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夜里，蛤蟆的歌声不断潜入我们的房间；清晨，千万只小鸟在啁啾鸣唱。当我们步入古城墙时，惟见我们俩人。刘易斯向神殿跑去，我小步跟随着他。此时，我的心里比初到尤卡坦时还更慌乱。至此，对我来说，古代一直与地中海相混淆。在古卫城上，在古广场上，我曾毫不惊诧地凝视着我自己的历史，可这儿的一切无法将奇琴伊察与我的历史联系起来。八天前，这座用鲜血染红的石块筑成的巨大几何形神殿，我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可现在，它就高高地耸立在这里，默默无声，以其整齐的建筑和狂热的雕塑沉重地压迫着大地。一座座神殿，一座座祭坛，印在年历画上的竞技场，千柱集市场，接着又是一座座神殿，殿角整饬分明，浮雕神奇荒唐。我用目光搜索着刘易斯，瞥见他高高地挺立在大金字塔尖。他挥着手，显得很小很小。石阶陡峭，我瞧也不瞧自己的双脚一眼，两只眼睛直盯着刘易斯，一步步拾阶而上。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我也在自问呢。”
越过古城墙，可见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丛林，丛林间点缀着金凤花的火红色。没有一块农田。我问道：“可他们在哪里种玉米呀？”
“学校到底教您什么了？”刘易斯以自负的口吻说道：“播种季节，他们烧掉一块丛林；收获后，树木很快便又长起，再也看不到被烧的痕迹。”
“您从哪儿得知的？”
“噢！我生来就知道。”
我哈哈大笑起来。“您撒谎！您是从哪本书上学来的，肯定是昨晚趁我睡着时读的书。不然，您昨天在车上就会对我说的。”
他一副笨拙的神态：“可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哪怕一些琐碎小事，您总能揭穿我。对，我昨天晚上在旅店找到一本书，我想对您炫耀炫耀。”
“那就对我炫耀吧。您还知道些什么？”
“玉米自己生长。农民一年用不了劳动几个星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时间建造了这么多的神殿。”他突然口气激烈地补充道：“您设想一下那种生活！啃着玉米饼，搬运大石块，头顶着这种太阳！日复一日地吃饭、流汗，流汗、吃饭！人类作出的牺牲，不仅仅如此，这还不算是最悲惨的。想想那千百万不幸的人们，军阀和教士把他们当作牛马来使唤！这是为什么？是出于愚蠢的虚荣！”
他充满敌意地凝视着这些金字塔。过去，它们一座座全都伸向苍穹，如今在我们眼里却好似重压着大地。我并没有因为他愤怒而愤怒，也许是因为我从来就不屑为了填饱肚子而去流血流汗，也许是因为这所有的灾难已经早已属于过去。但是，我已经不能像十年前那样毫无感慨地陷入对这一死灭的美的静观之中。这一为了其建筑而牺牲了多少人性命的文明并没有留下什么；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残酷，更令我愤慨的是它的贫乏。如今只有一小撮考古学家和美学家对这些遗迹感兴趣，游客们也是不由自主地一个学着一个将它们摄入自己的照相机镜头。
“我们下去怎么样？”我问道。
“怎么下去？”
支撑着平台的基墙仿佛是四条垂直的线，其中一堵墙饰着光与影，谁也想不到可在上面落脚。刘易斯哈哈笑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跟您说过只要离开地面两米高我就晕得可怕吧？我不知不觉地登上了顶部，可再也没办法下去了。”
“怎么也得下！”
刘易斯朝平台中央退去：
“不行。”
他重又微微一笑：“十年前在洛杉矶我饿得要死，我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家工厂烟囱的顶部抹灰泥。别人用一只筐子把我吊了上去，我在上面整整呆了三个小时，怎么也没有勇气从里面爬出来。他们只得再把我放下来，我又两手空空走了。后来两天，我可一点儿东西也没有吃到。您相信吧！”
“您会眩晕，真怪！”我说，“您见识那么广，什么都经历过，我以为您胆子大着呢！”我向石阶走去：“有一家子美国人正准备上来，我们下去吧！”
“您不害怕。”
“我害怕。”
“那就让我在您前面走。”刘易斯说。
我们手牵着手，侧着身子往下走，当我们来到底部时，浑身尽是冷汗。一位导游正在给一组游客介绍玛雅精魂之奥秘。我喃喃地说：“旅游多有意思啊！”
“对，是很有意思！”刘易斯说道。他拉着我：“咱们回去喝一杯。”
下午天气酷热，我们在客房门前的吊床上打了个盹。过了一会儿，像是条件反射似的，我突然好奇心十足，朝森林扭过头去。
