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房间里充斥了一股不会弄错的气味：卡斯特兰诺的外孙女拉了一尿布。乔·卡塔拉诺蒂，仍旧扮演着模范父亲的角色，轻轻地把婴儿放在饭桌上，放在那睦瓷器和玻璃器皿中间，开始换那弄脏的尿布。而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仿佛是无意识地，他伸手从那盘牛肉中夹了一片吃掉了。
此时可靠罗莉娅已停止哭泣，现在轮到尼娜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她轻声地哭泣着，轻得几乎听不见。然后她张开双臂向那痊与她失和的丈夫跑去——一跑得很慢很慢，迈着那种老妇人的小碎步几乎使她一步走不出多远。
教父面对着他的孩子他的母亲的逼近，脸上的表情迅速出现一连串的变化。一开始他看上去很困惑，然后是窘迫，接着是两个特工见到过的最接近惊慌的神情。在最后一刻，他凭着一位老练的四分卫球员的本能，先倦装向左，突然又向右避开。他的妻子，抱了个空，从他的身边跑了过去，最后抱住了安迪·库林斯。
“我想时间到了。”乔·奥布赖说。霍夫曼大夫交给他一个小纸袋，里面装着胰岛素注射液、注射器和药品说明。
此时的教父，满身安哥拉羊毛与丝稠织物，裁剪得完美无瑕，脚上是薄和袜和一双软度便鞋，看上去乎是一副欣然而行的模样。他带领着这队人走到自家的大门口，步履轻快地走下柱廊台阶，向政府的那辆普利茅斯车走去。
69“谢谢你们没在我家人面前给我戴上手铐。”
这是车门关上后教父说的第一句话，而这使库林斯和奥布赖恩有点惊讶。他们的目乐对视一下就决定违反常规不让巨头保罗屈辱地在自己的家里戴手铐；他们没想到他注意到了这个程序的省略。
“我知道那些规矩，”卡斯特兰诺继续说，“你们本应该给我戴手铐的。你们没那么做真是太照顾我了。”
侦探们发觉很难回答他的感谢之辞，这个由两辆车组成的车队默不做声地出发了，充当守卫的侦探在前面的一辆车里，安·库林斯开着后一辆后排坐着卡斯特兰诺和奥布赖恩。他们要沿着盘山路驶下托特山顶，越过或合法或非法的百万富翁们用栅栏围起的房屋。教父身上散发出一种丁香和薄听很好闻的气味。
在里士满路，两辆车左转弯，向维拉扎诺桥驶去。安迪·库林斯把收音机调到新闻台。广播员正刺耳地嚷着吵闹的让人厌烦的广告，宣扬“疯狂”埃迪，这个电子推销商宣称他的价格低得发疯，而且试图用一个头脑古怪的广播员和他那副世界上最恼人最疯狂的噪声证实这一点。
“我恨不得杀了那个家伙。”卡斯特兰诺说。
奥布赖恩不禁吃惊地睁顾眼眼看着他。
“只是个修辞罢了，”教父说，“我是说，许多人都会这么想的。”
然后正规的新闻广播员的声音传出来。据刚刚收到的新闻报道，他说。此刻，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州打击有组织犯罪特别行动委员会的侦探们正在逮捕所有的纽约五个黑手党家族的着名首领。据美国律师阿托奈·兽道夫·朱利亚尼透露，这些逮捕行动是有史以来对黑手党暴徒的最深人的调晒中的一部分，调查的目的是起诉整个黑手党领导阶层——那个所谓的各帮派首领聚会——他们触犯了联邦非正当收入法规。今晚的寻常捕行动是执法部门4年怒力的结果，这些努力，据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包括在甘比诺家族酋领兼各帮派首的袖，保罗·卡斯特兰诺斯塔滕岛家中于1983年安罢了窃听器。
安迪·库林斯看着路面。
乔·奥布赖恩目光笔直地向前望着。
教父向前倾着身免错过每一个字，然后轻轻呻吟一声。“这是真的吗？”他差别，“你们这些人在我家里安了窃听器？”
毫无疑问他所说的“你们这些人”是泛指。他不会知道与他同坐在车城的这两位侦探就是安置话筒的人。可是此刻仍旧是很让人不舒服的时刻。
“是的，先生，”奥布赖恩说，“我想恐后这是真的。”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你们是怎么安上的？”
“对不起，这个我们不能告诉你。”
“是的，”教父说，“我想你们是不能。”
他的下巴垂到胸口，消沉下来。但是对于卡斯特兰诺，正如侦探们在与相处的不受一般法规节制的时间里意识到的，很难发清他的行为有多少与心情有关，多少与血糖关。
他的糖悄病使他的情绪大起大落阴晴不安。绝绝会像一片乌云一样突然向他袭来；然后他又会同样突然地变得风趣起来，有时候又变得情绪古怪。他偶尔看上去似乎非常倦怠，仿佛精力已被耗尽，被击败，下沉；然后他的情绪又会反弹回来，仿佛借助一种能救命但却是危险的认识浮上来，认为一切都没什么要紧，生活几乎是没有重量的，只要你屏住呼吸安安静静地不动，你不就会再度浮到水面上来。
“我觉得有点消化不良，”巨头保罗轻声说，“你们认为我们可以停下来让我吃点甲糖宁和几块糖吗？我觉得不大舒服。”
