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觉得可以把这次争论推到另一天吗？”
“行。我们约个时间。”斯克利亚西纳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记事本。“我认为我们进行立场观点的交锋，已经刻不容缓。”
“等我旅行回来再说吧。”亨利说。
“你要去旅行？是出差搜集情况？”
“不，是去消遣消遣。”
“眼下？”
“当然是的。”亨利回答道。
“这不是开小差吧？”斯克利亚西纳说。
“开小差？”亨利乐呵呵地说，“我不是当兵的。”他一抬下巴，指了指克洛蒂·德·贝尔琼斯：“您应该邀克洛蒂跳舞，就是那位挂满了首饰、十分裸露的太太。她是位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对你十分仰慕。”
“上流社会女子，这可是我的癖好之一。”斯克利亚西纳笑嘻嘻地说。他摇了摇脑袋：“我承认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
他前去邀请克洛蒂。纳迪娜在与拉舒姆跳舞，迪布勒伊与波尔围着圣诞树在旋转。波尔并不喜欢迪布勒伊，可迪布勒伊却常常能想方设法逗得她发出笑声。
“你可是把斯克利亚西纳搞得气愤极了！”樊尚快活地说。
“我要出外旅行，他们都气极了。”亨利说，“首先是迪布勒伊。”
“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朗贝尔说道，“你比他们干得都多，不是吗？因此，你有充分的理由出去休息一下。”
“确实，”亨利心里想，“我跟年轻人最合得来。”纳迪娜羡慕他，樊尚和朗贝尔理解他，他们和他一样，刚有可能，便抓紧机会要去看看外面发生的一切，并马上报名当了战地通讯员。亨利在他们身边呆了许久，不厌其烦地谈论起过去那非凡的日子。想当初他们占了报社的办公室，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卖《希望报》，而亨利则在撰写社论时抽屉里放把手枪。今天晚上，他觉得这些往事增添了崭新的魅力，因为他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清楚地听到了这些往事：他躺在松软的细沙上，大海是碧蓝碧蓝的，他懒洋洋地回忆着逝去的时光，回忆着这远方的朋友，并为自己独自躺在那里自由自在而心旷神怡。他心里乐滋滋的。
忽然，他发现自己仍呆在这间红色的公寓里，时间已凌晨4点。许多人已经离去，大家都要走了，他将又独自和波尔呆在一起，将不得不与她说话，向她表示爱抚。
“亲爱的，你的晚会简直是部杰作。”克洛蒂拥吻着波尔说，“你有一副奇妙的歌喉。若你愿意，准会成为战后的一个大歌星。”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奢望。”波尔开心地说。
是的，她没有这种雄心壮志。亨利最清楚她心中的愿望：成为世界上最光荣的男子汉怀中最美的女人。要促动她改变幻想，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最后几位宾客离去了，公寓突然间空空荡荡。楼梯上传来咚咚的声响，那脚步声继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街巷的沉寂，波尔动手收拾起丢在椅子下的空杯子。
“克洛蒂言之有理。”亨利说，“你的嗓音永远是那样美妙。我已经许久没有听到你的歌声了！你为何不再歌唱？”
波尔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你喜欢我的歌喉？你愿意我经常为你歌唱？”
“当然。”他笑眯眯地说，“你不知道安娜跟我说了点什么，她说你应该重返歌坛。”
波尔神色不悦地瞪了他一眼：“啊！不！别跟我提这事。这事早就了结了。”
“为什么？”亨利问，“他们那么热烈地鼓掌，你已亲眼看到了吧？他们大家都被感动了。眼下，许多夜总会都在开业，人们渴望新的歌星……”
波尔打断了他的话：“不，我求求你，别强求了。让我公开登场，我厌恶，别强求了。”她用苦苦哀求的声音重复说道。
亨利困惑不解地打量了她一番。“厌恶？”他用犹豫不决的口吻说道，“我这就不明白了，过去你对唱歌并不厌恶，你如今也没有变老。你知道，你呀，甚至更美了。”
“那是我生命中的另一段时光，”波尔道，“一段永远埋葬了的时光。我从今之后，只为你歌唱，而决不为他人歌唱。”她话中含着如此强烈的情感。亨利不再作声，可他在心底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再次发动进攻。出现了一阵沉默，波尔开口问道：“我们上楼吧？”
“上楼。”
波尔坐在床上，她摘下耳环，轻轻取下戒指。“你知道，”她声音平静地说，“要是我刚才对你要外出旅行有所指责的话，请你原谅。”
“想到哪儿去了！你完全有权利不爱旅行，并说出来。”亨利说。一想到晚上整个聚会期间，她心头一直对此事而深深内疚，亨利不禁感到局促不安。
“我完全理解你渴望出去走走。”波尔说道，“我甚至也十分明白你想不带着我，独自外出。”
“并不是我要想。”
她手一挥，打断了亨利的话：“你用不着客气。”她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两眼直直的，上身笔挺，俨然一位阿波罗神殿里正在静思的女祭司。“我从来未曾想到要把你困在我们爱的牢笼之中。假若你不希望新的天地，不补充新的营养，那你就不成其为你自己了。”她朝前俯下身子，目光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只要我不是你的累赘，也就心满意足了。”
