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女人陷入沉默，盯着她的平底鞋看。
她当然并没有显示出女性的一面。她很瘦，几乎没什么线条。她的头发黑而粗，梳着一般的短发，两条黑眉毛挤向中间，上嘴唇有一道阴影。鼻子有点圆。
只有眼睛算得上漂亮——很宽、深棕色，像森林里的动物一样机警。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她说，“我们必须为尼娜夫去买东西。如果我们去得太久她会发火的。再见，乔先生。”
她开始走开，玛丽娅·尤金尼姬·艾斯特拉达跟在身旁。
“等一等，格罗莉娅，”奥布赖恩说，掏出钱包，取出名片。“你休息的时候可以给我挂电话吗？我们一起喝咖啡。”
女人接过名片，仔细看了看。“谁会钱？”她问。
“你，不是纳税人？我敢打赌是纳税人，嗯？你已经发了不少名片。保罗先生他有三个、四个、五个。”
“格罗莉娅，”奥布赖恩说，“现在你也有一个。”
你会打电话吗？”
“我想想。”
“对了，格罗莉娅，不要让卡斯特兰诺先生或夫人知道我们交谈过，我想他们不会高兴的。”
“好吧，”格罗莉娅·奥拉特说，继续向本尼迪克特大街走下去，轻轻扭动着她的屁股。
1945分钟以后，奥布赖恩回到公务车的乘座上，与蒂卡诺亲聊。这时两个女人拎着大包小裹，从仆人了入的门进入房子。
不一会儿，尼娜·卡斯特兰诺出现在正口。她好像有些焦躁，右手挥动着什么。
那是奥布赖恩的名片。
她走台阶，靠近生锈的汽车。“奥布赖恩先生。”
她说。
“乔。
“她吧，乔，”她说，站得离他放在窗框上的肘部很近。“我不希望您打扰我的两个可怜的女仆。她们是外国，很无知。她们不可能对联邦调查局有任何帮助。”
“那您为什么介意我与她们谈话？”
这个问题使尼娜·卡斯特兰诺懵住了，虽然只是一瞬。“因为……因为如果她们害怕，不干了怎么办？那样我就不得不找新女仆。替她们想想吧！听着，乔，我们这两个女孩从南美洲肮脏的农场里带出来。她们吃草，而我们给她们好地方住，给她们稳定的工作，给她们尊严。你们地打扰她们，恐吓她她们，所有的这些都会失去了。”
奥布赖恩踌踌了片刻，权衡怎样回答。后来当他了解到卡斯特兰诺家里的真正情况时，尼娜的表现使他困惑不解，难道黑手党成员的妻子都有她们自己既严格又有点古怪的行动准则吗？她真正要保护的人是谁？可以认为她试图遮掩心烦意乱所带来的烦恼？
或者她仅仅是出于骄傲，用表象来表明她依旧管事？奥布赖恩决定换一个话题，而不是去争论。
“听着，卡斯特兰诺夫人，如果我们能得到您丈夫更多的合作，我们就不需要做这种事情。”
当然，这看起来是个荒谬的概念，教父之王的合作！焦点的转换也转移了尼娜·卡斯特兰诺的愤怒。
“我不知道我丈夫如何做生意。”她说，“我想你们知道这一点。”
“当然。”奥布赖恩说，用抚慰恩说，用抚慰的语调，“我很抱歉打扰了您的女仆。”
尼娜·卡斯特兰诺主动表现出一丝礼貌。她的脸色柔和起来，当她通过开着的车窗把奥布赖恩的名片递给他时，语言甚至有些幽默。那是一种责备聪明顽皮小孩的语气，而那聪明的淘气正是父母私下里所骄傲的。“您知道，”卡斯特兰诺大人说：“我有一个儿子也叫乔。他很高，他说话从不高声，他举止很优雅。您让你有点想起他了。
奥布赖恩几乎为这位母亲的玄虚赞美而脸红。
但他不得不告诉他：“我认识您儿子，我同他交谈过。”
尼娜·卡斯特兰诺的脸僵住了，嘴紧闭上，眼角皱起来。她从车旁退了一步，做出自卫的姿势。“你们为什么要找乔谈话？”她厉声说：“我的儿子乔是个好小伙。”
“我并没说他不是。”奥布赖恩说，“我同他谈肉类生意，谈谈鸡。”
但母亲并不确信。她的手紧张地抬着，手指像反射一样地交叉在一起。“我看不出您必须同乔谈话的理由。”
奥布赖恩忽然有一种出汽车把他的臂膀放在老妇人肩上的冲动。她也许希望能回到布鲁克林，同邻家的屠夫结婚，住廉价的公寓。没有大房间，没有卡迪拉克车，没有女仆。只要星期天丰盛热闹的家庭聚餐，可以训斥一大群孙子孙女。
“卡斯特兰诺夫人，这得请您理解，乔不仅是您的儿子，他也是您丈大的儿了。”
她不安地转过身，走上能往大房子的台价。
20沃尔特·蒂卡诺慢慢地舒了口长气，手指在方向盘上轻敲着。“嗅，格罗莉娅·奥拉特是我们的什么朋友？”他说。
显而易见，哥伦比亚女仆不值得信任，然而不清楚的是，格罗莉娅应付乔·奥布赖恩并不是会部或主要由于她对卡斯特兰诺家族的忠诚而引起的。不——格罗莉娅应付每一个人，甚至包括保罗先生本人。此外，像联邦调查局后来所知道的那样，她几乎不能为她的误人歧途、两面三刀及玩世不恭负责，这个可怜的女人心理上不健全。
