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者溜进罗斯福医院进行包扎。
谋杀科斯泰洛的计划告吹，现在，吉诺维斯害怕他的对后实施报复——特别是科斯泰洛与着名的嗜血成性的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之间的联盟，他们的成员大约有800名杀手。于是，在得到卡洛·甘比诺的认可后（当进阿纳斯塔西家族的二号人物），吉诺维斯决定先发制人。10月25日，在纽约帕克——谢拉顿旅馆的理发店里，艾伯特·阿正在舒舒服服地用热毛巾敷胡子，两名枪手溜了进去，打得他浑身是洞。
现在，弗兰克·科斯泰洛还能替他的朋友复仇么？还能恢复他的声望么？乔·博纳诺会抓住这个时机来扩大他的盟主权力么？人们不知道，阿帕拉钦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高级首领之间进一步的互相残杀。
但，更主要的是在教父们中间的达成和平协议，乔·巴巴拉的大型宴会是次要的。
纠正丑闻也是要达成的交易，这种丑闻与大肆鼓吹的“荣誉规则”相悖，严重威胁内部安全，这证明黑手党是多么注重美国的商业文化——一种把任何事物都成商品的文化。
回顾1930年，在众所周知的斯塔比亚战争中，当敌对的双方都需要温暖的躯体时，人们可以发现秘密犯罪组织成员资格的规则是何等的软弱无力。
基本上，只要有一个该组织的成员做介绍人，任何一个背景清楚的意大利血统者，只要他愿意献血为盟便可以加入该组织。当巷战停止时，这种政策就显得更为愚昧。越来越多的贪婪的人伸手向暴徒的非法生意要利。该组织如此松散地发展成员的情况持续了20年之才正式结束（尽管有些社会关系很好的青年仍然通过结婚来达到加入组织的目的）。
直到1954年，当街头打手明显短缺，黑手党面临被其他种族组织排挤掉的危机时，才开始重新积极地吸收新成员。最热心的征募者之一是名叫弗兰克·斯卡利斯的阿纳斯塔西亚的副头领，外号“厚脸皮唐”，到1957年，人们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积极：他出售暴徒的成员资格——好像这个犯罪组织是一个有声望的国家级俱乐部一样——价格高达5万美元，他把钱装进了自己腰包。
不圣洁么？这种贪污行为在那个时期是难时想像的。那时，暴徒的成员资格被看成是一种极高的荣誉，要付出勇敢和男子汉的行动（通常是谋杀）才能得到，并不像买一台卡迪拉克小汽车那么容易。
再则，为什么有人以5万美元的代价加入暴徒组织呢。除非他是想以拥有暴徒的成员资格而自吹自擂？“厚脸皮唐”的贪心和不计后果危及到了黑手党的秘密，当他在布隆克斯一家水果市场榨番茄汁的头和脖子挨了四枪。
然而，消灭斯卡利斯仍然解决不了出售成员资格的问题，在乔·巴巴拉的巨头宴会上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
阿帕拉钦会议的最后目的是要设计出一个应个缉毒局（那个时期，执法部门中对暴徒最具挑战性的敌人）的策略。到了50年代，缉毒便衣警察们已经有了一个线人网络；再进一步，由于对麻醉剂毒品犯的量刑更加严厉，人们也就更愿意为政府提供证词与此同时，海洛因的贩运受到了监控，而其他黑社会团伙也被搞得惶惶不安、七零八落。
此时，（值得对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继承权的关注加以注意），暴徒们开始考虑公共关系。当然，作为犯罪组织是不能进入官场的。从1957年起，不再存在成员资格，同时，这时期黑手党突然找到了它自己的表现方式，它不知不觉中几乎成为所有犯罪集团的象征，或真或假地在演奏中扮演角色。
纽约暴徒的首领们（照例被报刊登载，外国的新闻媒介、电视新闻中也提到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有一幅“肖像”。不同的犯罪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肖像”，例如，暴徒内部有效的谋杀可以告诉人们，这沙暴徒是一艘密封的船，内部有铁的纪律，但并不骚扰外面的人，这是有利的；其责任的艰巨性和残酷性也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其他的活动（例如出售海洛因）创造出的“肖像”却无法令人满意。暴徒们仅仅是商品经销者和提供服务者的这个长期的神话（非法酿制、出售酒，掷骰赌博，普通的人喜欢，政府却令人扫兴地制止这些活动）会被揭穿。
暴徒们这幅黯然失色的罗曼蒂克的逃犯“肖像”具有经济上的含义。到1957年，这“肖像”看上去有几分悲惨，这使其他犯罪团伙的暴徒在进行非法敲诈活动上必须付出更昂贵的代价。警察的工资不高，但让许多的走私犯相安无事，为毒品贩子们开方便之门会使他们更加的不安。非暴力的违法生意已经被容忍了数年，这些生意就像电唱机和弹球机那样无害——由于牵联到冒牌货，这些生意遇到了压力。在阿帕拉钦经营的最后一点生意也被列入毒品禁令之中——这种禁令总是不那么奏效。在某些人眼里，在关闭所辖头这些生意的过程中，教父们正集中力量赚取麻醉剂的利润。
