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蜜蜂围着烟灰缸嗡嗡作响。亨利抬起头，嗅了嗅福禄考花甜丝丝的馨香。他的手又在稿纸上轻轻滑动，誊清了被涂改过的那一页。他喜爱在椴树下度过这一个个上午，也许是因为除了写作之外他再也不做任何其他事情的缘故，一部书在他眼里又显得有了分量。再说，迪布勒伊喜欢他的小说，他为此感到满意。毫无疑问，这部短篇准也会让迪布勒伊喜欢。亨利感到他第一次在从事着完全是自己想做的工作。能为自己感到满意，这确实令人愉悦。
纳迪娜在窗口两片蓝色的护窗板间探出脑袋：
“看你的样子多用功！就像是一个在完成假期作业的小学生。”
亨利微微一笑，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小学生那么幸福。
“玛利亚醒了吧？”他问道。
“醒了，我们就下楼。”纳迪娜说。
他整理好纸笔。时值正午。要想避开夏尔利埃和梅利戈，该出门走了。他们俩还要为那本周刊的事来鼓动迪布勒伊，可亨利一再重申：“我不想掺和进去。”这话他都说厌了。
“我们来了！”纳迪娜说道。
她一手提着一只食品袋，另一只手抱着一件她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既像是行李箱，又像是摇篮。亨利连忙接了过来。
“小心！别碰到她！”纳迪娜说道。
亨利对着玛利亚微笑，竟然在虚无之中得到了一个小丫头，一个新生出的蓝眼睛、黑头发、完全属于他的小丫头，他至今还感到惊奇。小丫头充满信任地空想着，亨利把她放进了车子里，安顿好。
“咱们赶快溜！”他说。
纳迪娜坐在方向盘前，她就爱开车。
“我先开到车站去买报纸。”
“如果你非要去就去。”
“当然要去。特别是今天是个礼拜四。”
星期四是《铁钻》和《美妙的时光》合并的《希望周刊》出刊的日子。纳迪娜实在不愿意错过这种愤然怒骂的大好机会。
他们买了一摞报刊，驾车向森林驶去。纳迪娜开车时从不说话，异常专心。亨利亲切地望着她那倔强的身影。每当她像这样认真而狂热地迷上哪件事时，亨利总觉得她让人心动。他后来之所以又开始与她见面大多是因为她这种极度的诚意使他动了情。“你知道，我变了。”见面的第一天，她这样对亨利说。她并没有多大变化，可她意识到自己身上有某种东西不正常，并试图改变自己。亨利想帮她一把。他心里想，如果能使她幸福，那她就可摆脱那种使她对生活产生厌倦的隐隐约约的苦恼。既然她那么渴望亨利娶她为妻，他便作出了娶她的决定。实际上，他也相当钟情于她，也想娶她为妻。好一个古怪的姑娘！别人时刻准备送给她的东西她不要，而非要自己花一番努力从您手中夺走才高兴。亨利心中有数，她肯定早有盘算，虚报安全期，故意怀上孩子以逼他就范。当然除此之外，她坚信一旦使亨利面对既成的事实，她实际上也是帮助亨利体验到真正的乐趣。亨利困惑不解地打量着她。她拥有了诈取的财富，可她头脑也相当清醒，她的内心深处肯定怀疑亨利这样做是心甘情愿的，正是由于这一主要原因，亨利才未能如愿以偿，使她真正幸福。她心里总以为亨利不是真正爱她，为此对他产生了埋怨情绪。亨利思忖：“也许最好还是向她解释清楚我从来就没有上当受骗，一直感到自己是自由人。”但是纳迪娜一旦知道自己的盘算早就被戳穿，她准会感到痛苦与耻辱。她会因此而认定亨利打心眼里瞧不起她，是出于怜悯之心才娶了她，没有比这更会伤害她了。她痛恨别人对她评头论足，也讨厌别人慷慨过分，施舍她礼物。不行，跟她说实话无济于事。
纳迪娜在池塘边停下车子。
“真是一个好地方。平时上班的日子里，这儿从来没有人来。”
“下水去该多么快活。”亨利说。
她仔细检查玛利亚是否安顿稳妥，然后俩人才脱去衣服。脱掉那件布裙后，纳迪娜身上穿着一件绿色的比基尼，裹得紧紧的。她的两条腿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粗壮了，而两只乳房却仍然那么富有青春活力。亨利乐呵呵地说道：
“你可是一位漂亮的妓女！”
“噢！你也一样。咱们可以下水了。”她笑着说。
他们向池塘跑去。她俯卧而游，威严地把脑袋昂在水面，仿佛就像是在用托盘托着。他十分喜欢她的脸庞。“我钟情于她，”他暗暗思忖，“甚至十分钟情，可这为什么不完全是爱呢？”纳迪娜身上有着某种令他气恼的东西，那就是她的疑心、积恨、恶意与她那种根深蒂固抱有敌意的孤僻。但是，如果他爱她爱得更深一点，她也许会变得开朗、快活、可爱一些。眼下的状况是恶性循环。爱情可不是说得到就可得到的，信任也同样如此。无论是爱情还是信任，都难以产生。
他们游了很久，接着躺下晒太阳。纳迪娜从食品袋中取出一袋三明治，亨利拿了一个。
“你知道，”亨利稍歇片刻后说道，“我又想了想你昨天跟我说的有关塞泽纳克的那些事情。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肯定是塞泽纳克干的？樊尚有把握吗？”
