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跑路的工作，”托米·阿格罗耸耸肩说。他把鸡尾酒吸管插进一块酸橙里，“我把烟装上车就开走了。”
“那么我们来谈谈保罗·卡斯特兰诺。”
话题的突然转变惹恼的托米·阿格罗，但他没表现出来。他用吸管出声地吸干了矿泉水，灰然后问：“谁？”
“一个我您认识的人。他住在斯塔滕岛的一座大房子里。”
“嗯，我住在昆斯一座小房里。我他妈的怎么认识这个人？”
“我想你们在共同的朋友，”安迪·库林斯强说。
“乔·盖洛，乔·阿默恩。他们都属于甘比诺家族，你们也是。”
“安迪，我属于的唯一家族就是现在在家中等我的那个人。”他捻熄了手中的香烟，又点燃了另一支。
他扫视一圈屋子，对某个碰巧正往这里看的人露出亲切和蔼的微笑。
一位女招待走过来问阿先生是否想再来一杯。
他轻轻拍了拍她的大腿，她又问有没有关于她试听表演的消息。他回答说还没抽出时间去看演艺圈的人，但是他不会忘记，他会去的。
“再来一杯吗，安迪？”
“不，谢谢。”
“只要一杯矿泉水，宝贝儿。”
“我很惊讶您不认识保罗·卡斯特兰诺，”库林斯侦探继续说，声音盖过音箱的喧嚣声，“他认识您。”
“我不相信。”阿格罗说。但是一丝不安的神情掠过他光滑的脸庞。他伸出手仿佛要整理一下假发，然后桑卢最好还是不要动它，就又把手落在桌上。
“他对您很关心，”库林斯说，“您的紧张疲劳，您出的问题，他都很关心我敢打赌，他甚至对您现在坐在这里和我聊天也会很关心。”
立刻，托米·阿格罗看上去就不那么镇定自了。
他的脸沉了下来；失去了光滑果的模样。他皱起眉头，前额上出现了几道深沟，弄得假发部移了位。他的手痉挛地伸进上衣的各个口袋里，拿出一瓶瓶药丸。四、五、六个不同的瓶子。突然之间他显出了本来面目，砰地一声把它们摆在面前桌上。“安迪，你，真该死，”他说，“我不该这么生气，我是个病人。看看我吃的这些该死的东西。”
“这就是锂，”他继续说，拣起一个歪倒后顺着桌面滚开的瓶子，“这个让我不发疯。”他又拿出几张市中心区之外的百元的帐单。“这个是治我肺的。每当我躺下，肺里就充满了水，当我气时，就好像我他妈的要淹死了。这两瓶是治我那该列的心脏的。
医生给我看过心脏的片子——看上去像个他妈的股票市常这个是——”“放松点，托米。”库林斯把手越过桌子按在阿格罗的手腕上，“你不想弄得大家都知道，记得吗？”
“放松个屁。”阿格罗说，但他还是安静下来，几乎是驯顺地开始把药放回口袋时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在像是根俱乐部这种地方，古怪的行为被认为是时尚。没有人很在意某人的突然爆发或摆出一串药来，此外，大家都是在互相招手、飞吻致意，没有人特别关心其他人在做什么。
“现在我得走了。”库林斯说，“谢谢您请我喝酒。”
他朝门走去，只回头看了一眼托米·阿格罗的桌子。阿先生似乎已经迅速恢复了镇定。女招待端来了矿泉水，他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
来到外面，在11月清爽的空气中，安迪·库林斯突然感觉到一阵醉意。酒、噪音、烟气、与职权格罗面对面所受的刺激，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此时他才感觉到。他心不在焉地走出了人行道——差点被一辆巨大的绿色私人清洁卡车撞倒，这辆车在这条单行道上逆向行驶。事情发生得太快，他没来得及看清画在卡车宽阔的车厢侧板上的名字。仅仅是邮于好奇，他很想知道这辆卡车所在的公司是否受控保罗·卡斯特兰诺，那位教父之王。
8走到街上去和甘比诺家族成员接触，侦探库林斯和奥布赖恩事实上是实施了联邦调查局在2O年前就已酝酿，但从未真正应用过的战略。早在1960年，执法部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缺少信息而行动受阻。回顾以往，很明胡佛不仅事实上对有组织犯罪及其影响的估计太过天真，而且在行动布置方面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整个50年代，联邦调查局的首要任务是在政府内部及周围对共产主义分子进行调查。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工作重点看上是被误导了，只能说调查局和其它所有政府机构一样，反映了国家的情绪基调和所关切的事。从另一个角度说，联邦调查局没有真正决定把谁排在“最急需”名单的第一位；而是公众们决定的。
不管怎么说，让侦探们到街上去和黑手党徒聊天的计划从未真正进行过。许多方面都奶制这样做。其中一方面就是侦探一般都是两人一组工作，如果说让一名暴徒和一个警察谈话是困难的，那么让他在两个警察面前说些什么实际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别看暴德们受到的教育很少，但一些老手对于适用于他们的法律条款相当了解。他们明白“确证”这个术语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在两个证人面前说什么或做什么要比在一个证人面前几乎危险十倍。
