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比较古老的文明都衰落了，或至少是早在它们达到欧洲文明业已达到的那个物质发展阶段之前停滞不前了。同国外的敌人进行战争以及在国内打内战，均对国家造成了破坏。无政府状态迫使分工退化。城市、贸易和手工业都衰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衰退，精神道德的升华让位于愚昧和粗野。现代欧洲人成功地使个人和国家的社会联系密切起来，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这是自由主义社会思想的功劳。它自十七世纪以来变得越来越明朗和清晰，对思想家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创造了一切奇迹赖以产生的基础，其标志便是我们当代的生活水平。
现在有一种死神的气息在吹拂着我们的文明。一些半瓶子醋们大声宣称，所有的文明，因而也包括我们的文明，都必定要衰落，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他们教导说，欧洲的丧钟已经敲响，他们有一批信徒。人们到处都感到一种颓废情绪。
然而现代文明不会衰落，只要它不自暴自弃。没有一个外部的敌人能像当年西班牙人毁灭阿兹台克人的文明那样破坏当代文明，因为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同当代文明的载体较量。只有内部的敌人对它来说才可能是危险的。它只有当敌视社会的、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把自由主义的思想排挤掉时才可能死亡。
物质进步只有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可能实现，这一认识开始越来越深入人心。尽管反自由党人没有明确承认，但从对稳定现状这种理想的高度赞扬中已间接地体现了他们完全承认这一认识。
有人认为，前辈们取得的物质进步固然十分可贵，而且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对今天来说已经足够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急功近利必须让位于宁静安逸。人们应该有时间进行内心反省，因此必须用另一种不是总在不停地创造新东西的经济政体来取代资本主义。浪漫经济学家把眼光投回到中世纪，不是曾经存在过的中世纪，而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子虚乌有的幻象。他把眼光投向东方，当然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他幻想中的一块梦幻之地。人们在那里是多么幸福啊，没有现代化的技术，没有现代化的教育！我们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放弃这个天堂！
谁鼓吹回到更简单的经济社会的形态，谁就应该看到，只有我们的经济政体才能够以今天这样的方式供养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这么多的人们。退回到中世纪意味着要消灭几亿人口。主张稳定现状的朋友们当然会说，无论如何不能走这么远，只要把握住己经取得的东西，放弃继续进步就足够了。
宣扬稳定经济现状的人们忘记了，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动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已致富而使他人变穷。
千真万确，追逐更高的生活水平并不使人幸福。然而，不断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物质境况却是人的天性。如果禁止他去作这种努力，他就会变得迟钝、野蛮。老百姓不愿听人提醒要知足。很可能有一些作此提醒之说的世界贤人自已也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失望之中。如果有人对人家说，他们父辈的生活比现在差多了，这些人会回答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生活得好一些。不管是好是坏，不管道德家是否同意，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永远在追求，并且将追求改善自己的境况，这是人类无法规避的命运。现代人的繁忙不息是其思想、神经和精神活跃的表现。正如人们无法给一个成人以童年时代的天真幼稚一样，人们也无法使现代人回到人类历史上过去一段平静的时期中去。
但问题主要在于，让人放弃物质生活上的进一步提高，给人以什么回报呢？幸福、满意、内心的平衡以及和平是不会单单因为人们不考虑进一步改善对需求的满足而出现的。那种从颓废的文学匠的怨愤情绪中生发出来的观点，认为贫穷和寡欲为精神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是荒唐的。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避免拐弯抹角而还事物以其本来面目。当代的富有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文明中——卫生、整洁、体育运动，今天还有富人们在奢侈生活，也许在美国已不再有，但其他地方则到处都有。如果经济继续以如迄今为止那样的速度发展，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每个人都将得到这种身体文明。当有人阻止人民大众去达到今天富人们己经在享受的身体文明的水平时，他是否认为，这是在以某种方式促进人们的精神生活？幸福难道住在得不到保养的身体之中？
对赞颂中世纪的人们，我们只能回答说，我们对中世纪人是否感到比现代人更幸福这一点毫无所知。但是，那些把东方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典范对我们描绘的人，兴许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亚洲是否真是那种他们所描绘的天堂？
