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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们的教父[美]约瑟夫·奥布赖恩
译者前言
7O年代至今，输人中国的有关黑手党及其“教父”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已使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对此不再陌生。但我们向读者介绍的这本《教父们的教父》，则与以往任何一本有关“教父”的小说不同。它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此书的作者不是文坛上的作家，而是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20年之久的特工人员，他们亲身参加了此项破获黑手掌中心的工作，亲自潜进“教父”的家中安装窃听器，并负责监听及对录音资料进行整理工作；也是他们，最终把隐密深久的“教父们的教父”，美国当时黑手党五大家族的统领人物，保罗·卡斯特兰诺送上了法庭。其次，该书的写作完全是基于作者亲身经历的侦察事实和监听录音的实况而写成，其中有大量的对话来自窃听录音带。因此，向读者介绍的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完全真实的黑手党群体，一个完全真实的教父的，是的，这是一本对“教父”及其黑帮组织最有发言权的人写的《教父》，自然对读者有特殊的吸引力。此书的第三个特点，正如作者所说，它不但是一本雅俗共赏，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也是一本反映美国社会犯罪问题的社会学读物，帮助人们深入地了解美国犯罪组织滋生的社会根源及罪犯们的心理因素。
90年代初，此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轰动，使美国又一次出现“教父”热，但同时，由于此书的作者与联邦调查在是否应当将此书的内容公诸于众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从而导致最终的决裂，为此作者深感遗憾。从另一种角度看，这更增加了此书的可读性及其价值。我们希望通过此书，使更多的中国读者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美国社会，并给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提供一些研究素材。
译者1996年2月16日诚谢序我们对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生活和社会背景进行了长期的多方而后调查后（一种具有权威性的，集体努力的调查研究）写成此书。许多特工人员和一些联邦检察官都为此做出了贡献。特别感谢联邦检查官道格拉斯·格罗弗和劳拉·沃德以及其他同仁由于篇幅和礼节的缘故，有些人未被提及，但我衷心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致谢，感谢人们为战胜美国秘犯罪组织而做出的诸多贡献。我们特别要提到联邦调查局特别行动技术组——我们同这些专家们共同进行窃听这位教父住宅的工作。
感谢我们的良师益友尼克·皮尔基，是他引导我们走进写作世界，还有乔·斯皮内利，当这项研究只得到几个人的确订时，他就对此充满了信心。还需要感谢的是最早就坚决支持我们的阿伦·奥布赖恩，威尔·奥布赖恩，艾丽斯·亚历山大以及盖伊·哈特。
我们十分感谢联邦调查局，特别是公共事务处。
法律审议组和有组织犯罪组。感谢他们周密的工作、道义上的支持和忠告。我们还想说，尽管此书是事实的真实写照，但我们尽量尊重联邦调查局的准则，以便不危及情报提供者和联邦调查局的方法和技术。
感谢格罗莉姬·奥拉特她的率直便我们能对教父进行多方面的了解，她那可贵的信任和友善帮助我们完整、真实、可信地向读者介绍保罗·卡斯特兰诺。感谢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提供者，我们只能称他为“G”，我们甚至不能透露他是否还活着。
最后，要感谢那些指导我们使这个故事从原稿到成书的人：热情鼓励我们的迈科尔·克达，为我们提供丰富专业知道的查克·亚当斯，他使我们对这本书的写作产生了极高的兴致，并为此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还有斯特林·洛德和斯图尔特·科里切夫斯基，他们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对业务的娴熟，使我们感到离不开他们的建议。劳伦斯·沙姆斯是一位有超凡天资的作家，一个我们所见到的不可思议的人，他使我们增加了经验，没有他，我们不可能成功。
引子1985年12月16日，大约傍晚5点45分左右，美国最大的暴徒，保罗·卡斯特兰诺——黑手党的教父之王——在曼哈顿的一条繁华街道上被枪杀，他的司机兼保镖同时也是他属下的头目托马斯·比洛蒂同他一起死于非命。
