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孤独地散步时，艾森豪威尔眼里几乎见不到还有旁人，可是到了下午，他注意到联合派驻在他前线司令部的四名记者中的一个——外号叫“老红”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梅里尔·米勒。“咱们一块儿走走吧，老红。”艾克蓦然说道，也没有等米勒跟上来他就迈着步子走开去了，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的还是平时他那种急促的步子。他快消失在树林时那位记者才急匆匆地赶了上来。
那是一次奇特的、默默无言的散步。艾森豪威尔几乎一言不发。“艾克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思考里，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他所有的问题，”米勒这样回忆。“他像是几乎忘掉我在他的身边。”米勒有许多问题想向最高统帅提出，可是他没有问。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打扰他。
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跟米勒说了再见，那位记者看着他爬上拖车门口的那架铝制小梯。这时候在米勒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忧虑压弯了腰……仿佛双肩上的四星每颗都有一吨重”。
那天晚上9点半前几分钟，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来到萨维克大楼的图书室。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有一张蒙着绿呢的桌子、几把扶手椅和两张沙发。暗色的橡木书柜排满了三面墙，可是架子上书却不多，房间里显得光秃秃的。窗前挂着厚厚的双重防空窗帘，在这个晚上，它们减弱了雨点的敲击声和单调的、让人发愁的风声。
参谋长们三五成堆地站在房间里，低声聊天。壁炉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在和抽着板烟的最高统帅的副手、空军元帅特德谈话。坐在一边的是脾气暴躁的盟军海军统帅拉姆齐海军上将，紧挨着他的是盟军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空军上将。据史密斯将军回忆，只有一个军官没穿正规的军服。将负责D日军事行动的脾气火爆的蒙哥马利仍然穿着他平日穿的灯芯绒裤子和卷领运动衫。就是这些人，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之后，要把命令化成进攻的行动。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参谋长——房间里总共有12位高级军官——在等待最高统帅的来临，在等待9点30分要开的那次决定性的会议。到那时，他们将听到气象学家们最新的天气预报。
9时30分整，房门打开，穿着一丝不苟深绿色作战服的艾森豪威尔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时才露出一丝惯常的艾森豪威尔的微笑，可是他一宣布会议开始，那副忧虑的表情马上就回到他的脸上。开场白是不需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必须作出的决定的严重性。因此，几乎就在同一分钟，霸王行动的三位高级气象学家在头头——皇家空军的杰·恩·斯塔格上校的带领下走进了房间。
斯塔格开始他的情况介绍时房间里鸦雀无声。他迅速地把过去24小时的气候图景勾勒了一番，接着平静地说：“先生们……气象形势中出现了一些迅速的、未曾料到的发展……”这时，所有的眼睛全都盯着斯塔格，因为他给愁容满面的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提供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说，探测到一个新的气候前锋，在今后几小时内，它将移到海峡上空并导致作战地区逐渐变晴。这样逐渐变好的气候条件明天将持续一整天，并一直维持到6月6日早晨。这以后，天气又会重新变得恶劣。在可望来到的晴好时间里，风势会明显减弱，天空晴朗——至少可以保证轰炸机5日夜晚与6日早晨正常行动。到中午，云层会变厚，天空重新变阴。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被告知，他可以有比24小时稍长一些的良好天气，离最低要求仍然很远。
斯塔格话音刚落，他和另外两位气象学家就受到了密集炮火般的问题的轰击。他们是否全都对他们预报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们的预报会不会有错——他们有没有用能弄到手的每一项资料核查过?紧接着6日的那几天，天气是否有任何继续变好的可能?