“我多么想到那林中去转一圈。”我说道。
“为什么就不行呢？”刘易斯说。
我们突然置身于丛林湿漉漉的岑寂之中，没有一个游客；一些红蚂蚁驮着尖尖的草根成群结队地朝着无形的大本营行进；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一群群蝴蝶马上四处飞开，有粉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还有黄色的；藤中的积水一滴滴落到我们身上。遥远处，在小径的尽头，不时可见一座座神秘的荒冢，无论是神殿，还是宫殿，早已成为废墟，无不葬身于乱石之中；有的被掘了一半，可荒草已把它们整个儿淹没。
“好似谁也没有来过这儿。”我说。
“对。”刘易斯毫无热情地说。
“瞧那小径的尽头，是一座大神殿。”
“对。”刘易斯又哼了一声。
这是一座十分宏伟的神殿。金色的蜥蜴在碎石中暖着身子；雕塑已经面目全非，惟有一条巨龙露着狰狞的面目。我指着龙对刘易斯说：
“您看见了？”
“我看见了。”刘易斯说道，脸上仍然死气沉沉。
他突然飞起一脚，朝龙头踢去。
“您在干什么呀？”
“踢了它一脚。”刘易斯说。
“为什么？”
“我讨厌它瞧着我的那副样子。”刘易斯在一块崖石上坐了下来，我问道：“您不愿围着神殿转转？”
“您自个儿去吧。”
我围着神殿转了一圈，可我心不在焉，只见到一块石头垒着一块石头，没有任何意义。我回到刘易斯身边，他一动不动，脸上那般茫然，仿佛已经脱离了自己。
“您看够了吗？”他问道。
“您想回去了？”
“如果您已经看够了的话。”
“看够了。”我说，“咱们回去吧。”
夜幕降临了。最早飞出的黄萤已经隐约可见。我焦虑不安地暗自在想，总的说来我对刘易斯还很不了解。他是多么憨直、诚挚，以致我觉得他有点儿傻！可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当他飞起那一脚时，样子并不善良。他眩晕，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默默地行走着，他在想谁呢？
“您在想谁呢？”我问道。
“我在想芝加哥的家。我离家时灯没有关，路人准会以为里面有人，可根本就没有人。”
他声音中隐含着凄楚。
“您为在这儿呆着感到遗憾吗？”我问道。
他淡淡一笑：“我真在这儿吗？真有意思，您就像是个孩子，一切在您看来都是真实的，可这一切我觉得像是一个梦：一个被另一个人梦见的梦。”
“可这明明是您，是我。”我说道。
刘易斯没有答腔。我们走出了丛林，天已全黑。天上，古老的星座乱七八糟地横陈在散乱的新星之间。一瞥见客栈的灯光，刘易斯微微一笑：“终于到了！我刚才感到自己失落了！”
“失落了？”
“那些遗迹是多么古老！太古老了！”
“我倒十分喜欢失落的感觉。”我说。
“我可不喜欢。我过去失落的时间太久了，以为再也无法寻回失去的自我。而今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他声音中充满着挑衅，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威胁。“有时要善于失去自己，”我说，“如果不冒险，就一无所获。”
“我宁愿一无所有也不愿去冒风险。”刘易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道。
我理解他，他历尽了多少艰难才获取了这一点安宁，自然要不惜一切地加以维护。然而，他却是多么不顾一切地爱我。难道他会因此而感到后悔吗？
“您刚才踢那一脚，是因为您感到失落的缘故吗？”我问道。
“不是。我不喜欢那种动物。”
“您当时显得可真像个凶神恶煞。”
“我就是这副样子。”刘易斯说。
“跟我可不这样。”
他莞尔一笑：“跟您很难那样。去年我试过一次，您马上哭了。”
我们走进了属于我们俩的房间，我问道：“刘易斯，您不责怪我吧？”
“责怪什么？”他问道。
“我不知道。什么都责怪，也什么都不责怪。责怪我拥有两个生命。”
“要是您只拥有一个，那就不会在这儿了。”刘易斯说。
我不安地看着他：
“您责怪我？”
“不。”刘易斯答道，“我不责怪您。”他把我紧紧地贴在他身上：“我要您。”
他猛地掀起蚊帐，把我扔到床上。当我们一丝不挂紧贴着身子时，他声音快活地说道：
“这是我们最美妙的旅行！”
他神色一亮，再也不感到失落了。只要在我的身上，他怎么都舒服。我内心的不安也荡然无存。我们在对方的怀抱里所获得的安宁与欢乐会比任何一切都要强大。