亨利没有答腔。他既不想使她陷入绝望境地，也不愿给她任何鼓励。“要是我心头能对她产生几分怨恨也行啊！”他暗自在想。可是，他激不起丝毫怨气。
波尔站起身子，嫣然一笑，她的脸上重又显出了人情味，她双手搭在亨利的肩头，用自己的脸庞贴紧他的面颊说道：“你离开我能行吗？”
“你完全清楚，不行。”
“对，我清楚。”她快活地说，“就是你说行，我也不相信。”
她朝浴室走去。必须不时跟她说一句话，给她一个笑脸，断不能不这么做。她把这笑脸和话语当作圣物珍藏在心底，当她的信念发生动摇时，她常常从中索取奇迹。“可不管怎么样，她内心知道我再也不爱她了。”亨利自言自语。他这样讲，也是为了使自己也深信不疑。他开始脱下衣服，套上睡衣。她自己虽然也知道，可要是她不答应，事情不会有任何进展。耳边传来了丝绸的窸窣声，继而又响起汩汩水声和水溅玻璃声。往昔，这响声往往使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他不快地对自己说道：“不，今晚不行。”波尔出现在门口，一头细密的秀发披在肩头，神情严肃，赤身裸体。她风韵几乎不减当年，只是对亨利来说，这花容月貌已经毫无意义。她钻入被窝，默不作声地紧贴着他，他找不到任何借口拒绝她。这时，她已经心荡神驰地喘着粗气，贴得他更紧了。亨利动手抚摸她的臂膀，抚摸她的腹部，他感觉到自己的血液乖顺地向下流去。这当然更好，给她额头上一个热吻，但决不会就使波尔满足的。要向她解释清楚还不如干脆满足她的欲望省时。亨利吻着那张灼热的嘴巴，它还是老一套，像平素一样在他的嘴下自动张开。可过了片刻，波尔离开了他的双唇，于是亨利怪不舒服地听到了她老调重弹，低声诉说起他早已不向她表白的那些话：“我永远是你一串漂亮的紫藤花，对吗？”
“永远是。”
“那你爱我吗？”她把手放在他那强壮的身体上面问道，“你真的永远爱我吗？”
他感到没有勇气挑起悲剧。他已经习惯于招认一切，而这一点，波尔十分清楚。“真的。”
“你属于我吗？”
“我属于你。”
“对我说你爱我，说呀。”
“我爱你。”
（三）
她轻信地长喘了一口气。亨利猛地抱住了她，嘴巴紧压她的双唇。他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她的身体，为的是尽快完事。在她的体内，他犹如置身于这间红得过分的公寓，赤身通红。波尔开始呻吟起来，像往日一样，低声喊叫着。可是在过去，亨利的爱是她的保护神，她的喊叫、呻吟、欢笑和吻咬是神圣的祭品。可今天，他睡在一位误入歧途的女人身上，这女人说着淫秽的语言，那爪子抓得让人难受。他厌恶她，也厌恶自己。她仰着脑袋，紧闭着眼睛，裸露着牙齿，奉献得如此彻底，痴迷得如此可怕。亨利恨不得打她几记耳光，让她清醒过来，对她说：“是你，是我，我们在同房，仅此而已。”他感到自己在强行糟踏一具僵尸或一位疯女，可却怎么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性欲。当他最终又放任地扑倒在波尔身上时，他听到了一声胜利的呻吟。波尔低声问道：
“你幸福吗？”
“当然。”
“我是多么幸福。”波尔说道，两只明亮的眸子凝视着亨利，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亨利把这只亮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脸蛋依在自己的肩头。“巴旦杏树又将花满枝头……”他闭着双眼道，“桔子树上一定会结出果子。”
不，我不会在今天就看到自己的末日。无论今天还是别的日子，永远不会。别人会看到我的死，但我自己却永远见不到死的一天。
我又闭起双眼，可却难以重新入睡。死神怎么又穿越了我的梦境？死神在游荡，我感到它在徘徊。为什么？
我并不是永远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会死去。孩提时代，我信仰上帝。一件洁白的裙服和两只熠熠闪光的翅膀在天堂的更衣室里等待着我：我希冀穿透乌云。我躺在绒被上，合抱着双手，任凭自己沉醉在天堂的极乐之中。有时，我在睡梦中自言自语：“我已经死了。”但是，我那警觉的声音确保我永恒。死亡的沉寂，我恐怖地发现了它。一只美人鱼在海边渐渐死去，她为了一位年轻男子的爱而放弃了自己不朽的灵魂，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留下几抹白色的浪花。为了让自己心静，我常在心底默默地说：“这是个传说。”
这并非是个传说。美人鱼就是我。上帝变成了冥冥的苍穹深处的一个抽象概念。一天晚上，我把它彻底抹去了。我从未为抛弃上帝而遗憾，因为是它窃走了我的乐土。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一旦我抛弃了上帝，我便判了自己死刑。当时，我才十五岁，在空荡荡的套间里，呼天喊地。后来我恢复了理智，扪心自问：“别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将怎样生活？难道我要带着这般恐惧去生活？”
打从我爱上了罗贝尔之时起，我便再也不感到恐惧，对任何东西都毫不惧怕。只要我呼唤一下他的名字，我便平安无事。他就在毗连的房间里工作；我可以起床，去开门……可是，我仍然躺在床上。我不敢肯定他会听不见那细微的咬噬的声响。大地在我们脚下断裂；苍天在我们头上张开一道深深的裂缝，我再也不知道我们是何许人，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命运。