这桩谋杀案是黑手党徒们为解决继承权这个难题和对付危及内部安全的嫌疑分子所制造的典型事件。自1976年卡斯特兰诺的堂兄兼姐夫卡洛·甘比诺死后，他在黑手党权力机构的金字塔尖上盘踞了9年的时间。他的统治时期是纽约敲诈者们相对繁荣和稳定的时期。但当巨头保罗7O岁时，他患了糖尿并高血压和心脏玻前所未有的法律上的压力开始给他造成了影响。他受到围攻，感到疲惫，按某些人的说法，他对全局的控制开始松动。
他知道，有些同伙恨他。问题不在于仇恨本身，这种行当就是与仇恨相伴的，但只有仇恨而没有恐惧却是危险的。卡斯特兰诺感到一些年轻的副手——尤其是趾高气扬、野心勃勃的约翰·戈蒂——不再惧怕他。
这些人并非对他的实力感到畏惧，而是他可能出现的软弱。保罗·卡斯特兰诺毙命时，正因操纵盗车集团和密谋谋杀而在受审。尽管对这两桩案子的指控证据确凿，但和政府对他全部罪行所收集的缜密而详尽的罪证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他由于这起着名的犯罪案件而被起诉并逮捕，但又获得保释。
这起案子将在1986年审理，这势必会揭穿黑手党的整个领导机构。由于在卡斯特兰诺住宅安装窃听器而收集的罪证，还准备就遇难者案件对他个人进行起诉。最后的一幕是输是赢，巨头保罗是否出庭，他的属下十分紧张。
年轻些的黑手党成员的勇气是经过考验的，他们蔑视法庭，有意触犯法律，经历了种种考验来证明他们的忠诚和挑战性。卡斯特兰诺与他们不同，他在监狱里毫无长进。
70负的人并不想引人注目，而是想活下去。卡斯特兰不愿远离他的医生，失去胰岛素和心脏病药物的供应。他不想离开华丽而舒适的斯塔腾起宅第，也不愿离开他的情妇，一个哥伦比亚女人，也是他和他妻子的女佣。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巨头保罗很可能会招供。
对于保罗·卡斯特兰诺招供而可能受到牵连的人来说，与其彻夜难眠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倒不如杀掉他更少些麻烦。这就需要采取行动介入他和官方的会谈行动。
于是，袭击的准备工作做好了。
这是个非常公开的行动，不同于以往使谋杀对象失踪的惯例——用暴徒们的话讲就是捎个信。此次谋杀并非甘比诺家族中某个帮派的叛乱，而是纽约五大秘密犯罪家族共同支持的阴谋。在加人组织的初始仪式上，暴徒们必须表示愿意承认和接受首领的处决。
比如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表示愿意接受保罗的处死。
命令规定必须在住宅区里杀死保罗。当旧式的教父们结束他们的统治时，通常是在意大利式摊鸡蛋餐馆中被杀掉。他们面孔向下躺在刑具上，红白相间的桌布上涂满了鲜血，子弹穿透他们的身体再射进后面的墙壁，成为观光者的旅游景观。保罗·卡斯特兰诺自认为是一个精明而地道的美国商人，是他引导暴徒们走上合法事业的光明坦途。他却在繁华的纽约东区被暗杀——确切的位置是在46大街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小巷之间的地点。
在火花牛排馆他享用了一生中的最后的一餐，品尝了第三根肋条的上等牛肉，巨头保罗，这个从前的屠夫断定说这段肉是最鲜嫩的。他习惯在烹调前查看肉和其他佐料。
火花牛排馆欢迎老主顾提要求，如果说上百美元的波尔多葡萄酒浑浊物极少，但，即使是上等的果子酒也经不住仔细地斟酌。这种做法只不过对有权者表示一种礼貌而已。这家餐馆相当人流，它坐落在离安吉洛的穆尔贝利大街往北3英里之处，与小意大利基昂蒂酒瓶式草屋顶的餐馆以及那种干酪刺鼻、浓咖啡调茴香酒的普通小店截然不同。
尽管外表上看起来很深沉，但暴徒毕竟是暴徒，在芝加哥暗杀上卡斯特兰诺和比洛蒂是轻而易举的事。卡斯特兰诺的好朋友弗兰克德·西科背叛了他，泄露了他赴约的地点。圣诞初始，三个男人在阴影中游荡。托马斯·比洛蒂开着教父的黑色林肯车驶入46大街，径直把车停在一个“禁止停车”的牌子前面，车的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警察慈善协会的标签。当这两个被害者出现时，杀手们便靠拢过去，亮出雨衣下面的半自动枪，近距离连续射击，卡斯特兰诺和比洛蒂各中了6枪。事情干得很彻底，一个杀手发慈悲地对着卡斯特兰诺的脑袋给了致命的一击。他们不慌不忙地顺着46大街拐进第二条小巷，一辆发动着的汽车等候在那里。这起袭击事件的几个目击者只记得雨衣和那辆黑色的发动着的汽车。
个子矮小，身蛮力壮的托马斯是个多嘴多舌又好炫耀的人，他展开四肢躺在46大街上引人注目地进行了最后的炫耀。他的四周到处是污血，似乎小托米（托马斯·比洛蒂的呢称——译者注）是在以他那男子汉的最后姿态证实他矮胖的躯壳内容纳了多少血液。
相比之下，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生活反而谨慎而谦卑。他尽量不使自己的名字见报，甚至到死他的脸都不肯面对着人们的视线。枪响后，他向后倒向开着的车门，脖了扭曲地抵住车底板，脊梁横在路边石上，两条长腿像睡着的酒鬼般伸向人行道。他几乎没流血，年迈、疾病和恐惧仿佛已使他枯竭。如果说死的方式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后的语言，那么，教父之王，保罗·卡斯特兰诺以这种方式清楚地揭开了他正统、文雅的假面具和精通商业，执政有方等等一切伪装。事实上，他仅仅是一个黑棍。身为一个黑社会诸多团伙的首领，在被剥夺了权力，失去了神秘性之后他的生命却终结了，死在大庭广众面前，半透明的尼龙裤子上方裸露着白色的小腿。