1949年10月18日她生于塞维利亚，一个有4000人口的小村庄，距臭名昭着的毒口中心麦德林南部大约200公里。她的家很穷，父亲是下政治上的激进派，卷入了哥伦比亚保守派与自由派这间的残酷斗争。保守派花了很长时间要抓住他并杀死他。童年里格罗莉短几乎都是藏在别人家里，整日担心上帝会不会让她父亲从山上受监视的山洞里活着回来。
她在少女时代的不安全感及不信任感在遭到一桩兽性行为后更为激化：格罗莉娅14岁时被强奸了。这一事件使她几乎精神分裂。身体僵硬，不愿意也不能够交谈，看起来像得了健忘症。她被送进修道院，在那里的好几年的时间坐在几乎空着的房间里，静静地，盯着白色墙壁上移动的一束阳光。修女们来来去去，同她说话，娄也祈祷，替她梳头，但她不有任何反应。
然而她的头脑看起来并非一片空白，这个被虐待的女人正为在这个骇人而麻木的世界上生存而制定方案。这个方案的中心是绝对的自私，它使格图莉娅变成一个国家，同任何国家都宣战，人们要失去平衡，相互挑拨离间，格罗莉娅才会胜利。说谎是是个好方法，当然不有更微妙的方法。有时候幽默会起作用，魅力也有用。但最有效的是性。
会在修道院的房间里，格罗莉娅·奥拉特一定得出了这样一个早熟而堕落的结论——残忍地遥在她身上的武器实际上也可成为她自己的武器。性，男人认为会使他们强壮，而实际上只能使他们衰弱，使他们变蠢，使他们变成孩子，变成小狗。罗莉娅意识到这种行为本身远非如此。嘲弄、压抑、嫉妒、赞美、威胁、抱怨都可以轻易地使有受重伤。
她要使用所有手段。她不漂亮，不妖饶，甚至不时髦，但又怎么呢？品味是盲目愚蠢的，她已知道得太清楚了。性使她受伤，她同样要把性作为报复世界的工具。
格罗莉娅·奥拉特在修道院里悄无声息地过了几年之后，一天清晨，她宣布她要回家。她说话很正常，清楚地表示她完全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格罗莉娅知道，自己并没有“被治好”，她依然愤怒，对社会充满恶意，但她知道如果表现出痊愈的样子，她可以走出修道院的大门。
所以她被放出来了，这也是一个人们多么容易被愚弄的证据。
当然，格罗莉娅低估了她的医生。她们知道治愈与永远的心灵创伤之间的区别，但是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把格罗莉娅作为院外病人，给她服美国镇静剂及抗抑郁药。
即使到了美国以后，格罗莉娅仍同她在波哥大的医生保持密切联系，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私人电话线上发现了大笔长途电话费。每月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被用于挂电话，名目是为了使教父的女仆免于精神崩溃。
维拉扎诺——纳罗斯桥的柱子沐浴在傍晚时分的金然阳光里，交通高峰期到了，许多国一挤在收费口。奥布赖恩在座位上活动了一下，放松他已麻木的腿，他开始想他穿酉装的时间太长了，身上有有点痒。
车里通讯机的静电劈啪做响，传来接线员的声音，让乔·奥布赖恩立即给了的头儿挂电话，又重复了一遍：立即。
“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蒂卡诺说。
“有事总比没事好。”奥布赖恩说。
蒂卡诺从车里走出来给奥布赖恩让路。奥布赖恩坐到前排，开车到本尼迪克特路找个收费电话。
电话铃刚响，布鲁斯·莫就拿起话筒。
“拉罗萨威胁说要控告你。”他说。
他罗萨叫詹姆斯·拉罗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律师。莫用一种对黑手掌的高价喉舌特有的咆哮语调说出拉罗萨这个名字，这个黑手党的律师有一头蓬松的银发，总是穿着白得眩目的衬衫，系着赫尔墨斯领带。
“又来了？”奥布赖恩说。这是个很平常的威胁。
如果侦探太靠近匪首，特别是他的家庭，匪首的律师会威胁要以骚扰罪控告侦探。
毫无疑问这对律师来说其乐无穷，不仅可以得到在笔律师费，而且可以体会一下当原告的乐趣，但是有人相信一外知名的黑手党成员能把联邦调查局送上法庭吗？
“是，莫说，”他让我告诉如果你不停止行动或其他任何该死的事，他要控告你。”
“好的，”奥而赖恩说，“但你没告诉我，因为你找不到我。拉罗萨想同我谈，他可以到他顾主的房里同我谈，我就在车道上。”
“你要在那儿呆多久？”莫问。
