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由主义者的“教条主义”
人们指责早期的自由主义，说它死板僵化，不善妥协，正是由于这些弱点使它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党派的斗争中位居下风。假如自由主义懂得如何通过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口号以及妥协和让步来博得大众的宠爱的话，那么至少可以保住自己的一部分阵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像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那样建立自己的政党机构和宣传机器。其政治策略从未在竞选斗争和议会谈判中产生一定份量的影响，而且它也从未在外交事务上作出独特建树。他们认为，这种顽固的教条主义必然会导致自由主义的衰落。
以上论述中所叙述的事实的确与实际相符。但是，如果有人据此认为他们找到了谴责自由主义的理由，那么，这恰恰证明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本质一无所知。自由主义精神的最深刻以及最终的基本含义是，它是构建并维护人类合作的社会大厦的一种思想体系。人们不可能在一种错误的和本末倒置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持久的社会建筑。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取代促进人类生活进步以及对人类社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意识形态。至少那些自称为策略、外交手段和妥协的谎言不能取代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人们不是出于对社会必然性的认识而自觉自愿地维护社会的存在、促进人类的富裕，人们是无法通过诡计与人为的技巧把他们引向正确道路的。如果他们误入歧途或造成失误，那么，人们只能对他们进行启发和教育。假如他们不堪教化，仍然坚持其错误，那么，他们的衰落就无法阻止了。其他人的任何努力都将于事无补。那些蛊惑人心的策略家们的人为技巧和谎言欺骗——无论他们是出于善意或恶意——都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都只能起到加速社会衰落的作用。社会的进步事业，社会向广度和高度的发展的事业是不能通过谎言和蛊惑煽动来促进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势者可以通过诡计和谎言，通过狡猾的蒙骗手段给人类带来一种受到人们公认的社会思想和理论。
对于那些要把世界引导到自由主义轨道的人而言，他们只能说服其同胞们认识到实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必要性，舍此之外，别无它途。这种启蒙工作是自由主义者唯一能做，而且必须去做的事情。其目的无疑是为了阻止当今社会衰败现象的急剧发展。在这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绝对不会向那些口蜜腹剑、貌似公允的偏见和谬论作出任何让步。在社会能否继续维持其存在、亿万人民的兴衰存亡这些根本问题上，自由主义者绝不会由于自身的力量弱小或出于某种谦谦君子似的礼貌而向任何人作出让步。
如果自由主义重新成为各大民族的政治准则，如果人们思想的根本转变再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通了自由通行的道路，那么，世界将在推翻反资本主义政治集团的联合势力之后逐渐崛起。舍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够使人们摆脱当前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的道路。
旧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最严重的失误就表现在它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们，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及其朋友们普遍认为，人类将不断地向完美的高级阶段发展，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阻止人类进步这一进程。他们坚信，他们发现并揭示的关于社会共同生活的基本准则以及理性的认识，不久将成为人们的共同财富。人类将不受任何干扰地以和平的方式日益密切地团结在一起。人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富裕。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他们的这一乐观信念。甚至在针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变得越来越激烈，政治上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统治的风暴骤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认为，这仅仅是行将灭亡的世界观向自由主义发起的最后一场阻击战，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认真地研究对手并对其展开有力的反击，因为它反正很快就会自行消亡。
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智力和精神上的能力，他们能够理智地认识并理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并且能够理智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自由主义者思想清晰明了，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过于自信，认为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不相信居然会有人不能理解这个思想体系。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领悟到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大多数人并不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其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尽管他们也许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但仍会觉得眼前的直接利益比长远的更大的利益更为重要，他们宁可放弃长远利益而贪图眼前之小利。绝大多数人并不具有分析和综观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也不具有敢于牺牲眼前利益、换取全社会共同的长远利益的意志力。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弱点，提出了没收私有财产并实行重新分配的口号，这一口号在那些期待着从中获利的民众中得到了热情的响应和支持。
