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布赖恩装作漫不经心地回转身，看见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衣着打扮毫无瑕疵，留着利落的篷松式圆发型，穿着电视台的蓝工作衬衫。侦探认出他是约翰·米勒，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他把电话听筒夹在肩上；在电话下面的架子上有一台手提无线电话机，他可以通过它和摄制组联系。
“该死，”奥是布赖恩说，“嗯，还是值得冒险试一试，安迪，叫保罗来。托米，从现在起你有3分钟时间。”
比洛蒂跑开了。
几秒钟后，库林斯带着教父返回来。巨头保罗没穿外衣，但脖子上多了一条粟色围巾，显然是尼娜为他带来的。三个人从向正门涌去的人潮中溜出来，反方向朝电梯走去。
幸运的是，一部电梯正等在那儿，在他们之前只有一个有走了进去。当卡斯特兰诺和奥而赖进入时，库林斯把着门；奥而赖按动去五楼的电钮。可是，正当门开始关闭时，约翰溜了出去，他的无线电话机不见了。安迪·库林斯敲了一下去四楼的按钮。
电梯停下了，两个侦探走了出来，教父夹在他们两人中间，电视台的记者跟在后面。
然后库林斯停步弯腰去系鞋带。为了不显得太明显，约翰·米勒继续向前走。两个联邦调查员和巨头保罗转身跳回到电梯上，库林斯轻轻地但是坚决地掰开记者抓紧电梯门的手指，注意到他的指甲修剪得有多美观。
在五楼，他们走出电梯，步履轻快地走过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在一片寂静中，能听得到的只有他们匆匆的脚步声和教父稳定的喘气声。当步子加快时他的脸涨红了，鼻孔里冒出热气，前额上也微微闪现出汗珠。他的双肩向前倾前，像是顶着疾风走路。
走廊的尽头百一扇上锁的门，上面标着“未经批准不得入内”的字样。走到这里库林斯和奥布赖恩才意识到电梯的另一位乘客一起尾随着他们，此时他们才注意到他也穿着件电视台的蓝色工作衬衫。
“对不起，朋友，“乔·奥布赖恩按下数字密码锁，说：“你只能走到这儿了。”
那个人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新闻采方证，上面写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
“很好，”奥布赖恩说，“再见。”
“你们要把他带于哪儿去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问道。两个侦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现在仍不知道。
奥布赖恩用逼人的目光注视着他，“你难道不知道当着一个人的面前“他”来称呼是很不礼貌的吗？”
他们走进那扇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人顺着走廊跑回去。现在至少有两上广播网知道保罗·卡斯特兰诺教父，正是神秘的失踪。
“我们得加把劲儿了，保罗。”安迪·库林斯说，你觉得行吗？”
卡斯特兰诺坚决地点点头，虽然他的脸色不太好，失去红晕的脸上显得有点发绿。
几乎在一瞬间他的眼睛充血，两膝似乎也有点发颤。
但是当三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过连法院与办公大楼的步行桥时，他的步子并没有放慢。
办公大楼里都是美国律师会议室。这座步行桥——是那种老式的连接通道，铅的表面扶拦因年代久远蒙上了一层淡绿色的铜锈——它的下面是一个死胡同。托米·比洛蒂奉命来这里接他的主人。他应该把车开进来，调过头，随时准备着巨头保罗的到来。但是他此刻还有到，如果他在45科学分钟之内仍不能赶到的话，整个计划就要化为泡影。
