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替你做你那该死的工作，还是怎么的？”
“G”问。
“是阿，你得做。讨论什么事？”
“我怎么会知道？”
“你既然知道要有一次聚会，你就该知道原因。
否则的话……”
“建筑业。”“G”说。
这个词彻底打消了乔·奥布赖恩的怀疑。他知道建筑业生意是最近时期纽约各家族之间交涉的重点问题——这条信息是监听卡斯特兰诺谈话录音中具有特殊价值的一条。
它们不仅仅是极好的证据，它们也许在提供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确证事实方面有更大价值。
要是没有这些录音，谁会知道混凝土契约俱乐部规则或是家簇之间裁判权的微妙差异，谁会知道“小丑”莫斯卡多次派出办事的细节或是他认为到了该坐下来谈判的时候？”
“要是你给我的都是些废料的话，那你就是个傻瓜了。”奥布赖恩说。
“我给你的不是废料，”“G”说，“我给你的都是钻石和红宝石。”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斯塔滕岛，卡梅朗路34号，今天下午1点钟。
别指望街上有他们的汽车。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换车然后从不同的方向分别到达。
没人会在那所房子附近停车。再见，奥布赖恩。”
侦探挂通了安迪·库林斯的传呼。库林斯在45秒钟之后回了电话。
“你在哪儿？”
“在一家酒吧里。第一大街上的曼合顿咖啡店。”
“有点早吧，是不是？”
“我在享受一杯‘圣母玛丽娅’酒，听着托米·阿格罗的前妻和现在的情妇的谎话。”
“你是怎么把她们弄到一块儿的。”
“把她们分开才是魔术呢。这是同一个人。你记得卢安·亚登吗？一半波多黎各血统，一半中国血统？托米和‘帽子’在花花公子俱乐部劳勒索时，她是那儿的女招待？
她现在在这儿开酒吧。”
奥布赖恩没有回答，库林斯本能地感觉出他没中听自己的话。这使库林斯很恼火，他一直觉得自己今天的工作非常称心。他已经知道托米·阿在出逃前与卢安·亚登联系过。他有理由怀疑她曾帮助他逃跑。而且自那以后还见过他。天知道为什么，这个上唇有颗黑痣的混血美人看来仍旧关心着那个精神错乱的蛮横的小疯子。
“你带着摄影装置了吗？”奥布赖恩问道。
“在车里，”库林斯说，有点儿暴躁的情绪：“可是乔”，我这儿正有事呢。”
“你能在半小时后到斯塔滕岛吗？在过去那间工作室前面，看在老交情的份儿上？”
“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只是一场各帮派首领的聚会。”
“耶稣基督。”
“他不会在那儿，”奥布赖恩说，“可是别的人都会在那儿，包括那位‘教皇’。”
6312点15分，安迪·库林斯把车停在里士满路上那栋曾是监听站的房子前，竭力不引人注意。突然一辆肮脏的运货车停在了他的旁边。
这辆运货车浑身凸凹不平，满是灰尘，挡泥板弯弯曲曲，风挡玻璃全是印痕，看上去像是一辆未上保险的危险车。上了年纪的嬉皮士们往往喜欢开着这种车，听着穆迪布鲁斯的录音带，他们越来越难得到那些不刮腋毛直发女人的青睐。现在那位司机，他看上去像是在阿尔塔芒特睡着了，到现在才刚刚醒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花呢围巾，在后颈上打了个结，脸上戴着一副墨镜，这种不透明的墨镜通常只有盲人才戴，耳朵上吊了一只金环。他的牛仔百衬衫在肩膀处撕裂，还有几处发白的地方，好像因为泼上了漂白剂。
“喂，伙计，”他说，“有香烟吗？”
库林斯不想被打扰：“役有，伙计，对不起。”
“想买点麻醉剂吗？”对方问，摘下那副眼镜。
“住嘴，乔。”
“上来，”奥布赖恩说，拿着长镜头。”
两位侦探驱车来到乡村俱乐部餐车的停车处，计划下一步的战术。卡梅朗路，他们知道，是在一个叫南滩的工人居住区旁边。在南滩，到处是砖和护墙板砌成的平房，小小的前院里着杜鹃花。经过迅速调查已经得知34号住着一对夫妇，名叫杜威，格拉乐迪和安吉利娜·格拉乐迪。男的是个码头工人，女的是教育局的医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托米·比洛蒂的表姐。格拉尔迪的儿子理查德，在萨拉水泥公司开卡车，那是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小儿子菲尔开的一家水泥公司。看起来黑手党暴徒在挑选安全房子方面有天赋的本领，而且完全按照标准：找到几个没有犯罪记录的可信赖的亲戚，塞给他们点钱，告诉他们离开自己家几小时，好让生意会谈能够隐秘地进行。
围绕着这次生意会谈，安全防卫是很严密的——这一点可以肯定。黑手党暴徒的守卫们会严密监控周围的邻居，随时准备着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就结束会谈。
