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第二章 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 第四章 自由主义与政党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前途.2
此时，米瑟斯跌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最低点。但是，他的意志力和知识分子的勇气依然顽强旺盛，他并没有被逆境摧垮。当时他住在贫民窟似的最简陋的房子里，依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这本胸怀坦荡、真实感人的回忆录直到他逝世五年之后才得以发表。直到1941年初，米瑟斯的境况才开始略有改善。通过他过去的学生约翰·范西克尔的介绍，米瑟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得到了一笔微薄的年度奖学金。后来，这个奖学金一直延长发放到1944年底。由于奖学金的资助，米瑟斯完成了两部著作的写作，即《万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兴起和总体战》和《论官僚主义》。在《万能的政府》这一著作中，他分析和研究了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德国的崛起过程，揭示了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资本主义主张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他着重强调了民族社会主义现象是德国传统的国家主义的继续。米瑟斯的这一著作是对后来信誉丧尽，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诺依曼（此时他正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出的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大工业家们为了从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的论点所发起的首次抨击。他在此间撰写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私有制经济的官僚主义——即以赢利为目的的，同时又受到亏损威胁的企业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与国家官僚主义——即依靠税收提供财政来源而进行的生产或劳务的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同一时期内，由于纽约（时代）杂志负责经济政策的专栏“社论主笔”、美国著名的经济新闻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的推荐，米瑟斯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重视。应该协会的邀请，米瑟斯成为协会行动准则委员会的成员。他从1943年至1954年在该协会持续十一年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信奉市场经济的著名企业家。1945年，米瑟斯应邀到纽约大学（NYU）担任临时客座教授，从此，他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1949年起，到以87岁高龄、作为全美国年资最高、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教授退休为止，他终于从一位临时客座教授变成了拥有终生的、全位置的客座教授。令人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米瑟斯的薪水并不是由他执教的大学，而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即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支付。尽管如此，或许恰恰因此，纽约大学始终把米瑟斯视为一位二流教授。
七
1949年，米瑟斯发表了厚达上千页的长篇巨著《人类行为》。在这部科学巨著问世之际，亨利·黑兹利特在为《新闻周刊》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简而言之，《人类行为》是一部有史以来最不妥协、最旗帜鲜明的捍卫资本主义的著作。如果有一本书能够阻止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在过去的年代里造成的意识形态泛滥成灾的状况的话，那么，《人类行为》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该著的前身是米瑟斯著写的《国民经济学》，由于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学》这部著作已经从德文的书市上完全消失，原书亦绝版，那位出版此书的瑞士出版商在印行了这部著作之后不久，就因战乱而破产。《人类行为》是一部难度极大的纯理论著作，它的问世无疑是出版业的一个巨大成就。尽管这部著作遭到了在美国各名牌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攻击和无情批判，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人类行为》不断地——至今仍然如此——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其发行量历经四十年而不衰，出版商除了印行了精装本外，还增印了简装本。
更重要的是，米瑟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科学精英层同欧洲的知识界一样，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具有浓厚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从政府的税收中获得资助和津贴，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家主义者。要想改变这种表面上看来无法阻挡的国家主义倾向，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地、不经任何中介或过滤地向广大读者全面地阐明这一事实。《人类行为》以其清晰明快的语言、系统的构思、以及米瑟斯特有的、对人类行为学中的公理演绎法的运用，逐步深入的逻辑论证，圆满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人类行为》的读者范围以及因这部著作的影响而变成米瑟斯主义者的人们，从当年到如今，包括了所有社会阶层和处在各种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学者、大学生、企业家、牧师、记者、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家庭妇女。后来，这部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和日文。米瑟斯和他的《人类行为》这一著作的影响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从而形成了一场以“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运动。