“绝对有把握。”纳迪娜说，“樊尚花了整整一年的工夫，终于找到了一些当事人，让他们开口作证。塞泽纳克专门在边界线搞交接，经他交给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很多，肯定就是他。”
“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亨利问道。
他听到了尚塞尔热烈的声音：“我给你领来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看到了一张顽强而纯洁的面孔，它立即给人以信任感。
“为了钱呗，我猜想。”纳迪娜说，“谁也料想不到，他当时可能就已经吸毒了。”
“他为何要吸毒呢？”
“这，我就一点儿也不明白了。”纳迪娜说。
“他现在人在哪儿？”
“樊尚巴不得弄清楚呢！当他得知塞泽纳克是个密探，便把他撵出门外，那是去年的事，后来就一直不知他的踪迹。不过，樊尚会找到他的。”她添了一句。
亨利咬了一口三明治。他并不希望再找到塞泽纳克。迪布勒伊已经向他许诺，不管遇到怎样严峻的情况，他一定作证，发誓他与梅尔西埃十分熟悉。他们俩这样一联合起来，什么官司都肯定打赢。不过，要是这件事不再惹出风波，那当然更好。
“你在想谁呢？”纳迪娜问道。
“想塞泽纳克。”
他没有把梅尔西埃的事告诉纳迪娜。当然，即使跟她说了，她也决不会透露风声的。只是她这人无法让别人动情地跟她讲知心话，她好奇心有余而同情心不足。而这件事，恰恰需要深厚的同情心才能容忍。虽然迪布勒伊和安娜都很宽容，可每当他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是不那么舒畅。不过，他想达到的目的最终已经达到。若赛特没有自寻短见，她成了一颗人们经常提起的新星，每个星期都可在这份或那份报纸见到她的艳照。
“一定会找到塞泽纳克的。”纳迪娜重复说道。
她打开一份报纸，亨利也拿起一份。只要他人在法国，看报纸是不可省去的，不过，他心里可真不想读。美国对欧洲严加控制，法国人民联盟获胜，与敌合作分子大批回国，共产党人笨拙失策，看了真叫人心烦。在柏林，问题并未妥善解决，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说不定就在最近的哪个清晨。亨利仰天睡倒在地，阖上了眼睛。要是到了威尼尔港，他决不打开一份报纸。有什么用呢？既然什么都无法阻止，那还不如无忧无虑地享受余生。“这会使迪布勒伊感到愤慨。但是，这样活着，就仿佛永远不会死去似的，他会觉得情有可原的，因为说到底这是一回事。”亨利暗自思忖，“作好死的准备有何用呢？无论怎样谁也决不会作好死的准备，可不管在什么时候，谁的准备又都是充分的。”
“竟然对伏朗热那本不值一提的书如此欢迎，真不可思议！”纳迪娜说。
“这是必定的！眼下所有的刊物都在右派手中。”亨利说道。
“即使都属于右派，可他们不会全都是傻瓜呀。”
“可是他们多么需要有一部杰作！”亨利说道。
伏朗热的书根本不值一提，可他提出了一句十分精明的口号：“容忍罪过。”过去与敌合作，这是因为喝了罪过的旺泉；密苏里州出现一起私刑处死事件，这是罪过，因此也就是赎罪；愿降福于犯下种种罪过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万岁。我们的文明是有罪的，这正是它的最高荣耀。想要实现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这是多么肤浅可笑！
“喂！我可怜的好人，等你的那本书出来，瞧他们该怎么对待你！”纳迪娜说。
“我心中有数！”亨利道。他打了个呵欠：“啊！这再也不稀奇了！我事先就可以想象出伏朗热和勒诺瓦的文章，连其他那些标榜自己公正不倚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纳迪娜问道。
“他们会谴责我没有写出《战争与和平》或《克莱芙王妃》。得知道，我没有写过的书，图书馆里多着呢。”他乐呵呵地补充了一句：“不过冲您提起的往往是这两部书。”
“莫瓦纳准备什么时候出版你的书？”
“两个月后，9月底吧。”
“那时离出发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纳迪娜说道。她伸了伸懒腰：“我已经恨不得在那边了。”
“我也一样。”亨利说。
把迪布勒伊一人抛下不管，这太不近情理了，他理解纳迪娜坚持要等她母亲回来再走。再说，亨利在圣马丁过得挺开心。不过到了意大利，他肯定会更高兴。那房子就坐落在海边，依山傍水，那里峭壁耸立，青松茂密。想当初他打算丢下手中的一切，独自隐居南方写作时，经常梦寐以求而又不敢奢望的正是这样的处所。
“咱们带一部高质量的唱机去，再带许多唱片。”纳迪娜说。
“还要带很多书。”亨利道：“咱们一定能把日子安排得好好的，你到时候瞧吧。”
纳迪娜支着一只胳膊欠起身子：“真奇怪。咱们要到皮米昂塔的家里去住，可他却要来巴黎过日子。兰顿也再不愿意回到美国去了……”