如果谋杀保罗·卡斯特兰诺需要正当的理由，谋杀者们可以制造一个合理的有说服力的事件，例如他们的首领因无人照料、缺乏警惕或过于自信而自然死亡。
1983年3月，由于某种原因，联邦调查局在卡斯特兰诺的房子里安装了窃听器。
通过法院批准的特工人员干扰了卡斯特兰诺家复杂的报警系统，巧妙地避开了庭院中的德国猎犬，进入到教父的私人住所——暴徒们工作的密室，秘密安装了一个窃听器装置，长达近四个半月之久。
从执法的观点看，在卡斯特兰诺处安装窃听器是历史上最大的最富有成效的措施之一。
剖析这个犯罪组织，卡斯特兰诺不但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而且是一个巨大的灾星——或许，突破这伙暴徒秘密最大缺口的关键是由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叫乔·瓦拉奇。侦破工作就是在他决定公开他6O年代早期的经历时开始的。30多个甘比诺家族成员讨论述法活动的事被录音。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他们策划方案。确定任务的情况。与其他犯罪家族高级成员的会谈使人们透彻地了解到这群暴徒是如何地分脏，这项计划仅仅是被提及而已。
就这样逐步发展到卡斯特兰诺的录音带，这种录音带是在90年代开始使用的那种。
起拆书足足写了30O0页尚未结束。在所有的起诉中，有100多项指控的证据是在巨头保罗托特山的住宅中窃听到的。这项监视工作直接改变了整个某比诺犯罪家族的命运，这么讲并非夸张。窃听行动使卡斯特兰诺的权力和威望无可换加夺受到损害，不但成功地使他大丢脸面，而且无情的窃听器录下了他嘲笑合伙人，在暴徒中拉帮结派互相对抗的情况。按照法律的规定，录音证词涉及到的所有人都有权了解与其有关的内容，听听他们怎样被巨头保罗尖刻的挖苦，即使是很久前就追随他的忠实的党徒们也同样是他嘲笑的对象，如果说，通过随心所欲的话语就可以使别人了解他，那么，保罗·卡斯特兰诺就是这种人。
我们——此书的作者们——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写对步斯特兰诺的监视工作，因为我参与了此项工作，是我们安装的窃听器，并进行监听工作。
侦探约瑟夫·奥布赖恩是首先打入斯塔胰岛宅第的两个人之一，他确保了监听工作的可靠性，他四年如一日地工作使这个黑手掌首领被迫至一隅。为此，被司法部长授予功勋奖，这是美国执法官员的最高荣誉。
侦探安德里斯·库林斯用数月的时间通过窃听器来监视卡斯特兰诺的言行，不辞辛苦地把600多小时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材料，这使他对录音带的内容了如指掌，他在八个不同的审判中被传讯作证，他在法庭弓佣这些材料作为证词。我们相信，还没有哪本书能与《教父们的教父》相比——内容方面及大量的对话使人们了解一个教父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有几层含义：一方面，这旨一个典型的警察与强盗的故事，警察设下埋伏，用窃听器、破译电码的方式与歹徒斗争，偶尔还有些惊险的歼敌传说；另一方面，它是一本社会学读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古怪的组织，和它的商业活动一样，这个组织的某些行业令人吃惊——除了敲诈的特色外，该组织经营的商品的生产流程是盗窃、恐吓和时而发生的谋杀。
但更多的是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故事。在调查中，我们对巨头保罗有了透彻的了解，——或许是太熟悉了，因为看起来这就是我们人类结构的一部分。
这种熟悉带有同情色彩，我们并非想同情不共戴天的敌人。卡斯特兰诺是个恶棍——但他也是一位绅士。他领导一个罪恶的事业——然而，他在与我们的交往中总是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是廉恭。毋诵置疑巨头保罗对许多人的死负有责任，但却没有证据证明他扣动过扳机，他的同伙鄙视他过于热衷和平，过于反对采取果断而极端的行动。他是个坏人，但不是最坏的人。
通过窃听器的不断工作，我们详尽地了解到卡斯特兰诺的私生活，我们不想知道这些。他与家中侍女私通的事是对黑手党总部圣坛规则的公然违反和玷污。当然，黑手党人可以有情人，但不是家里的佣人，这些不讲西班牙语的佣人不僭越正式配偶的位置。
另外，由于年龄和疾病的原因，卡斯特兰诺丧失了性能力，就像录音里披露的，他想借助极端而古怪的器具治疗来模仿男人性交的姿势，得到一点性能力。此时被刻，想像不出他是这个强大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犯罪集团的首脑，看上去，他只是一个企图拼命抓住破碎生命残留部分的年老体衰的平庸之人。