“直到卡斯特兰诺回家，那样我就可能把那张该死的传票给他。”
“如果他不回家呢？”
“听着，布鲁斯，他是一个恋家的男人，他会回来的。”
“你有睡袋吗？”莫问。
21天黑了。卡斯特特兰诺宅邸内开始亮起灯光，照射到布鲁克林河面上。托特山下远远的高速公路上，车灯出昏黄的光，杂乱地映射在人行道上。
“吃中餐吗？”蒂卡诺说。
“别在车里这么卖力气，”奥布赖恩说，“筷子掉下来，一片污迹。”
“那么吃意大利餐？”
“我有些讨大意大利人，你呢？”
“你在谈论我的遗产。”蒂卡诺说，装作被冒犯的样子。
“该死。”奥而赖恩说，“我是说那种装在铝罐中的又干又硬的通心粉。我是说那种假冒牛肉片就修修女们过去——”卡斯特兰诺宅邸的门廊亮起了黯谈的灯光。宽大的橡木门开了，在映出的三角形影里站着尼娜·卡斯特兰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对短毛德国犬的皮项圈。
“乔，”教父的妻子说：“我们能跟您说句话吗？”
奥布赖恩从破旧的车里出来，抖擞地走下台阶，眼睛盯着狗看，狗没叫，但看起来对他非常有兴趣，乔不喜欢这样。狗使狗劲儿向前，腿抖动着，凶残的褐色眼睛闪出贪婪的目光，舌尖反着光，张着嘴，露出一大排牙。
“它们不会打扰你。”年轻女人用一种看起来更表示奚落而不是确定的口气说：
“只要我牵着它们。”
奥布赖恩站在门廊的大柱子中间，将目光从狗身上移开，移到牵狗女人的胳膊上，她是个金发眼黑眉的苗条女郎，身穿紧身皮裤和半高跟鞋。衬衫是白色的，很透明，在杂乱灯光的映射下，她的胸罩呈出出一种建筑式的轮廊。“我是康妮·卡塔罗诺蒂。”
她说，“我们刚同律师谈过话。”
“是吗？”奥布赖恩说，她像他头一次听说卡斯特兰诺的律师。
“拉罗萨先生，”康妮说，“他告诉我们您没有权力呆在这儿，您侵入了私人领地。
如果您不马上向他解释您的行为。您会受到法律控告。”
“我知道，”奥布赖恩用一种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个警察的口气说道，这种口气在定一的情况下很有效，“您看，这使我两面为难，我的任务是不把传票送到不能离开。我与我同伴商量一下你们介意吗？”
两个卡斯特兰诺女人，母亲和女儿小声说她们不介意。奥布赖恩做手势让蒂卡诺到门廊来。
“好漂亮的狗，”蒂卡诺说，“它们喜欢被抚摸吗？”
他试验性地伸出手，狗把它们的嘴张得更大了。
“我可不这样做。”康妮说。
“所以，沃尔特，”奥布赖恩总结道：“拉罗萨先生说我们不能呆在这儿，但头儿说我们不能离开这儿。”
“嗯。”蒂卡诺很快接茬说，“我想我样应该和拉罗萨先生谈谈。”
“是的，”康妮·卡塔罗诺蒂说，没牵狗的那只手放在臀部上，“哪正是拉罗萨先生所建议的。”
“车里没有电话，这太糟糕了。”奥布赖恩说。
“是呀，”蒂卡诺说，“特别是如果我们同拉罗萨先生通话，而他同意接收卡斯特兰诺先生的传票，我们就不再打扰这些女人了。”
卡斯特兰诺女人为这一想法而振奋。
“怎么样？”奥布赖恩说。
“给拉罗萨先生挂电话，”尼娜·卡斯特兰诺说。
为抵挡夜晚的寒冷，她穿了一件羊毛开前，那式样使她比那天下午看起来要老许多。
“好吧，就这样办，”乔·奥布赖恩说，“我们不能离开去打电话。”
“你们中的一个可以离开。”摩尼建议说。
“晚上不行，”沃尔特·蒂卡诺说，“天黑之后不能分开，这是纪律。”
“所以我们得回到原地。”奥布赖恩说。
“不能离开。”
“不能挂电话。”
“呆在这儿。”
“对不起。”
尼娜和康妮移动了脚步。两条狗身体侧面贴在一起，爪子在地面上刨着。
“要不，”奥布赖恩继续说道，竭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要不你们让我们用你们的电话。”
母女对望了一下。一条狗叫了几声，好像在警告她们。奥布赖恩想踢它几脚，“等我们一会儿，”康妮说，两个女人走进房子里。
奥布赖恩和蒂卡诺没有看对方的眼睛，甚至大气也不出。
门又开了，比上次宽，康妮一只手在门柄上，另一只手牵着狗。“你们可以进来，”
她说，“但得答应永远不要告诉我父亲我们让你们进来过。”
两个侦探同意了。实际上直到卡斯特兰诺生命终结，他们一直恪守着这个诺言。
教父的女儿领他们穿地铺着大理石地面、悬挂着巨大镀金框镜子的涧状的门厅。穿过门厅里是一间正式的起居室，通常不住人，织锦面的大沙发及像云一样松软的垫子隔着玻璃面的咖啡桌对放着。还有像真人一样高的花瓶及雕塑模样的灯。走廊的对面一侧是餐室，里面有一张长长的红木桌，像从巡洋舰上拿来的一样，桌边大概可以坐20人，侧面放着镶满水晶的大酒柜及同样深乌檀自抽木纹理的餐器橱。