至于派侦探们单独行动，也有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与一名暴徒一对一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在这句话里重点应该强调的是“通常情况下”这几个字。在典型的案例中，黑色党暴徒的暴力行为都不是随意而发的，而是有计划的行动，不间由单独一个人执行，而是由一支队伍执行，以使黑手党一方稳操胜券。但是，黑手党徒们的火暴脾气和无缘无故怒火发作是众所周知的；有时候就会出问题。早在1963年，就有这么个例子，一名侦探因为在一次葬礼上拍照被人拳打脚踢一阵毒打。
且放下可能存在的危险不谈，事实上试图与犯罪家族成员交谈也是件很令人沮丧的差事。你用了半天时间追寻在到某人的踪迹，最终找到了他。他站在那里，脚在地上划来划去，按得指关节劈啪做响。你问他一个问题，会得到如下四种反应：或者他支吾其辞，或者他说谎，或者他建议你去和他的律师说去，或者他让你滚蛋。而这反过来惹恼了你，使你更难保持礼的态度。有什么用呢？实际上任何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一旦有机会就会跳起来赶去逮捕一个黑手党小卒。但是仅仅做一次社交性拜访前景可不是很吸引人的。
如果说侦探们不愿意接近黑手党暴徒成员，那么这些人反过来更不习惯于被人接近。
乔·奥布赖恩很早就意识到这会是警方的一大优势。他决定避免任何玩计谋和躲躲闪闪的行动，要让他们接触尽可能显得直率、随便、大大方方。在这种与秘密行动截相反的行动中，他不想欺骗甘比诺家族成员，而更愿意用他的率直和大张旗鼓的声势使他们大吃一惊。
比如对“大乔治”雷米尼一例。他是个小额高利贷者和赌徒，也是斯塔滕岛上“最有脸面”的蔬菜水果店的业主。乔·奥布赖思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走进了他的店铺，开始游览品鉴朝鲜蓟和蜜瓜等各种蔬菜水果，直到他觉得可以直接走近“大乔治”。奥布棘恩随身带着一轲照相机，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给局里的照片档案里添上新的一张。
“再见，亲爱的。”雷米尼对一个手推购物车，车里堆满硬花甘蓝和茴香球茎的矮个儿老太太午。这位蔬菜水果商是个又高又笨拙的人，他并不肥胖但下颚上肉垂，在那类装束草率的人员他几手算得上是英俊的了，“过几天再来埃”通路已被让开，奥布赖恩向雷米尼走去，侦探的手里拿着一个茄子：“多少钱？”
“那得称称看。”雷米尼说。但是当他从奥布赖恩手中过茄地，他看到了那只手掌中还握着一张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立刻，这位商人的红润的、未刮过的脸白得像棵花椰菜。他向遑退了半步，躲到了一箱速冻菠菜后面。“我什么也没干。”他说。
“你没说您干什么了。”奥布赖恩亲切和蔼地回答，“我只是路过，进来打声招呼，给您照张相片。”
雷米尼显然是第一次注意到那架照相机。同时，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回忆起什么的神情：“您就是那个送节日贺卡的人吗？”
奥布赖恩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嗯，我不想让别人给我照相。”雷米尼说，他的声调变得有几分争执的意味。似乎他已意识到眼下还没有危险，显然他想要装聘副逞强的模样，以弥补刚才过于明显害怕的样子，“我没必要一定让您给我拍照。”
“对不起，乔治。但是纽约东区打击在组织犯罪特别行动组说您一定得照。当然了，如果您想到法庭上争辩……”“我不想去法庭。”
“我也这么想。这是说，您有您的生意要做，还有所有这一切。”奥布赖恩挥手一比划那些黄瓜、卷心菜和石榴。然后他开始胡乱摆弄起那轲照机机，夸张地做出一副笨拙的模样。
雷米尼轻轻笑了笑，笑容里充满着苦涩的嘲讽。
“联帮调查局，”他摇着头说，“您知道，在电视里你们这些人总是来无踪去无影，那么神出鬼没。比如说带着一架红外线照相机在车团漆黑里照相。而您到这儿像个拍快照的旅游者。这是什么？业余的时间吗？”
“业余时间。”奥布赖恩重复说，一点也没生气，“这是架很好的相机，乔治。”
他继续摆弄着相机。
“您想照一张我的相片为什么不干得隐秘些？
您为什么不藏在街转变处，用一轲指向一处拍摄另一处的相机？”
奥布赖恩摆弄着镜头，费力地高着光圈。“您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你要那样干就得是个好摄影家，而事实上，我是个外行。往这边站台，乔治，离芹菜远点。”