执法官和罪犯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有时是令不愉快的契约，他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而相互需求，就像猎人和猎物之间的需求一样。罪犯使警察具有使命感，警察使罪犯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并相信实际上对合法当局的蔑视。但联邦调查局和黑手党之间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契约，双方的人员都按照一定的法规生活，比如职责规则、忠诚规则等等，这些法规比普通公民的法规更加严厉。实际上，双方完全对立的法规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情感和心理都是相同的。一个优秀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懂得黑物党徒的心理，一个精明的黑手党徒可能也了解特工人员的动务和骄傲。
我们理解保罗·卡斯特兰诺，希望这部书能表达出我们的理解。我们与巨头保罗并无私怨，我们明白，在这场你死我活的严峻游戏中我们和他被锁在了一起，只有一方可以成为胜利者。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赢。卡斯特兰诺德知道他注定会输吗？他从没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对他保持到最后的尊严的一种亵渎。
我们为目已调查纽约黑社会所做的工作成到自象，为这项工作在揭露和瓦解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所起的作用而骄傲。但这毕竟是一种我们没有承认的无情和不诚实的手段，我们也为些有些许遗憾之感，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叫保罗·卡斯特兰诺的人在他的圈子里丢了脸，名誉扫地，并且最终被消灭。
1回顾1981年，不少人喜欢谈论保罗·卡斯特兰诺。从繁华闹市到码头，从联邦大夏到本森哈斯特的低级咖啡馆，每一个自作聪明的地痞都急于寻求机会与教父坐一会儿。
并谦卑地询问需要他为教父做点什么。各类执法官员们多半喜欢与巨头保罗呆上一刻钟，了解他想些什么，以得到启迪。至于新闻媒介，早就宣传这位并非黑手党要人的重要人物，他们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得到一次接见或一张独家新闻的照片。
奇怪的是，尽管所有的人都想与卡斯特兰诺交谈，却没有一个人径直到他的住宅门前去按响门铃。
见到巨头保罗并不容易，即使在1981年他的重大麻烦开始之前也是如此。他是个深居简出的人：他是黑手党中的霍华德·休斯。他那价值35O万美元号称“白宫”的宅每拥有他需要的一切（这房子与斯塔滕岛比邻的昂贵的托特山庄相似的），他为什么还要外出？为什么要坐下来与别人交谈？为什么要在污秽不堪的俱乐部里间的破椅子上消磨时光呢？在家里，卡斯特兰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的房子点据了纽约市的最高点，后院有一个意大利滚木球常一个奥林匹克级游泳池一精雕细刻的豪华家具上套着缎上罩面。
镀金花瓣的巨大吊灯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品，他可以眺望高大的维拉扎诺——纳罗斯拱，隔水相望，便是充满发财机会的布鲁克林。他有一个忠实虔诚的妻子，她是一个活泼、风趣的女主人，还有一个温柔妩媚的女儿。所有这一切足够美满、舒适、宁静、安稳，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呢？
尽管卡斯特兰诺的行踪难以捕捉，但看来绝大多数人并不想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去顺便拜访他。
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的侦探约瑟夫．奥布恩是极少数不请自来的人之一。1981年夏末，为了一件急近的事要与巨头保罗商讨，此事关系到他同事的性命及其妻儿的安危，是一个契约。
即使是在秘密犯罪组织自己的规则中，这种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1957年，纽约着名的阿帕拉钦附谈规定（当时卡斯特兰诺已经是高级头领），禁止某些活动，这并非出于慈悲，而是讨厌分开的关系，这在法律上对他们相当不利。如果可以避免，为什么要招惹呢？为什么拿命运去制造起诉呢？为什么让联调查局的调查员们得到更多的资金和人力以及公众舆论的支持呢？某种消遣或是为了开心，或是为了好处，或者兼而有之。
这两类都不是好生意：向联邦调查局的侦控报复就是这类不利的活动，另一类有害的活动就是经营毒品。
但正像在美国许多组织中发生的一样，传统的黑手党规则近年来被侵蚀了。谁也没有保罗．卡斯特兰诺知道得更清楚，黑手党的老规则正在消退，内部纪律越来越难以维持。看来，他得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其团队的秩序。
