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提出第一个论证建立在任何专业都易于导致的一种“越位”的基础之上：“明智的划界是建立在能够识别这种越位的基础上，不加约束的权力易于导致这种越位。这个原理应用到专业上，就是要建立严格的外部限制 － 甚至建立不可违犯的禁忌 － 以反对那些每个专业都特别容易有的“职业危害”。15
卡斯将这一点应用于医学上时论证说，存在着一些使医生容易接受的特殊诱惑：病人将自己生活中的秘密和隐私泄露给医生，将自己裸露的身体暴露在医生的目光之下，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医生的技能和判断力。因此，正如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所指出的，要有一些特殊的限制来抵抗这些诱惑 － 不泄露病人的秘密，不与病人发生性关系，不给病人致死药物。16
我们对头两条禁令不做评论，除了要注意对第一条禁令人们至少曾考虑有一些例外，17而对第二条禁令人们想到除了医生外还应用到许多专业，例如教师，他们就不存在其服务对象对其暴露身体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虽然禁令似乎有道理，但它们不是基于对专业的诱惑或权力的不平衡的考虑。在第一种情况下，保守秘密有很好的后果论的理由 － 需要让病人能自由地暴露与其健康有关的亲密的和令人感到尴尬的细节。在第二种情况下，情欲干扰了医学专业的目的。）
引人注意的是第三条“不可违犯的禁忌”与另外两条禁忌之间的差别。显然，诱惑的问题是离题的。医生肯定没有受到杀死他们病人的诱惑。如果有诱惑的话，诱惑是维持病人的生命，以致到了没有任何用处的境地。这种诱惑既来自经济上的理由，也来自心理上的理由（医务人员不情愿接受失败）。18
至于权力的不对称，这肯定是正确的。不过要注意这种不对称是一种完全一般的不对等。关于药物、外科技术、副作用，医生要比病人知道得多。不仅病人的生命掌握在医生的手里，而且病人的身体和他未来的能力都掌握在医生的手里。建立在权力和知识不对称基础之上的一般禁令将不会禁止给予病人致死药物，也不会禁止发给病人引起恶心的药物。这种不对称将禁止使用要求毁损身体的外科技术，例如截肢术。如果人们论证说，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服务于病人健康的目的来证明是合理的，而分发致死药物并没有这样的理由，那么我们回到了我们对卡斯借以开始的初始假定的担心，即医学具有维持病人健康的单一的目的。19
最后的论证依赖于与教师或父母的角色的类比。由于教师的任务是“为学习知识和获得理解能力提供机会”，由此可见“教师决不应该反对学生学习的努力，乃至反对学生学习的机会… － 即使当不听话的学生拒绝努力学习时，教师也不放弃他的工作，而是继续寻找唤醒学生、劝诱学生、激发学生、鼓励学生的途径。”20真正的父母不会“放弃孩子，他们知道，无论孩子说什么或做什么，否认自己是父母这个事实是极度地自相矛盾的。”21
类比论证是非常容易误用的，这些论证也不例外。教师类比的使用取决于大家一致同意，一个教师“放弃他的工作”是不允许的。不过这肯定是错的。如果一个学生真是不希望继续接受教育，如果一个学生宁愿，比方说，在身体上而不是智力上有所长进，那么坚持继续教育下去就不是教师职责的一个部分。只有狂热的盲信者才会将此时放弃他的工作看作是对他专业的背叛。
至于父母的角色，也许卡斯的观点有些是似乎有道理的。一个人决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孩子。但是对这种类比的依赖不是一个健康的迹象。关于医生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笑话太多了。我们不再需要把自己看作是病人的父母的医生，也不再需要基于这种比较的类比。
因此，我们拒斥这样的观点：那些源于对医学本性考虑或专业规范，排除了医生参与协助病人死亡。有些人认为，或许这样更可取：让专门一类医学技术人员提供死亡的手段或者实施致死药物的注射。我们有两个理由拒斥这种建议。
第一，更可取的是：让已经与病人携手联盟共同与疾病斗争的同一个人与病人携手联盟到最后。第二，我们认为医生体验他的信念的全部后果也是重要的。如果协助病人死亡在情感上感到困难，医生不能够回避这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