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行动取决于冯·伦德施泰特，他是陆军元帅，可以直接给希特勒打电话，甚至还可能马上出动装甲部队。但是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给元首打电话，在D日全天中都没有打。即便是盟军反攻这样的重要事情，也无法使贵族出身的冯·伦德施泰特向他习惯称之为“波希米亚下士”【按照冯·布特拉尔·布兰丹弗尔斯的说法，希特勒十分清楚冯·伦德施泰特对他的轻蔑。希特勒曾经说过：“只要陆军元帅发牢骚，情况就一切正常。——原注】的人发出请求。
但是，他的军官们继续轮番不停地向最高统帅部打电话，希图改变这个决定。他们打电话给沃利蒙、冯·布特拉尔·布兰丹弗尔斯，甚至还打给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将。这是一场奇特的远距离斗争，持续了好几个钟头。齐默尔曼这样总结这件事情：“当我们提出警告，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装甲部队，诺曼底登陆就将成功并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这时我们得到的简单答复是：我们没有资格作出判断，——无论怎样讲，总登陆将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区。”【希特勒已经确信真正的反攻将在加来海峡发生，他安排汉斯·冯·萨尔穆斯的第十五集团军一直防守到7月24日。那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似乎是原先惟一认为反攻将发生在诺曼底的人。布鲁门特里特将军说：“我清楚地记得约德尔在4月的某日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上说，元首接到确切情报，在诺曼底登陆不是没有可能的。”——原注】
然而，希特勒在他那个善于逢迎的军人核心集团的保护下，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虚假的温柔乡里，在整个进攻过程中始终沉睡着。
在隆美尔位于拉罗什吉荣的司令部里，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还不知道约德尔的决定。他以为那两个装甲预备师已经接到了通知，现在已经上路了。斯派达尔还了解，第二十一装甲师正在向卡昂南部的集结地区运动，尽管大队的坦克还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入阵地，但是他们的一些侦察部队和步兵已经同敌人接火。因此司令部内充满了绝对乐观的气氛。莱奥德卡尔德·弗赖伯格回忆说：“总的感觉是盟军将在当天被赶回海里。”隆美尔的海军助手弗雷德里希·鲁奇海军中将和大家一样欢欣鼓舞。但是鲁奇注意到一件特殊的事情：房主拉罗什富科公爵及夫人，正在悄悄地摘下挂在城堡墙上的珍贵的戈布兰地毯。
第七集团军司令部似乎更有保持乐观的理由，这个集团军正在与盟军作战。参谋们以为，第三五二师似乎已经把梅尔维尔和柯莱维尔之间奥马哈地区的入侵者赶回了海里。原来是一个军官从能够望到海滩的掩体里向司令部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有关战斗进程的好消息。这个报告被认为十分重要，并被逐字记录下来。这位侦察员说：“在海边，敌人正在沿海障碍物后面寻求隐蔽。许多机动车辆停在海滩上，已经起火燃烧，其中有10辆是坦克。障碍物清除小组已经停止行动。从登陆艇上岸的行动已经停止……小艇开始后退到海里。我们的据点火力和炮兵火力相当准确，造成了敌人的大批伤亡。许多死伤者躺在海滩上……”
【这个报告是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发出的，报告由位于俯瞰奥马哈海滩梅尔维尔顶端观察暗堡的高斯上尉直接报告到第三五二师参谋长齐格尔曼中校的。根据齐格尔曼本人在战后的记述，这个报告引起了极大的鼓舞，使他认为他们所应付的只是一群“战斗力低下的敌人”。后来的报告甚至更加乐观。到了上午11时，第三五二师师长克赖斯将军已经肯定，他已清除了奥马哈海滩的全部敌军，因此把后备力量转移到英军部分，加强本师的右翼力量。——原注】
这是第七集团军接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他们士气高涨，结果当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冯·萨尔穆斯建议把他的第三四六步兵师派来增援第七集团军时，竟被高傲地拒绝了。他被告知说：“我们不需要这支部队。”
尽管大家信心十足，第七集团军参谋长彭塞尔将军仍在试图分析出整个局势的确切状况。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实际上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电话与电报线路都已被法国抵抗组织破坏，或是被空降兵和来自海上与空中的轰击所摧毁。彭塞尔报告隆美尔的司令部：“我现在进行的战斗肯定是‘征服者威廉’［即威廉一世(约1028—1087)，法国诺曼底公爵，英格兰第一位诺曼人国王］所进行过的：只能用耳朵和眼睛。”实际上彭塞尔并不知道他的通讯状况糟糕的确切程度。他以为在瑟堡半岛登陆的只是空降兵。此刻他根本不知道，海上登陆的行动已经在半岛东部的犹他海滩上展开了。彭塞尔很难确定进攻的确切地理位置，但是他敢肯定一件事：诺曼底战斗就是大反攻。他继续向隆美尔和冯·伦德施泰特司令部的上级重申这个观点，但是他始终无法赢得多数人的同意。B集团军群司令部和西线总司令部在上午的报告中说：“现在仍为时尚早，不能说明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牵制性佯攻，还是主攻行动。”将军们继续寻找，而诺曼底沿线的任何一位士兵都能说出问题严重的地区到底在哪里。