因此，库林斯和奥布赖恩决定，一点半之前要远离这一地区，让每个人都能到会。
他们理智地决定，让会议开成。这样，即使监视活动被发觉，参加会议的人都逃掉了，仍可以记录在案他们事实上的集合。
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阿帕拉钦事件的重演，这一次那些吓得魂飞魄散的匪徒会穿过牛花床和杜鹃花丛，爬过松柱围栏和后院的旋转门，至少要躲在某个废弃的游泳馆、花匠的小屋或公共高尔夫球场里忍耐一时了。
“我们需要一些塑料、纸板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挡住货车的后面。”库林斯说。
“斯塔滕岛可不缺垃圾，”奥布赖恩说，“让我们把自己的弄成一个垃圾堆吧。”
到了三点29分，他们已经用一张黑塑料布和一个阿马纳冰箱的盒子改装了他们的车子，驱车穿过南滩。卡梅朗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是一个T形街口，34号是一幢单独的小平房，窗户上挂着扇形遮光帘，小小的庭院里被一株赤松占满，它看上去但愿自己被种在别的地方。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房子里有人。
侦探们先把车开过去，然后绕过一个街区。他们最后把车停在街道上距离房子100码处，货车的后部对假想最高级会议方向，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子的栅栏。然后他们轻轻的把那块黑色塑料布移到满是灰尘的狭窄的卡车后部，他们等待着。
他们等待着。
一小时后，仍旧没有任何细微的迹象显示在34号屋内正举行琴酒兰姆酒会，更不用说一场各帮派首领的聚会了。
“你知道，”乔·奥布赖恩立，“我们要是花一整天的时间看着一座空房子，我们真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了。”
“少拿‘我们’胡扯？安迪·库林斯说，“这是你的主意。”
奥布赖恩皱皱眉，挣扎着让自己的两条长腿换了个位置。卡车的金属底板挤住了他的动脉，两只脚一直麻到臀部。“我觉得自己像个他妈的宇航员。”他说。
3点15分，几个邻居家的孩子拖踏着步子从学校回到了家，但是那座在赤松遮蔽下的朴素的小屋里仍旧没有任何迹象显现一丝生气。到3点30分，库林斯体验到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联系着警察与罪犯，公众的仆人与公众的敌人，事实上也联结着整个人类大家庭。“我想要撒尿。”
“一个真正男子汉得憋住他的尿。”奥布赖恩劝告说。
现在已经是4点钟了。地上的阴影越来越长，黯淡的阳光笼罩了一层接近黄昏时的橙黄色。终于，有一条线索终究出现了：甘比诺家族的头目弗兰基·德西斜，开着一辆票色上车沿着卡梅朗路驶来（这辆车侦探们曾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托特山宅邸中见过），车似乎在34号门前放慢了速度，然后又继续向前开去。又过了不长时间，出现了更多的令人感兴趣的迹象。萨尔瓦多·巴伯托，一位领有执照的私人侦探，他在不为巨头保罗跑腿的时候经营一家半合法的地方安全服务机构，停下了他那辆杰色的别克车，慢吞吞地进了房子，然后不到3分钟时间就又离开了。
“他们在那儿，”乔·奥布赖恩说，忘了自己两条麻木的腿，“他们在里面。”
安迪·库林斯抚摩着自己的那架相机，检查了光圈。此时太阳已经西沉，雾气越来越重，监视工作成功的可能性似乎要凭胶卷的灵敏度而定了。“他们最好别停留太长时间。”
他们没有。事实上，在4：39，这些声名狼藉的罪犯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先是“小丑”莫斯卡，穿着一身整洁的棕色工作服，从34号的人行便道上走来，匆匆穿过卡梅朗路，消失在旁边的一条街中。
库林斯用一只30Omm的长镜拍下了他的照片。－4点40分，胖托尼·萨勒诺——他那顶皱巴巴的软呢帽胡乱地套在头上，哈巴狗式的嘴里支出一根大雪茄，右手漫不经心地拿着那只已成为他的标志的手杖——走上了人行道。吉诺维斯家族的卫队长卡迈因·德拉瓦跟在后面，尊敬地保持一步远的距离，“小丑”莫斯在几秒钟之内开着一辆红色的奥尔兹汽车返回来，德拉卡瓦为他的上司打开车门，然后这三人就离开了。
4点41分，科伦博家族的代理首领“盖利·兰”兰盖拉出现了，他身穿一件灰色运动衫和敞开领口的衬衫，这身装束使他与老一代的黑手党暴徒要人截然不同，他们都为自己漂亮的光闪闪的丝质温莎式领结沾沾自喜。盖利·兰倒像个运动员，他很有鉴赏力。
他身后跟着科伦博家族卫队长拉尔夫·斯科波，黑手党与工会的主要联系人之一。
“这真令人惊异，”安迪·库林斯在他的相机后轻声说，“他们是一个家族接一个家族出来的。”