我蓦地惊跳起来，睁开眼睛：怎么能假设罗贝尔面临危险呢？这怎能容忍？他没有跟我说过任何真正令人焦虑的事，也没跟我说过什么新鲜事。我浑身疲惫不堪，我酒喝过量了，原来只是凌晨4点发作的一场小小的谵妄。但是，谁能决定何时神志最为清醒？难道不正是在我自感仍然安然无恙之时，我又说了谵语？我是否真的相信安然无恙？
我难以回首往事，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向来不十分留意。惟有事件本身清清楚楚：逃难、回归、警报、炸弹、长队、开会、《希望报》的创刊号，一切都历历在目。在波尔的寓所里，一支棕色的蜡烛喷吐着尚未燃尽的火焰，我们用两只罐头盒制作了一只小炉，用纸烧火，烟熏得我们眼睛像针扎了一样。外面，是一滩滩鲜血，枪弹呼啸，炮声隆隆，坦克轰鸣。然而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间笼罩着同样的死寂，经受着同样的饥饿，珍藏着同样的希望。每日清晨，我们被同一个问题所催醒：X字旗是否仍在参议院上方飘扬？当我们在蒙巴纳斯十字街头围着节日的篝火欢腾雀跃时，我们心中荡漾的是同样的节日的喜悦。接着，秋去冬来，我们在圣诞树闪烁的光芒之中终于忘却了我们已经死亡，我察觉到我们重又开始存在，各自为着自己而存在。“你觉得过去的还会重现吗？”波尔问道。亨利对我说：“我渴望写一部欢快的小说。”他们终于可以重新高声畅谈，发表作品，终于又可以商讨问题，建立组织，筹划行动。正是因为这一切，他们一个个才喜气洋洋。我不该选择这样的时刻自我折磨。今夜是节日，是第一个和平的圣诞节，也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迪埃戈无缘欢度。我们尽情欢跳，我们围着闪烁的希望之光的圣诞树热烈拥抱，可已不在世间的人是何其多呀，啊！何其多！谁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临终嘱托，谁也不知他们葬身何处；空间把他们彻底吞没了。解放后的第三天，热纳维埃夫收到了一口棺材：确实是这一口吗？雅克的尸体没有找到。一位战友说他曾把一些笔记本埋到了一棵树下。什么笔记本？哪一棵树？索妮亚曾通过别人要一件羊皮套衫和几双丝袜，后来她再也没有索要过任何东西。拉舍尔和美貌非凡的罗莎的尸骨葬在何处？过去，朗贝尔在自己的怀里曾多少次搂抱着罗莎柔美的身子；如今紧搂着纳迪娜，纳迪娜笑得是多么开心。想当初，迪埃戈过去紧紧抱着她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喜笑颜开。我凝望着镜面深处的那条枞树小径，心中默默地在想：这些蜡烛、枸骨叶冬青和槲寄生，他们看不到了，这儿给予我的一切，全是我从他们那儿夺来的。“有人把他们打死了。”第一个死的是谁？是他父亲还是他？死亡没有列入他的计划：他当时是否知道自己就要死亡？他曾奋力抗争还是安于天命？怎能知道呢？既然他已经身亡，知道又有何用？
既没有留下生日纪念，也没有留下墓穴碑文。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摸索着穿越他所热爱的这一喧闹的生活，仍然寻觅着他。我把手伸向灯泡，可又垂了下来。我的写字台里有一张迪埃戈的照片，可即使看上几个时辰又有何用？乱如荆棘的头发下那张有血有肉的脸，我再也看不到了；那张脸上，一切都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他坐在办公桌前，亨利问道：“万一纳粹胜利，您干什么去？”他回答道：“纳粹胜利没有列入我的计划。”他的计划，是娶纳迪娜为妻，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本来他是有可能成功的，早在十六岁时，他就已善于把词语变成钱币，也许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成功，需要五年或者四年。他活得是那么仓促。我们常常紧挨着围坐在取暖电炉旁，我高兴地望着他贪婪地阅读黑格尔或康德的著作。他飞快地翻动著书页，仿佛在浏览一部侦探小说，可实际上他都读懂了。惟独他的梦想总是姗姗来迟。
他的所有时光几乎都在我们家度过。他父亲是位西班牙籍的犹太人，他一心就想着做生意赚大钱，他自称受到西班牙领事馆的保护。迪埃戈责备他父亲生活奢侈，找了一位肥肥胖胖的金发女郎做情妇。我们生活清苦，这正合他的心意。后来，他到了崇拜他人的年龄，对罗贝尔充满敬意：一天，他带着自己的诗作来找罗贝尔，我们就是这样与他结识的。他与纳迪娜相遇后，一见钟情，马上把他的爱奉献给了她。这是他的初次恋爱，也是惟一的一次恋爱。纳迪娜为感到自己不可缺少而无比激动。她把迪埃戈安顿到家里。迪埃戈对我也很喜欢，尽管觉得我过分理智了些。晚上，纳迪娜总是要我陪伴着，他和往常一样，躺在她的身旁，常问我：“还有我呢，您不吻吻我？”我便吻吻他。那一年，我女儿和我，我们亲亲热热。我感谢她能够保持真挚的爱情，而她也感激我没有违背她的心愿。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她当时虽然年仅十七岁，可罗贝尔和我都认为，就获取幸福而言，任何时候都不嫌早。