2·政党
人们不应当无视自由主义的意义和实质。有人认为，似乎只要采用了如今其他政党惯用的手段，就能使自由主义的思想大获全胜，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
在一个由各种不同等级组成的社会里，公民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各种不同等级的权利具有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等级社会里并不存在着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只要人们对某些个别等级的特权不提出异议，各个等级之间的和平状态就能维持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人们对等级制提出了非难，各等级之间就会爆发冲突和争执。只有其中的一方或另外一方不使用武力，向对方示弱并接受裁决，这种冲突才能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在所有的这些等级斗争中，每个人的等级属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在斗争中的立场。当然也会出现投向对方阵营的叛逆者，这些人之所以投向对方，是因为他们期待着在对方能够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他们与自己所属的那个等级的人们作斗争，因此被人视为叛徒。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特殊的例子不谈，等级的属性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将站在自己所属的那个等级一边，共同承担本等级的命运。那些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的等级要求取消现有的等级制度，力图贯彻他们的主张。如果斗争的结局不是一切照旧的话，获胜的一方就会取代原有的特权等级，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原有的特权等级地位下降，因为他们是失败的一方。
自由主义主张消除一切等级特权，等级社会必须让位于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新的社会里，只能有平等的国家公民。不但要取消某一个等级的特权地位，而且要消除一切特权等级的存在。自由主义要废除一切等级的樊篱，把人们从他们所属的狭隘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在按照自由的基本原则而建立的国家制度中，每个人才有希望成为国家政治建筑的直接参与者，只有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个人才能选择和决定他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在一个实行等级制的国家里，只存在着等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促使各个等级加强内部团结以反对其他的等级。如果没有进行等级之间的斗争，那么就会出现各个等级内部的争斗。这种等级内部的争斗主要是围绕着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朋比为奸、拉帮结派，也就是说等级内部的集团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抢夺舒适的地位。只有在法制的国家里才会有平等的公民，这些公民为了实现以往从未完全实现过的自由主义理想而建了政党，这些政党是个人之间的联合，以便在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方面争取达到他们的目标。至于说究竟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最好地达到自由主义关于保障人们共同的和平生活这一目标的问题，也许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同意见和分歧。这种不同意见之争无疑可以称之为主义之争。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完全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政党，甚至那些为某一阶层谋求特权利益或特殊地位的政党的存在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政党，无论它们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为特权等级谋求利益的政党，其斗争目标最终是要拒绝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在政治斗争中只允许使用思想手段。自由主义将这种思想手段视为政治斗争中唯一能够使用的武器。历史证明，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一部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正是在自由主义的土壤上为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同样，在西欧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教会和贵族集团曾一度在现代法制国家的土地上追求过他们的目标。
我们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所见到的政党却与我们想象中的政党大为不同。它们的纲领中虽然有一部分内容是针对人类社会的整体问题而提出的，并且也解释了如何创造和谐的社会合作问题，但是，这些党纲中所涉及的人类社会的合作问题仅仅只是这些政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同自由主义思想作出的一些让步。它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是其党纲的其他部分。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从整体上看，这些政党的纲领是自相矛盾的，根本无法自圆其说。这些政党全都是某些特定等级的代表。自由主义之所以不得不容忍它们，让它们谋求其等级特权，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尚未获得全面的胜利。那些谋求特权利益的集团为了实现它们的目标，都力图首先将它们变成一个“等级”。而自由主义的纲领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同样可以接受的，它没有向任何人许诺特权利益，它要求人们放弃追求眼前的特权利益，作出暂时的牺牲，牺牲小利而换取更大的整体利益。谋求特殊利益的政党则反其道而行之，它们服务的对象仅仅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它们以牺牲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向这一部分人许诺了特殊利益。