的确，这种会议散会的方式有一种惊人的秩序性，甚至是优雅的风格。一位首领，一位副官；一位首领，一位副官。这就像是某种正式的舞蹈，使乔·奥布赖恩领悟到这种老式的相称的感觉正是黑手党这许多年来能保持其神秘性的原因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这些暴徒，在一条肮脏的小街上一座肮脏的小房子里聚会，他们被烦恼困扰，他们显得已经过时，有时候几乎是笨拙得滑稽；可是他们身边仍有这种优雅的气派，这种场面不容你不敬佩。
接着，他们看到了托米·比洛蒂，他正走上人行道，身穿一件艳的发俗的大方格呢子夹克——如果说这种夹克适合在什么地方穿，也只能是在赛马场的跑道上。仿佛是用表对准了时间似的，弗兰基·德·西科在此刻开车绕回到卡梅朗路，比洛蒂跳进车的乘客座位。
4点45分，卡斯特兰诺的心腹返回来，开着他上司的那辆深蓝色的卡迪拉克。他把车停在34号门前，很快地看看街道前后，走进房中。4：47，弗兰基·德·西科又一次把车开过来停下。
4点53会，各家族的列队进继续进行，卢齐兹家族的副首领“托姆迷糊”萨尔瓦托·桑托罗大摇大摆地走出来，身后是头目安尼罗·米格利奥，这两个人都乘德·西科的车离开了。
1984年，博纳诺犯罪家族正处于一团混乱中，在各家族首领聚会了也不再占有一席之地了。这就是说，只有一黑手党领导人仍留在房中，保罗·卡斯特兰诺，那位“教皇”，那位教父们的教父。正如表演明星总要他的谢幕留到最后一个，让观众为他的出现多等待片刻一样，巨头保罗在4点55分走出。
他身穿一件灰色夹克衫，一条黑色宽松长裤，显得从容不迫。他向四周环顾着，看看树，看看电话线，似乎在享受这难得一次外出的新奇感。他吸着一只雪茄，似乎在嗅着周围的空气。他露出了微笑。
显然这次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托米·比洛蒂像往常一样紧张、警惕，戒备地向各个方向扫视着，为他的上司打开车门。但是卡斯特兰诺不是显得很仓促，不想鬼鬼崇崇降低自己的身份。他把烟灰弹到人行道上，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当他慢慢坐进车里时，这个人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显得非常庄严，有什么东西是命中注定的。
64头儿坐在办公桌后，周围全都是黑手党首领的照片：“伙计们，收获太丰富了。”
从语言简练的布鲁斯·莫的嘴里说出这句话来，就像朗颂赞美诗一样难得。
安迪·库林斯拍的那些照片都放大到真人大小的尺寸，照片上全是小颗粒，边缘部分也有点不清楚，可它们仍显得非常生动，非常真实。胖托尼的照片被用图钉钉在高高的书架上，摇摇晃晃地垂下来几乎触及地面；他的肚子似乎在随着六楼窗户吹进的微风微微起伏。盖利·兰走路时那股趾高气扬的神气都可以感觉到，他几乎要把路边石子踢飞了。
而保罗·卡斯特兰诺，即使独自站在路边，似乎仍在仅凭几个小手势和表情的变化统辖、控制着局面，这些本领从他卡洛表兄那里学得很出色。
“陪审团会对这在叙事照片材料非常感兴趣。”
库林斯和奥布赖恩只有坐在那儿。很舒服地听着这些赞扬，陶醉地看着那些照片，似乎它们是心爱的家里人的肖像。奥布赖恩不禁有点洋洋得意了：“保罗要不是组织这个各帮派首领聚会，他会操心另一件案子了。”
“嗯，嗯，”头儿说，“要小心埃”
“为什么？”奥布赖恩问。
“因为……”莫说，“因为……见鬼，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办公室里的又托罗、德拉卡瓦、比洛蒂的照片，“可是如果这些就是你们昨天完成的一切，那就沾沾自喜了。”
“不止这些，”安迪·库林斯说，“我们还发现托米·阿格罗在加拿大。”
“你们什么？”
“嗯，我们发现了一点东西。你记得阿格罗的妻子吗？”
“莫尼卡？”莫说，“她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法国人，有一部分越南血统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的血统？”
“差不多，”库林斯说，“莫尼克。法国和老挝混血儿。因为里金和A俱乐部贩私酒记录在案。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妻子，我指的是那位前妻，卢安·亚登。”
“一半波多黎各血统，一半中国血统。”乔·奥布赖恩说，“他喜欢她的那种异国风情。”
“那我能理解，”莫说，面部抽搐了一下，“但是她们和这有什么关系？”
库林斯耸耸肩：“精神病也有感染力。另外，卢安·亚登自己似乎情绪也不是很稳定。真像个喷水龙头一样。我向她提到她和托米共度的那段时光，在俱乐部里人们对他俩大惊小怪的评论，她就开始哭起来了。我闹不明白她脸上抹了多少化妆品，这时候都像糖霜一样挂下来。她说着她们那时候多快活，她喝着香槟，他吸着香烟，她多么喜欢那种王室一样的待遇，她多么希望第一次见面后不让他走。
