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洛任何狼狈的感觉也没有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位老人唠叨得越多，乎就越放松。
这位顾问正在他的非官方总部——斯佩拉扎快餐厅里滔滔不绝地说着，这家快餐厅位于昆斯区阿斯托利亚的百老汇大街与新月大街交叉口的东南角。1981年，盖洛69岁，他按传统方式行事。以其在黑手党暴徒中的老资格和目前占据的稳定位置，他几乎肯定是位百万富翁，但他仍住在一点不繁华的新月大街上一栋简朴的公寓里。在他的名下没有任何财物，他甚至没有一个银行户头。他身上总带着厚厚一叠5O 和10O元面额的钞标，但他总是尽量不让人看见这些钱。他似乎觉得钱一旦被人看见就会变得危险。
如果黑手党暴徒同僚们想要和这位甘比诺顾问谈谈，他们知道往“糖果店”里给他打电话——也就是用斯佩拉扎三部付费电话中的一部（许多年以来，盖洛一直确信他家的电话被窃听，实际上并没有）。
至于接见甘比诺成员，包括约翰·戈蒂、乔·阿默恩、汤米·阿格罗和其他许多人，见西方式或是在斯佩拉扎坐在绿色塑料倚中喝着咖啡，或者在附近八个街区之内的其它六个饭店中的某个饭店里碰头。
盖洛不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人。他不需要在曼哈顿炫耀自己，也不想在黑手麇集的布鲁克林抛头露面。他只想在昆斯不露声色地甚至是温和地统领着他自己那一小块封块。
当他想要一个新的情妇时，他甘愿从附近的指甲修剪师和美容师中挑眩许多其它的暴徒一旦有了头发花白的迹象就伸手去拿希腊配方的瓶子；盖洛却宁肯让自己的头发变得如同老祖父般雪白。他不注重修饰，除非他离开阿斯托利亚去参加重大的秘密犯罪组织会议时，才打扮得整整齐齐。他平日是只穿着件宽松衬衣，也不必费心塞进裤子里。他不管协调与否经常穿着双耐克跑革在附近地区闲逛，极少用自己那辆黑色的卡迪拉克（登记时用的是斯塔滕岛一个叫彼得·波塞利名字。）他玩赌马，吃治心绞痛的药刃在人行道上各领居们闲聊。这种拘的生活在其它暴徒看来也许是单调的，可它正代表了普通市民的沉闷的日常生活。盖洛这种隐藏行迹的生活方式给他带来了好处：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87年他从未因犯罪被起诉过。
“这些假设是合法的，生意人也同样说这些废话。”顾问继续唠叨着，不时地停下呷一口变凉的咖啡，“政府乎有这么个荒谬的主意，认为有个什么叫黑手党的东西，黑手党到处腐蚀极为正直高尚的的人们。得了吧！安迪，你干的是研究人类本性的工作，对不对？人类的本性是你不能腐蚀那些不想被腐蚀的人，而那些被腐蚀的人已经是腐败的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那么是什么人用这些正派的生意人被敲诈了的废话唬人呢？
“我告诉你，安迪，如果有黑手党，实际上并没有，这会这么工作。它不必主动去找那些合法的企业。那些所谓的合法企业主们会来找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想要给某人施加压力，某个况争对手，他们没有胆量自己去做，道德观念不允许他们那么做，他们就不敢做。所以他们找到黑手党，给黑手和，他妈的恳求黑手党，做那些他们不肯亲自去做的事，使他们得到优势。然后，如果后来事情弄糟了，他们会转来哀声叹气。我能做什么呢？他们会说，黑手党摆布着我。
“他妈的伪君子，安迪。我们周围全都是些他妈的伪君子。我周围了，你周围是，我们大家周围都是。
“我问你，你知道有几个人真正赁着他们信仰的观念生活？”
侦探安迪·库林斯在塑料奇中轻轻动了动身子，喝了口咖啡。但在他准备答话之前，顾问又开始说起来。库林斯在阿斯托利亚游荡了几个月，盖洛才对对他说了句话；这之前他得到的只是盖洛的白眼和不时的嘲笑。但是一旦这个老狐狸打破僵局开始闲谈起来，就很难让他停下。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盖洛继续说，“我有你们称作相面的诀窍。你在想，我，我安迪，就凭着我信仰的观念生活。”
“你知道什么呢？我认为是那样。我相信你，安迪。我尊重这信仰，我尊重警察的信仰。我尊重所有人的信仰。”
“这会是一篇废话，因为我对于世间的事有这种看法，这个准则，如果你想用那个词的话，你相信我的准则是一篇废话。你也对世事有你的看法，这些关于法律和社会德行的高尚的废话，我碰巧相信那是废话。”
“也许你认为我的方式是废话是对的，敢许我认为你的方式是废话是对的。
“但是我问你，安迪，如果我们俩都对了怎么办？
然后又怎么办，安迪？”