“我们三个人处境都一个样。”亨利说道，“三人都是作家，都搞过政治，也都搞腻了。到国外去，这是自断退路的最好方式。”
“是我想到那座房子的。”纳迪娜洋洋得意地说。
“是你。”亨利莞尔一笑，“你经常能出些好点子。”
纳迪娜的脸色忽然阴沉下来。她神态严肃地向天边凝望了一会儿，突然站了起来：“我得去用奶瓶给玛利亚喂奶了。”
亨利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到底想到了什么？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她很不甘心只当孩子的母亲。她坐在一截树身上，怀里抱着玛利亚；她神色威严而又耐心地用奶瓶喂她。她很要面子，想当一个称职的母亲，接受了可靠的育儿原则，购置了许多卫生用品；可当她照顾玛利亚时，亨利从未在她的眼里见过真正的柔情。是的，正是这一点使她很难被人所爱。连照顾这个婴儿时，她也是保持着距离，性情始终那么沉郁。
“你还要下水去吗？”她问道。
“我们一起去吧。”
他们又游了一会儿。上岸后他们擦干身子，穿上衣服，纳迪娜又掌握着方向盘。
“但愿他们已经走了。”小车停在栅栏门前，亨利说道。
“我去看看。”纳迪娜说。
玛利亚在酣睡，亨利把她搬到家中，放在前厅的箱子上。纳迪娜耳朵贴着工作室的门听了片刻，接着推开门扇。
“你就一个人？”
“对。进来，进来呀。”迪布勒伊高声说道。
“我先上楼让小丫头睡下来。”纳迪娜说道。
亨利走进工作室，微微一笑：“真遗憾，您未能跟我们一块儿去。在水里可舒服了。”
“我最近哪一天一定去。”迪布勒伊说道。他拿起写字台上的一页纸：“有件事要我转告您：有一个叫让·巴杜洛的人，就是您认识的那个律师的兄弟，他打来电话，请您马上给他回个电话。他兄弟从马达加斯加给他提供了一些情况，他想要转告您。”
“他为什么非要见我呢？”亨利问道。
“因为您去年撰写的那些文章的缘故呗，我猜想。就您一个人揭露了事实真相。”迪布勒伊把那张纸递给亨利：“要是那人向您提供那边事态发展的详细情况，《警觉》杂志最近一期可以缓一缓再出，您还有时间为杂志写一篇文章。”
“我等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亨利道。
“梅利戈告诉我，他们在那边干的一些事情真是史无前例，竟当场审判被告。”迪布勒伊说，“在类似的情况下，在法国都是先立案的。”
亨利坐了下来：“今天中午这顿饭吃得怎么样？”
“那个夏尔利埃越来越瘦了。”迪布勒伊说，“人老了是可怜。”
“他们又提起周刊的事了？”
“他们就是专为此而来的。据说曼海默非要见我不可。”
“真滑稽。”亨利说，“要钱时，怎么也找不着。如今什么也不求人，却来了这么一个家伙，非要您拿他的钱。”
曼海默是一位在流放中身亡的大银行主的儿子，他本人也被流放过，后来在瑞士的一个疗养院呆了三年。他在那里写过一部书，书写得很差劲，可充满善意。他打定主意想要创办一份大的左派周刊，而且非要由迪布勒伊来主持。
“我马上就要与他见面。”迪布勒伊说。
“您跟他说些什么？”亨利问道，接着淡淡一笑：“您又开始动心了？”
“得承认确实让人心动。”迪布勒伊说道。“除了共产党的报纸之外，根本就没有一份左派的周刊。如果真的能有一份大刊物，图文并茂，有照片，有报道，那还值得一试。”
亨利耸耸肩：“您知道办一份有影响的大周刊有多大工作量吗？那跟《警觉》没法比。得日夜操劳，尤其是第一年。”
“我知道，”迪布勒伊说道，两只眼睛在搜索亨利的目光。“正因为如此，只有您也一起干，我才会考虑接受。”他添了一句。
“您完全知道我就要去意大利了。”亨利有点儿不耐烦地说，“不过，要是您对这件事真感兴趣的话，不难找到合作者。”
迪布勒伊摇摇头：“我办报刊毫无经验。”他说道，“如果真要创办这份周刊，那我身边需要一个专家。您知道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基本上由他来掌管一切。对这样一位专家，我得像对自己一样信任才行。那只有您了。”
“即使我不走，我也决不揽这种苦差使。”亨利说道。
“遗憾啊！”迪布勒伊带着责备的口气说，“因为这种差使正适合我们干，咱们本可以一起做一件出色的工作。”
“那以后怎么办？”亨利道，“我们的处境比去年更进退维谷。我们能采取什么行动？什么都不成。”
“总有些事情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迪布勒伊说，“美国想武装欧洲，对此我们就可以组织反抗力量。为此，如果有一份报刊就极其有用。”
亨利哈哈笑了起来：“总之，您是一找到机会就准备重操旧业，去搞政治，是吗？”他问道，“多棒的身体啊！”
“谁的身体棒？”纳迪娜走进工作室问道。
“你父亲，他对政治还没有个够，他还想重操旧业。”
“确实应该干嘛。”纳迪娜说。
她在唱片柜前跪了下来，又开始折腾起唱片来。“对，”亨利心里想，“迪布勒伊感到厌倦，为此他才蠢蠢欲动。”
“我从来没有像放弃政治以后这段时间里这么幸福过。”亨利道，“我无论如何再也不干了。”