为了为自已的学说辩护，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们最后只能把稳定经济当作社会理想来称颂。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过去他们的批评的出发点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们要对大众的贫困负责。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伪称，要争取建立一种社会政体，这种社会政体能比他们所反对的社会政体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现在被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逼到了墙角，不得不承认了，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只有私有制和自由经营活动，才能确保人类劳动达到最高的效益。
有人一再声称，世界观的对立把各种政党分离开来，而这种世界观对立不是可以通过人们能够懂得的论证方式来解决的，因此关于这种对立的争论必然会毫无结果地进行下去。每一方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对事物总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无法通过理智的考虑加以改变。人们努力追求的最终目标根本不相同，所以可以完全肯定，追求不同目的的人们不可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
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颠倒是非的了。有少数人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成为禁欲者，他们寻求一种摆脱一切外来物质享受的生活，最后走向完全无所作为，甚至自我毁灭。如果撇开这些人不谈，那么，所有的白种人，不管他们对超凡的东西作何想法，在下述事情上肯定是一致的，即他们宁愿要一个劳动效益好的社会制度，而不要劳动效益较差的社会制度。有些人相信，不断上升的发展对满足需求没有好处，因而最好我们少生产一些物质产品——这里姑且不论，真正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否很多——即使这些人也不会希望，同样数量的劳动带来较少的产品。他们至多是希望，人们少劳动一些，因而少生产一些产品，但决不是要同样数量的劳动生产出比较少的产品。
今天的政治对立不是世界观的对立，而是在下述问题上的对立，即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少的牺牲达到大家认为正确的目标。这个大家在努力达到的目标便是最充分地满足人的需求，便是福利和财富。这不是人类所追求的一切，但却是人类用外在的手段、通过社会合作可能追求到的一切。内在的物质——幸福感、心灵的安宁、思想情趣的升华——则需每个人独自去修炼。
自由主义不是宗教，不是世界观，也不是代表特殊利益的党派。它不是宗教，因为它既不要求信仰，也不要求牺牲，因为它的周围没有任何神秘主义的东西，还因为它没有什么教义；它不是世界观，因为它不想解释宇宙，因为它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说，也不想说关于人的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种事情；它不是一种利益党派，因为它没有向任何个人和团体许诺某种特殊好处，它不想，也没有去营造这种好处。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上各种事物内在联系的学说，同时又是关于如何将这种学说应用到人在社会事务中的行为上面的学问。它不允诺任何超出社会和通过社会力所能及的东西。它只想给人们一样东西，和平地、不受干扰地提高所有人们的物质富裕程度，从而——只要社会机构有这个力量——使他们远离苦难的外在根源。减少痛苦，增加欢乐，这就是它的目标。
没有一个宗教派别、没有一个政党曾相信过，可以不用打动人们的意识感情来维护自己的事业。华丽的辞藻、音乐和歌声响起来了，旗帜飘荡起来了，鲜花和色彩构成了某种象征，这是领袖们在寻求人们对他们个人的顺从。自由主义不跟着做这种事情。它没有党的鲜花，没有党的色彩，没有党歌，没有党的偶像，没有标志，没有口号。它只有事业和论据，而它们必定把它引向胜利。
附录
1·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献
为了使本书不致膨胀得太厉害，我不得不把话说得简短一些。我自以为写这本书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从一系列包罗万象的著作和文章中对自由主义的一切基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那些想更透彻地了解情况的人，下面汇编了一份最重要的文献书目。
在许多比较老的作家那里，人们己经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思想了，但直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思想家们才使自由主义形成一种体系，谁要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方法寻根究底，谁就必须追溯到他们那里去。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以下三位：
大卫·休谟（《道德、政治和文学的政论文集》，1742年发表）
亚当·斯密（《关于国家财富的本质及其成因的调查》，1776年）
杰里米·本瑟姆（发表有大量著作，从其处女作《为高利贷辩护》——1787年发表，至其于1834年去世之后发表的《关于道德的道义学或科学》。除关于道义学一篇之外，其余的所有著作均收入由鲍林1838年至1843年编的全集之中）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特别在其晚期，他在妻子的影响下，充满了懦弱的妥协精神。他慢慢地滑进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没有思想的大杂烩的始作俑者，这种无思想的大杂烩导致了英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动摇了英国的国民福利。然而——或许正因如此——人们必须知道米尔最重要的一些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初版；《论自由》，1859年；《功利主义》，1862年。不透彻地研究米尔，就无法了解最近两代人的历史。因为米尔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辩护士。他以充满热情的缜密的思维提出了所有能够用来为社会主义辩护的论据。在米尔之外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都显得无足轻重。