安迪·库林斯与乔·奥布赖恩的目光在反光镜中相遇。停车是违反常规的行为，会在安全上招来风险。但是这个人身体有玻另外，如果布鲁斯·莫看到他的猎物处在糖尿病的昏睡状态下被带进来，他的脸又该抽搐了。奥布赖恩点头同意，库林斯用对讲机通知了另一辆车。
“赫谢糖块行吗？”库林斯问，把车停在711号停车位置上。
“他们要是有的话那就太好了。”教父说。
他们继续向桥的方向驶去，包在蜡纸里的廉价巧克力的气味使旅程乎像是童折时乘车放学回家的气氛。卡斯特兰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块糖，看上却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睦糖对他而言只是药而已。糖块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使他迅速恢复过来。当车驶到维拉扎诺桥中央，向北已隐约可见曼哈顿建筑的轮廓时，他又显得机敏、爱说话了。
“我喜欢这座桥，”他说，“它毁了斯塔滕岛，但它很美。我认识一个在桥上工作的人——他把自己的姓名缩铆固定在一根立柱的顶端，那有差不多700英尺高呢。我对他说：‘在那上面谁会看见你的名字？’他说：‘没人。’我正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同我停住了。我知道了原因。大多数人都会这样的——他们在什么地方留下一个小小的记号，明知役人知道或理睬它，可他们仍这么做。人们都是这样。
如果他们信仰上帝，他们也这么做。这就是人们留下能使人回忆起他们曾在那里的标记。你要是能留下大一点的标记让人回忆，那你就是幸运的，或者也许是不幸，我在那上面走了一个来回。”
侦探们没有回答，教父陷入了沉默。但是不稳定的血糖使他更加兴奋，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说起来。
“在一个人的家里安窃听器，”他说，“对不起，伙计们，我知道你们是公事公办，但是我认为那么做不对。在生意场所，行；社会交俱乐部，可以；但是一个人的家里？
那是私人场所。没人需要知道一个人在家里说什么做什么。我相信你们知道了关于我的一切情况，而这些情况没有一个人真正有权力知道。”
“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不得已而为’。”乔·奥布赖恩说，“我们尽力不去听那些私人性质的谈话。”
教父那大大的脑袋不服气地摇了遥如果他生活在圣经时代而不是一名罪犯，那他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法宫，那种只须倾听、看就能做决断的法官，你决不能愚弄他。“不，”
他说，“你们是在试图安慰我的感情。但是我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我的婚姻，你们知道的有关于格罗莉娅得我的事，你们知道所有关于我的健康状况，你们甚至知道我的阴戏。”
两个侦探窘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卡斯特兰诺继续说下去，声音里带着故意挑衅的口气，在库林斯和奥布赖恩看来，乎这挑衅井不是针对他们，甚至不是针对法律；看上去更像是对所有剥肆人的尊严的力量而发的一股怒气，正是那些人使他的形象最后显得藐孝虚弱，胆怯、滑。大不了把我剥光，反正我也不感觉着羞耻。教父乎更得满不在乎。
“得啦，小伙子们，”他鼓励他们说，“别那么神经质。身体只法这是身体。”他轻蔑地低头扫视了一眼膝盖，“这是件很不愉快的事，得了这个糖尿玻在手术前，我只能勃起百分之六十。”
乔·奥布赖恩不寻思了这句话的确切合义。
只有原来的百分之六十那么大吗？或者是角度方面的问题？他的脑海里冒出许多古怪讨厌的影象，他望着天边建筑物的轮廓，努力摆脱这些念头。
但是巨头保罗，他的思绪随站砂断上升的血糖飞速运行着，已经转到另一个问题上了。“佛罗里达？”他说，“窃听器是我在佛罗里达期间安上的吗？”
“对不起，卡斯特兰诺先生，”奥布赖恩说，“这件事是不允许我们谈论的。”
“我就知道那儿有什么东西，”他说，“我感觉到了。我让人把房子清扫了两遍。
你们也许知道这件事。你们也人场知道许多事。我们的形象看起来怎么样？”
“很糟糕，老生。”
立即，卡斯特兰诺似乎情绪又低沉下去。他身子向后倚在塑料椅套上揉着眼睛。他又吃了些甲糖宁，慢怒地凝视着车窗外。然后就在安迪·库林斯把车开进通往曼哈顿的布鲁克林——贝特丽隧道时，他开始笑起来。开始是轻轻地低声地笑，只微微摇动着他那宽阔的肩膀，然后笑声越来越大，像某种嘶叫声了，他的整个身子都在震动，嘴唇咧开，露出像马齿一样的大板牙。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他用鼻子哼哼了两声，又继续大笑起来。