“‘你的是什么意思，第一次？’我问她，‘你是说有第二次吗？’”“听到这个问题，”库林斯继续说，“她就止住了眼泪，机警起来了。‘不’，她说，‘我只是说我曾有机会再得到他，可没能做到。’我决定冒险一回，‘你看，卢安，政府付给我薪水。你认为我在为莫尼克出力吗？对我来说你和托米的事根本不算什么。你能让他回到你身边，你有这个能力。’”“让我猜猜看，”布鲁斯·莫插嘴说，这句话使她热血沸腾，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
“差不多。”库林斯说，实际上，她又开始哭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使例行的检查有了正当理由。还有你猜怎么着？阿格罗去年8月8日逃跑，8月17日的时候，卢安·亚登由纽约州的一个叫鲑鱼河的小镇越境到了魁北克剩她的车里还有个男人，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小保罗·斯坦尼西。这难道不让你想起点什么吗？嗯，那是托米·阿格罗的妹夫的名字。
所以你就该明了，他是跑到北边去了，而她是想充任一位救护天使重新赢得他的心。”
“那么，”莫说，“我们只要盯着她直到她去找阿格罗。”
“这很简单，”乔·奥布赖恩说，“只要顺着她的睫毛油流在地上的痕迹找就行了。”
65就这样，卢安·亚登被联邦调查局监视起来，而加拿大当局也帮助搜寻托米·阿格罗，化名小保罗·斯坦尼西。
在纽约，侦探们有卢安·亚登在曼哈顿咖啡店的工作时间记录表，标明假期和双休日周末也可能去北方的时间。同时，加拿大移民局计算机系统中设立了长期程序，要求报告一位半亚洲血统、半伊比利亚血统女人的入境情况。
几个月过去了。1984年8月12日，一位半亚洲血统的女性乘公共汽车通过魁北克的一个小镇黑池进入加拿大。她的外表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疑的——虽然她的妆化得很浓，穿着也很精致，看起来不太适合乘坐公共汽车旅行。她有一头黑直发、一对黑色的杏眼。
她对移民当局说自己未婚，而在出示给他们看的文件上写着意大利姓氏。
这些和所估计的有所不同，于是边境警卫要求查看这个女人的私人物品，结果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她带2万美元现金，还有两个护照和三个驾驶证，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姓名。当加拿大皇家骑警因为她出示假证件将她逮捕时，这个混血女人满脸是泪，化妆品像而糊一样随着眼泪淌下来。
但是如果骑警们相信他们扣押的是卢安·亚登，那就错了。他们逮捕的是莫尼克·阿格罗。这位合法的妻子是被她那对某种肉体类型有极端偏爱的丈夫给毁了。
在压力之下保持体面，似乎不是莫尼克的特长，而且她也不擅长搞阴谋，她编造了些拙劣的谎言，但几乎立刻就被揭穿了。问她到加拿大将要住在哪儿，她说出了王室山旅馆的名字，这是蒙特利尔的一家旅馆，而在她携带的物品中有一把307房间的钥匙，也许还贴在邮件标笺上，上面的地址是蒙特利尔H邮政所P．Q．243号箱。阿格罗夫人已被他丈夫生活中余下的东西毁了，因此她接受了加拿大当局让她主动离境的建议，匆匆逃到了巴黎——她是躲避骑警还是她丈夫怒气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通信地址的信箱号码是梅森纳夫街1975号，当警察赶到那里时，屋中没人。他们从房东那里得知住在307房的客人是个美国人，名字叫保罗·斯坦斯，从照片上确认出他是阿格罗／斯坦尼西。这位逃亡者的物品还在房中，只是阿格罗本人已经有好几天没露面了。
他此时正巧出门在外，也许在航程中得到某位不知情者的帮忙。托米·阿付小费向来很大方，因此在俱乐部饭店里颇受欢迎，他在一家拉布赖斯咖啡厅里花了大量现金，因此咖啡厅的经营者穆罕默德·迈基为了回报他的慷慨和经常光顾，在9月上旬为他收拾好东西搬到了蒙特利尔修女岛上的新住址。
但那时，阿格罗似乎正住在他的新情妇家里，这位新情妇名字叫安·奥卡，恰好有一半日本血统。
托米·阿格罗／保罗·斯坦尼西躲罗·斯坦斯对她自我介绍时只说叫托尼。托尼，穆罕默德的朋友。
在阿格罗为逃脱牢狱之灾的挣扎中，他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可以任他随意舒展的空间也越来越校9月8日的上半夜，骑警在一家叫做莱卡博特的饭店里捉住了他。