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这里，除前已提及的著作之外，还必须特别认识一下老一代的古典国民经济学大师。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和纳税原理》，1817年）。在研究当代科学国民经济学方面，最好的则有：
H·奥斯瓦特：《关于经济基本概念的报告》（有多种版本）。
C·A·弗利京·斯图亚特：《国民经济基础》（1923年）。
关于当代国民经济的杰出的德国著作有：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第一版）。
欧根·冯·波姆－巴威克：《资本和资本利息》（1884年和1889年第一版）。
德国为自由主义的文献提供了这两部最重要的文献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是不妙的，就如德国自由主义以后的情况那样。威廉·冯·洪堡关于确定国家作用的界限的思想在1792年已经成书。同年，席勒将该书的一部分发表在《新女神》上，其余部分则发表在柏林月刊上。然而，由于洪堡的出版人格兴不敢出版这部分，此书被搁置起来，被人遗忘，直到书的作者去世之后才被人发现而出版。
海尔曼·海因里希·戈森的著作《人类交往规则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活动的规则》，虽然找到了出版商，可是，当它在1854年出版时，却没有读者。本书和它的作者从此销声匿迹，直至英国人亚当逊发现了一册该书为止。
自由主义的思想贯穿于德国古典诗作之中，尤以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为甚。
在德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历史是短暂的，且少有成就可言，而当代德国离自由主义的精神有十万八千里之遥，魏玛宪法的拥护者并不比它的反对者离这种精神的距离更近一些。在德国，人们已不再懂得自由主义，但都知道如何去诽谤它。仇恨自由主义是德国人唯一的共同点之所在。近期可以称得上是关于自由主义的德国著作只有莱奥波德·维泽的作品（《过去和未来的自由主义》，1917年；《国家社会主义》，1916年；《自由经济》，1918年）。
对东欧各国人民来说，几乎没有一丝自由主义精神的气息吹到他们那里。
尽管在西欧和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也处在衰败之中，但人们如将它们与德国人相比，则还总是可以称西欧和美国是自由主义的。
在较早的自由主义作家中，还应该提一下弗里德利克·巴斯蒂亚特（《作品集》，巴黎，1855年出版）。巴斯蒂亚特是一位杰出的修辞学家，所以阅读他的作品实在是一种特殊的享受。至于他的学说在今天已经过时，这在他去世后理论性的国民经济学己有了长足进步的情况下是不足为奇的。但他对各种保护主义及类同保护主义的做法的批判则即使在今天也无人能超越。关税保护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们说不出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来反对他，他们只是一味结结巴巴地说，巴斯蒂亚特“肤浅”。
在阅读最近的外国政治作品时，人们永远不应忽视，今天在那些作品里，自由主义这一名称也常常被理解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英国人L·T·霍布豪斯（著有《自由主义》，1911年第一版）和美国人雅各布·H·荷兰德（著有《经济自由主义》，1925年出版）对自由主义作了简明的描述。此外还有一些著作较好地阐述了英国自由党人的思想方式：
哈特利·威瑟斯，《资本主义状况》，1920年出版；
欧内斯特·J·P·本：《一个资本家的自白》，1925年；以及《如果我是一个工人领袖》，1926年；《一个利己主义者的信件》，1927年。在最末提及的著作的第74页上列有关于国民经济基础问题的英国文献目录。
弗朗西斯·W·希斯特对关税保护政策作了批判，其著作为《维护和保护》，1926年出版。
1921年1月23日，E·R·A·赛利格曼同斯各特·尼林就“资本主义给予美国工人的要比社会主义多”这一论题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以后据此编成的会谈式著作也是非常富有教益的。
让·伊索里特的《现代论》（1890年第一版）以及R·M·马西弗的《共同体》（1924年）阐述了社会学的思想。
查理斯·盖得和查理斯·里斯特的《经济学说史》（有多种版本）则是一部思想史的著作；
阿尔贝特·沙茨：《社会私有经济》，1907年；
保罗·巴特：《作为社会学的哲学的历史》（有多种版本）。
瓦尔特·苏尔茨巴赫研究了政党理论，其著作为：《政治党派形成的基础》，1921年。
奥斯卡·克莱因－哈廷根则以《德国自由主义史》（1911/1912年，2卷本）试就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作了阐述。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些我本人写的与自由主义问题密切相关的著作：
《民族、国家和经济，关于当代政治和历史的论文》，1919年
《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的研究》，1922年
《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档案》，第21册，1925年）
《社会自由主义》（《全国家科学杂志》，第81期，1926年）
《干预主义》（《社会学档案》，第56册，1926年）
《物价税理论》（《国家学辞典》，第6册，1925年）
遗憾的是，上述外文著作只有一部分译成了德语。
2·关于“自由主义”这个术语
谁熟悉最近几年中出版的关于自由主义的作品以及今天通用的惯用语，谁也许就会提出异议来，本书所提的自由主义与当代政治文献中所称的自由主义不相一致。我根本不想驳斥这一点，恰恰相反！正是我自己己经明确地指出了，今天，特别在德国，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思想史不得不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东西（因为它构成十八和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纲领的基本内容）是矛盾的。几乎所有今天自称为自由主义的人，都拒绝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一部分人赞成社会主义措施，一部分人赞成干预主义措施。他们相信可以用下述理由来为之辩护，他们提出，自由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坚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存在于其他事物之中，这些其他的事物要求自由主义根据这样的精神继续向前发展，即它今天必须宣称自己不再赞成私有制，而是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干预主义。
