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公民都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为其他公民的物质福利做的越多，贡献越大，那么他自己就会生活得越好。在满足他人需求的工作中，他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资本家、企业家还是工薪族都没有区别。
所有反资本主义的理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错误地歪曲了资本主义的节俭及其结果，还有资本积累在人类的生存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动物和野蛮种族仅能勉强糊口。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积累了财富，使其有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沉迷于能够满足其多方面需求的间接（roundabout）方式。人类一切文化和精神的卓越成就都是以资本积累为其前提条件的。而要让这些间接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节俭是基础，而且是改善人类体能、智力以及道德状态的唯一方式。某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和那些贫困、落后、不发达，或野蛮的国家有差别，就是因为它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积累率，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这些资本（即投资）。
地球上有很多地域，大自然为其所分配的初始资源都要比创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白种人所居住的地域好得多。西方文明一切成就的取得，只是因为建立了道德的和法律的制度，只是因为这种制度保护了个人的财富积累，保护了个人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巧取豪夺而进行的生产投资。在东方，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出于官员的恩赐，而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下，私有财产却是社会构成的基石。
四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消费者的民主，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有权投票。[2]这样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还是可取的，但如果我们真要接受这个比喻，就还需要指出被称为民主体系的两种体系间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区别。
第一：在代议制国家的政治民主中，人们投票选出一些代表，这实际上是选举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将其交给了被选出的官员。而在市场民主体制下，投票选举的目标并不是人，而是人所达致的成就，即他努力的产品。选举人在此处并不需要对候选人未来的表现表示盲目的信任，只需对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表示赞同或是不赞同即可。
第二：普通的选举人虽然有选举权，但却可能没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问题作出切中肯綮的判断。然而一般的家庭主妇却有着很强的能力，可以判断出哪个产品是好的，是对其家庭有益的；哪个产品是不好的，对其家庭是无益的。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政体是小农经济的原始社会或者市场经济在政治发展上的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体制则意味着领袖人物拥有无限制的专制权力。在西方文明国家中，代议制政府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地取代了正在瓦解中的封建社会体制。而血腥的独裁专制政体则是由于政府一步步地加深对商业干预的结果。
社会主义体制还不只是废除了市场民主，它还与政治民主毫不相容。由于目前在政治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很多人被所谓的“政治民主”引入了歧途，因而在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产生了欺骗性的区别。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各国议会中，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议会制度的政党通常都要坐在议会主席的左边，而他们的对手，即专制制度的走狗们则通常坐在主席的右边。而今天在美国，人们却把支持宪政和经济自由的党派称为“右派”，而将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的人称为“左派”。这真是巴别塔式的语言的混乱！
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就，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还有很多东西可说。然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根本性的批评，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创立任何一种经济学的核算体系，因而在满足人类的需要方面也就缺少衡量这种满意度多寡的任何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受到多数人拥护的社会主义体系并没有什么长处。社会主义尚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者的观点以及其人民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尚无法对社会需求的数量关系进行核算。到目前为止，这种计算能力的缺失还没有给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带来麻烦，因为他们依然可以利用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之上的价格理论。
市场经济之所以伟大并且具有无可比拟的效率，是因为可以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换句话说，它能够计算出每一种活动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将每种活动所需物品的价格换算成货币成本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活动可以做而哪些活动必须放弃。当然，还有很多活动，其成本还不能仅用市场上有确定价格的物品来衡量，它还需要一些无价格的物品。不过这些无价格的物品，其价值可以由喜爱它们的人直接决定。如果某市政当局的一项工程，除了正常的货币成本外，还需拆除一座历史遗迹，此时就应充分考虑到人们对该遗迹所怀有的情感因素，而不能只简单地为其确定一个货币价格。
