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英里外，诺曼底战场东端，六架满载英国伞兵引导员的飞机和六架拖着滑翔机的皇家空军轰炸机，越过海岸飞了过来。在他们的前方，天空成了可怕的高炮火海，到处悬挂着幽灵似的吊灯形的火柱。离冈城几英里外的朗维尔小村里，11岁的男孩阿兰·多瓦也看到了火光。炮火声把他吵醒，他跟利弗拉尔特夫人一样目瞪口呆地望着床脚床架上大黄铜圆球所反射的瞬息万变而又五彩缤纷的图像。他看得简直入了迷，他使劲推着同他睡在一起的祖母马蒂尔达·多瓦夫人，激动地喊道：“快醒醒，奶奶快醒醒。我看出事了。”
这时候，阿兰的父亲里纳·多瓦冲进房间。“快穿好衣服，”他催着他们，“我看是一场大规模的偷袭。”父子两人从窗口看到飞机低低地掠过田野飞了过来。过了一会儿，里纳忽然发现这些飞机都不出声响。他恍然大悟。“天哪，”他喊了起来，“这不是飞机?是滑翔机!”
六架滑翔机，每架大约装载30名士兵，像巨形蝙蝠似的悄悄地俯冲下降。拖曳它们的飞机在越过海岸线离朗维尔约五公里的5000到6000英尺的高空把拖索放开。现在它们朝着在月光下闪耀银光的两条平行的水道——冈运河和奥恩河飞去。就在朗维尔和贝诺维尔村之间和上方，这两条水道上有两座守卫严密的、彼此相连的大桥。这两座桥就是英军第六空降师滑翔机所载的这一小股队伍的袭击目标(这支部队是由久负盛名的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和皇家工兵部队的志愿人员组成的)。他们的充满危险的任务是夺取桥梁并制服守桥部队。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冈城和海滩之间的一条大动脉通路便被切断。他们便可阻止德军增援部队，尤其是装甲部队的东西方向的活动，使之不能从侧面袭击英加部队的登陆场。由于部队需要这两座桥梁来扩大他们袭击进攻时的桥头堡，这些英国士兵必须在德军守桥部队炸毁桥梁以前把它们完好无损地夺过来。这就需要举行一次十分迅速的突然袭击。英国人想出一个大胆而十分危险的解决办法。滑翔机穿过月光照耀下的夜空轻轻地着陆时，战士们挽起胳膊，屏住呼吸，他们将在大桥的引桥处强行着落。
三架滑翔机飞向冈运河大桥。布朗式轻机枪手、二等兵比尔·格雷闭上眼睛，鼓起勇气准备着陆。四周一片寂静，静得叫人害怕。地面没有炮火。他只听见滑翔机引擎的转动声，仿佛在空中轻柔地叹息着。指挥突击的约翰·霍华德少校站在舱门边上，准备飞机一着地就把门打开。格雷记得，他的排长昵称“丹尼”的赫·德·布拉泽里奇中尉说了一声：“伙计们，开始了。”接着便是滑翔机着地坠毁时的爆炸声。起落架撞断了，断裂的座舱盖的碎钢片纷纷落了进来，滑翔机像一辆失去控制的卡车，摇摇晃晃地发着尖厉的呼啸声在地面滑行，散发出一团团火花。撞毁的机身转了半圈，让人心惊胆战。终于，滑翔机停了下来。格雷回忆道：“机头钻入带刺的铁丝网，差一点就撞在桥上。”
有人大喊一声：“小伙子们，快!”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往机外钻。有些人从舱门挤出来，还有些人从舱盖跳下来。同时，在几码远的地方，另外两架滑翔机也强行着陆，滑行一番后停住。突击队的其他成员蜂拥而出。人人都往桥上猛攻，乱哄哄，一片混乱。德军惊慌失措，不辨东西。手榴弹不断地扔进他们的掩蔽体和交通壕。有些德国士兵在火炮掩体里睡大觉。
他们醒来时听见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看见的是瞄准他们的轻机关枪的枪口。还有些人迷里迷糊地抓起步枪或机关枪便对着那些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人影胡乱开火。
突击组在桥这头收拾企图抵抗的德军，格雷等大约40人在布拉泽里奇中尉率领下冲过桥面去，占领极为重要的河对岸。快到桥中央时，格雷看到一个德军哨兵右手举着一把维利式信号枪，正要发射报警的信号弹。格雷端起布朗式轻机关枪向他扫射、他觉得人人都开火了。信号弹从桥面腾空而起，划破夜空，哨兵却倒在地上死了。
他也许想警告几百码外奥恩大桥上的德军士兵，但信号发得太晚了，那里的守桥部队早已被制服。尽管在进攻时，只有两架滑翔机找到目标，第三架找错目标，落到七英里外的迪夫河上的一座桥上。两座大桥几乎同时失守。德军被神不知鬼不觉的突袭吓蒙了，很快便被打垮。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即使德国国防军有时间，他们也不可能炸毁这两座桥。拥上大桥的英国士兵发现，虽然炸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德国人始终没有把炸药安装就绪。他们在桥畔一个小屋子里发现了这些炸药。
战役结束以后，似乎总会出现一种让人心神不定的寂静。人们还没完全从瞬息万变的战斗中清醒过来，他们努力回忆，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人人都琢磨还有谁活了下来。17岁的格雷一方面为自己参加了偷袭而兴高采烈，一方面急切地寻找排长“丹尼”布拉泽里奇中尉。他最后一次见到中尉时，他正带领战士冲过大桥。可惜，战斗总有伤亡，其中一人便是这位28岁的中尉。格雷在运河大桥畔一家小咖啡馆前面发现了布拉泽里奇的尸体。“子弹打中他的喉部，”格雷回忆道，“显然，他是给燃烧弹打中的。他的伞兵服还在着火。”