《人类行为》一著的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和《货币和信贷理论》这两部著作在五十年代的再版和发行量的扩大。1957年，米瑟斯又发表了另一部著作《理论与历史学——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解释》。这是继《人粪行为》之后他最钟爱的一部著作。在该著作中，米瑟斯再次深入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学、经济法则与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关系。他把经济学和经济法则视为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真实的陈述以及一种不容置疑的预言。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称之为是一些建立在对行为意义（Handlungssinn）的“理解”（这个理解是W·迪尔泰斯和M·韦伯定义的理解）基础上的，始终“只有”非先验性的真实陈述，并且不断提出“单纯的”推测性预言的学科。米瑟斯在此韦中阐述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受到了系统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批判。六十年代初，米瑟斯的《自由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两部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表。1962年，年愈八旬的米瑟斯又发表了他的新著《经济学的根本基础》，从而在哲学领域内完成了他对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理论的最后一次清算。
米瑟斯在撰写以上著作的同时，还非常活跃地从事教学工作，应邀作专题讲座、报告等等。1948年底，他再次发扬了他在维也纳举办私人研讨会的传统，开始在纽约大学每周举办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从此，他二十多年坚持不懈地举办这个研讨会，直到1969年才因年迈体弱而停止这项学术交流活动。“经济理论研讨会”的参加者既有正式大学生，也有非正式的听众。居住在纽约附近的一些米瑟斯的崇拜者，如青少年和退休老人，企业家和家庭主妇，新闻记者和法律学家，成果卓著的学者或即将成名的学者都纷纷与会，济济一堂。与维也纳时期相同的是，后来从纽约研讨会的圈子也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家。其中有如今在纽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伊斯雷尔·柯茨勒尔；如今在内华达大学当经济学教授的大名鼎鼎的默里·N·罗思巴特；有“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米瑟斯的继承人拉斯·维加斯。当年以中学生的身份闯进米瑟斯的研讨会、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历史学家的拉尔夫·雷科教授是如此描述米瑟斯的魅力的：“米瑟斯具有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他阐述的问题像笛卡尔的学说一样清晰明了（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简单明了的例子来说明复杂的学术问题，只有真正的大师才能如此驾轻就熟）；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目光都充满了对理智的崇敬；他以礼貌、友好和理解的态度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初学者也依然如此；他的演讲充满了知识和睿智，幽默风趣，人们说，米瑟斯是一名在大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既像柏林人，又像巴黎人或纽约人，但更具有维也纳人的那种温文尔雅的特点。这一切都使我有理由说，我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结识了伟大的米瑟斯，他为我的一生树立了一个精神典范，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完美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典范在其他一些学者中间是永远无法找到的。与芝加哥、普林斯顿或哈佛等大学的那些才智一般的教授们相比，米瑟斯的水平无人能够超越（当然，用米瑟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教授似乎并不公平，因为他们与米瑟斯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
1947年，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W·罗普克发起成立了由一批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国际性的学术组织——蒙·佩尔兰协会。米瑟斯也是该会的创始人之一。直至六十年代，他定期参加协会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年会。他满意地看到参加这一协会的学生和朋友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战后欧洲各国的最高领导岗位，其中，路德维希·艾哈德担任德国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和W·罗普充任艾哈德的顾问，路易基·艾纳乌迪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雅克·吕埃夫担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芝加哥学派”在蒙·佩尔兰协会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协会不断地向国家主义路线靠拢，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知识分子乐于妥协的弱点，这一切，使米瑟斯的失望感与日俱增。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对国家实行货币垄断以及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等政策的狂热捍卫者，他主张由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低收入补助，无保留地赞成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还竭力主张实行累进收入所得税税制，并以此作为调整收入的平均再分配的工具。米瑟斯对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他甚至当着众人之面毫无惧色地将他们斥之为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