阿帕拉钦对于保罗·卡斯特兰诺来说是个光荣的时刻，他的权位在这伙暴徒少有的几个极权者中达到了奥林匹斯山的巅峰。只有这类精华才会被乔·巴巴拉所邀请——全国各地暴徒的头目中受邀请者只有10o多人。即使在这群人中，卡斯特兰诺在别人看来也处于特殊的地位，在这个依然是传统式的老人统治的首领群体中，他只42岁，是最年轻的一个，犹如一颗在上升的新星。如果把阿帕拉钦看成是着名的黑手党大厦，那么对于布法罗的斯蒂芬诺·马加迪诺，佛罗里达和阿哈瓦那的路易斯·特拉菲肯特或对像乔·普罗法奇和乔·博纳诺之类的纽约传奇式的唐们来说，卡斯特兰诺只不过是个米老鼠。
另外，据说卡斯特兰还是一位男士的亲密朋友和被保护者，在那时此人的地位直线上升。作为除掉阿纳斯塔西亚的同谋，卡洛·甘比诺得到的回报是接替死者的位置，成为纽约最大家族的首领。现在，甘比诺的第二个靶子只剩下吉诺维斯自己了——当时没人知道吉诺维斯不久就会指控犯有毒品案人狱，他一直被关押到1969年死去为止。
便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次的阿帕拉钦会议几乎是没有开始就结束了。纽约州的一个警察萨金特·埃德加D·科罗斯维尔注意到一大群小汽车聚集在巴巴拉家门前，而人们知道，巴巴拉的社会关系都是下等社会的人。他偶然间成为被监视的目标。
于是，科罗斯维尔打电话要求增援——在那个偏辟僻的地区，只有2辆小汽车和3个骑兵。他设置了一个路障把汽车路线从巴巴拉家引向错误的方向。
一个望风的暴徒发现了这个警察的活动，于是这些黑手党枭雄们惊荒失措。
一些人窜进轿车，并没注意骑兵已经设了路障正等着这些暴徒的到来。这些骑兵并未接到逮捕或类似的命令，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记下名字、地址和车牌号。
与此同时，其余的“尊敬的男子汉们”弃车而逃。
他们像挣脱了镣铐的犯人，飞快地越过田野，在巴巴拉家附近的树林中觅路。这些技艺低下的樵夫们，这些城里人在林子中徒步绕着圈子，价格昂贵的衬衣被荆棘刮成了碎片，脸被树枝划破。他们扔掉了枪和多余的现金，如同沿着树林漫步，很难说清谁是这些弃物的主人，几个月后，人们还能在林子里发现腐烂的百元面值的钞票。
大约有50名暴徒逃脱了阿帕拉钦的侦查，有63人落网。卡斯特兰诺是后者之一。他是在一个县城路边的枫树旁被拘捕的，那藏青色轻便大衣的拉缝处撕开了长长的一道口子，银色的丝巾吊在胸前，上面的花结七扭八歪，黑便鞋上沾满泥巴，平时洁净的头发此时又脏又乱、臭汗淋淋地散落在发戏的额前。远离熟悉的布鲁克林街道，刚刚逃出丛林的他又要被送往地方当局，虽然表面镇定，但他还是感到羞愧。1969年，卡斯特兰诺被纽约市大陪审团传讯就他参加阿帕拉钦会议之事作证。在那种场合，他那天生邪恶的面孔使他的自尊荡然无存。他又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中，断裂的人行道，跑来跑去的人，四处飞扬煤屑中和嘈杂的人声。他用老伎俩进行抵抗，对大陪审团说，他去看巴巴拉是为了与他讨论关于心脏病的问题。
起诉人问：“卡斯特兰诺先生，您42岁时有心脏病吗？”
“我不知道是否有病，但有时胸痛。所以我想找乔问问，因为那时他有心脏玻”这时事实。不少暴徒当时都讲过要在参加阿帕拉钦会议时探望乔·巴巴拉，对他的身体不适表示“慰问”。暴徒们逃跑之后，他的心脏病更为明显了。
当人们被传讯，被指控时，就会得心脏玻当他们被宣判有罪，知道要被担架抬出审判庭时，心脏病就会加剧；法官和心脏病学者都在为受害者履行自己的职责。黑手党党徒患心脏病并不奇怪，他们大量地吃牛羊肉，几英里长的腊肠，几吨的小牛肉。他们把所有的食品都胶着吃，再加上那些超负荷的工作。
起诉人接着问：“卡斯特兰诺先生，您在巴巴拉先生的朋友及合伙人探望他时去我征求他对药物的意见，这是否是偶然的巧合？”
“是的”卡斯特兰诺说，声音有点吃惊。“现在您提到这点，我是这样的。”
由于拒绝合作，卡斯特兰诺破判蔑视法庭罪而服刑五年，他背地里吹牛说他会很愉快地度过这段时光。
然而，他只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就获释。根据1957年制定的法令（197年前的关于《反诈骗及腐败组织行为》条例中放宽了联邦在打击诈骗行为方面的权力），阿帕拉钦会议本身还不能构成犯罪集团。主要是因为秘密会议而定的罪，因此，其结论被推翻了”。
于是，保罗·卡斯特兰诺回到布鲁克林，成为比过去更为重要的人物。他又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并更坚定了忠心，他所做的一切并没使他遭受皮肉之苦，也没在狱中浪费更多的时间。他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英雄气魄，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便又表现了一番。6O年代初期，保罗·卡斯特兰诺几乎爬到了他这个行业的最高位置，这种骗取高位的行为已经成为他得心应手的一种招术。
