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身时，克丽丝蒂娜这才感到四肢僵硬，浑身瘫软，头重脚轻：走到衣柜去的四步路，简直就是从一大洲到另一大洲的长途跋涉。她那已经僵死的手腕没有一点气力，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柜门打开。一看里面，不觉吓了一跳：她穿着来到这里的那条克莱因赖芙林裙子和那件可恨的衬衣，像被绞死的人一样幢幢摇曳着，颜色惨白瘆人；当她用手指把裙子轻轻从衣架上提起来时，不禁一阵恶心，毛骨悚然，好像摸到了什么腐烂的东西：现在她又得钻回这已经死去的霍夫莱纳的躯壳里去！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她匆匆脱掉晚礼服，它像绢纸般轻巧地从她的腰间滑落下去，然后，她一件一件地把其他衣物摆到一边，这里有换洗内衣、卫生衫、珍珠项链等十几件、二十件她新近得到的绝美之物。只有姨妈讲明送她的那件留下了，连同自己的东西只有一小包，轻轻易易地就塞进了寒酸的小藤箱，很快行装就整理完毕。
完事了！她再次环顾四周。床上杂乱地堆放着晚礼服、舞鞋、腰带、粉红衬衣、卫生衫、手套，东一样西一件，好像火药刚把封·博伦小姐这个机关布景的舞台怪物炸得七零八落似的。克丽丝蒂娜恐怖得浑身打颤，怔怔地看着这个幻影留下的残余之物，而这个幻影刚才还是她自己！然后她再回头看看是否还忘了什么属于她的东西。但是，再没有什么是她的了：别人将在这张床上睡觉，别人将在这里饱览窗外的瑰丽景色，别人将在这面穿衣镜前梳妆，而永远不会是她了，永远不会是了！这不是告别，这是生离死别啊！
当她手里提着陈旧的小箱子走出房门时，走廊里还是空空的，她习惯性地先向楼梯走去。但是，穿上了这套寒伧的衣服，她，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感到似乎再没有资格走这铺着地毯、梯级镶着黄铜边、专供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走的楼梯了：于是她怯生生地选择了厕所旁边供仆人用的铁转梯走下楼去。楼下，门厅尚蒙在一片灰色中，然而已经打扫好一半，正在打瞌睡的夜班门房，这时警觉地睁大了惺忪的睡眼。哟，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衣着平庸，或者不如说有些衣衫褴褛的少女，手里提着一只破旧的箱子，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蹑手蹑脚向大门溜去，也不同他打个招呼。喂！他急忙一个箭步跳到她的前头，用肩膀示威地挡住了旋转门。
“请问您上哪儿去？”
“我乘七点钟的火车离开这里。”门房不禁大吃一惊：他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位旅游客人，特别是一位小姐，打算自己亲手把箱子搬运到火车站去啊。于是他立刻起了疑心，问道：“我可以……我可以问问您的房号吗？”
这时克丽丝蒂娜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门房把她当成一个夜里悄悄溜进来的小偷了——归根结底，他并没有错，她究竟是什么人呢？但这一怀疑倒也没有使她气愤，相反，却使她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自嘲：哼，这真叫喝凉水塞牙缝，墙倒众人推了！行，你们只管来好了，爱打爱踹都可以——越凶越痛快！于是她十分安详地回答道：“我住的是二八六号房间，费用由我姨爹安东尼·凡·博伦开支，他住二八一号。我的名字叫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
“请稍等一会儿。”夜班门房让开路，但两眼仍紧紧盯住这个可疑的女人（她能觉出那怀疑的目光），生怕她在他查对时溜之大吉。在登记册中查对过以后，门房腔调突然改变，忙不迭地向她一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噢，尊贵的小姐，懊，请您原谅，值白班的门房已经得到您动身的通知了……我刚才只是觉得……只是想着……怎么时间这样早……再就是……小姐怎么会……您完全用不着自己提箱子呀，只要在火车开车前二十分钟让小汽车送去不就行了吗。请小姐现在到餐室去用早点吧，尊贵的小姐，您还有足够的时间进餐的。”
“不必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再见吧！”她说完就走了出去，再没有看这个惊奇得瞪圆了眼睛、然后摇着头走回自己小桌旁去的男人一眼。
我什么都不要了，这话她觉得说得很痛快，什么都不要，谁的也不要。她一手提箱子，一手拿雨伞，眼睛直勾勾地瞧着路面，向火车站走去。此时群山已清晰可见，云团在不安地翻滚着，眼看蔚蓝的天空，恩加丁那仙境似的、谁见谁爱的碧蓝天空就要破云而出，可是，克丽丝蒂娜现在只是病态地弓着腰，直愣愣地瞅着地面：她什么都不想再看，什么施舍也不想再要，谁给的都不要，就连上帝赐与的也不想要了。什么都不要再看上一眼，免得又想起：从此这些山峦就永远属于别人了，游戏场和那里的游乐是为别人而设，大宾馆和那里明亮的房间是为他人而开，隆隆的雪崩和喧闹的森林是为他人而存在，其中再没有哪一样是属于她的了，永远没有了，永远没有了！她扭过头去，把目光避开了网球场，她知道，另外一些皮肤晒得黝黑、身穿雪白耀眼的运动服、嘴角叼着香烟的人今天将在这几块场地上得意地舒展他们那轻巧灵便的肢体；她的目光避开那些现在还关着门、里面装着千百件贵重物品的商店（这些东西全是别人的，全都是别人的了！），避开那些宾馆、商场和糖果点心店，缩在自己那件不值钱的雨衣里，打着她那把旧伞一直向火车站走去。走吧，走吧，什么也不要再看，把这里的一切全忘光吧。