1946年，一些私人捐助者为了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集资并赞助成立了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米瑟斯也是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之一。基金会会址设在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名叫欧艾顿的乡村中，离米瑟斯在曼哈顿的住宅只有近一小时的汽车里程。他定期到基金会为大学生、学者、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经济学爱好者授课、作报告、举办研讨会，他坚持不懈地举行上述活动，历时长达二十年之久。此外，由于他与美国制造商协会的密切联系及与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之间的关系，请他到美国各地的基金会、协会、各种团体以及各大学作报告的邀请信如雪片般飞来。随着这些频繁的邀请和米瑟斯的杰出演讲，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其演讲和报告的旅程从全美国的范围扩展到欧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
由于多年来患有重听耳疾，1969年，米瑟斯终于告别了他的大学讲坛。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的体力明显不支。1973年l0月l0日，结束了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度假旅行刚刚返回美国不久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纽约与世长辞，享年92岁。
八
同他在奥地利的经历一样，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米瑟斯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成功地改变政治发展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向福利国家方向的转变进程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这一进程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发展较快，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发展较慢。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其发展方向总是相同的。与当年在奥地利（包括德国在内）的情况不同的是，米瑟斯成功地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美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该学派的成员不单由科学家组成，而且还包括许多并非从事科研工作的普通群众。在各种流行的学术模式的兴盛与衰败的不断更替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始终昂首挺立，成为思想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在他逝世的时候，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一致公认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这位奥地利人——是彻底的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杰出的知识领袖。这场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及文化运动最初发韧于反对罗斯福的“新政”，主张维护美国的自由传统，即“古典的保守主义”（OldRight）。它使许多美国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米瑟斯是他们公认的领袖。
米瑟斯逝世之后，这场曾经由他领导的运动经历了多次波折。同其他大部分西欧国家一样，从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首次出现了滞胀现象——即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而以往通常是通货膨胀之后紧随而至的是紧缩信贷，因此导致萧条）。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恰恰是摆脱萧条的手段！因此，到那时为止，几乎在所有美国一流大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而且至今仍未从这一危机中恢复过来。1974年，在米瑟斯逝世一周年后，海耶克因在发展米瑟斯——海耶克经济周期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的逝世以及海耶克获诺贝尔奖这两个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更大兴趣。学术界重新开始尊重并研究在凯恩斯主义鼎盛时期他们曾经置之不理或曾经遗忘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许多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们愿意承担有关资助项目。有关“奥地利学派”的大型研讨会不断举行，这方面的著作成堆成捆地发表。米瑟斯当年的一些学生，后来改换门庭投靠凯恩斯学派的知名人士，如弗利茨·马赫鲁普和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再次易帜，宣布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或传人”。
七十年代末，尤其是里根总统的任期开始以来，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再次下降。其间，“芝加哥学派”取代了凯恩斯学派的地位，成为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学派。为了在里根政府内谋得一官半职，一些原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以及从该学派得到好处的人开始同米瑟斯的思想体系、同奥地利学派的人类行为学的科学方法论分道扬镳：海耶克——这位“适度的、有节制的福利国家论”的拥护者——认为，波普尔的学说以及反理性主义是可以接受的，米瑟斯“太极端”，“太武断”，“太理性主义了”，必须将他作为“反动分子”从运动中开除出去。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回击这种卖身求荣的行为，米瑟斯多年的学生默里·N·罗思巴特领导了一场思想抵抗运动。早在米瑟斯仍健在的1962年，罗思巴特就发表了《人、经济和国家》一书，这部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米瑟斯精神遗产的继承人的地位。米瑟斯为这部内容丰富、全面的著作撰写了书评，并且给予最高的评价。此后，罗思巴特又发表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和数不胜数的学术论文，因此，在学术能力和学术实力方面奠定了他本人同他极为尊敬的米瑟斯之间不相仲伯的地位。在罗思巴特的帮助下，米瑟斯的崇拜者、新闻记者卢埃林·H·罗克韦尔于1982年在亚拉巴马的奥本大学建立了一所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研究所，该所的全部建所费用和活动经费均由私人捐助。研究所通过它的一系列活动，如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教学研讨会、资助奖学金生、出版书籍、发行学术杂志和通俗刊物等等，为人们创造了学习和倾听自由社会思想的场所和机会。研究所再次出版了米瑟斯在几十年前发表的著作《自由主义》。在这部任何时候都具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中，米瑟斯明确无误、言简意赅地指出，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唯一职能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制。