在距离索德海滩半英里的地方，陆军一等兵约瑟夫·海格吓得浑身发抖，好不容易摸到了机枪的扳机，开始继续射击。噪音震耳欲聋。这位18岁的机枪手头脑发胀，吓得要命。他战斗得很英勇，从第七一六师在索德海滩的防线被击溃后，一直掩护他所在的连队撤退。海格不知道他已经打中了多少个英国兵，他惊讶地看着这些英国兵走上海滩，又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他以前经常想像杀死敌人是怎样的情形，他还曾多次与他的朋友胡夫、萨克斯勒和“费迪”克拉格谈起。现在海格明白了，这事简单极了。胡夫太短命，没来得及发现这事有多简单：在他们撤退时他就被打死了。海格把他的尸体放在一排灌木后面，他张着嘴，前额被打飞了。海格不知道萨克斯勒在哪儿，只有“费迪”还和他在一起，他已经视力大伤，爆炸的弹片使鲜血从他脸上流下来。海格现在已经明白，他们迟早会被打死，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全连只剩下他和另外19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一个小型掩体前的壕沟里。他们遭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机枪、迫击炮和步枪的袭击。他们被包围了。要么投降要么被杀，人人都了解这一点，只有连长除外，他正在后面的掩体中用机枪射击。他不让他们进掩体。“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必须坚持!”他不停地大叫。
这是海格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已经不知道他在向谁射击。轰炸一停止，他就自动地扣动扳机，让机枪射出子弹。这给了他勇气。随后轰炸又重新开始，大家便一齐向连长喊道：“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
也许是坦克让连长改变了主意。他们全都听到了坦克发出的铿锵声和呼呼声。一共有两辆，其中一辆在不远处停住，另一辆缓慢而从容地向前开来，翻过一个小坡，从在附近草地上漠然吃草的三头牛旁经过。然后壕沟里的士兵们看到坦克上的机枪慢慢地放下来，准备近距离射击。就在这时，坦克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爆炸了。一个士兵放出最后一门火箭筒，他发射的那枚火箭刚刚击中目标。海格和他的朋友“费迪”简直中了魔，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看到燃烧的坦克上舱盖被掀开，在滚滚的浓烟中，一个人拼命想爬出来。他的衣服已经被烧着了，他尖叫着从舱口爬出一半便倒下了，身体倒挂在坦克车上。海格对“费迪”说：“但愿上帝让我们死得比他好些。”
第二辆坦克谨慎地停在火箭筒射程以外，并开始射击，连长终于命令大家进入掩体。海格和其他几位幸存者跌跌撞撞地走进掩体——走进了另一个噩梦般的世界。掩体还不如一间起居室大，挤满了死者与伤兵。此外掩体里还有30名士兵，他们挤得既无法坐下，也无法转身。里面又热又暗又吵。伤兵在呻吟。士兵中有俄国人和波兰人，他们同时在用几种语言交谈。连长不顾伤兵们“投降!投降”的叫喊，从始至终，在那个惟一的枪眼处向外面进行机枪射击。
出现了一阵间歇，这时掩体中的海格和其他憋得透不过气来的士兵听到外面有人喊道：“好啦，赫尔曼——你还是出来吧!”连长气得又开始用机枪射击起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你还是投降吧，弗里茨!”
连长的机枪释放出来的腐蚀性气体，引得士兵们连声咳嗽，原本令人窒息的空气此时更加混浊。每当连长停下来装子弹，那个声音便要求他们投降。外面终于有人用德语向他们喊话了。
海格永远不会忘记一名伤兵用他仅会的两个英语单词，开始反复地叫道：“哈罗，伙计们!哈罗，伙计们!伙计们!”
外面的射击停止了。海格觉得，大家几乎同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头上的装甲炮塔上有一个了望孔。海格和几个士兵举起一个人，让他看看外面的情形。他突然大叫道：“喷火器!他们在拿喷火器!”
海格知道火焰无法直接射过来，因为金属通风口是从掩体后部曲折修建的。但是热量会使他们难以忍受。突然，他们听到了喷火器发出的呼啸声。现在，进入掩体空气的来源，只有连长占据着、一直向外射击机枪的狭小枪眼和掩体顶端的了望孔。
温度开始逐渐升高。一些人惊慌失措。他们又推又抓，叫着：“我们一定要出去!”企图钻到别人的腿底下，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但是周围的人使他们动弹不得，根本无法接近地面。全体士兵现在都开始请求连长投降。连长仍在射击，甚至不转过头来。空气变得异常难闻。
一名中尉叫道：“听我的口令，一齐呼吸。吸!……呼!……吸!……呼!”海格注视着通风口的金属由粉变红，然后又变成灼热的白色。“吸!……呼!……吸!……呼!……”军官仍在叫喊。“哈罗，伙计们!哈罗，伙计们!”那名伤兵又喊叫道。海格还听到，角落里一台无线电的话务员在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菠菜，进来!菠菜，进来!”