然而，这些其他事物到底是什么，这些假自由主义者们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听到一些关于人性、纯意识、真自由之类的东西，这当然是些非常美丽的字眼儿，每一个人都愿意认可它们。实际上他们对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认可的。任何意识形态——除了一些玩世不恭的流派之外——都认为，自已是拥护人性、纯意识、真自由之类。把社会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不是使人类和世界普遍幸福的这个终极目标，而是用什么途径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自由主义的特色正是在于，它所选择的途径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此外，有人可能喜欢考虑术语问题。不是名称决定这个问题，而是事实决定这个问题。有人也许还是一位十分固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反对者，但他毕竟应该承认，有人愿意拥护这种私有制。而要是承认这一点，那就可以理解，人们必须对这种流派取一个名称。对那些今天自称为自由主义的人，应该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对赞成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流派想了个什么名字呢？他们也许会回答，他们想称这种流派为自由贸易主义。自由贸易主义这个名称最早是作为讽刺人和骂人的名字被想出来的。这个名称迄今为止一直只被用来说明经济纲领，而没有人把它也用来说明自由主义的一般纲领。但只要与这个事实不冲突，自由贸易主义也可以用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名称，对此没有任何人加以反对。
但不管怎样，那种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流派应该，也可以提出有一个名称的要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好是沿用旧的延续下来的名称。如果按照新习惯，允许那些保护关税者、社会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们也正中下怀地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话，那就只会引起混乱。
问题更可能这样提出来，是否应该为了更容易宣传自由主义的思想而给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个名字，从而使它不致受到一般偏见的刁难。这种偏见特别在德国是在对自由主义的声讨中发育起来的。这是一种好心的建议，但却是完完全全按非自由主义方式想出来的。就像自由主义出于内在的必要性必须避免在宣传中耍弄任何诡计，避免一切为其他意识形态所钟爱的用以骗取人们普遍赞同的手段那样，自由主义也必须避免放弃它的旧名字，因为它不是大众化的。正是因为自由主义一词在德国名声不好，自由主义才需要保留它。不能把通向自由主义思想的途径简单化，对任何人都不能这样，因为问题并不取决于人们认可自由，而取决于他们成为自由主义者、按自由主义方式思想和行事。
第二种反对本书用语的意见是，这里没有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作为矛盾来理解。今天在德国，人们经常把自由主义理解为那种把君主立宪制作为理想政体的流派，而把民主理解为那种以议会君主制或议会共和国作为理想政体的流派。这种观点即使从历史上看也完全站不住脚。自由主义曾经为议会君主制而不是君主立宪制奋斗过，但它在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只能实现君主立宪制，它在政体问题上的失败正体现在这里。而反自由主义的胜利则体现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是如此衰弱，以至人们可以把它称——尽管不客气，却切中要害——“清谈馆”，以至保守党的领袖说出了一句真话，他说，一个少尉和十二名士兵就足以把国会解散。
自由主义是一种比较博大的观念，它表示一种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民主只表示一种仅仅包括社会关系一部分领域——国家政体——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自由主义必定要在国家中要求民主，本书在第一部分己经对此作了说明。为什么所有反自由主义的流派，也包括社会主义在内，都必然是反民主的，要说明这一点，则是详细研究这些流派本质的人们的任务。对社会主义，我在我的书中试图用“公有制经济”解释之。
德国人在这里很容易搞糊涂，因为他总是想到民族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然而民族自由党从一开始——至少在法制问题上——就不是自由主义的党。他们是从前的自由主义党的一翼，这一翼立足在“真正的事实”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这一翼把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宪政冲突中由于来自“右”面（俾斯麦）和左面（拉萨尔）的反对而遭到的失败作为不可变更的事实接受下来了。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它还不是执政党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还没有感到自己有足够力量用武力制服对手的时候，才是民主的。一旦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时候，他们——正如他们的文人也宣称时机己经来临一样——马上就拥护独裁了。只是当右翼政党的自由军团把它们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们又成为“暂时”的民主党人，他们的文人用下述一段话对此作了表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怀抱中，声称拥护民主的一派战胜了主张专制的一派。”
