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不愿去认识和理解自由主义的伟大思想，他们津津乐道地沉缅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之中。社会主义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利益观的逻辑缺陷，并从中大获其利，因而赢得了众多的信仰者。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里已经详细地剖析了社会主义利益观严重的内在缺陷，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仅想要掩盖人们利益观的缺点，而且为这一缺点辩解。此外，它还要迷惑那些敢于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所作所为提出批判的人，企图把这些批判者的视线引向别的更大的、更严重的以及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上去。
社会主义理想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赢得了众多不同类型的虔诚信仰者。其中不乏那些最优秀、最高贵的男女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近乎狂热的态度支持这种理想。它曾经像指路的明灯一样为最杰出的政府首脑指出了行动的方向，它曾经一度占领了讲坛，鼓舞青年人为之奋斗。我们的前辈和当代的人们甚至满怀激情地认为，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有的国家里都有人主张以实行经济国有化、企业国有化以及实行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只要提起搞社会主义，他们都愿乐而为之。但由于社会主义企业固有的缺陷，以及由于这些缺陷造成生产率下降的不良后果，再加上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不可行性等方面的原因，很快就使所有的社会主义努力达到了极限，倘若人们超过这个极限，采取进一步的社会化措施，那么必然会导致商品的短缺以及居民供应的迅速恶化。因此，尽管社会主义思想仍然保持其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但人们还是被迫在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停下了他们的脚步。于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理想就变成了工人政党推行其利益政策的一个托词。
个别的、乃至众多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例子都可以证实上述问题，各种不同流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就是一例。但我们今天只想以人们公认的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马克思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实行严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拒绝一切为个别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谋取利益的政党行为。他不否认自由主义关于对经济生活实行干预会普遍导致社会生产效率下降的观点。每当他合乎逻辑地进行思维、写作和言谈时，都坚持了如下观点，即，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一切想通过国家以及拥有类似权力的社会机构的干预来影响社会有机体的企图都是荒谬的，因为它们并不能带来预想的那种成功，相反只会导致经济活力及生产效率的降低。他要把工人组织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但这种斗争不是为了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谋求某种特权。他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而不是去建立一个如他表述的那种只主张个别改良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烦琐的经院哲学体系就像眼罩一样妨碍了他对事物进行客观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他认为，工人和那些接受他的思想领导的文人学者将乐意组成“社会主义”的政党，他们将冷静地关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通过“变革”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剥夺者被剥夺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近了。他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即工人政党恰恰同其他到处可见的利益政党一样，其政治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为工人争取特权，只有在符合这一根本目标的前提下，工人政党才会原则上承认社会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体无产者为了共同利益团结一致的定律，是为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的，它巧妙并成功地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某一个工人团体在争取自已的利益时，其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社会政策和工会斗争中，无产者的利益实际上是不一致的。如此一来，马克思的理论与那些主张德国中心论的人号召德国团结一致，宗教政党号召教派的团结一致，民族主义政党号召民族团结，农民政党则号召生产农产品的全体农民团结一致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趣，也和那些主张实行关税保护制的关税党想制定一个天衣无缝的保护清单，用来保护国内工业的做法相雷同。社会民主党发展得越快，工会在该党的影响力就越强，该党变成一个大型工会联合体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该党在政治斗争中将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强制性罢工或要求增加工资的手段。
自由主义与所有的这些政党毫无共同之处，它恰恰是这些政党的对立面。它不向任何人许诺特权，它要求所有的人为了维护社会而作出自我牺牲。准确地说，这种牺牲就是放弃直接的、可以得到的利益。毫无疑问，它只是一种暂时的牺牲，它很快可以通过更高级、更长远的收益而得到加倍的回报。但无论如何首先要作出牺牲。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在同各种政党之间的竞争中一开始就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上。反对自由主义侯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向每个选民团体许诺特殊利益，他向制造商作出提高商品价格的承诺，向消费者作降低物价的承诺，向政府官员许诺更高的薪水，向纳税人许诺减少税收，他非常愿意以牺牲国家和富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人们的所有愿望。为了博得人们的欢心与支持，他乐于从国家的口袋里掏出合乎人们口味的特殊赠品，而且每个人得到的赠品都不会太少。而自由主义的候选人只能对所有的选民说，追求这种特殊利益的任何做法都是反社会的行为。