“找可以问一下什么事这么好笑吗？”奥布赖恩说。
“胖托尼，”教父大笑着说。然后他又笑得弯下腰，“你们把胖托尼抓起来了吗？”
“是的，先生，我相信他们会的。”
卡斯特兰诺神气十足地哼着鼻子说：“胖托尼正住在他的农场上穿着工装裤和法兰红衬衫，乡巴佬的模样。他会看起来像个马屁股了。”
远地可以看见联邦广场26号的院子了。那里被一片刺眼的蓝色摄影灯照得通亮，不时有闪光灯芒的闪动。所有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在那里，他们的卡车上标着那些着名的标志。报刊记者们在活页本上匆匆划着什么，电台记者们犹密地对着话筒在说些什么。
猎奇摄影者们在人行道上列成一排，他们那恶兽一样的相机正等吞掉那些也许能上《人物》杂志的照片。从在路边的政府车辆的数目上来看，显然被抓进去的暴徒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了。
而这位房子是被安了窃听器的教父，卡斯特兰诺的重要出场，会是这场新闻界欠的高潮。
押送教父车队的前车缓缓向路边驶去，新闻记者们立刻开始涌上来。照相机高举着，话筒像警棍一样擎着，记者们向汽车涌来，他们的脸在非自然光照射下向前伸着，像是一场恶梦中的情景。保罗·卡斯特兰诺现在控制住了情绪的大起大落，脸上罩平静的面具。可是他的以很难看，而当他沉默地把伸出等着被扣上手铐时，无法掩饰住双手的颤抖。闪光灯的光线已在挡风玻璃上划出一道道线。
记者们从警察架设的路障后伸出头，互相推搡着，像一场球赛中的醉汉。
安迪·库林斯回头看了看乔·奥布赖恩：“这些人是群兀鹰。我说咱们躲开他们吧。”
“好的。”奥布赖恩说。
库林斯一踩油门，普利芭斯车尖叫着从路边开走。奥布赖恩回过头来，欣赏着暗淡的水银灯下阴沉的脸孔，那些话筒像遭旱灾的草茎一样垂了下来。
他们驱车绕到楼黑暗的一侧，那里有一条设警卫的坡路通雇员专用车库。你们把教父领进后面的一部电梯，带他去第28层接受起诉。
“那么现在我欠你们两次情了。”保罗·卡斯特兰诺说。
“你们什么也不欠我们。”乔·奥布赖恩说，“但是把你的手伸出来，在进办公室之前我必须给你戴上手铐。”
70“你的表，你的钱。你的领带针。”
乔·奥布赖恩把这引进东西还给保罗·卡斯特兰诺。此时已是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1985年2月26日，在曼哈顿管训中心的内门边。巨头保罗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夜。他打了一打胰岛素，设法休息了一会儿。他说如果知道自己的财物在联邦调查局的安全保管下，他会睡得更安稳些，他对监狱卫的印象不祝“不比墨西哥的海关人员好到哪儿去，”他评论道：“他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你要是抗议，他们就笑。”
对于巨头保罗来说，与其他的各帮派首领聚会案被告一样，这一天要和各种文书工作和专门性事项打交道，在联邦调查总部和法庭间来回穿梭，直到午后3点钟的保释听证会。在这些官僚主义的步骤中间，有几段时间无事可做，库林斯和奥布赖恩给教父提供了一个选择机会，他或者留在狭窄吵闹的联邦法院拘留所里，或者和他们一道四处走走。
卡斯特兰诺用力拉拉系得完美完美无瑕的红色丝质领带，似乎在考虑着什么。“我问你们件事，”他说，“你们恨我吗？”
库林斯和奥布赖恩犹豫着，不是因为拿不准怎么回答，而是因为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感到很窘。
“不，”奥布赖恩说，“我们不恨你。”
“好，”教父说，“我很高兴听你们这么说。那么让我们说我们开始谈话吧。我说的事情——你们会用它们来反对我们吗？”
“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不会。”安迪·库要斯说。
“是的。”卡斯特兰诺说，“我想你们是不能。所以我要留神自己的嘴巴。可是你们知道，我很讨厌这么谨慎小心。我想是因为身体不好——这就是厌烦的原因。所有那些谨小慎微都使我讨厌。”
“你有权叫自己的律师来，”奥布赖恩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听听他的建议。”
“不，”教父说，“见他的鬼去吧。我的律师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他谈。那是要付酬金的。我能有几次机会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谈呢？你们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让咱们抽几支烟吗？”