有些问题是气象专家们无法回答的。他们的报告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对于天气发展趋势，他们是作了尽可能乐观的估计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这就使他们的预报不会全然无误。他们尽自己所能作了回答，然后就退出去了。
在接下去的15分钟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将官们反复商量。拉姆齐海军上将强调得赶紧作出决定：如果霸王行动是在星期二进行，那么，在艾·奇·柯克少将指挥下的负责攻克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美军特混部队，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接到命令。拉姆齐的担心又连带引起了加油的问题：倘若这些部队再晚些出发，然后又被召回，那就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准备好在星期三——也就是7号——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现在一个个地征询部下的意见。史密斯将军认为进攻应该在6日进行——这有点像赌博，但是又必须得搏上一搏。特德和利-马洛里都对预告中说会有阴云感到担心，认为即使这样也一定会妨碍空军有效地执行任务，这可能意味着登陆得在没有足够的空军支援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未免有点“冒险”。蒙哥马利则坚持在决定推迟把6月5日作为D日后昨天晚上他所提出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赶紧出动。”他说。
现在，得由艾克来作出决定了。已经到了必须由他来作决定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掂量所有的可能性时，会议室里沉寂了很长时间。史密斯将军在一旁观察，他见到最高统帅坐在那里，双手在身前对握，眼睛俯视桌面，对最高统帅的“孤独与寂寞”很有感触。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有人说是过了两分钟，也有人说足足有五分钟。接着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宣布他的决定了，他脸上的表情很紧张。他慢腾腾地说道：“我非常清楚我们非下命令不可了……我也不很满意，可是情况就是这样……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做法。”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情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官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使这个巨大的进攻计划变成行动。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出亮光，壁炉架上，一只座钟的指针显示出时间是9点45分。
等
待
(十一)
晚上10点钟光景，第八十二空降师一个外号叫“荷兰佬”的二等兵阿瑟·B.舒尔茨决心退出那场掷双骰子的赌博，他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多钱了。这场恶战是在宣布空降行动至少要推迟24小时后开始的。他们先在一座帐篷后面玩，接着又移到一架飞机的翼子底下，现在又搬到改为一座大宿舍的飞机库里，在这里他们战得昏天黑地。即使移到这里，他们也是在不断地“搬家”，从双层床形成的一个甬道搬到另一个甬道。“荷兰佬”是大赢家之一。
他赢了多少连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估计他捏在手里的那把皱巴巴的美元、英镑和准备登陆后用的崭新的蓝绿色法国货币，加起来总得超过2500元。在一生的21个年头里，他还从未见到过这么多的钱。
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已作好跳伞的一切准备。今天早上，飞机场上举行了各个宗教教派的仪式，“荷兰佬”是天主教徒，他去做了忏悔和圣餐礼。现在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这笔赢来的钱。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的分配方案。他要把1000元存在副官的办公室，等他回到英国他可以凭存折支用。另外1000元他打算寄给在旧金山的母亲，让她代自己保管，不过他要让她接受其他的500元，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笔钱她可以随便用。其中他的打算派作一个特殊的用途：当他的班，也就是说第五○五班，到达巴黎时，他可要大大地花天酒地一番了。
这个年轻的伞兵自我感觉良好，他各方各面都做好了准备——不过他是不是真的注意到一切了呢?为什么早上那件事老在他脑子里转，让他不得安生呢?
今天早上分信时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他撕开信封，一串念珠滑出来落到他的脚下。为了不让身边那些嘴巴厉害的家伙看见，他一把抓起念珠，塞进一只他不打算带走的背包里。