所有的现代政党和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都是等级特权和特权利益的追求者们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虽然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也存在着等级、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权以及等级之间的斗争，但是，当时人们可以质朴地、不带任何成见地谈论这种特权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未对这种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反社会的性质提出任何疑问，因此，人们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等级制度的理由并没有要进行辩护的迫切感。只要我们将古老的等级制度的性质与今天的政党所推行的追求特殊利益的政策及其理论加以比较，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如果人们观察一下所有政党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批判和抵御自由主义这一目的而成立的这一事实，就不难理解这些政党的性质和特点。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动用了内容广博、深思熟虑的社会理论知识，而这些政党的教义则不然。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将科学视为自己的基础，它恰恰是在不追求任何政治影响的前提下使自己成为了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反自由主义的政党却与此恰恰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追求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的政治目标，并按照这一目标在事后制定了它们的思想体系，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其政策的正确性。这种本末倒置，鱼龙混杂的做法无疑是手到擒来、轻而易举的事情。农民只要指出农业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就足够了，而工会则只需强调劳工的重要性，中产阶级的政党则只需呼吁中产阶级——即社会的黄金一般的中间阶层存在的重要性。各个政党往往只强调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特殊利益的重要性，它们在谋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方面没有任何作为，对后者的重要性往往无动于衷。对于那些它们想要争取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也关心甚少。因此，这些政党试图在本阶层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导中招徕拥护者和追随者的努力往往都是徒劳无功的。
所有这些代表各个社会阶层特殊利益的现代政党，尽管它们各自追求的目标不同，尽管它们之间也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它们却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自由主义关于人们对其利益的正确理解最终会使所有的人协调一致的论点犹如斗牛场上的一块红布，大大地激怒了所有的这些政党。它们认为，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利益冲突最终只能以一部分人获得胜利，而另一部分人受损的方式结束。这些政党宣称，自由主义并非像它标榜的那样纯洁，它也是一个代表着资本家、企业家以及资产阶级特权利益的政党，因此，自由主义是与其他阶层的利益相对立的思想体系。
这些政党的上述针对自由主义的评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成功的发明。如果我们把关于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学说视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人们不得不将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党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民族主义政党也认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赞成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这种矛盾和斗争的观点。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之间只有一点区别，即，它们认为，要想克服阶级斗争，就必须在社会中实行它们提出的建立等级制的主张，并且在各民族之间进行的斗争中采纳它们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所谓正确主张。它们并不否认，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矛盾，但它们仅仅谈到，这种阶级对立是不应当的。为了达到消除这种矛盾和对立的目的，它们提出了由国家干预和调节来控制私有制的主张，即用干预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向人民许诺要将世界引向一个没有阶级，没有阶级矛盾以及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之外，他们最终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议。