经济学计算具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它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以及在一般经济事件上开展协作的激励因素。它是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正是这种智力工具方使得人类超脱动物的生活而不断提升自身生活的一切努力成为可能。
人类经济活动和技术成就的历史向我们展示的只是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与创新，是人类智力以及牟利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转折点，比如关于蒸汽动力的利用，历史只不过记录下了蒸汽动力时代出现的一些前提条件而已。如果只求助于这样一种简化的历史，那人们就很容易忘记“蒸汽动力”这一概念其实还涵盖了在利用蒸汽的过程中人类所采用的大量的方法。最老旧、最原始的蒸汽机是在经历了一长串的演变和改进之后，才成为可适用于各种用途的蒸汽机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学范畴中，不存在任何永久的或固定不变的技术，而只存在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趋势：追求最佳效能和最低成本，经常更新生产手段，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正是成千上万种技术上的改进——大多数都是微小的改进，只有某些改进产生了重大的结果——才使得出现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的汽车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汽车的商品。而将这种改进转变成为人类思想上固定习惯的则是依照复式记账法的簿记系统。采用这种系统，企业家可以计算其产品构成上的每一项成本，并由此找出管理其生产经营的最佳方法。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智力手段，才有可能对各种生产方法的效用进行量化的比较。
有了这种手段，才有可能消除一定数量的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技术性浪费，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抑制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某种用途而将其转移到另外的生产用途中，从而可能以更恰当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最近的两个或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为这种资本主义手段的有益作用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西欧和中欧地区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是令人震惊的糟糕。而使这种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并非出于当权者的政令，而是出于一批有进取心的人的理想和行为，是他们在赢利动机的激励下发挥了才能和勤勉的结果。幸亏在这一目前仍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有这样的一群人，正是这些人把他们国家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变成了工业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把各自孤立的经济区域转变成了全球市场。这些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准与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已非常之高，这全赖于制造品的出口，而绝大多数制造品则是用进口的原材料生产的。经济学计算使所有这些生活的改善成为可能，并对商业行为进行调整使其能够持续不断地改变需求状况和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供应状况。
五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创造者，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赖以立足的经济计划的完善性和实践性的各种无效的试验也没有说过任何话，事实上他激烈地反对这类非科学的尝试。只有对他自己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的预言，他才冠之以科学的称呼。按照他的看法，这样一种科学解决了达尔文和麦克斯韦尔[3]的同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位体面人士真会去质疑其科学思想究竟如何呢？通过批判和贬低所谓被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玷污了的每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神圣的光环，似乎成了未遭玷污的卓越的纯科学的代表和黄金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
马克思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论调。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受到欢迎，这类民族主义情感又恰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而西欧和中欧的沙文主义者们对于本国人民只能做大不列颠所发明并加以完善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模仿者总是感觉不很舒服，随着资本主义方式在全世界各地的普及，这种愤懑情绪便越积越多。欧洲的斯拉夫各族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居民也在仿效欧洲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饱受着文学、艺术、社会、科技和经济等领域内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折磨和困扰。于是有人谴责资本主义为降临人世的罪恶渊薮，而马克思主义则能够为他们重新建立道德上的平衡。由于马克思的哲学不必为资本主义这个最不公正最有害的制度的出现负什么责任，所以它不会被视为道德和智力低下的证明，相反地倒成了优越的象征。
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下，国家和市政当局对各类企业实施国有化或市有化。执行这类政策最力的就是俾斯麦首相所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称其为“他那个时代国家社会主义最杰出的范例”。[4]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很盛行。费边派社会主义的领袖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声称，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关于社会组织原理的思想和明确主张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人们无意识地加以采纳了。”他认为，19世纪的经济史其实就“几乎是社会主义不断进展的纪录史”。[5]几年后，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爵士也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6]1913年，一位美国作家埃尔默·罗伯特（Elmer Robert）就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定义为“君主制社会主义”。