对托米·阿来说。他那时不幸正处在疯狂周期的狂燥状态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觉像个“他妈的超人”。这种不正确的自我印象使他幻想自己能够打倒两个来逮捕他的魁梧的警官，夺路而逃。他先向左边跑，又绕过屋子跑到右边，正要逃出去突然被人捉住了胳膊肘，骑警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他铐到了桌子上。然后他就开始咳嗽，在餐巾上咳了好些血。
从加拿大寄来了逮捕报告以及照片，照片上，短小的阿先生一点儿也不像他风光时那样看起来像个光滑的苹果了。他的前额上出现了几道深沟，下眼袋也肿起来，假发弄得一团糟，在扭打中向左转了9O度，原先喷了发胶的西装头现在从这个小个子暴徒的左耳上掀开；整个假发套像个罗盘针一样，似乎在等待整个世界在它的指引下重新排整。
两个长着大胡子、挺着发达的胸肌的高个子骑警看上去像小型建筑物似的。阿格罗站在这两个人中间，与其说像是敌手，不如说像个吉祥物，一个有几分小矮人式的狡诈的小怪物。
引渡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接着会有惯常的抗议和上诉。但是托米·阿格罗不是凯旋而归，而是戴着一副手铐回来的。撇开即将到来的对他的审判不提，整个美国都忍不住对他嗤笑。他的逃跑行为使差不多每个人都和他疏远，除了卢安·亚登，他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66“我们捉住了阿格罗，”安迪·库林斯说，“我想，你也许想知道这个消息。”
“我应当对此再胡说一通？”乔·N·盖洛说。
这个老顾问正倚在阿斯托里亚的克赖森特街上一座黄袍色的砖房的山墙上，似首畏缩在一家鞋店这篷的阴影下。他穿着一条斜纹棉布裤，一件宽松的棕色衬衫，下摆没收起来，脚上是一双不合脚的耐克牌运动鞋，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邻居家一个领养老金的安静的老人。既没有力量和好奇心，也没有钱出远门。
“在加拿大，”库林斯继续说，“蒙特利尔。”
“安迪，”盖洛说，“我真的对此毫不关心。”他低头看看自己那双运动鞋，又抬头看看街道，显山一副平静的样子，不理会那位侦探。
库林斯不由自主地想要诱导这个老人，想要让他因为恼怒而吐露些实情出来，就像敢暴躁的孩子会做的那样。盖洛在某些方面正像个孩子一样。原来他会争论的事，现在他只是恼怒而已；原来他惯于回避的问题，现在他只是噘起嘴。他越来越屈服于自己的怯懦和烦躁，越来越不注意别人在说些什么。
那个态度和的外交家，在这幕戏的后半场中，变成了一个小鬼头。
“来，”库林斯说，“我给你买一份咖啡。”
“不，谢谢。”
“那好，我要一份咖啡，你陪我坐着。”
盖洛眯起眼睛张大鼻孔看着他：“安迪，你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想和你说话。
我不想看到你。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听到这话，库林斯奇怪地感到胃部一阵冰冷的空虚感，这种感觉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失落感。
他并不想从乔·盖洛那里得到什么；他这次来访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原因。只是一次拜访而已。“乔，嘿，我们以前总是能谈得来的。”
“是啊，”这个老顾问承认说，“我们曾经有几次谈得挺投机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我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应付谁。”
“我一向对你很直率。”
“那是你喜欢说话。”
这白发的老人移开了视线，抑制着某种情绪的暴发，被动的敌意或其它什么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乔·盖洛原来的作风，他似乎正与从前那种痛快地进攻冲动做斗争。而那种冲支最终控制了他：“然后你说些关于保罗的蠢案子这类的废话。”
“那不是我们的案子。”安迪·库林斯说。
乔·盖洛不听他的。
“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安迪？这就像你在一场真正出色的、干净的、艰苦的战斗中打到第十二个回合，这时候一个家伙出来击中另一个人的阴囊。这场战斗就给毁了。从前的一切——战略方针，对敌手的尊敬、等候决定——所有这一切都一团糟了。
这就像是，你干嘛要自找麻烦呢？你干嘛要对你的敌人表示尊重呢？只要在他的下身来一下不能让他整个儿都倒下来。”
“乔·那不我们的案子。”
“我告诉你，安迪，保罗会高高昂着间从这里走开，而政府的人却显得像群傻瓜。