他们充满激情，善于幸福地生活。在他们身边，我重又获得了青春。“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来，今晚是节日。”他俩一人拉着我的一只胳膊，对我说。那一天，迪埃戈偷了他父亲一块金币，他更爱自己动手去拿，而不愿接受施舍，像他这般年纪的人就是这种脾气。他轻而易举地把金币换成钞票，与纳迪娜在登月舱高低起伏的滑车道上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当我在街上与他俩相遇时，他们正在大口咬着从面包商后屋买来的一只大的出奇的奶油水果馅饼。这是他们用来开胃的惯用手法。罗贝尔在电话中受到了邀请，可他不同意放下手中的工作；于是，由我陪着他俩。他们俩脸上沾满了果酱，双手被集市上的灰尘染得黑乎乎的，但在他们的眼睛里分明流露出那种做了错事还洋洋自得的傲慢神气。饭店侍应部领班准以为他俩来这里是要迫不及待地把来路不明的钱财挥霍一空。他给我们指了一张尽头的餐桌，冷若冰霜但却不失礼貌地问道：“先生没有上装吗？”纳迪娜把自己的上装搭在迪埃戈那件布满窟窿的旧粗毛线衫上，露出了皱皱巴巴又肮肮脏脏的紧身上衣。不过，还是有人服侍我们。他俩先要了冰激凌、沙丁鱼，继而又点了牛排、油炸土豆、牡蛎，最后又要上冰激凌。“不管怎样，反正到了胃里全部混在一起了。”他们整个嘴巴一边往食油和奶油里乱舔，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们填饱肚子是多么快乐！尽管我到处想方设法，但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挨饿。“吃吧，您吃吧。”他们不由分说地让我吃。最后，他们拿了几块肉糜，放在口袋里带给罗贝尔。
就在此后不久，一天清晨，德国人拉响了塞拉先生的门铃，西班牙领事换了，可他毫无耳闻。迪埃戈那天夜里恰好在他父亲家睡觉。那位金发女郎没有受到打扰。“请转告纳迪娜，不要为我担惊受怕。”迪埃戈说，“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一心要回来。”这就是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几句话。他平时是多么喜爱说话，可他所说过的其他一切话语永远被吞没了。
时值阳春季节，天空蔚蓝，桃树披满了玫瑰色的花朵。纳迪娜和我骑着自行车在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中穿行，我们的心头充满了欢乐，仿佛是在欢度和平时期的周末。然而，德郎西监狱的摩天大楼无情地戳破了这迷人的假象。那位金发女郎给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国人送了三百法郎①，此人不时给我们一点有关犯人的消息，并答应帮他们父子越狱。有两次，我们透过望远镜瞥见了迪埃戈扒在遥远的窗台上，他那宛如羊毛似的卷发被剃得一干二净，向我们微笑的不再完全是他，他那被毁坏的形象在尘世之外游荡。
①旧法朗，100旧法郎为1新法郎。
5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发现大军营里空荡荡的，一些草垫子晒在窗台上，窗户大敞，牢房空无一人。在我们存放自行车的那家咖啡馆里，有人告诉我们夜里有三列火车离开了车站。我们紧挨着架着铁丝网的高墙，站立着窥望了许久。蓦地，我们看清了在遥远的高处两个孤独的身影朝我们俯着身子，年轻的那一位胜利地挥舞着贝雷帽。菲利克斯没有撒谎，迪埃戈没有被火车带走。我们高兴得透不过气来，骑车向巴黎城区奔去。
“他们关在一个美国俘虏营里。”金发女郎对我们说，“他们过得很好，天天晒太阳。”可是，她没有见到他们的面，我们给他们寄了粗毛线衫、巧克力，他们通过菲利克斯传话，向我们致谢。然而，我们却再也没有收到他们一封亲笔信。纳迪娜要求得到信物：迪埃戈的戒指和一绺头发，可他们恰好换了俘虏营，关押在远离巴黎的某个地方。渐渐地，再也说不清他们身处何地，他们杳无音信，踪影全无。无影无踪与不复存在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当菲利克斯最后心情忧郁地告诉我们“他们早就被枪毙了”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纳迪娜接连几夜乱喊乱叫。我从夜晚到清晨，整夜整夜地把她抱在怀里。后来，她渐渐恢复了睡眠。开始时，迪埃戈常在黑夜里进入她的梦境，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不久以后，连幽灵也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她这样做自有道理，我不能责备她。守着一具尸体又有何用？我知道，有人用尸首来制造旗帜、盾牌、枪支，用来制造勋章、喇叭，乃至居室的装饰，可还是让他们的尸骨安息为好。无论成了丰碑还是成了宇宙间的尘埃，他们总归是我们的兄弟。可是，我们别无选择：他们为何离开了我们？但愿他们也让我们安宁。把他们忘了吧。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我们的生活中要做的已经够多了。死者既然死了，对他们来说，一切再也不成问题，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节日的夜晚过后，我们还要醒来，我们怎样生活下去呀？