两位侦探在台阶上犹豫了一下，以参风博物馆的方步前进，呆呆地看着银托盘，深色的油画，通向卧室的螺旋式阶梯，但康妮·卡塔罗诺蒂，被两条狗拖着，轻快地穿过隧道一样的走廊走进厨房。厨房宽敞明亮，奶白色的壁龛灯，花砖地面，给人一种以食物为主的意大利式美国文化的印象，特大号的冰箱占了一面墙。穿过一排排用具是一个大的可以降落小型飞机的台子，一罐罐橄榄油在一堆刀叉边闪着温暖的光。一堆巨大的像砖一样又红又厚的肉放在屠夫的案板上。在台子旁边是一个巨大的非正式用餐处，有淡黄色的桌子及可能通向露台的玻璃门。
与这豪华的内部陈设相映衬的是一幅古怪的景象：格罗莉娅·奥拉特穿着邋遢的围裙像一个普通的仆人那样在准备晚饭，而尼娜·卡斯特兰诺因烦躁不安呆坐着。奥布赖恩观察一下这位老妇人的手，她的手正在她的大腿上做着切和砍的小动作，她可能想自己亲自做饭，同时，康妮将狗拖出房间，锁在洗衣房内，狗叫着蹲下来，爪子在砖地上刨着。它们怨恨地看着两上联邦调查局的人，她像要记住这两个使它们遭受屈辱的家伙。
有一段时间，奥布赖恩感到道德的土地在他脚下滑走了。在这座充满谎言的房子里任何东西都失去了它的真实面目。每个人都保守秘密，没有人诚实而完整地讲述任何一件事。而这座房子的主人毫无疑问，从不向任何人清楚地解释任何事情。女儿交待结蒂卡诺和奥布赖恩的那个秘密又会怎样呢？
格罗莉娅不会告诉保罗他们的来访吗？拉罗萨呢？
每个人都真的期望能侥幸这像呼吸一样自然的装假不被发现吗？或者也许卡斯特兰诺女人的这种放任中有一种怨恨？
“这儿是电话，”康妮说，很勉强。电话放在一瓣大蒜旁边。房间里很表，只有圆葱及蘑菇在橄榄油中煎时发出的吱吱声。
奥布赖恩拨了布鲁斯·莫的直线号码。
“莫长官，”他说，“我是奥布赖恩侦探。”
“‘长官’是什么狗屁意思？”莫问，“你是告诉我您不能说话吗？”
“是，长官，我正在卡斯特兰诺家给您挂电话。”
“别开玩笑，奥布赖恩，都这么晚了。”
“我知道，长官，但这儿出了点了问题。”他再次说了关于控告他的威胁。
“上帝！乔，你没开玩笑？你在他的房子里？”
“没错，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在这儿给拉罗萨挂电话。”
“在他的房子里？乔，你一定是尿裤子了。”
“是的。”
“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用你的眼睛，集中，记忆。花盆里的植物，悬挂着篮子，固定的架子，你离开时把这些记下来。”
“那我可以同位罗萨联系了？好的。”
他挂断了。格罗莉娅·奥拉特在做饭间歇中责备地瞄了他一眼，他也同样回敬了她，蒂卡诺偌在台子上，眼睛左右动着，狗把爪子搭在洗衣间的百页门上。尼娜·卡斯特兰诺转过身。康妮·卡塔罗诺蒂将写的詹姆斯·拉罗萨号码的一张黄色的纸片从台子的另一边滑过来。
“乔·奥布赖恩找詹姆斯·拉罗萨先生。”
“奥布赖恩，”律师说，“我希望您离开我主顾的房子，这不关您的事。”
“我有一张传票要送，拉罗萨先生。如果您的主顾不躲着我，我们现在已经在家了。”
“他没躲着您，他现在在医院里。”
“多么巧合，”奥布赖恩说，“这次得的什么病？
喘不上气来还是胸口疼？”
“是外科手术，奥布赖恩。几周以前就定好的有择外科手术。”
“什么外科手术？”奥布赖恩追问。他已经学会对出压力暴徒所做的医疗声明提出质疑。他们的医生的战略上并不总是很高明。
“我没有必要告诉您。”拉罗萨说，“而且我也不准备告诉您。”
“那么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可以旅行？无论有没有动过外科手术，我们要他到佛罗里达。”
拉罗萨打了个哈欠：“看，您告诉美国政府律师如果为执行第五修正案面而值得花费政府垢时间和钱让我的主顾飞回佛罗里达，他可以给我挂电话。
现在，您是离开这房子，还是我们对您起诉？”
“您会接受传票吗？”
“您知道我会的。”
“把香摈冰镇一下，我们马上就到。”
他挂断电话。没人说话。康尼·卡塔罗诺蒂把手放在皮裤包着的臀部，这个姿势明显意味着挑衅，但实际效果却只是耍脾气。正巧格罗莉娅·奥拉特拿起一块巨大的牛腰肉放在滚开的油里，发出的吱吱像地狱里的鬼叫。
“很遗憾我们不能在这儿吃晚饭了。”沃尔特·蒂卡诺说，以台子那边的淡黄色的木桌旁做着手势，桌头是一把比其它椅子的靠背都高的大椅子，一支大铬光灯把灯光射到房间的角落里，“我们还得去送这些文件。”