到了车站，她悄然躲进三等车候车室；在这永远是第三等人呆的地方，全世界都一样，在这些硬邦邦的冷板凳上，在这冷漠凄清的气氛中，她已经感觉有一半是家了。直到列车开进站台，她才匆匆走出候车室：不要让任何人看见她、认出她。偏偏在这时，——大概是幻觉吧？——她忽然听到有人呼喊她：霍夫莱纳！霍夫莱纳！有人在这里大声喊叫她的名字（太离奇了！），呼叫这个可恶的名字，声音从车头一直传到车尾，她浑身发抖，难道临走了还要再嘲弄她一番？然而，那喊声却一再响起，清晰异常，她探头往窗外一看：啊，原来是门房站在那里，手里不住地摇晃一份电报。他说，实在要请小姐多多原谅，电报昨晚就到了，但值夜班的门房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他自己呢，是刚刚才听说小姐已经走了的。克丽丝蒂娜撕开电报。“病情突然恶化，速归，富克斯塔勒。”列车徐徐开动……完了，一切都完了。
任何一种物质，其内部都有承受外来压力的某种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再加压、加热就不起作用了：水有沸点，金属有熔点，构成人的心灵的要素，同样逃不出这条颠扑不破的法则。喜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增加就感觉不出来，同样，痛苦、绝望、沮丧、嫌恶、恐惧，也莫不如此。心灵之杯一旦齐边盛满水，它就不可能再从外界吸收一点一滴了。
因此，克丽丝蒂娜接到这封电报并不感到任何新的痛苦。虽然她的意识在清楚地告诉她：现在我一定会大惊失色，会担心，会害怕，但清醒的大脑发出的指令却指挥不动感情：它对这个信息漠然置之，不予理睬。这好比医生用一根灼热的针扎进一条坏死的腿：病人眼睁睁看着这根针，他清楚地知道这针是尖的，烧红了的，针一扎进肉里马上会引起剧痛，疼得难以忍受，于是他绷紧全身肌肉，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准备顶住这突然爆发的痛苦的折磨。可是，现在火红的针扎进去了，而肌肉却已经坏死，神经也就没有任何反应，于是这个麻痹症患者惊恐地发现他下半身有一处完全失去了知觉，就是说，他在自己活着的躯体上竟随身带着一块死亡！在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份电报时，克丽丝蒂娜对于自己的麻木不仁状态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惊恐。母亲病了，而且肯定是病入膏肓了，否则这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的人怎么会肯破费这么多去拍电报呢。她也许已经死了，甚至十有八九是死了。可是，在想到这点时，克丽丝蒂娜竟连一个手指都不发抖（曾几何时，她就变成这样，要是昨天，这个念头是会使她痛不欲生的啊！），主管把泪水压到眼皮间来的那一块肌腱也无法起动。全身都僵化了，而且这种僵死状态从她身上传播开去，感染了她周围的一切。火车在奔驰，车轮在她脚下有节奏地隆隆响着，而她却毫无所觉；对面硬座椅上坐着几个脸色红润的男子，一边吃着香肠一边有说有笑；车窗外面不断掠过突兀峥嵘的岩石，间以鲜花处处的小丘，而山麓沐浴在一片乳脂般白皙的雾霭之中——所有这些如画的美景，她上次路过时觉得像最生动的电影般使她耳目一新、热血激荡的画卷，此时在她那僵滞的眼前全都变成了一堆僵死的乱石。直到列车抵达边境，海关人员查看护照的盘问声惊醒了她，她的身体才又有了一点点感觉：想喝点热的。要很热很热，以便稍稍溶解一下这可怕的僵死的状态，疏通一下那壅塞的、好像已经肿起来的喉咙，以便舒舒坦坦地吸点新鲜空气，把郁积在心里的闷气呼出来。
在站上，她下车来到小吃部，喝了一杯甜酒泡热茶。这饮料大大刺激了血液流通，甚至使大脑中已经僵死的细胞恢复了生机：她又能思考了。接着，她突然想起必须拍个电报告诉家里她已动身回来了。车站门卫对她说，向右拐弯就是邮电局。对，对，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她恍惚间似乎又听见宾馆门房先前对她说的话。
在邮电局里，克丽丝蒂娜寻找电报窗口。她看见了：玻璃板还没有拉开，她敲了敲，里面响起懒洋洋地脚步声，一个人影没好气地、慢吞吞地走过来，玻璃板格格响着升起来了。“您要什么？”问话的女人戴着眼镜，没有血色的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气。克丽丝蒂娜见到这副模样吓了一大跳，一时间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她感到似乎这个架着钢边眼镜、耷拉眼皮、一脸皱纹、枯瘦干瘪的小老太婆——这时她用她那蜡黄的手指拈了一张表格递出来——正是她自己十年、二十年后的形象，这是一面照妖镜，一下子照出了她这个女邮务助理鬼怪般的原形；她的手颤抖得几乎无法写字。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将来的模样啰！她一面想着，一阵阵感到毛骨悚然，一面斜眼偷看那个骨瘦如柴的陌生女人，现在她手里捏着铅笔，弯着腰耐心地趴在桌上等着——哦，这个姿势她太熟悉了，这百无聊赖的几分钟她太清楚了，你就是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耗损下去，到头来自是两鬓斑白，一事无成，凄清孤寂，灯油耗尽，最后变成这副鬼样子。克丽丝蒂娜双膝颤抖着，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了火车上。大颗大颗的冷汗珠从她额角沁出，好像一个在梦中发现自已被装殓入棺而大声惊呼醒过来的人那样。