领着这位规规矩矩带着手烤的囚犯，两位侦探溜达着走过连接曼哈顿管训中心和法院的地下道，又在走廊里闲逛了一会儿，最后找到一间小小的空办公室，里而且一张绿色的金属办公桌，两把黄色的松木椅，两扇肮脏的玻璃窗正对着下面的主楼梯。
任这扇磨砂玻璃门后是安全的，他们打开了教父的手铐，他从上衣里兜里拿出三支大型科罗纳斯牌哈瓦纳雪茄。
“帕尔塔加斯，”库林斯赞赏地拖长了声音说，这可不是拿政府薪水的人能经常吸的烟。
卡斯特兰诺谦逊的耸耸肩：“这是别人送给我的，作为礼物。”奥布赖恩给他的烟点上火，他向后靠在椅背上，然后大笑起来：“别人送给我一些糟糕透顶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我收到过几人雕花玻璃罐，里面装满了洋蓟。这个金松果，我费年时间才琢磨出这是个打火机。还有鞋。
人们知道我喜欢鞋，但是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的尺码。
我有一柜子不合脚的鞋，我干的是一桩可笑的生意。”
两个侦探吸着雪茄，寻思着如果教父要给他的生意一个确切的命名，他会怎样称呼它，但是当然了，他不会做得太出格。他稍稍误解了他们脸上的好奇心便转到另一个话题上。
“嘿，”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赞成我的观点。毕竟这就是我们会在这儿的原因，是不是？这样美国政府就能证明说，我们不赞成某些打杂工谋生的方式。好，这够公平合理的。如果我是美国政府，我也不会赞成，如果我是美国制度，我会让像我这样的傻瓜在牢里关上一千年的。”
“但不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他继续说，“你们明白，那就是我反对的部分——那种认为法律是正确的就下结论的思想。得啦，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法律是——我怎么说它呢？一种方便而已。或者说是对一些人的方便，对另一些人的不便，比如，那条不允许进入他人房屋的法律，那是对那些有房子的人的方便。我有一座房子，所以，嘿，我喜欢那条法津。至于那没有房子的人——他会怎么看这条法律呢？在外面挨雨淋吧，可怜虫，这就是这条法律对他的含义。此外，法律总是能改变主意。比如法律能说你不能进入别人的房子，除非那是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房子而你里面安一个窃听器。”
安迪·库林斯轻轻把烟灰弹进一个绿色的金属废物桶中。“但是你不能让人们只遵守符合他们利益的法律。”他说。
“显然如此，”教父回答说，“但这正是我要说的。
这是个实践问题，再没有别的了。政府想要把我当作一个实践问题关进监狱，嘿，他们能做到。他们有那种权力。你，我试着不哄骗自己。有些人认为我是个大人物，胡说八道，我能做什么呢？少数几个人，也许我能让他们有个工作。他们要是有了麻烦，我能帮助他们的家人。可是你看这个……”他用手措了一大圈儿，包括进那雄伟的法院大楼，巨大的大理石台阶和外面广阔平整的广场，“这才是权力”。
我那一点影响怎么和这相比？政府决定我是个太大的麻烦，他们就能像碾碎一只蟑螂一样碾碎我。找明白这一点，对比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深深吸了口雪茄，看上去很平静，他跷起二郎腿，出于潜意识的过分讲究，抚无裤子上的折皱。
“实例，”他说，“才是能够流传下来的。我出生在布鲁克林，我是在穷人家长大的，别弄错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曾是个穷人，这样我就不必遵守那规津了。我讨厌那些哄孩子用的瞎话。我只是说我曾面临两种选择。实际问题的选择，你按一种方式做事，能得到某些机会，按另一种方式，能得到另外一些机会。不管按哪一种方式，都各有利弊。
“然后，还有家族义务，传统。卡斯特兰诺家族和甘比诺家族的血统非常近——”
“这个我们知道”乔·奥布赖恩插嘴说，“事实上，我们为你们写了一个追溯五代的家谱。”
“是吗？”教父说，“我很愿意哪天能看看。”他看上去真的很高兴，因此奥布赖恩没告诉他某些家庭内部的通婚在法律上算作乱伦，而且有据可查，这所亲繁衍的家族里出了许多白痴。
“嗯，”巨头保罗继续说，“那么你们知道。有些你许下了诺言要比任何法庭的规则都神圣。我不在乎你们把手放在多少本经上发誓。有些诺言，确实，你们说得太幼稚了。你们还没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一旦你许下了那些最初的诺言。就要有其它的诺言。而且事实是，你要是不背叛旧的诺言就不能否定新的。诺言越来越大，如果你不能实践这些诺言，就会伤害更多人，使他们失望。这样，在有些时侯，你是被要求对一个死了的人许诺。”