13经历过5大街上的炎热、碰撞、噪音和敌视，在这夏季繁忙的一天中午，皮埃尔旅馆那凉爽宽敞的大厅看上去就像一个舒适的天国。光线是柔和的；脚步轻盈地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掠过。每个人都优雅地微笑着。到处是放置适当的高背椅和沙发椅，供人们进行舒适密谈。
因为乔·奥布赖恩有着名、受人尊敬的珀杜先生相陪，没人脱视他那弄脏的上衣和一团糟的裤子。
这才真正是钱在纽约为你买到的东西，当这位侦探跟着鸡肉大王到一对椅子前时想到，一点安宁各平静，某种从烦躁中的解脱，从不礼貌的行为中隔绝出来。
但在这宁静优雅的环境中，弗兰克·珀杜的脾气很不好。“好吧，”他说，看了看表，“我们就在这儿。
请试着快一些结束。”
“行。”奥布赖恩说，翘起腿，尽量掩盖住裤调味汁的污溃。“我们先说说你第一次与大保罗·卡斯特兰诺的会面吧。”
“你怎么会认为我见过他呢？”
“你没见过吗？”
“嗯，见过，事实上我见过他。在公共场合，大庭广众之下，在7O年代初一次食品交易展示会上。他和他的儿子，小保罗，在一起，他们说他们愿意为我在纽约批发鸡产品。”
“你怎么回答？”奥布赖恩问。
“我对你们说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产品的兴趣，但是我有足够的产品出售。每个人都想要我的鸡，我生产不出足够的数量。”
“他们对这个拒绝在什么表示？”
“我想他们不太高兴。”珀杜说，“但是他们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
“你那时候知道卡斯特兰诺与黑手党暴徒的联系吗？”
“听说过一些，但都是老一套。我们听说过很多事，其中一引进纯属恶意的谣传。
看，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产业的污秽的。盈利，压力，我处在耀眼的位置上，我那么多申请，我可以挑选五谁做生意。如果我有丝毫的疑虑，我能说不。”
“但是你的确与戴尔公司开始做生意了。”
珀杜在椅中动了动身子，从身边桌上的一只里抓起几个核桃。“那是1976年。我的产量提高了。
同时，我做了些调查，其他一些声雀誉良好的人也向他们出售产品。乔和小保罗看上去像是诚实、努力工作的人，他们付帐单。”
“这与你在活尔鲍姆和食品连锁店里推锁产品遇到的问题无关吗？”“你看，”珀杜说，“公平交易。
如果你是在问我，是否有强迫和威胁的行为，回答是绝对滞定的。”
“好吧，”奥布赖恩说，“让我们再谈谈第二次你遇见大保罗·卡斯特兰诺。”
珀杜眨了眨那双浅色的睛睛，头在颈上转了转，“你得告诉我是哪次会面。”
“韦斯切斯特居院，“奥布赖恩说，“1976年，有弗兰克·西纳特拉和迪安·马厅演在。”
珀杜皱起眉头，“不，我在那儿没有到他。我是作为小保罗的客人去的。”
“你是儿子的额人，没去和父亲打声招呼？”
“是的，那个地方很大。”
“也没和父朋友打招呼？卡洛·甘比诺？‘鼬鼠’吉米·弗拉蒂亚诺？萨尔瓦多·斯帕托拉？格雷戈里·德帕尔马？”
“没有。”
“弗兰克里呢？他把你介绍给西纳特拉了吗？”
“是的。”
“西纳特拉喜欢鸡吗？”
“你看，奥布赖恩，我不知道西纳特拉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说实话，我真记不得自己是否真的被介绍给西纳特拉了，也记不得他出面时我是否站在那里。谁理会呢？我根本不在乎那些名人。”
“欧文·斯特恩呢？你在乎欧文·斯待恩吗？”
听到这个名字，珀杜缩了一下。1981年，这位美国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的国际副主席把他弄得很惨。组织者在珀杜位于弗吉尼亚阿科马克的那家未人工公的大型加工厂内鼓动罢工。在工会组织大力支持下，为报复珀杜在法律上的不公正，斯特恩号召了一场联合抵制他的产品的运动。1981年初大约有两周时间，罢工纠察队员在·奥布赖恩办公室窗下，弗兰克·珀杜住在昆斯的饭店门前行进。工会极为兴奋地大张旗鼓地宣扬司法部可能对珀杜的部分产品交易展开调查。罢工纠察队还分发传单，上面列举了他触犯农来部法规的各种罪行。戴尔家令公司、食品连锁公司和其它几家连涣店都在工会的压力下屈服了，同意在广告和销售流通中拒绝珀杜的鸡产品。
“我别无选择，不能不在乎欧文·斯特恩。”珀杜说。
“你和他有私人交情吗？”
“我和他说过几次话。”
“你想要什么？他想要一份薪水吗？”
“他没要求过，我也没给过。他要我移交我的工人。”
“你不想移交吗？”
这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弗兰克·珀杜只是盯着乔·奥布赖恩。
“你和保罗·卡斯特兰诺谈过你在工会遇到的困难吗？”
珀杜犹豫着，也许在估量乔·奥布赖已经知道了多少，也许在揣测他是怎么知道的，“是的，”他说，“我给他打过电话。”