“一个优秀的监视摄影愚昧个艺术家。”侦探继续闲聊着，“我，我好像总是把人在阴里，要么就照个一脑勺。嗯，就在那一天，我想照一张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相片……”奥布赖恩把相机放在身边。乔治·雷米尼的相片没有照。
“我站在他的车道尽头。您知道我说的是聊吧？”
雷米尼试图保持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声也不吭，只是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摆弄着一只桃子。
“不管怎么说，“奥布赖恩继续说：“他走到门口，像往常一样穿着那件和服。他让那几条杜柏曼犬出来在院子里跑。然后，我就像您说的那样，小心谨慎地拍了张照片。
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那里。他朝着维拉扎诺桥的方向看了一会儿，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就回屋里去了。我回到实验室，为自己骄傲得不得了。照片冲出来了——他正好在一根柱子的阴影里。我是说，如果您不是已经知道了保罗·卡斯特兰诺长得是什么样子，只是照片是辨不出他的模样的。
幸好您是知道的，所以您能辨得出。但是大多数的人不能。”
“您怎么会认为我认识这个叫保罗·卡斯特兰诺的人呢？”乔治·雷米尼说，他用指尖在档发出一个个小坑。
“我那么说了吗？”奥布赖恩回答说，“我只是说您知道他长的什么模样，从报纸上看到的。但是既然您提起，我敢打赌您认识保罗·卡斯特兰诺。”
“您要打赌，您准输。”雷米尼说，“我不认识他。”
“那好，是我错了。那么还是让我们拍照吧。”
他举起相机。乔治·雷米尼，也许是出于潜意识，修饰了自己一翻。没有人喜欢自己在片时衣冠不整的样子，暴徒们也不例外。雷米尼把弄皱的白T恤衫塞进牛仍裤里，让它更整齐些，把垂到前额上的一络黑发指上去。他甚至还做出微笑的表清，而这微笑只是使他那张未刮过的脸的肉垂更明显，更加憔悴了。奥布赖恩按了快门。
“就这样，治。”他用一种优雅的语调说，“并不太坏，是不是？”
雷米尼只是耸耸肩。奥布赖恩拣起一只青梅子，“把这个给我称一下，好吗？”
“拿着吧，”大乔治说，“算在我的帐上。”
“好吃。”奥布赖咬了一口说。
“雷米尼下巴一翘，显出职业的自豪感，“您尽可以放心。我们这儿只卖最新鲜的。”
“嗯。”奥布赖恩把梅子嘱完，用手背擦擦嘴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您会和保罗·卡斯特兰诺有人情关的原因。我听说，如果您是保罗的朋友，您的卡车就总是能先装货。”
“这是您听说的吗？”雷米尼说，“嗯，实际情况是这样，不管有没有保罗·卡斯特兰，如果你想让你的卡车先装上货，你就得在3点钟起床，4点钟到市常你得比朝鲜人更用力往前挤，比波多黎各人喊得更响。那样你才能上到鲜货。”
9“抽签抽来的运气。”当安迪·库林斯被问到为什么有些人去搞调查能在着名的夜总会里，身边美女如云，而另一些人则要和不刮胡子的赖帐者交谈，身边是一筐筐的洋葱，他轻松地回答了这句话。“再说，”他对乔·奥布赖恩说，“你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在斯塔滕岛的工作能命名你和你的伙伴保罗联得密切些。”
确实，在斯塔滕岛白宫中进行的监视活动仍是联帮调查局的首要任务。在1981年，进出卡斯特兰诺家“U”形车道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而巨头保罗本人外出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少。正如后面所写到的使他羁留在家中的原因太多太多了。
到1981年，保罗·卡斯特兰诺已统领甘比诺犯罪家族在大体和平与兴盛状态下度过了5年时光。
在越来越有把握自己位居这个组织的无可争议的首脑位置的同时，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与基层团队的接触中逐步脱身出来。这个决定无疑使教父的日常生活少了一些杂乱的紧张，免去了大量令他厌倦的会谈和使他发火的事情，但是这也几乎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战术方面的错误。他不再做一名事必躬亲的首领；他使自己脱离了街上的气味和喧闹。
他自己选择的疏远态度使手下像约翰·戈蒂这样野心勃勃的年轻头目们发展了几支强有力的队伍，这些队伍自先忠诚的是他们，而不是某个看上去有决策千坦克之外的首领。
他们离他仿佛是拥有50O家公司的总部与其分支机构的职员那么遥远。