纳迪娜与朗贝尔在欢笑，唱片在转动，地板在我们脚下颤抖，蓝色的火花在摇曳。我凝视着直躺在一块地毯上的塞泽纳克：他十有八九在梦中回想他当初斜挎步枪、漫步巴黎的辉煌时光。我望着被德国人判了极刑，在最后时刻与一个德国俘虏交换幸免于难的塞尚尔，望着未婚妻被他不义的父亲告发了的朗贝尔，望着亲手宰了十二个保安队员①的樊尚。他们将如何对待这如此沉重、如此短暂的过去，如何面对残缺的未来？我能有什么法子助他们一臂之力？助人是我的份内事。我有办法把他们安顿在长沙发上睡下，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梦，可我再也不能让罗莎复活，再也不能使那十二个被樊尚结果了性命的保安队员复活。即使我能成功，使他们淡忘自己的过去，可我能向他们展现怎样的未来？我能消除恐惧、打消梦想、克制欲望、想方设法适应一切，可我能让我们适应什么样的景况呢？我发现在我的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东西了。
①保安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奸组织。
确实，我酒喝得太多了，开天辟地的不是我，谁也不会找我清账。可我为什么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人着想？我自己照顾一下自己不也很好吗？我让脸颊紧贴着枕头。我是在这里，确实是我自己：令人忧虑的是，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可想的东西。噢！若有人问我是何许人，我可以出示身份证。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医生，我不得不先任人分析一番。他们发现我身上具有相当突出的俄狄浦斯②情结：我与一位比我年长二十岁的男人结婚，对我母亲存在明显的挑衅性，几次同性恋的倾向性行为得以妥善了结，这一切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我感谢天主教的教育赋予了我极为强烈的超我意识；这正是我奉行清教主义③、自爱不足的原因所在。我对女儿的情感的双重性源于我对母亲的挑衅和对我自己的无动于衷。我的病例再普通不过了，完全属于既定的范围。在天主教徒的眼中，我的情况也极为平常，一旦发现了肉欲的诱惑，我便不再信仰上帝。我与一位无宗教信仰的人结了婚，这最终使我彻底失落了。从社会观点看，罗贝尔和我属于左派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并非纯属无稽之谈。我就这样被明确地划分了类别，并接受了分类，尽力去适应我的丈夫、我的职业，适应生生死死，适应大千世界及其可怖的一切。这就是我，差不多就是我，亦即谁也不是。
②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达的儿子，杀父娶母。俄狄浦斯情结引申指恋母或恋父情结。
③清教主义（Puritanisme）：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在宗教或道德上极端拘谨，严格奉行十戒。
一个人做到谁也不是，这说到底是一种特殊的恩赐。我望着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在寓所里来回走动，心里并不羡慕他们。罗贝尔嘛，当然，他生来命运不凡。可其他几位，他们岂有那份胆量？他们怎敢自命不凡或冒冒失失地把自己当作食粮去喂养一群陌生人？他们的姓名被千万张嘴巴所玷污，好奇的人们钩去了他们的思想、心脏和生命：倘若我也落得这个地步，被那些捡破烂的人们贪婪地钩耙，那我最终免不了会把自己视作一堆垃圾。我为自己谁也不是而感到庆幸。
我走到了波尔身旁，战争丝毫没有削减她那挑衅性的优雅风姿。她身着一件长长的紫罗兰发光丝裙，双耳挂着紫晶饰环。
“你今天晚上真漂亮。”我说。
她朝几面大镜子中的一面瞥了一眼。
“对，我漂亮。”她凄楚地说。
她是漂亮，可她的两只眼睛下方，几道重重的黑晕和她服饰的色彩一样深。实际上，她十分清楚亨利本来是可以携她同往葡萄牙的，她了解的事情比她嘴里说的要多。
“你该高高兴兴才是，圣诞节前夜，你操办得多么出色。”
“亨利那么喜爱热热闹闹过节。”波尔说道，她戴着紫晶戒指的两只手在机械地捋着那闪光变幻的裙服丝料。
“你不给我们唱点什么？听你唱歌，让我多高兴。”
“唱歌？”她惊诧地问。
“对，唱歌，”我笑着说，“你忘了你过去常唱歌。”
“过去，那多遥远。”她说。
“现在再不唱了，可现在又和过去一样了。”
“你这么认为？”波尔的目光直刺我的眼睛深处，仿佛穿透了我的脸庞，在向一只玻璃球发问，“你认为过去可以重现？”
我知道她期待我作出何种回答，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可不是个预言家。”
“无论如何得让罗贝尔给我解释清楚，时间是什么。”她若有所思地说。
爱情也许并不是永恒的，在她接受这一道理之前，她差不多已经准备否认空间与时间的存在了。我为她感到恐惧，这四年里，她终于明白了亨利给予她的只不过是一种厌倦的情爱。可解放以后，我真不知道在她的心间又唤起了怎样的疯狂的希望。
“你还记得《这位才智横溢的黑人》那支歌吗？我是多么喜欢，你不愿意为我们唱唱？”
她朝钢琴走去，掀开琴盖。她的嗓子有点哑，可还是那样动人心弦。我对亨利说道：“她应该重返歌坛。”他好像感到诧异。当掌声消失后，他走到了纳迪娜身边，两个人翩翩起舞。我真不喜欢纳迪娜看他的那副神态。对她也一样，我毫无办法救助她。我把我惟一的一件像样的衣裙送给了她，把我最漂亮的项链借给了她；我能做的全都做了。虽然我可以探察她的梦幻，可无济于事。她所需要的是朗贝尔时刻准备献给她的爱。可怎么阻止她糟踏这份爱呢？她一直站在小楼梯上，面色苍白地注视着我们大家。可当朗贝尔步入寓所时，她一步几级地跨下了楼梯，一动不动地站在最后一级，像凝固了一般，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感到尴尬。朗贝尔向她走去，神情严肃地对她微微一笑：