5·政党宣传和政党机器
当自由主义思想从它的西欧故乡向中欧和东欧渗透时，那些代表旧势力的统治者，即诸侯国的国君、贵族和教会仍然相信他们的统治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暴力这一武器。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思想武器来对付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在他们看来，对心怀不满的人实行镇压、迫害和监禁的方法更行之有效。因此，他们坚持依靠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和强制机器。后来他们终于惊恐地认识到，新的思想己经打落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并且占领了国家公职人员和士兵的头脑。直到旧的体系在同自由主义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时，他们的信徒才学会了面对现实，真正领会到，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东西比思想和思想家更为强大，与思想作斗争，仅仅只能使用思想武器。他们还认识到依靠武力是愚蠢的，这是因为，只有当那些手持武器的人顺从他们的意志的时候，武力才能奏效，反之则不然。再则，所有的武力和统治的基础最终都具有思想的自然本性。
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建立在任何统治都是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一种体现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基于这一认识，它相信真理和正义最终将取得胜利，因为真理和正义在思想领域内获胜是不容置疑的。凡是能在思想领域取得成功的事物最终都能在生活中获胜，任何迫害都无法将它压制下去。因此，为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而作出种种努力的做法都是多余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人们注意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在其行动中时时处处与它作对，拼命地抵制和反抗自由主义思想，那么就很容易断定他们己经充分地认识到自由主义必胜的道理。他们没有能力在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之外提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完整的社会学说和经济学说，因为这种努力的一切结局最终将导致承认自由主义。用一个向某个或若干个社会阶层作出承诺的纲领来赢得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这些政党想作的是采取措施，将它们的争取对象引入其规定的轨道，并牢牢地将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为此，它们还采取了预防措施，防止自由主义思想在其势力范围内赢得支持者。因此，它们建立了政党机构，力图把每个人都牢牢地束缚在党内，不允许他们有任何脱离该党的想法。这种刻板的制度已在德国和奥地利建立起来，在东欧的一些国家里，这种制度正在形成之中。在上述所有的国家里，个人再也不是国家的公民了，而首先是党员。甚至连少年儿童都被置于党的监护之下。体育运动和社会交际活动也由政党来主办，并且直接为党的政治服务。代表那些生产农产品的农场主的利益，为他们争取农业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合作社组织，中小企业促进会，工人职业介绍所以及劳工互助保险机构等等诸如此类的组织全都是按照政党的形式进行管理。国家机关在决定所有事情时都必须考虑其决定或决议是否能够得到政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涣散党的事业的行为都会受到怀疑和谴责。如果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衰亡或破产的程度的话，退党就意味着严重的经济损失。
代表特权利益的政党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它们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允许那些从事自由职业的律师、医生、作家和艺术家们组织起来，并以政党的方式独立地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这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忽视。对于主张等级特权的人来说，自由职业者是他们无法争取的对象，因为这些人最坚定不移，而且最持之以恒地坚持其自由主义的立场，特权利益的辩护士们不可能指望从这些自由职业者那里得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这是使那些特权利益的政党感到最头痛的问题。它们不容忍在“知识界”保留自由主义思想。因为它们害怕有朝一日这些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当中的某些人会重新树起自由主义思想的旗帜，害怕自由主义思想因得到这一阶层的大多数成员的理解和赞成而强大起来，从而导致利益政党队伍变得稀稀拉拉。它们深知，自由主义思想是等级特权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利益政党组织都在有计划地使自由职业者及其成员来依附它们。通过使这些人加入政党机器的体系中去的方法，很快就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医生、律师、作家和艺术家不得不加入或服从他们的病人、当事人、读者和买主的组织，谁要是不这样做或公然拒绝这样做，他就会面临破产的威胁。
在聘用国家公职人员和教师方面也对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员实行歧视政策。由于政党制度的无限扩张，使国家机关和学校里充满了政党的偏见，只有那些党员才有资格受聘。尽管人们对此缄口不言，但人人心知肚明。不管是新近执政的党派也好，或者是所有的其他政党也好，无一不照此办理，好像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约定俗成的协议似的。这种歧视政策使政党对自由职业者的压迫更加变本加厉。
建立政党自己的军队，是政党组织形式的极端。党的军事组织是按照国家正规军的模式组建的，它们拥有作战动员计划和作战计划，手中掌握着武器并随时准备开战。它们高奏军乐，高举战旗带着队伍招摇过市，向世人宣告着一个没完没了的混乱和战争时代的到来。
有两种因素暂时减弱了这种危险的程度，其一，在一些重要的国家里，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在那些缺乏这种平衡的地方，例如俄国和意大利，政府毫不顾忌自由主义原则在那里残存的任何影响，丝毫不顾忌其他国家的反对，肆无忌惮地对那些没有掌权的政党的党员进行镇压和迫害。