四处闲逛，周游世界，以亲眼目睹不复存在的和与您无关的一切，这是一种十分不光彩的行动。对此我与刘易斯都持同样看法，但尽管如此，旅行仍然给了我们莫大的乐趣。在乌斯马尔，正值星期天，印第安人在神殿的阴影处打开了野餐用的食品篓子；我们跟着一帮身着长裙的女人，手扶着铁索登上早已被损坏的石阶。两天后，我们飞越了饱饮雨水的丛林；飞机高高地升上天空，再也没有下降；是腾起的地面前来迎接我们，它献给了我们一个静卧于绿色丛中的蓝色大湖和一座平整四方如小学生作业本的都市：危地马拉。城中，贫困破旧的街道，两边尽是低矮的长条房屋，集市场上倒是一片欢腾，农妇们赤裸着双脚，衣衫褴褛，头顶着一篓篓鲜花和水果。安提瓜旅店的花园里，一簇簇红花、紫花和蓝花垂挂在树枝上，遮没了墙壁。大雨疯狂地倾泻，雨点又密又热，一只被缚的鹦鹉啼叫着在架子上上蹦下跳。在阿蒂特兰湖畔，我们睡在一座带有游廊的平房里，四周生长着高高的石竹；一艘游轮把我们送到了圣地亚哥，缠着红色头巾妇人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婴儿们全都用圆圆的兜帽从头到肩罩得严严实实。在一个星期四，我们闯进了奇奇斯特南戈①集市场。广场上到处支着遮篷，摆着货摊；身着绣花紧身上衣和闪色花裙的妇人们在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粮食、面粉、面包、干果、肉禽，也有陶器、提兜、腰带、凉鞋，还有数公里长的面料，那呈彩绘玻璃和陶瓷色彩的颜色是多么漂亮，连刘易斯也兴高采烈地动手去摸。
①游览胜地，位于危地马拉城西北部，因其殖民时期的建筑与丰富多彩的印第安人集市场而著称。
“买下这块红面料吧！”他说，“要么这种有小鸟图案的绿面料。”
“等等。”我说道，“什么都得看一看。”
这种种神奇的珍品中最令人赞叹的，要算有些农妇身上穿着的那种古色古香的“绘绣衫”②。刘易斯指着一件这种古式绣花衫让我看，只见淡蓝色、红色、淡金色柔和地融为一体。我说：“要是卖的话，这我倒想买一件。”
②原文为“huipils”，此处为试译。
刘易斯打量着这位拖着长发辫的印第安老太婆：
“她说不定真卖。”
“我不敢开口问她，再说讲什么语？”
我们继续溜达。一些妇人用手揉着玉米面团，一只只锅里装着一种黄色的荤杂烩，正在火上慢慢地煮着；有几家人正在吃饭。广场的两侧，一边一座白色的教堂，两条石阶直通教堂的入口处。石阶上，一些打扮得像轻歌剧中斗牛士似的汉子在摇晃着香炉。我们透过烟雾向大教堂走去，浓浓的焚香使我回想起我那虔诚的童年时代。
“我们有权进去吗？”我问道。
“他们能对我们怎么样？”刘易斯反问道。
我们进了教堂，我马上被一股馥郁的香味熏得喘不过气来。里边没有椅子，也没有跪凳，不见任何座位。一块石板地面设着烛坛，闪烁着红红的烛光；印第安人相互传递着玉米粒，一边叽哩咕噜地祈祷着。祭坛上陈放着一具木乃伊，上面覆盖着锦缎和鲜花；正对面，是一个高大的耶稣，浑身是血，一脸痛楚的样子，身上挂满了沉甸甸的织品和首饰。
“要能听懂他们说什么就好了！”刘易斯说道。
他看着一位跛脚老人在为一些跪着的妇人祝福。我拉了拉他的胳膊：“出去。这焚香味熏得我头疼。”
当我们走出教堂，刘易斯对我说：
“瞧，我并不认为这些印第安人都很幸福。他们衣着欢快，可他们本身并不快活。”
我们买了腰带、凉鞋和面料。那位身着令人赞叹的绘绣衫的老太婆还呆在原地，可我不敢开口问她。在广场的咖啡一食品杂货店里，几个印第安汉子正围着一张桌子在喝酒，他们的妻子都坐在各自丈夫的脚下。我们要了一些玉米饼，跑堂的给我们送上了食盐和绿色的小柠檬。两个印第安小伙子跌跌撞撞地在他们中间又蹦又跳。他们好像一点也不会玩乐，这样子叫我看了心碎。外面，商贩已开始收拾货摊。他们把陶器垒成构造复杂的一摞摞，背在身后；还有的额头上缠着一根皮带用以固定头上顶着的东西，一溜小跑地离去。
“看看这种样子！”刘易斯说，“他们全把自己当作了牛马。”
“我猜想他们太穷了，买不起驴子。”
“我想也是。可他们如此贫穷，却显得那么心平气和。他们最气人的就是这点。我们回去怎么样？”他接着问道。
“回去吧。”
我们回到旅馆，可他在大门口便离开了我：“我忘了买香烟。马上就来。”
我们房间的壁炉火烧得旺旺的。这座小太阳城所处的地势比法国海拔最高的村镇的地势还更高，夜里很可能变凉。我躺在火苗前，火苗子发出一股喷香的树脂味。这间房子很让我喜欢：粉红色的泥灰墙和色彩纷呈的地毯。我想起了刘易斯，我为能独处五分钟感到高兴，因为这可以使我有机会思念他。显而易见，秀丽的风光不合刘易斯的口味。让他看一看神殿、风景、集市场，他总是很快就看错了对象。他看到的是人。怎样才应该算是一个人，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人，他首先应该不安于天命，要具有自己的愿望，并要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斗争。他本人十分知足，可他激烈反对被别人剥夺一切。他的小说中隐含着某种交织着柔情与残酷的古怪情感，因为他既痛恨压迫者，几乎又同样憎恨过分安于天命的受压迫者。对所有那些至少企图从文学、艺术、毒品，甚至罪恶中寻找个人出路的人们，他都抱有同情，尤其是对那些企图从幸福之中寻求个人慰藉的人。他真正钦佩的是伟大的革命者。他并不比我更有政治头脑；可他深深地爱戴斯大林、毛泽东、铁托。美国的共产党人在他眼里都是糊涂虫和胆小鬼，可我猜想若在法国，他准成了共产党员，至少会去争取。我朝房门扭过头去。他为何还不回来？我渐渐焦虑不安起来。最后，他终于回来了，胳膊里夹着一包东西。