人们当然只能称一种党是民主的，它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日后成为最强大的党并掌握了政权——都是为了民主的建立而奋斗。
附：马克思社会主义百年
一
今年（1967年），芝加哥大学在庆祝其建校75周年的时候，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政治运动，即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在庆祝其历史上的两个最重要的日子。一百年前，《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也是马克思亲自审定的唯一一卷的出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基础。五十年后，即1917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在当时被俄国沙皇所统治的广袤的地区建立了起来。选择这两个重大的节日，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仍将在现代世界的演进中继续发挥的作用而言，看起来是恰当的。
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只是在一个影响力微弱的小圈子里才为人所知。而在他活动于其中的这个革命鼓吹者的圈子里，他的政敌反而要多于他的朋友。1883年，当他去世的时候，很多报纸甚至觉得没有必要报道此事。
从结局上看，马克思所有的经济与社会学说，及其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巨大的势不可挡的成功，即在俄国和东欧其他的斯拉夫国家以及中国都宣称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形成了对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驳斥。因为根据这些原则，要么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转入社会主义，要么是西欧和北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
所有这些，还有更多的事实，都证明了马克思所取得的所有科学成就均属无用。但即使人们都这么说，依然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这个一贫如洗的作家，尽管其名字不为其同时代的大多数国务活动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知，但其思想却要比任何一种哲学更为深远地影响了历史进程或者世界事务长达七八十年之久。无论你怎么看待马克思，你都不可能贬低他在我们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或者也许是人类所知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之一。
文献史保存下了众多的名字，有时也保存下了一些毫无影响力的空想家们的著作，这些空想家热衷于设计地球乐园的各种规划，而所有这些规划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乌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须无条件地首先服从于其创建者，尔后还得继续服从于其继任者。乌托邦能够预想到的结局，事实上就是在公众怀抱中的监禁状态。也许我们可以因其精神上的变态而原谅某些乌托邦作家。
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批评精神摧毁了所有乌托邦的设想，当然也包括共产主义理想。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传授了一种认识论，为这种声誉扫地的理想包裹上一层死而复生的光环，并使其具备了似乎可以稳当地抵拒任何反驳的本事。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归纳为三条教义：
（1） 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人类就会分裂为彼此间利益不可调和地相互对立的社会阶级。
（2） 人的思维总是要受其阶级关系所支配。人的思想反映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并与所有其他各阶级成员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1]
（3） 阶级利益的冲突导致了无情的阶级斗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最广大的、最受虐待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胜利。于是，光明的社会主义时代就将永久存在下去。
正如这一学说所指明的，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对任何严肃问题的和平的讨论，也绝对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思维结果属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是由其各自阶级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战争是永恒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剥削阶级”及其“寄生虫”，即那些背叛其阶级同志的可怜虫们的彻底“灭亡”。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很久，就一直存在着传授各种彻底灭绝或奴役战败者的全面战争的学说。然而还有一种学说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着，那就是认为没有人能靠损害他人而真正得利的学说。准确地讲，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业已被一连串无可辩驳的理性论证所证实，它正确地表明：所有的个人以及由个人所构成的阶级之间，其利益都是彼此休戚相关的，而无论这些个体化的阶级成员贴上了什么样的阶级标签。
