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们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在徒劳无益，生活总会摆脱这种困境的。”
“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要么像亚历山大城，要么像斯巴达城邦，不战则败，别无选择。眼下，还是自己多想想这些事情为好。”他带着某种仁义补充说道：“只要事先有思想准备，牺牲就不再痛苦了。”
“我坚信罗贝尔决不会有任何牺牲。”
“我们一年后再谈吧。”斯克利亚西纳说，“一年以后，他要么开小差，要么再也不写作。我不觉得他会开小差。”
“他永远不会放下笔。”
斯克利亚西纳脸上一亮：“赌点什么？一瓶香槟？”
“我什么也不赌。”
他淡然一笑：“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一个样，非得亲眼看到天上那一动不动的星星和路旁的里程碑才信。”
“您知道，”我耸了耸肩膀，反唇相讥道，“那些一动不动的星星这四年旋转得可出奇了。”
“知道。可您还不是坚信不移，法国永远是法国，罗贝尔·迪布勒伊永远是罗贝尔·迪布勒伊，不然，您就会觉得自己没救了。”
“喂，”我开心地说，“您的客观性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我不得不站在您的立场上来理解您：您借以反对我的只不过是主观的信念。”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一丝微笑又使他那两只在审问似的眼睛变得热烈起来。
“您对待事情很严肃，对吧？”
“因事而异。”
“有人事先就跟我说过。”他说道，“不过，我很喜欢严肃的女人。”
“谁跟您事先说过？”
他做了一个笼统的手势，既包括所有人，又不指任何人：“有人呗。”
“他们跟您说了些什么？”
“说您冷淡、严厉，可我不觉得。”
我紧抿双唇，以免再提别的问题。镜子的圈套，我有办法戳穿。可人的目光，这令人昏眩的深潭，有谁能抵挡得住呢？我总是一身黑色，沉默寡言，也不写作，这一切便构成了我的形象，人们有目共睹。我谁也不是。我就是我，这说来容易。可我到底是谁？到哪里去找我？必须置身于所有大门的另一侧。可若是我叩门，他们谁都不会作声。我猛然感觉到我的面孔在焚烧着我，我真恨不得把它撕去。
“您为何不写作？”斯克利亚西纳问。
“书已经够多了。”
“这并非是惟一的原因。”他两只到处搜寻的小眼睛紧紧盯着我，“事实是您不愿暴露。”
“暴露什么？”
“您表面看去十分自信，可心底却极为怯懦。您就属于那种因无所事事而引以为骄傲的人。”
我猛地打断了他的话：“别枉费心机来分析我的心理状态，我对它了若指掌。我是精神分析专家。”
“我知道。”他朝我微微一笑，“最近哪个晚上我们能不能一起吃顿晚餐？在这昏暗的巴黎城，我弄得晕头转向，谁也不认识了。”
我猛然想到：“啊，在他眼里，我倒是长着大腿的。”我掏出记事本。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一起吃晚饭，”我说，“元月3日好吗？”
“好，8点钟在里茨酒吧。行吗？”
“行。”
我感到局促不安。噢！他对我到底持何种看法，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每当我从他人的意识中隐约地看到自己的形象，我总少不了恐慌一阵，可持续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因为我并不介意。此时令我心绪不宁的，是我通过并非属于我的眼睛瞥见了罗贝尔。他真的置身于死胡同？他搂着波尔的腰肢，正带着她旋转，另一只手不知在空中比画着什么。也许他是在给她解释时间的流逝，反正她在笑，他也在笑，不像处于危险之中。若他身处险境，他会知道的：他很少出错，从不欺骗自己。我走到一扇窗洞里，躲在红色的窗帘后面。斯克利亚西纳说了许多蠢话，可他也提出了某些问题，我无法轻而易举地摆脱其缠绕。在那一个个漫长的日子里，我回避了一切问题。人们是多么盼望这一时刻：解放、胜利，我要抓住这一时机，未来的事情明天再考虑总还来得及吧。可是，眼下却考虑起了未来的事情，思忖罗贝尔会怎么想。他的疑虑从不表现为沮丧的神情，而是化为超负荷的活动。难道这些谈话、信函、电话和不知疲惫的工作并不掩盖着某种焦虑吗？他从不对我隐瞒什么，可有时也暂时把某些忧虑埋在自己心底。“再说，”我痛苦地想到，“今天夜里他还对波尔说：‘大家正处于交叉路口。’”他常常这样说，我总出于怯懦而避免赋予这些词句真正的分量。“交叉路口”。可见在罗贝尔的眼里，世界处于危难之中。而对我来说世界就是他：他处于危险之中。当我们手挽着手在熟悉的黑暗中穿行，沿着河畔回家时，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并不足以让我放下心来。他喝了很多，极为开心。当他一连闭门工作几个昼夜之后，哪怕有机会出门走一走，也就成为一件了不起的壮举。今晚的聚会经他一说，如此富于立体感，以致我仿佛看到他像个瞎子似的从中穿越了过去。他呀，简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可我心底却继续在小声自问：战争期间，他充满激情撰写的回忆录，至今尚未完稿，这是为什么？莫非是个征兆？什么征兆？