“你是怎么打听到他的电号码的？”
“从小保罗那儿知道的。”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问了他什么？他说了什么？”
“我问他是否能够帮忙把工会这个大包袱从我背上卸下去。他说他怀疑自己能在弗吉尼亚起什么作用，那太了。在纽约，也许行。”
“你认为他能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认为也许你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为这次帮忙要钱了吗？”
“没有，”珀杜说，“从投提到过钱。我是在请求帮忙，我觉得这超出了请求的界限，尽管有我和戴尔公司的业务关系。”
“那么卡斯特兰诺为你做了什么？”
珀杜耸耸肩：“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没有。要是打来电告诉你他为你做了哪些事，这可不像是卡斯特兰诺的为人。如果他帮了忙，我也不积压道。”
“他量珀杜先生，”乔·奥布赖恩说，“是什么使你认为很可能是保罗·卡斯特兰诺提供了帮助呢？”
谈话中这位鸡肉大王第一次看上去有点茫然若失。这是某种陷阶式的问题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问呢，既然答案是那么明显？
“嗯，”珀杜说，发出一种多少有点紧张的咯咯叫声，“因为他是教父。”
几天之后，在1981年9月2日，弗兰克·珀杜自愿来到昆斯布尔瓦街上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当着另一位侦探的面，检查乔·奥布赖恩写的关于他们在皮埃尔旅馆那场谈话的报告。在这次约见中，这位生意人证实、补充、修饰了他上一次所说的。
他重申自己从未付过哪个人工资以使他的鸡进入纽约的各家店铺，声称他的广告已使消费者产生了强大的需求，使他们被“拉”进市场；他们不需要被“推”进市常他再次强调了他与戴尔家令公司的交易是自愿的，彼此都是满意的。他强调说他不打算说出任保会危害他与任何一家批销商关系的话。
在与大保罗·卡斯特兰诺接触这个问题上，关于劳工问题，珀杜改变了以前的说法。
现在他不仅宣曾与卡斯特兰诺在电话中谈壹次，还承认曾亲自去见过他两次。
他不愿意泄露那两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除了说“那是在过去的一年内发生的。”
“我也许本不应该告诉你们这么多。”他说，“我也入场在来这儿之前应该和我的律师们谈一谈。”
乔·奥布赖恩向珀杜建议他随时可以和律理由联系，而且允许使用电话。珀杜既没有给律理由打电话也没有停止交谈。
两名侦探知道了更多关于珀杜与卡斯特兰诺会面的表况，以及他希望教父能为他做些什么。鸡肉大王说：“看，如果我不得不说谎，我会对你说谎的，乔，为了保护我的生意，但我希望不至于。”
“你没有理由要说谎。”奥布赖恩说。
“如果你让我在陪审团面前作证，”弗兰克·珀杜继续说，“我会忘掉一切的。”
14“我只是喜欢这样，”布鲁斯·莫说，咬住烟斗，又开始了由于精神痛苦引起的小抽搐。“我们听老黑手党徒给我们讲人生的哲理。我们听商贾大亨们说他们会与我们合作，只要这不危害他们与黑手党暴徒的联系。我们在保罗·卡斯特兰诺身上有什么进展呢？我们有一摞档案，还有继续增厚。我们得到的全是些不能利用的东西。”
他把卡斯特兰诺的档案材料啪地放在桌上，声音听起来要比实施“笨蛋行动”和制造混乱的策略响一些。但它还没重到能把卡斯特兰诺送进监狱。这位首领仍然平安无事，仍然自由自在持穿着他的睡袍四处闲逛，在他那精心平整的后院玩着滚木球，和他的女仆嬉戏。卡迪拉克之类的高级小汽车仍停在他的车道上，勒索来的钱仍源源不断地流进他那厚实的手掌。在几乎两年时间里，匹头保罗一直是联邦调查局的主要打击目标，废除有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调查局所做的一切努力能使他有一夜睡不安稳。
安迪·库林斯想说点什么，让他的上司高兴起来——或者，在那件事上，让他自己高兴起来。“我们可以明天就出去逮捕十五到二十个人。”
“是啊，我们能，”莫承认说，“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来白喝咖啡的人，我们要的是签发的传票。”
绝望中的人会采取绝望的行动，而绝望的行动，掩盖了他们的绝望，经常导致笑话。
乔·奥布赖恩透过肮脏的六楼的玻璃窗向外望去，透过那层混合着暮色与带着丑陋的硫磺污迹的霓虹灯的污垢。“嗯，该死。”他说：“我想我们将不得不在他的房子里安窃听器了。”