准确地说，正是各国政府和市政当局的这类社会主义措施首次引起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对企业公有化管理的天然无效率问题的关注。服务不善和赤字增加几乎是所有国有化或市有化企业的最显著特征。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根本变革，但是却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毁灭性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心理平衡，这就让他们在1918年甚至要比俄国更急切地想实行全盘社会主义化，他们认为这是向获胜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大不列颠和法国实施复仇的最佳办法。但是他们首先需要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如何才能找到令人满意地管理社会公有化企业的方法。德国革命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一个由社会主义专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场面。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左翼，他们充分自信其革命行动是人类历史上所实现的最重要的转折，并且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后终于获胜之时，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随后的进程该如何开展，因而不得不期待一个由专家和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告诉他们该如何做！当然，这个委员会并未能解决建立该委员会的初衷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不过其中最著名的成员希尔菲丁（Hilferding）博士和熊彼特（Schumpeter）教授倒是撰写了一批处理各类经济问题的著作。该委员会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能够合理地而且成功地指导企业运营的方法，一种能够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的方法。
如果想要理解过去50年间的历史进程，就必须牢记这些事实。西方文明国家和工业国家的群众很容易被一些狂热的宣传家们说服而去接受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学说，或者去投那些主张一切经济活动均应受中央计划支配的政党的票。在铁幕这一边的文明国家中，大多数选民和政府官员都将社会主义信条视为同调，而教育界和新闻界也很少能够容忍针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批评。然而，我们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个无可补救的痼疾却依然确凿地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经济计算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任何企业和商号的集体管理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务上的失效和服务提供上的贫乏。对经济事务的官僚化管理，其效率低下早已有目共睹。而将工业上的集体管理原则加以无限制扩张的思想甚至让那些心胸最为偏狭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
俄国在1917年实现了社会主义，许多半文明国家也紧步其后尘，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光靠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不能了解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因此，列宁认为他既然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像邮政那样运转的原则，那么他就完全有把握驱散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正常运转的疑虑。[8]在他看来，“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就是“计算和监督”，他并且断言，这类工作“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9]
这样一种极其明显的毫无意义的断言也只可能说给俄国那些无知的、但却自封为知识分子的人听，正是这些人自豪地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部队，正是他们推动了进步和文明。这种论调会让所有落后民族的沙文主义者心理上感觉良好，因为这些人在将本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明加以比较时总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然而这种论调却不可能诉诸西方的工业国家。美国人就不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会成功并且会让所有人幸福这样的蠢话，因为这样的制度竟把邮政当作其经济运行模式，而且要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10]
这就是西方文明国家今天的处境：民众总体而言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热情崇拜者，而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们也很少会错过任何一个场合来宣泄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激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效能。但是一旦真有机会给了他们，可以让他们全面实践其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时，他们又都缩回去了。没有人再指望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的工党会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规划施加任何影响。他们要做的就是骚扰商人，并从蓄意破坏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取乐。