“不幸的波尔！对一个女人来说，被文学家所爱，这不啻是个灾难。”罗贝尔常常这样感叹。他完全相信佩隆跟他说的有关波尔的一切。
“我担心解放会冲昏她的头脑。”我说，“去年，她几乎再也不作任何幻想，可现在又开始玩弄起狂热的爱情来了，她是在单相思，是独自在玩。”
“她费尽心机，非要让我说时间并不存在。”罗贝尔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她生活中的最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既然现在战争结束了，她希望能寻回过去的时光。”
“大家都这么希望，难道不是吗？”我问道，仿佛觉得自己的声音带着喜悦。可罗贝尔却猛地紧挽着我的胳膊。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没有，一切都很好。”我用轻快的口吻回答说。
“得了！得了！当你拿出贵夫人似的声音，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罗贝尔说，“我敢肯定此时此刻，你脑子里正转得厉害。你喝了几杯潘趣酒？”
“肯定不如您多，再说喝了潘趣酒也无济于事。”
“啊！你承认了！”罗贝尔得意洋洋地说，“是有什么心事，连潘趣酒也无济于事。到底是什么事？”
“是斯克利亚西纳。”我笑着说，“他对我解释说法国知识分子完蛋了。”
“他巴不得这样！”
“我知道。可他说的还是让我发怵。”
“像你这个年纪的大姑娘，遇到一个什么先知，还轻而易举地受影响！斯克利亚西纳，我很喜欢他，他呀，爱折腾，说胡话，不安稳，眼睛四处乱转，可千万不要拿他当真。”
“他说政治一定会把您吃了，您必将不再写作。”
“你相信了？”罗贝尔乐呵呵地问。
“可您的回忆录迟迟不完稿，这是事实。”
罗贝尔犹豫了一下：“这是特殊情况。”
“为什么特殊？”
“在回忆录里，我提供了那么多反对我的武器！”
“正是这样作品才有其价值。”我激动地说道，“一个敢于自我暴露的人，是多么难得啊！说到底，只要他敢这么做，也就胜券在握了。”
“对，等他死了。”罗贝尔说道，继而耸了耸肩膀：“可我现在又重新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我有一大帮劲敌，等这些回忆录发表的那一天，你想象得出他们那副高兴劲儿吗？”
“您的敌人总会找到攻击您的武器，不是这，就是别的。”我说。
“请设想一下这些回忆录一旦落到拉福利、拉舒姆或小郎贝尔的手中，或落到哪个记者的手中。”罗贝尔说。
罗贝尔撰写回忆录时，脱离了整个政治生活，不过问任何前景，断绝了与公众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作品是否会发表。正是这样，他重又体验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无名的作者刚刚踏进文学殿堂时的那种孤独感，在没有方位物指点、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去冒险进取。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作品。我不耐烦地说：
“那么，只要一搞政治，就再也没有权利写感情真挚的作品了？”
“有权利，可不能写引起丑闻的书。”罗贝尔说，“你完全知道，在当今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若非要去讲，就不可能不造成丑闻。”他微微一笑：“说真的，所有有关个人的事情都可能造成丑闻。”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您花费了三年时间撰写那些回忆录，现在往抽屉里一扔，您觉得无所谓吗？”
“我再也不想它了。我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什么作品？”
“过几天再跟你说。”
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罗贝尔：“您觉得挤得出时间写哪部书吗？”
“肯定。”
“噢！我看并不那么肯定：您根本没有一分钟能由您自己支配。”
“搞政治，起步最艰苦，慢慢就顺利了。”
我觉得他说得过分轻松了，紧接着追问道：“要是不顺利呢？您放弃搞那个运动还是停止写作？”
“你知道，我一时辍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罗贝尔挂着微笑回答说，“我这一辈子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够多了！”
我心头一揪：“您前几天还说您的作品尚未完成呢。”
“我始终这么认为，不过可以再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个月？一年？十年？”我问道。
“听我说，”罗贝尔用商量的口吻说道，“天底下多一部书少一部书，这并不那么重要。现在的形势令人欢欣鼓舞，你要明白：左派是第一次手中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也是第一次有可能联合搞一个运动，既独立于共产党人，又不至于有为右派效劳的危险。决不能放过这一机会！我等了它一辈子了。”