与他们在华尔街的对手颇为相同，年轻的黑手党徒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收人，而不是公司的长期利益。老规则使年轻人烦恼，例如其他的，通常是很不起眼的种族集团从经营海洛因、右卡因或夜盗中牟取利时，他们却被禁止从事此类活动。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些规则。的自以为是的党徒不理会这一大方。在这点上，他们与其他黑手党的后继者们没有多大差别，虽然上级有禁令，但他们一意孤行地从事麻醉品生意。但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导致灾难的新错误：80年代的毒品经营者趋于变成毒品使用者，特别是可卡因，这些人明显地做手脚，以批发价格大量获取药品。吸毒反转来进一步腐蚀了纪律、自制力和长期培养的意识。
一些年轻的喜好这种不断增长的混乱和毒瘤的家伙们，不明白为什么禁止攻击联邦调查局。一个家伙跟踪你，让你感到麻烦，妨碍你的生意和胃口，危害你的利益，想把你投入监狱，你去不准许向他开枪或用一大桶水泥把他粘住？对这伙暴徒来说，这简直就是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
随着岁月的流逝，没有几个老式的唐到各处去解释和执行这古老的训诫，他们中一些人死了，一些人还在监狱里。其中的一个人——乔·博纳诺——丧失了所有的权力，成为一名作家。80年代初始，保罗·卡斯特兰诺感到他是唯一能够继续坚持旧传统的人。
实际上，他是剩下的唯一能够完全记住阿帕拉钦会议制定的法令的人，他至少有足够的权力使这些法令在自己的地盘上实施。如果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受到袭击，这个信息就会一直传到斯塔滕岛的白宫中。那些嗜好杀人的爱吹牛的小子或许不会花时间多想，但卡斯特兰诺知道这类事件是多么伤脑筋，联邦调查局清楚卡斯特兰诺了解这一点。
为了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特工人员，有理由把这伙暴徒打倒。侦探的名字叫约瑟夫——皮斯顿，毫无疑问，他是美国执法机构中最优秀的特工。皮斯顿化名为唐尼·布拉斯克，于1976年打入邦纳诺犯罪拉吉尔罗的左撇子“枪手”作为他的担保人，皮斯顿被该家族接纳。6年的日日夜夜，皮斯顿以学院级演员的水平扮演了一下野心勃勃、全心全意忠于组织的小流氓角色。当他的担副职的上司命令他杀死对手家族的一个成员时才结束了这项“地下工作。”“唐尼”收集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后来用于对皮萨贪图的诉讼案中，使100多名黑手党徒锒铛入狱。由于这非凡的贡献，皮斯顿于1983年荣获勋章。
皮斯顿公而有力地打击了暴徒，按传统的信义规则，这事就到此为止。但事情并没有完，左撇子拉吉尔罗在单人牢房里逞能发誓说：“如果说我最后要做的事，那就是抓住狗娘养的唐尼。”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拉吉尔罗一直被关押到1992年，巧的是在他被释放时，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由于他糟糕的判断力而成为皮斯顿的第一个担保人，他因此受到惩处。不真正的问题是，大街上公开张贴了悬赏5O 万美元取皮斯顿及其家人性命的告示。任何一个完成此事的人都可以领取赏金。
这种做法不能容忍。告示被迫取消，最高领导才有权做出这种决定，只有首领才能取消它。众所周知，这个首领是个老头，是教父，是教父们的教父。
到了寻找适当的办法让卡斯特兰诺毫无准备地靠边站的时候了。
2“希（是）谁？”
巨头保罗室内传声器中传来一个操着浓重西班牙口音的羞涩女人声音。侦控约瑟夫．奥布赖恩和弗兰克．斯佩罗喜欢这声音，他们曳足站在斯塔滕岛白宫门廊上两根巨柱的中间。当这调皮而活泼的声音停顿片刻后，斯佩罗定了定神，打着官腔说：“联邦调查局，有公事与卡斯特兰诺先生商量。”
室内传声器不再有声音，看来，它要安静好一会儿了。两个侦探在门廊上徘徊，凝视着维拉扎诺桥和纽约湾的河水，在这闷热秋季的早晨，河水闪着银色的波光。宅内的两条大狗不停地叫着。为了避免开着的室内传声器监听他们的谈话，斯佩罗和奥布赖恩没出声，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有两套系统在进行监视，两台摄像机对着他们，镜头缓缓摇动。这些都是教父的私人警报系统，是用来警卫他所珍爱的隐居住所的。
为了消磨时间，也松驰一下情绪，弗兰克．斯佩罗双手插兜吹起了口哨。1971年以来，他一直在联邦调查局工作，像许多意大利血统的执法官员一样，他对与有组织的犯罪进行斗争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花了几年时间研究甘比诺家，对于该家族复杂的活动方式和蔓延的成员分布情况堪称专家。斯佩罗对家族个人情况也专门进行了研究，他参加过瓦格纳学院的足球学术研究，该学院恰恰位于斯塔胰岛。他在军陆战他服役过三年，当过见习军官。
现在，他参加了状邦调查局，与65英尺高的奥布赖恩做搭档，要在卡斯特兰诺的门廊里树立联邦调查局的威严形象。