如今，想到了那串念珠，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念头：他干吗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赌钱?他瞅了瞅露出在他手指缝间的那些折起和捏成一团的钞票——他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的钱呀。这时候，二等兵“荷兰佬”舒尔茨很清楚，要是他把这些钱全塞进自己的腰包，他肯定会送命的。“荷兰佬”决定不冒这份风险了。“挪过去点儿，”他说，“让我接着干。”他朝他的表瞥了一眼，心想要输掉2500元不知得花多长时间。
舒尔茨不是那晚行动古怪的惟一的人。从小兵一直到将军，谁也不想和命运抗争。在纽伯里附近的第一○一空降师师部，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正和他的高级军官在开一次非正式的长会。房间里大概有六七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副师长堂·普拉特准将，他坐在一张床上。
正当他们在谈论时进来了另一个军官。他摘下帽子往床上一扔。普拉特将军立即蹦起来，把帽子扫到地上，一边说：“我的上帝，这会带来坏运气的!”每一个人都笑了，可是普拉特再也不肯坐回到床上去了。他是自愿带领一○一师滑翔机部队空降诺曼底的。
夜晚一点点过去，全英国各地的登陆部队都在继续等待。训练了好几个月，他们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推延又使他们忐忑不安。宣布暂停已经过去差不多18个小时了，而每一个小时都是拿部队的耐心与绷紧了弦作为代价的。他们不知道此刻距离D日已不到26个小时了：现在还远远不是消息渗透到底层的时候。因此，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夜晚，人们等待着，在孤寂、焦虑与内心恐惧中等待，等待着什么事情——任何事情也好——的发生。
他们所做的也正是世人预料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做的事：想念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心上人。每一个人谈的都是即将来临的战斗。那些海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登陆真的会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艰苦吗?没有人想像得出D日会是怎样的，可是每一个都按自己的方式来做思想准备。
在漆黑一团、波涛汹涌的爱尔兰海上，美国驱逐舰“赫尔登号”上的巴托·法尔上尉(初级)想把心思集中到桥牌上来。但是很难，周围到处都有严峻的事物提醒他，今天晚上并非一个可以任意消遣的夜晚。贴在军官休息室墙上的是巨幅空中侦察照片，显示出覆盖诺曼底海滩的德国火炮的部位。这些大炮正是“赫尔登号”D日的目标。法尔忽然想起，“赫尔登号”也将正是这些大炮的目标。
法尔蛮有理由肯定自己D日那天能活下来。关于谁能闯过来谁闯不过来，大伙儿开了不少玩笑。还是在贝尔法斯特港口时，他们的姐妹船“科里号”的船员曾就“赫尔登号”能否回来10对1下注和他们打赌。“赫尔登号”的船员为了报复，就散布谣言说由于“科里号”水兵士气太低，进攻船队出发时根本不会让它出港。
法尔上尉深信“赫尔登号”会平安返航，而他自己也必定会和它一起回来。不过，他还是为了给他未出生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而高兴。他从未想过他在纽约的妻子安妮说不定生的偏偏是个女儿。(不过她生的不是女儿。那年的11月，法尔夫妇有了一个男孩。)
在纽黑文附近的一个集结地，英军第三师的雷金纳德·戴尔下士坐在铺上，直为自己的妻子希尔达发愁。他们是1940年结婚的，婚后两人都希望能有一个孩子，就在他几天前的最近一次休假时，希尔达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尔气极了：他一直感到反攻快开始了，而他自己是准定有份的。“这真他妈的来的不是时候，我得说。”他脱口蹦出了这么一句。他现在仿佛又见到了她眼睛里立即出现的受到伤害的神情，他又一次责怪自己嘴巴太快。
可是懊悔也迟了。他现在连电话都没法给她打。他往铺位上躺下去，和在美军集结地的千百个士兵一样，想法子强迫自己入睡。
也有少数人神经坚强又冷静，他们睡得很沉实。在英军第五十师登陆船驻地的连军士长斯坦利·霍利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很久以前他就学会了有机会睡就抓紧时间睡，即将来临的战斗不怎么让霍利斯发愁。他从敦刻尔克撤退过，和第八集团军一起在北非作过战，又在西西里海滩上登过陆。那天晚上在英国的几百万军队里，霍利斯可以算是一个“珍品”了。他盼望着反攻，他要回到法国去多杀几个德国鬼子。
霍利斯有点个人的账目要清算。在敦刻尔克那阵儿，他当过摩托通信兵，撤退时他在利勒镇见到一个景象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他和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系，拐错了弯来到镇上一个地区。很明显，德国人刚从这里经过。他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死胡同里，这里满满地躺着一百多个法国男人、女人和孩子还有点体温的尸体。他们是给机关枪扫射死的。嵌在尸体后面的墙上的和散落在地上的，是数百发滥打多余的子弹。从这时起，斯坦利·霍利斯就成了敌人的一个超级猎手。现在他的猎获物已经超过90个了。D日结束时，他将在他的轻机枪上刻上他102次胜利的纪录。
也还有一些人渴望踏上法国的土地。对于指挥官菲利普·基弗和他手底下171个恶狠狠的法国突击队员来说，等待的时间未免太长了。除了在英国结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之外，他们没有谁可以告别——他们的家人都还在法国呢。