此刻在办公大楼里，库林斯、奥布赖恩和卡斯特兰诺又在荧光灯的照射下，顺着一条铺着大理石地面的走廊向一部电梯冲去。两位侦探已浑身是汗，巨头保罗大张着嘴喘着粗气。透过一扇开着的办公室的门，他们看见一群检察官正喝着香摈。
三个人乘电梯到了地下室。他们穿过一间贮藏室和排列着小垃圾箱散发着恶自的通道，进入一条地下道，地下道在罩在防爆网里光秃秃的灯泡照耀下显处异常昏暗，潮湿的墙壁上覆盖了一层苔藓。
地下道通向在楼的水泥台阶，教父与其说是走上去的倒不如说是拽着栏杆爬上去的。
最后是一扇门，上面标着“紧急情况专用”。
乔·奥布赖恩猛地把它推开，消防铃开始响起，声音大得令人难以置信。铃卢疯狂地回荡在大楼里，摇动着每一块砖瓦。十码之外，托米·比洛蒂正站在那辆空空的迪拉无大型高级轿车边，为他的主人开着车门。
汽车外50码处，一大群报社记者正转弯走进这条小巷来，下定决心的约翰·米勒走在最前面，他身后是扛着摄影机身体健拉的技师们和滑稽地穿着迷彩背心的摄影记者。
“你只要跑过去就行了。”奥布赖恩在一趱闹人的铃声中高声喊道。
“对不起，”教父也高声喊道，“我不那么做。”
他像一个卓越的演员一们，只用片刻时间就进入了角色，他拉直领带，抚平头发，用一块手帕擦擦汗津津的脸，换上了一副帝王般平静的表情。然后，仿佛他不家的是时间一样，向两位探伸出一只宽大厚实的手。
“我想让你们知道，”他说，“我感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
库林斯和奥布赖思想不出一个字来回答他的感激之辞。教父露出难得的一丝微笑。
“那么现在我欠你们多少了？”
最后，他毫无匆忙之态，迈着帝王的步子，缓缓向车子走去。
托米·比洛蒂的最前面的记者进入摄影距离前关上了车门；他只用胳膊肘威胁着人群挤出一条路走出驾驶座门前。
保罗·卡斯特兰透过身边的车客看着两位侦探，向他们点点头，做了一个介乎挥的与致敬间的手势，然后，在这幕闹剧的一瞬间，托米·比洛蒂一踩油门，教父的面也像宇航员起飞时的面也一样，向后一震靠在座位上，看不见了。
这是乔·奥布赖恩和安迪·库林斯最后一次看见这个人活着。
74公正，来得迅速，而法律是缓慢的，要用一年半还要多的时间才能做好审理各帮派首领聚会案或遇难者案的准备工作——起诉主要以托特山宅邸的监听录音为基础，集中针对甘比诺家族。
同时，乔·奥布赖恩和安迪·库林斯对保罗·卡斯特兰诺的追踪工作基本上已结束了，他们又开始新的调查。的确，录音译文似乎总有那一点需要修改，而且当然，两位侦探作为证和提供背景材料的人需要与检察官们保持联系。而教父保罗·卡斯特兰诺这个人，在他们日常工作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
但是，他仍留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与他共同度过的时光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清晰得如同一个孩子头脑中对一条主要街道上汽车行列的印象，这俱是一们首领，他有些奇怪地受人注目，他的名声这一就是比一般人能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你忘不了那双阴影中的眼睛，那副飞行员眼镜后的耐心、机警、无情的目光。你忘不了那些小动作——他拉直领带时那种默不做声的派头，他抚平裤子上的折痕时那分讲究的神气，甚至他做出的荒唐事，天知道，也当作大事被记录下来，但是即使他纵容自己做错事也带有某种庄严色彩，他拒绝掩盖这些错误，也不设法弥补，他的错误没有影响他的形象，因为他全然拒绝承认它们可能是错误。
所以，巨头保罗仍和他们在一起。而在1985年的9月下旬，教父参加初审的前一天——这次初审是关于罗伊·德米奥偷车和谋杀案——乔·奥布赖恩发现自己正开车行驶在斯塔滕钪附近。他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卡斯特兰诺应该归法庭审理，那座房子和他本人都已不再属于执法部门管辖范围之内了，可是，这位侦探仍身不由己地在这附近的徘徊，他穿过里士满路，在乡村俱乐部饭店里喝了咖啡，在托特山特权区域附近走来走去。