今天各民族的分裂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造成的，因为在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其政府和绝大多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也同样服膺社会主义信条。而阻止了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政党和进步政党的人士采纳列宁全面社会主义化主张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认识到，在向企业的社会主义化道路上每深入一步都将会严重地损害每个产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结果将首先会损害全体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大量受雇于企业和工厂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主要受益者。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勇气公开揭示这一事实，虽然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马克思之前的一些社会主义作家曾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和运转设计了详细的规划。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很容易指出这些规划的荒谬性和不切实际。但马克思则小心地避免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并且批评早期社会主义者处理这一问题的所有尝试都是乌托邦的空想。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道，社会主义必定要作为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而出现，而且会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安排和组织一切。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每一步实现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并且将会永远导致经济运行的失效，而社会主义者又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样的结局。
社会主义政策之所以在一些国家已经终止并在另一些国家正在终止，是因为人们今天已经有机会可以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状况。自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更以特殊的方式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梦想的破灭：他们修建了一堵墙试图阻止他们的同志逃亡到非社会主义的西德。
注释
[1] 这一理论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瑕疵，那就是给了资产阶级出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种特殊权利。他们就属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
[2] 参阅Frank A. Fetter：《经济学原理》，第2版（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0年），394页
[3] James Clark Maxwell完善了电磁波理论
[4]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卷2（纽约：麦克米兰，1930），573页
[5] 参阅《费边社会主义论集》中Sidney Webb的文章，1889年首次发表（纽约：洪堡，1891年），4页
[6] 参阅G.M. Trevelyan：《英国简史》（伦敦：郎曼书屋，1942年），510页
[7] Elmer Roberts：《德国的君主制社会主义》（纽约：C. Scribner's Sons，1913年）
[8]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17年），43页
[9] 同上，83页
[10] 同上，83页
（以上二条列宁著作的引文均按中文版引用，与英文引文略有差异。）
（本文为冯·米塞斯1967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稿，1982年之前从未公开发表，后收入作者《货币、方法和市场进程》一书）
（义川译）
附：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
现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应该是民族的（national，此词既有“民族的”之意，又有“国家的”之意——译注）。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从现代时期之始，君主国家（princely state）就取代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estate system）。君主制国家的唯一政治观念就是统治者的利益。路易十四著名的格言“朕即国家”就最精炼地表达了此一观念，这种观念在欧洲三大帝国宫廷一直延续到晚近的剧变为止。魁奈的学说尽管引发了新的国家观念，不是较少有人知道他早在写作他的巨著前就提出了一句格言：Pauvre paysan，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i。在他看来，仅仅揭示国家的富裕繁荣有赖于农民的富裕繁荣是不够的，他一直认为，还必须揭示出：只有当农民富足之后，国王才能富裕起来，由此他证明了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福利的必要性。国家（所应约束）的目标恰恰应该是君王。
与君主制国家相抗衡，18世纪和19世纪，自由的理念勃然兴起，使古代共和与中世纪自由城市的政治思想复苏。它与monarchomachs之反对君主连结在一起；它以英国的先例为榜样，英国的君主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彻底失败；它利用一整套哲学、理性主义、自然法来战斗，它通过文学征服了群众，使之完全服膺于这套理念。专制君主最终屈服于自由运动的进攻，从而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出现了共和国。
君主制国家是没有自然边界的，不断增加家族的财产是君王们的理想，每一位君主都努力奋斗试图使自己留给后代的土地广于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土地。不断获取新的领地，直到遇上另一位同样强大甚至比他更强大的对手为止，这就是国王的使命。他们对于土地的贪婪，使他们根本不知边界为何物，每一君王的行为及捍卫君主制国家理念的文献中的观点都能证明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此一原则威胁着所有弱小国家之生存，它们之所以还能维持生存，则应归功于大国之间彼此嫉妒，这些大国高度警惕着不想让任何一个变得更强大。这就是欧洲均衡的概念，构成了它们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合纵连横。小国被毁灭也有可能不危及这一均衡，比如瓜分波兰。君主们看待国家的方式，跟地产主看待其森林、牧场、农地的眼光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出售国土、也交换国土（即为了“使边界更齐整”），而这些土地上的居民的统治权也随之变换。根据这种解释，共和国就是一种无主财产，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占有它。这种政策到19世纪达到了顶峰：1803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代表议定书》，拿破伦的国家制度，维也纳会议的决定，都是如此。