为了理解阶级斗争这一学说的意义，我们必须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针对自由主义关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联合起来的学说而提出的，这两种学说尖锐对立。自由主义主张消除等级差别，取消特权，建立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实现了这些目标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所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了，这是因为，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正确地认清了他们的利益之所在。那些封建主义的追随者、特权以及等级差别的鼓吹者们对自由主义学说提出的种种异议和非难很快就会被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其追随者的人数会迅速减少，其影响力也随之变得不值一提。李嘉图在他的那个支离破碎的思想体系中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冲突的所谓新理论。李嘉图认为，他的思想体系揭示了在经济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利润、利息和工资这三大收入方式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调整和操纵的。李嘉图的这一学说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给予一些英国理论家某种鼓励，以至于他们在谈到资本家、地主和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工这三个阶级时宣称，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后来马克思采纳了他们的这种观点。
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时还不知道如何区分等级和阶级。只是当他后来在伦敦结识了这些二、三十年代之后就默默无闻的论文作者，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之后，才开始研究李嘉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从李嘉图的思想体系中认识到，即使在一个没有等级差别和等级特权的社会里，也仍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他从李嘉图的学说中引伸出资本家、地主和工人这三个不同的阶级划分的论点。但他并没有完全坚持这一观点。不久以后他又说只有两大阶级，即所有者和无产者。后来他在这两大阶级或三大阶级划分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划分出更多的阶级。但是，马克思与他的追随者们从未对阶级的概念和性质进行过任何定义或表述。马克思在他撰写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中写到“阶级”这一章时，只写了短短的几句话就中断了，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他对“阶级”这一概念的认识是含混不清的。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该宣言中马克思首次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视为他的理论最重要的支柱——到马克思去世时为止，其间经历了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马克思写了一卷又一卷的著作，但他从未讲过如何理解阶级这一概念，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处理阶级这一问题时，马克思始终没有超出一个无法证明的教条——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没有超出一个口号的范畴。
要想证明阶级斗争的学说，人们认为至少必须弄清两个问题，其一，阶级内部的同志之间有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其二，凡是有利于某一阶级的事物，必然是有损于其他阶级的。但事实上从未出现过以上的两种情况，甚至连尝试都未曾有过。由于“社会地位”相同，“阶级同志”之间在利益上并不存在着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恰恰相反，同一阶级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例如，一名在较好的生产环境中工作的工人最关心的事情是保住他的工作岗位，他将竭力排斥外来的竞争者，防止他们的进入会导致平均工资收入的减少。在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召开国际大会的年代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话和口号声震云霄，但就在此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人却成为阻碍外来移民的最大障碍。英国的工会则制定了一整套精心设计的、旨在排斥其他工人进入他们的生产部门的措施。众所周知，在过去几年里，所有国家的工人政党的所作所为都与上述例子相同。也许人们会说，这简直是太不应该了，工人们完全应当采取另外的一种做法嘛。但事实上工人的所作所为与这些人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但是，毋庸置疑，工人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即一种暂时的直接利益。
自由主义曾经指出，从广义上看，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如果资金总量增加了，那么，资本家和地主的收入就会绝对增加，工人的收入也会随之出现绝对增长或相对增长。每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收入，即企业主、资本家、地主和工人的收入都在一条座标轴线的同一方向上移动，唯一的区别是这些人在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比例不同。只有在对特定的矿产品真正实行了垄断的情况下，这块土地的占有者才会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的利益造成损害。企业家的利益绝不能与消费者的利益背道而驰。只有那些懂得如何及早预测消费者愿望的企业家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政府或其他的社会组织对企业实行强制性的干预政策，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自由发展，妨碍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经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社会利益的对立和冲突。譬如说，国家通过关税保护措施来抬高某种商品的价格，或者工会通过职业封锁的手段来“人为地”提高某一行业工人的工资等等。由著名的自由贸易学派提出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不可能被驳倒的论证为此提出了强有力的佐证。个别的社会集团可以利用它们手中掌握的某种特权为自己谋求利益，然而，它们的这种行为只有在其他的社会集团不懂得去争取掌握同样的或类似的特权的情况下才能奏效。