“您到底干什么去了？”我问道。
“我负有一项特殊使命。”
“谁赋予的？”
“我自己。”
“您完成了吗？”
“当然。”
他把那包东西扔给了我，我撕开包装纸，一片青蓝呈现在我的眼前：是一件令人赞叹的绘绣衫。
“这相当脏！”刘易斯说。
我心醉神迷地用手抚摸着那熟巧、多变的绣花图案：“美极了。您怎么弄到手的？”
“我把旅馆的看门人一起叫去了，是他给谈成的。开始要她卖那一件破绣衫，那老太婆怎么也听不进，可后来提出用一件新的换，她便答应了。看她那神气，好像觉得我是个傻瓜。只是弄到手后，我不得不请看门人喝一杯，他马上缠着我再也不松手，一定要去纽约找生财之道。”
我勾着刘易斯的脖子：“您对我为什么这么好？”
“我跟您说过我不好。我这人十分自私。原因嘛，是因为您是我的一小部分。”他把我抱得更紧了。“您是多么温柔可爱。”
啊！在这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的温柔时刻，我们的躯体可真帮了我们的大忙。我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他的肉体为何会这么熟悉而又如此销魂呢？突然间，他的温柔灼烫着我的皮肤和骨骼。我们滚落在地毯上，躺在噼啪作响的火苗前。
“安娜！您知道我多么爱您吗？尽管我很少跟您说，可您也知道吧？”
“我知道。您也知道，对吗？”
“我知道。”
我们的衣服在房间里丢得到处都是。
“我为什么对您欲望这么强烈？”刘易斯问道。
“因为我也那么强烈地需要您。”
他就在地毯上占有了我，接着又在床上与我再次做爱。我久久地躺在他的胳肢窝里。
“我多么喜欢贴在您身上？”
“我多么喜欢您贴着我。”
过了片刻，刘易斯支着一只胳膊抬起身子：
“我喉咙发干。您不是吗？”
“我很想喝一杯。”
他拿起电话，要了两杯威士忌。我穿上了晨衣，他套上了那件白色的旧浴衣。
“这破衣服您早该扔了。”我说。
他紧紧地裹着浴衣：
“决不扔！我等待着它离开我呢。”
他毫不吝啬，可他就恨扔东西，尤其是他的那些旧衣烂裳。来人给我们送上了威士忌。我们坐在炉旁。外面，天开始下起雨来。这里每天夜里都下着雨。
“我多快活！”我说。
“我也是。”刘易斯说。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安娜！留在我身边吧。”
我激动得喉咙眼里突然喘不过气来：“刘易斯！您知道我多么愿意留下！我多么愿意啊！可是我不能！”
“为什么？”
“去年就跟您解释过了。”
我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酒，昔日的种种恐惧与害怕突然间朝我袭来。无论在德丽莎俱乐部，还是在梅里达、奇琴伊察，或在其他地方，我都有过这般恐惧，可都很快抑制住了。我早就预感到这一点。他总有一天会对我说：留下吧。而我却不得不说：不行。到那时将会怎样呢？去年，若我失去刘易斯，我还能从中解脱出来，可如今要失去他，那就等于被活活埋葬。
“您结过婚。”他说，“可您可以离婚。我们也可以不结婚，但可以生活在一起。”他朝我俯过身子：“您是我的妻子，我独一无二的妻子。”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我爱您。”我说，“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可像我这般年纪不可能把过去的整个生活随便抛弃：为时太晚了。我们相见恨晚啊。”
“对我来说可不晚。”他说。
“您真这么认为？”我问道，“若我请您来巴黎定居，您会来吗？”
“我不会说法语。”刘易斯连忙说。
我莞尔一笑：“这可以学。巴黎的生活不会比芝加哥昂贵，再说就一架打字机，也太容易带走了。您来吗？”
刘易斯的脸色阴沉了下来：“我在巴黎无法写作。”
“我想不会吧。”我说道，接着一耸肩膀：“哎哟，如此说来，您到了外国就再也无法写作，您的生活也就失却了意义。我不搞写作，可事物于我来说好像书对您一样重要。”
刘易斯一时缄默不语。“可是您爱我吗？”
“爱。”我说，“我对您的爱至死不渝。”我握住他的双手：“刘易斯，我每年都可以来。如果我们肯定每年都可相见，那就再也没有分离可言，那只是等待。当人们相爱甚深时，可以在幸福中等待。”