尼娜·卡斯特兰诺现在看起来很焦虑，也许意识到她或许犯一个大错误，或许发现她的报复性的冲动行为很难宽耍但她又摆起作为房子的女主的最后权力的尊严。
“格罗莉娅，”她以坚定、命令式的语气说，“送先生们到门口。”
22两天以后，塔姆帕的政府律师给奥布赖恩送来了一页纸的医疗报告，报告证实保罗·卡斯特兰诺确实住进医院进行有择外科手术，手术被称作阴茎移植。
“阴茎移植？”安迪·库林斯问，“那到底是什么？”
“我也糊涂着呢，”奥布赖恩说，“但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或许那家伙不能撒尿或者什么别的。”
像经过一点研究所显示示的那样，教父所选择的手术并不涉及排泄器，而是男性性器官功能。实质上，是在他皮下安装了一个人工勃起器。
“上帝，”库林斯在弄清手术的实质后问，“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奥布赖恩问。
“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需要这样？我是说，我们对他有足够了解，知道他不是一个好色的人，他已经老了，如果他和尼娜之间还有什么浪漫的话，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他是个复杂的人。”奥布赖恩说。
因此阴茎移植问题成为教父不可思议的性格又一个不解之谜。一个老人，不追求女色，却做一种痛苦乃至荒谬的手术以重新获得伪装的性能力。为什么？为谁？
到后来才清楚，促使巨头保罗做出决定的是看似不可能而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格罗莉娅·奥拉特。
这有些奇怪——但这个哥伦比亚女人在美国逗留期间一切都是奇怪的。
1979年1月格罗莉娅·奥拉特初到美国时，她根本没有想到后来在她身上会发生种种怪事。她几乎不会说英语，即使是西班牙语她所受的教育也实在是太有限了。最初同几年前移民来的姐姐内莉一起住在她科罗纳昆斯的公寓里。内莉帮格罗莉娅找了，份工厂的工作，但对社会野心勃勃的这位年轻女人并不满意。她不想把她限制在拉美人的社会交圈子里，她认为他们是底层人，她要同真正的美国人，富人们来往。当她从哥伦比亚人的小道消息里听说一对住在大宅里的富有夫妇要找女佣时，便告诉姐姐她要去。
“但是格罗莉娅，”内莉用西班牙语对她说：“你不会说英语。”
“我学。”
“你以前从不当过佣人。”
“没关系，这些人，我会让他们喜欢我。”
美国富翁的习惯及方式对可格罗莉娅来说十分神秘。那年夏天的某个星期六，卡斯特兰诺的一个仆人来到奎恩斯，用闪亮的要肯把她接走，给她新衣服，开车到白城堡汉堡店，告诉她在洗手间换好衣服，等第二辆林肯车接她，这一切在她看来并不奇怪。第二辆林肯车是蓝色的，由杰出的卡洛的孙子“乔红小子”甘比诺这们的人物驾驶。将来的女仆对车，而不是对司机的门第留了深刻的印象——她几乎不知道黑手党是什么，更不用说其名册上的绰号了”。
乔驾车穿过维拉扎诺桥，上了托特山，驶进卡斯特兰诺的车道。
“你为什么把格罗莉娅带到教堂？她问。
“这不是教堂，”乔红小子告诉她，“这是他们住的地方。”
面试很简单，考官是尼娜·卡斯特兰诺和她女儿康妮。那时教伎恰巧也坐在厨房里，但他并未说话。
格罗莉娅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个沮丧痛苦的人。
当格罗莉娅开始为卡斯特兰诺家工作时，她的英语大有限了以至于要她做什么家务得用手势表达。高贵的尼娜夫人得用古怪的手势告诉她的仆人将衣服放在烘干机里或者是熨衬衫。为结事这种累人的猜谜游戏，教父有一天带回了一个手提式翻译机。“洗盘子”用英语敲到计算机里，读出时是拉丁语，格罗莉娅就可以去洗碗。
几个月以后，意想不到的信息开始在这个小语言机器上出现。“我喜欢你的笑容”。
你的眼睛真漂亮”格罗莉娅困惑不解，是保罗先生在向她调情，还是翻译机出了毛病？”
这个问题在晚饭后的一个晚上有了答案。格罗莉娅正在洗盘了，教父走到她身后用他硕大的手搂住她的腰。他把她转过来面向他，轻轻抓起她的手腕，把她的下放在他肩上。他的手用奇怪的神圣的姿势举到她的头顶，手指穿过她粗密而有弹性的头发。根据格罗莉娅·奥拉特对这一事个的陈述，他的眼睛湿润了。
“我希望我能像你一样。”教父说。
女仆僵硬地站着，不做声。
“你一无所有，但你快乐。我什么都有，但我沮丧。”