突然他看见了托米·比洛蒂，托米显然是从托特山的白宫里出来的，开着一辆崭新的深蓝色别克车。
奥而赖恩跟在他后面，保持着谨慎的距离。托米似乎没有发觉，也许是因为这几个月联邦调查局已转移了对卡斯特兰诺的注意，所以他的警惕性放松了；也人场他只是此刻心不在焉而而已。不管怎样，奥布赖恩一路尾随他到了海兰林荫大道，他在那儿擦洗汽车。忠诚的托米，体贴的托米，他不想让他的主人因为乘坐一辆不是一尘不染的车去法庭而有损其光辉形象。
这家擦车店用的还是老式的方法，汽车用锁链拖着经过每道程序，奥而赖恩等到比洛蒂和车被运上传送带之后，停放好自己的车走进汽车间，他向一个眼务员出示的徽章，告诉他当那辆蓝色别克车进入涂皂程序关闭总闸，然后他站到了一把巨型刷子后面。
当机器停止运转时，比洛蒂的车已完全被肥皂水吞没了。奥布赖恩走出来，在挡风玻璃上反着划了“FBI”三个字终。托米摇下车穿，伸出粗壮的手臂倚在窗框上。
“基督，奥布赖恩，现在又有什么事？”他说出这句话来好介一个人的谈话刚刚刚中断了半分钟，而不是7个月，但是他看上去再没有从前对侦探的那种纯粹、顽固的仇恨了。
“嗨，托米。”
“嗨，什么事？”
“我想让你给保罗带个口信，行吗？”
比洛蒂用手指在别克车涂满肥皂的潮湿的车顶上敲了敲，“当然行，究竟是什么事？”
“就说我祝他走好运。”
实际上，就“汽车与谋杀”案来说，巨头保罗的运气好得不能再好了，审判成一幕错误的喜剧。有一个原告方证人，维托叫·阿伦纳，似乎反出庭作证当成了极好要做明星的机会，他把德米奥干的三件谋杀案的细节描述得如同临床手术一样真实，但是尽管他表演了大段该死的揭发，他后来承认他这辈子从未见过保罗·卡斯特兰诺，而且只能听说教父与这件案子有牵连。然后一位政府的眼线，在要求指认是谁告诉他即将发生的赛车盗窃案时认错了人，《纽约时报》了道说检察官们对这个失误“怒形于色”。
而当凯文·托马斯·达菲当众宣布他们对宣判“准备不足”时，他们又大为恼。此时最终结果还无从知晓，看上去巨头保罗要被无罪开释了。
但这已无关紧要了。12月2日，安尼洛·德拉克罗斯在久病之后死去，而甘比诺家族两方对立势力之间的脆弱的休战协定也随他死去而结束。德拉克罗斯和卡斯特兰诺——这两个人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性质仍是令人费解的。
他们两个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确切地说他们不是同盟者，也不是竞争者。他们互为需要，但那种需要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在内，似乎只取决于一种毫无感情因素在内的必然性。
当德拉克罗斯活着的时候，他的手下没有一个人胆敢冒犯卡斯特兰诺。这个制造和平老狐狸会禁止他们这么做，此外，德拉克罗斯本人性格怪癖、身体衰弱，但不可侵犯，他对王位继取权和界线已厌倦透顶了。他的去世使通往权力的道路似乎突然打开了——也许德拉克罗斯的死和对巨主保罗命运的宣判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
但是，卡斯特兰诺对德拉克罗斯的去世做出的两个决断是极其错误和严重的，也十分令人费解，因此这两个决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杀性的。