520年后，当8O年代开始时，卡斯特兰诺依旧逍遥法外。在雷戈公园昆斯布尔瓦街上的联邦调查局布鲁克林——昆斯常驻机构里，有些人开始觉得这太过分了。
但是事实上，到那时为止，卡斯特兰诺从未被警方列为特殊打击目标。联邦调查局尚未做出直接进攻暴徒最高首脑人物的作战策略；在《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条例》还未实施的时候，大头目们看上去简直不可能被直接起诉。因此，警方对一些街头地痞立案，希望他们成为眼线供出他们的小头日，而这些小头目为了救自己而告发幕后人，这样一步一步到终点。
毕竞，暴徒们获得利润是遵循“积少成多”的原则。
那么让暴徒招供的工作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呢？
在某些案例中，在某些家族中，这种方法取得了成果。但对甘比诺家族，却几乎是一无所获。因此甘比诺家族越来越有组织性，越来越占优势了。
使这种局势日益受挫的是在7O年代，总的来说，是在反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进程中没有先例的一段时期。有了新颁布的反诈骗法令做武器，运用法庭授权的“第三号授权法令”允许的监视行动，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小组与各地州立和联邦打击犯罪组织合作，已经设法严重干扰了美国所有的6个秘密犯罪家族的活动。其中的两个家族——在威斯康星州的达拉斯和麦迪逊——已完全失去活动能力。
在全国范围内，不仅仅是卫士，不仅仅是队长，而且秘密犯罪家族的首领们由于大量触犯法律而被逮捕、被起诉或被驱逐。打击黑手党的工作进展顺利，这些对高层首领的起诉还巧妙地起到了更多的作用，因为最高首领的倒台通常会引起权力斗争，其中会有一个或更多的觊觎王位者会被除掉或者用其它方式投降，无力参与权力斗争。
在纽约，五个黑手党暴徒家族中，除了卡斯特兰诺，每个首领在7O年代都为法律问题大为头疼。卢切斯家簇的首领卡迈因·特拉蒙蒂，因为伪证罪被判了5年监禁。卡迈因·珀西科，科洛博家族的首领，因为抢劫罪被判了14年监禁；科洛博本人，自从在1971年向意大利裔美国人公民权利同盟集会开枪案件中受伤后一直昏迷不醒，由于他控制一个庞大的赌博业帝国而被起诉。保楞·西亚卡，博纳诺家族的首领，因为贩卖海洛因被捕；菲利浦·拉斯泰利，在70年代后斯继承了他的权力，他因触犯反垄断法、暴力行为和勒索罪被起诉，被关了11年，弗兰克·“芬齐”·蒂尔里，吉诺维斯家族的首领，也许会获得根据“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法案”被起诉的第一位纽约黑手党首领的荣誉；他被起诉经营诈骗行业，其手段包括谋杀和勒索。
卡斯特兰诺，甘比诺家族的首领，是唯一使执法部门束后无策的纽约黑手党首领。
的确，在70年代他曾被起诉过一回——那是在1975年，被指控犯有诈骗罪。但是，在审讯进行过程中，政府的王牌证人，一个叫阿瑟·伯拉德利的人，决定不去作证，正如一个联邦调查局眼线后来证实的。卡斯特兰诺和伯拉德利联系过，向他提出我们能想象到的条件，使他无法拒绝。如果伯拉德利沉默不语，他就能得到数万美元，还能获准“赦免”，饶恕他从前与政府合作干的蠢事。赦免，在这里意味着他不会被谋杀，任何人也不难理解卡斯特兰诺这个提议的反面也同样真实，因此，伯拉德利在审判过程中坚决不开口，结果因有犯罪企图被判了5年监禁，而卡斯特兰诺平安走出法庭，脸上淡淡的微笑说明了真相。
后来的情况越来越清楚，保罗·卡斯特兰诺不仅是黑手党这个池塘里最大的一条鱼，也在变成最精明的一条鱼。与再以后暴徒内部对他的抱怨之辞相反，他并不羞于动用暴力——一点也不。但是他意识到，单独的恐吓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策略。
策略有更多的方面：劝说，对冒险的斟酌，还有利益，知道如何等待。卡斯特兰诺掌握这些技巧的娴熟程度给人印象深刻。在所有近期黑手党暴徒首领中，他最严于律己，最有约束力。他把私心置于事业之外，没有犯那种错误——那种大多是由于性格缺陷而不仅是战略错误判断而造成的错误——那种能使黑手党首领迅速走向灭亡的错误。
巨头保罗的行踪记录越是给人印象深刻，某些特工对他的怀疑越发加深。他成了一值得盯住不放的人。他那种自我隐蔽的生活方式和越来越少的消息只增加了几分神秘感。
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们有时会久久地、出神地凝视着卡斯特兰诺的照片，仿佛这凝固的形象能提供一些抓到他的线索。在近期的一些照片中，教父戴了一副浅色飞行员式眼镜；这副眼镜看上去和他很不相称，仿佛是哪个女儿，或许是一个年轻的情妇弄来为他戴上的。好让这个老家伙显得新潮些。但是卡斯特兰诺很爱虚荣，而且警惕着任何可能暗示力量衰弱的表现；他要是能克制住这种虚荣心，就不会戴着这副眼镜被照下来了。话说回来，他要是能克制住这种虚荣心，就根本不会被照下来。