不远处，在一座刚占领的小地头堡里，一等兵爱德华·塔潘顿正在发报告战斗成功的信号。他对着一架类似对话机的无线电反反复复地喊叫着密码电讯：“火腿加果酱……火腿加果酱……”D日的第一场战役结束了。整个过程只用了15分钟。现在，霍华德少校和他的150名左右的战士，已经深入敌后并且暂时不会同增援部队取得联系。他们做好准备，坚守这两座至关重要的大桥。
至少，他们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在霍华德的滑翔机着陆的同一时刻——午夜12时20分，还有60名英国伞兵引导员从六架轻型轰炸机跳了出来。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落到了什么地方。
这些人承担了D日战斗中最艰巨的任务。作为英国第六空降师的先遣部队，他们自愿跳伞进入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区域，并在奥恩河以西用手电、雷达信标和其他导航仪器为三个着陆区布标。这三区都在方圆大约20平方英里的范围内，靠近三个小村——离海岸不到3英里的瓦拉维尔；霍华德手下人占领的大桥附近的朗维尔村；冈城东郊不到5英里的图夫莱维尔。英国伞兵将在12时50分在这些地区着陆。引导员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布标。
即便是大白天在英国，要在30分钟内找到着陆区并且布好标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是黑夜，又是在敌人的阵地上，在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到过的国土上，他们的任务可以说是难于登天。他们跟50英里外的战友们一样，一下子就摔进了麻烦堆里，他们分散得太开，着陆时的情形更为混乱。
他们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天气变坏。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风刮了起来(美国伞兵没赶上刮风)，薄雾使有些地区不易辨认。运送英国引导员小组成员的飞机遇到了猛烈的高射炮火网，驾驶员本能地进行回避，结果飞过了目标地区或者根本找不到目标。有的驾驶员在指定区域上空盘旋了两三圈才把伞兵都投了下去。有一架飞机为了让伞兵引导员都跳出机舱，在密集的高射炮火中顽强地来回低空飞行了惊心动魄的14分钟。由于这些原因，很多引导员和装备降错了地方。
以瓦拉维尔为着陆地点的伞兵基本上在目标区准确降落，但他们马上发现，他们的大部分装备不是在降落过程中摔坏了便是落到了别处。去朗维尔的引导员没有一个是在靠近目标区的地方降落的，他们分散得很远，相互之间有好几英里。
然而，最不幸的是图夫莱维尔小队。原定有两个十人小组用手电布标，每一组都要向夜空打出一个信号字母K。一个小组降到了朗维尔地区。他们倒是很快就聚合在一起，找到他们以为是指定的地区。过了几分钟，他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第二个图夫莱维尔小队也没有到达目标区。这十个连续投下的伞兵中，只有四人安全着陆。其中之一是二等兵詹姆斯·莫里西。他胆战心惊地眼看着其他六人被一阵狂风突然刮中，卷向东去。他一筹莫展，眼巴巴地望着他们飘向远处月色下泛着银光的迪夫河河谷。德军为了防御目的，早就用水淹没了这片河谷。莫里西从此没有再见过这六个人。
莫里西和其余三人的着陆地点离图夫莱维尔不远。他们聚集在一起，派一等兵帕特里克·奥沙利文去着陆地区进行侦察。他没走几分钟，就被他们要布标的地区边沿射来的子弹打死了。于是，莫里西和另外两个人便在他们降落的玉米地里布置好图夫莱维尔的信号光标。
实际上，在最初的混乱中，没有几个引导员遇到过德国士兵。偶尔有几个人惊动了哨兵，交了火，当然就有了伤亡。然而，使他们最害怕的，还是他们周围环境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战士们都以为一着陆便会遭到德军的猛烈反击。然而，大多数人遇到的是一片肃静，寂静无声的夜晚，使战士们经历了不少自己制造的叫人魂飞魄散的险境。好几次，伞兵们在田地里或树篱下彼此相遇，互相以为对方是德国兵。
伞兵引导员和空降营先遣部队的210名战士，在诺曼底的黑夜里，沿着没有灯光的农舍和沉睡的村落的边缘摸索着，努力辨认方向。他们首先必须准确判断他们所在的地区。在目标区准确着陆的人，很快辨认出他们在英国时从地形图上认识的界标。完全迷失方向的人，想办法用地图和罗盘来定方位。先遣信号部队的安东尼·温德伦上尉，用一个比别人更为直截了当的办法解决问题。他爬上一个路标，镇定自若地划了根火柴，发现他的指定集合地点朗维尔就在几英里外不远的地方。