上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由米瑟斯发起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入普及、更富有影响力。米瑟斯的全部著作目前都在重新印刷和出版过程中，他的新著《论文集》也将问世。许多米瑟斯主义者目前正在美国的众多大学执教，很多经济学家都把奥地利学派作为自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大学生们对以米瑟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习兴趣也在持续、快速地增长。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今，它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知识力量。米瑟斯早就准确预言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由于社会主义在东欧的迅速、急剧的虚脱而得到证实，这一点，更增加了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末行将到来的今天，尽管米瑟斯预测的美国和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征兆越来越明显尖锐，但是，他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获得全面的胜利。正如他为1962年在美国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我在二十五年前试图将以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原则闻名于世的社会哲学作一个归纳和总结的时候，我并没有奢望我的这些论著将能阻止由于欧洲各国公开奉行的政策所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灾难。我仅仅是想借此为那些正在思索的少数人提供一个学习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及其作用的机会，以便使人们在经历了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和崩溃之后，为重新树立自由的精神铺通一条道路。”
汉斯-海尔曼·赫柏
序言
1·自由主义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制定了一个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首先在英国和美国，然后在欧洲大陆，最后在人们居住的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多或少地成为实际政策的准绳。但是，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全部贯彻实行过。甚至在人们视为自由主义的故乡和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英国，也没有成功地贯彻自由主义的全部主张。从整体上看，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们只采纳了自由纲领的某些部分；在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人们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它，或者至少在短时间内就否定它。本来，人们可以以夸张的口吻说，世界上曾经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时代，但事实上，自由主义从来没有能够发挥它的全部作用。
然而，自由主义思想短暂而有限的统治足以改变地球的面貌。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人类生产力被解放，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量成倍增长。在世界大战的前夜——这场世界大战本身是多年来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精神的产物，它在一段时期内导致了更加剧烈的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斗争、世界上的居民人口空前密集，每个居民都可以比过去几个世纪生活得更好。自由主义创造的富裕，大大地降低了过去的世纪里肆虐无情的儿童死亡率，而且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这种富裕不仅仅流向一个有选择的狭窄的社会阶层，在世界大战的前夜，欧洲工业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海外领地工人的生活比不久以前的贵族的生活还要美好。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饮食，可以给他的孩子以更好的教育，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参与民族的精神生活，而且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晋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如果他具有足够的天赋和能力的话。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自由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国家里，人们不是凭藉财富和高贵的家庭出身出人头地，而是靠自身的力量、靠自己的天赋和才干以及有利的环境等因素脱颖而出，这些人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层中占大多数。旧时代奴仆之间的樊篱被废除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们民族属性，因为他们思想和信仰受到歧视或者甚至受到迫害。人们在内心深处停止了政治和宗教的迫害，从外表上看，战争也变得越来越少。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永久和平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然而，事与愿违。在十九世纪里，自由主义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使得自由主义的成就中的一大部分重新化为乌有。今天的世界不再想了解自由主义。在英格兰以外的地方，“自由主义”的名称简直受到蔑视；虽然在英格兰仍然还有“自由主义者”，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只是名义上如此，实际上他们只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如今，政府的权力到处都掌握在反自由主义的政党手中。反自由主义的纲领策动了世界大战，导致各民族国家采取禁止进出口、建关设卡、禁止移居自由以及相类似的措施互相封锁。它把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的试验场，其结果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并由此产生了贫困。如果谁不愿意蒙上自已的双眼，他必然会看出世界经济近在咫尺的灾难征兆。反自由主义的行为正在导致文明的普遍崩溃。