然而，所有这些为人类在社会结构中得以开展和平协作提供理性基础的努力，都由于马克思认识论的出现而成为徒劳之举。按照这样一种认识论，只要还没有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没有建立起“无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被所有理性的人们所共同承认的真理。只有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存在，也就是说，这位思想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将无情地对抗所有其他阶级及其成员的利益。更不能够存在对出自某位剥削阶级成员的思想体系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讨论，必须做的只是揭露其作者的阶级出身，然后毁灭之。
马克思所有学说的根本要旨可以说是这样：历史发展的趋势将不可抗拒地导致一个理想的、在所有方面都趋于完善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否认这一主张的人就是心存恶毒偏见之人，必须被无情地“消灭”掉。这些人的前途只有毁灭，而按照不可抗拒的宇宙发展规律，未来只属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政治上的成功显然也使其他极端激进的团体野心复燃。其中就有社会主义的死对头，他们声称要用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所主张的同样手段，为他们的种族或者他们的语言共同体而在全世界建立专制霸权。
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时期，最为团结一致的自由主义团体，即曼彻斯特学派，曾预言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普及将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制止战争”这样的论题已不会再有任何疑问。而整个人类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厌恶一切战争和革命的阵营，另一边是对本民族或种族要求和平而对所有外国人则主张无情的全面战争的阵营。
启蒙运动哲学认为其最值得珍视的成就就是宽容原则，自由主义主张，一个人持什么样的宗教和哲学观点，政府无权干涉。他们同样急切地要求赋予每个人选择的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将自己融入社会协作体系的方式。古典自由主义时代伟大的理想就是自由权，就是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计划的自由权。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渴望和争取的则是市场经济“计划”的代用品。按照他们使用这个词的方式，“计划”的意思是指：由他人所制定的计划将规定我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我要过的生活就如同寄宿学校的学生，军队中的士兵，牢房中的囚犯一样。我观看、听闻、阅读和学习的，都是我的上级认为适合于我的。我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其转动的方向得由当权者来定。只有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准宗教可供人们自由地信仰和传播。任何背离这种教条主义信条的行为都会带来灭顶之灾。
二
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对所有关于自由和自由权理想的最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否定。它不许可有对存在的持任何异议的权利。它力图灭绝任何被它视为异端观点的痕迹，在此方面它丝毫不亚于中世纪最黑暗时期的任何一位宗教迫害狂、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或是政治迫害狂。
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内在缺陷，马克思主义还是在今日的世界上获得了强大的地位，这是因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学家以及为数众多的知识界和商界的人们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明显的缺陷。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论题，即伟大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看看资本主义将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永恒天堂。
马克思说，社会革命的到来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必然地会造成工人阶级“悲惨的、被压迫、被奴役、生活退化以及被剥削的惨状”，这种状况一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无产阶级就将起而反抗，剥夺其压迫者，建立起永世不坏的社会主义体系。而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这个被指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毒瘤，将会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由此将引发最终的彻底革命，而永恒的幸福社会也将由此诞生。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马克思的这些无可置喙的预言和一百年来历史事实的演变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谁都无法否认，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薪阶层的平均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始料不及的改善。