奢华还会沮丧，对女仆来说，就像那个小语言机器一样是糊涂的谜。她什么也没说。
“我喜欢看到你在这儿。请留下来。
现在格罗莉娅是真的困惑的。她声称，现在也认为，她像爱妈妈一样爱尼娜夫人，当然，她知道卡斯特兰诺的婚姻远非理想，先生和大人分住在不同的房间，晚间走廊里没有脚步卢。保罗和尼娜之间仅有的热情以一种愤怒的争论体现，即使不懂英语也可听出其中的憎恨。介入一对使对方痛苦的夫妇间是一种罪过吗？
格罗莉娅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她告诉姐姐内莉，保罗先生对她非礼，她想不干了。内莉说她是在想像——一个像卡斯特兰诺这样富有而重要的人物会需要一个像她这样邋遏的小人物吗？可以理解，内莉有她自己的原因劝她妹妹干下去。卡斯特兰诺家对格罗莉娅很慷慨，他们给她衣服，男西装，贵重的鞋，其中很多他们根本没穿过。女仆每个星期三把这些赠品带到科罗纳，在哥伦比亚居住区扮演对诞老人的角色。如果为保持这些施舍食物的源源不断而需要牺牲格罗莉娅的贞洁，也没什么，富人与穷人之是就是这样，在北美洲同在南美洲没什么区别。
所以，格罗莉娅回到托特山大宅，任由事情发展。但如果她选择她把她同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关系说成是无私地牺牲肉体，那么这种牺牲在许多个月里都是不完全的。这对准情人接吻，拥抱，爱抚，然后——什么也没有。他们爱扶只是让欲望慢慢消散，像滚开的面湖糊上的的蒸汽一样。格罗莉娅又一次困惑了。美国人就是这样做爱的吗？还是富翁们特有的方式？
尽管哥伦比亚女仆对她情人在肉体结合上的踌躇感到困惑，教父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保罗·卡斯特兰诺多年患有糖尿病，在极少数情况下，糖尿可导致神经中枢的损坏，而导致性无能。卡斯特兰诺从1976年就不能勃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一年他成为无所不能的教们，这种无能在哥伦比亚女仆没有到来之前没有太多地使他烦恼。但之后，他开始感到不可忍受。
“噢，格罗莉娅，”每次长长的爱抚由高潮开始下降时他都会叹气地说：“我希望我能使你快乐。”
“我很快乐，保罗先生。”
“我不太快乐。”教父用他的同情妇说话时常用的那种不标准的英语说：“我对自己的衰老的身体感到生气。”
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教父宣布：“格罗莉娅，他们可以做一种手术。”
“手术？”女仆问。这个词把她吓坏了。
“他们会放进一根棍。”
她什么也没说。
“他们切个口，在这儿……”
她转移了视线，有点畏缩，“不，别告诉格罗莉娅。”
但那天晚上教父很虚张声势。“没什么不大了的。他们切个口，然后钻个孔，打一条通道，放入棍子，然后，它就像……就像鹅颈管一样工作。”
“鹅颈管？”女仆问：“那是什么？”
“鹅颈管，”教父重复道，他发现这很难解释。
“像，灵活，但不是太灵活，你可以把它弄上来，也可把它弄下去。”
女仆脸红了了。“它会让人受伤的。”
“不会伤着你，小格罗莉娅。”
“不，保罗先生，那会伤着你的。”
教父轻轻笑了一下。很明显，经历痛苦是他重新找回男性能力的一部分。“可能会，”他说：“但只是一小会儿。”
“不，保罗先生，如果那会伤着你，你为了格罗莉娅不要那样做。”
“我已经下了决心，”卡斯特兰诺说：“我要做手术，立即。”
“什么时候，保罗先生？”格罗莉娅问，惊奇地发现她的身体正在庆祝这即将发生的变化，尽管她的良心害怕它。
“一有径管就要以，”教父说，“我们正等着径管。”
23在居住处安窃听器是监视技术中的劳斯——莱斯。
从非正式的观察到系统侦查，再到发展线人，最后到监听电话线路，这几个步骤中在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监视层次。这就像执法机关永远无法进入罪犯的头脑去看一看整个事件的过程及人物，就有组绢的犯罪来讲，高级窃听可能是制止疾病的最厉害的的药，至少也是改变生病过程的药物。
