当作社会主义弊端的借口，另一方面，集中营的存在，这要谴责的是某种政策，而不是整个制度。在一个遭受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国家里，这些集中营无疑代表着一种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人们有权利希望这些集中营能消灭。因此，所有把苏联看作希望的化身的人们和共产党员本身都必须行动起来，使集中营得以取消。公开集中营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使局面有所改变，正是为此，亨利才勇于执言。保持沉默是一种失败主义和怯懦的表现。
文章在第二天早上发表了。朗贝尔表示极为不满，亨利感到编辑部里争论激烈。晚上，一位特派员送来了斯克利亚西纳的信，革命解放联合会开除了佩隆和萨玛泽尔，该联合会从此与《希望报》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并谴责他们利用那些只有对斯大林制度作出总的评价后才能作出判断的事实为反共宣传服务。不管其真正的影响如何，在今日，共产党仍然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惟一希望，如果谁要诋毁共产党，那就是作出了抉择，公开为反动派效劳。亨利立即掷笔给予回击，他谴责革命解放联合会屈服于共产主义的恐怖，背叛了它原来的纲领。
“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第二天，亨利买了《希望报》，不禁带着几分惊愕自问道。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报纸的头版移开。他执的是一种观点，迪布勒伊是另一种观点。过去在私下也曾有过争执，有过不耐烦的举动，可突然间，这两栏充斥着辱骂声的文字白纸黑字并列在公众的面前。
“电话在不停地响。”当他5时许走进报社时，女秘书对他说，“有一个叫勒诺瓦的先生说他6点来。”
“您到时让他进来吧。”
“您再看看这些信件，我还没有分好类呢。”
“嗳，这件事激起了人们的情绪！”亨利边想边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第一篇文章前一天才见，可现在就已经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恶意辱骂，有的感到惊愕。还有一封伏朗热的快信：“亲爱的老朋友，紧握您的手。”朱利安也向他祝贺，那种典雅的文笔完全出乎意料。令人不快的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希望报》就要成为《费加罗报》的翻版，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实。亨利抬起头。办公室的门开了，波尔站在他的面前。她穿着一件旧裘皮大衣，脸上情绪显得很不好。
“是你呀？发生什么事了？”亨利问道。
“我正来问你呢。”波尔说道，把这一期的《希望报》往桌上一扔。“发生什么事了？”
“呃，在报纸上都说清楚了。”亨利说道，“迪布勒伊不愿让我发表这些关于集中营的文章，可我还是发了，于是我们俩便崩了。”他不耐烦地补充道，“我本来准备明天吃中饭时把一切告诉你的。你为什么今天就来了？”
“打扰你了？”
“见到你很高兴。可我正在等勒诺瓦，他说到就到。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明天再对你细谈吧：这事又不那么急。”“急，很急。我需要了解情况。”她说，“为什么会闹崩了？”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他勉强微笑道，“你应该感到高兴，你早就希望这样了。”
波尔以关切的神情看了看他：“可为何现在闹崩？谁也不会因为对一件政治上的麻烦事观点不一致就和一位有十五年友情的朋友闹翻。”
“可这已经发生了。实际上，这件不愉快的事事关重大。”
波尔的面孔沉了下来：“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我向你发誓是实话。”
“你早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她说，“我想我已经猜出了到底是为了什么。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来跟你谈谈，你必须重新信赖我。”
“你完全得到我的信赖。我们还是明天再谈吧。”他说，“我现在没有空。”
波尔没有动。“那天晚上我跟若赛特解释时惹你不高兴了，请原谅，”她说。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我当时心情不好……”