莫在他那个未点燃的烟斗上发出“噗噗”的声音。“是的，”他说，“先在他那儿安一个，再去克里姆林宫安一个。”
但是安迪·库林斯和乔·奥布赖恩相对一视。他们已经彼此默契，能够从开始就想到一块，互相说完对方的话。他们两人此刻都意识到他们偶然发现了一条可行之路。
15汤米·阿格罗在1981年无意中帮了联邦调查局一个大忙，如果他自己意识到的话，一定会气得半死。他帮忙的方式是：用棒球痛打了和他一起放高利贷及敲诈勒索的合伙人，使被痛打的人从暴徒生涯中清醒过来并决定同官方合作。
那个前合伙人的名字叫约瑟夫·雅努兹，浑名“乔狗”，因为他对跑狗赌博有着永不退减的热情。
雅努兹放高利贷及暴力活动的中心地点是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海滩。他曾与阿格罗合伙多年，利用材比诺家族的保护、有时也用其资本来换取他自己在阳光州的行动。但是雅努兹自身有问题，他赌博。
他在管理上不像纽约传统所要求的那样严厉。到1981年初期，他的利息支付明地落在后面，因此阿格罗决定去看看他。
雅努兹被召到辛格岛上的暴徒活动据点唐·里茨的经萨饼店。他根本没指望这次会见会很愉快，讨论欠债问题会见从不愉快，但他根本世没想到会有两个暴徒从身后窜出来用铅管连击他的背部和臂部。先削弱他的抵抗力，再由狂躁的阿先生用他修剪整齐的手、贵重的假发及路易斯维尔市打工具进攻他的正面，雅努兹的肋骨断了，鼻子一塌糊涂，脾也破了。惩罚继续着，直到里茨的妻子进来，看到地板上抽搐着的身体不断流血时尖叫起来才结束。
几个月以后，那个以往总是风度翩翩的胜利者阿格界对已经戴上政府话筒的雅努兹说：“我的朋友，你还活着，因为那个女人走了进来。可你别想逃掉。我正要拿你为例，给想欺骗我的家伙点颜色。”
好几宗又案子都是在约瑟夫·雅努兹的帮助下结案的。雅努兹成为联邦调查局代号“本垒打”（棒球术语）的调查行动的中心人物。这个代号是为“纪念”阿格罗对他的欧打而起的。在1984年1985年佛罗达州四次“本垒打”审判的一次审判会上，汤米·阿格罗被证明犯有放高利贷、敲诈勒索及谋杀未遂罪，被判人狱15年。
但是阿格罗只是一个口袋里塞满了命令的残忍的小人物。更重要的是破获由阿格罗引出的复杂的联系网，仍需雅努兹的帮助。“本垒打”调查行动将直接或间接地完成几件事：它将由阿格罗找出乔·加洛，后者在40年内免于被起诉，但在1986年被逮捕；这将掀出隐藏在纽约南区美国区法庭内的一个黑手党暗巢——一名妇女向暴徒泄露起诉消息使他们有机会逃走；另外，阿格蜀的法律问题以及他处理问题的疯狂方式将引出一幕由联邦调查局导演的幕后主使乔·阿默恩和保罗·卡斯特兰诺之间的谈判，而他们关于阿格罗的讨论将证实他们两个参与了他的犯罪。
如果人们接受一定的前提，那么甚至卡斯特兰诺的死都与阿格罗欧打兹有关。试想：
卡斯特兰诺之所以被杀坚固耐用为他面对重刑的事实及他妨害了黑手党的安全。而这件事的起因是在他的房间装了窃听器。而如果联帮调查局不熟悉卡斯特兰诺豪华私宅的内部情况就无法安装窃听器。而正是牵涉到汤米·阿格罗的一张传票——在保罗的妻子及女作儿不明智的帮助下——使执法人员初次有机会踏入教父的门槛。
16那辆深绿色的普列茅斯牌公务车破旧不堪。挡泥板四了进去，侧面车窗上沾满了灰尘，漏油，传送液也漏。车停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U型车道上，同那里经常停放着的纤尘不染的豪华轿车形成了鲜明对比。
“你带传票了吗？”乔·奥布赖恩问他今天的搭挡侦探沃尔特·蒂卡诺。蒂尔诺和奥布赖恩一样是前对外反间谋人员。他们在由抓间谍变为抓暴徒的过程中用虚无缥缈的高科技和缩微胶卷王国换来充满威胁与诅咒的实实在在的世界。他们喜欢后一种生活，它能更多地接触到人，并且至少有时你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但对外反间谍生活所养成的一些观察习惯旧延续了下来。
“作装腔作势的，奥布赖恩。”蒂卡诺说：“你把它放在上衣里面的口袋里南的口袋里啦，左侧口袋，还有一张分类名单和一盒丹亭牌香烟。”
他们谈到的传票要求保罗·卡斯特兰诺不得离开佛罗里达，并已证明他与托马斯·阿格罗的关系。
时间是1981年1O月15日。其实，奥而赖恩没有理由相信阿格罗的问题可能会对教父产生严重的影响，但他还是很高兴能被派去送传票。这给了他又一个观察卡斯特兰诺的机会。巨头保罗现在已经知道乔·奥布赖恩是谁。保罗收到过印有他签名的贺卡，他听说过这个破坏性街头行动的计谋。奥布赖恩一直在——使用这个运动术语——进入状态，看看教父如何保持沉着及良好举止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两个人上了台阶，给在卡斯特兰诺门廊的雄伟的柱子中间，从这儿可以把大桥及美得令人惊奇的布鲁克林海岸线尽收眼底。奥布赖恩按响了门铃，接受防卫摄像镜头的监视，等待从内部通话中传来仆人的声音。