可是，有些伞兵却遭了大难，无可挽回。有两个人从夜空降落，正好落在德军第七一一师指挥官约瑟夫·赖克特少将的司令部前的草坪上。飞机轰鸣而过时，赖克特正在打牌。他跟几个军官冲到阳台上，正好看到两个英国人落到草坪上。
很难说，赖克特和两个引导员中间谁更吃惊。将军的情报官抓住两位英国士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带到阳台上。大惊失色的赖克特冲口而出：“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引导员十分冷静地回答，仿佛他打扰的不过是一次鸡尾酒会，“非常对不起，老先生，我们不过是阴错阳差才在这儿着陆的。”
就在他们被带出去接受审问的时候，盟军解放力量的第一支部队，570名美国和英国伞兵，正在为D日战役作安排。着陆区内，信号弹开始腾空而起，飞向夜空。
夜
晚
(二)
“出什么事儿了?”维尔纳·普洛斯克特对着话筒大声问道。他昏头昏脑，还处在半睡眠状态，身上光穿着内衣。飞机的轰鸣和炮火的呼啸声把他吵醒了。他本能地感到这并不仅仅是一次小规模的袭击。他在俄国前线呆过两年，惨痛的经历教会少校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团长奥克中校似乎对普洛斯克特的电话很恼火。“我的亲爱的普洛斯克特，”他冷冰冰地说，“我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我们搞清楚了会告诉你的。”咔哒一声，奥克把电话挂断了。
普洛斯克特对这个回答不大满意。快有20分钟了，飞机不断地轰鸣着进入布满炮火的天空，在东边和西边的海岸线上轮番轰炸。但他所在的海岸中部却寂然无声，肃穆得叫人不安。他的指挥部设在埃特雷亨姆，离海岸线四英里。他负责指挥德军第三五二师的四个炮兵连，一共20门大炮。它们守卫半个奥马哈海滩。
紧张不安的普洛斯克特决定越过团长，直接打电话给师部。他同三五二师的情报军官布洛克少校通话。布洛克告诉他：“也许就是又一次空袭罢了，普洛斯克特。情况还不清楚。”
普洛斯克特挂上电话，觉得自己有点傻里傻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太莽撞了一点。归根到底，并没有发生值得惊慌的事情。普洛斯克特想了起来，事实上，经过好几周的忽上忽下的紧急待命警戒演习，今晚正赶上是少有的不必值勤的夜晚。
普洛斯克特现在头脑十分清醒，他太心神不定睡不着觉了。他在行军床边坐了好一会儿，他的德国种牧羊犬哈拉斯静悄悄地躺在他脚边。城堡里一片静谧，但普洛斯克特还是听得见远处传来的飞机的隆隆声。
突然，野战电话的铃声响了起来。普洛斯克特一把抓起话筒。“据报告，半岛上有伞兵。”
话筒里传来奥克中校平静的声音，“通知你的部下，立刻去海边。这可能是敌人登陆。”
几分钟后，普洛斯克特、他的第二炮兵连连长鲁兹·威尔肯宁上尉和重炮官弗里茨·特恩等三人出发，去前沿指挥所建在圣昂诺利村附近峭壁里的观察地堡。哈拉斯跟他们一起去。
大众越野汽车里挤得很。
普洛斯克特后来回忆说，汽车开了没几分钟就到达海边，途中没有人说话。他有一大担心：炮兵连的弹药只够用24小时。几天前，第八十四军的马克斯将军视察炮连时，普洛斯克特提出过这个问题。“要是敌人真的入侵到你这个地区，”马克斯向他担保，“给你的炮弹一定会多得你用不完。”
大众汽车穿过沿海防御工事的外围到了圣昂诺利。他牵着哈拉斯，沿着峭壁后面通向隐蔽指挥部的狭窄小道慢慢地向上爬，他的部下跟在后面。好几段带刺的铁丝网把小路标得很清楚。
这是通向观察所的惟一道路，两边都是布满地雷的阵地。快到峭壁顶端时，少校走进一条狭窄的壕沟，走下几级水泥台阶，沿着曲曲弯弯的隧道向前走，终于来到有三个人守着的、挺大的一个单间地堡。
地堡有两个相对的狭小的孔隙，在一个孔口前装了一架高倍数的炮队镜。普洛斯克特一进屋便立即坐到炮队镜前面。观察所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它位于奥马哈海滩上方100多英尺的地方，几乎处在不久以后便是诺曼底滩头阵地的中心。要是天色晴朗，从这个制高点望出去，观察的人可以看到塞纳河口的全部海湾，从瑟堡半岛的顶端一直向左到勒阿弗尔以及右边更远处的景色，都可以一览无遗地收入眼底。
即使现在在月色下，普洛斯克特还是看得很清楚。他慢慢地把炮队镜从左向右移动，巡视整个海湾。海湾上有些雾气，乌云偶尔遮蔽朗朗的月光，在海面上投下黑色的阴影。然而，没有异常现象。没有灯光，没有声响。他通过炮队镜反复搜索海湾，但是海湾里没有船只。
普洛斯克特终于站起身子。他给团部拨电话时对特恩中尉说：“外边没有问题。”然而，普洛斯克特还是心神不定。“我要留在这儿，”他对奥克说，“也许是一场虚惊，不过，也有可能会出事的。”
这时候，各种各样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的报告开始进入诺曼底各地的第七集团军指挥部门，军官们绞尽脑汁，对情况进行分析。他们没有太多根据——这儿看见几个人影，那儿听见几声枪响，还有的地方发现树上挂着降落伞。这些都是线索，但说明什么问题?盟军空降部队只投下570名士兵。但他们已经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各地的报告都很零散，只言片语，不带结论，连有经验的军人都不免将信将疑，胸中无数。