“这狗娘养的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难抓住的。”
说话者是布鲁斯·莫，布鲁克林——昆斯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甘比诺小队的主管人，从1980年起他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保罗·卡斯特兰诺这个焦点上。
莫是一个深思熟虑、说话委婉而且很有条理的人。
作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曾在潜水艇中做过电力工程师。他习惯于科学逻辑和船上生活的那种强制生异乎寻常的整齐，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追踪有组织犯罪成员可不是一个有逻辑性的事业，其方法也很少有整齐的；完美这个概念在这条战线上不太适用，所以莫有时会很烦恼。当他烦恼时，他就咬烟斗嘴，脸上抽搐。这种抽搐，持续时间只一瞬，使布鲁斯·莫的一只眼睛垂下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倍受折磨的敏感人的形象。
“狗娘养的，”他重复说：“几十个银行帐户，有这里的，还有国外的。关起门来和那引些官员合作，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模样。还有那些相关的部门。他的权势线路在工会里穿来绕去像高峰时间的出租车一样。和7大街有联系，和肉类批发商有联系，这种消遣真无聊。你要是想从这里找出条路来，你就得当个他妈的工商管理硕士。”
“对于一个没念完8年级的人来说干得不错埃”安德里斯·库林斯侦探说。
“是不错，”莫沮丧地说：“对于一个有窍门高薪聘用一批卑劣的随从为他工作的人来说。”布鲁斯·莫和许多联邦调查局的人都认为，黑手党暴徒的律师和顾问们和这些歹徒一样应当受到严惩——也许应受更严厉的惩罚，毕竟，罪犯们走上犯罪之路经常是因为真的或自认为没有别的出路了。但是那些刑事律师和会计师一开始便拥有特权。
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为什么要干这种勾当呢？
莫指了指卡斯特兰诺的档案，它像本电话簿那么厚，大约也像电话簿一样有启发作用。“我们不得不和所有这些废话打交道。”
“我们一直在努力，”乔·奥布赖恩侦探说：“但是事情似乎只能走这么远了。一般到了队长这一层，就再也得不到什么了。”
奥布赖恩透过六楼肮脏的玻璃窗看着我面，目光越过昆斯布尔瓦大街。此时是星期五晚上7点钟，大多数工作的市民们开始度周末了，漫射的霓虹灯的激光混在煤烟暮色为，改变了外面空气的颜色。
使人心情烦躁。
“我们得吓吓他。”布鲁斯·莫说。
“很难，”安迪·库林斯说，“他不是那种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他甚至不喜欢离开家。”
“但是有人和他保持联系。”莫坚持说。
“任何时候。”奥布赖恩同意说，他已经熟悉了卡斯特兰诺家那马蹄铁形的车道和各种型号的高级车辆。
“嗯，”安迪·库林斯无精打采地踢了莫的办公桌一脚，单调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我的建议是，让我们与那些能和他说话的人交谈。能找到多少就谈多少。
让我们直接走到他们跟前，非常友好地对他们说话。”
“说什么？”莫问，“他们不会和侦探们说话。”
“对于这一点我们有几分把握？库林斯全务请求说，“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准许和侦探交谈，的确如此。可是你看，他们会对我们试图和他们交谈感到惊讶。他们会觉得好奇，想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此外，”奥布赖恩接过话说，“那又有什么坏处呢？”和安迪·库林斯一样，他是局里国外反间谍部的老兵。他顺着联合国总部周围华丽的大道来回追踪间谍。在那条工作线上，实际上和嫌疑犯交谈都被认为是莫大的奢侈。要这么做得需要国务院批准，因为对一位令人棘手的外交官——或者说如果这个体面的杂种的确是个间谍——不愉快的态度会引发国际争端。与黑手党徒打交道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不会有位大使来对你大呼小叫的，“我看这么做不会有什么损失。”