在君王们看来，土地和人民无非就是君主所有权的对象而已：前者构成了主权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土地所有权的附属物。对于生活在“他的”土地上的人民，君王们要求其服从和忠诚；他把人民差不多就当成自己的财产。而把他和他辖下之每个人连结起来这一契约（bond）也是使所有人连接为一体的唯一途径。专制统治者认为他的臣民之间自行组成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危险，因此他总是努力打碎臣民中一切传统的团结合作关系，只要不是根据他所颁布的国家法令设立、只要不利于新的社会组织之形成，甚至连俱乐部，都不得存在；同时他也不允许不同地区的臣民感觉到作为一个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的那种同志情谊。不过，当然，君王们撕裂了构成其臣民的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阶级联系，使整个社会陷入原子化，从而也为新的政治情感的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臣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狭窄小圈子的成员，而是一个人，是民族的一员，是国家和世界的一个公民，从此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与君主制正相反，反对君主对土地的贪欲和用领土讨价还价。这种理论首先发现，国家与民族的合一（coincide）是理所当然的，由此而形成了大不列颠——典型的自由国家，法国——为自由而战斗的经典之作。这种情况看起来是理所当然，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也就未在此多费笔墨，因为国家与民族本来就是一致的，也没有必要改变它，当然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领土边界问题头一次成为问题，是在自由观念的力量抓住德国和意大利的时候。当时在这两国及波兰，在卑劣的专制君主后面，还有一个不存在统一的国家这样一个巨大的阴影。所有的日耳曼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伟大政治目标：从君主统治下解放他们的人民。这使他们第一次实现了政治思想的统一，从而保持了行动一致。人们穿越海关和宪兵把守的边界张开双臂迎接统一。君主的反自由同盟所面对的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之联合。
君主制的臣服原则是尽可能地把更多土地囊括到自己的统治之下，自由学说则争取人民自决权原则，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权原则。任何人民或人民中的一部分都不得被违反他们的意愿置于他们所不情愿的政治联合中。那些志在建设国家、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政治性民族；patrie， Vaterland成为他们所栖息之国家的名称；爱国者成为自由精神的代名词。从这一意义上看，法国人在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之时、在继续反抗君主联盟以保卫他们刚刚获得的自由之时，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民族。日耳曼、意大利人之所以形成民族思想，恰是因为外国君主组成神圣同盟阻挠他们建立一个自由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矛头所指并不是外国人，而是同样压制外国人民之专制君主。意大利人最憎恶的并不是日耳曼人，而是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波兰人所憎恨的不是日耳曼人或俄国人，而是沙皇、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只是由于暴君所依赖的军队是外国的，所以斗争才采取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然而即使加里波第的战士在战场上也冲奥地利士兵喊：“回到阿尔卑斯山那边去，我们就是好兄弟！”在他们中间，每个为自由而战的民族可以不可思议地融洽相处。所有人都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追求自由的斗争而欢呼。在“年轻的欧洲”，自由斗士是不分民族团结为一体的。
民族性原则最初并不是指向其它民族的利剑，它是针对暴君的。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民族性原则与世界公民心态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自由的理念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主义的。自由的观念是革命性的，因为它要求消除一切与其原则不相符合的统治，但它也是和平主义的。一旦所有的人民获得自由，战争的基础又何所立足？政治自由主义是与鼓吹人民中间利益之结合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时生发的。
如果我们想理解马克思以降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创造性的国际主义，我们也必须牢记这一点。
自由主义在其反对君主国家的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也是世界主义者。恰恰因为君主们联合起来抵制新的精神，于是各国人民也团结起来反抗各国君主。如果《共产党宣言》号召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斗争，那么，它是根据这样一个所谓的事实得出这一口号的：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都是一体的。然而世界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也不是资产阶级纲领的对立面，因为资产阶级也是这种意义上的国际性的。《共产党宣言》强调的重点并不在于“所有国家”这个词，而在于“无产阶级”这个词。所有国家处于同一地位、具有相同思想的人必然会联合起来，这被看成是某种理所当然之事。如果仔细考察这一说教的含义，就会发现其唯一与假冒的民族主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后者把传统制度的每种变化当作侵害正当民族个性的行为予以反对。
自由与平等这些新的政治观念首先在西方获胜，英国和法国成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政治榜样。然而，如果自由主义者呼吁实行外国的制度，那么，旧势力的抵制就必然会利用排外主义这样的陈词滥调。德国和俄国的保守分子就曾经用这样的论点抵制自由观念：它是外国的东西，不适合本国人民。这里民族价值被滥用于政治目的。然而，把外国民族作为整体加以反对或反对其单个成员，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只要论及各国人民的关系，民族原则首先就是完全和平的。民族原则，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与人们和平共处相一致的，而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的赫尔德的民族主义也是与他的世界大同主义相一致的。只是经过了一定时间后，只反对君主而不针对人民的和平的民族主义，才演变为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然而只是在现代国家原则从西方成功地地传播到东方、落实到各民族混居地区之后，才发生这种蜕变的。