这个阶层舒适宜人的生活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哪怕是最富有的王公贵族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马克思以及创建了类似学说的所有其他理论家们都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资本主义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建立的一种大规模生产体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业贸易主要服务于富人的需求。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创新则产生了服务于大多数人需求的各类工厂。例如，纺织业和成衣业根本不是先前那种为普通人纺线、织布、裁剪的手工匠生产活动的替代产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这样一个销售商品给“较低阶层”民众的商人阶层还不存在。纺织业和成衣业的生产活动取代的是家庭中女性成员的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工厂所生产的消费品几乎全都是为了满足较贫困人口的需求的。就是在今天，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业品是被高收入阶层消费掉的，而绝大部分工业品都是由在工厂、商店和办公室工作的同样的人群消费掉的。
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可避免的日益贫困化，这样一条已被历史引人注目地证明为错误的规律，对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来说，却是其学说中两条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一条。另外一条与之相伴随的规律，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就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工资铁律”，尽管马克思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不喜欢使用这个术语，但他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条铁律的。然而现在，关于这条所谓的铁律有两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可以申说：第一是这条铁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尚未出版之前就已被所有明智之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与事实不符的；第二是这条铁律从逻辑上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基本规律，即工薪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规律不相一致。
这条所谓的工资铁律宣称，工人的工资绝不可能上涨到劳动者作为劳动者必须维持其最低限度生存的最低工资水平以上。超出这一水平的任何工资增长都会导致人口的增加，从而加剧就业人口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将会强迫工资再次降低到最低水平。我们不打算论述这条伪规律内在的谬误。我们只想说明，如果想用这样一条规律指出在长时期内平均工资率上升到最低工资水平以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也必然表明，平均工资率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之，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末尾所作出的那些著名的言论，即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也就不可能在马克思于本章之前所描述和分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发生。马克思伟大预言的主题即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主题即工资铁律，是相互矛盾的。此外，已如上述，这个预言显而易见地已被历史事实所驳倒。
三
要想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和历史作用，就必须将其与十九世纪中期的各种流行的经济学说进行比较。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大师们普遍认为，人类各个阶级物质福利的改善全在于资本的积累。不光是资本家阶级，所有其他阶级的人们也都可藉助于人均可用资本份额的增长而获得好处。这种增长不能只靠出卖劳动之人工资的增长而实现，而要靠资本与人口相比较而言的快速增加才有可能。
只要没有因受到侵占而完全绝望的人都明白，日常经验在向他们表明，否认上述事实的所有企图都是徒劳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繁荣激起了反资本主义理论家们的嫉恨）的基本事实一直就是，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辛勤的劳动者。就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没过几年，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就发展了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边际效用理论，该理论清晰地说明，劳动者在可用资本的增加过程中也有贡献。今天，已没有人敢于否认，丰富的资本供给是改善人类物质福利水平最迫切急需的要素。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对付贫困的方法就是施舍。富人或是因求告或是因强迫而对穷人施舍。而资本主义的方法就是生产量大而价廉的产品；这一方法还要求通过节俭积累大量的资本。施舍不可能提高平均生活标准，但节俭和资本积累却可以做到。