“你来了，我多么幸福！”
她用生硬的语调说道：
“我是来看你的。”
这天晚上，他身着雅致的灰色西装，实在英俊。他的穿着总像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追求朴素的美。他举止彬彬有礼，嗓音平稳而且准确，不轻易露出笑容，可他目光的慌乱和嘴唇的温柔无不显出他的青春活力。纳迪娜从他严肃的神情中得到满足，见他表现胆怯而感到心安。她献殷勤地打量着他，显得有点幼稚可笑：
“你玩得开心吗？听说阿尔萨斯的风光是那么秀丽！”
“你知道，一旦风景区被军事占领，就变得一片凄凉了。”
他们坐在楼梯的台阶上，长时间地交谈，然后又跳舞、欢笑，后来为了换换口味，两人可能又吵了一架；和纳迪娜在一起，总是以吵闹而告终。此时，朗贝尔独自坐在火炉旁，满脸不高兴。眼下根本不可能到房子的两头去把他俩扯到一起，让他们携起手来，重归于好。
我走到食品橱前，喝了一杯白兰地。我的目光顺着自己的黑裙往下移动，停留在自己的大腿上；会想到自己长着一条大腿，真滑稽可笑，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条腿，连我自己也没有。色如焦黄的面包似的丝裙下，这条腿细长有力，与别的腿没有什么两样，它总有一天也会被彻底埋葬，仿佛从未曾存在过：这显得多么不公平。我正沉醉在对这条细腿的欣赏之中，这时，斯克利亚西纳向我走了过来：
“看您样子好像玩得不怎么开心嘛！”
“尽我努力吧。”
“年轻人太多了。年轻人呀，从来就不开心。作家也太多了。”他一抬下巴，指了指勒诺瓦·佩勒迪埃和康热，“他们都在写作，对吗？”
“都在写。”
“您，您不写？”
我笑着回答说：“噢，上帝，不！”
他粗鲁的言谈举止惹我喜欢。从前，我跟众人一样，拜读了他名噪一时的作品《红色的天堂》，尤其使我激动的是他那部有关纳粹奥地利的大作；充满激情的见证，远胜一般的通讯报道。逃离苏联之后，他又逃出了奥地利，取得了法国国籍，可这整整四年里，他一直呆在美国，今年秋天，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很快用“你”称呼罗贝尔和亨利，可似乎从未注意到我的存在。他从我身上移开了目光，说道：“我常想，他们将会怎么样？”
“谁？”
“一般来说指法国人，可尤其是这批人。”
这次，轮到我细细打量他了：三角脸，高颧颊，锐利而又严厉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像女人的一般。这不是一张法国人的面孔。苏联对他来说是个敌国，而美国，他又不喜欢；天底下没有一处使他感到是自己的家。
“我是乘一艘英国船从纽约来的。”他挂着一丝微笑说道，“轮船服务员有一天对我说：‘可怜的法国人，他们连仗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不知道。’我觉得这话对整个局势概括得比较精辟。”
（四）
他的话音中分明含有几分得意，真惹我生气。我说：“给过去的事件起个什么名称，这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未来。”
“正是如此，”他激动地说，“正是为了未来幸福，才必须正视现实。我感觉到这里的人对此毫无意识。迪布勒伊跟我谈什么文学杂志，佩隆关心的是开心的旅游，他们好像都以为可以像战前一样生活。”
“那么，上天是派您来擦亮他们的眼睛啰？”
我声音生硬，斯克利亚西纳淡然一笑：
“您会下象棋吗？”
“很不高明。”
他继续挂着笑容，那股学究气早已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气相投。我心想，他又要来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这魅力确实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时，要是我作为旁观者观战，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艺不比他们高明，那么，这里情形也是如此：我是从外边来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么了？”
“死胡同。”
“什么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这样问他。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肩并肩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旁观者；这束来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绪不宁。
“法国知识分子已置身于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们头上了。”他带着某种洋洋自得的神态继续说道，“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只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倘若他们想要人为地挽救这一文明，其结果必定一无所获，他们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赋予艺术和思想。”