但是厉害的药物需要谨慎使用。美国司法部六对潜人公民家中的隐秘的麦克风，窃听关于财产的私人谈话这类行为采取十分保守的态度。关于在某人家中安窃听器的道德及宪法问题可以写上几整本书，但最终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它们之间的清楚的分界线在哪里，一方而人极及保证隐私权，另一方面是政府保护公民不受犯罪侵扰的责任，答案因人及时间而异——像其他事情一样，司法思想也有时尚c要想在住宅内安装窃听器而得到法庭的认可，有几件事是确定的。首先，除有理由的怀疑之外必经有“可能性原因”。就是说，在行为事实之前，罪犯确有可能在目标住宅内计划犯罪行为。
这种可能性原因可以透过线人或直接监视得出，也可通过参考其他窃听得出。必须有无懈可周的事实。仅仅说某个人儿犯罪背景或者说保罗·卡斯特兰诺是甘比诺犯罪家族的头儿并不充分，每个人都知道这点。
其次，审查第三条款所要求的宣誓书必须用正式而毫无错误法律用语表达。这是生活中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对联邦调查局侦探来说不得不面对它，然后文件要经过一系列毫不留情的审查，首先是联邦调查局决部，然后是司法部，有时甚至是司法部长本人。可以预见复审辩护律师也同样会毫不留情，因为他们在无休止地进行寻找漏洞的工作，必然要竭力否决宣誓书，从而否决窃听，不承认证据。
最后，由于已存窃听器甚至还没安放之前就已遭阻止的先例，这或许是由于执法机关无心地泄露去或者是在各特政机构中有组织犯罪地下组织安插了“鼹鼠”，申请监视的准备工作必须秘密进行。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当对斯塔滕岛上的白宫进行窃听——一个月球探侧器，是的，一个可能的月球探测器——看起来有真正可能性时，卡斯特兰诺调查的整个进程都改变了。破坏活动不再是随意而荒诞的，那只不过是弄出巨大的声响看看谁先退却。
布鲁克林——昆斯居住区再了听不到工作之余关于安迪·库林斯如体被托米·阿格罗逐出来或乔·奥布赖恩如保拉住乔治·雷米尼在镜头前微笑之类的闲谈了。现在信息是基于需要，谨慎是本质。
诚然，与甘比诺家族成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的却与原来恰恰相反。起初，是想使暴徒认为他们的行动要比实际多；而现在的目的却是使暴徒相信他们的行动比实际少。
让甘比诺家族以为联邦调查局还在摸索，很盲目，将有助于转移其注意力，而联邦调查局的焦点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一个目标——用卡斯特兰在自己房子里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话抓住他。
目标进一步明确以后，执行小组进行了调整。
那些不直接参予卡斯特兰诺专案的成员，甚至那些在甘比诺专家小队富有经验的人员都对窃听斯塔滕岛计划毫无所知。让他们知道对谁也没有好处。
排除人员后，第三监视的几名情报收集员建立了亲密合作关系，乔·奥布赖恩复制的“遇难者行动”计划，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他对这一工作从不感到厌倦，整日的正常任务使他每晚都和政府助理律师詹姆斯·哈蒙呆在一起，哈蒙是纽约东区打击有组织犯罪力量的成员，帮助乔度过准备宣誓书的难关。安迪·库林斯通过乔·加洛及“本垒打”调查，找到甘比诺组织上上下下的线索，发现一系列指向“教父”或“教皇”
的线索，这有助于找出可能性原因。头儿布鲁斯·莫不再发了习惯性的沉闷的笑声，而以几乎不出声的低语欢迎每一条新信息。
弗兰克·斯佩罗（就是在这位侦探的公司乔·奥布赖恩第一次见到教父）监视卡斯特兰诺的家，记录来访者，跟踪汽车，为那些声名显赫的可疑的进出房子的暴徒建立一个流动表。同他的伙伴马蒂·特里科里克一起，斯佩罗得出一个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的结论：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托特山宅实际上是全美黑手党的司令部及神经中枢。
24安迪·库林斯站在昆斯区阿斯托利亚的新月大街一家鞋店遮阳篷阴影里，他并不想躲藏，请注意，但是如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五月天站在正午的蔽阴处，正好可隐蔽自己观察四周。