站在那里，不可能觉得没有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对身体而言。在卡斯特兰诺光天化日之下不可能存在这种危险性。更确切地说，这种威胁来自于巨头保罗的事业所形成的等级与财富的暗示。跨进这个宽阔的半圆形车道者不光是暴徒，而且还有相当多的来此寻求庇护和忠告的合法商人，这显示出卡斯特兰诺广泛的影响面。这些凹形白色柱子在暗示这个老式暴徒扮演“二级政府”的角色，这使两个侦探相形见细。修剪过的草坪看上去有序、自信，甚至与众不同。或许卡斯特兰诺也顺便拜访过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
除了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外，那天早晨卡斯特兰诺可能不欢迎别的客人。他身穿洋红色缎子睡衣和淡蓝色丝睡裤，脚穿黑丝绒拖鞋，如果是套在一双小脚上会显娇美，但穿在卡斯特兰诺的脚上看起来特别的拙笨。多数的行政官员不愿意自己的事务与这扇门有关系。卡斯特兰诺没带随从，自信而傲慢地走出来，迅速地关上身后扇巨大的陈木房门，似乎不愿让联邦调查局的人对屋内多看一眼。或许他有预感，他宅中山现的联邦调查局的人将是他毁灭的开始。
他不拘礼节地问道：“好吧，先生们，我能为你做什么？”语气不冷不热，公事公办的腔调。
未经同意，斯佩罗抢先答话。他把张贴的有关乔．皮斯顿的告示的事通告给卡斯特兰诺，同时在心时研究着这位教父之王。
卡斯特兰诺身材高大等重，6．2英尺高，相貌不漂亮，但很庄重。尽管他当时已66岁，但头发浓密，白发不多，疏理整洁的头发向后背去。他站得很直，但粗脖子上的厚脑袋略向前倾，显出几分贪婪相；毕加索式的大鼻了鼻孔直通脑门，黑眼睛警惕而疲劳，眼袋像轻微肝病患者一样有些浮肿，嘴很大但唇很保他的表情——像特工作听说的一样——看上去总是模棱两可；仿佛这是他匕首一的习惯，不愿在脸上过多地表露出什么，当他发笑时，勉强向上翘的嘴唇有几分怪相，几分嘲讽。另外，当他看上去特别严酷时，就滑稽地抿起嘴，嘴角上挂着阴森森的笑意。他的手很大，虽然指甲修剪得无可挑剔，那粗大的腕部和扭曲的手指暴露出他曾是个体力劳动者。
经商时，卡斯特兰诺在肉店里绞过成堆成堆的家畜肉，扯下许许多多毛茸茸的筋肉，砍断过几千根肋骨。
弗兰克．斯佩罗有条不地总结道：“我们想给你一个忠告，如果对皮斯顿侦探或他的家人有任何伤害的话，整个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将对您和您的同伙进行反击。明白了吗？卡斯特兰诺先生？”
教父两臂交叉在胸前站着，镇定地望着桥那边。
看来，他对侦探带来的口信并不吃惊、烦恼或者生气。他说：“我理解你门的关切。”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手党唐们讲话时总是像有关教父电影中的马龙．白兰度那样，声音粗哑、响亮而冷酷。卡斯特兰诺说话带外乡口音，巨头保罗的舌头不太厚，标准的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出租车司机。杂货店售货员和都操这种口音。他似乎呼吸困难，声音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一般。他重复道：“我理解你们对朋友的关心。”
斯佩罗坚持说：“我们希望得到比理解更进一步的保证。”
这个要求使卡斯特兰诺处于困境，他不愿承认事实上存在这个告示，或承认他知道此事；他当然不想承认他有制止这份告示的权力。于是，他把手放进红缎子睡衣的口袋里，露出慈善的笑容，丝毫没有为难的表情，他说：“先生们，如果你们了解我的一切，我绝不会做那种事情。”
一阵沉默斯佩罗和奥布赖恩都认为有可能使这位教父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接待了他们，听他们说话，希望得到更多的承诺是不现实的。在思维。
语言和承诺上，暴徒们说话索来是模棱两可的，暴徒们把没有多大把握这种话挂在嘴边引以为骄傲。这几乎成了一种游戏：谁把事情说得更清楚谁就是失败者。联邦调查局的这两位应当为今天的收获感到满足了。
但令特工人员颇感意外的是，卡斯特兰诺接着说道：“在这件事上，我十分尊重联邦调查局。”
他是真心诚意还是讥讽？是友善还是挑衅？从他那平淡的声音和似笑非笑的表情上难以做出判断。
“你说得好。”奥布赖恩第一次开口说话，他试图以善意来对待卡斯特兰诺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不常以这种方式谈话，不太得心应手，像其它的技艺一样，这种模糊的辞令要经过练习方能精通。
“帮我个忙。”卡斯特兰诺说。
“什么事，先生？”斯佩罗问。
“不要陷害我。有时你们得办案子，那就办好了，但别设圈套，不要无中生有，我见过这种事，它叫人恶心。”
奥布赖恩想反驳，但又止住了，这不是与卡斯特兰诺讲座公正的时候。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确实有的暴徒因为小错而被重罚的，但得到了少许的补偿，例如多次报道的犯有重罪——暗杀罪的暴徒被免予处罚。没人说这种法律制度完美无暇，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其完善。