“我呀，我倒觉得您的作品事关重大。”我说，“它带给人们的，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至于政治工作，并不是您单枪匹马就可以担当得了的。”
“可惟独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政治。”罗贝尔快活地说，“你应该理解我：警觉委员会、抵抗运动，这很有必要，可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今天，事关创建大业，这更有意义。”
“我完全理解，可您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
“我们向来认为不是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罗贝尔说，“在某些时刻，其他形式的行动更为迫切。”
“对您并非如此。”我说，“您首先是个作家。”
“您完全清楚这不对。”罗贝尔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革命。”
“是的。可您为革命服务的最好手段，是写您的书。”
罗贝尔摇了摇头：“这要因时而异。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取得胜利。”
“要是赢不了胜利，会有什么后果？”我说，“您总不至于真的相信面临着新的大战的危险吧？”
“我不相信新的大战明天就会爆发。”罗贝尔回答道，“可确实必须设法避免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战争的形势：一旦出现这种局势，迟早会动手打起仗来。同时也要避免这次胜利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他一耸肩膀：“在自得其乐地写那些可能谁也不会去读的书之前，必须阻止发生的事情多着呢。”
我猛地在马路中间止住步子：“什么？您也认为人们会对文学不感兴趣！”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罗贝尔说。
他说得确实太轻巧了！我愤愤地说：“看您的样子，好像无动于衷。可一个世界要是没有文学艺术，那肯定凄惨得令人可怕。”
“不管怎么说，目前，还有千百万人，对他们来说，文学等于零！”罗贝尔说。
“是的。可是您总指望这一切得以改变。”
“我始终指望于此。你的看法如何？”罗贝尔说，“问题正是如此，如果世界一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人们必须要经历一个几乎顾不上文学的时期。”
我们走进了工作室，我坐在皮椅的扶手上。是的，我潘趣酒喝得太多了，四壁在我周围旋转。我朝二十年来罗贝尔不分昼夜伏在上面写作的写字台瞥了一眼。现在，他已经年届六旬，如果顾不上文学的阶段持续很久，那他有可能无望看到这一阶段结束的那一天，对此，他不该如此无动于衷。
“得了，您以为您的作品尚未完成，五分钟前您还说就要动笔撰写一部新书：这就意味着还有人读您的书……”
“噢！这绝对可能。”罗贝尔说，“但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他紧挽着我，坐在皮椅上。“这另一种可能性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可怕。”他乐呵呵地补充说道，“文学是为人服务的，而人却不是为文学而生。”
“可对您来说，那太凄惨了。”我说，“假若您不再写作，您就不会有丝毫的欢乐。”
“我不得而知。”罗贝尔说，又淡淡一笑：“我没有想象力。”
（五）
想象力，他当然有。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当他对我说“我的作品尚未完成”时，他是多么焦虑不安。他刻意追求的是这部作品要有分量，能流传后世。尽管他矢口否认，但他首先是一个作家。也许在开始时，他一心只想服务于革命，文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可如今，文学已经成为目的，他为了文学而酷爱文学，他的全部作品就是雄辩的证明，尤其是他再也不愿发表的那些回忆录。他撰写这些回忆录仅仅是为了写作的乐趣。不，事实是他为谈论自己而感到厌倦，而这种反感却不是好征兆。
“可我有想象力。”我说。
四壁在旋转，可我感到十分清醒，比没喝酒时要清醒得多。未喝酒的时候，头脑中步步设防，于是想方设法假装糊涂。突然，我一切全看得一清二楚。战争正在结束：一个再也没有任何保障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罗贝尔的前程没有保证：他很可能放弃写作，甚至他过去的全部作品都可能被虚无所吞没。
“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问道，“事情到底是往好还是往坏的方向发展？”
罗贝尔哈哈大笑起来：“啊！我可不是先知！不过，手中倒是掌握着很多王牌。”他又补充了一句。
“可到底有多少获胜的机会？”
“你愿意我放手大干，还是希望我小打小闹？”
“用不着来讥笑我。”我说，“总可以时不时给自己提提问题吧。”
“我给自己提出了不少问题，你要知道。”罗贝尔说。