白天的乔·盖洛更习惯于像一人普通一样，通常在这个时间晃到街上的斯佩拉扎快餐店。他那老祖父似的花白头发，像用手指卷过一样，运动鞋系得很整齐：动作优雅，词汇下流，看起来坦率，说谎很有艺术。库林斯有点喜欢他的，只是有点儿。盖洛的谎言中有种优雅，是辩论的好对手，他比他的大多数同伙聪明得多，在库林斯看来，这位老顾问实际不喜欢被联邦调查局追逐，如果没有什么其他原因，至少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同有逻辑思维，注意力可以超过10秒钟的人交谈。盖洛的典型生意谈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过来。去见萨尔。拿到钱，带到这来。带来X。手放在Y。如果萨尔没有钱怎么办？
好吧，打他，不，别揍坏他，揍他。”这不是开发智力。实际上，安迪·库林斯认为，暴徒们的的顾问有点你像幼儿园的老师，区别是你无法享受看到学生成长起来的快乐。
典型的街上小流氓到一定水平的实用能力，就像像泥里的石头一样停滞不前。
一辆公共汽车经过，排放出污浊的烟。半个街区之外，一位穿着宽松浅蓝色衬衫的老人差点儿被踩滑板的小孩绊倒。这位老人就是乔·盖洛。安迪·库林斯不禁以黑帮权力的有限而暗自好笑——他们也许可使街道不受抢劫而保持安全，但不能阻止把神风滑板当作户外冒险最好方式的小孩子。
顾问恢复了平衡，继续向侦探这边走来，直到距离5O码内才注意到他，然后他做了奇怪的事情。他停下脚步，手伸进裤兜深处，做出不注意的样子，但又做得不太好，把一团碎纸扔到垃圾箱里。纸片像雨点一样飞，旋转着掉下来。安迪·库林斯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什么。
“乔，”他说，“他许你在哪儿赢了。”
盖洛什么也没说。
“赌马是合法的，乔。”库林斯继续说道，“你为什么把它们扔了？”
盖洛甚至没耸肩，也没回答。这是个自由国家，如果他想要扔掉值几百美元的赌马票，那是他自己的事儿，毫无疑问他扔掉它是因为他一辈子养成的异常谨慎的及过于隐藏自己的习惯。他只是邻区的一个领养老金的人，怎么支付每天几百美元的赌马费？
“躲在阴影里像个拉皮条的。”他对联邦调查局侦探说，“这不太优雅，安迪。”
“只是躲躲太阳。”库林斯答道：“给你买杯咖啡？”
他们一起向斯佩拉扎快餐店走去，没有买咖啡或什么别的。他们悄悄走进后面盖洛常去的单间里。单间里的绿色PVC装饰板已剥落得露出油乎乎的填料。
“你从小乔那里听说了什么？”库林斯问。
这是一个亲切但不直接的开场白，因为盖洛的大儿子约瑟夫·卡尔正在监狱里。他不是被联邦调查局而是被纽约的警察团贩卖海洛因抓起来的。虽然他已避重就轻地认罪，但仍受到严厉的宣判——根据纽约络克菲勒法判处8年零4个月的徒刑。
“那帮该死的不给他假释，”顾问说，“从一开始就是狗屁案子，他们把他关起来，现在他们正自己的假释条例上动遥真恶心。”
安迪·库林斯搅了搅咖啡。现在他知道怎样对付盖洛。喘一口气，数5个数，就会有更我的消息或没有消息。
“狗屁津师。我告诉他们，听着，你的名字是盖洛，你不商定抗辩。你商定抗辩，滚他的妈的”，他们怎么办？他们商定抗辩，小乔给关进去了。”
“但是，乔，他们抓到他贩毒。”
“那是谎言！”顾问说，尽管他儿子一案的证据非常确凿。他猛拍子一下桌子，咖啡勺掉出来，跳了几下，落在杯子旁边，斯佩拉扎快餐店里没有人四处看。乔·盖洛激动的时候，最好别去注意他。“他们把他关起来是因为他们要的是我，而他们抓不到我。”
在其他场合，安迪·库林斯也听到过这样的争论，通常都使他很好奇。暴徒们喜欢声称黑的党只是政府的想像而已，但有时反过来说看起来更真实：执法机关只是黑手党想像的事物而已。暴徒们想像大批头脑简单的“他们”想要毁灭他们，但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他们对执法机关妄想的憎恶有时给执法部门很多信心。难道乔·盖洛想像纽约警察与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因为联邦调查局需要父亲，地方当局就为难他的儿子吗？
难道他进一步认为法庭及假释委员会都会神贯注地关注斯佩拉扎快餐店的动向一决定的贩卖海洛因的家伙的命运？诚然，不同的部门有时会共同努力，当他们互不嫉妒地进行良好合作时，执法部门是一台很好完美的机器，但通常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你能肯定吗，乔？”库林斯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