如果人们想了解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什么？就不能简单地回顾历史以找寻它的来历并据此研究自由主义政治家曾经追求并实践了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地贯彻实行过它所要实现的纲领。
如今，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它们的纲领和行为也不能给予我们关于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启示。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即使在英格兰，人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更多的只是与托利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概念，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原有纲领。如果还存在着一些自认为与自由主义一致的自由主义者，即使他们赞同将铁路、矿山和其他企业国有化，甚至赞同关税保护，但事实上，人们也会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些自由主义者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同样，从自由主义的伟大奠基者的文献里学习和研究自由主义，在今天也是远近不够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学说，它也不是僵化的教条。相反，它首先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科学的应用。正如自从大卫·赫穆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杰米·本托斯和威廉·洪堡以来的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并没有停滞不前一样，自由主义的学说，尽管它的基本思想并没有任何改变，今天它与创始人所处的时代也不相同了。多年来还没有人对自由主义学说的意义和本质进行总结性的表述。本文对自由主义的论证和辩护，只是其中的一种探讨。
2·物质福利
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进人们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以及形而上学的需求。它并不向人们许诺幸福和满足，而是尽一切可能将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物质用来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
自由主义的这种面向尘世、不求永恒、纯粹追求外在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很容易使它成为多方面指责的对象。人们认为，人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为了吃喝，还有比吃、喝、住、穿更高级、更重要的需求。如果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魂空虚而得不到满足，那么即使他拥有人类所有财富也不会成为幸福的拥有者。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不懂得、也没有为人们更深层次的、更宝贵的追求提供任何东西。
然而，自由主义的批判者的这些言论恰恰说明他们的这种所谓更高级、更宝贵的追求只是一种非常不完整、非常物质主义的想象。借助于政治上人为手段无疑可以使某些人变得富有或贫穷，但它永远不能使人感到幸福，永远不能满足他们最内在、最深层次的追求和渴望。在这一方面，一切来自外部的辅助手段都失去了其功效。政治手段仅能消除痛苦和不幸的外在原因；它可以促使人们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房住的社会制度。但是，人的幸福和满足并不取决于食品、衣物和住房，而主要取决于人们内心的追求与渴望。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低估了精神需求、精神财富的重要性才将其目光仅盯在物质福利方面，而是由于它坚信，任何外在的调节都不可能触及人们的最高或最深层次的追求。自由主义仅仅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个外在的富裕条件，因为它知道，人们内在的、心灵的富足感不可能来自外部世界，而仅仅只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自由主义除了为人们的内心生活发展创造一个外部的前提条件之外，别无它求。毋庸置疑，二十世纪过着相对富裕生活的公民与十世纪的公民相比，前者更容易满足其心灵的需求，而后者却受着朝不保夕的生存条件困扰，面对敌人威胁的危险而不得安宁。
当然，如果谁同一些亚洲的和一些中世纪基督教的派别一样，完全站在地地道道的禁欲主义立场上，将林中之鸟以及水中之鱼的无所需求和贫穷当作人们行为的理想模式，并以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物质主义观点，那么，我们自然对他无所反驳。我们只能请求他不要打扰并允许我们走我们的路，就像我们也不阻碍他按照他的方式将来在天国永生一样。祝愿他在他的隐士庵中与世界和人类安祥地隔离开来。
绝大多数当代人根本不赞成禁欲主义的理想。那些拒绝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及其信条的人，也不应当对自由主义对外在物质福利的追求加以指责。
3·理性主义
人们常常习惯指责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企图理智地调整和处理一切事物，因而无视人的感觉在人们的社会存在中是违背理性的，即人们的不理智的行为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这一事实。
其实，自由主义完全没有忽视人也有不理智的行为，否则，自由主义就不会一再告诫人们要将理智作为自已的行为准则。自由主义并没有说过人们的行为总是聪明无误的，它一再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必须坚持不懈地用聪明的方式行事。自由主义的性质恰恰是要使理智在政治中生活中人行其道，让人们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理智，对于这一点，人们是没有争议的。