“如果您像我爱您那样爱我，那为什么要虚掷我们四分之三的生命去等待？”刘易斯问道。
我犹豫不决。“因为爱情并不是一切。”我说道，“您应该理解我，对您来说也是这样，爱情不是一切。”
我的声音在颤抖，我的目光在苦苦祈求刘易斯：但愿他理解我！但愿他对我保持这份爱，它虽然并非一切，但失去它我将不复存在。
“对，爱情并非一切。”刘易斯说。
他神色犹豫不定地凝望着我。我热烈地说：
“我并不会因为珍惜其他东西就会减少对您的爱。不要责备我。您不要因此而不再那么爱我。”
刘易斯摩挲着我的头发：“我认为要是爱情对您来说就是一切的话，我就不会那么深深地爱您：因为那样的话就不再是您了。”
我的双眼噙着泪花。他接受了我的一切，连同我的过去、我的生活以及我们彼此分开的一切，我们的幸福得救了。我扑进他的怀里：
“刘易斯！要是您不理解我，那我该多么痛心啊！可您理解了我，多么幸福啊！”
“您为什么哭呀？”刘易斯问道。
“因为我害怕：要是失去您，我就再也不能活下去了。”
他碾碎了我面颊上的一颗泪珠：“别哭。当您哭泣时，害怕的是我。”
“现在我哭是因为幸福。”我说，“因为我们一定会幸福。当我们相会之时，我们可以为全年储备幸福。是不是，刘易斯？”
“是，我的高卢小丫头。”他满怀深情地说道。他吻着我湿漉漉的面颊：“真怪，有时您在我眼里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女人，可有时您十足就是个孩子。”
“我想我是个蠢女人。”我说，“可要是您爱我，这无所谓。”
“我爱您，愚蠢的小丫头。”刘易斯说道。
翌日清晨，坐在驶往克萨尔特南戈的车上，我心里喜气洋洋。我再也不恐惧未来、恐惧刘易斯、恐惧言语，我一无所惧。我平生第一次敢于大声谈论计划：来年，刘易斯将在密歇根湖畔租一幢房子，我们一起在那儿消夏；再过两年，他来巴黎，我领他看看法国和意大利……我把他的手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他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我们穿过密林，天下着雨，那般温暖、那般芬芳，我垂下了窗玻璃，让自己的脸庞尽情感受。一些牧人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经过，他们身上都穿着草衣，背上仿佛驮着茅草屋顶似的。
“我们真的处在海拔四千米高度？”刘易斯问道。
“据说是。”
他摇摇头：“我不相信。不然我准眩晕了。”
远处，那高原如同冰川一般高峻，树木郁郁葱葱。从前我总觉得这像奇迹一般令人难以置信，而今我亲眼目睹了，它们变得如同法国的牧场一样自然。确实，这危地马拉高原，连同它那沉睡的火山、湖泊、牧场和那迷信的农夫，与奥弗涅山区颇为相似。我对这一切渐渐开始感到倦怠，可两天后我又很高兴地下山前往海滨。多么美妙的下山旅行啊！拂晓时分，我们抖抖索索地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路边是空气清新的牧场。渐渐地，早落性植物不见了，出现了一片片灰蒙蒙的植物，似海浪般高低起伏，那叶子硬邦邦的，如同上了釉一般。高山牧场披挂着晶莹的白色露珠，山脚下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安达卢西亚人村寨，村前村后长满了木槿属植物，盛开着叶子花。转了几道急弯之后，我们又穿过了几条并行的山道，最后置身于一片片香蕉种植场中。只见到处散落着一座座茅草小屋，一些印第安女人裸露着乳房在周围溜达。莫扎特南戈车站是一片集市，一些妇女坐在铁轨上，身边摆着裙子、小包和家禽。远处敲响了钟声，一些雇员开始又喊又叫，随着一阵古老的蒸气声和铁轨声，一列小火车出现了。
我们整整花了十小时才走完了与危地马拉相隔的一百二十公里路程。次日，一架飞机飞越了昏暗的山区和一条灯光闪烁的海岸线，用了五个小时把我们送到了墨西哥城。
“终于见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一座新鲜事不断涌现的城市！”刘易斯在出租车上说道，“我就喜欢城市！”他补充道。
“我也是。”
我们预定了旅馆，旅馆里已经有信件在等着我们。我在房间里坐在刘易斯身边读着来信。如今我已经可以思念巴黎的生活而不至于产生某种行窃的感觉；如今我与他分享着一切，哪怕那些将我们彼此分离的东西。罗贝尔好像心绪颇佳，他说纳迪娜虽然忧伤但却平静，波尔差不多也已痊愈。一切都很好。我对刘易斯微微一笑：
“谁给您写的信？”
“我的出版商。”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想要我生活的详细经历。为了推出那本书，他们打算隆重宣传一番。”刘易斯声音阴郁。我用目光询问着他。