到底有多少人登陆了，两个还是200个?是应付紧急情况跳伞的轰炸机机组成员，还是法国地下工作者发动的一系列进攻?人人心里没底，连亲眼看见伞兵的德国军官诸如第七一一师赖克特将军那样的人都没有把握。赖克特认为这是空降部队对他司令部的突然袭击，他给军长的报告里发表了这个看法。过了很久，这份报告才到达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按照例行公事被载入战地日志，并附有值得回味的注释：“并未交代细节。”
过去的虚惊事件实在太多了，人人都变得极为谨慎。连长们要经过再三考虑才向营部报告，而且事先还一再派巡逻队反复核实。营长们在向团部报告以前还要更加小心谨慎。在D日最初的几分钟内，各级指挥部内流传的说法，由于涉及的人很多而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由于情报零乱，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发出警报，尤其是一个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警报。于是，时间就一分钟一分钟地流失了。
在瑟堡半岛，两位将军已经出发去雷恩参加图上演习。现在，第三位将军，第九十一空降师的威廉·法利少将也选择这个时候外出。尽管第七集团军司令部有命令，不准指挥员在天亮以前离开岗位，法利还是认为只有提早出发他才能赶上图上演习。这一决定使他送了命。
在勒芒第七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弗里德里希·多尔曼司令正在呼呼大睡。大概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下令取消原定当晚举行的警戒演习。他本人精疲力竭，早就上床睡觉了。他的参谋长，又能干又负责的马克斯·彭塞尔正准备就寝。
在圣洛，集团军的下级指挥机构第八十四军司令部里，人们正准备为埃里奇·马克斯举行一个叫他大吃一惊的生日晚会。弗雷德里希·海恩少校已经把酒准备好了。他们的打算是在圣卢大教堂的午夜(英国夏令时间1点钟)钟声响起来的时候，由海恩、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冯克里根中校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走进将军的房间。大家都琢磨，面容严峻、只有一条腿的马克斯(他在俄国失去了一条腿)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诺曼底，他是公认的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但他为人严肃，从不流露感情。然而，一切已经就绪，尽管人人都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孩子气，参谋部的军官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这个生日晚会。他们正打算进将军的房间时，忽然听见附近的高射炮轰隆隆地开起火来。他们冲出门外，正好看见一架盟军轰炸机栽进火海，又听见炮兵们兴高采烈地欢呼：“我们打中了!我们打中了!”马克斯将军仍然呆在他的房间里。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以海恩为首的一小群人手里拿着夏布里白葡萄酒和几个酒杯，大步走进将军的房间，有点不大自然地向将军表示贺意。马克斯抬起头来，镜片后的眼睛温和地凝视着他们，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海恩回忆时说：“他站起身迎接我们的时候，他的假腿发出吱嘎的响声。”他友好地挥了一下手，使大家不再拘束。酒瓶打开了，参谋们围着这位53岁的将军立正致意。他们局促地举起酒杯，为他的健康干杯。他们很有福气，一点都不知道，40英里外，4255名英国伞兵正在法国国土上降落。
夜
晚
(三)
诺曼底月光照耀的田野上响起了英国猎号的呜呜声。低哑的号声缭绕回旋，悬在空中，显得孤单而又不谐调。号角声一遍又一遍地吹着。数十个头戴钢盔，身着用绿、棕、黄色伪装的降落伞服，肩负手提沉重装备的人影沿着沟渠和树篱奋力越过田野，朝着猎号声的方向前进。别的猎号加入了合唱。忽然，军号嘹亮地吹奏起来。对千百个英国空降兵来说，号声是战斗的前奏。
古怪的号音来自朗维尔地区。它是第五伞兵旅两个营的集合信号。他们得迅速行动。一个营要急速前进，去增援霍华德少校那一小股从滑翔机上降落的、现正在守卫大桥的部队。另一营要占领并守住渡口要道东端的朗维尔村。伞兵部队指挥员以前从来没使用这种方式来集合部队。然而，那天夜里，速度便是一切。第六空降师是在同时间赛跑。
第一批美英部队将于清晨6点30分到7点30分在诺曼底的三个海滩登陆。“红色魔鬼”有五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占领第一批据点，夺取整个登陆区的左翼。