在汉布尔河口附近的营地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检查武器与研究索德海滩的泡沫橡皮制作的地形模型，研究维斯特勒昂镇他们要夺取的目标。盖伊·特·蒙特劳尔伯爵是突击队员中的一个，他为自己能当上一个中士而感到非常骄傲。今天晚上，他高兴地听说计划要有一点轻微的改变：他的小分队将带头攻打这个旅游胜地的赌场，听说这个俱乐部现在成了一个警备森严的德军指挥中心。“我感到不胜荣幸，”他告诉指挥官基弗，“我在那里倾家荡产了好几回呢。”
150英里以外，在普利茅斯附近的美国第四步兵师的集结地，哈里·布朗中士值完班后发现有一封信在等待他。他在反映战争的影片里多次看到过这样的事，可是从未料到这种事会临到自己头上：信里是一张推销“艾德勒增高皮鞋”的广告。这份广告都快使布朗气昏了。他那个班每个人都身材不高，人称“布朗小矮个班”。中士本人是最高的一个——可也只有5英尺5英寸半。
正当他在猜是谁把他的名字开给艾德勒公司时，他班里的一个家伙出现了。约翰·格瓦多夫斯基下士决心把向他借的一笔钱还清。布朗中士永远不能原谅这件事，格瓦多夫斯基一本正经地把钱交给他，一边还解释说：“可别误会啊。我只不过不想让你在地狱里满处追我，向我讨债。”
在海湾对面韦默思附近停泊的一艘运输船“新阿姆斯特丹号”上，第二突击营的乔治·克尔彻少尉正忙于做一件日常事务。他是在检查他那个排的信件。今天晚上任务特繁重：每一个人似乎都给家里写了长信。分配给第二和第五突击营D日要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们要在一个叫霍克岬的地方，攀登几乎直起直落的100英尺高的绝壁，还要去炸哑有6门远距离大炮的炮台——这些炮威力极大，能把射程调到对准“奥马哈海滩”或是“犹他海滩”的运输区。突击队员必须在30分钟内干完这个活儿。
伤亡数字肯定不会小——有人认为会高达百分之六十——除非突击营到达之前，空中、海上的火力能把这些大炮摧毁。不管情况会是怎样，没有人认为进攻是小事一桩，谁也不会这样想，除了拉里·约翰逊参谋军士，他是克尔彻手底下的一个班长。
少尉读到约翰逊的信时简直傻了眼。虽然所有的信都得等D日过后才会发出——还不定是哪天呢——这封信却根本无法经过正常渠道发出。克尔彻派人把约翰逊叫来，军士来到后，他把那封信还给约翰逊。“拉里，”克尔彻冷冰冰地说，“这封信你还是自己去寄吧——等你到了法国之后。”约翰逊的信是写给一个姑娘的，约她6月初见面。她住在巴黎。
在军士离开棚屋时，少尉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念头：世界上有约翰逊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存在，那就没什么事情是不能办到的。
在长时期的等待中，登陆部队几乎每一个人都给某个人写了长信。他们给圈起来已有很久，写信像是成了他们情绪发泄的途径。他们中的许多人记下了自己的想法，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很少这样干的。
被指定要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第一步兵师的约翰·F.杜利根上尉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爱这些士兵。他们睡在船上每个角落里，在甲板上，在车辆的里面、顶上和底下。他们抽烟，打扑克，比赛摔跤，打打闹闹。他们扎成一堆堆，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女人、家庭和自己的经历(有女朋友和没有女朋友的经历)……他们是优秀的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在北非登陆前，我很紧张也有点害怕。在西西里登陆时我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把恐惧抛在脑后了……这一回我们要去登上法国的一个海滩，到了那里情况会怎样也只有上帝晓得了。我要你知道我是以整个身心在爱着你的……我祈求上帝能让我活下来，免得让你、安和帕特失去我。”
那些在重型海轮或大运输船，在飞机场或集结地的人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行动受限制、住得太挤，可是他们至少是干燥、温暖与过得去的。对于在几乎每一个港口外都泊有的平底登陆艇里颠簸不已的部队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些战士已经在这样的船艇里呆了一个多星期。这些船里都挤得不可开交，特别脏，战士们苦不堪言。对于他们来说，战役在离开英国土地时就已经打响。这是一场对付持久的恶心与晕船的战役。大部分战士到现在仍然记得，船上只有三种东西的气味：柴油、临时厕所与呕吐物。
每条船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在777号坦克登陆舰上，三等信号兵小乔治·哈克特惊愕地看到波涛是那么高，它们从乱摇乱晃的船的一头泼进来，又从另一头翻滚出去。6号坦克登陆舰是一艘英国军舰，上面超员太多，美国第四师的克拉伦斯·赫普弗中校直担心它会沉没。海水在齐舷边处拍打，时不时灌进船来。厨房里发大水，部队只好吃冷食——指的是还能吃下去的那些人。
第五特种工兵旅的基恩·布赖恩军士记得，97号坦克登陆艇里挤得人踩人，而且颠簸得那么厉害，以致有幸分到铺位的人也很难不使自己滚下床来。对于加拿大第三师的莫里斯·马吉军士来说，他的船“比在尚普兰湖①心的小筏子还晃得厉害”。他晕船晕得连呕也呕不出来了。