“这就是说您可以赚到大笔钱，是吗？”
“但愿如此！”刘易斯说。他把来信放进口袋：“我得马上给他们回信。”
“为什么要马上回？”我问道。“我们先去看看墨西哥城吧。”
刘易斯哈哈笑了起来：“一只那么小的脑袋！却有两只永远看不厌的眼睛！”
他在笑着，可他那声调中隐含的某种东西令我感到慌乱不安。“要是您讨厌出门，那我们就留下。”我说道。
“那您岂不太遗憾了！”刘易斯说。
我们沿着阿拉梅达大街走去。人行道上，一些妇女在编着巨大的花圈，还有一些女人在悠闲漫步；一家殡仪馆的门楣上欢快地闪烁着“阿尔卡扎尔”几个字；我们走过了一条宽阔的大街，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接着我们又进了几条杂乱不堪的小街小巷。初步看去，墨西哥城很惹我喜欢。可刘易斯忧心忡忡。我对此并不感到大惊小怪。有些事情往往一时冲动就突然决定，可面对一只要收拾的旅行箱或一封信，他常犹豫不决，一愣就是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我任他独自苦苦思索。一回到房间，他便坐了下来，面前铺着一张白纸。他微张着嘴巴，目光呆滞，酷似一条鱼。还不等他写出半个字来，我便昏昏入睡了。
“您的信写好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
“写好了。”
“您怎么那么讨厌写信？”
“我并不讨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啊！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您的一个病人似的。去散散步吧。”
这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漫步。我们登上了高高的大金字塔，乘着饰满鲜花的小船游览，又在哈利斯科大街溜达，参观了可怜巴巴的集市场、舞厅、音乐厅，还在郊区游逛，在一些声名狼藉的酒吧里喝特甚拉白酒。我们还打算在墨西哥呆一段时日，用个把月时间参观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回芝加哥住几天。可是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房间午休，刘易斯突然对我说：
“我星期四必须抵达纽约。”
我诧异地看了看他：“到纽约？为什么？”
“我的出版商要我去。”
“您又收到信了？”
“对，他们邀请我去半个月。”
“可您不一定非得接受邀请。”我说。
“问题正是我不得不接受。”刘易斯说，“在法国也许情况不一样。”他补充了一句，“可这里，一部书就是一桩买卖，如果想要赚钱，那就非得去管。我不得不去见一些人，参加一些集会，接受答记者问。这很没有意思，可情况就是这样。”
“您没有预先告诉他们您在7月份之前没有空吗？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到7月份以后吗？”
“7月份是个不吉利的月份，要等得等到10月才好：可太迟了。”刘易斯烦躁地补充道：“我吊在那些出版商的钩子上过日子已经四年了。要是他们一心想要捞回本钱，我可没有法子阻拦他们。我也一样，如果想继续写我喜欢的东西，我也需要钱。”
“我理解。”我说。
我理解，然而我心里却感到一片空虚，真奇怪。刘易斯又笑了起来：
“可怜的高卢小丫头！只要不遂她的心愿，她就这么一副可怜样！”
我脸霍地红了。确实，刘易斯从来就是想让我高兴。他就这一次关心一下自身的利益，我不该有被耍弄的感觉。他无疑觉得我自私自利，所以他的话声才有点儿咄咄逼人。
“这是您的过错。”我说，“您太宠我了。”我嫣然一笑：“噢！在纽约城一起散散步挺美的。”我说道，“只是一想到要改变我们的计划，我精神上有点儿受不了，况且您事先都没有打声招呼。”
“那要怎么对您说呢？”
“我一点儿也不埋怨您。”我乐哈哈地说，用目光询问着刘易斯：“他们在第一次来信中就对您发出邀请了吗？”
“对。”刘易斯说。
“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您听了会扫兴的。”刘易斯答道。
他那笨拙的神态使我心里发软，现在我方明白他当时回信为何那般艰难，他是想尽量使我们的墨西哥之行能善始善终，而且打定主意，非要达到目的，从而认为没有必要引起我的不安。可惜他失败了。于是他现在便又尽力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我的惋惜感有点儿惹他生气。他这人宁愿气呼呼的，也不愿愁眉苦脸，我理解这一点。