但内部通话器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尼娜·卡斯特兰诺亲自把门打开：“找谁？”
乔·奥布赖恩心惯性地伸手取他的联邦调查局证件。但是教父的妻子摆摆手，示意不必这么正式：“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卡斯特兰诺夫人很粗壮，看起来没有什么魁力。
但从她举止的沉静及端庄可以看出50年前当保罗·卡斯特兰诺爱上她的时候她一定很惹人注目。她的姿态在近7O岁时仍然很优雅。她的头发浓密而钫乌黑，从饱满而光滑的前额简单地梳到脑后。她的年龄仅从眼镜后面微鼓出来的眼睛及唇边可以看出来。她的嘴唇皱纹很深，她像是多年来每次想说话的时候都强迫自己闭上嘴的缘故。
“我们想见您的丈夫。”奥而赖恩说。
“他不在。”尼娜·卡斯特兰诺说，语气平静，根本无法判断她是说实话还是说谎，或者她的丈夫是出去一小时，一周，抑或永远不回来。
几乎所有黑手党成员的妻子都很神秘，但是从前的尼娜·曼诺以其老祖母似的平静成为最神秘的一个。从她与教父的结合中得到了什么？一座显然要比其他黑手党成员的妻子好得多的住宅。黑手党成员通常在他们的老住地活动。将其配偶安排在分租的分寓里，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住在没人要的复式套房里，摆着俗不可耐的家具及从拉斯维加斯来的过多的电视及烟灰缸，整天提心吊提地想着耶稣受难像。相比之下，尼娜·卡斯特兰诺是少有的幸运，拥有托特山上的豪宅。当然，她其实并不具的幸运。那些住着廉价分寓的暴徒至少是在别处养着情妇，领着情妇在外面闲逛或花钱。而保罗·卡斯特兰诺像苏丹一样，不断带回新欢，渐渐地挤起履行了法津手续的妻子。
“你知道他什么时侯回来吗？”沃尔特·蒂卡诺问。
“我想不会很快。”尼娜·卡斯特兰诺说，乔·奥布赖恩看着她平静的面孔，想像着骄傲而可能信仰宗教的妇女如何开始的黑手党成员产生瓜葛。如果原因是想成为犯罪团伙的一员而带来的反常的兴奋的活，她们显然失望了，因为黑手党严格地将妻子们拒之门外，不让她们知道丈大所干事情的任何细节，更不要说参与其中了。不，这些女人将呆在一家里，做红酱汁，等待监狱的刑期，紧闭她们的．嘴巴。那么她们在报偿在哪儿？吸引力在哪儿？难道她们没想过其他的活法？难道她们装作不知他们的丈夫是小偷或杀人犯？或者像肥皂剧所演的那样，她们只是坠入情网，然后就陷入后来发生的笑剧或悲剧中不能自拔”“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卡期特兰诺夫人。”奥布赖恩说。“但我希望你丈夫不是在躲着我们。”
“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不是。”她说，瞬间，她的脸上掠过不自然或窘迫的神色，“我丈夫不会那样做。”
乔·奥布赖成认为，诚实的女人同暴徒结婚的部分或主要原因是想给她们了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近期移民最初的生活通常都很穷，处处会遇到麻烦，语言、偏见等。他们被排除在紧密的更优越的群体的关系网体。也许为了安全和受尊敬这个长远目标，这代人愿意以暴力和道德冒险作为代价。看起来这就是这些妇女同她的道德所做的交易。通常，黑手党成员妻子在婚前就达成协议，以保证她们的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远离暴徒组织。
问题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发展。犯罪尤法轻易地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结束。这些人无法摆脱罪恶，它就像一套衣服一样。更通常的是，暴徒的孩子走上邪路。他们因吸毒、打架或根本不做功课而被开除。通过大量捐助，他们可能会被一流的大学生接收，结果只是再次被开除。他们灾难性的婚使生活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这些孩子生活上失败，他们蔑视父母，担心父母扔下他们不管，或者越来越瞧不起父母，这些现象都不足为奇。
“你知道，卡斯特兰诺大人，”沃尔特·蒂卡诺说：“您丈夫的一些朋友同我们捉迷藏，不见我们。这种作法很不恰当，从长远来看，这改变不了任何问题。”
“我丈夫的朋友所做的事同我丈夫没有关系。”
她反驳道：“别因为我丈夫的朋友而来打搅我。”