他常向自己发问，而且比我更为严肃。我从不付诸行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总是好激动。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可与罗贝尔在一起，我即使错了也无所谓！
“您呀！只提那些您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说。
他重又笑了起来：“是的，正是这样更明智，提其他问题又解决不了大事。”
“这并不成其为可以不提其他问题的理由。”我说道。
“夜已经很深，我们又喝了那么多潘趣酒，你不觉得明晨再谈会更清楚些吗？”罗贝尔问道。
一到明天早晨，墙将不再旋转，家具和摆设将重归其位，整齐有序，我的思绪也将如同往昔，有条有理，我又将重新得过且过，只需看清脚下的路，无需瞻前顾后，心里也不再为这些鸡毛蒜皮、争执不休的麻烦事犯愁。可我被这如此井井有条的一切搅得疲惫不堪。我瞅了一眼迪埃戈坐在炉边时用的坐垫，他常说：“纳粹胜利没有列入我的计划之中。”可后来，他们把他枪杀了。
“脑子里的念头总是过分清楚！”我说，“战争胜利了，这个念头就清清楚楚。哎，那么多人死去了，今天晚上他们都不在场，过得是什么怪节目！”
“可要是心想他们并没有白白死去，总归与认为他们是白白送了性命不一样吧。”罗贝尔说。
“迪埃戈就是白白送了命。”我说，“即使并不是白死又怎么样？”我气呼呼地接着说：“这种一切都在超越自己、向别的事物发展的运动体系对活人来说倒真合适。可是，人死了就是死了，对他们不是超越，而是背叛。”
“并不一定就背叛他们。”罗贝尔说。
“只要忘却了他们和利用他们，就是背叛了他们。”我说，“怀念之情，这也许没有什么用处，要么就再也不是真正的怀念。”
罗贝尔犹豫了片刻，“我想我是生来就不善于怀念的。”他神色困惑地说，“对我无法解答的问题，对我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不太关心。我并不是说我就有道理。”他补充说道。
“噢！我也不是说您有错。不管怎样，人死了就是死了，我们呢，还活着，再怀念也无济于事。”
罗贝尔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那就不要自寻烦恼了。你知道，我们也都会死的，这也就使得我们与他们十分相近。”
我抽回手。此时此刻，任何情爱我都厌恶。我不想得到安慰，我还不愿意。
“啊！真的，您那可恶的潘趣酒搅乱了我的心。”我说，“我要去睡觉了。”
“去睡吧。明天，提什么问题随你的便，甚至那些无济于事的问题也行。”罗贝尔说。
“那您呢？您不去睡？”
“我想我还是去冲个淋浴，再工作一下为好。”
“显然，罗贝尔抵御怀念之情的能力比我要强。”我躺在床上暗自思忖，“他忙于工作，四处活动，因此对他来说，未来比过去要更实在。他写道：自己力所不及之事以及不幸、失败、死亡等等，一旦让它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获得其应有的位置，他就感到无所牵挂了。可是我，我别无他法，我所失去的，再也无法觅回，我的背叛行为，任何东西都无法赎回。”我突然开始哭泣起来。我想：“在哭泣的是我的眼睛，而他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惜用的不是我的双眼。”我流着泪水，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孤独无援，独自经受着内心的痛苦和恐惧。我终于昏昏入睡，梦见我已经死去。我猛然惊醒，恐惧始终存在，一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在与它搏斗，可它依然存在，死神继续在游荡。我开了灯，可马上又灭了灯，如果罗贝尔发现我的门扉下有亮光，他准会惊恐不安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今天夜里，他无法给我帮助。当我想和他谈谈他自己时，他回避了我的问题，他知道自己身处险境。正是为了他，我才感到恐惧。迄今为止，我对他的命运始终充满信心。我从未试图安排他的命运，因为事无巨细，都是由他作出安排。我与他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就仿佛生活在我自己心中，从来没有任何隔阂。可突然间，我再也没有信心，我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罗贝尔再也不是恒星、路标，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年迈六旬的老人，身体虚弱、易病，失去了过去的保护，又面临着未来的威胁。我两眼睁得大大的，背靠着枕头。我必须想方设法拉开一定距离，以便更好地看清他，仿佛在这二十个春秋，我未曾毫不犹豫地爱过他。