记住我的话，这会是‘三个傀儡的死期’，他们要把这些说谎的小贼带上证人席，保罗·卡斯特兰诺只要看他们一眼，这些臭流氓也会拉在裤子里，这些该死的傻瓜连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都说不利索。等到你和奥布赖恩到那儿去做证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做证的。乔，你看着我，听我说，那不是我的案子。”
“不是我们的案子。不是我们的案子。胡说八道，这不是你们的案子。那我们问你，安迪，你们有这么个法律叫反诈骗与腐败组织法是不是？这条法律的基本意思，是说如果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因为做错了中被捉住了，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条法律适用于我们，它为什么不适用你们？你们企图让保罗·卡斯特兰诺为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人犯下的罪行负责，而且这件案子正由一些和你们共事的人办理，你还要撒谎对我说这不是你们的案子？”
“乔，对不起，但是你不明白这件工作的内情。”
“是的，”盖洛说，“我想我的确不明白。我想对于像我这样从昆斯来的人，这是太难以捉，太花哨了。但是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明白吗？等到再有一群伪善的检察官私人开业的时候，我就会明白了。
那时候他们会对我解释这些事，向我要介1小时300元。那时候我就会明白为什么反诈骗与腐败组织法只适用于我们而不适用于你们。
“可是在此期间，安迪，请你帮我个大忙，别再到这儿来转悠了。你让我很为难。
等到要逮捕我的时候再来吧。在此期间，别他妈来烦我了。”
67在整个1984年的秋天和1985年间的冬天里，联邦调查局组约分部、有组织犯罪特别行动委员会的会议、南区美国律师总部中充溢着一种无声的兴奋情绪。看不见的电流联接着这些本质相民间的。
有时相互敌对的部门；一种新的精神打破了以往的权力界限，此时陆军、海军和海军陆线队抛弃前嫌不再相互兑争，为了一个全面战略进攻共同努力。
准确地说这项工作确实是全面攻势。执法部门正准备的是一起在整个与有组织犯罪斗争史上最彻底、最复杂也是最成功的起诉——各帮会首领聚会案。
可以说，一些大人物正从政府队伍中凸显出来，他们并不准备悄无声息地把工作完成，至少看上去他们是在准备大张旗鼓通力配合了。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人也许就是美国顿调来，协助起诉的核心工作。
他倒是做这项工作的理想人血—一个具有改革家式的用正议之光调支公众情绪的意大利裔美国人。
作为毫不掩饰的怀有政抱负的人，朱利亚尼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托玛斯·E·杜威的继承人，后者因破获多起黑手党暴徒要案把他那屠龙者的声誉作为通向高级选举办公室的跳板。
但是在朱利亚尼的动机的纯正性被公开讨论之前，作为一个检察官的想像力和精力都是无可挑剔的。他正以前所未有的胆量和远见运用反诈骗及腐败织法来瓦解美国黑手党的整个上层组织。为了这个目的，他和他的队伍收集了大量犯罪关第与联系零散情报，这些情报可以彻底地搞清楚秘密犯罪组织的领导结构。
这些零散情报多如牛毛，头绪纷繁，没有一个人能全面地掌握；每个检察官都把他们自己归作案子中某一疗分的专家。每一个证词后面都有大约30郑的证据做基矗在许多嫌颖罪和已证实的罪行间找出相互关系。安在暴徒汽车上的窃听器，安插在黑手党暴徒中的眼线们携带的窃听器，安置在黑手党社会俱乐部中的窃听器，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安置在保罗·卡斯特幸诺内部密室里的窃听器，提供了大量情报可以互相印证。
巨头保罗是黑手党金字塔的顶端，是统邻阶层中毫无异议最具权威的成员。因此他是整个各帮派酋领聚会案运转的支点。窃听到的保罗与“小丑”莫斯卡关于控制建筑业投标的谈话，与托米·甘比诺关于各家族如何瓜分服装区上益的谈话，与乔·阿默恩关于饭店工会或娱乐业的谈——这些都强有力地显示出黑手党暴徒在这场正在发生着的阴谋中的涉及范围。万一仍有人对客家庭的统一活动有一丝怀疑的话，还有安迪·库林斯对5月15日那场卡梅朗路上的聚会叙事性的照片记录，照片上显示出参加会议的各帮派首领和他们的副官如跳四对舞一样一对一对地走开。
自从1980年起甘比诺调查小组建议建立情报基地对这个家庭进行调查时，其他的联邦调查局小组也瞄准了瞩齐兹家族、科伦博家族和吉诺维斯家族。现在已经到了把所有那些涉及各个方面的调查集中起来的时候了。纽约黑手党暴徒的首领凡是活着的，无一能逃脱各帮派首领聚会案的牵连。甚至那位年高德劭的约瑟夫·波纳诺，当时已82岁高龄，正要在自己死前退休，也被涉在内一他会因为拒绝交出大陪审团证言的录像带而坐一年牢。