“可这种消沉的状况是可鄙的。”迪布勒伊说：“左派已经彻底四分五裂，共产党被孤立。应该尽量想办法重新组织起来。”
“您想重新组建革命解放联合会？”亨利以怀疑的口吻问道。
“不，决不会！”迪布勒伊回答道。他耸耸肩膀：“我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我只是发现咱们目前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希望能从中摆脱出来。”
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回忆起类似的一个场面：迪布勒伊逼着他，他极力自卫，心想很快就要离开巴黎，远走高飞了。但是在那个时期，他还觉得自己负有责任。如今他已经确信自己无能为力，从而感到自己是绝对自由的，无论我答应还是不答应，并不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只是关系到我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的联接方式而已。迪布勒伊非要将这两者混为一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反正我不加以混淆。不管怎么说，这只涉及到他，只涉及到我，不关任何其他的事情。
“我可以放张唱片吗？”纳迪娜问道。
“当然可以。”迪布勒伊说。
亨利站起身子：“我要去工作了。”
“别忘了给那个人打电话。”迪布勒伊嘱咐道。
亨利穿过客厅，抓起电话。对方的那个人仿佛得意忘形，同时又战战兢兢，人们似乎感觉到他从那头收到了一份急电，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立即传达给收件人。“我兄弟给我写信说：谁也不会做什么，可我肯定亨利·佩隆能做点事。”他口气夸张地说道。亨利暗忖：“写一篇文章看样子是逃不脱了。”他约定巴杜洛第二天在巴黎见面后，又回到椴树下坐了下来。他那么迫不及待地要马上去意大利，原因就在此。在这里，仍然还有信啦、来访啦、电话啦，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他把纸张在面前摆好。唱机在放着弗朗克的四重奏，纳迪娜正坐在窗扉大敞的窗沿上欣赏；蜜蜂围着福禄考花丛嗡嗡作响；一辆牛车在路上经过，发出古老的声响。“多么安宁啊！”亨利暗暗在想。“为什么非要逼他去过问在塔那那利佛发生的事情呢？地球上可怖的事情总是不断，可谁也不会同时生活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终日挂记着异国他乡发生的灾难，却又无法解救，这岂不是贪恋不舍的快乐①。我是在这儿生活，而这儿是安宁的。”他心里想。他看了看纳迪娜。她一副很不常见的沉思神态。平常，她很难集中精力去读书，可听起她喜爱的音乐来却可以静心地听很久很久，每逢这种时刻，人们往往感到她心间仿佛降临了一片酷似幸福的岑寂。“我必须让她获得幸福。”亨利暗暗发誓，“眼下这种恶性循环是应该可以打破的。”要让某人幸福，这是具体实在的事情，如果您确实记挂在心，那要花去您不少精力。照顾纳迪娜、抚育玛利亚、写书，这并不完全是他以前希冀的生活。从前，他以为幸福就是一种回避世界的方式。但是，听听这音乐，看看这住家、这椴树和这桌上的手稿，心里暗想：“我是幸福的。”这可非同一般呀。
①天主教神学用语，指本应排斥而竟陷入其中的邪念。
亨利撰写的有关马达加斯加的文章于8月10日发表了。他在文章中倾注了自己的激情。非法处决主要证人、谋害律师、严刑拷打被告搞逼供。实际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怖得多。这些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塔那那利佛，而且在这儿，在法国，所有人也都是同谋。投票通过取消豁免权的议会是同谋，政府、最高法院和共和国总统是同谋，保持沉默的报刊是同谋，容忍这种沉默的千百万公民也是同谋。“现在至少有几千万人知道了。”当他手中拿到这一期的《警觉》时，这样自言自语道。可他又遗憾地想：“这没有多大作用。”他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始终挂在心上，是那么仔细，那么关切，到了整个事件与他个人休戚相关的程度。每天早上，他都在报上寻找那些报道案件情况的可怜巴巴的短讯，然后整个白天都用来思考。手头那部短篇小说一时难以完稿。当他又坐在椴树下写作时，福禄考的馨香和村庄的喧哗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这天上午，他正心不在焉地写作，突然栅栏门口响起铃声。他穿过院子去开门：来的是拉舒姆。