“我们并想陷害你，卡斯特兰诺先生。”奥布赖恩说。这次，他不带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倾向，话语完全是模棱两可的，暗示对威胁的忍耐性，他的脸上甚至还带着愉快的笑容。
3陷害卡斯特兰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尽管它反映了黑手党最高层的怪诞念头。看来，这些巨头们觉得，只要他们对授权的一系列管辖区有充分的权力，如果把帐目做得周密无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被判罪。
他们雇佣的律师是些不正派的人，这些皮笑肉不笑的律师为了优厚的酬金无耻地用尽其能事去钻法律的空子。这样，唐们真的有把握使自己在统治集团中再次得以晋升。
他们停止犯罪，摇身变成受人尊敬的行政官员或年长的政治家，他们享有这一切就如同一个暴徒享有外交免权一般。他们自认为不会被起诉，甚至通过一些不可思议的道德论理标准来逃避指责。
到1981年，人们知道了一系列的真相——尽管形式上不是无懈可击的，还需要起诉——关于卡斯特兰诺指挥的违法活动，他害怕受到不公正的控诉。
他负责监督暴徒们传统的诸如放高利贷之类的一系列违法活动。这些奴才们很擅长做黄色电视节目和印刷品以及下流表演方面的生意。他让人劫持卡车，偷小轿车。服贿赂警察，收买陪审团。他控制肉类贸易协会，自吹是连锁超级市场中的小老板。他通过一个“工业协会”在服装领域进行非法生意，该协会的产品被认为是上等货，他提出加入协会并给予资助，在建材贸易方面，卡斯特兰诺在纽约的商品售价居全国榜首。尤其是水泥，价格极为昂贵。饭店和旅馆渴望向卡斯特兰诺保护伞下的公司租用房屋，这样可能通过地下下水道公司把他们的垃圾偷偷运走，这类地下公司是暴徒们长期获利的一个方要部门。
但卡斯特兰诺控制其他生意就不总是那么顺利，谈判有时会激化，人们为价格吹毛求疵，在竞争中有时要使用恫吓手段。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得砸窗户，号召罢工，撕毁承诺，打断膝盖骨，把人勒死或把对方解成几块装在垃圾车上扔掉。但这种不愉快的事件的发生地都远离塔滕岛的白宫，这样，一旦卡斯特兰诺被陷害时，他就可以为正义而慷慨陈词。
事实上，直到被起诉，巨头保罗一直过着符咒般的生活，他50多年的生涯中，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犯罪活动。他只坐过两次牢。总共10个月。1915年6月26日，他出生在布鲁克林的康斯坦丁诺保罗·卡斯特兰诺家中，父亲叫季乌塞佩，母亲叫孔切塔，婚前名为卡萨图，他的双亲都是西西里的移民，老卡斯前名诺是屠夫，一个劣等骗子。他控制了——至少是本森哈斯特17街——像众所周知的意大利轮盘赌的赌博业，在意大利，这种赌博的中彩号码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作为一种严肃的赌博业，轮盘赌本身并没有害处，它是这个古老国家的一文化的产物，如果说最贫穷的侨民都要把身上的仅有的零钱用在买彩票上，那只能怨人的本性，暴徒们对轮盘赌还持一种谬论意大利社区目前从事这种生意为生意场提供了经营资本，尔后，势必会像他们过去做的那样，使这种赌博移至犹太区，成为与日俱们的风暴，使犹太人道德沦丧，走向毁灭。
在3个孩子中，保罗是最小，并且是唯一的男孩。他不向往大学生的礼服，八年级时便退了学，开始替父亲卖彩票，同时学杀猪卖肉的生意，看来，他很早就下决心选择了与法律相对立的生活。他注意到，暴徒们身穿蓝色套服，脚蹬柔软的便鞋，而屠夫们穿的却是沾满血块的罩衫和长统靴。屠夫们不住手脚地干活儿，提汤壶，而暴徒们开着高级轿车去高级饭店享用厚厚的牛排，受到尊敬。年轻的卡斯特兰诺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19岁时，他的双颊瘦长而深陷，却已穿上了宽大的西服上前，在别着衣领别针的领口系着艳丽俗气的领带，使他腭下的温莎花结尤为刺眼。
他见过自己的这副模样，卡斯特兰诺在1934年拍第一张头像照片。那年，这个小骗子由于一起武装抢动案被捕，此次抢动在构相愚蠢，行动可憎，丝毫未显露出卡期特兰诺在计划和秘密行动方面所具备的天资，他的天资在后来才显露出来。
7月2日，保罗和两个在布鲁克林的朋友前往康涅狄格，保罗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实际上，在那种萧条年代他自己能有汽车，或许我们有理由推断他已经与诈骗有了更密切的牵联，他已不仅仅是一个替父亲跑腿的男孩。这次旅行原本是为了在7月4日的周末访问亲属，但就在这期间，三个人抵达哈特福德，他们决——看起来是一时冲动——抢劫一家服装店。天知道他们怎么会搞这种愚蠢的把戏，或许他们感到缺少现金，或入场只是想惹人讨厌。
他们进入515犹太街的一所房中，房主叫尼古拉斯·莱昂。卡斯特立诺有支枪——遗憾的是，有几个目击者在他找开汽车手套箱时看见7这支枪。布鲁克林的这三个不速之客把莱昂推进屋里，抢走了他的钱夹，初出道的歹徒忽略了锁上大门这件事，正巧两个顾客闲逛进来遇上了这场劫。目击者被枪抵住，装钱的抽屉被歹徒们洗劫一空。这群小偷踢翻了家具，每人拿了17美元离去，但逃跑之前，卡斯特兰诺的汽车牌号却被一个过路人记了下来。到布鲁克林与朋友分手后，他很快就被捕了。那把3．2口径的科尔特手枪仍然放在他的汽车手套箱里。时，不知卡斯特兰诺是否已经是秘密犯罪组织的成员，但他却完全恪守了永不出卖朋友的原则。让他供出同谋者，他编造了一个荒谬的故事，说这些人是中途搭车的，他不认识他们，他们只是决定一块儿行窃。卡斯特兰诺独自承担了罪名，这是个明智的举动。他为自己建立声望，被认为是经得住考验的小伙子，一个认真接受传统习俗的青年人。他在康涅狄格高等法院伏罪，承认暴力抢动罪行，被判在哈特福秆监狱服刑一年。