的如果我们观察旧的和平形态的民族原则的第二个假定的发展，此一原则的意义就尤其清楚地凸现出来。首先，民族原则所包含的只是拒斥一切独裁霸权（overlordship），当然也包括外国对自己的独裁霸权；它要求自决、自治。然而后来，它的内容扩充了；其口号不仅包括“自由”，还包括“统一”。然而民族统一的愿望，最初也是完全和平的。
如前所述，这种统一愿望的一个源泉就是对历史的记忆。人们的目光从惨淡的现实转回到美好的过去。这一过去显示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图景在每个人眼里未必都像在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眼里那样宏伟壮美，不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有足够吸引力的。
然而，统一的观念并非仅仅是一种浪漫情怀，它对政治现实也很重要。蕴涵于统一中的力量才能战胜压迫者的联盟。一个统一的国家中的一致性提供了人们维系其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证。在这儿，民族主义并不与世界大同主义相对立，因为统一的国家并不希望与邻国冲突，而是希望和平与友谊。
因此，我们又一次看到，在自由和自治已经获胜的地方，统一观念并不能发挥破坏国家和创建国家的力量（state-destroying and state-creating power），似乎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力量。至今瑞士就很少受到民族统一观念的诱惑。在瑞士，分离倾向最少的是德裔瑞士人，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只有在这儿他们能获得自由，而在德国独裁统治下他们只有服从。然而，瑞士境内的法国人以及整体上来说的意大利人，也都觉得他们在瑞士非常自由，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与他们的同胞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
不过对于民族统一国家，还需要考虑到第三点。毫无疑问，当今已经发展到在整个国际范围进行劳动分工的阶段，这就需要法律、通信、交通设施等等方面更大范围的统一，这种要求将越来越大，经济将进一步被塑造为某种世界性经济。当经济联系仍然停留在早期阶段，基本上很少扩张到村庄范围以外，那么政治组织的形式很自然地就是存在于整个世界的无数分散的小司法和行政区域。军事和外交政策利益是个例外，但它也毕竟不能迫使所有地方都统一、构成大帝国——即便是在封建时代甚至在专制主义时代，这些因素尽管也发挥作用，但也一直没有引导形成民族国家——不具备法律和行政同意所必须的环境。只有在经济关系开始越来越多地超越省界、国界、最后是洲界，世界性统一才变得有必要了。
自由主义要求经济的充分自由，通过把经济与国家分离，试图解决与贸易发展不相适应的政治安排差异的困境。自由主义致力于尽可能实现法律的一体化，归根到底是实现世界的法律统一。但它并不相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创造出大帝国或是某种世界帝国。自由主义仍坚持它对待国家边界问题的立场。各国人民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协调各国的法律，据此原则，应反对一切违背他们的意愿的行动。这一点使自由主义与所有那些主张为了经济目的用强制手段创造一个大国家的观点划清界限。
不过，从政治现实考虑，我们首先必须处理国家的存在问题，面对各国抵制国际贸易自由、反对创造超国家的法律所引起的困境。因此，让人羡慕不已的是，分散在很多国家的爱国者无不重视民族统一。他们要求追随他们的榜样。他们用与自由主义信奉者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在日耳曼联邦组成的德国，已经把法律与司法部门、通信与交通设施以及整个行政管理一体化的必要性看作是当务之急。透过各个国家内部的革命也能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德国；因此，并不必然需要统一。但是由于他们喜欢统一的国家，于是就套用政治现实主义者的说词，声称为了从根本上实现自由，有必要建立被压迫者同盟以反抗压迫者的同盟，而且为了在统一中寻找到维护自由的力量，更有必要团结一致。除此而外，贸易的需要也推进了统一。贸易已不能再允许法律、货币体系、通信和交通等等领域中的分裂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时代要求一体化，甚至是超越国家边界。人民已经为这些领域实现世界统一做好了初步准备，那么，难道不应该首先在德国境内实现其他国家已经实现的目标——创造一个德国民法作为未来的世界法律的典范、创造德国刑法作为预备阶段的世界刑法、创造德国铁路联盟、德国货币体系、德国邮政体系？而所有这一切，将确保德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因此，自由人的纲领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于“拍卖30个君王的王冠”；仅仅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也必然要求创建一个统一的国家。
因此，追求国家统一的斗争已经包含了对民族性原则的新解释的精髓，而这将使和平的自由主义民族性原则蜕变为好战的运用武力政策的民族主义，即导向帝国主义。
米塞斯著 秋风译 转自《思想评论》
附：米塞斯论市场
在一次研讨班上，有位学生问米塞斯教授，“为什么并非所有生意人都赞成资本主义？”米塞斯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是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提出来的。”米塞斯的回答当时令我为之一震，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他的深意。提问者就像马克思一样，是认定了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某种特殊的集团或“阶级”利益，而其他人却得不到这种利益。
米塞斯继续说，“资本主义造福于作为消费者的每个人，所有群众，而并非只有资本家才受益。相反，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下，有些资本家还要蒙受损失。资本家在市场中的地位是不会一劳永逸的；市场的大门永远对竞争者敞开着，这些竞争对手会挑战他的地位，抢夺他的利润。然而，正是资本主义下这种无情的竞争，才逼使那些资本家要尽最大的努力搞出消费者所需求的物品和服务。”