要这样做，并非易事。曾有过一段时期，我远远地望着他，可那时我年纪太轻，看他时距离拉得太远了。一些同窗好友在索邦学院把他指给了我，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话中交织着钦佩与愤慨。人们私下传说他酗酒、逛妓院。若真是如此，对我倒更有吸引力。我儿时笃信宗教，这给我留下了副作用。在我看来，罪孽是上帝不存在的可悲的表现，倘若有人告诉我迪布勒伊强奸少女，我准会把他奉为一种圣人。可惜他的恶癖微不足道，而他取得的过多的荣誉却惹我恼怒。我开始听他授课，并暗自发誓，一定要把他当作一个虚假的伟人。他显然不同于其他教授，来时像阵风，总要迟到四五分钟。一开始，他的两只狡黠的大眼睛少不了先审视我们一阵，然后开始授课。他的声调忽而和蔼可亲，忽而咄咄逼人。他一副粗暴的面孔，声音猛烈，经常纵声大笑，我们有时觉得他带有几分疯狂，这一切之中无不蕴藏着某种挑衅。他身着十分洁白的衬衣，双手干干净净，脸刮得无可挑剔，因此，他穿的茄克衫、毛线衣和肥大的鞋子更显得有伤大雅，而不是因为马虎所能原谅的。他喜欢的是舒适而不是体面，即无拘无束，而这在我看来是故作姿态。我读过他的小说，可不大喜欢。我期待的是这些小说能给我某种令人激奋的启示，可它们给我讲述的却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平平庸庸的情感和一大堆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琐事。至于他授的课，确实很有趣，这我同意，可说到底，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独到之处。他总是那么自信，使得我无法抵挡内心的欲望，恨不得驳斥他一番。噢！我也坚信真理属于左派，打从我孩提时代起，我就觉得资产阶级思想散发着某种愚蠢和虚假的气息，散发着一种极为难闻的臭味。后来，我在《福音书》中得知人是平等的，人人皆兄弟，对此，我坚信不疑。只是由于我的脑子里长时间来灌输的都是绝对的东西，因此依我看，苍穹的虚无使任何道德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迪布勒伊却想象尘世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希望。我在第一篇论文中就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革命，好吧，”我写道，“可后来结果如何？”一个星期后，在下课的时候，他把作业还给了我，对我大加讽刺。我的绝对观点据他看是一种不能面对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梦想。我无力与他抗争，他自然大获全胜。可这证明不了任何问题，我直言不讳地跟他挑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星期，我们重又开始辩论，这一次，他想方设法说服我，而不是压服我。我不得不承认私下交谈时，他丝毫没有把自己视作伟人的架势。此后，每次上完课，他常常主动与我交谈，有时还一直陪我到门口，路上尽绕远儿。后来，下午和晚上，我们一起外出，既不谈论道德，也不谈论政治，任何高深的话题概不涉及。他经常给我讲故事，但更多的是带我去游玩，他向我展现了街道、公园、河畔、运河，领我观看了墓地、市郊贫民区、货场、空地、小酒店和巴黎城中我不熟悉的角角落落。我发现许多我自以为已经了解的事物却看也没有看过。经他一指点，一切都获得了无穷的意义，无论人们的面孔、声音、服饰，还是一棵树、一张布告、一块霓虹灯招牌或其他任何东西。我趁机重读了他的小说，这才恍然大悟，以前根本没有读明白。迪布勒伊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他心血来潮，仅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而去写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一合上书，人们立即会感到心头震动，激起愤怒、厌恶和反感，迫切需要事物发生变化。读了他作品中的某些段落，人们会把他视为一个纯粹的美学家：他对词语有独特的鉴赏力，对诸如阴天下雨、天空晴朗、爱情纠纷、偶然的事故等等有着一种天真无邪的兴趣，只不过并不就此止步不前；您会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发现已置身于那些人物之中，似乎他们之间的任何问题都会与你休戚相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如此强烈地要他继续写作。通过我自己的感受，我明白了他带给读者的是什么。在他的政治思想和诗人般的激情之间，并不存在距离。这是因为他非常热爱生活，以致他希望人人都能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也正是因为他热爱人，所以属于人的生活的一切都使他充满激情。
我重温他的作品，倾听他的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我对此是那么专心致志，以致我从未想到自问一下他到底为什么喜欢与我交往。此时，我已经无暇顾及发生在我自己心间的一切。一天夜晚，当他在卡鲁塞尔公园把我搂到他的怀里时，我竟气愤地说：“我只拥抱我将爱上的男子。”他平静地回答我说：“可您爱我！”我很快明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之所以对此毫无察觉，是因为这来得太快了；只要有了他，一切的发展都是那么迅速，首先制服我的甚至就是这一点。其他的人是那么拖沓，生活是那么缓慢，而他却和时间赛跑，冲击一切。打从我明白已经爱上他那一刻起，我便满怀激情地紧跟着他，令人不胜惊讶的事情目不暇接。我懂得了人们可以没有家具摆设，不需时刻表而生活，中午可以免去午饭，夜里可以不需睡觉，而下午则可以睡大觉，在树林子和在床榻上一样可以享受云雨之欢。成为他怀抱中的一位女子，这在我看来既简单又欢快，当欲望使我惊恐不安的时候，他的微笑使我心宁。我的心头笼罩着一丝阴影：假期临近，一想到分离，我就感到害怕。罗贝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莫非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向我提出结婚？可当时，我脑子里甚至从未掠过这种念头，我才十九岁，觉得被心爱的男子所爱和被尊敬的父母和万能的上帝所爱一样自然。