细想这个各帮派首领聚会案的全部范围，没有丝毫引人注目的地方显示出它作为一桩秘密被保存了多久，保守得多么严密。随着1985年的开始和宣布起诉时间的临近，秘密被泄露的危险越来越大。
为准备这件案子有几百人卷入进来，而且其中在相当一部分人与新闻界保持着长期交往。可是这项工作仍旧以间谍活动特有的秘密技巧进行着。没人谈论，没人出错。不允许有任何失误毁掉这已计划好的壮观前景；把黑手党暴徒首领大大小小的头目整个儿地一网打尽，闻不多50名侦探在全纽约城里同时进行突袭逮捕，使电视台急忙派摄制组跑来采访而报社停止印刷当天的报纸重新设计前几百的版面。
2月25日是这场闪电战打响的日子。正如一家纽约报纸所说，这会是“黑手党暴徒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天。”胖托尼·萨勒诺会被拘捕，那位快活的盖利·兰也会被拘捕。
“鸭子”托尼·科拉洛，卢齐兹家族的首领会被逮捕，科伦博家族的首领“蛇”卡迈因·珀西科也会被逮捕。“蝎子”、桑托罗、科伦坡家族的副首领和那侠‘和平制作者’
安尼罗·德拉克罗斯——他们在那天晚上都会被赶在一起。他们会被分开囚禁，防止互交谈——虽然如果允许他们互相通声气，至少有一个话题一定会被提起：在最后时刻，有则秘密具体细节不能披露已泄漏给新闻界，即在1983年，联邦调查局，已在巨头保罗·卡斯特兰诺的住处安置了窃听器。
这就是小报上称作炸性新闻的消息。它使新闻界多了一件可做文章的花边新闻，使暴徒们多了一桩闹心事。而且它重新证实了巨头保罗在中心舞台上的位置，他的教父之王的地位。
2月25日傍晚7点25分，在同去的两位侦探乘坐的一辆小汽车的跟随下，乔·奥布赖恩和安迪·库林斯开始了去托特山宅邸的对他们崦言是非常熟悉的路程。但是这次行动的目的与以往几十次中的任何一次都不同。现在他们是要去逮捕巨头保罗。
他们怀着高尚的荣誉感和夹杂着些许矛盾心情的愉快去逮捕历史上最大一桩黑手党起诉案中美国最有权势的黑手党暴徒。
68环形车道，宽阔优雅的柱廓台阶，庄严堂皇的柱子。所有这一切与乔·奥布赖初恩镒到斯塔滕岛这座“白宫”时所见的一模一样。俯瞰威严的维拉扎诺桥的风景也仍然依旧；自动安全摄影机的镜头还在像往日一样摆动着。奥布赖恩按响了门铃。
“谁？”卡斯特兰诺的声音不会让人认错。这伴有隆隆重的呼吸声的嗓音似乎是从闭合的喉咙中挤出，勉强通过双唇发出的。听声凌晨他似乎没料到会有人来。
“乔·奥布赖恩，卡斯特兰诺先生。联邦调查局。
我有一张逮捕桃的许可证。”
回答这句话的是“氨的一声。这个音节乎只包含有一丝惊和一丝担心。然后是巨头保罗挂断对讲机制轻轻的“卡嗒”声。奥布赖恩和安迪·库林斯转过身，看着教父家门前巨光灯的粉红色光芒中自已呼出的热气。与他们一的侦探们充当步哨，在住廊台阶上来回溜达。此时正门打开了。
保罗·卡斯特兰诺走出来，他那高大的、显得有点笨的身躯站在门口，几乎挡住了室内所有投出的黯淡的黄色的灯光。他身穿一条灰色的宽松便裤，一件浅蓝色丝质衬衫，脚上是一双几乎可以得是上精致的拖鞋。他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不是梳得一丝不苟，却很整洁，他还戴着那副淡色的飞行员眼镜。他的声音里丝毫没有怒意：“我可以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吗？”
“有组织犯罪团伙同案人。”奥布赖恩说，向他出示了那张逮捕证，“关东多有一打你的同伴现在正拘捕，先生。”
“是吗？”教父说，“现在？”他向山下的海湾扫视了一眼，似乎能够想像出整个城里他的同伴们都在面监着困境。对于执法部门这次干净利落的多方出击他似乎抱有一种鉴赏家的兴趣：“嗯，进来吧。”
教父黑不做声地领着两位侦探穿过宽的前厅，走过长长的走廊，路过县挂着雕塑般大吊灯的起居室和类似巡洋舰上的餐厅，最后来到厨房。格罗莉娅·奥拉特在那里，她那日益丰满的身体上穿一件红色的开司米羊毛衫，腿上套着一条时装牛仔裤。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很有派头的绅士，持兰诺介绍说他是理查德·霍夫磊人，他的内科医生，也是他的内友。
看起来他们乎正要吃东西。茂头保罗用来召开会议的那张浅色木桌上，摆满了莱诺克斯瓷器和沃特福德雕花玻璃器皿，中间摆着一个大浅盘，里面码满了半熟的烤牛肉，教父常坐的那张高背椅旁边，是那盏铬质的雁颈台灯，那个已经失灵的话筒感觉在台的空心座里隐藏着。侦探们努力不远看它。
“您好，格罗莉娅。”奥布赖恩说。
卡斯特兰苦的女仆兼情妇没有回答。她的姿势是僵硬的，他的眼球在鼓起。
“你要礼貌些。”卡斯特兰诺婉言劝慰她说，“这个人只是在做他的工作而已。”