但是，人们不可能永久地把大多数人蒙在鼓里，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这种特权的真正含义，从而自觉自愿地维护他们的这种以特权谋利的现状。如果人们采用强制手段迫使大多数人容忍这种现状的话，就会发生暴力反抗，从而会干扰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经济生活的和平发展进程。假如人们不是将特权当作有利于某些个人、集团或社会集团的例外现象，而是将它变成一种普遍的、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例如，通过关税来保护绝大多数商品或者通过实行干预政策使大多数工作岗位的谋取或就业变得更加困难，等等。采用上述方法的确可以消除单个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特权及其利弊不均的问题，但其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即它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蒙受损失。
如果人们不愿承认自由主义的学说，并且嘲笑它是颇受人们争议的“利益协调论”，那么，就像来自四面八方的反自由主义者所错误地预想的那样，现实生活中就会只剩下若干个范围狭小的利益集团的团结与联合了。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或者一个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去反对其他阶级，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们为了证明这种对社会带来极大危害的利益集团的狭隘联合的正确性，不惜旁征博引，罗列了许多牵强附会、闻所未闻的论据。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这些论据反而更多地证明，现今的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恰恰不是狭隘的利益集团的联合，而是社会整体利益普遍、广泛的联合。要想消除那些表面上随处可见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明确指出，整个人类是一个共同利益的联合体，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绝不给那些鼓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种族冲突不可调和论的人以任何市场。
反对自由主义的政党绝不像它们所标榜的那样，是在向人民证明民族、阶级和种族等等内部联合的必要性。恰恰相反，事实上，它们的所作所为是鼓动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对其他社会集团的斗争。它们所说的某一个社会集团内部的团结事实上并不存在，而仅仅只是它们所虚构的一个假设条件。事实上他们不会讲出他们的真实用意，即，利益本身不是联合的目的，而是要通过结盟和采取共同行动来实现联合，最终要把利益转变成联合。由此可见，他们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它们的联合。
代表某一社会集团或阶级的现代政党明确宣布，它们的政治目标是为了它们所代表的那些集团谋求特权。那些代表农场主利益的政党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关税保护制度或为农场主谋求其他的好处和利益（例如争取更多的农业补贴）；代表国家公职人员利益的政党则为国家公职人员争取利益；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地方政党，它们主要是为某一地区的居民争取权益。所有的这些政党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它们为了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集团谋求权益的行为根本没有顾及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也许它们在其政治活动中会采用某些手段和借口来搪塞。譬如说，他们宣称，全社会的福祉只有通过促进农业，或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的福利才能实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代政党只为社会的某一部分人谋求利益，根据部分人的利益的取向来决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目标。这种现象在近年来愈演愈烈，因此，它们也愈来愈多地遭到人们的嘲骂和挖苦。
特殊利益的代表们只有把各种不同的、彼此间的利益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撮合到一起，并且组成一个斗争整体的前提下才能组建大型政党。等级特权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即这一等级属于社会的少数，其特权不会由于其他社会集团的介入而被抵消。由于自由主义的坚决拒绝，历史上原有的贵族特权已被取消，这一成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撇开这些特别有利的情况不谈，在当代，一个较小的社会集团不可能奢望它能够在反对所有其他社会集团的同时卓有成效地使它的特权得以长期维持。有鉴于此，一切代表特权利益的政党都把联合那些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甚至彼此之间存在着直接利益冲突的、而且规模较小的社会集团视为自已的任务，并且在此基础上组建大型政党。在现实生活中，代表某一社会集团的人提出的利益要求，实质上是为该社会集团谋求特权。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不难发现，那些把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联盟的方法，对于实现上述目标而言，是根本不合适的。我们无法要求那些为他们的集团甚至是为他们本人争取特权的人作出一点暂时的牺牲，假如他们有能力理解这种暂时牺牲的意义的话，那么，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再也不是利益政治的思维方式，而变成自由主义的了。我们更不能对他们说，他们通过为自己谋求特权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多于他们为他人谋求特权而失去的利益。那些鼓励人们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谋求特权的言论和文章不可能长期瞒住所有的人。如果大家相信了他们的这些言论，就会争相效尤，社会上就会出现人人为自已争取特权的紧张局面。