她说这话时并不恼怒，声音中所含的是一种苦涩的厌倦。乔·奥布赖恩感觉到这苦涩不是冲他和芝卡诺来的，而是指向导致她自己及她的孩子们的生活境地的整个黑手党组织。保罗·卡斯特兰诺曾夸口多次，不仅他自己是百万富翁，还要使他的每一个孩子变成百万富翁。即使这成为现实，也同尼娜·卡斯特兰诺的想法毫无关系。她想看到她的孩子从大学毕业，谈叶高雅，在办公室墙上挂着奖状，做慈善了作，参加游艇俱乐部。
但他们从来不做这些事。
卡期特兰诺的在三个儿子中，只有小保罗读了几天大学。由于不适应学术及社会压力，一学期后他就辍学了。他和他的弟弟乔共同接管了父亲的第一家公司——蓝带肉厂，后来发展成为戴尔家禽饲养常小儿子菲利浦也开设了自己的公司斯卡拉公司，在斯塔滕岛上生产水泥。水泥？当然是赚钱的买卖，但如果想由引脱离暴徒便生活而转入阳光闪耀的合法资本主义，纽约城的水泥公司所走的路值得怀疑。
正如卡斯特兰诺的儿子们的道路所显示出的要真正脱离暴徒生活有多艰难，他唯一的女儿康妮会向你证明做一个黑手党的公主是多么没有吸引力。
高挑、苗条、富有、康妮·卡斯特兰诺应该可以任意挑选年轻男人。但挑选第一任丈夫时，她选择了一个曾经是暴徒，偶尔劫机的名叫弗兰克·阿可托的人，他在戴尔养禽厂当屠夫。这是一桩很难想像的糟糕的婚姻。阿马托不仅什么也不是，他说谎，用情不一，并且蛮横。而且，他显然是想找死。因为他为实现这一愿望聪明地痛打教父的女儿。1973年，这对夫妇离婚不久，弗兰克·阿马托消失了。从此以后再没人看到过这位教父之王的前女婿，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康妮再婚嫁给他父亲建筑公司的乔·卡塔罗诺蒂。保罗还在他住的街道对面为女儿盖了一所房子。康妮可以看到她父亲的游泳池和庭院，而她父亲可以看见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以确保她不再有麻烦。当然，也确保她永不会使她自己作为成人而存在。
“那么，”奥布赖恩说，“我想我们要在这儿等到你丈夫回来。”
尼娜·卡斯特兰诺耸了耸肩。她已习惯于人们浪费时间，为一些疯狂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都不为而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如果两个联邦调查局侦探想要在美好的秋日浪费时间在车道上等待一个不会回来的人，对她来说不过同样的是疯狂的举动。她走回房间。
奥布赖恩和蒂卡诺走下台阶，倚着他们的破车。
车下漏出的液体已形成了粘乎乎的一道细流，流向保罗·卡斯特兰诺美丽的草坪。
“不错的老妇人，”蒂卡诺说：“而且很难对付。”“非常不错。”奥布赖恩说：
“十分难对付。”
17只有最幸运及极具外交天才的匪首才可享受到死在床上的奢移。其中的一个是卡洛·甘比诺。他能安静地离开世界是的一个重要原困，是他在家族继承上所表现出的圆滑和明智。甘比诺即将告别人世的时侯，他的家族并不是进然有序，远非如此。在他的一生里，他以派系为代价来换取和平。而派系是后来困扰他的堂弟保罗的一个问题。
与世纪同年，甘比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76年，身体消瘦但头脑清醒。他矮小的骨架及长长的脸上已经没有多少肉，只剩下布皱纹的脸，大大的耳朵，布满血丝的深陷的眼睛及大鼻子。甘比诺被人们描述为像一个水果贩子，这个特征很准确。你可以想像，一个老人在水果车前，缓慢而痛苦地弯下腰，将一个金味佳牌苹果递给一个小女孩，并且拧拧她的脸蛋儿，问问她在学校的情况。
从卡洛的面貌你永远猜不到他安静的身上所具有的使他处于权力顶端的永不疲倦的冷酷。甘比诺的做法是消灭敌人。任何敢于向他的权威挑战，就此而言甚至仅仅给黑手党带来不受欢迎的消息的人都在被消灭。将黑手党公之于众并将成为明星的乔·科伦博，被击中头部并在昏迷中死亡，这也成了最窘迫的事件。“疯狂的乔伊”加洛（与乔·加洛没关系）想抓匪帮的笑柄，偷了在小意大利的菲拉拉糕点店保险箱里的5万美元，立即在大街不远处的阿姆博特斯克拉姆大厦前被击毙。
说话轻柔面带微笑的卡洛一直干下去。他怎么有可能这样做”为什么别的教父允许他这样做”答案。
似乎在于甘比诺在暴力活动中的完全有道理的，甚至有政治家的风度。他的目标都是正确的目标，是一为了保持纽约犯罪家族的秩序及实力。甘比诺从不因为怨恨、烦躁或偏狭而动干戈。他树立威信，有远见。
在临终时选保罗·卡斯特兰诺做继承人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可以理解，卡期特兰诺继承前领职位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一个可靠的赌注。他的家族仙部的地位并不高，而就血缘关系讲，有许多近亲，如卡洛的亲儿了汤米就可以接替其职位。