这种疏远还使人想到卡斯特兰诺逐渐远离黑手党暴徒工作的另一因素——这一因素后一造成了几他危险的错觉：他乎想像自己已多少从帮伙时代“学成毕业”了，现在，随着他的事业真正地展开，他已是合法的资本产业的一部分。这种合法性的幻觉——当然是由于贿赂警察和法官以及与呼类政客的暖昧交往产生的——似乎使巨头保罗对于在什么地方如何做生意产生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自信心。每个人都知道李·艾科卡致力于切莱斯勒总疗的工作；让人们明白保罗·卡斯特兰诺这个富有的业主控制着建筑业、食品业、服装业、公共卫生业等等，他经常在那奢华宽的宅邸里办公，又有什么害处呢？
此外，还有另一个完全与职业无关的原因使保罗·卡斯特兰诺留在家中。这就是格罗莉娅·奥拉特。巨头保罗对她越来越着迷，甚至极为溺爱。他像一个青春期少年一样。
他设法安排家里没人的时间，观看她在奥林匹克级游泳池中裸泳；他喜欢把她包进自己穿的那件洋红色缎子睡袍中擦干她身上的水。这两个人还如同轻狂少年一样沉迷于长时间的亲吻、拥抱、爱抚和调情，但却没有实际的性行为。
这种禁欲现象的原因并非出于道德观念，而是由于生理原因，这个问题后来保罗·卡斯特兰诺接受了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热情和挫折，欲望和束缚——这种没完没了的纠缠使教父陷孜了好色的癖性，他自己似乎已无力掩饰。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所有的对贯常约会的点头暗示，随着卡斯特兰诺和他的女仆交往的逐步升级，统统丢开了。这对禁欲主义的情人相互眉目传情，做出色情的姿势，使尼娜·卡斯特兰诺越来越厌恶。甘比组织中的老一代成员看到他们的首领——这位主教大人，这位教父之王——举止像个少年情痴，不由得相互投去忧虑和难以置信的目光。
当他赞“小格罗莉娅”时，当他用种更适用于对孩子或猫咪说话的溺爱的语调对她说话时了们都不由自主地瑟缩了。他为什么要娇宠这么一个举止粗俗。
说话尖刻、毫无性感的女人呢？这个外国人口音那么重，在餐桌上的礼仪又粗俗得吓人。他自怎么能如此明显的轻视温顺的尼娜，举此适度的尼娜，与他荣辱与共的伴侣，他的孩子的母亲？
他们反对；他们全都反对。可是保罗·卡斯特兰诺或者是太专注于自己的感情而未注意，或者是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意见。他下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格罗莉娅使他变得年轻，即使不是在身体上，也是在精神上。他操劳一生就是为了要达到一个位置：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控制一切，安全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位置。
老天作证，他要尽情享受这一切。他是首领，如果他要把个人玩乐场所与甘比诺家族控制中心合为一体，那也得由他。
毕竟，这是他的房子，他的城堡。和其它任何地方一样安全，而且比大多数其它地方都要舒适得多。
10笨蛋行动，乔·奥布赖思给这次行动起了这么个代号。
在联帮调查局的历史上，这也许不是代号最优雅的一次调查，但是至少它很形象。
我们所说的这个“笨蛋”就是指保罗·卡斯特兰诺——虽然这一名字对这位首领的智力能力毫无轻视之意，它更多地指的是卡斯特兰诺对曾是他最初所操职业的特续的兴趣。
这位曾作过屠夫的人似乎对质量有问题的肉类交易挣扎有特殊的满足感。也许因为他缺少教育，他很珍惜诸如生肉装箱和熔炼脂肪之类的技术知识。他能够肢解一只小关，使每一块都是好肉。他知道所有关于肉脂方面的知识。
他也同样知道黑手党暴徒控制的公司为增加利润所耍的一整套鬼把戏，把那些腐败、过期、未经检验或来历可疑的肉专门卖给消费者。比如说，他很熟悉那种叫做“漂白”
的方法，用一种被称作“炸药”的白色粉末状防腐剂，把腐肉泡上一整夜，排干腐肉中的发臭的血汁，肉就会变得红红通通的，让人看了有食欲。他懂得甲醛在掩盖腐烂的臭气上的作用，精通使用伪造的农业部印章在生肉上印上假的品级和保质期限。他知道“牛肉”不总是川自牛，而“猪肉”不必来自猪身上。说句公道话，他也许从未故意毒害过任何一位消费者，毕竟，肚子疼和痢疾发作时生活的一部分。
肉类批发业当然早在保罗·卡斯特兰诺执掌之前就已是黑手党暴徒在纽约的利益中心。在30年代，《纽约时代》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就抱怨道：“如果这种（掠夺的）行业不体面的事减少的话，那个掠夺城市食品供给的人一定在最底层附近。”尽管哪此，历史上甘比诺家族在蛋白质生意中并不是强有力的。基他的秘密犯罪组织也先一步划分好了各自的势力。吉诺维斯家族通过在富尔顿鱼类市场上臭名昭着的势力，已控制了海产品的供庆。至于牛肉和家禽肉，传说上是卢切斯家族和博纳诺家族的势力范围。博纳诺家族的合伙人查尔斯·安塞莫曾就他装的牛肉中是否掺有怪肉做了一个着名的回答：