在本文集第一部分的文章和论文中，米塞斯一再表明，他并不是要为企业或资本家辩护。他感兴趣的是找出能够最好地提高个人福利和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的经济制度，而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正是资本主义下的经济自由。米塞斯说，唯有在经济自由之制度下，才能提供更多的物品和服务，唯有在资本主义下，工资才能增长，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改善。原因何在？因为消费者是资本主义市场中至高无上者，他们正是依靠这一地位，让他们满足他们需求的企业家挣到利润，而让那些未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企业家亏损、并进而剥夺他们的财富，企业家由此才知晓他们最喜欢什么。这一奖惩机制指导着生产活动，确保生产出更多消费者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从而提高工人的工资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市场是和平的社会合作和经济自由的产物，而市场又使个人自由、公正、道德、创新及社会和谐成为可能。诚如米塞斯在本部分写道的：
“一个只有当他可以按他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才算自由”，而“道德唯有在个人能自由地追求时才有意义。”
选自米塞斯文集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onism 秋风译
附：经济自由还是政府干预？
——米塞斯文集《经济自由与干预主义》前言
1973年路德维格·冯·米塞斯教授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们都很悲伤，景仰他的人当时都认识到，几十年来，他都是一位学术巨人，是主观价值、边际效用、“奥地利”经济学派最主要的代言人，不过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所以，很人有人注意到他的过世。
在经历了漫长的一生后，米塞斯悄悄地走了，留下了自己的事业、研究工作、著作和讲稿。就是在自己的思想根本就没有多少反响的时候，他也一直坚持着。他所作出的贡献，不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都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不妨看看下面列出的他的研究的重要性、他的主要著作及其初版的时间：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Nation，State and Economy（1919），Socialism（1922），Liberalism（1927），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1928），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1933），Bureaucracy（1944），Omnipotent Government（1944），Human Action（1949），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1956），Theory and History（1957），及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1962）。
1973年去世以来，他的贡献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赞誉，涌现了不少论述他的文章。他及其学生们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各地不断建立起新的组织来研究他的学说。不仅是在欧美、就是在东欧和苏联，对他的著作的研究兴趣越来越高。
舆论环境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米塞斯最主要的思想对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主要论断都不灵了，他们的名字再也不被那么多人当作权威挂在嘴边，他们的集体主义理论再也不被人们毫不迟疑当作“福音”，人们对政府的态度多多少少发生了转变。不少人看到了政府的腐败和浪费，并且开始怀疑它的效率。向政府伸出求助之手已不像以前那么普遍了。与此同时，人们仍然并不完全信任自由市场和开放性竞争，因而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最重要的思想在“主流”思想中仍有流风余韵，并已存在于法律条文中。
很多人仍然尊重马克思的思想，以为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防止大商人剥削其雇员和消费者，就仍然需要一定的政府管制和控制，人们现在谈论充公税（confiscatory taxation），当然比“福利国家”最鼎盛时期要少得多了，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观念继续仍然在众多计划中留下了影响，比如累进税、公共住宅项目，对学生、失业者和老人的救济、福利和补助金。
至于谈到凯恩斯主义，大部分仍然相信，政府可以通过联邦储备委员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来确保经济繁荣和就业率。没有多少人像在新政时期、《公平交易法》（the Fair Deal）和伟大社会时代（the Great Society）那样公开地鼓吹赤字财政和（pump priming）了，但是当税收不敷政府支出时，政府仍然诉诸于赤字财政政策、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我们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沿着凯恩斯的路子，继续奉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人们认为，高利率不利于经济增长，银行家和生意人都渴望“廉价资金”，希望人为地实施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活动。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不受操纵的市场化的利率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尽管唯凯恩斯马首是瞻的事越来越少了，但他的赤字财政、货币调控的学说仍在实行，美元的价值仍在下跌，不过所幸正是由于“美联储”的相应的警告，比起那些奉行更宽松的扩张主义政策的国家的货币来，美元的下跌得还没那么太狠。
米塞斯去世后，国际领域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苏联再也不能以威胁国际和平的面目出现了，而当二战刚刚结束米塞斯写作这些文章之时，这可是家常便饭。共产主义的声望和实力下降了。人们也较少把“第三世界”的贫穷归罪于工业化国家的成功了。现在，美国内外，人们在大谈特谈自由企业、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供需的力量。
然而，绝大多数人仍然惧怕完全的自由放任。他们没有认识到，保障原汁原味地拥有、运用和处置私有财产之权利的重要性。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把工资、价格、利率都交给市场来决定。他们根本就不考虑金本位制的想法。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管制企业以免其剥削工人或生产假冒危险产品以免危害消费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想把某些企业置于特殊保护下，以免他们破产从而使工人失业。还有，很多人想要政府搞一些福利或工程，然而他们自己却有不想交更多税，于是，这些项目只能通过实行通货膨胀或信用扩张才能搞到资金。他们不再在学理上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但在意识形态上却仍信这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