“可我爱你！”后来过了很长时间，罗贝尔这样回答我说。出自他的嘴里，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年前，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时，他爱过我吗？还有那一年，他难道没有可能选择另一位女人以减轻因没有参加行动而造成的痛苦吗？这些问题微不足道，别提了。可以肯定的是，他狂热地希望我能幸福，而他的希望没有完全落空。至此，我并没有不幸，没有，但也并不幸福。我身体健康，也有欢乐的时刻，但极大部分时间都在忧伤中度过。愚蠢、谎言、不公、痛苦，在我的四周，是一个漆黑一团的混沌世界。这一个又一个星期，一个又一个世纪，日日重复，无处归宿的时光，是多么荒谬！生活，就是在四十或六十个年头里，在虚无中踯躅，等待着死亡。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那么勤奋地学习，惟有书本和思想经受得住考验，在我眼里，惟有它们真实可信。
多亏罗贝尔，思想才降临到人间，地球变得像一部书那样完整统一，这是一部恶始而将善终的书。人类总是向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历史也有着它自己的某个方向，我的命运也是如此。压迫和贫困有可能自生自灭，邪恶已被战胜，丑闻已被扫除。苍穹在我头顶重又合拢，昔日的恐惧在我心头消失。罗贝尔并不是只凭大道理使我挣脱了困境，他向我表明了只要活着，生命就可自我满足。对于死，他毫不在乎，他的活动并非只是消遣，他爱其所爱，求其所求，对任何东西都不逃避。总而言之，我惟一的要求，只是能与他相似。如果说我提出了生活的问题，那主要原因是我在家中感到厌倦。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厌倦。罗贝尔以他对未来的设计，从一片混沌之中创造了一个充实的、秩序井然的、纯净的世界，而他所设计的这一个未来便是：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惟一的问题，是要从中赢得我自己的立身之地，成为罗贝尔的妻子，这满足不了我，在嫁给他之前，我从未考虑过当妻子的生涯。此外，我一分钟也未打算过积极从政。在这个天地里，理论可以激起我的热情，我也有着某些强烈的情感，可实践令我望而生畏。我必须承认我缺乏耐心，革命正在进行，可它发展如此缓慢，迈着如此迟疑不决的小步！对罗贝尔来说，只要一种解决方法比另一种可行，那它就是好的，他总把最小的祸当作福。他自有道理，这毋庸置疑，可我似乎还未彻底消除我那些绝对化的旧梦：这满足不了我的愿望。继后，前途在我眼里显得十分遥远，我难以对尚未降生于世的后人发生兴趣，我更渴望救助眼下那些尚活着的人们。为此，这救生的职业一直诱惑着我。噢！我从未想过可以从外界给某人带来预先设计的希望。但是，使人们失去幸福的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要帮助人们从中解脱出来。罗贝尔给了我鼓励，在这方面，他与正统的共产党人有着区别，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精神分析的运用有可能得到有益的效果，也许在阶级的社会里仍能发挥其作用。他甚至觉得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重新考虑传统的精神分析是一项令人神往的工作。事实上，这确实激起了我的热情。我的日子与在我身边旋转的地球一样充实。每日清晨，都伴随着头一天清晨的欢乐；每日夜晚，我心头重又觉得充盈着各式各样的新鲜事。年仅二十岁，就从心爱的人手中获得一个世界，这是多好的运气！在这个世界中赢得其应有的位置，这又是多好的福气！罗贝尔也成功地完成了关键的一步：他使我免于孤独，但却没有剥夺我的清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我有自己的友情、自己的乐趣、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忧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沉浸在某人怀抱的温情之中消受夜晚，或像今天一样，如同少女似地独处闺房，度过黑夜。我望着墙壁和门扉下的光线：我曾多少次感受到这份甜蜜，我沉睡着，而他就在我声音可及的地方工作。早在很多年前，我们之间的欲望就已经衰退，可是我们如此紧密相连，躯体的结合已经无关紧要，放弃这种结合，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我仿佛觉得这是战前的某个夜晚，这种令我夜不能寐的焦虑心情并不是新添的。世界的前途往往漆黑一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死神为何又来游荡？它继续在徘徊，到底是为什么？