可是等待期间罪受得最大的还是被召回的船队里的人。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海峡的风暴里颠簸。如今水兵们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在最后一批迟归的船队放下铁锚时，他们闷闷不乐地排列在栏杆前。到晚上11时，所有的舰船都回来了。
在普利茅斯港口外面，“科里号”的霍夫曼少校站在他的舰桥上，眺望着一长串一长串的黑影，那是防空袭灭了灯的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舰船。天气很冷。风仍然很急，他能听见每个浪涛袭来时吃水浅的小舰在海水沟槽里扭动时所发出的泼溅声。
霍夫曼疲惫不堪。他们刚回到港口不久，才听说延期的原因。可是现在，领导上又要他们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
甲板底下，消息传播得很快。无线电报务员本尼·格利森正要去值班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朝餐厅走去，他来到这里时看见有十来个人在用餐——今天晚上吃的是有各种配菜的火鸡。
每一个人都显得情绪不高。“你们这些家伙，”他说，“没精打采的，倒像是在吃最后的一顿饭。”本尼的话算是差不多说对了。D日那天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在场的至少有一半和“科里号”一起沉入了海底。
在附近的408号步兵登陆艇上，士气也非常低。海岸警备队的弟兄们相信，这次虚假的开始仅仅是另一次“空弹演习”。第二十九步兵师的二等兵威廉·约瑟夫·菲利普斯想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他一本正经地预言道：“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也不会投入战斗的。咱们在英国呆的时间那么长，总得等战争结束才会有咱们的份儿呀。上头准是派咱们去打扫多佛尔港白峭壁上的蓝知更鸟粪。”
半夜时分，海岸警备队的快艇和海军驱逐舰又干起了重新集结船队的巨大工程。这一次再也没有掉头返航的事了。
在法国海岸外面，微型潜艇X23号缓慢地升上海面。时间是6月5日凌晨1时。乔治·昂纳上尉迅速地打开舱口盖。在爬进那个小小的指挥塔后，昂纳和另一个水兵把天线竖了起来。在下面，詹姆斯·霍奇斯上尉把无线电的转钮固定在1850千周上，同时用双手罩住耳机。没等多长时间，他就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对方的呼叫讯号：“肉趾脚
……肉趾脚……肉趾脚。”在听到紧接的只有一个词的讯号之后，他抬起头来，简直无法相信。他用双手更紧地按住耳机，再一次地倾听。没有听错。他告诉他的伙伴们。谁都没吭一声。他们阴沉地对看了看：等待在他们前面的是，还得在水底下呆上整整的一天。
等
待
(十二)上
晨光熹微中，诺曼底海滩笼罩在一片雾气里。前一天时作时歇的雨已变成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把万物打得精湿。海滩再往里，便是那些古老、形状不规整的田野，在这里已经打过无数次恶仗而且还要打上无数次。
四年来，诺曼底人民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奴役状态对于不同的诺曼底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三个主要城市里——东西两头的海港勒阿佛尔和瑟堡，以及处在二者之间(地理位置与大小规模上均是如此)的冈城，它离海岸10英里——占领是生活中一个严峻与经常存在的因素。这里有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总部。这里经常发生让人想起战争的事情——半夜搜捕人质、无休无止地袭击地下抵抗力量，还有既盼望又害怕的盟军轰炸。
一出城，特别是在冈城和瑟堡之间，便是满布树篱的乡野：一块块农田，四周是高高的土墩，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灌木和小树，从罗马人时代起它们就被入侵者与守卫者用作天然的壁垒。乡野间点缀着一幢幢木框架的农舍，茅草屋顶或是红瓦屋顶，时不时出现一些微型城堡似的小镇和村落，每一处几乎都有方方正正的诺曼底式教堂，四周则是一些有几百年历史的灰石房子。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村镇的名字——维尔维尔、柯尔维尔、拉玛德琳、圣梅尔-艾格里斯、谢夫-杜邦、圣玛利-杜芒、阿洛曼契、鲁克。在这些人口稀少的乡村里，占领的含义与大城市里有所不同。诺曼底的农民处在一种牧歌式的战争回流里，他们尽可能使自己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千百个男男女女被从小镇、村子装上船，到外面去当劳工，留下来的也得用一部分时间给海岸警备队无偿劳动。可是这些独立观念很强的农民也尽可能不多出力。他们一天天挨下去，以诺曼底人的倔劲恨着德国人，像苦行僧似的等待、盼望着解放那一天的到来。
一个名叫米歇·哈德莱的31岁的律师，站在他母亲房屋的起居室窗前，这所房子坐落在俯视的维尔维尔村的一个小山上。米歇的双筒望远镜焦距对准了一个骑了匹高大的农家马的德国士兵，他正顺着路往海边走去。在他马鞍两边都垂挂着几只铁皮水壶。这幅景象也够可笑的：巨大的马屁股、一蹦一跳的水壶，外加大兵的那顶水桶似的钢盔。
哈德莱眼看那个德国兵骑马穿过村子，经过那座有又高又细尖顶的教堂，一直来到隔开大路与海滩的那道水泥墙前。这时德国兵下马，取走所有的水壶，只剩下一个。突然间，有三四个士兵神秘地从断崖绝壁间出现。他们接过水壶后又消失不见了。那个德国兵拎着剩下的水壶爬过墙头，来到一幢挺大的黄褐色的消夏别墅，这别墅四周围都是树，它与海滩边上那片散步场地一般长。到了那里，德国兵跪下来，把那只水壶递给一双从建筑物底下齐地面处伸出来的手。