但家族的巨大财富似乎在副首领安尼洛·德拉克罗斯的掌管下。他也被称作尼尔，尼尔先生，奥尼尔先生，大个子，还有不知什么原因叫他波兰人。他的职位可一直追溯到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的动辄刀兵相见的时代，当卡洛·甘比诺最初掌权时，德拉克罗斯的合作成为保持家庭内部和平的主要因素。
此外，德拉克罗斯操纵着整个匪帮中也许是最大最难对付的街头团伙。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一团伙后来由约翰·戈蒂继承。如果因继承问题而引发战争，胜利的将是尼尔先生，卡斯特兰诺派将会失败。
街头会流更多的血，会失去更多的钱财。其他家族会乘机挤进甘比诺大本营，卡洛苦心经营的帝国将会化为碎片。
甘比诺自己为这场可能发生的灾难打下了基础，这可能是他成为教父以来所犯的唯一重大的战略性错误。他允许他谨慎建构的犯罪机器出现了裂缝，并一直裂到中间。像李尔王一样，他实际上在他活着时已经分了他的财产。
德拉克罗斯，这个嚼着烟草，长着狮子狗样的一张脸，粗脖子的暴徒，过去做放高利贷及敲诈勒索的生意，似乎对深深卷入贩毒买卖也没有任何不安。
甘比诺在这些问题上给他的副手绝对的独立，一方面让他发财，保持友善，一方面不让他卷人事业的另一面，代表匪帮壮大的那一面。
渗透讲合法生意，控制工会及工业协会，将不合法的钱合法化，甘比诺意识到这些是黑手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它需要提拔杂化而不仅仅是恐吓。卡洛希望他自己的那一派能够继承这勇敢的新世界。
在此情况下，安尼洛·德拉克罗斯是合法公司的二把手。他似乎很居就会走上独占位置，但命中注定他不会到达那里。因为代表的是这一组织的过去而不未来。
但如果卡洛·甘比诺想要采取忽略尼尔先生的行动一定很困难，幸运的是，甘比诺垂死的时侯，德拉克罗斯正恰巧正在监狱里，因他在敲诈劳工中得到的12万3千美元股票没有付税而服5年徒刑，尼尔先生受监禁给卡洛提供了两条具有说服力的理由。第一，执法机关太熟悉德拉克罗斯，警察正在追踪他，将来他会现临频繁的检察。而卡斯特兰诺没有劣迹，官方根本不知道他。另外，不管发生什么，家族需要一个执行首职，如果尼尔先生不在监狱的活，那个人就会是他。
所以保罗当选了。他在甘比诺依旧活着的时侯上任，老人明确的支持及威力使他受益无穷。他很快就得到了纽约其他黑手党家族的承认，至少戈诺维斯邦的芬齐·蒂尔里看到德拉克罗斯没成为统治者而大大地松了回，到1977年，保罗已成为同全同黑帮帮派打交道的人道，当纽约和洛杉矶匪帮发生地区冲突时，是卡斯特兰诺同当时的洛杉矶执行首脑吉米，“狡猾的”弗拉蒂亚诺谈判（此人后为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
但是没有征得拉克罗斯的同意就正式为卡斯特兰诺“加冕，这不可宽怒地违反了黑手党规矩，这种污辱实际上可能会迫使二把手发动内变，目的仅仅是为了挽回面子。因此，卡斯特兰诺的实际“就任意见听取会”不得不等到1976年11月24日那个老家伙假释时才召开。与暴徒联系是在德拉克罗斯间所严禁止的，他只要出席会议，如果有人控造，就足以使他在监狱里再呆上5年。尽管如此，尼尔老先生很高兴出席。
会议在本森哈斯特一条树木葱茏、僻静的大街上举行，地点是甘比诺小头日安纱尼·加吉的家。参加人有顾问乔·盖洛，执行副手吉米·费拉，以及其他几个甘比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参加会议在还有加吉的侄子多米尼克·蒙哥洛，他十分谨慎地混在其他客人里。蒙哥洛是前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是着名神枪手。越战是退伍兵通常想忘掉他们曾见过的种种恐怖。与他们不同，蒙哥洛把战地经历作为一种珍贵的职业训练。他喜欢战场，他的技术保持着过硬的状态，时刻准备战斗。
在保罗·卡斯特兰诺加冕典礼的那个晚上，蒙哥洛的叔叔安东尼给了他一支自动步枪，悄俏把他带到顶楼一个可以清楚地观察街上情况的窗前。加吉自己用灰色胶带将一支手枪粘到将要举行会议的那张餐桌义下。主人对侄子的命令很简单：“听着，如果什么也没听到，就什么也别做；如果听到枪声，打死任何一个从前门跑出去的人。”加吉已经告诉他自己一伙的人，如果在麻烦，从后门逃走，蒙哥洛微笑着走上岗位。