能暂时制止这种极端行为的第二个因素是那些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充满了仇恨心理的人们还不得不考虑到他们需要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从美国输入资本。离开了这些国家的贷款，他们推行的使资本扭曲的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就会更加明显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反自由主义的人和事只有寄生在资本主义之中才能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不得不对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顾忌，也正因如此，他们至今还是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自由主义，尽管他们的这种承认带有很多水份。在一般情况下，资本家只会把资本借给有一定偿还能力的债务人，因此，那些颇具破坏性的政党声称它们发现了“资本统治了世界”的事实，并把它们的这一口号喊得声震云霄。
6·资本主义的政党？
自由主义毫不隐瞒它的真实本质，因此它不可能站到那些利益政党的行列之中，这一点很容易被人理解。自由主义从根本上与所有利益政党毫无共同之处。利益政党主张战争，笃信暴力；而自由主义主张和平，笃信思想的统治力量。所有的政党，无论它们之间在别的方面存在着多大的分歧或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却都与自由主义形成了尖锐对立，为此，它们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向自由主义思想发动攻击。
自由主义的对手们将它称之为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党。这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在这些人的眼里，一种政治思想只能代表某种特定的，而且与人类的共同利益相悖的特权，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政治思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非是有利于其占有者的特权，而是一种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制度，它的存在有利于所有的人，因此，人们不能将自由主义视为利益党，更不能视之为享有特权或优先权的那些人的政党。这不仅是自由主义者的看法，而且甚至连自由主义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如此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所有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发达程度之前”，它们所处的那个社会制度是永远不会自行消亡的，因此，社会主义只有在人类社会“成熟”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付诸实施。这一观点至少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目前人类社会还不能缺少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事实。甚至连不久前用刀与剑、血与人再加绞刑架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时机“成熟”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们，也不得不承认此事为时尚早。人们目前——而且不仅是目前——尚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及其法律规定的“上层建筑”——私有制，在这一事实面前，难道他们还有理由将那种视私有制为社会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称之为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专门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谋求私利的工具吗？
尽管形形色色的反自由主义思想宣称人们目前或者甚至是永远也不能缺少私有制，然而它们却认为必须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制命令以及与此类似的干预手段对它实施领导或加以限制。它们向人们推荐的不是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干预主义。但是国民经济学却证明，干预主义学说是荒谬的和不合时宜的，它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恰恰与其倡导者的本意相违。干预主义学说错误地假定，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社会制度，即干预主义制度。干预主义者认为，这种制度是值得考虑并且可以付诸实施的。自由主义者却认为，那种实行干预主义的尝试所导致的结果势必与其倡导者的本意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不是放弃一切干预措施，即保障私有制，就是用社会主义来取代私有制，两者必居其一。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即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代表各个政党路线的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国民经济学，甚至连那些赞成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也随声附和这一观点。马克思在他所有的理论阐述中也只提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他对那些怀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成见的改良主义者所提出的抛弃社会主义，但对私有制实行改造的主张进行了嘲讽。国民经济学从来就没有去证明那种通过国家干预来领导和限制的私有制是可行的论调。当纯理性的社会主义者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证明这一论点的时候，他们最初的做法就是否认人们可以对经济领域的问题进行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他们最终的落脚点是宣称，国家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理智的；由于科学证明并宣告了他们所推崇的政治是荒谬的，所以他们试图取消科学和逻辑。