每天早晨都是如此。这个德国兵从不迟到，他总在这个时候把早上的咖啡送到维尔维尔的村口。对于呆在峭壁哨所和海滩这头伪装地堡里的炮手来说，这就是一天的开始。也正是这片一派和平景象、微微弯曲的海滩，第二天将以“奥马哈海滩”的名称为全世界所知晓。
米歇·哈德莱知道，现在是早上6点15分整。
这套仪式他已经观察了好多次了。他总觉得有点滑稽，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德国兵的形象，另一方面使他觉得可笑的是，给野外人员供应早晨咖啡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就把吹嘘得上了天的德国人技术上如何精明的神话给粉碎了。可是哈德莱的高兴是有点苦涩味儿的。像所有的诺曼底人一样，他长时期以来就恨德国人，特别是现在，他更加憎恨了。
好几个月以来，哈德莱一直看着德国军队与强制劳动营，沿着海滩后的岩和河滩两端的峭壁在不断地挖掘、打地洞以及挖隧道。他看见他们在沙滩上设置障碍物并且埋设了成千枚有杀伤力的、邪恶的地雷。而且还不仅如此，他们以一丝不苟的彻底性，拆去了岩下面海边那一排漂亮的粉红、白色和红色的消夏村舍与别墅。如今，90幢房子只剩下了七幢。把它们拆掉不仅是因为要给炮手以更大的火力角度，而且还因为德国人需要木料给他们的掩体做护墙板。仍然矗立在地面上的七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幢——那是石块砌的全年住人的房子——属于哈德莱。几天前，当地的司令部正式通知，他的房子也要拆掉，德国人说他们需要砖和石头。
哈德莱不知道是否在某处有某个人会再把这个决定取消。德国人在有些事情上是常常让人难以逆料的。不过在24个小时里就可以明确知道了：他得到过通知，这所房屋明天就要拆除——也就是说，6月6日，星期二。
6点30分，哈德莱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是不容许的，可是和千百万法国人一样，他蔑视这道命令。这是反抗的又一种形式。不过，他还是把声音扭到耳语那样轻。
和往常一样，在新闻结束时“不列颠上校”——也就是道格拉斯·里奇，他通常被认为是盟军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代言人——读了一条重要通知。他说：
今天，亦即6月5日星期一，最高统帅授命我宣读以下通知：目前，本台已成为最高司令部与被占领区人民之间一个直接联系的渠道……在适当的时候，总司令部将发布极重要的指令，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预先宣告发布的时间；因此，希望你们或以个人为单位或是和朋友们组织起来，能在每一个小时里都收听。这样做其实并不特别困难……
哈德莱猜想这样的“指令”肯定与反攻登陆有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即将来到。他认为盟军肯定会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发动进攻——总在敦刻尔克或加来附近，那里有港口，反正绝对不会在这儿。
住在维尔维尔的杜布瓦和达沃两家人没有听广播，他们今天早上睡懒觉了。昨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诺曼底各处都举行了这样的家庭集会，因为教会方面规定，6月4日星期天是初次圣餐受拜日。人们一向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家人、亲戚总以此为由一年一度在一起聚聚。
杜布瓦和达沃家的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在维尔维尔小教堂里骄傲的家长和亲戚的注视下举行了他们的初次受拜仪式。有些亲戚还是远道从巴黎来的，他们揣着花了好几个月才申请到的德军当局特批的证件。这次旅行让人生气而且还很危险——眼下火车严重超员而且从不准点，让人没法不生气，说它危险，是因为所有的机车都成了盟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袭击目标。
可是走这么一趟还是值得的，上诺曼底去总是不虚此行的。这里物产仍旧很丰富，有许多东西巴黎人如今简直难得见到——新鲜的黄油、干酪、鸡蛋、肉，而且当然，还有卡尔瓦多，这是诺曼底人酿造的容易醉人的苹果白兰地酒。除了这些，在这艰难的时日，诺曼底算是个好去处。既安静又安全，离开英国太远不致选作登陆的地点。
两个家庭的聚会非常成功。而且节还没有过完呢。今天晚上所有人还要坐在一起享受一顿美餐，喝主人家想方设法攒下来的白兰地和别的好酒。到那时庆祝活动才算达到高潮。亲戚们准备星期二一早乘火车回巴黎。
可是他们诺曼底的三天度假得大大地延长了：往后的四个月里，他们得被迫困在维尔维尔。
更靠近海滩，离柯尔维尔村口不远处。40岁的弗尔西德·布罗克赫在干他每天早上6点半必定要做的常课：坐在他那间湿淋淋的牲口棚里，眼镜歪到一边，脑袋挤在母牛乳房底下，让一道细细的乳汁流到一只桶里。他的农场躺在一条狭狭的土路旁，位于离海还不到半英里的一个小高地的顶部。他已有好久没有顺着那条土路远走或是到海滩上去了——德国人把它封闭后就再没有去过。
他在诺曼底务农已有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个名叫布罗克赫的比利时人曾眼见他的家园毁于一旦。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他马上辞去办公室的工作，和妻子、女儿一起搬到诺曼底来，他想在这儿总可以太太平平地过他的日子。
在10英里以外的教堂小镇拜依厄，他19岁的长得挺俊的女儿安妮·玛丽正准备去学校，她在那里教幼儿园。她期待这一天快点结束，因为暑期明天开始。她打算在农场上度假。第二天她要骑自行车回家。