中尉叫道：“长官!伤兵们开始窒息了!我们必须投降!”
连长吼道：“办不到!我们必须杀出去!清点人数和武器!”
“不!不!”掩体的每个角落都传出士兵的叫声。
“费迪”对海格说：“除了连长，只有你有机枪。信不信由你，那个疯子准要最先派你出去。”
这时，许多士兵不顾一切地卸下枪机，把步枪扔到地上。“我不去。”海格对“费迪”说。他把保险栓推上，然后把机枪扔到地上。
热气使士兵们开始昏倒。但是他们膝盖相抵，脑袋下垂，仍然保持着站立姿态，并没有倒在地上。那位年轻的中尉继续向连长呼吁，却毫无结果。没有人敢向门口走，因为射击孔就在门旁，连长正拿着机枪守在那里。
突然连长停止了射击，转向无线电话务员问道：“你联系上了吗?”话务员说：“没联系上，长官。”这时连长才向四周看了一看，仿佛第一次看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掩体。他好像迷惑和不知所措，然后放下机枪，认输地说：“把门打开。”
海格看到有人把系着一块破白布的步枪从射击孔处伸出去。一个声音从外边传来：“好了，弗里茨，出来吧。一次一名!”
士兵们从黑暗的掩体中鱼贯而出，大口地呼吸着空气，明亮的光线使他们感到目眩。每当有的士兵放下武器和钢盔的速度不够快，站在战壕两边的英国士兵就向他们身后的土地上射击。在战壕终端，英国士兵割开他们的皮带、鞋带和上衣，还把裤子遮口处的扣子都割掉，然后他们被命令脸朝下趴在地上。
海格和“费迪”顺着战壕向前跑，双手高高举向空中。“费迪”的皮带被切断时，一名英国军官对他说：“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见到你们在柏林的朋友了，弗里茨。”“费迪”的脸由于遭到榴弹弹片的擦伤，沾满血迹，已经发肿，却仍想开玩笑。他说：“那时候我们会在英国了。”他的意思是我们将在战俘营里，可是英国人误解了，他吼道：“把这些人带到海边去!”他们提着裤子，被押送过去，路过仍在燃烧的坦克和那几头依旧在草地上安安静静吃草的牛。
进
攻
日
(三)下
15分钟后，海格和其他几个人在海浪中清除障碍物，拿掉水雷。“费迪”对海格说：“我敢肯定，你在安放这些东西时决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你还得把它们拿走。”
我未能找到那个企图在掩体中坚持下去的狂热的连长。海格认为他叫君德拉齐，那位下级军官叫卢特克。那天晚些时候，海格找到他失踪的朋友萨克斯勒，他也在清除障碍物。他们在当夜被运至英国。六天后，海格同另外150名德国人到达纽约，并从那里前往设在加拿大的一个战俘营。
二等兵阿克依辛斯·达姆斯基根本没有心思作战。他是波兰人，被迫征入第七一六师，早早就作出决定，只要反攻一开始，他就跑到最近的一艘登陆艇跟前投降。然而达姆斯基没找到机会。英军在登陆时受到海军和坦克的保护性密集轰击，达姆斯基的炮兵指挥官在位于古尔德海滩东部边缘的阵地上，马上下令撤退。达姆斯基明白向前跑将意味着死亡：后面的德国人和正在前进的英国人都可能打死他。不过，他在撤退的混乱中一个人向特雷西村走去，他被分配住在那里的一个老妇人家里。达姆斯基分析，如果他呆在那里，当村庄被占领时他就可以投降。
正当他穿过田野时，遇上了一个骑在马上的德军老中士，走在中士前面的二等兵是个俄国人。中士朝下看着达姆斯基，满脸是笑地问：“嗨，你一个人想去哪儿啊?”他们互相看了一阵，达姆斯基便明白了，中士已经猜到他想逃跑。然后，中士仍旧微笑着说：“我看你最好和我们走。”达姆斯基并不惊讶。他们一起上了路，达姆斯基怨恨地想，自己的运气一直没有好过，现在还是不好。
10英里以外，大约就在卡堡附近，一个无线电流动监测部队的二等兵威廉·沃伊特也在想办法怎样投降。沃伊特在芝加哥生活了17年，但是他从未出示过他的入籍证明。1939年，他的妻子回德国探亲，由于母亲生病而不得不留下。1940年，沃伊特不顾朋友们的反对，决心去接妻子回来。他无法经由正常途径到达战时的德国，只好进行一次艰苦的旅行。他横跨太平洋到日本，然后去海参崴，再坐上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到达莫斯科，他从那里去波兰，然后进入德国。这次旅行花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沃伊特一过边境，就再也出不来了。他和他的妻子落入了陷阱。此刻，他四年来第一次在耳机中听到美国人的声音。好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计划看到第一批士兵时应该说什么。他打算跑过去喊：“嗨，伙计们，我是芝加哥人!”可是他的部队离前线太远。他已经绕着地球走了几乎一大圈，就是想回芝加哥去，可现在他只能坐在卡车里倾听美国人的声音，这些声音只在几英里之外，然而对于他来说，那意味着回家【沃伊特没有回家，他仍然住在德国，为泛美航空公司工作】。
