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能的态度是“犯不冒任何风险的错误”。17 但是这个格言有许多可能的解释。它可提示一种最大－最小政策：选择这样一种方针，其最坏的结局比其他可供选择办法的最坏结局要好。然而，这种原则仅当我们对种种结局的可能性没有可靠的信息时才是合适的。当我们对于现在的境况有一些证据，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有一些证据时，这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无论如何，它要求我们将最坏的可供选择办法加以分级，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这样做尚不清楚。也许，在目前情况下最坏的可能性是，一些病人将在受尽折磨的疼痛中或在丧失尊严和不近人情的状态中死去。如果沿着所建议的这些思路去进行改革，那么最坏的结局是，那些本来会在合理时间内度过合理生活的人会受到压力去请求自杀。18
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是，根据实际事实对哪一种情况更糟做出判断，例如病人年龄，病人对各种伤害的态度，病人与朋友和家庭的关系，等等。这里我们同意范因伯格？（Feinberg）的意见，“抽象地说，或者当我们尽可能地接近现实时，将任何一种考虑评判为总比另一种考虑更严重，这是起误导作用的。”19 抽象地说，认为失去生命的另一天总是比严重疼痛的另一天更糟，这根本不是正确的。当然，在特定情况下，我们也许能够做出判断，而这种判断可以朝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抽象地做出判断，那么即使我们全然不顾这样的事实：这仅在对概率和结局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才是合适的，我们也不能使用最大－最小政策。
“犯不冒任何风险的错误”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应该为了避免有所失而不求有所得。根据这种观点，冒比现状更糟的状况的风险，要比冒不改善现状的风险更糟。首先，不要伤害人。然而，这是极端保守的立场。即使现状极端糟，即使改进可能很大，它建议反对任何改革。因为改革有可能使现状更糟。虽然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一般应该采取的合理态度。.
我们没有仔细考查“犯不冒任何风险的错误”的一切可能的解释，因为我们要指出任何解释要以如下论点为前提：潜在的得主和失主处于相同的地位。得主和失主在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设法使风险最小化，而不管这样做了以后谁得谁失。但是我们是在假定那些因改革而有所得的人，那些想要结束他们生命的患有临终或不可治愈的疾病的病人，有权要求得到这种协助。如果因改革而有所失的那些人没有那种要求，那么任何计算必须给那些有所得的人以更大的权重。对他们的选择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那些人有权要求不面临这些压力，同样（比方说）面临不自愿安乐死的那些人，肯定也有权要求得到保护而不对他们采取不自愿安乐死。
如果是这样，那么反对改革的论证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因为其他人可从这种允许中有所失，这样要求不能体制化。这类似于论证我们不能允许用梦游来为谋杀的指控辩护，因为有些人可以此进行非法辩护，“侥幸逃脱谋杀罪名”。这种权衡有时可能是合法的，但条件必须包括以下事实：所说的伤害非常严重，而且非常可能发生，被拒绝的要求不是一个迫切的要求，而设计可避免这些伤害的系统的代价很大。
在医生协助自杀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并不合适。这里的要求是一种迫切的要求 － 避免不必要的疼痛和痛苦，以及按照自己的基本价值决定自己的生命如何终结的能力。所说的伤害是严重的，这是对的 － 人们受到违背他们的意志要他们结束生命的压力 － 但这种压力的可能和程度却不清楚。人们可以做许多事来防范这些伤害。至少，人们应该将举证责任赋予那些根据可预见的滥用建议拒绝将这样一种符合道德的要求合法化的人。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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