教父没有参加德拉克罗斯的守灵，在一个礼节、仪式和尊敬的象征有极其重要地位的环境里，这是一个极大的、似乎是无缘无故的侮辱。他为什么没去呢？没人知道，当然，他有自己的一大堆麻烦事，他的审判正在进行中；他自己的健康也成问题。可是——抽不出一个小时时间看看一个做了他九年副手的遗体？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这更使人们纷纷推测说保罗正丧失他从前有的眼界里，放弃他的职责应岁的义务。众所周知，对卡斯特兰诺的审判因为圣诞节假期而体会；众所周知，教父得到允许可以去佛罗里在旅行。人们能够想像这个人因为忙于制定和女仆去庞帕诺海滩玩乐的计划而无暇向安尼洛·德拉克罗斯做最后的致意。
巨头保罗犯的第二人大错在本质上讲是更严格的职业错误。他单方面决定甘比诺家族在新任副首领是托米·比洛蒂。
托米·比洛蒂？不，这简直令人难以想像，首先，这是对两派平分家族领导权的惯例的公然藐视；它消除了一切利用德拉克罗斯的死调和两派关系的机会。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托米本人——语无论次、狂暴、木讷的托米。即使在纽约黑手党这样一个充满乌合之众又惨遭败北的组织里，他也不是做酋领的材料；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好吧，巨头保罗以忠诚回报忠诚；这是正确的行为。但是谁能幻想甘比诺家族由托米·比洛蒂作下一任首领会有好前景呢？
没有办法，也许巨头保罗在提升他的忠实的司机时，也签署了比洛蒂的死亡证书。
若不然，托米也许会出于另一种原因被除掉，以防他像一头差别牛一样为他主人的被害报仇，但是既然他被任命做副首领，毫无疑问他必须被除掉，这就是做高级领导人的优势。
1985年12月16日，G·罗伯特·布莱基——康纳尔的教授，“反诈骗及腐败组织”
法案的主要构思起草者——来到纽约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如何有效运用纷繁复杂的法律为内容的讨论会。在欢迎布莱塞的鸡尾酒会上，联邦调查局的人，城市侦探和检察官们喝着塑料杯中的饮料，吸着雪茄，相互交流些故事。
然而，就在下午6点整之前，传呼机的叫声响彻整个房间，几十个传呼机一齐在响，皮带环上，上衣兜里，吱吱吱，卿卿卿，构成各种小曲调。警察群里涌起一股激动的气氛，一股混杂着恐惧的兴奋感。
人们向电话机跑去——房间里正好有两倍——消息迅速在人群人传播开来，好像一种新的病蓖传染一样。各种细节在传播过种中被歪曲了。有的说发生在第42大街上，有的说在斯帕克斯。有的说有四个持枪者，有的说有两个，有的说双方交了火，有的说双方没有交火。
尽管如此，事实的中心内容没有混淆，巨头保罗·卡斯特兰诺与他的司机也是或许剩下的最后一个朋友，刚刚被击毙，黑社会的手法，干得很利索。
乔·奥布赖恩发觉自己不得不瘫在招待会屋子角落的一把铝制折叠椅子上。他觉得胃里像有乳汁在流动，双膝犹如被电击一们软弱尤力。他花费了一生中整整5天年的时间要把保罗·卡斯诺兰特法办。奇怪的是，通过保罗，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公理不主要是惩罚，也不正直的姿态，而是把某些事弄个水落石出，一些问题得到解答，一些规则的价值得到确定后获得的单纯的满足感。现在他们永远不能把任何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了。开枪的人也明白这一点。当保罗和托米倒下去的时候，5年的了作成果也随之而去了。
安迪·库林斯坐在他搭档身边，他喷出一口烟，又喝了口啤酒。“他们的方法肯定更快些。”他说。
“我们的方法更好些。”奥布赖恩说，尽管他内心承认有时很难相信这一点。
尾声两位作者费了很大力气避免说教，只是简简单单地讲了一个真实故事，让事实来说明一切。尽管如此，也许值得花费一点笔墨申明，本书中绝大多数的人物不是在坐牢就是已死去。
各帮派首领聚会案中所有的被告都被判罪；没有一个逍遥法外，“胖托尼”它东·萨勒诺；进监狱时已经75岁了，被判了100年监禁。“鸭子托尼”安东尼·科拉洛”