在奥马哈海滩后面，沃纳·普洛斯克特少校正躺在战壕里喘着粗气。他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他的钢盔已经丢了，衣服破成碎片，脸颊被划破，血迹斑斑。一个半小时以前，他离开位于圣·昂·诺利的掩体回指挥所，一直在烈火燃烧着的无人地区爬行。几十架战斗机在悬崖后面来回飞行，对所有的移动物体进行了扫射，与此同时，海军的炮火也在对这一地区进行密集的炮轰。他的大众牌汽车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冒着火，已经扭曲变形。灌木丛和草地上也燃着火，浓烟滚滚。他所经过的战壕里常常尸体横陈，不是遭到了大炮的猛烈袭击，就是遇上了无情的飞机扫射。刚开始他还企图奔跑，但是被飞机狠狠地盯住射击。他不断地遭到扫射，只好爬行。
他估计只爬了一英里，还要走三英里的路，才能到达位于埃特雷亨姆的指挥所，他痛苦地移动着，看到前面有一座农舍，他决定在与农舍平行时，跑过从战壕到农舍间的20码空地，去问那里的住户要点水喝。
当他接近农舍后，他惊讶地看到两位法国妇女沉着地坐在敞开的门口，仿佛根本不害怕炮弹和飞机的扫射。她们看见他，其中之一鄙夷地大笑，大声对他说：“很可怕吧，是不是?”普洛斯克特继续向前爬，耳朵里仍然响着那笑声。这时候，他恨法国人，恨诺曼底人，恨这场令人讨厌的臭战争。
英军第六空降师的下士安东·文施看到一顶降落伞高高地挂在一棵树的树枝上，蓝颜色的降落伞下有一个摇摇晃晃的大帆布袋。远处传来密集的步枪和机枪声，但是文施和他所在的迫击炮部队尚未遇到敌人。他们已经行军了将近三个小时，此刻已到卡伦丹北部的一个小树林，大约在犹他海滩西南方10英里处。
一等兵里奇特看着降落伞说：“这是美国人的，可能是弹药。”二等兵弗里茨·弗里德林·文特认为，里面可能是食物。“天哪，我真饿。”他说。文施让他们都呆在堑壕里，他一个人爬过去。这也许是个圈套，或许是个陷阱，当他们想办法把帆布袋拿下来的时候，也许会遭到伏击。
文施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前进。然后，四周的安静令他颇为满意，便拉开引线向树桩部位扔了两颗手榴弹。树倒了下来，降落伞和帆布袋也掉下来。文施等了一会儿，不过很显然，手榴弹的爆炸声并未引起注意。他挥手叫部下过来。他大声喊道：“咱们看看老美给咱送来了些啥东西。”弗里德林拿着刀跑过来，割开帆布袋。他高兴极了，叫道：“噢，我的上帝，是吃的!吃的!”
在随后的半个小时里，七名勇敢的伞兵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们找到了罐头菠萝汁和橙汁，大块的巧克力和香烟，还有好几年未见到过的各种食品。弗里德林狼吞虎咽地吃着，甚至把雀巢奶粉往喉咙里倒，然后用炼乳冲下去。他说：“我不知道那是啥，可是特别好吃。”
最后，文施不顾弗里德林的反对，决定最好“前进去找仗打”。文施和士兵们的衣袋里塞得满满的，把能带上的香烟尽量带上，然后走出树林，排成一行，向远处有枪声的地方前进。几分钟之后，战争找上了他们。文施的一个士兵倒下去，太阳穴上中了一粒子弹。
“狙击手!”文施叫道。这时子弹已经嗖嗖地射向他们，大家赶紧寻找隐蔽。
一名士兵指着右侧的一个树丛说：“看!我敢肯定看到他在那儿。”
文施拿出望远镜，对准树顶，开始认真地寻找。他觉得看到一棵树上的树枝微微地动了一下，但是还有点拿不准。他稳稳地拿着望远镜，很长一阵一动不动，然后又看到树枝动了一下。他拿起步枪，说：“现在咱们来瞧瞧谁是好汉谁是冒牌货吧。”他开枪射击。
刚开始文施以为他没有打中，因为他看到狙击手从树上往下爬。文施再次瞄准，这一回是向没有树枝和树叶的树干上瞄准。“小子，”他大声说，“这下子我可要射中你了。”他先看见狙击手的双腿，然后是他的躯干。文施开枪了，一发又一发。狙击手慢慢地朝后倒去，掉到树下。文施的士兵们欢呼起来，然后一齐向尸体跑过去。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伞兵。文施回忆说：“他长着黑头发，非常漂亮，非常年轻。他的嘴角上有一丝血迹。”
下士里奇特搜了一下死者的衣兜，找到了两张照片和一封信。文施记得，其中一幅照片是“这名士兵与一个姑娘并肩坐着，我们都认为那姑娘可能是他的妻子”。另一幅照片“是这对青年男女和一家子坐在阳台上，大概是小伙子的家人”。里奇特把照片和信件往自己的衣兜里塞。
文施说：“你这是干什么?”