“搭（他）的空（工）作，搭（人）的空（工）作，”她嘶声说，“搭（人）的空（工）作就是给那些什么也没干的人找麻烦。我不喜欢介（这）个乔·奥布恩欣（先）生。”
奇怪的是，卡斯特兰诺微笑了。也许听到他的爱人放弃对这位侦探曾有的喜爱，令他感到释然；也许这对他那时被抛在一边是充分的抵偿。他溺爱地摇摇那巨大的头，然后心不在焉地扫视一眼烤牛肉。
那是一盘漂亮的肉，通红通红的，像从云像露出的阳光，这位从前的肉贩会像有些人那样把它看作是一幅水彩画。“我想换身套装。”
“没有那个必要。”奥布赖恩说。
“我知道没有必要。”巨头保罗说，“可是我会觉更舒服些。我在请求你们帮个忙。”
庆贺林斯和奥布赖恩对视一眼。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迅速、利落地把卡斯特兰诺带来——不能宣扬，也不能耽搁。他要去的是监狱，不是参加聚会；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给他时间换装。但是卡斯特兰诺本人是位绅士。此时正巧有他的医生在身边，他完全阿以使用世界上最古老的诡计——假装心脏病突发或是心绞痛，痛苦地扭动身躯，头晕目眩，昏倒——这些都呆以使他轻松地被送往医院。可是他没有降低自己的尊严这么做。
还有，伟大的有其特权，而此刻站在卡斯特兰诺的厨房里的两痊侦探，不禁感到在他身上是有这种品格。天知道，这不是道德上的评判，他与这个人的财富和家中的威严无关。不，这里所包含的理性疗分很少，而更多的是原始感情成分。在他的举止中有些东西，一些负有重任而得来的夹杂着些许痛苦的智慧的风采。他也许不曾是个好人——在许多方面他是个让人骇怕的人——但是他从未在任何危险面前畏缩不前，他已经明白他面临着什么，他曾经起过重誓，现在就应履行誓言了。你不能对这个人说，不行，你不能换上套装，就穿着这件运动衬衫去见你的起诉人吧。令某些人难堪是完全错误的行为。令他门难堪是对每个人的侮辱。因为每个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喜欢，都与他们的尊严有利害关系即使被处死的国王在临砍头前也允许他穿上皇族的紫衣。
因此他们允许保罗·卡斯特兰诺去换衣服。他上楼去了卧室。格罗莉娅和霍夫曼大夫陪着他。
此时门铃响了，乔·奥布赖恩通过对讲机和外面打招呼。
“乔，”在外面警戒的一位侦探说，“来了几个人，是家属。他们要进来。”
“谁？”
“女儿、女婿、他们的孩子。还有那位妻子。”
“噢，该死的，”奥布赖恩说。他扫了一眼手表。
巨头保罗在楼上才呆了4分多钟。他一定是让格罗莉娅给康妮打电话了，康妮家从这儿转过弯就到了。
尼娜也许正去那里做客：“让他们进来。”
“你真的要应付这些人吗？”另一位侦探说，“他们显得很心烦意”“比如发出尖叫声？”
“更像是还魂尸。”
“这是他们的家。让他们进来。”
过了一会儿，康妮·卡斯特兰诺大步走进厨房同以往一亲戚，想要显得激动不安的样子，又同以往一样，做不到这点。乔·奥布赖恩敢发誓说，她穿着他第一次遇见她的那个是上穿的那条皮裤和那件关透明的白色罩衣。“我父亲在哪儿？”他质问道。
“楼上，换衣服呢。”奥布赖恩说。这位女儿看上去乎不相信他的话。她的眼睛狂乱地扫视遍整个房间，仿佛他的父亲出于某种原因躲进了卫生厨里。
尼娜随后走进来，她看上去像是在梦游。她用评仨的眼光很快地扫视上眼摆满食物的另一个大人做的烤牛肉。她走近些，用鼻子嗅了嗅，贸然说了声，“我做的时候，要加些为迭香。”
乔·卡塔拉诺帝，康妮的第二任丈夫，跟在这两个女人身后。他的怀里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看上仿佛要靠她挡住自己。对他来说眼前的情景让他两头为难。他的妻子会让他捶胸顿足大闹一番；这就是做丈夫此刻应该做。但是这样做会触怒联邦调查局，而且，引火烧民没什么好处。另一方面，若是显得层步不前而惹起他夫人的怒火，那可不会是个好兆头。尤其是卡塔拉诺蒂的前任的经历已经证实如果夫妇间行动不一致，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他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照顾孩子的模样。
巨头保罗回到厨房，穿着一悠扬深蓝色套装，系一条红色丝质领带，身边站着霍夫大夫和格罗娅——女仆兼情妇，这座房子的新主妇。她简单地问候了一声问里人，用劲吻了一下他的外孙女。
接下来是一幕无比尴尬的情景，它留在人的记忆里清楚得令人不快，仿佛毒性发作时的感觉一样。
格罗莉娅开始哭起来。但是她哭得不像正常人一样泪水涌出紧张心情就缓和了；实际上她啜的时候，身体显得更加僵硬，那张湿漉漉的脸庞古怪地一动也不动。卡斯特兰诺抱住她，他的和怒火中烧地看着他们，一副厌恶的表情；妮娜那恍惚出神的目光躲得更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