第六空降师有一系列复杂的任务要执行，每项任务几乎都得分秒不差地完成。按计划，伞兵们要占领冈城东北部的高地，守住奥恩河和冈运河的大桥，还要摧毁迪夫河上的五座桥梁，从而阻挡敌军部队，尤其是装甲兵前往登陆桥头堡的侧翼。
然而，以轻武器装备的伞兵们没有足够的火力来制服密集的装甲车及坦克的反攻。因此，防守任务的成败取决于反坦克炮和能摧毁装甲车和坦克的特种弹药能否迅速而安全地到达。由于大炮的重量和体积都很大，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把它们安全运到诺曼底：靠滑翔机运输。凌晨3时20分，将有一队由69架滑翔机组成的机队从诺曼底上空下降，带来士兵、战车、重型装备和珍贵的大炮。
机组的到达本身就是个严重问题。滑翔机相当大，每一架都比DC-3型飞机要大得多。四架汉密尔卡式滑翔机大得可以装载轻型坦克。为了让69架滑翔机降落，伞兵们首先得从敌人手里把指定的着陆区夺过来并守卫好。其次，他们得在满布障碍物的草地里清理出一大块可以降落的地方。这意味着要在黑夜里、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清理掉像森林似的一大片挂有地雷的树干和枕木。这儿还要用作将在晚上着陆的第二批滑翔机的着陆地点。
他们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摧毁梅尔维尔附近的强大的岸炮阵地。这也许是第六空降师要执行的最为重要的任务。盟军情报人员认为，岸炮阵地的四门威力很大的大炮，可能会骚扰来集合的登陆舰队，并大量杀伤在索德海滩登陆的部队。第六师接到命令，要在清晨5时以前把大炮摧毁。
为了完成这几项任务，第三和第五伞兵旅在诺曼底投下4255名伞兵。由于导航错误、高速飞行的飞机因回避地面炮火而被迫偏离航向、着陆区的标志布得不好和突然刮起狂风等种种原因，伞兵落地时十分分散。有些人运气不错，但好几个人落到了离着陆区5至35英里的地方。
两个伞兵旅中间，第五旅的情况好一些。大部分战士在朗维尔附近的目标区着陆。即使如此，连指挥员都花了快两个小时才把一半的人集合起来。然而，在起伏萦绕的猎号的指引下，许多伞兵已经在集合途中。
第十三营的二等兵雷蒙德·巴顿听见了猎号声。他就在着陆区的边沿，却一时没法去集合，因为他摔进了一个小树林的浓密的树丛里。巴顿的降落伞把他挂在一棵树上，使他缓慢地来回晃动，离地面大约15英尺。他拔出小刀打算割断伞绳下地时，忽然听见附近传来一阵急促的施麦舍式机枪声。随后，树丛里发出的响声，有个人慢慢地朝他走了过来。巴顿在跳伞时把轻机关枪给弄丢了，他没有手枪。他悬挂在树上毫无办法，不知道过来的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伞兵。巴顿后来回忆说，“不管谁走过来看我，我都只好保持不动，希望他以为我已经死了。他大概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走掉了。”
巴顿尽其所能赶快从树上下来，朝着集合的猎号声方向前进。可惜，他的灾祸还远远没有结束。在树林边缘，他发现一个伞兵的尸体，那人的降落伞没有打开。他沿着一条道路前进时，有个人从他身边跑过去，疯狂地喊叫着，“他们杀了我的朋友!他们杀了我的朋友!”后来，他总算追上一群去指定集合地点的伞兵。巴顿发现他边上的一个人，似乎因惊恐而神经麻木了，他迈着大步，眼睛直视前方，绝不左顾右盼，完全不知道他右手紧握的枪支快要给折弯了。
这天夜里，在很多地方，像巴顿这样的士兵差不多都在震惊之余立即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
第八营一等兵哈罗德·泰特努力挣脱降落伞时，正好看见一架达科他式运输机被高射炮火击中。飞机像颗燃烧着的彗星在他头上倒栽下来，在大约一英里外的地方发出巨响，爆炸了。泰特不禁琢磨起来：不知道飞机里的跳伞小组成员是否已经跳下来了。
加拿大第一营的二等兵珀西瓦尔·利根斯也看见一架在燃烧的飞机。“火势很大，从机头到机尾一片火焰，碎片不断地落下来。”飞机仿佛朝他头上飞过来。那景象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一动不动地呆站着。飞机掠过他的头上方摔在他身后的田地里。他跟一些人想走过去抢救里面的人，但是“里面的弹药开始爆炸，我们无法接近了”。
第十二营的20岁的二等兵科林·鲍威尔落到了离着陆区好几英里远的地方。他着地后听到的第一声战争中才有的声音，是黑夜里的一阵阵呻吟。他在一个伤势严重的伞兵身边蹲了下来。
伤员是个爱尔兰人，他央求鲍威尔：“朋友，请给我一枪，把我结果掉。”鲍威尔下不了手。他尽量地使伤员伞兵舒服一些，然后，他在急忙离开时，答应一定派人来救他。
在最初的时刻里，很多人是靠自己的机智和办法才得以生存。加拿大第一营的一位伞兵理查德·希尔伯恩记得，他从一间暖房的屋顶上摔进屋内，“把玻璃砸得到处都是，而且弄出了很大的响声，但玻璃还在掉的时候，他已经跳出暖房跑了起来”。还有一个人正好掉进了一口井，他拽住伞绳交替着两手向上爬，爬出井口以后，他像没事似的朝集合地点出发了。