“是你呀！”他说道。
“是呀。我想跟你谈谈。”拉舒姆声音平静地说，“你好像并不高兴见到我，可还是让我进去吧。”他补充了一句，“我要跟你说的事情你会感兴趣的。”
这十八个月来拉舒姆苍老多了，眼睛下出现了两道黑印。
“你想跟我说什么？”
“关于马达加斯加事件。”
亨利开了门：“你跟一个卑鄙的法西斯分子有何相干？”
“噢！别提了！”拉舒姆说，“你知道政治是什么玩艺儿。一旦写了那篇文章，那我就非得判处你死刑不可。那都是旧事了。”
“可我记忆犹新。”亨利道。
拉舒姆神态痛苦地看着他：“如果你真记恨我，那就恨吧。尽管你真的应该理解！”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不过眼下，关系的不是你与我，事关解救一些人的性命。那你就听我说五分钟吧。”
“我听你说。”亨利朝他指了指一张柳条扶手椅说道。实际上，他早已不对拉舒姆感到愤怒了。那整个过去离他已经太遥远了。
“你刚刚写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我甚至说是一篇振聋发喷的文章。”拉舒姆声音有力地说。
亨利耸了耸肩膀：“可惜它没有震醒上流社会。”
“是呀，这就是不幸之所在。”拉舒姆说道。他搜索着亨利的目光：“我猜想如果别人给予你更广泛的活动余地，你不会拒绝吧？”
“那是什么活动余地呢？”亨利问。
“简单地说吧，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组织一个保卫马达加斯加人委员会。本来要是不由我们出面，而由别人发起更好，但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分子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具有敏感的意识，有时候，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安之若素，结果是谁都袖手旁观，不肯动手。”
“迄今为止，你们也没有干过多少大事。”亨利说道。
“我们无法干。”拉舒姆连忙说，“他们一手策划了整个事件，其目的正是为了取缔马达加斯加民主革命运动；他们通过马达加斯加的议员，把目标对准了整个运动。要是我们过分大张旗鼓地为他们辩护，那会连累了他们。”
“就算如此，那又怎么了？”亨利问道。
“那么我就想到了组织一个委员会，其中进去两三名共产党人，而大多数由非共产党人组成。我读了你的文章，心想谁也不会比你更有资格主持这个委员会。”拉舒姆用目光询问着亨利。“同志们都不反对。只是在向你正式提出请求之前，拉福利想先有个把握，肯定你会接受才干。”
亨利保持沉默。法西斯分子、卖身投靠的家伙、混账、密探，当初他们断言他干尽背信弃义的勾当，如今他们又突然回头，向您伸出乞求的手。这不禁使他产生了几分极为惬意的胜利感。
“那个委员会里具体都有哪些人？”亨利问道。
“都是一些很渴望行动也比较重要的人物。”拉舒姆回答道，“可他们都不是荣誉勋位团的成员。”他耸耸肩膀：“这些人一个个都那么担心危及了自己！他们宁愿看着二十个无辜的人被活活打死，也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陷进去。如果您出面牵头，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声音迫切地添了一句，“你嘛，他们肯定会跟着你走的。”
亨利犹豫不决：“你们为什么不去请迪布勒伊？他的名字比我的要更有分量，他也肯定会答应的。”
“有迪布勒伊那敢情好。”拉舒姆说道，“可必须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个。迪布勒伊跟我们太贴近了，无论如何不应该让这个委员会被人看作是共产党人出的主意。”
“我明白了。”亨利硬邦邦地说，“我只有在当一个社会叛徒的情况下才可能对你们有所用场。”
“对我们有所用场！”拉舒姆气呼呼地说，“你可以对被告有所帮助。看你都想些什么，我们在这件事上可以得到什么？你不了解。”他带着责备的目光看着亨利继续说道，“我们每天都收到从马达加斯加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今天上午也还收到了。一封封撕心裂肺：‘公开事实真相吧！激起公众舆论。把那儿发生的一切告诉本土的人们。’可我们的手脚都被捆着！如果不设法让大家组织起来投入行动，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亨利微微一笑，拉舒姆情绪激烈，令他心动。确实，此人可以干出卑鄙的勾当，但也不会平心静气地容忍别人大批大批地折磨、杀害无辜的人。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口气随和地问道，“你们那里把什么都混淆在一起，政治谎言和真情实感相混杂，别人很难分辨真伪。”