“嗯，它们中有些哞哞叫，有些不哞哞叫。”
是保罗·卡斯特兰诺使甘比诺家族成为肉类交易中的一股势和。“笨蛋行动”是调查巨头保罗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目的就是要看看他本人是否在横行肉类工业的活动中有什么破绽。
甘比诺家族在肉类交易中的许多活动似乎都印有卡斯特兰诺的私人印记。其中之一就是，甘比诺的人能够挤进这些势力范围，而未引起任何与卢切斯和博纳诺家族的权力之争，这就暗示着卡斯特兰诺的操纵力是老练、沉稳的；除了顶层人物，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点。此外，他在采取行动时的耐心和细致也给人印象很深。总的说来，卡斯特兰诺对肉磁生意的策略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供人们研究如何用隐蔽的实效行动建立半垄断地位。
肉类销售生意有三大支柱——批发、零售和劳了——巨头保罗在这三大支柱中都掌握有相当可观＆影响势力。早在1970年，他让两个儿子，乔和小保罗，经戴尔肉类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布鲁克林总部的批发部——人们通常称它为“戴尔家禽”公司。戴尔向30O多家零售商贩提供货源，并且有权决定促销哪些品牌的产品，让哪些品牌的产品在架子耻无人问津。
尽管如此，巨额利润不属于肉贩店钻，而属于超级市场，这样卡斯特兰诺不声不响地与各连锁店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一个叫帕斯奎尔·康特的人，位居食品连锁合作社的董事，拥有几家店铺，他也加入了甘比诺家族头目的行列。
活尔鲍姆连锁店的总经理艾拉·活尔鲍姆，也被卡斯特兰诺设法网罗住了。这位颇为软弱的百万富翁后来在试图洗制自己与黑手党的瓜葛时，对联合委员会哭诉道：“别忘了我还有妻子和孩子。”
劳工是肉类生意的第三大支柱，在这个问题上，卡斯特兰诺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他是欧文·斯特恩的老朋友，尽管斯特恩因为在超级市场业主和肉类批发业者付给他的报酬上逃税而被监禁，但这并不影响他仍旧保有食品及商业工人联合会国际副会长的职位。那么欧文从他有面上的谈判对手那里拿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说话态度强硬，和新闻媒介关系良好，他的选民们都拥戴他。
单项分相反卡斯特兰诺肉类工业各方面的现状都很不错，但并不特别出众。可是从总体上看，它们的都非常强大，其协同作用是众金合法企业喜欢空谈却很少能够做到的。
如果有某个零售肉贩对戴尔公司提供的价格不满，他就会发现在重大节、假日前夕货源短缺，而某家连锁食品公司或活尔鲍姆公司的店铺会高兴地得到超额供应。如果某位工厂老板不愿意和戴尔公司做生意，这位老板就会发现约各主要超级市场中他家的广告和商品很快就消失得失影无踪。如果有哪家超级市场不愿意遵照戴尔公司关于此事项的指示办事，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与肉贩联合会的关系突然僵化。也许会出现示威队伍，也许肉都会在他库中粒掉。总的来说，按照黑手党的路子做生意要简单得多——尤其在消费者最终忍受了垄断式的提价。纽约的消费者已习惯于在各种方式上被坑害而甚至很少想到要抱怨一声。纽约市民们已氢劣质产品作为节食减肥的一部分。
但是质量低劣是一回事，明目张胆的不法行为却是另外一回事。1981年联邦调查局面对的一个头疼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令人不满的行为转化为可起诉的案例。对戴尔家令公司的调查似乎仅查明了载公司在与其商业伙伴做生意时要价不合理。当事实是利益交换而不是现金交换时，而可能出现贿赂或回扣现象。最令人泄气的是，很难使那些生意人确证他们与黑手党暴徒的交易，即使他们本人没做什么违的事也不行。无疑，人们害怕这样做的后果，这种害怕不是没有原因的：曾有些店铺被烧毁，有些超级市场业主被谋杀。
但是并不仅仅是害怕使这些假定是可靠的生意人保持沉默。在生意圈中普遍在着无道德意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谁理那引进该死的事，我们是在赚钱。为什么要冒险去改变现状呢，仅仅因为它们碰巧是腐败堕落的？即使是那些举止端庄的市民乎也存在某种无形的罪恶奇形怪状。好吧，就算他们从未触犯过法律，但在肉类生意中又有哪个人是真正的一清二白？又有哪个人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没做过什么交易呢？不信给他的曝曝光，看看他们的相互勾结、图谋不轨！