“迷糊托姆”萨尔瓦多·桑托罗、根纳罗·“格里兰”·兰盖拉和拉尔夫·斯科波了被判处相同的刑罚。“蛇”卡迈因·珀西科，自己为自己做辩护律师，给大家提供了片刻滑稽场面，也被判处了一个世纪的监禁。
检察官鲁道无·朱利亚尼因为在反对有组织犯罪活动中表现出的精力和广为宣扬的努力而小有名气。8O年代末他注意力转向当时更具新闻价值的华尔街案伯，在那个案子里他收集了一大堆混乱的记录。1989，他把自己的声誉派上政治用途，竞选纽约市市长，但落选了。
“遇难者案”是直接针对甘比诺家族的案件，1986年开始审理，在这期间好几个被告继卡斯特兰诺和比洛蒂之后死去。“大格斯”奥古斯塔斯·斯卡拉法尼于1986年3月1日失踪，据信已被其同伙谋杀，据一位联邦调查局眼线说，这个像座小山一样的卫队长被“像树一们砍倒了。”因为大格斯犯了那么多错误，所以很难知道他是因为哪桩事被除掉的。
色情业专家罗伯·博纳多，自从6月5日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据推测已经死亡。弗兰基·德·西科，据信是暗杀巨头保罗的嫌疑犯，同年4月13日在一场汽车爆炸中丧生。
米尔德里德·拉索，甘比诺家族的同案犯，美国区法院的代理职员，被判犯有向暴徒组绢成员传递密封起诉状的罪名，她为此被判处1年的家中囚禁，在这段时间里，她除了购买日用品，定期斯去诊所检查身体和参加宗教仪式外，法律禁止她离开玛尔贝里街，她也失去了工作，但仍有养老金。
“粗痞”·乔·科拉奥，英俊的饭店老板和高利贷者，在1989年被判犯有阻碍判罪，这个罪名后来又被推翻了。
朱利·迈伦，失败的建筑师，无比透顶的傻瓜，因为掌管甘比诺家族的工资单和斯塔滕岛上的建筑回扣，被判处5年监禁。
“小丑”阿方斯·莫斯卡，保罗·卡斯特兰诺与胖托尼·萨勒诺安排投标事务的使者，因为拒绝提供声音样本以证实在卡斯特兰诺家安装的窃听器里截获的一段谈话录音中有他的出现，在1986年被判犯有藐视大法庭罪而被监禁。在监狱里他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9个月之后，基于人道释放了他，1987年7月26日，他自然死亡。
托米·阿格罗在佛里达因高利贷、勒索和企图谋杀受到审讯。用以定罪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他的旧友、一顿毒打的牺牲品“猎犬乔”约瑟夫·雅怒兹。他被判处15年监禁，也被允许回家待亡，他在1987年6月27日死于肺癌。
至于约瑟夫·N·盖洛，这位白发的顾问，他因年老体衰而勾起的肝火在巨头保罗·卡斯特兰诺死后似乎有所增强。在逮捕盖洛时，安迪·库林斯想起这个人曾威胁说他会当场死去，因此真的在现场安排了一辆救护车，可是盖洛不但根本没有晕倒，反而对着联邦调查局的人破口大骂——这顿发作在阿斯托里亚的克雷森特街上引来一大群热情的观众。
作为甘比诺家族的智囊，像这样发发脾气已是他能力极限了，到了审判的时候，他的精力已完全耗荆毕竟是74岁高龄的人了，他常常的对证的过程中打瞌睡，别人不得不把他推醒，他在1987年12月22日被定罪，判处10年监禁。
因为乔·盖洛继续衰老，所以“圣诞树”约瑟夫·阿默恩在这灾难时刻显得越发出众。他很有尊严地接受了逮捕，在审讯过程中举止始终像一位绅士。
但是，出现了有利于他手转机，那时他判犯有勒索罪，正面临着15年监禁的判决。
阿默恩的律师们争辩说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死和甘比诺家族权位的转移已完全结束了阿默恩的事业。他是一个老人，而且不会以任何方式危害社会。他们宣称：他应当立即准予保释。大大出乎检察官们的意料。杰克·温斯坦法官同意为这件事开一个听证会。
甚至更了乎政府让方面意料的是，阿默恩的律师们叫安迪·库要斯来为“圣诞树”
做人证。让一个联邦调查局侦探站出来帮一个众所周知的黑手党徒说话？这是个奇怪的策略，但很有效。库林斯做出说真话的誓言后，被问道基于他对阿默恩过去行为的了解，他是否相信这个庄重的老暴徒能够恪守被开释的条件，库林斯回答说如果阿默恩本人发了誓言，他，库林斯会相信他。