也是在第二天，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来自罗得岛的又高又瘦的美国小伙子，将在几乎正对着她父亲的农场的海滩上登陆。安妮·玛丽将成为他的妻子。
整个诺曼底海边，人们在干他们每天都要干的工作。农民在田野里耕作，侍弄他们的苹果园，照顾他们的白褐色花母牛。在村庄和小镇上，店铺在开始营业。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仅仅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占领的日子。
在即将以犹他海滩闻名于世的那片沙丘与广阔的沙滩后面，在那个叫拉玛德琳的小村子里，保尔·盖曾格尔和平时一样打开了他那家小铺兼咖啡馆的门，虽然是不会有什么买卖的。有一段时间，盖曾格尔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不能说富裕，但也够他自己、妻子玛莎和12岁的女儿珍妮开销的。可是现在，整个海岸地区都被封锁了。住在最靠近海岸的人家——基本上从维尔河口(这条河就在附近入海)一直到瑟堡半岛整个这半边的人家——都被赶走了。只有在这里拥有农场的才允许留下。如今，咖啡馆老板的生计全部仰仗留在拉玛德琳村的七户人家以及驻在附近的少数德国军人——这些大兵他哪敢不伺候。
盖曾格尔其实也想搬走。当他坐在他的咖啡馆里等候第一个顾客上门时，他怎么也想不到，24小时之内他就要出外旅行了。他和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将被驱赶集中，送到伦敦去接受询问。
这个早晨，盖曾格尔好友之一，面包师傅比埃尔·卡尔德隆的心事要重一些。在离海岸10英里的卡伦丹镇让纳大夫的诊所里，他坐在他五岁的儿子小比埃尔的床边，小比埃尔刚动过手术摘除了扁桃体。中午，让纳大夫又给小孩检查了一遍。“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告诉那个焦急不安的父亲，“他的情况蛮好。你明天就可以把他带走。”可是卡尔德隆却有不同的想法。“不，”他说，“我想要是我今天就把小比埃尔带回家去他母亲会更高兴的。”半小时后，卡尔德隆把小男孩抱在怀里出发回家了，那是在犹他海滩后面的圣玛利-杜芒村——在D日，伞兵部队将在这里和第四师的战士会合。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也是安安静静、平淡无奇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指望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天气太坏了。事实上，天气如此恶劣，使得在巴黎卢森堡宫的空军司令部的首席气象专家华尔特·斯托培上校教授在例会上告诉军官们，今天不妨放松放松。他甚至怀疑盟军的飞机今天会不会出动。立刻，防空部队的战士们接到命令可以免除值勤。
紧接着，斯托培打电话给离巴黎仅仅12英里的郊区圣热尔曼-恩-赖尔，打到维克多·雨果大街20号。那是一幢很大的三层楼碉堡式的建筑，有100码长，60英尺深，隐藏在一所女子中学下面的一个斜坡里——这就是西线总部，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斯托培与他的联络军官赫尔曼·缪勒少校说话，此人是负责气象的，缪勒老老实实地记下天气预报，接着便把它送交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少将。西线司令部一向很重视气象报告，布鲁门特里特尤其急于想见到今天的这一份。他正要为西线总司令想进行的一次巡视的日程计划作最后的定稿。气象报告使他更加相信巡视可以按原定计划进行。冯·伦德施泰特计划星期二在他儿子、一个年轻的中尉的陪同下，去视察诺曼底的海岸防御情况。
在圣热尔曼-恩-赖尔，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幢碉堡式的建筑物，更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军西线最有实力的陆军元帅就住在中学后面亚力山大·仲马路28号一所小小的不起眼的别墅里。它由高墙围圈着，铁门永远是关闭的。要进入别墅得通过一条穿越学校院墙特别建造的通道，或是走靠亚历山大·仲马路的围墙上的一扇很不显眼的小门。
冯·伦德施泰特和平时一样很晚才睡(上了年纪的陆军元帅如今难得在10点半之前起床)，快到中午他才坐到别墅一层楼书房的办公桌前面去。在那里，他与他的参谋长商量了军机要事并签署了西线总部对“盟军意图的估计”，以便在当天稍迟时可以呈交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
这个估计是又一个典型的错误揣度。报告是这样写的：
空袭的系统化与明显增多说明敌人已进入高度准备阶段。可能入侵的战线仍然是从〔荷兰的〕斯海尔德一直到诺曼底……但包括布列塔尼北部前沿在内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这整片区域内敌人将在何处进攻仍然不明朗。对敦刻尔克到迪耶普海岸防御工事的密集空袭可能说明盟军入侵的主攻方向将在这里……〔但是〕尚不能明显看出有立即发动攻击的迹象……
在作出这样的含混与别出心裁的估计之后——这一估计把可能登陆的地点挪到了800英里之外——冯·伦德施泰特便和他的公子一起上陆军元帅心爱的餐馆去了，那是在附近波吉瓦尔的“勇敢的公鸡”。现在是1点钟刚过不久；再有12小时那就是D日了。