多么固执的荒诞！我感到耻辱。这整整四年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坚信战后我们将重新寻回战前的时光。就在刚才我还对波尔说：“现在，又重新与过去一样了。”现在，我又试图告诉自己：“过去，与现在完全一样。”可是，并不一样，我是在撒谎：不像过去，从今之后将永远不再像过去。以前，即使最令人担忧的危险，我也胸有成竹，肯定能从中解脱出来，罗贝尔必定能摆脱危险，他的命运给我保证了世界的命运，反之亦然。可是，现在有着那么一个痛苦的过去，怎能还对未来充满信心？迪埃戈死了，死去的人太多了，丑恶又回到世间，幸福一词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的四周，重又是混沌一片。也许世界最终能摆脱危机，可要等到何日？两三个世纪，这太漫长了，属于我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万一罗贝尔的一生在失败，怀疑与绝望中结束，那这一切再也无可挽回。
他在工作间里轻轻走动，他在阅读，在思索，在制订计划。他会成功吗？要不然，后果如何？没有必要往最坏处想，谁也没有把我们吃掉，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再属于我们的历史中盲撞。罗贝尔已经沦落到一个被动的见证人的角色，他将如何了却自己的一生？我知道革命对他已经铭心刻骨到何种程度，革命是他心中的绝对存在。他的青年时代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是在昏暗的小屋子里长大的，从小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岁月中，社会主义是他惟一的希望。他信仰社会主义，并非因为宽厚，也并非逻辑使然，而是出于需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像他父亲一样当一个活动家。尽管他经历了1914年的极端的失望，继而在图尔代表大会①两年后与加香②分道扬镳，而自己又无能为力，难以在社会党人中重新激起昔日的革命热情。但这一切远没有使他脱离政治，他一有机会，就重又投入政治活动，眼下，他比任何时刻都充满激情。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暗暗对自己说，创作源泉永不会枯竭的。我们婚后的那几年里，他没有从事别的活动，创作极丰，并自得其乐。或是，他首先是个作家吗？我尽量让自己这么想，直至今天夜里。我还从来没有胆量窥听他内心独自的对话，我再也不对我们的过去那么自信了。他之所以那么快就希望要个孩子，那无疑是因为我不足以充分证明他的存在，或许他是在寻找一种报复，以回报他再也控制不了的未来。对，这一做父亲的欲望在我看来很说明问题。我们去布津埃旅行的凄惨气氛也意味深长。我们漫步在布满他儿时足迹的大街小巷，他领我观看了他父亲执教的学校和他九岁时在里面聆听多列士讲话的那座昏暗、低矮的房子；他向我讲述了他初次接触日常的烦恼和毫无希望的工作时的情景；他讲得太快了，咬词也太过分，可突然，他颇带不安地说：“一切都未改变，可我却在写小说。”我只想把这看作是一时的冲动，罗贝尔生就性格开朗，我很难想象得出他会产生严肃的怀旧之情。可是，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之后，他整整一个时期，忙于组织警觉委员会。我发现他完全可以更开心些，可我不得不承认事实：从前，他是在勉强地控制自己。他一旦感到无能为力，陷入孤独的境地，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写作，更是如此。1925年和1932年期间，他一边拼命强压心中的烦躁，一边写作。是的，情况正是这样。可与从前迥然不同，他仍然与共产党人和某些社会党人保持联系；对工人的统一和最终的胜利存有希望。我清楚地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多列士的那句话：“未来的人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最富于生命力的人。”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建设未来，未来的人一定会阅读，正因为如此，他才勤于写作。面临一个死路一条的未来，这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假若他的同代人再也不听从他的话，假若后代再也不理解他，他惟一的出路就是沉默。
①法国社会党于1920年12月25日至31日在图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拥戴者分成两派，彻底决裂。
②加香（1869～1958），著名的法国政治活动家，曾任《人道报》编辑部主任，法共政治局委员。