里奇特说：“我想我应当在战后把这些东西按照信上的地址寄回去。”
文施认为他这是发疯。“我们可能会被美国人逮捕，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了这些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喉咙处一划。他说：“把东西留给医生吧，咱们离开这里。”
士兵们走后，文施又留下一阵，注视着死去的美国士兵静静地躺在那里，毫无生气，“就一条被压死了的狗”。他匆忙地去追赶他的士兵。
几英里之外，一辆德军参谋部的小轿车，车上黑、白、红三角旗随风飘扬，疾驶在通往皮考维尔的辅助公路上。第九十一空降师的威廉·法利少将和他的助手、司机已经在他的汽车里呆了将近七个小时。从凌晨1时前，他就开始出发去雷恩，参加那里的图上演习。3时至4时之间，连续不断的飞机声和远处的爆炸声，使这位心事重重的法利不时地回头看去。
在距离皮考维尔司令部以北几英里处，他们的汽车遭到机枪的袭击。风挡玻璃被打碎，法利的助手坐在司机旁边，颓然倒在车座上。小汽车左右摇晃，车胎发出声响，一个急转弯，撞到一堵矮墙上。车门被冲力抛开，司机和法利被猛抛出去。法利的枪滑到了前面，他爬过公路去拿枪。司机惊得茫然不知所措，看到几个美国士兵正朝汽车冲来。法利大喊“别开枪!别开枪!”可是却继续向手枪爬去。一声枪响，法利倒在公路上，一只手仍然伸向手枪。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中尉马尔克姆·布兰南弯下腰看看死者，然后蹲下来拿起他的军官帽子。汗带上印着“法利”二字。这个德国人身穿灰绿色军装，军裤的线缝处镶着红色布条，上装的肩膀处饰有狭窄的金色肩章，衣领上的红色垂片镶着金色的橡树叶。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色缎带，上面挂着一个铁十字。布兰南不敢肯定，可是他好像打死了一个将军。
里尔附近的飞机场上，联队长、外号叫“匹普斯”的约瑟夫·普里勒空军中校和海因茨·吴达茨克中士跑向他们的FW-190战斗机，准备作一次孤独的飞行。卢夫特瓦夫的第二飞行大队司令部刚刚打来电话，大队长说：“普里勒，进攻开始了，你最好赶快上天。”
普里勒大光其火：“现在你还说这话，你们这些笨蛋!你们到底要我们两架飞机干什么?我的飞行中队都在哪儿?你能把他们叫回来吗?”
大队长十分冷静，他安慰地说：“普里勒，我们现在还不明确了解你的中队在哪里降落了，但是我们准备把他们调往普瓦克斯的机场。马上把你的地勤人员调到那里去。同时，你最好飞往进攻地区。祝你好运，普里勒。”
普里勒压住火气尽量平静地说：“请你劳驾告诉我进攻发生在哪里?”
大队长不为所动，说：“‘匹普斯’，诺曼底，在卡昂附近。”
勒花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为地勤人员作出安排，现在，他和吴达茨克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德国空军对进攻部队的惟一日间袭击。
登上飞机前，普里勒对他的僚机驾驶员说：“现在听着，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不能再分开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要完全模仿我的动作。跟在我的后面，一步不能落下。”他们是老搭档了，普里勒感到必须对他说明情况。他说：“我们是单独行动，我看咱们回不来了。”
上午9时，他们起飞了(普里勒的时间是8点钟)。他们超低空向西飞行。飞到阿贝维尔时，他们开始在上空看到盟军的战斗机群。普里勒发现，他们并没有按照规范编队飞行。他记得当时想到：“我要是有几架飞机的话，准把他们击中。”他们飞近勒阿佛尔时，普里勒飞进云层隐蔽起来。他们又飞了几分钟，然后冲出云层。
下面是一个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舰队：成百上千艘大小不等、型号不一的军舰，无边无际地排列着，仿佛一直延伸到海峡的另一边。
一个不间断的登陆艇队正在把士兵运上海岸，普里勒看得见海滩上和海滩后面由轰炸形成的白色烟雾。沙滩上黑压压地布满了军队，坦克和各种装备点缀着海岸线。普里勒飞回云层，考虑该如何行事。飞机太多了，海上的军舰太多了，海滩上的士兵也太多了，他估计他只来得及轰炸一圈，就会被击落。
现在根本没必要保持通讯沉默了。普里勒几乎是很轻松地对送话器讲话。他说：“多壮观!多壮观!全体出动了——看哪儿都是人。信我的话没错，这就是大反攻!”他然后又说：“吴达茨克，咱们开始战斗，祝你好运!”