假如某人对一位向他提出理智的生活方式，即健康生活方式建议的医生回答说：“我知道您的建议是理智的，但我的感觉却阻止我采纳和遵循您的建议，尽管这样不太明智，但我还是要做那些有损于我本人健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人赞同他的作法。无论我们在生活中制定了一个什么目标，为了实现它，我们都会采用理智的方式。谁都不会选择一列火车恰恰要开来的时候跨越一根铁轨。缝纽扣的人都不愿意把针孔到自已的手指头里去。人们在从事的每项工作中都必须总结出一种诀窍——技术。这些技术告诉人们该怎么去做，假如你不想不理智地干活的话。人们普遍承认，人类能够很好地学习和掌握生活中必须的技术。如果某人着手干一项他没有掌握技术的工作，就会被人责骂为工作拙劣，笨手笨脚。
有人认为，政治是个例外，搞政治不能靠理智，而是要靠感觉和冲动。对于应该怎样才能较好地安装照明设施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谈得相当有理智，但是，一旦讨论到究竟由谁来安装照明设施？是私人出资还是市政当局出资这一问题的焦点时，人们却都不愿意让他们的理智持久一些。这时，感觉、世界观，或简而言之，不理智就开始起决定性作用了。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按照一个尽可能适用的模式来建立人类社会的机构和组织，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就好比如何修建一条铁路或如何生产布匹、家俱一样。虽然国家和政府的事情比人类的其他活动更重要一些，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制度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只有在完善社会里才能保证每个人的正常活动，但是，无论这个制度建设得多么高明，多么美好，它毕竟还是人的作品，因此，它也只能按照人们理智的准则加以评判。正如我们行为的其他方面一样，把政治神秘化只会给人们带来祸害。我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奢望人们能够揭开最终的、最深层次的世界秘密，但是，尽管我们永远不能弄清人们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个问题，但这也不能阻止我们采取措施来避免传染性疾病，同时妥当地安排好我们的衣食，更阻止不了我们塑造人类社会，用最妥当的方式来达到我们在尘世间想要达到的目标。同样，国家、法律秩序、政府和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到超出我们理智思维的范围。政治问题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我们也要按照现有的、与解决其他技术问题相同的途径和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理智的思考权衡，通过研究现有条件的途径与方法。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人类比动物高明，就是因为人类具有理智的思维。为什么他们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的理智，反而相信黑暗不明的感觉和冲动呢？
4·自由主义的目的
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流派的最大区别是，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将财富的占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上，并代表着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事实。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英国功利主义者的一句名言用一种不那么巧妙的方式表述了这种意思，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与宣称追求同样目标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它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
有人宣称，自由主义政策若获成功，那将会有利于，而且必然会有利于特定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这种说法值得一驳。我们自由主义纲领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要告诉人们，上述论调毫无道理。但是我们并不想从一开始就指责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缺乏诚意，也许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良知提出了上述论点——尽管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有失公允。用这种方式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公开承认，自由主义的观点鲜明，它只想做它宣布要做的事情。
持这种论点的人与那些指责自由主义并非为了大多数人，而只是为了某个阶层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人截然不同，他们既失之公允，又缺知少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选择这样的斗争方式，暴露出他们肯定了解自身固有的弱点。他们之所以拿起了有害的武器，恰恰证明他们舍此之外，别无它法。
假如医生告诫一位病人：“请不要食用某种食品，否则将加重病情，带来严重的后果。”任何人都不会愚蠢地答道：“这位医生没有为病人着想，谁为病人着想，谁就应当让病人尽情地享用美味佳肴。”人人都懂得，医生要求病人放弃食用有害食品带来的享乐与愉快，是为了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却不愿这样看问题。每当自由主义者反对特定的某种民风民俗，并指出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有害的后果时，人们就责骂他是反人民的，而表彰那些毫不顾忌将来带来有害后果的蛊惑人心者，他们只向人们介绍表面上带来眼前利益的东西。
理智的行为与非理智的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牺牲暂时利益，这个暂时利益的牺牲是表面上的牺牲，因为这些牺牲可以通过后来的成功得到补偿。那些避免食用香甜可口但有害健康的食品的病人蒙受的仅仅是暂时的、表面上的损失；其成功——即没有出现身体的损害——告诉他，他并没有失败，而是胜利了。若想避免损失，就必须考虑行为的后果。蛊惑分子利用了这一点，指责要求暂时牺牲眼前利益的自由主义者，责骂他们是心狠手毒的人民公敌。他们知道，指出贫困和痛苦之后再提出建议，是足以使听众感动得掉泪并赢得人心的好方法。