基咬着烟斗，嘴唇发出轻轻的“扑扑”声。只是和这些人谈话——这不太符合他对于条理和战略严密性的想法。可是，他又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甘比诺家族这棵大树，“但是我们对他们说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说！”安迪·库林斯说：“说‘生日快乐’，说‘你最近在赛马场运气怎么样？’说什么并不重要。我们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和人交谈，让他们考虑谁在和谁说什么，让他们都回到卡斯特兰诺那儿，尽职尽责地报告说有人和他们谈话了。”
“那正是我们所要的”，乔·奥布赖恩说，“我们要让保罗——一天里六次、八次、十次——耸耸肩膀说：‘别担心，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只是些傻警察，四得探头探脑’。我们要让他们把这些话重复很多遍，对所有的人说，这样过一阵子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我知道这些黑手堂暴徒的心理——他们太习惯于说谎了，他们听见自己说什么话次数越多，他们越要怀疑这些话是否可能是真实的。”
6对卡斯特兰诺的调查就这样开场了，行动的特点正如侦探库林斯和布赖恩所设想的那样有“RH因素”。
“RH”从拼音上代表“制造混乱”，这正是他们希望通过与街头地痞接触能对甘比诺家族的平稳运行和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威严傲慢的平静造成的影响。
阿帕拉钦的案子尼证明警方稍加干涉就会给黑手党暴徒的宁静来很大困扰——但是当然了，自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
其一就是，《教父》这总电影在匪徒的含义上笼罩了一层感伤的光环；影片给歹徒们提供了一整套现成的话供他们在想把话说得粗暴、豪迈、有正义感，甚至是智慧时使用。剧本——大部分聪明人看上去都记住了——使他们不那么难于开口。普遍的事实是，出了他们自己的小圈子，许多聪明人痛苦的犹柔寡断而且非常害羞。他们从未真正长大过；他们确确实实从未远离过家门。他们敏锐地清楚自己缺少教育，害怕自己会说些蠢话。能够说一些艾尔·帕西诺和罗们特·德·尼罗说过的话，有助于他们开始加入到谈话中。这部电影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应该感觉到什么，如果他们能感觉到什么的话。
另一个使暴徒们不那么害羞的因素是电视新闻，这些新闻通过有选择的镜头播放，把暴徒们的生活浪漫化了。摄影机只选拍那些偶然发生了的事情——而然发生的事情在街头歹徒的生活中是极大的例外。事实是，一个暴徒日常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单调得令人无聊。你大约在中午时醒来，去找文尼或弗兰克喝杯咖啡。文尼和弗兰克不得不去见托尼和彼特，这样你就从大老远开车到斯塔膝岛再喝杯咖啡。托尼和彼特没有露面，你再一路赶回到昆斯去看另一个家伙和两货车偷来的波电缆。但在定价之前，必须打几个电话。你只能使用付费电话，所以自先得找一台好使的电话，然后听见的是对方含混不清的声音，因为某个傻瓜的汽车警报器响起来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你回到家洗个澡换件衬衫，说说晚饭吃什么，想去哪儿吃。但是如果碰巧有某个你不想见的人也在那儿吃晚饭，你就不得不换个地方。
此时你已经因为那些咖啡、香烟和饥饿而开始感到胃在痉挛。
这确实不能令人兴奋；当然电视新闻不会总是报道你所期待的谋杀、毒品帐单和在法庭上的表现。
但是新闻媒介对暴徒生活的美化却给执法部门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们似乎使那些聪明人增强了对自我价值的尊重，使他们更渴望站出来被算作一个党徒——并被起诉。
自从阿帕拉钦事件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有哪件事保持原样而不变准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令人吃惊的是，直到1986年，在对着名的黑手党各帮派首领聚会案（未成功的）的答辩时，秘密犯罪组织的存在才为公众知晓。直到那时那神圣的“奥默它”誓言仍要求“我们的这件事”的参与者对保持沉默。因此，与警察谈话对一个的生命存在显然不利。最细微的疏忽，甚至几句可能被误解为暗示黑手党存在的话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奥默它”的誓言，其惩罚就是死亡；甚至被看见和警察在一起也能受到致命的惩罚，因为众所周知，那些紧张不安的同伙会得出错误结论，采取严厉行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最好一看见有执法部门的人在附近就躲起来。