他们以每小时400英里的速度，向英军占领的海滩俯冲下去，高度还不及150英尺。普里勒没有时间瞄准，他只是按下操纵杆上的按钮，让机枪不停地射击。他掠过士兵的头顶，看到朝上仰起来的惊讶的面孔。
在索德海滩上，法国突击队队长菲利普·基弗看到了普里勒和吴达茨克的飞机，他赶快寻找隐蔽。六名德军俘虏利用混乱企图逃跑，基弗的士兵立即开枪把他们打倒。在朱诺海滩，加拿大第八步兵旅的一等兵罗伯特·罗吉听到了飞机的呼啸声，然后看到飞机“飞得非常低，我都能看清飞行员的脸”。他像其他人一样紧紧地趴在地上，但是又惊讶地看到，一个人“冷静地站着，端着一架斯坦轻机枪连射着”。在奥马哈东端，美国海军上尉威廉·杰·艾斯曼连气都不敢喘了，因为两架FW-190飞机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俯冲下来，“距地面不到50英尺，一路躲开阻塞气球”。在英国扫雷舰邓巴号上，司炉长罗伯特·杜威看着舰队上的每一门机关炮都在向普里勒和吴达茨克开火。这两架战斗机掠过舰只，丝毫未受损伤，然后转向陆地，钻入云层。“管他是不是德国兵的，”杜威难以置信地说，“祝你们好运。你们真有种。”
进
攻
日
(四)
在诺曼底沿海一带，反攻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对于那些不巧遇上战斗的法国人来说，这段时间是既混乱惊恐，又兴高采烈的。圣梅尔-艾格里斯周围此刻正在受到炮火的猛烈轰炸，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士兵们看到，农夫们冷静地在田间劳作，就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时不时会有一个农民倒下，不是受了伤就是被打死了。在城里，伞兵们看到当地的理发师从理发店门口拿掉德文的店招牌，挂上一个写着英文“理发师”字样的新招牌。
几英里以外，在海滨小村拉玛德琳，保尔·盖曾格尔既感到伤痛，又充满怨气。他的商店和咖啡馆的屋顶被掀掉了，他自己还在轰炸中受了伤。此刻，第四师的士兵正在抬着他和另外七个人往犹他海滩走。
“你们在把我丈夫往哪里抬?”他的妻子向负责的年轻中尉问道。
这位军官用纯正的法文回答她。他说：“为了审问，太太，我们无法在这里同他谈话，因此我们在把他和其他人抬到英国去。”
盖曾格尔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英国!”她叫起来，“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年轻军官有些为难。他耐心地解释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
“我的丈夫要是在轰炸中被打死了，那可怎么办呀?”盖曾格尔太太哭泣着问。
“这种事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不会发生的，太太。”他说。
盖曾格尔和他的妻子吻别，然后便被抬走了。他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他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两星期之后他就会回到诺曼底，抓他的美国人只给了他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这完全是误会。”
让·马里昂是沿海小城格兰特坎的法国地下组织分支领导人，他感到有些丧气。他看得到左侧犹他海滩上的舰队，也看得到右侧奥马哈海滩上的舰队，他明白，军队正在登陆。可是在他看来，格兰特坎仿佛被遗忘了，他足足等了一上午，也没等到士兵们登陆。不过，当他的妻子发现一艘驱逐舰正在缓缓地驶向城对面时，他开心极了。“炮!”马里昂叫道，“是我告诉他们的那些炮!”几天前，他曾报告伦敦，防波堤处部署了一个炮群，它的位置使它只能朝左侧开火，也就是朝犹他海滩的方向。马里昂现在敢肯定了，他的情报已经被接到，因为他看到驱逐舰小心翼翼地从炮火盲区进入阵地，开始射击。马里昂热泪盈眶，随着驱逐舰的射击一下下地跳跃着。“他们接到了情报!”他叫着，“他们接到了情报!”那艘驱逐舰——可能是“赫恩登号”——一轮炮火接着一轮炮火地射击着那些炮。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原来炮弹库被击中了。“太棒了!”情绪激动的马里昂大声叫道，“好极了!”