对于德军指挥体系的每个环节，持续的恶劣天气起了一服镇定剂的作用。大大小小的司令部都深信，进攻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发生。他们的判断是根据促成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登陆时对气象的精密估计作出的。这几次行动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像斯托培和他在柏林的上级卡尔·桑塔格博士这样的气象专家注意到，没有十分之九把握的有利天气条件，特别是没有有利的空中掩护条件，盟军就贸然登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对于一板一眼的日耳曼头脑来说，违反这条规律是不可思议的：气候非得十分理想才行，否则盟军就不会进攻。而现在天气并不理想。
在拉罗什吉荣B集团军群司令部，一切如常，就像隆美尔在时一样，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觉得形势蛮正常，不妨举行一次小小的晚宴。他邀请了几位客人：霍斯特大夫，他的连襟；恩斯特·容克，哲学家与著作家；还有一位老朋友威廉·冯·施拉姆少校，他是官方“战地记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型的斯派达尔期待着这次晚宴的到来。他希望他们可以讨论他心爱的题目：法国文学。还有别的事情也需要讨论：那是一份容克起草并秘密地传给隆美尔和斯派达尔的文稿。他们两人都热切地相信这份文件：它描绘了使和平得以到来的一幅蓝图——在希特勒接受德国法庭审判或是被谋杀之后。“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夜晚好好谈谈。”斯派达尔对施拉姆这样说。
在第八十四军军部驻地圣洛，情报军官弗里德里希·海恩少校正在安排另外一种性质的聚会。他订购了几瓶上好的夏布里酒，半夜时分参谋部门准备让军长埃里奇·马克斯将军惊喜一番。
将军的生日就在6月6日。
他们准备在半夜举行这个让人惊喜的生日宴会，因为马克斯天一亮就必须动身到在布列塔尼的雷恩市去。他和诺曼底地区别的高级军官，都得去参加星期二早上开始的图上演习。马克斯不免暗自好笑，因为要他扮演的角色竟是“盟军”。这次“战争演习”是尤金·孟德尔将军布置的，也许因为他自己是伞兵部队的，这次演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入侵”以伞兵的“突袭”开始，紧接着才是从海上“登陆”。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次“战争游戏”会有点意思——这次理论上的入侵假设发生在诺曼底。
这次“战争游戏”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彭塞尔少将心烦意乱。整个下午在勒芒的总部里他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他手底下在诺曼底与瑟堡半岛的高级军官全都同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倘若他们提前一个晚上动身那更是危险万分。雷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挺远的地方，彭塞尔生怕某些人打算天亮前就离开前线。彭塞尔最怕的就一直是拂晓这个时刻：如果入侵真是发生在诺曼底，他相信攻击准在天蒙蒙亮时开始。他决心给所有要参加演习的人提个醒儿。他通过电传发出的命令是这样的：“兹通知参加战争演习的司令官及其他人员，望勿在6月6日天亮前动身去雷恩。”可是已经为时太晚。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了。
情况就是这样，从隆美尔开始，高级军官就在战斗的前夕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前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真像冥冥中那无常的命运播弄着使他们离开似的。隆美尔在德国。B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冯·坦普尔霍夫也在那里。西线海军司令梯奥多尔·克朗克海军上将在向伦德施泰特报告了由于风浪太大巡逻艇无法离港之后，就动身去波尔多了。第二四三师负责瑟堡半岛半边防务的师长海因茨·赫尔密奇中将则动身去雷恩了。第七○九师的卡尔·冯·施莱本中将也是这样。第九十一空降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刚刚换防来到诺曼底，其师长威廉·法利少将正准备动身。伦德施泰特的情报军官威廉·迈耶-迪屈林上校正在度假，而某师的参谋长根本找不到人——原来他带了法国情妇外出打猎去了(D日之后，登陆前线缺勤恰巧如此之多使希特勒大为震惊，他曾说起过要调查一下：英国间谍是否有可能插手此事。事实是，对这个重大的日子希特勒并不比他的将领更有思想准备。元首当时是在巴伐利亚的伯撒特斯嘉顿避暑胜地。他的海军助理卡尔·杰斯柯·冯·普特卡默上将记得，希特勒起床很晚，在中午召开了例行的军事会议，下午4时用午餐。除了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还有一些纳粹要人和他们的夫人在场。吃素的希特勒为了午餐没有肉而向夫人们道歉，并且说了他吃饭时照例要说的话：“大象在动物里要算最最强大了，可它也受不了肉食。”饭后大家转移到花园里去，元首在这里啜饮了酸橙花茶。他在6到7时打了一个瞌睡。晚上11时又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接着，午夜前不久，夫人们又给召了回来。然后，按照普特卡默回忆录的说法，大家不得不再听四小时瓦格纳、雷哈尔和施特劳斯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