“你千万别这样！”她朝他抬起一张谦恭得微微颤抖的面孔：“自彩排那天夜里和继后的日子后，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在你和其他人以及你和我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我一直希望你成为我梦想的人而不是成为你现在这个样子，这实际上是我把自己看得比你重，是自以为是。可现在已经不了。惟有你重要，我已经微不足道。我甘愿微不足道，甘心接受你的一切。”
“听着，你别动情了。”他为难地说，“我跟你说我们明天再谈。”
“你不相信我是诚心诚意的？”波尔说，“这是我的过错，我太自傲了，这是因为克己的道路并不好走。可我现在向你发誓：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为我自己提出任何要求，以你的存在为重，你可以对我提出任何要求。”
“我的上帝！”亨利心里想，“但愿她在勒诺瓦到来之前离去！”他高声道：“我相信您。可我眼下只要求你耐心等到明天，现在让我工作。”
“你别讥笑我！”波尔口气激烈地说，但很快她脸色又变得温和起来：“我再向你重复一次，我完全属于你。我怎样才能让你相信呢？你愿意我割下一只耳朵吧？”
“我要耳朵有什么用？”亨利尽量开玩笑地说。
“这可以作为一种表示。”泪水涌上波尔的眼睛，“你怀疑我的爱，我实在忍受不了。”
门微微一开：“勒诺瓦先生来了，我让他进来吗？”
“请他等五分钟。”亨利对波尔微微一笑：“我并不怀疑你对我的爱，可你看见了吧，我有约会，你得走了。”
“你总不至于把勒诺瓦看得比我重吧！”波尔说，“他对你算什么？可我爱你。”此时她哭泣着，泪水刷刷直流：“如果说我经常去看别人，而且还试图写点什么，这完全是因为对你的爱。”
“我十分清楚。”
“也许有人跟你说过我变得很虚荣，我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跟你说这种话的人太不应该了。我明天一定当着你的面把我所有的手稿都扔到火里烧掉。”
“那就蠢了。”
“我一定要烧。”她说道，接着大声嚷叫道：“我一回去就烧。”
“不要烧，我求求你，这无济于事。”
波尔的脸色又沉了下来：“你是想说任何东西都无法让你相信我的爱？”
“可我相信。”他说，“我深信不疑。”
“啊！我让你讨厌了。”她哭泣着说，“怎么办呢？可无论如何也得让这些误会消除！”
“没有任何误会。”
“可我还让你讨厌，你再也不愿见到我。”她绝望地说。
“是的，”他冲动地想，“我再也不愿意。”可他大声地说道：“不，我当然愿意。”
“你最终准会恨我，你这样也是有道理的。真想不到我会跟你吵！”
“你没跟我吵。”
“你完全明白是吵了。”她嚎啕大哭道。
“安静下来，波尔，”他以最甜蜜的声音劝道。他真恨不得揍她一顿，可他却用手去抚摸着她的头发：“安静一下。”
他继续抚摸着她的头发，几分钟后，她终于决定抬起了头，“行，我走。”她说道，接着惴惴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明天来吃中饭，答应了？”
“我发誓。”
“从今再也不见她一面，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了。”等她关门离去后，亨利暗自在想：“可要是再也不见她的面，怎么让她接受钱呢？一个认真的女人是决不会接受一个男人救助的，除非当面来见她。我一定设法解决。可我再也不愿见到她。”他下定了决心。
“请原谅我让您久等了。”他对勒诺瓦说。
勒诺瓦轻轻一挥手：“这没关系。”他咳嗽了一声，脸上已经红红的了，他无疑早就准备好了这场谴责的每个字，可亨利就站在面前，他的话全给打乱了。“您一定猜得到我这次来访的目的。”
“是的，您和迪布勒伊是一致的，我的态度引起了您的愤慨。我已经陈述了我的理由，我为没有说服您而感到遗憾。”
“您说您不愿意对您的读者隐瞒事实真相。可这是什么事实真相？”勒诺瓦说道。他重又找到了他这场责问的关键词之一，于是下面的词语就很容易一个个接上了。模糊的事实真相，片面的事实真相，对这一套陈词滥调亨利再也熟悉不过了。等勒诺瓦终于放弃了这些泛泛之谈，亨利猛地惊醒，只听他说道：“苏联的警察管制发挥的作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的作用并无差别，如果这一作用发挥得更加具体化，我看只有好处。一个工人不会受到辞退，负责干部也不会受到破产威胁的制度必定会创造新的惩戒形式。”
“可不一定非得采用这种形式。”亨利说，“您不会把失业工人的状况和集中营劳工的状况进行比较吧。”
“他们的基本生活至少是有保障的。我坚信他们的命运不像有关的宣传所说的那么悲惨。何况人们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是一个苏联人的心理与我们的并不相同：比如苏联人认为根据生产需要被调动工作就很自然。”
“不管其心理如何，遭受剥削，仅吃饱肚子，被剥夺一切权利，投进监牢，服沉重的劳役，被活活冻死、病死、累死，谁也不会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亨利说道，同时心里暗暗在想：“这政治可真神啊！”勒诺瓦很可能受不了看着一只苍蝇活活受罪，可却心安理得地容忍集中营的恐怖行径。