“罗贝尔并非生来第一次积极从事政治。”我说，“政治活动从未妨碍他写作。”
“不错，1934年，迪布勒伊牺牲了许多时间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斯克利亚西纳口气文雅地说，“可当时，他的道德观与其文学观似乎可以调和。”他又愠怒地接着说，“在法国，你们从未紧迫地感觉到历史的重担。在苏联，在奥地利，在德国，历史的重担是无法逃避的。正因为如此，比如我就不写作。”
“您过去写过。”
“您以为我就不梦想创作别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顾不上。”他一耸肩膀，“只有历史上有过那种可恶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会面临斯大林和希特勒而去关心什么文化问题。显而易见，”他继续说，“在狄德罗①、维克多·雨果②和多列士③的故国，人们总是想象文化和政治可以携手并进。巴黎长时间自视为雅典。雅典已经不复存在，早完蛋了。”
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
②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
③多列士（1900～1964）：法国共产党前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住莫斯科，二战后曾任法国副总理。着有《人民之子》。
“至于历史的紧迫感，我认为罗贝尔在这方面比您强。”
“我并不攻击您的丈夫。”斯克利亚西纳只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这句话的完整意义，而充其量只把它当作夫妻间感情忠诚的一种强烈表示。“实际上，”他补充说道，“我一直认为目前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罗贝尔·迪布勒伊和托马斯·曼。问题正是这样：我之所以预言迪布勒伊必将放弃文学，是因为我坚信他头脑清醒。”
我耸了耸肩膀。要是他想以此来奉承我，那可看错了对象，我打心眼里厌恶托马斯·曼。
“罗贝尔决不会放弃写作。”我说。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处，”斯克利亚西纳说，“在于他善于把对美的执着追求与革命精神熔于一炉。他在生活中也达到了类似的平衡：他一方面组织‘警觉委员会’，一方面勤于写作。可如今的问题是，这一和谐的平衡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罗贝尔一定能获得新的平衡，请相信他。”我说。
“他必将牺牲其美的追求。”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他脸上闪现出喜悦，得意地问道：
“您研究过史前史吗？”
“比下象棋强不了多少。”
“可您也许知道，壁画和在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表明了艺术的发展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连续不断的。可突然，绘画与雕塑消失了，人们发现了数个世纪的空白，这一空白与新技术的兴起恰好吻合。那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元，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人类必将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再也不容人类拥有自我表现的奢望。”
“类推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就不这么比方了。”斯克利亚西纳耐心地说，“我以为正是由于你们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因此很难清醒地理解它的含义。一场战争绝不等于一个社会乃至一个世界的彻底摧毁，仅仅是摧毁的开端。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必将引起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导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本身的革命：我们将很难回忆我们过去的面貌。到时，艺术和文学在我们眼里将只不过是过了时的消遣而已。”
我摇了摇头，斯克利亚西纳激情如火，继续说：
“噢，一旦哪一天世界的霸权掌握在苏联或美国的手中，法国作家的使命还会有什么意义？到时谁也不会理解他们，甚至都不会有人再讲他们的语言。”
“听您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一前景令您神往。”我说。
他一耸肩膀：“这是典型的女人之见，她们没有能力脚踏实地和客观地看问题。”
“就让我们脚踏实地吧。”我说，“客观上，绝没有证明整个世界一定会属于美国或苏联。”