在圣珀尔滕①，由于夜间旅行一分钟不曾合眼，克丽丝蒂娜觉得疲惫异常。当她拖着疼痛的四肢刚走下火车时，一个人早横穿过下车的人流，急急忙忙向她迎来：是教员富克斯塔勒，看来他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一夜。克丽丝蒂娜头一眼就什么都明白了——他穿着黑上衣，系着黑领带。当她把手伸给他时，他满怀同情地握住它，眼镜后面那双眼睛哀伤地、无可奈何地看着她。克丽丝蒂娜什么也不再问，他这副窘迫的神态已经说明了一切。奇怪的是她并不感到震惊，既没有痛苦，又不觉悲伤，也不感到意外，母亲死了，死了也许倒好。
①圣珀尔滕，在克雷姆斯南约二十公里。
在去克莱因赖芙林的慢车上，富克斯塔勒啰啰唆唆地叙述母亲临终前的那几天的情景，但讲得很有分寸，以免引起克丽丝蒂娜伤心。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几乎同灰蒙蒙的早晨一样灰白，没有刮过的脸上尽是胡子茬儿，满是尘土的衣服皱巴巴的。他说，他每天专门去看她母亲三四趟，并且夜里守候在老人身旁。好心肠的人啊，她不禁暗想。唉，他怎么老是说不完呢，快停住吧，让她安静一会儿，别再尽让她看他那补得很糟的一嘴黄牙，别再老用那充满伤感情调的声音无休无止地冲着她说话了吧；对这个以前她曾经有过好感的人，她现在突然感到一阵肉体的嫌恶，她为这种嫌恶感到羞耻，然而却无法将它压抑下去，这一反感使得她嘴唇发苦，像尝到苦胆一样。
她不想作比较，然而心里却禁不住把他同那边那些男人相比，那是些身材修长、皮肤棕红、身体健康、举止灵活、有着保养得很好的双手、穿着很合身的服装的绅士，而他呢，她怀着一种鄙夷、不屑一顾而又好奇的心理细细打量他这身丧服上面十分可笑的细部：那显而易见是翻改的黑上衣，胳膊肘已经磨得油亮，质量低劣的衬衫已经穿得很脏，而黑领带是买的现成货①。她蓦地觉得这个穿黑衣服的瘦小男人全身散发出令人不堪忍受的小市民气，滑稽可笑得无以复加。这个乡镇小学教师，长着两只毫无血色的扇风耳，头发稀稀拉拉，头缝歪歪斜斜，钢架眼镜遮不住苍白发青的眼窝和发红的眼圈，皱巴巴的发黄的假领之上，晃动着一张羊皮纸般蜡黄的尖嘴猴腮脸。可恰恰就是这个人，原来还想要……他还希望……决不可能，她想到，决不可能！怎么能让他挨着自己，怎么能投入这样一个人的怀抱！这个今天还穿着教师服装、明天就可能是神甫的人，怎么能让他对自己表示那小里小气、极不体面、战战兢兢的温存爱抚呢！绝对不可能！只要一想到这个，一阵恶心就刷地冲上她的喉头，使她觉得马上就要呕吐。
①一种质量低劣、打好了领结出售的领带。
“您怎么啦？”富克斯塔勒中断了他的叙述，露出焦虑的神色，他注意到她突然间全身一阵寒战。
“没什么……没什么……我只觉得，我大概是太累了。我现在不能说话，也什么都听不进去”
克丽丝蒂娜靠着椅背，闭上眼睛。一旦她看不见他，不必再听他那软绵绵的安慰话——正是这软弱、低三下四的声音叫她受不了，她立刻觉得舒服些了。唉，真是可耻啊，她想道，他对我这样好，为我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可是我却见不得他，受不了他，讨厌他！唉，我永远见不得这个人，永远见不得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永远。永远不能！
神父在敞开的墓穴边上迅速地念着祷文，因为密密麻麻的雨点掉了下来，顷刻间便大雨如注了。掘墓民夫手拿铁铲，着急地在泥泞中使劲跺脚，甩掉脚上大块沉重的泥巴。雨越下越大，神父越念越快。终于，一切都结束了，给老太太送葬的十四个人，几乎是一声不吭地小跑着回到镇上。克丽丝蒂娜蓦然觉得自己十分可怕，因为在整个葬礼仪式进行过程中她竟没有丝毫悲恸，却自始至终总也排解不开地想着一些令人恶心的琐事：她想着自己连双套靴也没有，去年她曾想买一双，但母亲说不必了，她把她的借给她穿。她又想着富克斯塔勒那翻立起来的大衣领子，里层的边已经发毛、磨破。一会儿又想到她的姐夫弗兰茨现在成了个胖子，走快了活像个哮喘病人，一边哼哼一边呼哧呼哧喘气。又想到她嫂子的雨伞是破的，得送去重新蒙布了。转念又想到，杂货店女老板根本没有送花圈，而只是从前院摘几朵快要凋谢的花，拿根铁丝随便一缠就送了过来。忽而又想到面包师黑尔德利奇卡在她外出的这段时间请人另做了一块新招牌，等等——全是狭隘小天地中的一些讨厌、琐屑、恶心的事，现在她又被人推回到这个天地中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犹如一根根铁钩刺进她的心房，它们引起的疼痛压倒了一切，以致她感觉不到那本来应当有的内心的苦痛了。
送葬的来宾在她的住所门前向主人告辞，然后就带着满身泥泞、打着硕大的雨伞径自回家了。只有姐姐、姐夫、哥哥的遗孀和她改嫁的那个木匠，踩着咯吱作响的楼梯来到楼上她房里。这里只有四个坐处，而他们一共五个人，于是克丽丝蒂娜就站着。这间屋子又狭小又阴暗，使人心情郁闷，感到窒息。挂起来的湿漉漉的大衣和滴答着水的雨伞，散发出一股潮湿的霉味，雨点不住地敲打着窗子，死者睡过的床空荡荡、灰蒙蒙地立在半明半暗的墙角里。