“卡洛表兄。’安迪·库林斯说。
自从被监禁以来，教父第一次显出接近生气的神色。他眯着眼睛，垂下的那只手夹着半截雪匣。
“有些人的名字，”他说，“我们不轻易提。”
他从椅子中站起走到窗前。冬季的太阳发出微弱发绿的光芒，在铺路石上投下淡淡的阴影。“那不是朱利亚尼吗？”
两个侦探朝下看去，不错，这位检察官正站在法院的台阶下，笑容可掬地和聚集在身边的一群记者亲切交谈着。从上面看，他那整齐地分开的头发稀少；那宽宽的前额、尖尖的下巴和微微反光的肤色使他看上去古怪得像一只会走路的灯泡。
“嗯，”教父说，“如果你们必须胡来，或许也会成为佩萨诺人。还有谁觉得饿了吗？”
库林斯和奥布赖恩这才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确是饿了，库林期提议说去雇员自助食堂给他弄点午饭来。
卡斯特兰诺哼了一声，“自助食堂？那是没进牢狱就像在牢狱里一样了，我真想来一份好吃的腌牛肉三明治。”
“第二大街德利餐馆的？”奥布赖恩问。
“是啊，”教父说，“你们知道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家餐馆？”
“卡斯特兰诺先生——”
“保罗，”他纠正说，“叫先生已经叫得够多的了。”
“保罗，”奥布赖恩说，有点不习惯地品味着这名字的声音，“我们已经研究你有五年之久了。你以为我们还不知道你喜欢谁家的腌牛肉？”
“那是最好的，这位从前的屠夫说，“肉是瘦的可又不能太瘦。反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像鱼鳞一样，如果腌得恰到好处就是这样。夹在那种硬皮黑面包里，还有那么多茼蒿……”库林斯和奥布赖恩对视一眼。不行，安迪·库林斯的表情说。没门儿，乔·奥布赖恩的目光说。
“现在刚刚12点零5分，教父说，“保释听证会要到3点钟才开始。当然了，如果你们没有这种管理权……”
71带教父去熟食店——这实在是一个荒唐的主意。
这个人是联邦的囚犯，执法部门耗费巨资编织法网的中心目标。政府用了5年时间才把他弄进法庭大楼；现在两个侦探要冒冒失失地带他出去吃三明治？不，有许多事会出错。在附近徘徊的记者们也许会看见他而拥上来，库林斯和奥布赖恩会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写报告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政府的普利茅斯车也许会在去闹市区的路上被一辆出租车撞翻。巨头保罗也许会被一块软骨噎住而死在午饭桌上；这会让人很鸡解释。还有，尽管他满身丝织和羊皮服装。尽管他在谈话中显得那么平静。事实仍旧是，若把此人归作无赖之徒不能说是不公平。案子起诉的严肃性似乎在每个小时都在加深对他影响；他一定已感到忧虑，而且他不习惯于失败。尽管他还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他的情绪浮动使他令以难以捉摸，而他的行动。像他的谈话一样，有时候显得古怪。教父若在头脑里酝酿逃跑计划，也决不是不可能的。不带他去熟食店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一到车上就打开手铐。”乔·奥布赖恩说。
“好，”卡斯特兰诺说，“否则这顿饭就太让我难受了。”
“现在我们就穿过门厅就像这地方是我们的。”
安迪·库林斯说。
“还有别的路吗？”教父问。
卡斯特兰诺走在中间，两位侦探夹在两边，三个人都板着脸，走过热闹的法院走廊。
职员们似乎正努力不让自己往这边看；书记员们用手挡着在交头结耳窃窃私语。一位穿法袍的法官从六边擦肩走过，没有显示出丝毫认得这位戴手铐的是什么人的神情。他们没进主电梯，而是从一个光线微弱的侧楼梯走到地下车库，一路上只遇见一个正冲着通风窗呼出一腔大麻烟的年轻的助理律师。
他们进了普利茅斯车。库林斯开车，奥车赖恩和刚刚被打开手铐的教父重新坐到后面。在车库斜坡的尽头露出发绿色的亮光，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已经所车停在外面。和和匠天线伸向天空；技术员们乱撞，等待着下午晚些时侯事态的发展。广播节目人拿着书写板四处溜达；女记者们立起毛皮衣领，啜着纸杯里的茶。
“保罗，”乔·奥布赖恩说，“我们开过去的时候你也许想把头低下去。”
“对不起，”教父说，“我不愿那么做。”
但是因为传播媒介的人们没料到会有新闻，他们似乎没有注意于有条新闻正在溜走。
普利茅斯车转弯开上议事厅街向中心区驶去。
“我又开始感觉虚弱了，“巨头保罗宣称，此时他们穿过了运河街。“该死的血糖。