“要是你们不动辄就谴责我们搞阴谋诡计，那你们还是可以分辨得更清楚一些的。你们好像总是以为共产党只为自身谋利益！你记得1946年吧，我们为克利斯迪诺·加尔西亚出面干涉，可别人却谴责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往断头台上推。如今我们保持沉默，你又对我说：‘你们可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你别生气。”亨利说，“你好像变得特别爱动气。”
“你不知道，到处都被人怀疑！最终真弄得您恼火透了！”
亨利恨不得回他一句：“这是你们自己的错。”可嘴里没有说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摆出那种肤浅的高人一等的模样。说实在的，他已经不再记恨拉舒姆。有一天拉舒姆曾在红酒吧对他说过：“我宁愿忍受一切而不愿离开党。”他觉得与涉及的利益相比，他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可他为什么更加重视亨利的价值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友谊自然谈不上了，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他们一起工作。
“听着，我巴不得与你一起工作。”亨利说道，“我并不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总可以试一试。”
拉舒姆脸色变得晴朗起来：“我可以告诉拉福利你一定会同意的？”
“是的。可你们都有哪些打算，给我详细说一说。”
“咱们一起讨论吧。”拉舒姆说。
“瞧。”亨利思忖，“这再一次得到证明，每做一件正经事都必定要担负起新的义务。”他于1947年撰写了社论，这不可避免地迫使他写了《警觉》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又推着他去组织那个委员会。他又被死死地夹住了。“可这不会持续多久，”他暗暗在想。
“您该上床睡觉了，看你精疲力竭的样子，”纳迪娜不高兴地说。
“我是乘飞机旅行累的，”安娜以抱歉的口吻说道，“再说还有时差。我昨天夜里睡得很不好。”
工作室里看似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安娜头天回到家里，纳迪娜到小院子里采摘了各式各样的鲜花，把屋子装饰成一个花的天地。可实际上谁也不开心。安娜突然苍老多了，无度地喝威士忌。最近这些日子一直精神振奋的迪布勒伊也显得忧心忡忡，无疑是由于安娜的缘故。纳迪娜多多少少都在赌气，她还一边织着一件鲜红色的东西。亨利介绍的情况更使夜晚布满阴云。
“那怎么了？算完了？”安娜问道，“再也没有任何希望搭救那些人了？”
“我看不出有什么指望。”亨利答道。
“传说议会要把这件事拖下去，拖得它不了了之。”迪布勒伊说。
“要是旁听了议会会议，您也会感到吃惊的。”亨利道，“我觉得自已经受得住，可有的时候，我真恨不得去杀人。”
“是呀，他们是挺狠的。”迪布勒伊说。
“那都是些政客，我并不感到奇怪。”安娜说道，“我难以理解的是，就总体而言，人们的反应如此淡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人才无动于衷呢。”亨利说。
热拉尔·巴杜洛和其他律师来到了巴黎，下决心闹个天翻地覆。委员会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可他们却遇到了普遍的无动于衷的态度。
安娜看了看迪布勒伊：“您不觉得这让人泄气吗？”
“不，”他回答道，“这只是证明了行动是不可能仓促发起的。大家是从零开始，那显而易见……”
迪布勒伊进入了委员会，可对委员会的事情不怎么过问。这件事令他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他又开始接触政治。他报名加入了“自由战士”运动，他参加了该运动的一个集会，过几天还要去。他没有要求亨利跟他走，再也没有提起周刊的事，可不时漏出一句或多或少经过掩饰的责备的话。
“不管仓促还是不仓促，反正眼下任何行动都毫无结果。”亨利说。
“这是您说的。”迪布勒伊道，“如果我们身后有一个组织完备的群体，有一份报纸，有资金，那就很可能成功，激起公众舆论。”
“这可不一定。”亨利说道。
“不管怎么说，您也知道当机会降临时，如果想要获得行动的成功，那事先就得有所准备。”
“对我来说，机会决不会降临。”亨利道。
“算了吧！”迪布勒伊说道，“您说什么您和政治都已经完了，真让我感到好笑。您跟我一样，政治搞得太多了，不可能不再去搞。您一定会重新被夹进去。”