“您完全可以告诉我，我并不那么脆弱。”我满怀柔情地对他微微一笑：“我瞧您太宠我了。”
“也许。”刘易斯说。
我心里又一次感到慌乱。“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我说，“等到了纽约，由我来满足您的一切心愿。”
他笑着看了看我。
“真的？”
“对，真的。轮流嘛。”
“那好，别等到去纽约了，现在就开始。”他抓住我的肩膀：“来遂遂我的心愿吧。”他有点儿挑衅地说。
我第一次在把嘴送给他的同时心里在想：“不行。”可是我向来没有说“不”的习惯，我不会说。要不费力气就改变这种习惯为时已晚。当然，也有过那么两三次，我嘴里说“好”，可心里并没有真正产生欲望。尽管如此，一般来说，我的心总是默认的。可今天情况迥然不同。刘易斯话中有着一股子蛮横的味道，我听了感到气恼。过去，他的言谈举止从来没有引起我的不快，因为那就像他的欲望、情趣与他的爱一般自然；今天，当我投入这番普普通通的亲昵行动时，心里别别扭扭的，觉得古怪、浅薄、失礼。我同时也注意到了刘易斯没有对我说：“我爱您。”他上一次可是什么时候说的？
继后的日子，他一直没有说过这句话，嘴里只挂着纽约。他在1943年去欧洲前在那儿呆过一天，如今迫不及待要故地重游。他希望能在那儿见到几位芝加哥的旧友；还指望许许多多其他东西。未来与过去在刘易斯的眼里比现在要重要得多；我就在他的身边，而纽约远隔千里，然而却是纽约城牵挂着他的心。对此我并不太痛苦，可他那副快乐的劲头不禁使我黯然神伤。难道他一点儿也不留恋我们耳鬓厮磨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类似的情况经历得太多了，我真担心他已经对我感到厌倦；也有可能他对这种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纽约天气炎热。滂沱的夜雨结束了。一大早，天就开始燃烧。刘易斯早早离开了旅馆，我独自在排风扇的轰鸣声中昏睡。我读了点东西，洗了几次淋浴，写了几封信。到了6时，我稍事打扮，便等待着刘易斯。他在7点半钟回到旅馆，一副兴奋的样子。
“我又遇见了费尔顿！”他对我说。
这个费尔顿，他跟我谈了不少，此人夜里当击鼓手，白天开出租汽车，整天整夜吸毒；他妻子干街头拉客的营生，和他一起吸毒。由于严重的健康原因，他们夫妇俩离开了芝加哥，刘易斯不知道他们的确切地址。跟他的经纪人和出版商谈毕后，他便开始寻找他们的踪迹，几经周折，终于在电话里与费尔顿接上了头。
“他在等着我们。”刘易斯说，“他要领我们去看看纽约城。”
我更喜欢与刘易斯独自消受夜晚，可还是激动地说：“见识见识纽约城，我挺高兴的。”
“以后他还会带我们去许多没有他便无法发现的地方。那些地方，您的那些精神分析专家朋友肯定没有给您展现过！”刘易斯快活地说。
外面，天气潮湿闷热。在费尔顿的那间小顶楼上就热上加热了。费尔顿身材高大，但脸色苍白，他使劲摇晃着刘易斯的双手，笑得很开心。实际上，他并没有让我们领略纽约城的多少东西。他妻子把两个小伙子领到了家中，还带了许多罐啤酒。他们一罐接着一罐地喝着酒，一边议论着一些我素不相识的人物，这些人有的刚刚被投入监狱，有的不久就要出狱，有的正在四处寻找上下打点的办法，有的已经找到后门。他们还谈论贩卖毒品以及在本地警察身上需要花多少钱等一些事情。刘易斯听得十分开心。接着我们去第三大道的一家小酒店吃了猪排，然后他们又继续长时间地谈天说地。我实在厌倦，感到十分沮丧。
后来几天，我的心境一直不好。有一点我绝没有看错，一到纽约城，刘易斯便感到了几分失望。他不喜欢这儿的人们强迫他接受的生活方式，讨厌那些时髦的社交活动和宣传广告。他毫无兴趣地去参加午宴、晚会、鸡尾酒会，回来时更是闷闷不乐。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刘易斯有气无力地建议我陪他参加活动，可今年，毫无结果的相聚我并不感兴趣，甚至连与旧友重逢也不乐意。我独自漫步街头，心里很不踏实；天气酷热，脚下的柏油在融化，我不一会儿便浑身是汗，为刘易斯而感到烦闷。最糟糕的是当我们相聚时，也提不起快乐劲来。刘易斯讨厌说那些令人厌倦的聚会活动，而我又没有任何东西可谈。于是俩人便去影院，还看了一场拳击比赛和一场棒球比赛，而且费尔顿也经常陪我们一起前往。
“您对费尔顿没有多少好感，是吗？”有一天刘易斯问我。
“主要是我对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对我也一样。”我说道，两只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刘易斯：“您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是扒手就是吸毒者，要么就是拉皮条的？”