对于这份率直，库林斯遭到原告方，他的同盟者的怒视和明显的冷待。
但是这场荣誉之舞的最后邪量得主仍是阿默恩。1987年圣诞节前一天，温斯坦法官向“圣诞树”提出条件，只要他公开否认与甘比诺犯罪家族的联系，宣布放弃他在这个组织或任何其他犯罪组织中可能拥有的职责，他就可以被释放。他要做的只是说句话而已。
当然，他拒绝了。否定秘密犯罪组织就是承认秘密犯罪组织的存在，阿默恩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会做会违犯奥默它，这会拆毁他一生营造的道德世界。他只说了一个字“不，”然后被判处监禁。
×××在得知父亲被谋杀后不到一小时，康妮·卡斯特兰诺给了格罗莉娅·奥拉特一个密封的信封，里面装了一万八千美元现金，“我父亲想让你得到这个，”她说，“现在在给我滚出去。”
女仆立刻离开了，她为恩主的死的而震惊，现在她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做了一名派行代理商，那段快乐时光里增中的体重了降下了大半。
尼娜·卡斯特兰诺搬回托特山宅邸，可以猜以在一种复杂的情感上，她一定觉得自己收得了那些领土，赶走了暂时胜过她的情敌。也许是为了减轻回忆的重负，她几乎立刻开始着手地手大规模的装修，那盏藏着联邦调查局话筒的铬质雁颈台灯同一堆废物一同被扔了出来。只有楼上巨头保罗的卧室没有重新装修和布置；它被作为一种家族圣地而保留下来，依旧保持着1985年12月16日时的模样。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尼那仍住在这间宅邸里，和康妮、乔·卡塔蒂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
1987年12月，侦探比约瑟夫·F·奥布赖恩被召往华盛顿，作为本年度最优秀的执法部门官员，接受司法部长授予的杰出贡献奖。当联合武装部队的护旗队正步走过司党支部大厅的中心通道时，奥布赖恩坐在那里，感到很骄傲，但也很紧张。他的身边坐着他的妻子和母亲，周围是亲戚、朋友、同事。在让任何侦探都垂涎的职业生涯中最光荣的时刻，他从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S·塞欣斯手中接过了那枚令人垂涎的徽章。
奥布赖恩接受徽章时所做的演说非常简短，只表达了各方面人士支持的感谢，感谢他家里人的支持与宽容，感谢布鲁斯·莫敏锐的洞察力和甘比诺小组工作成员不懈的工作精神，感谢他的搭安迪·库林斯的友谊的专业技术。
但是，在回纽约的路上，奥布赖恩意识到大厅里他提到的那些为他的成功提供条件的人中，漏掉了很重要的两个人，他意识到了，安迪·库林斯也注意到了，他们应该去拜访两座坟墓。
摩拉维亚教徒公墓就在托特山边，一片高高的、排水良好的平地。1987年12月的一天，库林斯和奥布赖恩踩着地上冬季里最后的落叶，找到了他们死去的对手的长眠之地。
托米·比洛蒂的坟墓很箭易就找到了，做标记的墓碑奇特而且有几分不相宜的柔情蜜意：
它刻成两颗交叠的心的形状，一颗心里刻着“托马斯1940——1985”，另一颗心空着，耐心等待着洛蒂的第二任妻子唐娜的去世，墓的上方有一束枯萎的鲜花。
“你能想像了托米死吗？”库林斯问奥布赖恩。
“我能想像出他被谋杀了。”奥布赖恩回答说。
“但是我还能看见他又站起来，继续战斗，他从不知退却，他从不会休息。”
两个侦探又寻找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坟墓，可是没有找到。他们找遍了那些庄重的陵墓上的名字，那些昂贵的大理石墓穴的碑文，最后，当地上的阴影越来越长，空气了越来越冷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年迈的守墓人，他留着短短的白胡面，满嘴黑色断牙根。