同样真实的是，因为人的本性并未改变，1980年的黑手党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如同1957年的黑手党徒一样天生多疑。这些人中有些人心理严重失衡，几乎可能肯定会被确认为临床偏执狂症。但是即使是那些没这么严重的人，也完全有理由被确诊为神经过敏症。警察想抓他们。亚洲人、黑人、波多黎名人的竞争组织会很高兴他们从街头消失。
敌对的秘密犯罪组织家族成员会在一分钟后攻击他们，甚至失宠于他们是厂好的朋友其结果也同样糟糕。因此这些人对于随便地进行一次友好的谈活这个想法愈发感觉不安。
现在这个想法比平日更令他们不安。
从198o年的春天开始，昆斯区布尔瓦街一家文具店的印有标志的贺卡销售量有了大幅度增长。这股生意兴旺的浪潮是由于乔·奥布赖恩掀起的。作为“制造混乱”略的一小部分，他已经承担起做大约50个已知的甘比诺组织成员的单方面笔友谊的任务。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电脑记录，奥布赖恩编制了一个日历，上面注明团伙成员的生日，上至保罗·卡斯特兰诺本人，下至最小的街头流氓。每个人在过生日时都会得到一声问候。贺卡上除了有一句和辙押韵的贺词，奥布赖恩还平心静气地附上他的消息：一张他的联邦调查局业务名片，上面醒目地印着联邦调查局的印记，当然还有奥布赖恩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以备万一哪个人想和他聊聊。看上去他们并不想——虽然有一个甘比诺组织头目后来承以，奥布赖恩是除了他妻子外唯一记得他生日的人。奥布赖恩也送圣诞卡和复活节卡，他甚至在圣帕特里克节也送贺卡。
奥布赖恩最喜欢在特殊情况下送下片。这是一个多么体贴的方法，它提醒人们有个人非常关心他们，密切注意着他们的事业！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甘比诺小卒摔断一只手，那他在结算医疗费的同时一定会收到联邦调查局寄来的祝他早日康复的卡片。
比如说如果有个小卒费尽力气升到头口的位置，乔·奥布赖恩就会送去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恭喜你的提升”。
在送所有这些需要送的贺卡时，奥布赖恩对每一张都精心加以选择。因此他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贺卡的接受者与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关系。街头地痞一类的人收到的是普通卡片，每张25美分。但是托米·比洛蒂，巨头保罗最喜欢的，得到的礼物要珍贵些。在他当上头目时，他收到张音乐卡，播放《出现美好时光》这支歌。作为比洛蒂将会挣到更多钱的象征，奥布赖恩还附上两张一美元的钞票。
至于送给卡斯特兰诺本人的卡片，是精而又精地挑选后才送给首领的。奥布赖恩记得最有意思的一张贺卡上画着一大篮子彩蛋，放在一个大宅邸门前，这座宅邸有点像斯塔滕岛的白宫。题字是“祝一位不同凡响的教父复活节快乐。”
奥布赖恩为送给卡斯特兰诺的贺卡大动脑筋是一步好棋，因为，正如内线提供的情况以及巨头保罗后来证实的，这位首领的的确确注意它们了。
当奥布赖思送的生日卡第一次出现在卡斯特兰诺面前时，他好半天才意识到它来自联邦调查局。
毕竟，他介个很受欢迎的人，总是有人奉承他，想得到他的青睐。他收到了许许多多的生日卡，许多是来自他只听说过却不记得曾见过面的人。他坐在餐厅桌前，穿着那件洋红色缎于睡衣，他几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穿着这件睡衣。他漫不经心地测览着这些贺卡，用一把纯银的裁纸刀仔细地划开信封。
“你看，格罗莉妮”，他用那种甜腻腻的哄人的腔调说，这种腔调他只在同他的女仆兼情妇说话时才使用，“你看有多少人给保罗先生写信？”
格罗莉妮是1979年9月9日成为卡斯特兰诺家里的一个成员的，之后不久就成了她的主人的情妇。她站在那里，表面上带着奉承，当她这位上了年纪的情人有自我吹嘘的需要时，她就轻声说句赞同的话。后来，当格罗莉妮取代了高贵、尊严、像祖母一样的尼娜·卡斯特兰诺的主妇地位时，她就会炫耀自己的力量，欺侮客人，在谈话中插嘴。没有一个传统的黑手党妻子会这么做，她甚至但敢奚落巨头保罗本人。但是目前为止，礼貌的伪装仍在继续。当主人坐着的时候女仆站着，她只在别人对她说话时才说话。而且她尽心尽力地奉承主人的虚荣心。
“是的，保罗欣（先）生，”她说，“灰（非）常多。格罗莉妮一辈子也没收到过这么多信。”
卡斯特兰诺对她闪出一丝微笑，这微笑不顾他的本意露出几许乖戾的神色。然后他裁开奥布赖恩寄来的信封。他读了生日卡，再把它拿到一臂远的距离，微微眯起眼睛试图辨让出这个不熟悉的签名。
联邦调查局的业务名片落到餐桌上，卡斯特兰诺捡起它。
“混蛋。”他咕哝着说。
格罗莉妮不仅根本不被这种粗俗的话惹恼，反而发现脏话是她第二语言中滑稽可笑、多姿多彩的一方面。她总是很高兴扩展自己在这方面的词汇量。“保罗欣（先）生从混蛋们那儿收到信吗？”她问。