代表各自集团的政党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它们不得不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来表达其政治主张，以此来隐瞒它们所要争取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同时掩盖事情的真相。主张实行关税保护的政党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才极力主张建立关税保护区，但它们却总是把这种主张说成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工业家们都主张实行关税保护制，那么，工业界的领袖们此时就会经常讲，各个工业集团之间，甚至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常常是完全不一致的，因此，它们之间也是不团结的。纺织行业的企业家由于纱锭和机器的进口税而蒙受损失，他们就会促进关税保护运动的发展，促使国家提高纺织成品的关税，借此来弥补因其他方面的关税而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失。种植并生产饲料的农场主主张对饲料实行关税保护，但饲养牲畜的农场主却拒绝关税保护。葡萄种植园的农民要求对葡萄酒实行关税保护，这种要求虽然对他们有利，但却给那些没有从事葡萄种植的农场主以及城里的葡萄酒消费者带来了不利。如果我们只听那些主张实行关税保护的政党的一面之词，那么事情的真相就可能会被掩盖得干干净净。
某些代表特权利益的政党，企图把自己建立在为大多数居民争取平等特权的基础之上，这是极为荒谬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政党。当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某个特权的时候，它就再也不是什么特权了。从长远的观点看，在一个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其产品出口外销的国家里，农业党不可能长期作为一个利益政党存在下去。它们会要求得到什么呢？关税保护对于那些从事农产品出口的农场主来说毫无益处。国家又无力向大多数生产者支付农产品价格补贴，这是因为占人口少数的那一部分居民无力为政府筹集这种款项。相反，少数人却可以为他们自己争取特权，这是因为人们的印象会产生错觉，好像这些少数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似的。如果农业党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提出对农产品实行关税保护的要求，它们常常要把那些对此事毫无兴趣，且一无所有的工人、农业雇工、小店员统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如果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提出了一个有利于某一部分工人的政治主张，它们就会常常打着全体劳工大众的旗号，因而很容易偏离以下事实，即，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各个工会所代表的利益非但不一致，而且是互相对立的，甚至在单个生产部门或每个企业的内部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矛盾。
这是所有争取等级特权的政党所犯的两个根本错误之一。如果他们想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就必须声称废除特权，但事实上它们又不得不依靠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成为大多数人的代表，它们又不得不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近年来，个别国家的一些政党己经成功地用宣传和鼓动的方式克服了上述困难。它们颇有成效地让每个社会阶层或集团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期待着从它们这些政党的胜利中获得好处。这一事实仅仅能说明这些政党的领袖人物的外交手腕和策略上颇有本领，只能证明广大选民缺乏判断能力以及他们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丝毫也不能证明这些政党可以解决它们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人们可以在向城市居民许诺给他们提供价格低廉的面包的同时，又向农民许诺较高的粮食价格，但他们不可能同时信守这两个诺言。人们可以向一些人许诺说，增加国家的某些财政支出不会相应出现其他部分的国家财政支出受到限制或减少的现象，同时又向另一些人宣布将降低税收，但他也同样无法信守这些诺言。将社会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部分，也是这些政党惯用的技巧。为了让人们负担新增加的国家财政开支，它们不是去认真研究财政收支是否平衡的问题，而是习惯以拟人的手法把国家描绘成一个不堪重负的弱者，以此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实现它们的财政目标，与此同时，它们还抱怨税收方面的压力。
这些政党的另一个根本错误是，它们为个别社会集团提出的要求往往是毫无节制的，高得近乎于漫天要价。在他们的眼中只有一个尺度，即，以另一方不反抗为界限。那些谋求特权利益的政党的性质都有这一明显的自然特征。而那些没有特定的章程可以遵循的政党，往往是根据临时需要来提出一些漫无边际的特权要求，它们在斗争中竭力压制对方，因而很容易与他人发生剧烈冲突。自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现代国家的危机或议会主义的危机，事实上，它是现代政党的政党意识形态危机的一种表现。
3·议会主义的危机与等级议会和经济议会的思想
议会主义，就像它在英国和英国的几个殖民地是自从十七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那样，在欧洲大陆上，它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形成过程。这一进程是从镇压拿破仑一世、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以后开始的。当时自由主义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是议会主义形成的前提。所有被选入议会，并在那里选举、决定政府人选的人都必须确信，人们正确认识并理解的利益是为全社会服务的，而所有那些为个别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谋求特权的行为都是有损于全社会的，因此，必须杜绝这种行为。在现代社会里，所有的宪法都赋予政党在议会中行使其职能的权力。这些党派可以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并以此区别它们的政治观点，但是，它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而不能仅仅代表某一地区或某些个别社会阶层的利益。