“请问保罗·卡斯特兰诺被埋在哪儿？”奥布赖恩问。
“这儿没埋他。”守墓人说。
奥迎赖恩怀疑地看看这个老人：“我知道他在这个公墓里。”
“我没说他不在，”守墓人说，用手指摸着牙齿间的一个洞，“我是说他没给埋起来，他还在地上面呢。”
“哪儿？”
“我不能告诉你们。”
乔·奥布赖恩活动一下冰冷的双脚，想起生活真是反复无常。前一分钟你还在和司法部长握手，后一分钟就得和一个掘墓人争辩：“你看，你们真的想表示一下敬意，我们认识他。”
现在轮到守墓人怀疑地看看他们。“当然了，”他说，“你们要真是那么要好的朋友，你们应该参加过葬礼。”
“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安迪·库林斯说。
他们向他出示了徽章，突然这位于守墓人急切地拉开话匣子，他在前面带路，边走边说：“主教不允许公开做弥撒，你知道，因为他是一名暴徒，我，我认为这不对。首先，谁来做评判呢？第二，谁还需要做弥撒呢？再说了，卡斯特兰诺对教堂一向不错。
几年前，他给了从对无妮教堂来的老修女们一大笔钱，好让她们能安一部新电梯，不必再爬那石头楼梯报。
钱是够好的。可这人的灵魂却不够好？我，我可不信。”
守墓人喘着粗气爬上了山坡，指给他们看离比洛蒂的坟墓不到50码远的一个孤零零的粉红色在理石墓碑：“他就在那里面，我指给你们位置，虽然它没做标记。他家里人不想让人来傻看，黑手党里的那些傻瓜，你们知道吗？也许那位老夫人死后会把名字刻上。”他指给他们第二层石板上的一块空白地方石，然后留下两位看见探独自在那里注视着。
但是当一个人注视着一座坟墓时，他能看到什么，或想像他能看什么呢？这里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一个，没有任何形体或象征符号令人勾起回忆，或表示死者的名望，活着的时候隐居于世，这位教父之王在死后更加隐蔽自己。活着的时候独自一人，他被要求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与旁人远离，现在更是子然一身。没有人陪伴他的安息。他在世上的工作实际上已被法律和他的继任者毁掉了。他所爱的人对他的回忆也被他最后几年里的愚行玷污了。
保罗·卡斯特兰诺留下了什么呢？有座大房子，在纽约城最高的山上，俯瞰关维拉扎诺大桥，联邦调查局的记录里有一大堆档案，存放在25个文件抽屉中，而且至少在基本某些人的记忆里，仍萦绕着他的风采，那雪茄烟和刮脸后有的肥皂的气昧，混杂着烤牛肉和糖块的香味，能谋杀他能有浪漫故事，以及那关于人应该生活的不被允许但激动人心的信仰的粗暴争论。
后记拥有巨大权力的人们即使在死后仍能留下长长的阴影，保罗·卡斯特兰诺就是如此，在写这本书的整整6年时间里，他继续违背常情地控制着甘比诺家族和整个纽约市黑手党暴徒的命运，在精装本《教父们的教父》出版后几个月里，这位被谋杀的教父更是声名鹊起——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他的容颜比巨头保罗生前隐居时更广为人知。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叙述绝无半点虚夸），是这本书本身促成了这股“卡斯特兰诺复话”的热潮。1991年5月，巨头保罗的肖像出现在《纽约》杂志的卦面上，这期杂志登了《教父们的教父》的片断。
全国各地的报纸评论重新注意到身居黑手党最高位的卡斯特兰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少有人知道他，当然了，有许多报道用大量笔墨描写巨头保罗的性机能障碍以及他与女仆间的禁事。《迈阿密先驱报》拥有大量的西班牙读者。因此专派一名记者千里迢迢去哥伦比亚有写一篇关于格罗莉娅·奥拉特的专题报道。显然在深入卡斯特兰诺的内部圣地时，我们的所作所为已违背了执法部门的揭露暴徒罪恶行径的意图；我们介绍的这个人物——古怪、可怕、不可思议地有荣誉感，又很有人笥——他对于广大公众产生了强大的魅力。