“不会的，因为我就要退避三舍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迪布勒伊两眼闪亮：“我跟您打个赌：您决不可能在意大利呆上一年。”
“我来打这个赌。”纳迪娜连忙说。她向她母亲转过身去：“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安娜回答说，“这要看你们在那边过得到底怎样，是不是开心。”
“您怎么觉得我们在那儿会不开心呢？你见到那座房子的照片了吧？那座房子难道不漂亮吗？”
“它看去十分漂亮。”安娜答道。她突然站起身来：“对不起，我困了。”
“我陪你一起上楼。”迪布勒伊说道。
“今天夜里尽量好好睡。”纳迪娜亲了亲母亲，说道，“我向你发誓，你的脸色可真太难看了。”
“我一定能睡着的。”安娜说。
等她一带上门，亨利便搜索着纳迪娜的目光：“真的，安娜神色太疲惫了。”
“既疲倦又阴沉沉的。”纳迪娜忌恨地说，“要是她真的那么舍不得她的那个美国，那留在那儿不就得了嘛。”
“她没有跟你讲过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亨利问道。
“瞧你！她那人就爱搞得玄玄乎乎的。”纳迪娜说道，“再说，对我嘛，谁也不会告诉什么的。”
亨利好奇地打量着她：“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可真怪。”
“为什么怪？”纳迪娜一副被惹怒的神态说道，“我很爱她，可她经常惹我生气。我猜想她也是处于同样的情况。这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家庭关系就是这种样子。”
亨利没有多说，可这始终让他感到吃惊。母女俩为了对方不借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两个人之间却总有点儿什么不合拍。每当她母亲在场，纳迪娜就显得好斗、固执得多。继后的日子里，安娜尽量显得欢快些，纳迪娜的眉头也就舒展开了。但是总觉得一场暴风雨时刻都可能出现。
这天上午，亨利在房间里看见她俩满面笑容，手挽手走出院子；两个小时后，当她们穿过草坪回家时，只见安娜拿着一个笛形面包，纳迪娜拿着报纸，俩人好像争吵过似的。
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亨利收拾起纸笔，洗了洗手，下楼来到起居室。安娜神色茫然地搭着一把椅子的边沿坐着，迪布勒伊正在读《希望周刊》，纳迪娜站在他身边盯着他看。
“你们好！有什么新鲜事吗？”亨利向大家一一微笑，问道。
“哼！”纳迪娜指着报纸说。“我希望你去砸朗贝尔那小子的脑袋。”她生硬地又补充了一句。
“啊！又开始了，朗贝尔又污蔑我了？”亨利笑盈盈地问道。
“要是他只污蔑你也就算了！”
“瞧瞧。”迪布勒伊把手中的周刊递给亨利，说道。
文章题目为：《他们的自画像》。首先，朗贝尔再次对迪布勒伊施加的不良影响表示遗憾。想当年亨利才华横溢，如今江郎才尽，这完全是迪布勒伊之过。接着，朗贝尔以荒诞之手法断章取义、东拼西凑，介绍了亨利的小说的故事梗概。他无中生有，以提供此书的要点为借口，有选择地透露了亨利、迪布勒伊、安娜和纳迪娜的私生活的许多细节，真真假假，使他们显得面目可憎而又滑稽可笑。
“多混账！”亨利道，“我记得那次就我们与金钱的关系进行的谈话，他竟然从中编造出了这段如此卑鄙的文字：《左派特权阶层的虚伪》。多么混账的小子！”他又咒骂道。
“你就不把它给我看看？”纳迪娜问道。
亨利用目光询问着迪布勒伊：“我恨不得砸了他的脑袋，再说这也不难。可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丑闻一桩，各家报纸竞相报道，少不了又是一篇文章，比这一篇还更糟糕……”
“砸得狠一点，他嘴巴就不会吭声了。”纳迪娜说道。
“肯定不行。”迪布勒伊说道，“他巴不得别人议论他，一有机会便猛扑过去。我赞成亨利，不管算了。”他作出结论道。
“这样一来，哪天等他又心血来潮，再写一篇文章，写得更离奇，那怎么还能阻挡得了？”纳迪娜说：“要是他觉得没什么可害怕的，那他就不在乎什么了。”
“一搞写作这一行当，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亨利说道，“谁都有权朝你吐唾沫，许多人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义务。”
“我可不写作。”纳迪娜说道，“别人没有权利朝我吐唾沫。”
“是呀，开始时总免不了气愤。”安娜说，“可你到时看吧：慢慢会习惯的。”她站起身子：“咱们吃午饭，怎么样？”
他们默默地围着餐桌坐着。纳迪娜从冷盘中叉出一片儿红肠，脸色顿时舒展开来：“一想到他就要摆出一副得意洋洋、心安理得的样子，我心里就气。”她以令人困惑的口吻说道。
“他不会得意到哪里去。”亨利说道，“他一心想写故事、小说，可自从发了那篇如此差劲的所谓短篇小说之后，除了他普通的文章之外，伏朗热还没有发表他的任何东西。”