“谁也不愿为作恶而作恶。”勒诺瓦说，“苏联政权也不会。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那是因为有必要。”勒诺瓦脸越来越红。“您怎么敢谴责一个根本不了解其需要和困难的国家的制度呢？这是不可容忍的轻率行为。”
“其需要和困难我已经讲过了。”亨利说，“您也十分清楚我并没有全盘谴责苏联制度。可要盲目地全盘接受，这是怯懦的表现。您以需要为名肯定其一切做法，可这种说法是一种可以两面使用的武器。当佩尔托夫说集中营必不可少时，那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
“集中营在今天可以是必不可少的，可并没有一直存在下去的必要。”勒诺瓦说，“您忘记了苏联今日所处的是一种战争的局面，资本主义列强在等待时机向它扑去。”
“尽管如此，也丝毫不能证明集中营有必要存在。谁也不愿为作恶而作恶，可有的人还是经常在无谓地作恶。您并不否认在苏联和在任何国度都犯过错误：不然饥荒、起义和屠杀就可以避免。那么，我认为这些集中营也是个错误。您知道，”他补充道，“迪布勒伊也赞成这一观点。”
“不管是必要还是错误，您反正做了一件坏事。”他说，“攻击苏联，并无益于改变在苏联发生的一切，而是为资本主义列强效劳。您作出了为美利坚、为战争效力的抉择。”
“不！”亨利说，“人们可以批评共产主义，而不会有损于它。共产主义总比您说的要更稳固！”
“您刚才再次证明了一个人要想成为超共产党人而在客观上不沦为反共分子是不可能的。”勒诺瓦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革命解放联合会一开始就决定了其命运，要么与反动派同流合污，要么就彻底灭亡。”
“如果您是这么想的，那您只有加入共产党了。”
“是的，我只有这么做了。我也马上就要这么做。”勒诺瓦说，“我非要把情况摆清楚：从今以后让您把我当作一个敌手看待。”
“我感到遗憾。”亨利说。
他们一时尴尬地面面相觑。勒诺瓦终于说道：
“那再见了！”
“再见。”亨利说。
对，盲目地相信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从而否认事实、数据、道理和自己的理智，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反击方法。“勒诺瓦不是共产党员，正是因此他才过分激烈。”亨利暗自思忖。他所感兴趣的，是能和拉舒姆或随便哪个聪明而不过分搞宗派主义的共产党人交谈交谈。
“你这几天见到拉舒姆了吗？”他问樊尚。
“见到了。”
樊尚受到了集中营事件的震动，他开始认为不应该公开事实真相，可后来赞同了亨利的意见。
“他对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亨利问。
“他挺生你气的。”樊尚说，“他说你有反共倾向。”
“啊！”亨利说，“那集中营呢？他不感到有害吗？他是怎么看集中营的？”
樊尚微微一笑：“他认为这不存在，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机构，认为这会自行消灭。”
“我明白了。”亨利说。
人们显然不爱向自己提出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制度。共产党报纸甚至对这种机构大唱赞歌，称其为惩戒性劳动改造营；反斯大林分子则把这一事件看作一个重新激起已经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借口。
“又是一些贺电！”萨玛泽尔把电报往亨利的办公桌上一扔说道，“可以说我们已经激起了舆论。”他满脸喜色地补充道，“斯克利亚西纳在会客室等着呢，跟他一起来的有佩尔托夫和另外两个人。”
“他的计划我不感兴趣。”亨利说。
“总该接待他们吧。”萨玛泽尔说。
他指了指放在亨利面前的那些稿件：“我十分希望您能看看伏朗热刚刚给您寄来的这些出色的文章。”
“《希望报》决不容忍伏朗热的文章。”亨利说。
“遗憾。”萨玛泽尔说。
门开了，斯克利亚西纳走了起来，满脸诱惑的神色微笑着：“你有没有五分钟？我的朋友们都不耐烦了。我领来了佩尔托夫·贝内，他是一个美国记者，在莫斯科整整呆了十五年，还有莫尔特贝格，我退党前不久，他还是共产党员，当时在维也纳搞党的活动。我能让他们进来吗？”
“让他们进来吧。”
他们走进屋来，沉重的目光充满责备，可能是因为亨利让他们久等了，抑或是因为大家没有给他们正确的评价。亨利示意他们就座，然后对着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我担心这次会谈毫无作用，我在我们以往的会谈以及我的文章中都已经明确说过：我并没有成为反共分子。你的计划，应该提交给戴高乐联盟，而不该交给我。”
“别跟我谈戴高乐了。”斯克利亚西纳说，“他一旦政权在握，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这件事不该忘记。”