此外，纯理性的社会主义者除了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可行性的一些佐证之外，了无新意。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也曾经对此做过一些徒劳无功的尝试。这些人没有想到，他们无法反驳那些用科学武装起来的批判家们针对其乌托邦的可行性而提出的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因此，在十九世纪中叶，社会主义思想就己经显得奄奄一息了。正在此时，马克思出现了，他给人们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证明——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证明这一点，而仅仅是宣布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当然他没有为此提供任何证据。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上后来出现的每一个新事物都是对原有的旧事物的一种进步。他从这种武断和凭空想象的定律以及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公理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比资本主义更完美，其可行性是不容置疑的结论。由此可知，人们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这一制度的种种探讨都是不科学的。谁要想涉足这一领域并试图去研究这些问题，谁就是在做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尽管如此，国民经济学家仍然克服了重重困难，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图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行的论断。其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们无法实行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们几乎都不敢在这一问题上对国民经济学提出任何反驳，他们对此作出的所有回答，不是无关紧要，就是不值一提。
科学家们在其理论中证明的问题均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证实。所有的社会主义试验以及所有的干预主义试验，均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有人声称，只有企业家和资本家赞成资本主义，这些人想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来为自己谋求有损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权利益。我们可以将这种看法称之为毫无判断能力和毫无思维能力的同义语。事实上，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赞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因与那些“一无所有者”所追求的目标完全相同。一旦事情涉及到那些“一无所有者”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将比自由主义者更加赞成自由。那种认为一旦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所有的占有者就会永远占有生产资料的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私有财产的主人总是在不断变换的。一些更加勤劳能干的商人不断地涌现，从而取代那些不怎么勤劳能干的商人，成为私有财产的新主人。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只有凭籍其聪明才智，不断地将其资本投入到新的生产领域，才能保持原有的财产并获得新的财富。那些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即富人并不希望出现全面的毫无限制的竞争局面，更谈不上他们要维持这种局面了。尤其那些并非财产的创业者，而是财富的继承者的富翁们，其惧怕竞争的心理要远远多于希望竞争的心理。因此，他们对干预主义怀有特殊的兴趣，其原因不外乎是干预主义的本质是维持现有的占有者及其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其商品的分配施加影响和干预，这一点迎合了富人的守成心理。他们对自由主义兴趣索然，因为自由主义在其思想体系中没有给旧有的财产及其占有者的守成心理留下任何可资立足的位置。
企业家只有在时时刻刻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才能财源茂盛，兴旺发达。每当好战者在世界上点燃战争的烽烟时，自由主义者就向人们说明和平的好处，而企业家此时却在制造大炮和机关枪。如果今天的公众舆论赞成向俄国进行资本投资，自由主义者也许会努力向人们解释这是明智的做法，因为人们即使向一个其政府以剥夺一切资本为最终政治目的的国家进行投资，也比把商品沉入海底的做法要明智得多。事实证明，只要企业家可以将投资风险转嫁到其他人身上时——不管是转嫁到国家头上也好，或者是转嫁到那些被俄国的金钱豢养的舆论弄得昏头转向的资本家身上也好——他们就会放心大胆地向俄国投资。在商业政策方面，自由主义坚决反对旨在实现自给自足的一切努力和尝试，然而，德国的制造商却在为了抵制德国商品而联合起来的东欧国家里建设工厂，以利用这些国家对本国市场实行的关税保护政策。那些思路清晰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反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就是导致全社会、全体人民的堕落和毁灭。他们必须出于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本能毫无反抗地承认现实并适应现实。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会出于自私自利，损害全社会的利益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的目的来为自由主义扬纲张目，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并不是为特殊利益或特权服务的。自由主义不能像其他反自由主义的政党那样，把所有为了一党一派及其个人利益而奋斗，同时损害他人利益的选民团结在它的周围，更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当自由主义作为政党参加竞选时，如果选民向它提问，您想达到什么目的？您的政党可以为我和我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做些什么？此时它只能回答说，自由主义只为所有的人，而不为某些人或某些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
自由主义者还清楚地认识到，一个较小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不利于大多数人的特权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它必然会导致内战！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享有特权。这是因为，一旦所有的人都享有特权，特权就会在其享有者那里彼此相互抵消，从而失去其特权的意义，最终导致社会生产力下降和物质财富减少的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