纳迪娜朝安娜转过身子：“他上个星期斗胆写的那些东西别人跟你说过了吗？”
“没有。”
“他宣称贝当分子是以他们的方式爱着法国。与分立派的抵抗运动成员相比，他们距离戴高乐分子更近。还没有谁说到这个程度呢！”纳迪娜幸灾乐祸地说道，“哈！他们原来的那些伙伴气得要命。”她添了一句，“你读过朱利安对伏朗热那本书写的评论吗？”
“罗贝尔给我看过了。”安娜答道，“朱利安！谁会相信？”
并没有什么让人那么大惊小怪的！迪布勒伊说道：“今天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你想让他怎么样呢？在左派，那些如同儿戏的破坏伎俩提不起谁的兴趣。”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就必定会成为法国人民联盟成员。”纳迪娜说。
她老把别人的解释看作托词，为此她常常拒绝理解，以免败了自己发泄私愤的兴致。出现了一阵沉默。他们四人从来就不容易谈到一块儿去，如今就更不易了。亨利和安娜谈起一部她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这部小说他刚刚读完全文。迪布勒伊和纳迪娜各自想着心事。吃罢了饭，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可以用用车子吗？”纳迪娜离开餐桌时问道，“要是有人愿意照顾一下玛利亚，我倒很想去转一圈儿。”
“我来照顾玛利亚。”安娜说。
“你不带我去逛逛？”亨利笑眯眯地问道。
“首先你根本就不想去。”纳迪娜也笑眯眯地说道，“再则我更乐意一个人呆一会儿。”
“那好，我就不强求了！”亨利道。他亲了亲她：“好好逛，小点心。”
他无心去逛，也没有兴致工作。迪布勒伊说他写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写得确实好，眼下他想写的这一篇也一直记挂心头，可这些天来他感到有点儿神不守舍。他的心已经不在法国，可也还没有飞到意大利。塔那那利佛一案不了了之，被告们全都拒绝为自己辩护，判决事先早就决定。迪布勒伊的活动令他气恼，可对迪布勒伊从中获得的乐趣却隐隐约约有点羡慕。他拿起一本书，感谢上帝，他的时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按天按小时计算了，他用不着逼迫自己。他在等着到威尼尔港安顿下来之后再开始动笔写这篇新的小说。
7点钟光景，安娜喊他去喝开胃酒，这个习惯是安娜自己立的。亨利走进工作室，迪布勒伊还在那儿埋头写作。他推开纸笔：
“又一件好事干成了。”
“是什么东西？”亨利问道。
“我周五要到里昂讲话的提纲。”
亨利微微一笑：“您真有胆量。南锡、里昂：多么可怖的城市！”
“是呀，南锡是可怖。”迪布勒伊说道，“可我对那个夜晚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我怀疑您有点儿邪。”亨利说道。
“也许。”迪布勒伊说道。他微微一笑：“我不知怎么对您解释。集会后，大家到一家小酒店去吃腌酸菜、喝啤酒，那地方没什么特别稀奇的，我跟周围的人也几乎素不相识，差不多没说什么话。可大家共同做了一件自己高兴的事，因此感到惬意。”
“我理解。我也有过这种体会。”亨利道。在战争期间搞抵抗运动时，在办报的第一年里，他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可在革命解放联合会里，我从未有过。”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也没有过。”迪布勒伊说道。他从安娜手中接过一杯马提尼酒，饮了一口：“我们以前不够实在。要想获得这些微薄的幸福，必须投入现实的工作。”
“哎哟，竟想阻止战争发生，我看并不那么实在！”亨利说道。
“还是实在的，因为我们并不带有试图强加给世人的先入之见。”迪布勒伊说道，“革命解放联合会具有一个建设性的纲领，这势必沦为幻想，我如今做的事情与我在1936年做的颇为相似。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利用权宜之计避免某一特定的危险。这就要现实得多了。”
“如果这对什么事情还有点用处的话，那才算现实呢。”亨利说道。
“会有用处的。”迪布勒伊说。
出现了一阵沉默。“他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亨利暗暗思忖。亨利轻而易举地接受了纳迪娜的看法：“他蠢蠢欲动是因为感到厌倦。”这种犬儒主义的做法，实在方便。他已经学会了不再盲目地认真对待迪布勒伊，可这并不允许亨利把他视作一个冒冒失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