“笨蛋行动”的中心目标，是要挖出那些与保罗，卡斯特兰诺及其手下有瓜葛的人——不管他们是上当者，是合作者，是两者都兼而有之。
乔·奥布赖恩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此人通过经营一家小型家族商业，之成为世界闻名的企业，自己也成为美国最富有的财阀之一。至少在公众形象上，众所周知他是非常独立瓣。但是人们也知道他曾不戴尔家令公司和甘比诺家族有牵连。
有各种相互柔盾的摇传，有的说他主动与黑手党接触，有的说他坚决不与黑手党接触，有的说他各黑手党要济南市优惠条件，有的说他给黑手党好处。加果能够说服这个人公开他的经历，他也许比任何人更能引起对和党在美国食品供应业势力的注意。
他多多少少也算是个名人，上千万的人都知道他，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噪音和外貌与他的产品不可思议地相似。
他的名字是弗兰克·珀杜。
11乔·奥布赖恩非常清楚，如果他试图去马里兰州的萨得伯利的法人总部拜访弗兰克·珀杜结果会如何。他首先会遇到一位指修剪得完好的接待员，再被引见到一位系着黄色领的公关部人员那儿，这位公关人员也许会把他介绍给拍杜先生按正式礼仪握手见面——但也许不会。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显然他真正需要与之打交道的是律师。而那些律师，会极有礼貌，对他非常尊重，但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们会给奥布赖恩一磊人容空洞的文件。他们会对与一个叫大保罗·卡斯特兰诺的人的交往情况一无所知，虽然也入场他们会大胆地主动说出小保罗·卡斯特兰诺，他们偶尔与他的布鲁克林批发公司做生意。
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什么联系吗？一句话，整个过程只不过是某种装装样子的猜迹游戏，对此奥布赖恩可没有耐心。
不，他要单独找到珀杜，与他一对一地谈话，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
众所周知，弗兰克·珀社喜欢出售鸡产品。他卖大鸡也卖小鸡，卖整只的鸡也分部位卖。1981年，他实现了开一家出售自制熟鸡的饭店的设想。在纽约城里，在上千家街角小店和上万家售网点的基础上，第一家珀杜鸡妹饭店开业了，它坐落在雷戈公园，昆斯布尔瓦街95－25号。这座大楼的底层是联邦调查局的昆斯地区分部。饭店的正门差不多有6O英尺高，几乎正在奥布赖恩办公桌的下方。
夏季里燠热的一天，奥布赖恩从他最喜欢的意大利馅饼中吃过午饭回来。忽然他看珀杜本人正在饭店前的大街上叫出租车。他穿着一套裁剪粗国的灰色西装，虽然天气闷得让人打不起精神来，他的套装看上去却一个皱痕也没有。就在一辆出租车尖叫着停在他面前晒软的柏油路上时，侦探走到了这位鸡肉大王的身边。
“珀杜先生。”
这位家禽肉大王闪出一个大家熟悉的几乎嘴唇不的微笑，仿佛在期辊人请他题字留念。
“乔·奥布赖恩，联邦调查局的。早就想和您谈谈了。”
珀杜先生身材细高，秃顶，脖子稍微有点向前探。他已经打开了出租车的门，正要钻进去。“噢？
联邦调查局？嗯，我在曼哈顿有个约会，”他说：“但是如果您原意，我们可以聊上一分钟。”
“我想需要更长的时间。”奥布赖恩说。他轻轻地然而是坚决地伸手把车门关上。
车开走了。
珀杜难以置佳地看着车消失在昆斯布尔瓦街的车流和热浪中。“我等了15分钟，好不容易等到辆车。”他叫起来，“您要干什么？您跟踪我多么时间了？”
“我没有跟踪您。”奥布整思指指肮脏的六层楼的窗子，“那里是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我在里面工作。”
“耶稣。”珀杜说了一句。然后重新恢复了镇静，他又回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鸡肉销售商这个角色：“你们的人吃我卖的鸡吗？”
“有时候我看见有些同事在您的店里吃，也有些同事拿回办公室吃。油都透出了袋子。”
“您呢？”珀杜问。
“我？不吃。”奥布赖恩说。
“什么？”珀杜说，“条件这么方便，您竟然去过？
别对我说您中午吃汉堡包，那么多胆固醇！”
“事实是，”奥布赖恩回答说：“我不喜欢吃鸡肉。”
“不喜欢吃鸡肉？”珀杜说，他的声音拔到男高音，和他在广告中的咯咯叫声是那么相似。
“吃过之后嘴里总有一股鸡肉味。”乔·奥布赖恩说。
用杜没有笑。凡是与家令有关的事他都严肃对待。毕竞是家禽使他被媒体排到美国第60位富翁的位置，他个人的财产大约有一亿美元。此时，珀杜一面心不在焉地在和乔·奥布赖恩聊天，一面望着昆斯布尔瓦街想再叫一辆出租车。“嗯，您要和我谈什么？”
他说。
“从戴尔家令公司开始。”奥布赖恩说，“您与大保罗·卡斯特兰诺的交往。1976年您出现在韦斯切斯特首映剧院里，当时弗兰克·西纳特拉被偷拍了照片上他的胳膊挽着某个美国黑手党暴徒首领人物。
然后再谈谈您一直存在的劳工问题。”