刘易斯一耸肩膀：“我觉得他们一个比一个有趣。”
“您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吸毒的欲望？”
“噢！没有！”他匆忙说，“您很清楚，对所有危险的东西我都喜欢，可敬而远之。”
他是在打趣，可说的是实话。凡是有危险的、无节制的或不合乎常理的东西都让他着迷；可他却打定主意不冒险、有节制、合情合理地生活。正是这一矛盾常常使他焦虑不安、犹犹豫豫。他对我的态度中莫非也有这种矛盾的表现？我忐忑不安地暗暗自问。刘易斯曾经无所顾忌、狂热地爱过我。他现在是否追悔莫及？反正我再也不能欺骗自己，近段时间来他变了。
这天晚上，他进房间时显得格外高兴。下午他为一家电台录了答记者问，我担心情况再糟不过了，没料到他乐呵呵地亲了我：
“赶快修饰一下！我要与杰克·默里共进晚餐，您跟我一道去。他渴望与您结识，我也希望您与他认识一下。”
我没有掩饰失望的心情：“今天晚上？刘易斯，难道再也不能就您我俩人在一起度个夜晚？”
“我们早早就与他告辞！”刘易斯说道。他掏出皮夹克口袋中的东西，放在桌上，从衣橱中拿出那套新的衣服。“对一个作家产生好感，这事可不常有。”他说，“如果我说默里准能惹您喜欢，您可以相信我。”
“我相信您。”我说。
我坐在梳妆台前，又打扮起来。
“我们是去中央公园的露天餐厅吃晚饭。”刘易斯说，“据说那地方十分美丽，吃得也极好。您觉得怎么样？”
我微微一笑：“我说呀，要是我们俩能早点腾出身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刘易斯一副迟疑不决的神态望着我：“我多么想让默里惹您喜欢。”
“为什么？”
“啊！我们确实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刘易斯声音快活地说，“可无论如何得让他惹您喜欢，不然就不行了！”
我目光不解地询问着刘易斯。
“他在一个小村寨有一幢房子，离波士顿很近。”刘易斯说，“他邀我们上那儿去玩儿，我们愿意玩儿多久就玩儿多久。这要比回芝加哥有意思多了，在芝加哥，天气该比这里还热。”
我心底重又感到一片巨大的空虚：“他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里？”
“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那儿。可别担心。”刘易斯以略显挪揄的口吻补充道，“有一间房子留给我们俩用。”
“可是，刘易斯，这最后一个月的时光我不愿与外人一起度过！”我说，“只要单独与您在一起，在芝加哥再热也心甘。”
“我不明白为什么以相爱为借口两个人就非得日日夜夜厮守在一起！”刘易斯声音粗暴地说。
还不及我答话，他便进了浴室，并关上了门。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跟我在一起真的呆烦了吗？”我焦灼不安地问自己。我穿上一件紧腰宽下摆花边女衫和在墨西哥买的一件窸窣作响的裙子，接着又穿上了金色的凉鞋，一动不动地呆立在房间中央，不知如何是好。他厌倦了？或是什么原因？我抚摸着他丢在桌子上的钥匙、钱包和骆驼牌香烟。我那么爱，可对他为何会如此不了解呢！在散乱的纸片中，我发现了一封带有出版社笺头的信。我打开信笺：亲爱的刘易斯·布洛甘。既然您希望立即来纽约，那好。我们马上着手做好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周四中午见。我像蒙着一层雾，稀里糊涂地读完了全信。可后面写的没有任何意义。您希望立即来纽约，您希望，您……在波尔举行那次幻觉性宴会的晚上，我曾感觉到大地在我脚下旋转。今天感觉更为糟糕。刘易斯并不疯；发疯的是我自己！我瘫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写这封信的时间距离奇奇卡斯特南戈之夜仅仅一周，那天夜里他还说：“我爱你，愚蠢的高卢小丫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炉火、地毯，他那件旧浴衣，击打着窗玻璃的雨水。他说：“我爱你。”这是在我们抵达墨西哥城的前一星期。这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快。那他为什么忽然决定缩短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光？他为何对我撒谎！到底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