“许许多多的混蛋。”卡斯特兰诺说，把奥布赖恩的生日祝福扔进垃圾里。至于那张业务名片，他把它撕成小碎片，从桌上拂去，仿佛那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奥布赖恩的第二封信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第三封也是同样。但到了第四次，卡斯特兰诺决定把乔·奥布赖恩的业务名片保存菩来。他得出与此人打交道并无害处的结论。
此外，也并不这无全排除有可能在某一时刻，以某种方式，他们两个也许会谈点什么。
7“进个门就要2O块钱吧？”
安迪·库林斯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工作大约有四年了，和任何一名侦探一样对曼哈顿夜晚的街道很熟悉。但是，仍有一些事情他不太习惯——比如像这样进一家迪斯科舞厅就得被那傲慢的守员人榨去20美元的事。
但是“制造混乱”策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让甘比诺家族成员在他们自己的地盘里紧张不安，因此，1980年11月一个星期四晚上10点钟左右，库林斯交了钱，走过那个谨慎地恐吓人的保镖身边，走进这家名叫里根俱乐部的纽约东区的高级夜总会。他的目标是一个名叫托米·阿格罗的甘比诺成员，据得到的情报说，他是这里的常客，也是这家豪华夜总会和黑手党暴徒间的非神圣同盟的重要人物。
夜总会和黑手党似乎是专为对方而存在的。俱乐部要正常开业。须要避免劳资纠纷，需要源源不断地供应亚麻布，需要在早晨迅速地把垃圾收走。
他们需要大量的酒，那时托米·阿格罗的妻子莫尼克·阿格罗在里根俱乐部里卖酒，她从俱乐部里每滴喝掉的酒中“赚”一笔手续费。此外，夜总会还需要有效地对付那些不规矩的顾客，又不能招来警察搅了场子。让大家看见一个黑手党暴徒在场就给俱乐部加上了某种封印，而许多稳重的市民似乎因为与一群匪徒在同一间屋子里消磨时光而激动得发抖。
黑手党当然乐意提供所有这些服务，只要我们能得到高于全法收人的丰厚津贴。为使生意成功夜总会都会甩出大笔的钱，这不成问题，而且由于支会给暴徒的都是现金，永远不会报税，所以国家税务岩实际上也为这种关系提供了资助。如果俱乐部生意有所下降，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兑现诺言时就会遇到麻烦。黑手党总是第一号债权人。付给他们的钱从不能打折扣，而且他们只有在对有失误的企业增强了控制后才愿意重新谈判。
保证首领们应得的利益是使这一切保持友好的可行之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有时侯就会发生火灾，有时候垃圾会变得更多而不是被清除。“顾客们”有时候会与侍者发生口角，打坏餐具和俱乐部的设施，气势汹汹的语气使你失去继续开业的的勇气。
尽管如此，198O年在里根俱乐部，没有人担心钱的问题。出入俱乐部的都是些妙人儿——艺术家、模特、疯狂的欧洲人、阿拉伯酋长、想要学坏的生手——他们聚到这里在洗手间吸可卡因，整夜跳舞消磨时光。当他们接到华尔街的铅印通知醒过来时，已绝望地陷入金钱的巨大损失中。还有那些乡巴佬经理们，他们不是在舞池边一二英尺寸之地里畏畏缩缩地跳舞，就是沉溺于要价过高的交际花的殷勤中，喧闹声、闪耀的灯光、香水和香烟混合的刺鼻的气味，里根俱乐部是纽约城颓废的化身。
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安迪·库林斯暗自承认身处居中感到有点不自在。他的套装上没有没计师的标签，没有一大堆熟人可以挥手或飞吻致意，他也不跳舞，所以他走进酒吧，慢慢地喝着一杯饮料，等着托米·阿格罗的出现。
自从1975年或1976年以来。阿格罗已成为甘比诺家庭中“成功的一员”。起初，他不过是一个街头无赖式的打手，而且很可能永远只做个小座而已，后来某位有权势的亲戚多次安排他与保罗·卡斯特兰诺见面，才使他有了提升的机会。阿格罗是在乔·N盖洛，家庭顾问的引荐下进入黑手党暴徒行列的。
他的家庭头目约瑟夫·阿默恩手下做事，后者是巨头保罗最信任的合伙人之一。此外，1980年，托米·阿陷入了一些麻烦中——而陷入麻烦中的打手总会被他们的首领密切关注着。重要的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如何自处。如果他们显出可能会支撑不住，说出些他们应说出的话，那么就有必要提前一步采取行动。阿格罗在长岛的纳索郡面临着勒索案的起诉，还因与贝尔蒙特和阿奎达克特的赛马作弊有牵连，正受到警方的调查。所以最好留意着他，看他和谁交谈。
11点过了20分，安迪·库林斯凝视着面前第二杯一口未动的饮料，忍受着酒吧侍者的白眼，后者显然希望那个位子能让更多的入坐。此时，里根俱乐部里已经很拥挤了，酒吧里熙熙攘攘，人们高声抱怨着要价过高的酒的汽水。那些想要个位子的人被告知须要等侯很长时间。