“劳工问题，”珀杜低声说，省略其它的词，“我叫它暗杀角色。工会在大肆诽谤我。”
一辆出租车出现在飘动的夏季空气中，珀杜挥手让它停下。“听着，”他说：“我要迟到了。我常来纽约。您要谈的话，我们另约时间。”
他钻进出租车，奥布赖恩给他一张自己的业务名片，“您打电话来吗？”
“去吃一只我的鸡。”弗兰克·珀杜说，“就对经理说算在我的帐上。”
但是奥布赖恩没去拿那只鸡，弗兰克·珀杜也没来电话。
一个月后，侦探真的走进了鸡味饭店，但只是打听到珀社在马里兰州的私人秘书的名字。他和她通了话，得知在上几周时间时里她的老板实际上一直在纽约。他还知道了这位生意人通常都下塌在5大街和61街街角的皮埃尔豪华旅馆中。
当时各大旅馆的保安部门负责人通常是执法部门的官员。他们几乎总是乐于帮助联邦调查局，更高兴有点比平时在大厅里抓小偷和在舞厅里寻找丢失的绿宝石耳坠更有趣的事做。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喜欢阴谋事件，对隐语很热心，再没有比监视他们的客人更令他们振奋的事了。因此皮埃尔旅馆的保安部官员很高兴证实到弗兰克·珀杜的确平均每月一次在那儿住一次，而且总有一位比他年轻得多的异性相陪。他同意等下次这位生意人来到时就通知奥布赖思。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981年8月28日，联邦调查局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对方只称自己为皮埃尔，带来的消息是：“鸡正在窝里。”接下去是一个电话号码。
当乔·奥布赖恩挂通电话时，珀杜的声音听起来微微有些气喘。“你是怎么打过来的？”这位家禽大王质问道。
“只拨个号就行了。”奥布赖恩轻松地说，“我本以为您会打电话给我。”
“我忘了。”珀杜说：“再说，我真想不出有什么重要事情。”
“对我们来说确实很重要。”
“好吧，奥布赖思，”珀杜回答，“我会做个模范市民之灰的人。但是如果我坐下来和您谈，请您别再逼我了好吗？”
“也许。但不能肯定。”
“好吧。1点钟来见我。我想您知道我住哪儿吧。”
“是啊，”奥布赖恩说，“很确切。”
从昆斯越过昆斯雷锋桥一路到曼哈顿总是一次冒险，乔·奥布赖恩不想迟到。12点35分他已经顺利过了5大街，进了皮埃尔旅馆大门对面的饭店，要了一份带洋葱、芥末和调味品的萨布雷特热狗和一罐可口可乐。
12点4O分，他的午饭刚吃了一半，突然注意力被一位从旅馆走出的年轻漂亮的红发女郎吸引住了，守门人正引她走向一辆出租车。这位红发女郎身材高挑纤细，她不紧不慢地款款而行，显然她已心惯于受人注目了。直到她上了车，奥布赖恩这才发现她并不是独自一人，身后半步远还有一个身材细长、长得有点像只鸟似的男人。那是弗兰克·珀杜。
他要开小差溜掉，不赴约了。
这位鸡肉大王正低头要进车，乔·奥布赖恩穿过5大街上的四行车流冲了过来，一只手坦克是半块热狗，另一只手里是一罐可乐。他低仨了一辆闯红灯的出租车的速度。
出租车撞到了他的身上。
汽车的前朱泥板正撞在他的左膝上方，冲撞的力量把他抛上了引擎盖。他向前滚去，顶在了挡风玻璃上，有一秒钟时间他贴在上面像车行在高速公路上时贴在挡风玻璃上的一只巨大的飞虫。然后，车尖啸着停了下来，他又滚回来，身子压平了道奇车标，一个跟斗翻下来，竞双脚先着了地。此刻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了伤。
交通停顿了，路上的行人都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混杂着恐惧的感觉和各地城市居民都熟知的那种病态的热情。四周的车一齐鸣响喇叭，那具吓坏了的司机向奥布赖恩跑来，嘴里嚷着些希腊语、俄语、或是波斯语，没人知道。
但这位侦探直冲看弗兰花·珀杜走了过去，珀社也和别人一样被街上这一幕惊呆了。
这位平日里总是说话和气，行事谨慎，执行任务时颇有风度的奥恩有此时火冒三庆，和平时判若两人。无论谁被车撞了总要发火的。“见鬼，您这是想去哪儿，珀杜？”他大声喊道。
那位鸡肉大王紧张地四下张望着，眨了眨那双淡色的眼睛。毕竟他是个受新闻界瞩目的人，是位名人，他不想被嚷得众人皆知他在5大街上和车中那位红发女郎在一起。
“出了点事，”他软弱无力地辩解，“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您是有个约会，”奥布赖思生硬地说，死死地用身子顶住车门，“但那是和我的。
原定是1点钟，但我们也可以从现在开始。”
珀杜叹了口气，砸了咂舌头，低头看着自己的革。“您的衣服沾上芥，”他说，“还有调酱。”
奥布赖恩看了看自己，的确，他的上衣沾上了一长条芥末汁裤子上敢有一道显眼的泡菜汁的痕迹。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手中还抓着那半块热狗，虽然那罐可乐已经不见了。但他仍默不做声地在那里，坚持自己的意见。旅馆守门人在一边踌躇着，拉珀杜的司机已有些不耐烦了；那个撞个奥布赖恩的出租车司机已回到车上把车开走了。