谁都不说话，克丽丝蒂娜难堪地出来打破僵局：“你们要喝杯咖啡吧？”
“好的，克丽丝特，”姐夫说，“现在喝点热的暖和暖和倒是挺好的，不过你得快点，我们呆不长，五点钟火车就开呢。”他叼起一支弗吉尼亚雪茄，舒了一口气。这是个脾气温和、非常达观的人，在政府里当职员。远在战时，当他还是辎重队上士时，就过早地长起一个小小的将军肚，和平时期长得更快，现在，他除了光穿着衬衫呆在家里以外，到哪儿都觉得不自在了；在葬仪进行时，他费了好大劲才做出一副哭丧着脸的样子规规矩矩站了半天，现在他解开了黑色丧服的几个扣子——穿着这件衣服他像是乔装打扮起来的样子——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背上说：“我们没带孩子来可是太明智啦，内莉原先主张带他们来，说一定要让孩子们参加姥姥的葬礼，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我立刻就说，这种伤心事还是别让孩子们看见算了，他们还一点不懂呢。再说，破费也太大，太贵了，来回车费就是一大叠钞票出去了，又是在这种年月……”
克丽丝蒂娜咬紧牙关拼命磨着咖啡豆。她回到家不过才五个小时，已经听见十次“太贵了”这个该死的、可恶的字眼。富克斯塔勒说，到圣珀尔滕去请主治医生太贵了，而且他就是来了也无能为力。嫂子说，墓碑十字架不能订购石头刻制的，又是“太贵了”。姐姐谈到临终弥撒，现在姐夫提到乘车，也都是同一个腔调。这句话不停地从每个人唇边流出，就像外面雨不住地从屋檐滴落下来一样，把一切欢乐都冲走了。从现在起，每天都要这样滴滴答答下去：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克丽丝蒂娜瑟瑟颤抖着，狠命地使劲磨着，想把自己的一腔怒气发泄到嚓嚓响的磨盘上去：走吧，走吧，我什么也不要再听，什么也不要再看！当她一边磨咖啡一边这样想时，其他人静静地围坐在桌旁等着喝咖啡，过了一会，就试着通过聊天来打破沉默。哥哥死后嫂子改嫁的那个小个子男人，一个从法沃里滕来的木匠，瑟缩着坐在这几个“半拉”亲戚中间，他根本不认识老太太；这场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当，几个人吃力地问一句答一句，时不时出现冷场，似乎有块大石头挡在路上。终于还是咖啡打破了这令人难堪的僵局，克丽丝蒂娜摆上四只碗——她只有这么多了，然后又回到窗子旁边去。他们四个人那尴尬的沉默压得她透不过气来，这是一种奇怪的、有话硬憋住不讲的沉默，它十分蹩脚地掩盖着众人的同一个思想。她知道马上就要发生什么事，她的神经末梢已经预感到了。在外面穿堂里，她刚才已经看见每个人都带来两只空口袋放在那里，她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说什么了，一阵恶心堵住了她的喉咙。
最后还是姐夫和声细气地开腔了：“这雨下的真够憋气的！我们这个内莉就爱忘事，连把伞都没带。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克丽丝特，我看你干脆把妈的那把给她拿走得了！要不就是，莫非你自己还用得着这把伞？”“不，不用。”克丽丝蒂娜站在窗前颤抖着回答。现在开始了，好戏就要开场了；可是快些啊，越快越好！
“不光是这个，”好像约好了一样，姐姐开口了，“我看最省事的办法，是不是我们现在干脆把她的东西分了，你们说呢？谁知道我们四个要哪天才又能聚齐呢？弗兰茨上班，公事忙极了，您呢，”（她转向木匠）“肯定也是很忙的。要专为这事再到这里来一趟可没有这个必要，何况又得再花钱。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现在就分吧，你同意吗，克丽丝特？”
“当然同意。”她的声音突然变粗了。“我只有一个请求：光你们几个把东西分了吧！你们两家都有孩子，妈的东西对你们更有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一件也不要；你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全分了吧。”
她打开柜子，拿出一些旧衣服和其他物品，把它们放在死者的床上——这狭窄的顶楼上没有别处可放了。（昨天这床铺还是热的啊！）一共没有几样东西：两三件贴身衣服、一件旧狐皮袍子、一件打补丁的外衣、一件格子呢斗篷、一根象牙柄手杖、一根威尼斯产玉石胸针，再就是母亲的结婚戒指、带表链的小银怀表、念珠和玛丽亚策尔①出的搪瓷胸章，还有几双长袜、皮鞋、毡拖鞋、内衣内裤、一把旧扇子、一顶皱巴巴的宽檐帽和那本破旧不堪的祈祷书。家里那一点点出入当铺的破烂，她样样都抖搂出来，一样也没落下，老太太原本也没有几样东西呀。拿完了东西，她便马上又回到窗子旁边，呆呆地看着窗外哗哗下个不住的倾盆大雨。在她身后，两个女人已经低声谈起来，掂量着、比较着每件物品，商量着分配办法。姐姐分得的东西，一律放在死者床上的右边，分给嫂子的则放左边，中间横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
①玛丽亚策尔，奥地利疗养小城，同时是中欧最有名的基督教朝圣地。