尽管如此，我们作为着书者了没有想到，这给约翰·戈蒂带来地法律上的极大麻烦，这位巨头保罗的继任者据说也暗杀他的凶手，这又给卡斯特兰诺多加了一个恶名。
自从1990年12月，戈蒂一直被关在纽约大都会管训中心，等候对他关于勒索、谋杀诸多罪行的审判；这件案子的核心部分是对巨头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公开起诉。也许在这新版的《教父们的教父》出版时，戈蒂的命运会被判定。可是现在在此案仍悬而未决，我们不好妄加猜测。
但在这里仍要提及甘比诺家族的一些现状，这些现状使我们回顾往事更能感觉到巨头保罗的独特和持久的重要性。
约翰·戈蒂被监禁后，甘比诺家族变得更加四分五裂，毫无组织性；无论这位“机灵的唐”是否被判有罪，在等待关于他谋杀前任的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他的领导权会严重削弱——在这一点上多少令人恐怖地感到巨头保罗仍在他的坟墓中控制着局势的发展。
此外，这桩未有结果的起诉案也暴露出在戈蒂的统治下有许多严重的弊端。早在前一年，政府就能取消戈蒂的那个夸夸其谈的律师布鲁斯·卡特勒和另上两位辩护律师出庭辩护的权利，有证据证明这几位律师的某些言论已超出了律师或代理人的法律界限，这些律师实际上成了甘比诺家族的顾问。
像这样对传统界限的轻视绝不可能发生在那位更有自制力，更有尊严，更圆滑的卡斯特兰诺身上。
是的，甘比诺家族的内部已变质、分化和衰败了，纽约其余的暴徒情况也是如此。
在1990年10月，《纽约时代》杂志第一页的标题写着“被击垮的衰弱的黑手掌正在失去对美国的控制”。黑手党的大批成员被以违反“反敲许及腐败组织”法案罪起诉判刑，该组织变得软弱无力。少数几个缺少收益的帮派由于越来越远离自己的传统而逐渐衰落，老一代的暴徒已是奄奄一息。但请注意，它并没有消亡，而且即使其灭亡了也不能视为庆贺的理由，因为原有的位置已被那些更加粗野、更无责任感、更不道德的犯罪团伙取代。尽管如此，某个特定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毫不嘲讽地说，在黑手党暴徒看来，卡斯特兰诺统治的年代将作为一种黄金时代留在记忆中，那段时期相对安定、繁荣，由于成功的组织管理而拥有毫无疑问的实力。
我们当然了解令人骄傲的组织性，因为我们两个人几乎都有近2O年的时间属于同一个组织，我们深深热爱这个组织，公平地说我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贡献给了这个组织：联邦调查局。我们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因为出版这本书引起争议、误解而告终结——对此我们深感遗憾。但是我们要讲这个故事，我们那时相信，现在也相信，我们有权利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难道我们认为公众有权深人观看教父那复杂而吸引人的真实生活是错了吗？我们觉得让调查局有一个公开的案例，研究其侦探是如何工作的，将有助于局里的工作，这难道难错了吗？读者们必须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说这几章文字记录了我们最引以为荣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侦探的工作情况，这不仅是巨头保罗的实证，也是我们自己的。
199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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