它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必须超越一切意见分歧，必须在争取最终目标的问题上保持一致，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只能体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各自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隔离开来，这一点在各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极为严重的利害冲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全体人民和国家因此深受其害。自由主义认为，政党在承担具体的政治任务时所处的地位，可以作为区别党派的标准。因此，事实上只存在着两个政党，其中一个是执政党，另一个是想要执政的党。它们的政治目的既不应当是谋求利益，也不应当是为了让该党的党员加官晋爵，而是为了让他们的思想能够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得以贯彻。
只有在上述条件下，议会制度和议会统治方式才是可行的。这种前提条件曾经一度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实现过，而且至今仍在那里发挥着作用。在欧洲大陆，即使在人们习惯称之为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也只能说是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这一前提条件。数十年来，欧洲大陆上的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相当对立。相当多数的政党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它们外表上给人一种团结一致的印象，但其内部斗争异常激烈，可以说这些政党的内部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与该党在公开场合与其他政党的斗争别无二致。每个政党或党内的派别都毫不例外地认为自己是某一特权利益的最合适代表，其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从国家金库中拿出钱来分给“自已人”，为达此目标，它们主张实行关税保护，禁止移民，制定“社会政策”法，以牺牲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一切特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政党所提出的要求全都漫无止境，所以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达到了它的预期目标。如果有人说农民党或工人党有那么一天居然实现了它们的全部目标，那简直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这些政党为了扩大其影响，不惜将其目标尽可能定得大大的，将其诺言说得天花乱坠，但它们不得不始终考虑如何向其选民解释为什么没能实现其愿望的原因问题。虽然其中的一些政党实际上是执政党，它们大权在握，但遇到此类问题时，它们却想方设法地在公众中唤起它们是反对党的印象，或者把过失推卸给与此毫无关系的其他政治势力，声称这些过失是它们干预所造成的。例如，在君主制国家里它们把责任推卸给君主，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它们甚至把责任推卸到外国人头上，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布尔什维克不可能使俄国人民幸福，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使奥地利人民幸福，但他们都声称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阻碍所造成的。反自由主义的政党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统治至少己有五十年了，但我们至今每次阅读这些政党的所谓“科学的”代表们撰写的公报时，就会发现，它们均把造成目前的恶劣情况以及种种弊端的责任归咎成这是“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统治所造成的。
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利益政党及其信徒们组成的议会是没有效能的议会，久而久之，它会使人们大失所望。这就是多年来人们认识到的、而且如今人们经常谈论的议会主义的危机问题。
为了消除这种危机，有人提议废除民主的议会制度，解散由它选举产生的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关于反对独裁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在此重复，因为我们在前面己经作了详细的论述。
还有人提出了第二种建议，即用一个由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代表们组成一个等级议会来补充或者取代由全体国民在普选中选举产生的议会。他们认为，公民普选的议会议员们既缺乏客观公正性，又缺少必要的经济知识。而职业等级的代表却往往可以很快在实质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些在根据地域人为划分的选区中推选出来的议员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至少要经过长时间的踌躇才能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澄清，即这种等级议会如何进行表决？换言之，假如按人头表决，那么每个职业等级应当选派多少名代表才算适宜？这个问题必须在等级议会召开之前就要得到解决。如果全民选举的议会的表决结果己经解决了这一问题，那么等级议会也就再也没有召开的必要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自然是还要不要继续维持各个等级之间业已确定的权力分配关系。毫无疑问，这种等级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是永远不会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的。要想建立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意愿的议会，就不能在议会里实行等级划分制。问题还取决于这种等级议会体系在群众中引起的不满程度是否足以导致它的迅速崩溃。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等级议会是与民主宪法的精神相对立的，它不可能为广大人民所希望的政治变革带来任何积极成果。这一点明确无误地表述了自由主义者反对在议会实行等级制的立场。自由主义者认为，一种不能排除强烈干扰人类和平发展进程的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对此，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许多等级议会思想的支持者们设想，通过政党在议会中表决的方法不可能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利益矛盾，只有采用调解的方法才能奏效。但是，假如矛盾的双方达不成协议时怎么办？只有在危险的幽灵对矛盾的双方都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寻求妥协。任何人都不会去阻碍各个政党在人民一致选举产生的议会统治下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这些政党在其政治活动中采取协调一致的合作态度，假如等级议会得以成立，它同样也做不到这一点。