“您很可能还没有时间仔细看看我们的计划。”莫尔特贝格责备道，“我们都是左派的人；戴高乐运动是由大资本家们支持的，我们决不可能与他联合。我们希望团结所有的民主有生力量反对苏联的极权政体。”他不失礼貌地一挥手，挡住了亨利的反对意见，继续说道：“您说您没有成为反共分子，您揭露了某些弊端，不愿意再进一步揭露，可实际上您无法半途而止。为反对一个极权政体的国家，我们投入的行动应该是全面的。”
斯克利亚西纳连忙接过话：“你别跟我说你距离我们那么远。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创立总还是为了阻止欧洲落入斯大林的手掌。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有一个自主的欧洲，只是我们已经懂得了没有美利坚的援助，这样的一个欧洲就不能实现。”
“那就成了一个傀儡！”亨利说道。他耸耸肩膀：“一个被美利坚侵占为殖民地的欧洲，正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力图避免的，这甚至是我们最首要的目标，既然我们从未想过斯大林打算吞并欧洲。”
“对美利坚这种偏见我可实在不理解。”贝内阴沉沉地说，“非得共产党人才会固执己见，把美利坚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堡垒。那可也是一个伟大的工人国家，也是一个繁荣、进步、前程远大的国家。”
“那是一个时时、事事、处处都为特权阶层说话的国家。在中国，在希腊，在土耳其，在朝鲜，他们维护的是什么？不是贫民百姓吧，嗯？维护的是资本，是巨大的私人财产。当我想到他们还在维持佛朗哥和萨拉查……”
就在这天早上，亨利得知他的那些葡萄牙朋友终于发起了一次起义：结果是九百人被捕。
“您讲的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贝内说，“您忘了也还有美国人民、美国的左派工会以及全民族中所有那些真心爱好自由和民主的人们是可以信赖的。”
“工会从来都不会完全脱离政府的政策。”亨利说。
“应该正视事实。”斯克利亚西纳说，“面对苏联，欧洲只有在美利坚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自卫。如果您禁止欧洲左派接受这一事实，那么右派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将发生令人遗憾的混淆。”
“倘若左派奉行的是右派的政治，那它就不成其为左派。”亨利说。
“总而言之，”贝内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您选择的是苏联？”
“对。”亨利说，“我从不隐瞒这一点。”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警察压迫的恐怖行为之间，您怎能这么权衡呢？”贝内说道，声音越来越响，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莫尔特贝格与他一唱一和，与此同时，斯克利亚西纳和佩尔托夫用俄语一个劲地交谈。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显出同样茫然的目光，被可怖的过去所缠绕，陷入了可怕的复仇梦幻之中，并拒绝从梦中醒来，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的声音或尖刻，或深沉，或庄严，或粗俗，都在预卜着未来，也许在他们反对苏联的所有证词和证据之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斯大林政权下的那段经历在他们脸上所烙下的这种多疑、愤怒和永远都走投无路似的可悲相。一旦他们信口开河地对您诉说起自己的往事来，绝不要设法阻止他们，他们都十分精明，深知单纯讲述这些趣闻轶事是无望争取对方作出决定的，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次有益于他们自己身心健康的发泄而已。贝内突然停了下来，仿佛已经讲得精疲力竭。
“我不明白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他粗暴地说道。
“我刚才就对你们有言在先，我们准会白白浪费时间的。”亨利道。
他们全站了起来，莫尔恃贝格两只眼睛久久地盯着亨利：
“也许我们后会有期，这一天的来临恐怕比您想象的还要早。”他几乎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说道。
等他们离开办公室，萨玛泽尔“哼”一声，说道：“跟狂热分子交谈难呀。最让人气恼的，是他们之间也都相互憎恨。谁要是在斯大林的阵营里呆的时间稍长一点，对方就会把他们视作叛徒。可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可疑分子。贝内在莫斯科当了十五年的记者，若他当时对当局也像今天那样怒不可遏，那他在行动上该是多么怯懦！这是一些嫌疑分子。”他洋洋自得地下结论道。