克丽丝蒂娜站在旁边，感到呼吸非常困难。不管她们说话声音怎样低，她也清清楚楚地听见他们在一边掂分量一边讨价还价，虽然是背向着死者的床，她还是看见了他们那贪婪的手指，这时，她一方面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也禁不住起了怜悯之心：“他们多穷呀，穷得多么可怜啊，可他们自己却一点不觉得。他们在分一堆破烂，这些东西人家连脚都不愿碰一下；这些旧的法兰绒布头，这几双穿破的鞋，这些让人笑掉大牙的破布在他们眼里竟然还是宝贝！他们哪里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好东西，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可是，也许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穷更好一些吧？穷得多么讨厌，多么恶心，多么可怜呵！”
姐夫走到她身边来了：“我说，克丽丝特，天地良心，这可不行，你怎么可以一点不要呢。就算是作为对母亲的怀念，你也得随便拿点什么呀——比方说怀表，要不，至少也拿上这条表链。”
“不，不，”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什么也不要，我什么也不拿。你们有孩子，要这些才有点意思。我一样也不需要——不管是什么我都不再需要了。”
当她回转身时，一切都结束了。嫂子和姐姐每人都已把分得的东西包好，并塞进了她们带来的口袋——现在死者才算最后埋葬完毕了。这四个人现在闲站着，神色尴尬，又有点难为情；他们庆幸这样迅速、顺利地办完了这桩棘手的事情，可是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怎么舒坦。现在距离开车还有一点时间，总得说上几句振作精神的好听话，以便冲淡一下刚才讨价还价在心中留下的印象，要不至少也得谈几句亲戚间的家常吧。终于还是姐夫想起点什么来，他问克丽丝蒂娜：“哟，你还什么都没有给我们讲呢，你在瑞士那边山里过得怎么样啊？”
“很愉快。”她竭力控制住自己，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这我相信，”姐夫叹口气说，“我们这些人也是很想去那里玩玩的啊，唔，不管去哪儿，能去旅游就好！可是，带着老婆，再拖上两个孩子，这可太贵了，而且又是去这么个富贵的地方。那儿你们住的旅馆一天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克丽丝蒂娜使出最后一点气力才吐出这几个字。她觉得自己的神经马上就要崩溃了。他们怎么还不走呀，怎么老呆着不走呀！幸而这时弗兰茨看表了。“喂，我说，快走吧，我们得上火车站了。哦，克丽丝特，不必来多余的客套，你用不着送我们了，天气这么糟糕。你留下得了，要走，不如干脆哪天到维也纳来玩一趟！现在母亲死了，我们几个可得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啊！”
“对，对。”克丽丝蒂娜冷冷地、不耐烦地说，她只把他们送到屋门口。木板楼梯在沉重的脚步下嘎吱嘎吱响着，每人都扛走或提走了一点什么。终于，他们全走了。四个人刚刚一离开，克丽丝蒂娜就哐啷一声猛地推开了窗子。屋里的气味简直快把她憋死了，这是一股由滞留在空气中的烟味、质量低劣的吃食、潮湿的衣物混合而成的怪味，是老太太成天在这里惊恐、忧虑、叹息留下的气味，是可怕的贫穷的气味。不得不在这里生活真是太可怕了，而且，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谁在这儿受罪呢？天天呼吸着这污浊的空气，同时又明明知道在这个斗室之外的某个地方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明明知道自己还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会在这浑浊的空气中像中毒一样闷死，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全身的神经在剧烈地颤抖。她猛地和衣扑到床上，咬紧牙关，把脸埋进枕头里，在这满腹怨恨、一筹莫展的境地中几乎快要嚎啕大哭起来。因为这时她突然心中充满了仇恨，恨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恨自己也恨别人，恨富有也恨贫穷，恨这整个如牛负重、不堪忍受和无法理解的人生。
“哼，这娘儿们，真是太横了。”小商贩米夏埃尔·波因特纳出去后使劲把门狠狠撞上，发出震耳的声响，“这个混账娘儿们真气死人了，简直是个丧门星。”
“算了算了，何必动那么大的气呢，你又犯毛病了，”等在邮局门外的面包师黑尔德利奇卡咧嘴笑着劝他。“难道谁咬了你一口不成？”
“没咬也差不多了。有这么蛮不讲理的臭娘儿们，真是独一份儿。每回都变着法儿治你。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横不是，坚不是，什么她都看不顺眼，就是一个劲儿跟你过不去，处处拿人撒气。前天我寄那包蜡烛用复写笔没用钢笔填包裹单，她发了一通火，今天又数落我，说什么她可没法接那种包装得一塌糊涂的包裹，说什么她要对邮件负责。哼，负责，我要她负个屁责，她这只笨鹅还在粪堆里找食吃那会儿，我就像这样寄走过一千个包裹了！哼，这娘儿们说话那口气，跟个大官儿似的，满嘴尽是文绉绉的词儿，那样子就是告诉你：你们这号人老娘瞅着连狗屎都不如。妈的，真不把人当人看，现在我可受够了，再不让她瞎摆弄了。”