人们到处千方百计地摆脱困境。大多数的处境即使在大白天也够糟糕的；在黑夜里，尤其是在敌人的土地上，加上恐惧和想像，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二等兵戈弗雷·麦迪逊正是这样。他坐在田边，带刺的铁丝网使他动弹不得。他的两条腿同铁丝网缠在一起，他装备的重量——包括四个十磅重的迫击炮弹，一共有125磅——把他拽到铁丝网的深处。他给铁丝网完全绊住了。麦迪逊是在朝第五营号角声方向前进时一脚踏空，摔进铁丝网的。他回忆说，“我害怕起来。天很黑，我相信有人会给我一枪的。”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倾听着。过了一会儿，麦迪逊认为他躲过了敌人的注意，便开始以痛苦而缓慢的挣扎来解放自己。他觉得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挣脱出一条胳膊，可以从身后皮带上解下一把剪铁丝的剪刀。没过几分钟，他已经出了铁丝网又朝着猎号的方向前进。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内，加拿大第一营的唐纳德·威尔金斯少校正在一座好像是家小工厂的楼房边悄悄地走着。忽然，他发现草坪上有一群人。他立即匍伏在地。黑影们一动不动。威尔金斯使劲看了半天，站起身子，骂骂咧咧地走了过去。果然不出所料，这些人影是花园里的石头雕像。
第一营的一位中士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他看见的影子可是真人。这位中士掉进了齐膝深的水里。二等兵亨利·丘吉尔正好在附近的一条沟里。他看见中士挣脱降落伞，然后在两个人朝他走近时绝望地四下张望。丘吉尔记得，“中士等待着，努力辨认他们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两人越走越近，他们的讲话声使他肯定他们是德国兵。中士的轻机枪响了起来，“他用了一个快速连射就把这两个人打倒了”。
D日开始的时刻，最阴险的敌人不是人而是大自然。隆美尔的反伞兵措施发挥了很好的效用：用水淹没的迪夫河河谷的水坑和沼泽成了死亡的陷阱。第三旅很多伞兵跳入这种地方，好像从口袋里随便倒出来的糖果。对这些伞兵来说，悲剧性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有些驾驶员由于云层很厚，误把迪夫河口当成奥恩河，让伞兵跳到了大片的沼泽地。整整一个营700名战士本来应该在大约一平方英里的范围内着陆，结果给分散到50多英里的地方，还都是乡村和沼泽地。正是这个营——经过严格训练的第九营——承担了当夜最艰巨的袭击梅尔维尔炮兵阵地的任务。有些人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找到队伍，很多人从此不见踪影。
人们永远无法统计在迪夫河沼泽地里牺牲的伞兵人数。幸存者说，沼泽地里，7尺深4尺宽的沟渠纵横交错，沟底是黏糊糊的烂泥。一个背着武器弹药和沉重装备的人是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从沟里爬出来的。放个人用品的帆布背包一遇水分量就更重了，几乎增加一倍。为了生存，战士们得把它们扔了。很多人好不容易从沼泽地走了出来，却又淹死在离陆地几码远的河水里。
第二二四伞兵战地救护队的二等兵亨利·亨伯斯通差一点就淹死了。亨伯斯通着陆时掉进了沼泽地齐腰深的水中，完全不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他原本应该在瓦拉维尔西部果木区着陆，结果到了着陆区的东边。他要去瓦拉维尔的话，不仅要走出沼泽地而且还要过迪夫河。他所呆的地方给一层像脏被单似的薄雾笼罩着，四周除了蛙声什么也听不见。走着走着，前面传来急促的流水声。亨伯斯通跌跌撞撞地走过淹了大水的田地，来到了迪夫河边，他正四下张望想找条过河的路时，忽然看见河对岸有两个人。他们是加军第一营的战士。亨伯斯通大声喊：“我怎么过河?”其中一人大声答道，“这儿挺安全的。”这个加拿大人走下河，显然是想摆个样子给他看。“我看着他，一眨眼，他不见了，”亨伯斯通回忆说，“他没喊也没叫。他就是一下子没有了，我和对岸他的同伴根本来不及救他。”
第九营的随军教士约翰·格威内特上尉晕头转向，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也掉进了沼泽地。他只有单身一人，四周的寂静叫人忐忑不安。格威内特一定要走出沼泽地。他相信梅尔维尔突袭会有恶战和伤亡，他要跟战士在一起。就在起飞前他还对他们说：“恐惧来叩门，信念打开大门，门外什么都没有。”格威内特不知道，他得花整整17个小时才走出沼泽。
这时候，第九营营长特伦斯·奥特韦中校怒火万丈。他着陆的地方离集合处有好几英里，他知道他那营的战士一定分散在很多地方。奥特韦在黑夜里急忙行走时，三三两两的士兵从各处冒出来，证实他对形势所作的最坏的估计。他不知道空降究竟糟到什么地步。难道他的特种滑翔机运输队也落到了四面八方?