12月24日，圣诞来临之时，他被释放。在监狱里服刑了3个月零4天后，作为父母心爱的儿子和邻舍们的英雄回到了本森哈斯特。
4在哈特福德栽了跟头后，卡斯特兰诺几乎有23年不曾抛头露面，直至最后他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止。
他投身于肉类生意，干得惊人的出色。想想看，他不具备总经理的经验，没有用来作为投资的合法的银行证券和经营资本，但厂家毫无顾虑地让他代销大量的产品，看起来超级市场很乐意从他那里进货。到50年代初期，他经营大规模的批发生意，就像众所周知的“蓝带肉类商潮一样。
在外人的眼里，卡斯特兰诺先生是个地道的勤奋商人，一个坚定的家伙。像许多那个机会倍增年代里的第二代美国人一样，他从一个又穷又没文化的底层人变成了个殷实的公民。他驾驶的别克牌敞篷汽车，那宽宽的白色轮胎护盘与布鲁克林的路边石形成了对照。他衣着考究，喜欢戴精工制作的黑浅顶软呢帽，穿宽松式的开司米大衣。虽然他依旧身材纤细，但考究的穿戴和手中的权力使他丰满了许多。他看上去不凶狠，也不卑劣，你绝不会把他与暴徒联系在一起。
经过30年代和40年代，卡斯特兰诺已经机警地巩固了他在布鲁克林暴徒中的地位。
沉默和短暂的监禁生活使他受益。少年时代的那几个同谋发展了自己的帮派，这些人欠着他的人情债。长者们对小保罗紧韧不拔的精神和毫无怨言地独自承担厄运态度印象深刻。他证实了自己具备造就成优秀土兵的素质。
此外，在保持时代荣誉的实践中，卡斯特兰诺通过婚姻增强了他对犯罪家族的忠心。
1937年，他与少年时代的情人尼娜曼诺结婚，而她恰马是卡洛·甘比诺的小姨子。从卡斯特兰诺父亲那儿论起，卡洛·甘比诺是他的堂兄。另外，甘比诺与卡斯特兰诺的姐姐凯瑟琳有过一段婚姻关系。如果说这一切关系还不算复杂的话，最重要的是卡洛·甘比诺的父母原本是堂兄妹。这样，这个传统的暴徒团伙就形成了保护自己的亲族关系的纽带，尽管是以近亲结婚为代价，将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心脏并精神病和高发率的弱智。
保罗成了复杂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的含义很明确：他不单纯是街角上的地痞，而是一个注定要有一小段非法经营和敲诈经历的人；他在向此目标快速发展。没人可以以黑手党家族的成功做出断言，有序的过渡时期除外，暗杀和侵占是其主要行当。
只要回顾一下就会明白，卡斯特兰诺是继承这个家族首领位置的理想人选，他必然超过户基·户西亚诺，成为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高级谋杀者团伙头目），成为甘比诺，成为他自己。
堂兄卡洛就是他达到目的之钥匙，堂兄运气好，保罗的运气也会好。恰恰保罗与堂兄的这种特殊接近使他第二次被捕入狱。这次灾祸发生于1957年11月14日，由于参加声名狼藉的阿帕拉钦会议而引起的，该次会议是在暴徒中级头目约瑟夫·巴巴拉的纽约北部的家中举行的。
阿帕拉钦事件对暴徒本身和执法机构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通过努力，执法部门掌握了暴徒的全体成员和他们的惯技。阿帕拉钦的故事已经被多次描述，但仍值得再讲一次，因为关于阿帕拉钦事件是“老”黑手党阿尔篷和萨尔瓦托·马兰扎诺与最后以保罗·卡斯特兰诺为首的“新”黑手党之间的分水岭之说并非夸张。卷入这场事件，使暴徒们不但在防御方面有所转变，而且更加敏感，更加投入。他们一方面保持其谋财害命的本色，另一方面，外表上装得深沉老练。阿帕拉钦事件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
尽管该事件与黑手党秘密组织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一件，但会议仍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57年，这伙暴徒完全陷入混乱中，相互倾轧。
竞争最高权力的是弗兰克·科斯泰洛和维托·吉诺维斯。众所周知，前者是个文雅的走钢丝的政客，他要用暴徒的钱在合法的企业中立足，据说，这样可以把钱洗过；后者是个地道的老式暴徒，在意大利有较好的关系，是传统帮派和高利贷生意的老板。
科斯泰洛的理论将构成为数众多的现代黑手党人，尤其是保罗·卡斯特兰诺这样的领导风格。然而，更为果断和残忍的吉诺维斯取得了胜利。1957年5月2日，奉吉诺维斯的命令，制定了暗杀科斯泰洛的计划。杀手“大下巴”文森特·贾甘特约这位对手教父到他位于西部中心公园公寓的客厅会谈——本森哈斯特和穆尔贝里街没有弗兰克·科斯泰洛的住处——近距离射击，只擦破了科斯泰洛的头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