“不管怎么样，他们不愿与戴高乐主义同流合污，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亨利说。
“他们缺乏政治见解。”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在左派队伍中吃了败仗，如今归附右派，这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了，况且他自己感兴趣的只是听他讲话的人的数量，而不是自己作报告的质量。他向亨利建议采用伏朗热的文章，讲起戴高乐联盟的纲领时带着不失分寸的好感。亨利假装没有听懂他的暗示，但耍这种小把戏也纯属枉然。萨玛泽尔没有犹豫多久，很快就直抒己见。
“对所有诚心诚意想组建一个独立左派的人们来说，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他显得坦率地说道，“斯克利亚西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就难以自主，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团结各种反对西方苏联化的力量，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服务，接受来自美国人民的美方支持，同意与戴高乐联盟联合，因为该联盟有可能朝左派政治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向大家建议的纲领。”
他目光严肃而又急切地盯着亨利。
“别指望我将这一纲领付诸实施。”亨利说，“我将一如既往，尽力与美国政治斗争。您完全知道戴高乐主义是反动的。”
“我担心您对形势不怎么了解。”萨玛泽尔说，“尽管您处处小心谨慎，我们最终还是被别人划为反共分子，我们因此而失去了一半儿读者。报社的惟一希望是赢得其他读者。为此，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而应该朝我们刚刚投入的方向大步前进。”
“那就真的要成为反动报刊了！”亨利说，“不行。如果不得不倒闭，就倒闭好了，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路线坚持到底。”
萨玛泽尔什么也没有说，特拉利奥显然与他持同一观点，可他知道朗贝尔和吕克始终是支持亨利的。对付他们这个三人集团，他无能为力。
“您读过《铁钻》周报了吗？”两天后，他喜形于色问道，然后把周刊往亨利的桌上一扔。“好好读读。”
“《铁钻》周报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亨利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拉舒姆写的一篇有关您的文章。”萨玛泽尔说道。“读读吧。”他重复道。
“我们等一会儿再谈。”亨利说。
萨玛泽尔刚一离开办公室，亨利就打开了报纸。《摘下假面具》，这就是文章的题目。亨利愈读愈气愤，气得喉咙眼直缩。拉舒姆任意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解释说亨利的全部作品无不显露出一种法西斯的敏感性，字里行间透溢出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他的剧作是对抵抗运动的侮辱；在他的内心深藏着对其他人的鄙视，他不久前在《希望报》发表的卑鄙的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与其说在发起这场污蔑运动的时候声称自己对苏联有好感，倒不如公开宣布自己是反共分子，这样做也许会更加光明磊落；他那种明显的狡猾充分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同行的敬意是何等不值一提。虽然不是白纸黑字地明确写上叛徒、卖身投靠者等字样，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种指责。这就是拉舒姆所写的。拉舒姆。在他躲在亨利家中的那段时间，他总是满脸喜悦地帮助波尔用蜡擦镶木地板，亨利仿佛又看到了这一切。他看见他裹着一件过长的外套，激动不已地在里昂车站与他告别。圣诞节的穗形彩花在噼啪作响，他坐在红酒吧的一张桌上说道：“必须肩并肩地工作。”之后不久，他又以困惑的神态说道：“别人从来就没有攻击过你。”亨利尽量去想：“这不是他的过错。罪魁祸首是故意挑选他来干这件苦差事的党组织。”可渐渐地，亨利气得眼睛发红。完全是他自己编造了那每一句话，他决没有限于服从命令，这是在重新编造。他这样做比起他的同谋来说更加不可饶恕，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撒谎。他明明知道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也永远不会成为法西斯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