13
变形的陶醉--
胖子黑尔德利奇卡眼里露出满意的、幸灾乐祸的神情，哈哈笑着说：“好了好了，没准儿她恰恰是看中了你这个帅小伙儿，和你逗着玩呢。这些个由着性子来的妞儿谁都摸不透。真没准儿她是看上了你，才故意找茬儿跟你打趣使性子呢。”
“别尽损人了，”小商贩嘟囔道，“她可不是只找我一个人的麻烦。就在昨天，那边那个工厂的管理员还告诉我，他只说了一句小小的玩笑话，就被她恶狠狠地训了一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这是在上班！’那口气好像人家是替她擦皮鞋的！我看这娘儿们是中了邪了。不过你放心，我有办法给她驱邪的！等着瞧吧，过不了多久她就得换一副腔调跟我说话，要不我就给她点厉害尝尝，就是让我步行从这儿走到维也纳邮政管理局去，我也要跟她较量较量。”
老实巴交的波因特纳说得对，女邮务助理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确实变了。两周以来，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起初谁也不说什么——上帝啊，这个好姑娘的妈刚死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人们以为是母亲的去世使她过于悲痛了。神甫来过家里两次安慰她，富克斯塔勒每天都问她是否需要帮助，隔壁女人表示愿意每晚过来坐坐，免得她感觉孤单，开“金牛”客栈的那个女人甚至主动提出请她住到她那边去，她可以提供她一个房间，还兼管膳食，省得她一个人还要操持家务受累。可是，对这些友好的表示她连句像样的答话都没有，所以每个人也都立刻觉察出她是拒人于大门之外。女邮务助理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的确变了，她不再像以往那样每周去歌咏队，说是嗓子哑，她三个星期不去教堂，而且连一次也没有请人为母亲祷告。富克斯塔勒想念几段书给她听，她说头疼；而当人家提出陪她去散散步时，她又说很疲倦。她谁也不去找。到商店去买东西时，总是急急忙忙像怕误了火车似的，同谁都不说一句话；上班时，往常众人都知道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而现在却老是一脸怨气，对人不耐烦、要态度。
她自己也知道她变了，似乎有谁在她熟睡时悄悄把一种苦而辣的药水滴进了她的眼睛，于是她现在睁眼看世界也充满了痛苦和邪恶；自从她以恶狠狠的敌视眼光看一切，一切就都是丑恶、狠毒、满怀敌意的了。她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在一肚子气恼中开始的。早上一觉醒来，睁眼就看见顶楼那歪歪斜斜、被熏得黑漆漆的屋梁。这间斗室里所有的东西，旧床、粗劣的被子、荆条椅、盥洗台、上面那只有裂缝的水罐、一碰就破的糊墙纸、吱吱乱响的地板，所有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憎恶，她恨不得紧闭双眼，重新回到睡梦里的黑暗中去。但是闹钟不允许她这样做，嘟嘟声猛烈地冲击着她的耳鼓。她气呼呼地起床，气呼呼地穿上衣服：穿上那陈旧的内衣和讨厌的黑色连衣裙。她发觉袖子底下有一处破了，可她并不动气。她不去取针线来缝补，补它干吗，补上给谁看呢？对于这儿的这些乡巴佬，怎么说自己也是穿得够好的了。快，快离开这间可恶的小阁楼，上班去吧。
可是上班也和以前不同了。以往那间冷漠、安静、时光在那里像老牛破车一般缓缓流逝的邮务室，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每当她用钥匙打开门，走进那似乎在虎视眈眈等着吞噬她的可怕的死寂的房间时，她总是不得不联想到一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那影片名叫《无期徒刑》，其中两个横眉立目的大胡子警察和一个狱卒把囚犯——一个孱弱的、吓得浑身发抖的男孩——带进了空空荡荡、阴森可怖的铁窗牢房。当看到这里时，她同所有观众一样感到不寒而栗。现在她又一次感到这种恐怖，她自己不正好又是狱卒又是囚犯吗！于是她每一次发现这里也有铁窗栅栏，第一次感到公务房那光溜溜的粉刷白墙同牢房没有两样。这里的一切物件都获得了新的含义：她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坐过的椅子，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堆放文书的墨渍斑斑的桌子，一遍又一遍地看每天上班前掀起的那块玻璃。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她第一次发现，那钟原来并没有往前走，而是不断转圈子，从十二点走到一点，从一点走到两点，一直走下去，又走到十二点，然后再从一点到两点，继续走下去又回到十二点，永远是一条路线，永远不会多迈出一步，为公务不断重新上紧发条，永远得不到自由，永远被囚禁在这个四四方方的棕色外壳中。当克丽丝蒂娜早晨八点钟在这里坐下来时，她已是感觉很疲乏了——她疲倦，并不是做完了什么事，办成了什么事，有什么辛劳，而是对即将来临的一切事先预感到疲倦：那些永无变化的同样的脸孔、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钞票。开始上班后一刻钟，那个头发虽已灰白、然而老是乐呵呵的信差安德列亚斯·辛特费尔纳准把信件拿来给她分拣。