贝叶是一座颇有权威的城镇，距其15英里处，纪尧姆·墨卡德正同他的妻子玛德莲站在起居室的窗边。这位奥马哈海滩地区的地下组织情报负责人正在竭力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德军的主力部队四年前进驻这座城镇，经过这可怕的四个年头，现在它们似乎正在撤出。他听得到远处的轰炸声，知道一定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此刻他的强烈愿望是，组织起他的抵抗战士们，把纳粹的残余分子赶走。但是，广播已经警告过他们要冷静，不要发生暴动。这很难，但是墨卡德已经学会了等待。“我们很快就会自由了。”他对他的妻子说。
贝叶的每一个人都似乎享有同感。尽管德国人早就贴出了告示，要求市民呆在家里，人们还是公开地聚到大教堂的院子中，聆听一名教士就反攻所发表的实况评述。教士从他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滩，他双手拢在嘴边，从塔顶的钟楼处朝下面大声地喊话。
从教士那里闻听有关反攻消息的人群当中，有一位是安妮·玛丽·布罗克赫，这是个19岁的幼儿园老师，她的未来的夫婿就将从这些美国反攻战士中挑选。7点钟时，她冷静地骑上自行车，朝位于奥马哈海滩柯莱维尔她父亲的农庄走去。她用力蹬着车，骑过了德军机枪阵地以及向海边行进的德国军队。一些德国人向她招手，还有一个人警告她要小心点儿，可是却没有一个人阻止她。她看到飞机在扫射，德国人四散隐蔽，而她，安妮·玛丽，发束在风中飘扬，蓝色裙子被吹得涨鼓鼓的，却继续前进，她感觉十分安全，她从未想到过，她的生命很危险。
现在，她离柯莱维尔还不到一英里了。公路上空无一人，烟雾向内陆飘荡过来。四处燃着火。随后，她看到了几所庄舍的残迹。安妮·玛丽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她发疯似的朝前骑去。
待她骑到柯莱维尔的十字路口时，她彻底地惊呆了，炮火在她周围雷鸣般地响起，整个地区仿佛奇异般地与世隔绝起来，一个人影都不见。她父亲的农舍位于柯莱维尔和海滩之间。安妮·玛丽决定继续步行前进。她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徒步穿过田野。后来，在走上一小块高地时，她看见了她家的农舍——仍然屹立着。她跑完了余下的路程。
起先安妮·玛丽还以为房里无人，因为她看不到任何动静。她一边大声地叫喊她的父母，一边冲进小院。房舍的玻璃已被炸掉，房顶也被掀掉了一块，门上还有一个大洞。突然，那扇破门打开了，她的父母亲站在门口。她伸出双臂搂住了他们俩。
“我的女儿，”她父亲说，“对法国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安妮·玛丽的眼泪夺眶而出。
半英里以外，19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利奥·赫鲁，那位将要娶安妮·玛丽为妻的人，正在奥马哈海滩的恐怖中挣扎求生【安妮·玛丽是没有去美国生活的战争新娘之一。她和利奥·赫鲁现在居住在他们于6月8日首次相遇的地方——奥马哈海滩后面、柯莱维尔附近的布罗克赫农庄。他们有三个孩子，赫鲁开办了一所汽车驾驶学校。——原注】。
当盟军的进攻在诺曼底激烈进行时，当地的地下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正在巴黎市外的一列火车上生气。伦纳德·吉勒，诺曼底军事情报副主任，已经在这列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坐了12个小时之久。旅行仿佛没有止境，他们慢慢腾腾地走了一夜，逢站必停。此刻，颇有嘲讽意味的是，这位情报副主任从一名行李工那里听到反攻的消息。吉勒想不出反攻在诺曼底的哪个地方进行，可是他实在等不到返回卡堡。他怨气十足，工作了这么多年，他的领导怎么选择了这么一天派他去首都。更糟糕的是，他没法下火车。下一站就是巴黎。
可是，在卡堡，他的未婚妻燕妮·波瓦达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开始忙起来。7点钟时，她叫醒了由她隐藏着的两名英国皇家飞行员。“我们必须动作迅速，”她对他们说，“我将把你们送到加夫吕斯村的一个农场去，那儿离这里12公里。”
这个目的地着实令两位英国人吃惊，自由仅仅10英里之遥，可他们还要向内陆退去。加夫吕斯位于卡堡西南。这两名英国人当中有一个是空军中校克·特·洛夫兹，他认为他们应当冒一下险，向北走去同军队会合。
“耐心些，”燕妮说，“从这里到海岸的整个地区挤满了德国人。等待更安全些。”
刚过7点，他们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两名英国人穿着粗布的农民服装。一路无事。尽管他们有几次被德国巡逻队叫住，可是他们的假身份证经受住了考验，他们被放过了。燕妮的责任在加夫吕斯结束——又有两个飞行员离家近了一步。燕妮愿意送他们多走一程，但她必须返回卡昂，去等待下一批着陆的飞行员，他们也要经过这条逃跑路线，她知道的那场解放运动已经临近了。她挥手告别，然后跳上自行车，骑走了。
在冈城的监狱里，阿莱利·勒谢伐利尔太太由于参与了拯救盟军飞行员，正在等待被处决。
这时，早饭的铁皮盘从门底下被塞进来，与此同时，她听到一个声音悄声说：“希望，希望，英国人已经登陆。”勒谢伐利尔太太开始祈祷。她想知道关在邻近牢房中的丈夫是否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爆炸声响了一整夜，如她所料，那是盟军的例行轰炸。现在有机会了，他们有可能在处决前被救。
突然，勒谢伐利尔太太听到走廊里一阵骚动。她两膝着地，俯在门底的缝隙处倾听着，她听到叫喊声，还反复听到有人说“出来!出来!”随后，传来脚步声，牢房门的开关声，然后又是寂静。几分钟后，她听到牢房外面的某个地方传来长时间的机枪声。