综一发作起来，你就能注意到，眩晕，眼前的景物逼近了。如果你在这时候没注意到，你就会不知道接下去会怎样了。那你就有麻烦了。”
他微微一笑，那咱遥远的微笑就像你有时在谈论故乡的老移民脸上看到的——只是保罗谈论的是那座他在昨天才被迫离开的房子。“在家里，”他说，“应有尽有。这有一碗葡萄干，那有一盘杏仁，在别的什么地方，还有贮藏的松籽和小甜饼。格罗莉娅，她总是留心让盘子都满着。她经常检查。好说：‘保罗欣（先）生，你几乎把所有的无洼（花）果都吃光了；格罗莉娅，她再拿些来。’她对我照顾得很好，那个站娘。”
安迪·库林斯转向东开上休斯敦大街，在了阵尴尬的沉默中开着车；乔·奥布赖恩直视车窗外。真是奇怪，和这个只须抬抬眉毛就有判人死刑的人一同出去吃午饭并没有使他们特别不安。他们也没有因为巨头保甸贿赂警察、腐化政客、利用工会或把那厚实的手指插进城市食品供应中就移开视线不支看他。但是当他开始像个少年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的情妇时，他们就是不能直视他的眼睛。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她，”他突然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我是说，如果她只是个女仆你们会很喜欢她。你们会发现她很有趣，有活力，很好玩——就像我过去一样。
但是你们划清了界限，是不是？
雇来的佣人。我的朋友们也这么想。当然，他们不会对我说，要我感觉到了。我并不真的在乎，但是，是啊，这让我很失望。这就是缺乏相像力。他们的印象里情妇应该是这个样子——挽起的头发、长指甲的大笨蛋。我问你：这和男子间真正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不，这只是某种样式，它和手表、汽车一同消失掉了。”
安迪·库林斯急刀地想要截住教父为他情妇的辩护，闯过了第2大街和第10街交叉路口的黄灯。
停在德里餐馆遮篷下的消防给水栓前。当他们步履轻快地走过人行道时，卡斯特兰诺指给他们看餐馆的招牌。“那个标志总是让我捧腹大笑，”他说，“你要是不靠近了看，会以为那是希伯来文。”
那家喧闹的餐馆里，一位一脸苦相的餐厅侍者开始只敷衍地对他们打了声招呼，然后则大吃一惊地反应过来，从他寻双瞪得圆圆的大眼睛里可以看邮，在过去的24小时里，保罗·卡斯特兰诺一生谨慎小心不引人注意的努力大半已经落空；在巨头保罗所在注定要失去的东西里，他所珍爱的隐秘感是最先失去的。任何一个读报、看电视、或听广播的人现在都知道他是教父，知道他已经被捕了。那些在昨天之前从未听说过他的人现在已像谈个熟人似的谈论着他。而那些即使不知道人的头衔，也熟悉他的姓名及面容的人来说，他现在则显得像从死人那里回来一样，比活人更夸张。事实上，侍者脸上那惊恐的表情只有在见到鬼魂的人或要被扣作人质的人脸上才能看到。
“卡斯特兰诺先生，”他咕哝着说，“我以为你“是的。”教父打断他的话，以防他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这两位是我的朋友，马克斯。库林斯先生和奥布赖恩先生。”
这个神色慌张的小个了抚平自己的头发，竭力恢复镇静，“啊，是的。我相信我以前在这里见过这两位先生。”
“你见过的，”奥布赖恩说，“但是你从未和我们说过话。”
“马克斯眨眨眼睛。
“把我们带到后面去，”卡斯特兰诺命令道，“忘掉我们来过这里。”
他领着他们穿过拥挤的餐桌谜宫。如果库林斯和奥布赖恩曾经提心卡斯特兰诺在餐馆里被人围起来，那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第3大街的德里餐馆，没有人在吃东西的时侯抬起头来。
“落座之后，教父吃掉了一大半调味小菜放在盯上餐巾架和芥末罐中间的不锈罐里。”空腹吃莳萝泡菜。他说，对我的消化不良是再好不过的。”
他匆匆吃完一根小黄瓜，又抓起另一根，继续说：“你们相信这世上有不爱吃东西的人吗？我偿认任那样的人。他们缺了点什么。就好像他们不是真的喜爱这个世界，他们不是真的觉得生活美好。你好，萨迪。”
一位女侍者已经走了过来。她大约6O岁年纪，头发颜色色浅得像漂白过度的稻草，而且她梳理头发时只顾眼前的一部分。她也没有安安静静说话的天分，“卡斯特兰诺先生。”她大声喊出来。
教父反一个指头举在唇上，这个的势即使在这个不恰当的环境里似乎也表现出黑手党奥默它的格言：沉默。“腌牛肉，萨迪。黑麦面包，再来一份塞尔雷饮料。”
“一样三份。”乔·奥布赖恩说。
“那个窃听器，“当女侍者转身离去时，教父说：“我一直在想着它。”