但那晚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像线人后来说的那样。代表们吃着烤胡椒及干酪，倒着酒，并为纪念卡洛·甘比诺干杯。安尼洛·德拉克罗斯吹嘘着他在监狱时为自己买到了多么舒适的服刑环境。保罗·卡斯特兰诺从卡洛那里学会了聪明的谦虚，让他的敌手在那里说笑。卡斯特兰诺知道最有权势的人是需要最少说话的人。尼尔的热情，他的拍肩膀表示友好的举动有一定的魁力，但这不是权力。真正的权力表现在把眉毛，微微的点头。如果德拉克罗斯想要做司仪，很好——那只能说明他地位的相对弱校当卡斯特兰诺向人群讲话时，他只是表扬尼尔先生，消除他的疑虑。“没有人像您一样熟悉街道，没有人能接替您统领大局。我要说的是，卡洛的时属于你的东西你保留；你若再需要什么，我们商量。”
德拉克罗斯接受了这一提议，尽管他这样做的原因让人颇费猜疑。也许他认为在副手的位置上可以一样赚很多钱而不必太头疼；也许由于刚刚出狱，他没有胃口挑起战争；也许他喜欢做一个仍需畏惧的表面合作者这样的杠杆；也许，他只是尊重甘比诺的临终愿望。谁知道吗？
无论这个烟雾弹看起来多美妙，实际情况是安尼洛·德拉克罗斯被怠慢，被忽视了。
他同保罗达成的和平只是剑弩张式的休战。除个人因素外，一个大问题仍无法统一。那个问题就是毒品，在本森哈斯特会议上这个爆炸性问题没被讨认，这个问题积郁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整个在位斯间。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卡洛·甘比诺，这个分裂的王同的领导人。与现代派的帮派同时存在的是明目张胆谋财害命的派系，他们用武力壮大自己，以毒品致富，并且根本不想因新头目对经营犯罪买卖的不同意见而放弃这些老行当。保罗·卡斯特兰诺，这个只受过8年教育的屠夫，对牵涉到的每一件事都无能为力。他的计划太抽象了，涉及到簿记，甚至华尔街。他的踌躇如果不是荒谬的至少看起来是伪善的。
因而甘比诺家族内部的平衡不可能稳固。卡洛及保罗所代表的那一派似乎注定要让权给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安尼洛·德拉克罗斯及尼尔先生手下是暴躁而武断的约翰·戈蒂所代表的那一方。
本森哈斯特的那一晚属于保罗·卡斯特兰诺，这没有任何错误。但尽管绿色贝雷帽整晚在顶楼上没看到任何行动，但后来的暴力已经准备好了舞台。
18由于无所事事，乔·奥布赖恩感到肚子饿了。坐在停在卡斯特兰诺车道上的破旧的公务车里，他开始想到半熟的烤牛肉，想着俄罗斯服装，想着罂粟种子从蛋卷顶部掉下来。快到中午时，他抛了枚硬币，蒂卡诺没接到，去买三明治。奥布赖恩坐在教父房前的台阶上，读着《纽约时报》。
半个下午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报纸已经读完。再吃饭又太早了点儿。没有巨头保罗回来的迹象。奥布赖恩和蒂卡诺谈起他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光辉时刻，谈到他们在学校遇到的麻烦，吹嘘一下自己的孩子，监视人是无聊的活儿。
不久两个女人出现在卡斯特兰诺家靠近车库的边门，她们穿着过时的夹克衫和平底鞋。其中一个戴着头巾，拎着印满蓝色大花的塑料购物袋。
“我跟着这两个女人。”奥布赖恩说。
等到她们完全看不到这座房了，朝着本尼迪克特大特的斜坡走去时，奥布赖恩开始徒步跟踪她们。
路从托特山山顶向下婉蜒，卡斯特兰诺家变得不那么雄伟，环境变得很中阶级化。
奥布赖恩在街的拐象处追上了两个女人。那人有一座小砖房，庭院里有不整齐的杜鹃花和灰泥鸟池。站在那里，这两个女人也像小鸟一样，在一个充满神秘及危险的国家里为食物及住处而奔忙的弱小的外来人。
“对不起，”侦探说，出示了他的证件，“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乔·奥布赖恩。”
“对不起，”戴着围布的女人说：“我是格罗莉娅·奥拉特，来自哥伦比亚的波哥大。”
她的声音和举止没有一丝温顺或柔弱，尽管她的英语不地道，回答中充满了机智和挑战。她是个自然的模仿者。掌握了人们说话的句式及节奏的窃门，又正确地说出来，这很让人高兴，但也可能让人发怒。
“你的朋友是谁？”奥布赖恩问。
“她的名字玛丽娘·尤金尼娅·艾斯特拉达。也来自波哥大。也是合法移民。你可以检查。没问题。但她的英语不如我好。”
戴头布、拿着塑料购物袋的女子略略笑了一下，行了个笨拙的屈膝礼。
“你们的雇主——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保罗先生。”
“对。你们知道他以什么谋生吗？”
“他是商人。大商人。”
“是，但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意吗？”
“谈生意。”格罗莉娅·奥拉特说。
“谈生意？”
“是的，一直在谈生意。很多来谈。”
“都是谈些什么，格罗莉娅？她们谈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