按职业等级原则组成的议会无法履行一个作为民主宪法机构的议会所能履行的职责；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和平地解决各种政治主张之间矛盾的场所；它也没有能力制止诸如暴动、革命以及内战之类的严重破坏社会和平发展的行为。这是因为，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的分配这样带决定性意义的政治事件并不是在等级议会的内部进行的，也不是由于等级议会的选举等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决定权力分配的主要因素是各个等级在国民意志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份量，这种份量的大小与否不是等级议会以及等级议会的选举所能决定的。
人们没有将议会的名称授予职业等级的代表们，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人们越来越明确地将议会与等级集会这两者区别开来。如果人们不愿将所有的政治概念都混淆起来的话，就应当坚持这种正确的概念区分方法。
就像西德尼和波特尔韦伯以及大批追随他们的工联主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也正如从前欧洲大陆上许多主张上议院改革的辩护士们所鼓吹的那样，如果有人仿效他们，提出两个议会同时并存的建议，其中一个由全体人民共同选举产生，而另一个由那些按职业等级划分的选民集团来选举产生，这种建议当然也无法消除职业等级代表的缺陷。双重议会制只能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即其中的一个议会绝对占上风，以它为主，另一个议会只能附和前者的决定，做前者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当两者之间的立场和观点发生分歧时，双方必须通过协商、妥协的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假如双方不能达到妥协，那么最后解决问题的手段只能靠在议会之外使用武力了。无论人们如何翻来复去地解释总是会遇到这一无法克服的困难。不管人们建议以什么方式来组建这种议会，把它命名为等级院也好，经济议会也好，或者命名为其他的什么院也好，最终都将归于失败。总而言之，上述设想是无法付诸实施的。因此，人们最终不得不提出一个无关痛痒的新建议，即建立一个只拥有建议性表决权的经济委员会。
职业等级代表制思想的辩护士们认为，通过对居民实行职业等级划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选举职业等级代表，建立他们的议会，即可以克服那些造成人民分裂的矛盾，这无疑是他们的一个严重的错觉。采用人为的干预来对宪法实行技术上的修改是无法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利益矛盾的，只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才能克服这种矛盾。
4·特殊利益的政党与自由主义
特殊利益的政党在其政治活动中追求的唯一目标是为了保障它们所代表的集团的特权和优先权。它们使议会主义无法发挥作用，破坏国家和社会的统一。它们的所作所为不仅造成了议会主义的危机，而且也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危机。如果整个社会被分裂成无数个利益集团，每个集团都为自己谋求利益，终日盘算自己是否吃亏了，而且随时为一点蝇头小利对最重要的国家机构大动干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无法长期存在下去了。
利益政党把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视为政治策略问题。它们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即，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尽可能为它们所代表的集团谋取最大的好处和特权。它们在其党章中隐瞒了这一目标，而且为其所作所为进行辩解，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解释党的政策从来就不是它们的任务，全体党员对该党的目标都心知肚明，但都持密而不宣的态度，因为他们对该党的目标的认识都是一致的。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向世人公布其主张，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策略问题。
所有反对自由主义的政党都是利益政党，它们丝毫不关心整个社会大厦是否会变成碎片的问题，它们除了为其追随者谋取特殊利益之外，别无所求。自由主义对其意图的批判，它们不屑一顾。如果它们对其要求进行逻辑审查，就无法否认它们的所作所为最终是破坏性的和反社会的。同时，它们也无法否认，即使经过最草率的分析也不难断定，在各个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情况下，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这些特殊利益的政党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利害关系，但它们没有能力改邪归正，超越自我，更谈不上为他人着想，放弃损人利己的行为了。大多数人不关心后天或将来的事情，他们只为今天着想，或者最多只想到了明天会怎么样。他们也不会问，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他们一样毫不关心全体人民的利益，全都拼命地追逐特权，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些人希望自已能够成功地贯彻自已的要求和主张，同时又要使其他人的要求无法实现。只有少数人以较高的标准衡量政党的行为，他们要求在政治生活中也要严格遵循道义上的准则（“你应当这样为人处事，即你意志的准则同时可以看作为人们普遍遵守的法律准则。也就是说，你在试图实现自已的愿望时，要随时考虑到应当使你的行为成为人们可以普遍遵循的法律，出不得任何差错”）。不言而喻，利益政党的思想体系中是不会存在上述道德准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