即使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改变这些本体论的事实。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里，平均生活标准的任何提高同样也是由于先前的资本积累所致。因此，唯一成功的“反对贫困的战争”就是一方面扫清各种可能妨碍节俭的障碍，一方面废除各种可能导致资本负积累的环境。
我们人类由于自身存在着各种弱点和谬误，所以不可能知道，通过某个超人类智慧生物的角度来看，我们俗世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但我们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事实，所有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都心照不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方式在推销其产品方面的优越性。
当布尔什维克掌管了俄国政权的时候，他们及其友邦都完全相信，经他们大肆渲染的五年计划将会把俄国改造成世上的乐园。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全世界都已看到共产主义管理东欧和西北亚洲各国的结果，这些国家最适宜于农业生产，而且在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上也是非常富有的。但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管理方式所带来的只有灾难性的局面。相反地，没有必要做任何宣传，也没有任何理智健全的观察者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远远地优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各政党所鼓吹的那些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是按照每个人对其他人所贡献的满意程度来给付酬劳的。因此在这个社会分工体系内，这种体系会激励每个人去竭尽所能。一个人为他人服务的越好，他所获得的酬劳就越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而他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为大众提供服务的身份又会迫使他为其他消费者提供服务。
挣薪酬的人，其酬劳是消费者按照他所提供的产品按质论价的。如果雇主付给工人的酬劳多于后者所应得，那么他就得承受销售损失；如果他付的酬劳少于工人所应得，他虽能获得额外盈余，但这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挖走他的工人，从而使工资水平又回升到损益平衡点。
至于人们如何依据或多或少存有偏见的观点来评价这个薪酬体系并不重要。有人可能会认为一位歌剧演员或拳击冠军之所得比一个码头工人或打杂女工之所得高出了很多倍，所以这样的薪酬体系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要怪也只能责怪大自然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具备歌唱或拳击比赛的才能。
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利用资本品，也就是各种生产工具和半成品。资本进入生产是因为节俭，也就是说是因为暂时抑制消费所致。资本品所有者获得的收益并非自工人或消费者处掠得，而是资本家因为延迟消费而获得的酬劳。
不存在一般的生产。生产的主要问题是计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什么质量生产，怎样生产，在哪儿生产。生产往往都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假如未来的处境不确定，那么生产就总是有风险的，可能获利也可能亏损，这取决于企业家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为其他人提供服务的方式。不存在强迫个人必须选择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或者为其指定某个特定社会地位的力量——这正是资本主义体系与以往的身份社会以及现代的专制极权社会的区别所在。拥有市场主宰权的消费者，由于对更多商品“贪得无厌”的喜好，总是会将企业家的职能委托给那些最适合经商的人；而企业家也总是会不断地寻求最佳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可以为消费者亦即他的同代人服务的工作。任何资本主义制度都不会对消费者的这种主权地位存有异议。而所有的资本品也必须投入各个行业，以便能够满足公众最急需的但至今尚未充分得到满足的需求。
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是因为在这一体系中，个人的长期利益总是与其他个人的长期利益相互一致的。因此，出于一己私利的个人也可以为他人提供服务，至少不会损害到其他人的私利。社会主义社会的无能则是因为在过于僵化的管理体制下，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不相一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工人的报酬水平决定于他的工作为商品所附加的价值。一个人工作得越好，其报酬就越高。因此他个人就很乐意去做好一份工作。
然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却不存在什么个人诱因激励个人去发挥全力。假使他想更热情地工作，那么他为此而付出的所有辛苦和烦劳只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他的“过分努力”充其量也只能给极其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产品增加些许的价值而已。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同劳动者的一切成果均归生产管理当局所有，然后在他的同志们之间进行分配，至于每个人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价值根本无关紧要，因而也就不存在激励个人去努力发挥才能的诱因。日常生活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陈述的正确性。关于这一事实，没有谁会比共产党俄国的管理当局知道得更清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