他冲着两位侦探摇着一个手指头。即将到口的美食使了振作起来，那探寻的语调几乎是开玩笑式的。但是巨头保罗有那么多种语调。对待他的属下，正如录音带中充分显示的，他的语调能生硬得不能再生硬，粗鲁得不能再粗鲁，不仅与他的部下口中的连篇脏话相匹敌。而且在世俗的智谋方面凌驾于他们之上。在与合法的生意界联系时，他能说出些意想得到的行政官员的陈腔滥调，听上去言之凿凿，实际空洞无物。对于执法部门，他的礼貌无可挑剔，但在他的话语里仍充满了对法律界限的分寸感。当他想要从对方口中挤出点信息时，他也许会那种使人消除敌意的坦率的方式。或是用狡猾的旁敲侧击式的方式，或是用一种校园工的幽默方式。
“是啊，”他继续说，“我的心里怎么也放不下那个窃听器。而且我想我终于想出你们把它安在哪儿了。我开始觉得烦躁了，明白吗？那些小事情，它们总在烦我。我是急脾气，喜怒尤常。然后我终于想出原因。你们把窃听器安到了我的屁股上，是不是？
好啊，你们把那个窃听器安到了巨头保罗的屁股上！”
腌牛肉端了上来，库林斯和奥布赖恩躲在小山一样的三明治后面。他们不想加入一场关于监听话筒不在哪儿的讨论。大胆的教父换了个话题继续说下去。
“耶酥，这真不错，”他张大了嘴咬了一口三明治，说：“本来我不应该吃的，可是去他的。”
然后，使侦探们大为懊的恼的是，他又重新拣起自己情妇的话题。“那真令人惊喜，”他说，“格罗莉娅做的馅饼吃起来才像真正的美食。她用了一些西班牙香草和调味品——我从没听说过的材料。”
库林斯和奥布赖默不做声地用力嚼着他们的腌牛肉，喝着塞尔雷，可他们的反对意见似乎仍在教父耳边响起。他仔细地，几乎是轻巧地，把剩下的三明治放回盘中。
“听我说，”他开始说，“有些事情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乎这个，可是我确实在乎。
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从不是一个好色之徒。偶尔的逢场作戏，好，在过。但是我从来不要养一个情妇。我不需要胳膊里搂着小宝贝，像大多数这些人一样。
我太忙了，我看不出那有什么意思。此外——随你们笑好了——我爱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们。在我看来，你们才是骗子，你们不仅在欺骗女人，你们还欺骗整个家庭。
在我看来那不对。
“好吧，现在你们会说我是个只会放屁的老家伙，一个老伪君子，我的身子是一团糟，还弄了这么个年轻的情妇，我对我那可怜的亲爱的妻子又那么不像话。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老了，是的，我有病，但是欲望还存在。也许它不存在会更好些，但是它确实存在。当一个男人仍有欲望可又不能再让自己去接触他的妻子。那见他的鬼该怎么办？
“你们还年轻。我相信你们的妻子都很漂亮。
我愿上帝保佑你们相亲相爱。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永远不要发生在你们身上。
这种事发生在清晨，总是在清晨，我想——从来不在晚上，但是当你睁开一只眼睛，你想要看看新的一天，有一此希望。
你醒过来，看看你的妻子，她还在睡着。你看见的是一个老太太，头发灰白，皮肤像纸一样，肌肉松驰。
你仍旧喜欢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你甚至仍旧爱她。你知道她并不比你更老更破旧不堪。但是你也知道在此时你永远不会再碰她了。你不能。接触她会像是和死亡做爱。”
教父用纸巾擦擦嘴，把盘子推开。以一种过分讲究的派头抚平领带。然后，用出乎侦探们意料的严厉态度叫来萨迪，吩咐把那份吃了一半的午餐撤下。
“您今天吃得好吗？”她问他。
72回法院的路上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三个人刚刚坐进政府的普利茅斯车，巨头保罗·卡斯特兰诺就心不在焉地把双手伸给乔·奥布赖恩。
“我们可以到了那儿之后再戴上。”侦探说。
“那又有什么区别？”教父说。“现在就戴上吧。”
他向后靠在座位上，大抱多大好奇心地望着车窗外，不时低头扫一眼自己的手腕，仿佛那是别人的。
“真是奇怪，是不是”？他说，“我们互相做的事？”他举起双手，“我是说，是哪个该死的发明了这些东西？”
法院的台阶前，忙乱的气氛已有戏剧化的升级。
人们传言说，黑手党的首领们在交过保释金后都将沿着这宽阔的石阶走下来。这个诺言会是一幅包罗万象的景观：罪犯畏缩地蒙住他们的脸，面有伤痛恨的受雇暴徒把女摄影记者们推到一边，律师们对政府的策略做些微妙的诽谤言论。毫无疑问。这会成为每一张地铁晚报新闻版的头条新闻。此外，现在其他城市的记者们也已赶来加入采访，有的来自费城，有的来自华盛顿，的有来自波士顿。伦墩和巴黎的特约记者也已到场，急切地想让他们的欧洲听众们相信强盗行径在美国仍完好地存在着。
“报道是从地狱的大门里产生的。”保罗·卡斯特兰诺说。他苦涩地轻轻一笑，把手铐弄得喀啦喀啦响，仿佛在对新闻界做着有礼貌的表演，“煽动人心者们。”