“迟早会的，这是必定的。”他一挥手，止住了我的话，向我露出了斯拉夫人那漂亮的笑脸：“我理解您。解放刚刚不久，你们大家都还沉浸在欢乐之中。四年里，你们吃了许多苦，你们认为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了。可是，代价是永远付不够的。”他突然尖刻地说，直盯着我的眼睛：“您是否知道在华盛顿有一派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执意要扩大战役，一直打到莫斯科？用他们的观点看，他们确有道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如出一辙，都坚决要求无限地扩张；他们两个国家无论如何得决一雌雄。”他的声音变得凄凉起来，“您自以为是在庆贺德国的失败，可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这只是您个人的判断。”
“我知道迪布勒伊坚信和平能够实现，并相信欧洲也有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能。”斯克利亚西纳说道，继又宽厚地一笑：“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我们最终不是被斯大林所吞并，就是被美国所侵占。”
“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死胡同可言了。”我乐呵呵地说，“再担心也无济于事；那些以写作为乐的人尽管去写好了。”
“要是没有任何人读您的东西，还硬要去写，是多么愚蠢的游戏啊！”
“当一切全都完蛋，也就只好玩耍愚蠢的游戏了。”
斯克利亚西纳不再作声，接着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就某种局势而言，不利的因素总归要少一点吧。”他俨然在交心。“要是苏联获胜，那没什么可说的，必定是文明的末日和我们所有人的末日。若是美国获胜，那灾难可能不那么严重。假如我们得以把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强加给美国，得以保留我们的某些观念，那么也许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他们有一天会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重新建立联系：但必须考虑彻底调动我们的一切可能手段。”
“别对我说什么一旦发生冲突，您希望美国获胜！”我说。
“不管怎么说，历史的发展必将导致无阶级社会的产生。”斯克利亚西纳说，“这只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了。为了生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们的幸福，我热切地希望革命爆发在美国而不是在苏联统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国统治，我似乎预感到革命将出奇地缓慢，将迟迟不能爆发。”我说。
“那您想象革命将由斯大林分子发起啰？革命，在1930年前后，它在法国确实美好。可在苏联，我向您担保，革命就不那么美好了。”他耸了耸肩膀：“你们是在给自己预备到时将惊诧莫名的荒诞事；等到了苏联人占领了法国的那一天，你们准会开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时就太晚了！”
“被苏联占领，连您自己也不会相信吧。”
“遗憾呐！”斯克利亚西纳说，继又叹息道：“说来说去，还是算了吧，让我们乐观些吧，假设欧洲有它自己的良机吧，只有通过每时每刻的不懈战斗，才可能拯救欧洲。决不能各自只为了自己工作。”
我这下倒无言以答了。斯克利亚西纳所希冀的一切，仅仅是要法国作家保持缄默，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他的判断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他那悲切的声音引起了我内心的反响：“我们将怎么生活？”自晚会一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像针刺一样，痛苦地缠绕着我。它已经出现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了？
斯克利亚西纳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着我：“两者必居其一：像迪布勒伊和佩隆这样的人要么重新正视现实，投入到行动中去，那就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要么自欺欺人，硬要继续写作：他们的作品必定脱离现实，毫无前途。这种作品岂不就是盲目之作，只能像亚历山大①体诗歌一样让人伤心？”
①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诗人。着有诗体论文《批评论》。
遇到一个滔滔不绝地议论世界和他人，同时又不断抬高自己的对话者，交谈真是困难。我实在没有把握不伤他，但我还是开了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