以前，她总是机械地完成这件工作，现在呢，她往往要盯着信件和风景片看上一阵子，特别是寄往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府邸的。这位伯爵夫人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许配给一位意大利男爵，另外两位伯爵小姐尚未婚配，经常在国外旅游。最新的明信片寄自索伦托，蓝色的海，飞龙似的港湾深深插入陆地，明信片落款处写着通讯地址：罗马饭店。克丽丝蒂娜立即设想罗马饭店是什么样子，并在明信片上寻找。伯爵小姐在她住的房间处划了一个标记，那饭店坐落在一片园林中，宽敞的阳台闪耀着白光，掩映在周围葱绿的橙树丛中。她情不自禁地想，到晚上，从蔚蓝的大海吹起凉爽的风，夹杂着海滨岩石上白天太阳晒过的暖气，那时在海边漫步，会是什么滋味，在海边双双……
但是信件必须马上分拣，于是她不断地分呀，分呀。嗯，一封巴黎来信，一看就知道这是某某的女儿写来的，这位千金在群众中已是声名狼藉了。她曾同一个做煤油生意的犹太富商有过暧昧关系，后来在什么地方当了舞女，也许比舞女还要糟糕，现在据说又和另一个男人勾搭上了；的确，信是从莫里斯饭店寄出的，用的是非常高级的信纸，克丽丝蒂娜生气地把这封信扔在一边，下面该发印刷品了，给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的几本杂志她留下来。这是《女士》、《摩登世界》等几种图片丰富的时装杂志——下午送邮件时再给伯爵夫人送去也不迟。等到办公室里静下来，她就从封套中取出这几本杂志来翻看。她仔细观看各式服装、电影演员和贵族男女的照片、修葺一新的英国贵族的乡间别墅、著名艺术家的各色各样的小轿车。看着这些图片，她似乎感到一阵浓郁的香水味直钻鼻孔，她想起了那里所有的人，她兴冲冲地细看那些身穿晚礼服的女人，又几乎是满怀激情看那些男人，看他们一张张线条细腻、雍容华贵、焕发着智慧光彩的脸庞，看着看着她的手指禁不住颤抖起来；她把杂志搁到一旁去，但一会儿就又拿起来翻，就这样放下了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面对着这个她既感遥远又觉亲近的世界，好奇和仇恨、高兴和妒忌的感情揉合、混杂在一起，时而这种感情占上风，时而那种感情居首位。
在这种情况下，每当在这些诱人的图画当中极不协调地突然插进来一个长着一对睡眼惺忪的牛眼、嘴里衔着烟斗、脚上穿着笨重的粗鞋的农民来到桌前，粗声粗气地要买几张邮票时，她总是吓一大跳，然后完全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骂上一句难听话。“你没长眼睛，看不见这儿写着不许抽烟吗？”她劈头盖脑冲着那张善良的、不知所措的脸大声呵斥，要不就说一句别的不友好的话。她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像一种强迫性反应。在个别人身上出气，发泄的却是她对整个可恨的、卑鄙的世界的怒气。因此，事后她每每感到羞愧。唉，她想，他们是无辜的，这些可怜人！他们这样丑，这样粗，他们干的活使他们这样脏，他们陷在小村子的泥沼里也只能被淹死，对这些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自己不也没有什么不同，不也完全是这样吗？想虽然这样想，但她的怒气同绝望是那样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以致往往一遇合适的机会就无意间发起脾气来。按能量不灭这一永恒的定律，她必须把怒气在自己身上形成的重压传导到别的物体上去，而只有凭借这仅有的一点点权力，来自这张可怜的小小的办公桌的一点点权力，她才有可能将这压力施加于外界，于是怒火便发泄到了无辜的普通人身上。在高山上那另一个世界里，她从自己成了人们巴结、追逐的对象这一事实，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这儿呢，如果她不发脾气，不充分行使当一名政府小职员所享有的这一丁点儿权力，她又怎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呢？对这些憨厚无知的人逞威使性，她知道，这是可悲、可鄙、低能的，然而发发脾气，总可以使她满腔的怒火稍稍平息一阵吧。这怒气深深郁积在她胸中，要是没有机会宣泄在人身上，它也会冲着不会说话的东西发作的。线一下子穿不进针眼，她就扯断它，抽屉一时关不上，她就攥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将它猛砸进去，邮政管理局发来的指示有错，她不是客气地致函询问原因，而是怒气冲冲地写信质问，电话一时没有接通，她就威胁她的女同事接线员，说马上要去反映。这些都是可鄙的，她十分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惊骇地看到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但是她别无办法，无论如何她得把胸中的积恨宣泄出来，否则就会被这种情绪憋死。