“好吧，”珀杜终于说，“我们谈谈。”然后对那位红发女郎说，“出来吧。”
她从后车座中滑出来，熟练地把双膝转向车门。
她对着奥布赖恩不满地噘起嘴，显示出她的兴致被破坏了，这全是他的错。珀杜递给她些钱。
“喏，”他说，“自己去买吧。”
然后他转身面对奥布赖恩，向那块吃了一半的法兰克福香肠做了个厌恶的手势。
“至少，您不介意别把它带进旅馆吧？”
“此时的奥布赖恩无论如何也不会饿了，他向四周看了看，找不到一个垃圾椽。
“给守门人吧。”珀杜说。
因为这位鸡肉大王是常客，所以这个穿制服的守门人别无选择，只好微笑着接过那恼人的东西。
“上帝，奥布赖恩，”拍杜领着他走进那空寂凉爽的大厅，说，“你知道那些东西里掺了什么吗？”
12“他们全都是骗子，安迪，全都是骗子，他们中每一个该死的人都是。他们要的就是你的钱。
说话者是乔·盖洛，一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暴徒，最近十几年为甘比诺家族的做顾问。顾问这个职痊，也可作幕僚，是秘密犯罪组织的第三级首领，这份差事非常适合盖洛。他是个天生的外交家知道怎样驱使别人，他知道什么时候态度应该强硬，什么时候该息事宁人。总的来说在这方面他具有杰出的本能。他举止端庄文雅、沉默寡言，但他是个了不起的谎言家。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大部分暴徒有很大不同，那些人说谎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对实情避而不谈是他们的第二天性。盖洛说谎则有其目的性和智慧——还有某种魔力，在顾问这个职务上，他有许多责任。当家族之间因为划分地盘而引起争端时，就需要顾问向首领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或者在头日中间做调停工作，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坐下来进行一番谈判。如果某个小卒陷入了法律纠纷中，他的头目就需要和顾问商讨这个人的坚定程度是否可靠，是否该安排他沈亡，还是把他干掉更为谨慎些。在犯罪家族之间的争执中，受人尊敬的顾问的职责就是缓解可能会导致帮派大战的紧张气氛。
严格地说，顾问没有自己的权力，只依靠首领获得他的影响力。但是，像盖洛这样一个既忠诚可靠又经验丰富的人在履行以上义务时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说，保罗·卡斯特兰诺会发布一些简短生硬的指示处理那些他不太感兴趣的事：职权格罗拿得太多了，让他少拿点。然后盖洛就得决定应采取哪种方式执行这个指令。威胁阿格罗？把职权格罗的假发弄乱？像一个和蔼的叔或一个耐心的顾问一样靠诉职权格罗？把其他赚钱容易的事分一分给阿格罗以弥补他收入的损失？如果说是卡斯特兰诺为家族的行动做决策的话，那么具体实施的关键职责便由乔，盖洛担当。
“该死的律师，”盖洛说：“全都是骗子。他们同尔反尔的样子真让我作哎。当我遇到某位品高尚的检察官或某位自命清高的政府律师时，你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会彬彬有礼地要一张他们的名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某一天，某个时候，他们会说，‘废话说得够多的了，’为了那点微薄的薪水为联邦政府工作，办理的案件有一半都是垃圾。他们就会为我们做私人辩护。然后他们就他妈的富起来了。”
“我们俩都见过这种事，对不对，安迪？汤姆·普西奥和乔尔·科恩，前一天他们还戴着白帽子，穿着廉介的套装，第二天他们就戴着黑帽子，穿着定制的套装了。那人小崽子罗伊·科恩又怎么样？前一晚上他还在外面和上层人上密谈，第二天就为了辩护几个扯淡的案子敲汤米·甘比诺的竹杠。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安迪。他们为政府做点本职工作，然后就为他们铺开的所有业务联系来敲我们的竹杠。他们仅仅从南汉顿打个电来谈几句就要价几千美元。这不是废是什么？”
乔·盖洛，因为他能自由出入斯塔滕岛的白宫，他也就自然成为联邦一局制造混乱的战略目标。头目们需要特别的规则才获许与保罗·才斯特兰诺面谈，但是盖洛就像个国务卿一样。他要做的只须在一部付费电话里扔进25美分，说一声：“保罗，我想我们该谈谈了。”
安迪·库林斯来到这儿，提问题，暗示一些名字，目的就是想使盖洛紧张起来，这样也入场会引起巨头保罗的不安，这样也许会导致某种错误判断使执法部门可以对其提出起诉。但是坐在夸夸其谈的乔·盖洛面前，库林斯有理由怀疑这一策略是滞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