盖世太保卫兵们已经十分恐慌。听到登陆的消息后，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在监狱院内架起了两挺机枪，男性囚犯被10个10个地押出去，拉到墙下处决。处决的指控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虚构的。死者当中有农民盖伊·德·赛特普尔和勒内·洛斯里耶，牙医皮埃尔·奥迪吉，店员莫里斯·普里莫尔，退伍军人安东尼·德·杜彻上校，市政厅秘书阿纳托尔·勒里艾弗尔，渔夫乔治·汤姆宁，警察皮埃尔·梅诺切特，法国铁路工人莫里斯·杜塔克、阿奇尔·布特洛、约瑟夫·皮克诺父子，以及艾尔伯特·安妮、德西雷·勒米支尔、罗杰·维拉、罗伯特·布拉德，一共92人，其中只有40名是法国地下组织的成员。但是，在这一天，在伟大的解放之日开始的时候，没有说明，没有听证，没有审问，这些人被屠杀了。他们当中，还有勒谢伐利尔太太的丈夫。
枪杀持续了一个钟头。勒谢伐利尔太太呆在牢房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进
攻
日
(五)
在英国，时间是上午9点半。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活动工作室里整整踱了一夜的步子，等待着各种报告的到来。他曾经试着用往常的方式读一读西部小说，放松一下，可是却没有什么成效。随后第一批情报就开始到达。这些情报是零散的，但都是好消息。他的空军和海军的司令官们对进攻的形势极为满意，部队在五个海滩上都已全部登陆。登陆进展顺利。尽管登陆部队尚未站稳脚跟，可是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发表那份公报的必要了，那是他在24小时之前悄悄地匆忙写下的。考虑到万一军队的登陆企图被挫败，他写道：“我们在瑟堡至勒阿佛尔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撤出所有军队，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以所有的最佳情报为基础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以其英勇献身精神、尽其所能执行了任务。如果有任何责任和过失归咎于这次行动，它们也只属于我一个人。”
当他确定所属军队已在各个进攻海滩上登陆之后，艾森豪威尔下令发布了一项内容迥异的公报。上午9时33分，他的新闻副官欧内斯特·杜普伊上校向全世界发出了这条新闻。他说：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盟军的海军部队在强大的空军部队支援下，今晨在法国北部沿海开始了盟军部队的登陆行动。
这是自由世界一直期待的时刻，当这一时刻降临时，人们的反应是宽慰、振奋和焦急的奇怪混合体，伦敦的《泰晤士报》在D日的一篇社论中说：“紧张的形势终于被打破。”
大多数英国人是在工作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在一些生产军用品的工厂里，新闻简报是在扩音器里播出的，男女工人们站在车床旁边，唱起了“神佑吾王”。乡村教堂敞开大门。陌生人在上下班乘车时互相交谈，在城市街道上，市民们走到美国士兵面前，和他们握手。街角处聚集着小小的人群，他们仰望着空中，那是英国人从未见过的、最为密集的空中交通景象。
当内奥美·柯尔斯·昂纳中尉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明白了她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她的丈夫是小型潜艇X23号的艇长。后来，她接到海军总部一位军官打来的电话：“乔治很好，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要去干什么。”内奥美后来听说了一切，此刻最关键的是他安然无恙。
18岁的二等水兵罗纳德·诺伍德在旗舰“六头女妖号”上服役，他的母亲激动得跑到街对面，对她的邻居斯珀吉翁太太说：“我的罗纳德一定登陆了。”斯珀吉翁太太也不示弱，她有“一个亲戚在沃斯拜特号上”，她敢肯定他也登陆了。(这类谈话在整个英国进行着，只有细微的差别。)
陆军二等兵约翰·盖尔随第一攻击波次在索德海滩登陆。当他的妻子葛雷丝·盖尔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正在给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洗澡。她竭力忍住泪水，可是她做不到——她肯定她的丈夫在法国。“上帝啊，”她悄声说，“带他回来吧。”然后她告诉女儿艾芙琳去关上收音机，她说：“我们可不能让你爹着急失望。”
在多赛特，位于布里奇波特的西敏斯特银行里，气氛犹如大教堂。奥黛丽·达克沃思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直到下午才听说反攻的消息。晚点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她的丈夫，美国军官，第一师的埃德蒙·达克沃思上尉，已经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时阵亡。他们结婚仅仅五天。
在去往位于朴次茅斯的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途中，中将雷德里克·摩根勋爵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告诫听众，等候一项重要公报。摩根命司机把车停下来一会儿，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随后，这位反攻计划的最初设计者听到了反攻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