侦探们迅速把他带进地下车库，没让别有看见他，上楼来到联邦法院的拘留所。詹姆斯·拉罗萨，卡斯特兰诺的律师，正等到那里，他看上去很不高兴，“基督，保罗，你到哪儿去了？”
“只是和几个老朋友四处转转。”教父说。
拉罗萨看了看两位侦探，脸上带着那种只有在高等法律学校里才能学到的故意屈尊的冷笑：“如果我的委托人的权利曾受到什么侵犯的话……”“别说了，吉米，“巨头保罗说，“他们一直对我很好。”
律师不再说话了，可他仍在冷笑；这冷笑对他的话有某种力量。“嗯，我们应该谈一谈，”他对卡斯特兰诺说，“如果您二位先生能让我和我的委托人单独在一起。”
差5分钟3点，保罗·卡斯特兰诺夹在侦探员安德里斯·库林斯和约瑟夫·奥布赖恩中间，走进晕曼顿联邦法字三楼的听证室。尊敬地迈克尔·多林格先生担任法官，法庭里教堂式子椅子里坐满了来自有组绢犯罪世界的名流，他们的律师和他们的家人。
托米·比洛蒂在那里，他瞪着两个侦探，表现出的友好之意就像一只陪伴主人身边的荣誉被强行剥夺的獒犬所表现出的一样。忠诚的尼娜·卡斯特兰诺来了。穿着一身很有品味的深蓝色套装；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女儿康妮，和她的三个儿子，乔，菲尔和小保罗。教父沿着中心通道慢慢腾腾地向长长两列拥挤的被告席走去，他热情地向家人打招呼但有几分拘束。在分隔观众和主犯席的旋转门门边，库林斯和奥布赖恩把教父交给联邦法字的法警们；他们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他们正在一场婚礼上把新娘交给新郎。
卡斯特兰诺坐在了詹姆斯·拉罗萨身旁。他旁边是胖手尼·萨勒诺。接下来是臭名远扬的罗扬·科恩，拉恩长得又瘦又黄。此时还没人他得了艾滋病已经快死了。那位快活的根纳罗·兰盖拉用手指在桌上敲着鼓点，而他的刑事律师弗兰元洛佩兹在一张黄纸上草草写着什么。总共九个人，纽约暴徒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来参加保释听证。
法庭里不许带照相机进入，但是法院的美术家们正在画素挥。库林斯和奥布赖恩在他身后看着他们把巨头保罗画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突出强调他那宽宽的低塌的比加索式的鼻子，那咄咄逼人的线条暗示着某种威严的古老的风度。在他们笔下那大大的脑袋从粗壮但有肉垂的脖子上向前垂下，样子很奇怪，仿佛这位教父之王承受多年的超负荷的重力使他的头垂了下来。
听证会持续了两上半小时，单调冗长的专门术语、套语、尤效的反对意见、重复的结果枯燥得要命。
但正是这进程的枯燥使黑手党的首领们相信了他们陷入麻烦中的程度。从最初开始，在政府对帮派首领聚会案的步步紧逼中，就有一种不能改变的自信的冷冰冰的耐心。每个字，每个手势，似乎都在说，我们抓住你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只是个步聚问题了。
那次听证会结束时，胖托厄松驰的两腮上已全死血色，甚至兰盖拉也失示了些神采。总是说来，秘密犯罪组织统治阶层的成员看上去饱受折磨，灰心丧气，仿佛是在一场充满巨大希望的战役结束时，在胜利的时刻，他们刚刚为失败的一方签定了休战和约。
召开保释听证会的重要性几是不相干的，虽然它在报纸上显得形象很不错。对于副首领，获是自由的价格是100万美元；各家族首领不得不每人交付20O万。巨头保罗达到极限。他现在已经总共支付了400万美元，保证他将出席法庭审判。这对加强一个人面对责难的荣誉观念是个很适当的数目。
73“托米，你把车停在哪儿？”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奥布赖恩？”
“托米，听着。我就问这一次，别犯傻了。你把车停在哪儿了？”
比洛蒂抱着胳膊，从假发的边缘向上看着这位侦探。他们此刻正站在撞满人的法庭走廊里。听证会刚刚结束；经时大多数的各帮派首领或成员正要离开大楼，还有陪着他们的律师和咻镖。教父仍逗留在听证室的后面，和他的孩子们说着话。
外面，就像打开了地狱之门，法院的台阶上人潮起伏。到处是新闻记者。警方设有阻行栅已经倒塌，城里的警察们正被无法控制的人流挤来挤去。
初冬的暮色下，闪光灯的黄色光瓦划破弧光灯的蓝白色光芒。
“我把车就停在前面，”比洛蒂不情愿地说，“但是在隔离棚的另一边，怎么了？”
“你从这到车那儿要多长时间？”卡斯特兰诺的心腹透过狭窄的窗户望着下面拥挤的人群。“如果我推开他们？”他问，这个想法使他高兴起来，“45科学分析。”
“好，”乔·奥布赖恩说，“这就是我要你做的。”
他话音刚落，安迪·库林斯出现在他身边。
“别转身，”库林斯说，“你后面有个家伙装作在打电话，他没打。而且他看上去很面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