下班了，她立刻逃回自己的房间。从前，母亲睡下后她常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或者同杂货店女人聊聊天，要不就是同邻居太太的孩子们玩玩，现在呢，她把自己锁在屋里，这样就把她对周围世界的敌对情绪关在四壁之内，以免像条恶狗那样逢人便咬。她见不得这条街，见不得街上这些永无变化的房子、门牌和面孔。在她眼里，那些穿着又宽又大的粗布裙子、盘着油乎乎的高高的头发、戴着俗不可耐的又粗又蠢的戒指的女人十分可笑，膀大腰圆、走到哪里都喘着粗气的男人们令人掩鼻，最恶心的是那些头上抹得油光光的、打肿脸充胖子模仿城里人的小青年，令人掩鼻的还有那个散发着熏人的啤酒味、低劣的烟叶味的小酒店，在那里，那个红脸蛋、胖乎乎、一脸傻气的少女听任助理林务官和宪兵队长对她大讲肉麻的笑话、大做下流的动作。一想到这些，她便宁愿把自己留在屋里，然而也不开灯，以免看见周围这些可憎的东西。她闷声不响地静坐沉思，每天如此。现在她的记忆力竟好得惊人，什么都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原先在狂热忙乱中一点不曾注意到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数不清的细枝末节，现在全都清晰无比，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她记起了每一句话、每一瞥目光；她吃过的每道菜，那鲜美的滋味又神奇地回到舌边，那葡萄酒和甜烧酒的芳香仍然余味无穷。她回味着轻盈的丝绸衣裙贴在肩上、雪白柔软的床单铺在身下的感觉。她一时间记起了许许多多事情：那个小个子英国人曾在过道里紧紧尾随她，好几个夜晚走到她房门口便停步不前；曼海姆姑娘多次温柔地抚摩她的臂膀，此刻她又突然像触电似地感到被她摸过的皮肤火辣辣的，这时候她才想起曾经听人说女人也会爱上女人的话。她逐一追忆在那个地方度过的每一秒钟、每一小时、每一天，这才发现，那段时间还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没有利用起来啊！所以她现在每天晚上默默地静坐着，追忆那些梦幻般的日子，细细回想自己当时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同时她心里知道，那个自己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她不想承认这一点，却又非承认不可。如果有人敲门——富克斯塔勒多次想来安慰她，她就一动不动，屏气凝神，及至听到脚步声沿咯吱咯吱响的楼梯逐渐远去，才舒一口气。沉浸在回忆的美梦中是她现在惟一的寄托，她不愿意让人搅扰它。只是当她久久沉湎在回忆中感着疲乏时，才到床上躺下来，而每次一躺下，那已经被娇惯过的皮肉一接触到又凉又潮的床铺，她总会猛然一惊，缩作一团。她冷得浑身哆嗦，不得不把衣服和大衣全加在被子上。很晚很晚她才能入睡，可是睡的又很不踏实，尽做离奇古怪的噩梦，常常把她吓醒跳起来：她梦见自己坐在
14
变形的陶醉--
星期日上午也同这迷惘惶乱的不眠之夜一样漫长。大部分商店都关着门，把它们那些诱人的东西隐藏在放下的窗板后面。她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下，翻着报纸消磨时间。现在她已经记不起是什么吸引她到这里来，忘记了为什么自己要跑到这个没有谁等着她、没有任何人要她的维也纳来了。忽然间她想起：应该去看看姐姐呀，还有姐夫，她不是答应过他们吗，再说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呀。最好吃完饭再去，可别去早了，让他们以为你是专为吃午饭而来的。自从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姐姐变得特别小心眼儿，只顾自己，花钱非常抠门儿，连一根骨头都舍不得扔掉。到午间还有两三个小时，她无意间信步来到维也纳故宫博物馆，发现今天参观油画展览是免费的；于是她走了进去，心不在焉地从一个展厅踱到另一个展厅，在一张蒙着丝绒的长椅上坐下（这里有不少这样的椅子），观察了一会走过自己身旁的参观者，然后又站起来继续溜达，出了博物馆又走进一个公园。时间每过去一分，她心中的孤独感也随着增长一分。当她终于在两点钟来到姐夫家门口时，已经很疲倦了，好像是踩着很深的积雪走来似的。说也凑巧，在大门口她竟碰上了他们全家：姐夫、姐姐和两个孩子，每人都穿着假日的新衣，并且真心实意地为她的到来感到高兴（这使她心里感到一阵舒坦）。“哈哈，太好了，真是意外之喜！上星期我刚跟内莉说，我们得写封信给你，干吗老不来呢，嘻嘻，真是，你怎么不早点来吃午饭呀！唔，不过，现在你就跟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们打算去雪恩布伦宫①，让孩子们看看动物，还有，你瞧，今天天气多好啊。”“好吧，我去。”克丽丝蒂娜说。是啊，知道有个去处多好！同人在一起多好！姐姐牵着两个孩子，姐夫挽着克丽丝蒂娜的胳臂，一路给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他那宽宽的、慈眉善目的脸上，一张嘴滔滔不绝地讲着，有时亲切地拍拍她的手臂。他日子过的不错，这一点你百步之外就看得出，他是心满意足的，并且这种心满意足常常天真地形于言表。他们还没有走到无轨电车站，他就已经向她透露了一桩巨大的秘密：明天他就要被他们的党②选为区长了，不过他也完全有这样的权利，刚从前线回来他就已经是小组长了嘛，如果弄得好，击败那些穿黑袍的家伙③，他还可能进入下一届市议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