突然大门年出现了一阵骚动。餐厅领班匆匆掠过人群，急切地伸出双臂去讨了那位新来者。他的身边是两个肌肉结实的侍者，两个侍者身边又有两个露着大腿的鸡尾酒女招待。这向名待应生共同组成了一个雁字形，穿过那群一直默默不语焦急而有礼貌地等待座位的人。当这阵穿越人群的波浪平息之后，迎宾队伍引进一个微笑着的矮胖的小个子。
他穿着深蓝色安哥拉山羊毛套装，打扮得毫无瑕疵。
他的指甲剪得很好，脸庞像光滑的苹果一样反着光。
所在这些气派的打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头漆黑的假发，在迪斯科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炮，制造出一种使感觉这个整洁的小个子头上光芒四射的古怪效果。
这就是托米·阿格罗。
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中，他被带到临近舞池的张桌前。不断有男人跑来和他握手。女人们吻他那光滑的面颊。他坐下后，就开始向迎接他的每一个人分发钞票，谨慎的手势使任何向托米·阿格罗方向看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有一阵时间库林斯侦探坐在原处未动，他观察着阿格罗，想要看看是否有人来和他坐在一起。没有人——虽然不断地有人停下来向他献殷勤。阿格罗那始终表现的彬彬有礼与祝贺林斯知道的他在职业上的行为形成了颇有戏剧性的对比。托米·阿格罗当时是一个打手，身高仅仅5英尺5英寸却是个典型的欺凌弱小者，他似乎从毒打人中能得到真正的乐趣。他身体并不强壮，块头又小，因此总是需要两个助手帮忙按住那个受害者以便他安全地执行惩罚——这种条件似乎根本没有削弱他的满足感，据一位阿格罗的受害者说，阿格罗最喜欢的一种方法是拿着一把闪亮的刀子非常缓慢地走近被绑住的人，给后者充足的时间吓得尿湿了裤子，然后再开始动刀。但是在另外一些时侯，阿格罗的攻击要更随意得多——虽然那时没有预料到，后来这样的一次攻击在一连串事件中起了主角的作用，而这些事件最终导致了在斯塔滕岛的白宫中安置窃听器以及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灭亡。
临近午夜时，库林斯侦探向托米·阿格罗的桌边走去。此时阿格罗站起来，直冲着这位联邦调查员走过来——然后突然转弯向左，从一群跳舞的人中敏捷地穿了过去。库林斯的第一个念头的阿格罗已经认出了他逃掉了，有一阵时间他想到不管不顾地穿过舞池去追逐他的猎物。
可事实上阿格罗只是去了洗手间，当他返回来的时候，安迪·库林斯仍旧表情难堪地站在酒吧和场边摆成弧形的桌子中间，音箱中爆响起滚石乐队的《对魔鬼的同情》这支曲子。阿格罗几乎和他撞个满怀。
“托米。”
阿格罗条件反射似地露出微笑，就像对所有人露出的微笑一样，并且伸出一只粗短的手掌要握手。
但是库林斯伸出的手掌里握着他的联邦调查局的证件，当阿格罗看见这个证件时，他的微笑迅速消失了。也许以为自己要被捕了。
“嘿，得了。”他说。声音里露出恳求的语调，“别弄得大家都知道。别在这里。”
像大多数的黑手党徒一样，阿格罗自以为是大人物的感觉非常脆弱。他承受不了当众出丑的难堪场面。
“大家不会知道的，”库林斯他保证说，“我只是想和你谈谈。”
阿格罗犹豫了一下，然后似乎决定用举止优雅作为自己最佳行动方案，“请到我的台子来坐好吗？
侦探……”
“库林斯。叫我安迪好了。”
阿格罗在前面带路，当他们起走到桌边时，已有两个侍者抢先为他们拉开了椅子。
“喝一杯吗，安迪？”
“当然”。
“您吃过饭了吗？用点晚餐怎么样？”
“不，谢谢，托米。”
阿格罗为他自己只点了一份矿泉水。“我不能喝酒。”他抱歉地说，“他们让我用这种新的药物治疗，锂。我是个躁郁症患者。有时候我以为自己是个他妈的超人，有时候又病起不来床。真是一团糟。”
“只您这么说，我很同情。”
阿格罗“嗯”了一声就不做声了。他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环视屋中，试图判断其他人对他这位客人的反应。他点燃一支烟：“那么，您想要和你谈什么？”
“谈谈阿奎达克特和贝尔蒙特怎么样？”安迪·库林斯建议说。
“那是怎么回事？”
“最近，一些有获胜希望的赛马被从名册上勾掉了，同时一些获胜可能性非常小的赛马被人偷偷地下了注。有些人认为这不是巧合。”
“是吗？”阿格罗说，“我，我对赛马知道得不太多。”
“您不玩吗？”
“嗯，当然了，我偶尔在赌马上也扔几块钱。”
“可经常有人在赛马场上看到您，汤米。”
阿格罗深吸了口烟，用手捂着嘴咳嗽起来。“我看不会，安迪，”他说，“这怎么会呢？白天有工作要做。我是个普通工人。我是个——”“烟草推销员。”安迪·库林斯说。
“嗅，”阿格罗说，“您知道的。”
“我和您的雇主托米·德卢布谈过。他说您是个了不起的推销员。”
“我只是硬挺着干下来了。”阿格罗谦虚地说。
“但是他不能告诉我您的帐目。他还告诉我别费心等您，因为您几乎从不到办公室去，而且我也别费心给您留口信，因为他不知道您什么时侯才会去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