为了保证突袭成功，奥特韦非常需要滑翔机运送大炮和其他装备，因为梅尔维尔的炮兵阵地非同一般。阵地四周有一系列十分严密的防御工事。要进入炮兵阵地的中心，即四门安装在混凝土暗堡里的大炮，第九营得先通过地雷区和防坦克壕，再穿过15英尺厚的带刺铁丝网，越过更多的地雷区，然后从纵横交错的布满机关枪的交通壕里打出去。德军认为，这样强大的防御工事，再加上200人防守部队，是难以攻破的。
奥特韦并不这样想，他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计划要攻克这个阵地。他不想侥幸成功。他决定，首先，100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要轮番轰炸这个炮兵阵地，投下至少4000磅炸弹。滑翔机队随后运送来吉普车、反坦克炮、火焰喷射器、班加罗尔式爆破筒(长短不一的装满炸药的用来摧毁铁丝网的管筒)、探雷器、迫击炮，甚至轻巧的铝制登高梯。奥特韦的部下从滑翔机队拿到这些特殊装备以后，便分11个小队向暗堡炮兵阵地出发并开始攻击。
这一切，要求各个环节在时间上彼此呼应，密切配合。侦察小组先出发去巡视；测雷小组将排除地雷并在清扫过的地区里标好供行走的道路；带爆破筒的爆破小组要炸掉铁丝网；狙击兵、迫击炮手和机枪手要迅速进入阵地以掩护主攻人员。
奥特韦的计划还有最后一招，使敌人防不胜防。主攻部队从地面扑向炮连时，三架满载伞兵的滑翔机要在暗堡上强行着陆，以便地、空部队联合起来对炮连的防御工事发起强大的进攻。
这计划的有些部分颇带自杀性，但值得一试，因为梅尔维尔的暗堡炮连可能在英军在索德海滩登陆时大量杀伤英军士兵。即使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即使奥特韦把人员集合起来，准时出发前往炮连阵地，他们也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摧毁炮连。上级早已明确通知他，如果第九营不能准时完成任务，海军的大炮就要出动。这意味着，不管成败如何，奥特韦和他的部下必须在凌晨5时30分离开炮连阵地。那时候，如果奥特韦还没有发出成功的信号，大炮就开始轰击。
这就是作战方案。可是，在奥特韦心急如火地赶向集合地点的时候，作战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出了差错。午夜12时30分进行的空袭完全失败，没有一枚炸弹是击中炮连的。误差越来越多：装载着重要装备的滑翔机队没有到来。
在诺曼底滩头阵地的中心，在俯视奥马哈海滩的暗堡观察所里，维尔纳·普洛斯克特还在观察。他看到的只是海浪的白色浪尖。他的担心并未因此而消除，相反，他更加肯定要出事了。他到达暗堡后不久，一队队的飞机轰鸣着掠过海岸线向右侧方向飞去。普洛斯克特觉得至少有好几百架了。飞机一来，他就等着团部来电话证实他的猜想：敌人的登陆突击开始了。
但是，电话铃声始终没响起来。奥克打过第一个电话以后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普洛斯克特又有新发现——大批飞机正向他的左侧飞去，轰鸣声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响。这一次，飞机的马达声是从他的后方传来的，它们似乎是从西部飞向瑟堡半岛。普洛斯克特更糊涂了。他本能地又通过炮队镜向外搜索。海滩上空无人影，他看不到任何可疑迹象。
夜
晚
(四)上
在圣梅尔-艾格里斯，炸弹爆炸声听得很真切，仿佛就在眼前。担任镇长职务的药剂师亚历山大·雷诺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动，他认为飞机是在轰炸圣马科夫和圣马丁德瓦拉维尔的炮兵阵地。这两个地方都不远，就在几英里外。他为小镇和镇民们担忧。由于宵禁，他们不得离开住宅，因此，居民们最多只能在花园的壕沟或地窖里躲一下。雷诺领着妻子西蒙娜和三个孩子走到起居室外的通道，这儿的木板挺厚，可以起保护作用。全家人大约在半夜1点10分聚集到这个临时防空掩蔽所。雷诺记得很清楚(对他来说是12点10分)，因为就在这时候，有人拼命地、急迫地敲他家的街门。
雷诺让一家人呆在屋内，他穿过黑暗的临艾格里斯广场的药店店堂去开门。他还没走到门口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从药店窗户望出去，广场及广场边缘的栗子树和广场上的诺曼底式大教堂都被火光照耀得一清二楚。广场对面的M·海龙别墅着了火，火势很猛。
雷诺打开大门。镇救火队长站在门外，齐肩的黄铜头盔金光锃亮。队长指指着火的房子开门见山地说：“我猜是一架飞机无意中掉下的燃烧弹砸中了这幢房子。你能不能要求司令部取消宵禁?我们得找人组织水桶队，人越多越好。”
镇长跑到附近的德军指挥部。他急忙向值班的中士说明情况。中士未经请示便同意解除宵禁。德国人同时叫出几个卫兵去监视来救火的志愿人员。雷诺又去牧师家把起火一事告诉路易·罗兰神父。牧师派司事去教堂敲钟，他和雷诺等人挨家挨户去敲门，动员居民来帮忙。钟声响了起来，在全镇上空回荡。人们纷纷走了出来，有人穿着睡衣，有人还没穿戴整齐，一会儿100多个男男女女分成两行开始一桶一桶地传水。他们周围是大约30名手持步枪或施麦舍式机枪的德军卫兵。