那该怎么办？他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沦为渣滓的活人，这令人可怕，可还有更坏的命运，那便是舌如打结，不能讲话。那还不如干脆死了为好。我难道会有巴不得罗贝尔死去的那一天吗？不会的，这难以想象。他已经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可每次总是化险为夷，他一定会摆脱困境的。我不知会以什么方式，可他一定会寻找到某种东西，比如，他哪一天会登记加入共产党，这并非不可能；当然，眼下他还未想到这一步，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抨击得太猛烈了。可是，假设他们的路线发生了变化；假设除了共产党人再也不存在任何统一的左派，那么，我想罗贝尔也许不会继续无所活动，也许最终会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我不喜欢这种打算，要他屈从于他持有异议的命令，这对他来说比任何人都更痛苦。至于采取何种策略，他自有考虑。尽管他尝试着奉行犬儒主义③，可我完全清楚他将永远忠实于他从前的道德观。别人的理想主义总令他发笑，他有着自己的主义，共产党人的某些手段，他是绝对不能苟同的。不，这一解决方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差别太多了，他的人道主义与他们的并非同一回事。要是这样，他不但再也写不出任何真情实感的东西，而且将被迫否认他整个过去。
③犬儒主义：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哲学流派。
“那活该！”他一定会这么对我说。刚才他还说：“多一部少一部书，这无关紧要。”可他真的是这么想吗？我对书向来十分看重，也许看得太重了。我年轻时，喜爱书胜于真实的世界，书对我至今还留下某种影响，书为我保留了一种美好的永恒的情趣。真的，我对罗贝尔的作品如此动情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是他的作品死亡了，那我们俩又将难以摆脱灭亡的命运，未来只不过是一座坟墓罢了。罗贝尔并不这样看待事物，可是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忘我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十分希冀身后留下名声，这名声对许多人来说具有深长的意味。再说，写作，是他在世上最热爱的东西，是他的欢乐，他的需要，是他的生命所在。放弃写作无异于自杀。
那么，他也只得逆来顺受，别人让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其他作家就是这样做的。那是其他人，罗贝尔绝对不会。我最多只能设想他违心地行动，可写作，完全是另一码事，若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心声，那笔就会从他手中自动掉落。
啊！我看到了，那条死胡同。罗贝尔牢牢地坚持某些想法，我们在战前坚信这些想法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他的整个一生，既执着于丰富他的思想，又致力于让这些思想变为现实，如果假设这一切永远都不能发生，那又将怎样？罗贝尔始终捍卫人道主义，可要是决议违背了他的意愿被通过，罗贝尔能怎么办？倘若他帮助建设的是一个与他信奉的各种道德标准对立的未来，他的行动就是荒谬的。但是，若他执着地维护某些永远不可能在世间降临的道德观念，那他就成了一个迂腐的空想家，而他最不主张的就是成为一个类似的人。不，如果有此种结局，那别无选择，不管怎样，只能是失败、束手无策，而这对罗贝尔来说无异于活活死去。正因为如此，罗贝尔才充满如此强烈的激情投入斗争。他告诉我局势给他提供了他等待了整整一辈子的机遇，这我同意，可其中也暗藏着比他经历过的要更为严重的危险，对此，他自己也清楚。真的，我敢肯定，我刚才所思忖的一切，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思量前途对他来说也许是座坟墓，他将像罗莎和迪埃戈一样葬身其间，不留下任何痕迹，其结局甚或更糟；也许未来的人们会把他视为落伍者、笨蛋，视为故弄玄虚的家伙，不是无用就是有罪，纯粹是一堆废物。也许可能有那么一天，他试图用他们这种残酷的眼睛来审视自己，那么，他必定在绝望中了却一生。绝望无援的罗贝尔，这不啻是个悲剧，比死亡本身还更难以承受。我宁愿自己去死，宁愿他去死，也不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不。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清晨醒来，眼前将始终笼罩着如此巨大的威胁，对此，我无法忍受。但是，纵然我上百遍地呼喊“不，不，不”也无济于事。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我醒来时，将面临这一威胁。如果是一种信念，那至少可以带着它死去，然而这种无穷无尽的恐惧，日后将不得不经受它的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