雷诺还记得罗兰神父在混乱中把他拉到一边。“我得跟你谈谈——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神父说。他把雷诺带到神父家的厨房里，年迈的女教员安吉拉·利弗拉尔特夫人正等候着他。她极度受惊，手足无措。她哆哆嗦嗦地说：“有个男人落到我的豌豆地里。”雷诺实在管不了那么多的麻烦事，但他还是安慰了她一番：“别担心。回去吧，呆在家里。”接着，他又冲回火场。
他刚离开一会儿，可这儿的喧闹声更大了，情况也更混乱了。火舌蹿得更高，火星雨点般落到外屋，那儿也开始起火了。雷诺觉得眼前的景象仿佛是一场噩梦。他看见救火队员们紧张得通红的脸庞，以及手持步枪或机关枪的穿着厚大衣显得十分笨重的德国兵，他不禁看得发呆，脚下仿佛生了根似的挪动不开。广场上空，钟声还在回荡，为地下的嘈杂声又添上一悠久绵长的声响。就在这时候，他们听见了嗡嗡的飞机声。
飞机声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轰鸣声越来越响，随之而来的是轰隆隆的高射炮火声，半岛上的炮兵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向成队的飞机开火。在圣梅尔-艾格里斯广场上，人人抬起头望着天空，他们怔住了，把身边的大火忘得一干二净。接着，镇上的大炮也开火了，隆隆炮声就在他们的头上轰鸣回荡。飞机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并排穿过从地面升起的纵横交错的火力网。飞机亮着灯。他们飞得低极了，广场上的人们本能地低下身子躲起来。雷诺记得飞机“在地面投下巨大的影子，红灯仿佛在阴影里点燃”。
一批又一批的飞机飞了过去，满载着13000人的882架飞机，有史以来最大的空降战略的第一批飞机。美国第一○一空降师和久经考验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士兵们，正飞往离圣梅尔-艾格里斯几英里的六个着陆区。伞兵们一组接一组地从机舱跳了出来，很多要在小镇外着陆的伞兵，在下降过程中不仅听到炮火的轰隆声，还听见战场上不应有的声音——黑夜里当当响的教堂钟声。
对很多士兵来说，这是他们最后听见的声音。一阵狂风刮了过来，一些士兵飘向艾格里斯广场的炼狱——由于命运的摆布，德国卫兵正好持枪站在那里。飞机掠过圣梅尔-艾格里斯时，一○一师五○六团的查尔斯·桑塔西埃斯洛中尉站在舱门口。他回忆说：“我们离地面大约有400英尺。我看得见下面有大火在燃烧，德国兵在来回跑，天翻地覆，一片混乱。高射炮和步枪、机关枪不断开火，那些可怜的家伙正好赶上了。”
第八十二师五○五团的二等兵约翰·斯蒂尔一出机舱就发现，他不是向着有灯光标志的着陆区下降，而是飘向一个似乎着了火的小镇中心。接着，他看到德国士兵和法国老百姓乱哄哄地东奔西跑。斯蒂尔觉得大部分人都仰着头在看他。忽然，他觉得有样东西“像快刀一样”扎了他一下。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接着斯蒂尔又遇到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他摇摇晃晃地悬在半空中，没法避开小镇，他的降落伞带着他向着镇边教堂的尖塔飘了过去，他给挂在塔尖，无法脱身。
斯蒂尔的上方是一等兵欧内斯特·布兰查德。布兰查德听见教堂的钟声，也看见四周熊熊的火焰迎着他升起来。紧接着，他魂不附体地看着几乎是从他身边下降的一个人“就在我眼前突然爆炸，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是给他随身带的炸药炸死的。
布兰查德拼命推上升操纵器，想躲开下面广场上的人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坠到一棵树上。他四周围的人被机关枪纷纷打死，到处都是吆喝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布兰查德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声音。机枪声越来越近，布兰查德慌慌张张地割断降落伞绳。
他从树上跳下来，魂不守舍地跑了起来，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把大拇指尖也一起割掉了。
德国兵一定认为圣梅尔-艾格里斯受到空降部队的袭击。广场上的镇民都以为他们正好处在一场大战役的中心。实际上，没有几个美国人——大约30个伞兵——在小镇降落，落到广场周围的不到20个人。不过，他们足以使拥有大约100人的德国驻军惊恐不安。德国兵认为广场是突袭的中心，援兵纷纷冲向广场。雷诺觉得，有些德国兵突然看到大火和流血的人，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