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是主张将资本分光吃尽的政策。这种政策旨在以牺牲将来为代价换取眼前的享乐与富足。这同我们谈到的病人的道理相同，这两种现象都是以眼前的享乐换取将来沉重的后果。有鉴于此，有人又说，自由主义铁石心肠与他们的慈善为怀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我们认为，将这样的比喻强加给自由主义，是一种不诚实的欺骗行为。我们谴责这些反自由主义的无稽之谈，不仅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政客，而且也针对反对自由主义政党把持的舆论工具，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文人”都在使用这种不诚实的斗争方式。
事实并非那些思想狭隘、见识短浅的普通的报刊读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人世间的贫困和痛苦也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义者要消除贫困和痛苦。自由主义认为，它所提出的方法是唯一适合并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如果谁认为他还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或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另外的道路，那么他就必须去证实它的可行性。但是，那种认为自由主义并非为全社会的福祉，而是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谋利的看法，并不能代替这种证明。
即使人们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和痛苦也不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因为奉行其他政策是否会带来更多的贫困的疑问依然存在。如今，自由主义政策到处遭到反对和抵制，私有制的发展受阻，因而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切都不可能抹煞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反而恰恰事与愿违。如果人们将现实生活与中世纪及近现代之前几个世纪的状况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创造了多少丰功伟业，假如它没有受到干扰，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只要人们在理论上稍作探讨，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5·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我们习惯将一个实行了自由原则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将这一社会形态打上资本主义的标记。由于这一社会实行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自由主义的主张，并非完整地贯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现实并不能回答成熟完整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以及其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的问题。但是，若把我们的时代称为资本主义时代，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创造我们时代财富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活力，是因为它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中的广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当代人的生活条件达到了我们上几代人中连富人以及享有特权的人都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然而，那些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空谈家们的看法却与此截然不同。听了他们的议论，也许有人会相信，单单只有一个狭小的社会阶层从这一切生产及技术的进步中获得了好处，相反，人民大众却变得越来越贫困潦倒。事实上，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看出，一切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的结果都直接影响和改善了广大群众的物质需求。一切生产成品的大工业都是直接造福于广大群众的，而一切生产半成品和机器的工业都间接为造福广大群众服务的。过去几十年里大工业的巨大变革，正如十八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工业革命一样——人们将这场工业革命冠以一个并非特别幸运的词汇——“工业革命”——首先在更好地满足大众需求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制衣工业、机械制鞋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从其本质上讲就是造福于最广大的群众。由于它们的进步和发展，今天的群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吃得好、穿得好。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不仅只在吃、穿、住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满足了人们的大量需求。新闻业，如电影工业一样也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即使是歌剧院和与其类似的艺人场所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成为大众光顾的地方。
由于一些反自由主义政党的颠倒黑白和激烈煽动，人们如今把不断增加的贫困问题以及世界性的贫困化问题更多地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煽动并没有成功地将自由与自由主义这些词汇的价值贬低到他们所希望的程度。无论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以何种面目出现，每个政党的人听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自由”（Freiheit）一词联系在一起。因此，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家们放弃了将自由主义一词经常挂在嘴边的作法，转而更多地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不道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谈到资本主义，就使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毒、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剥削同类，无恶不作。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而反自由主义的人在勾画资本主义的概念时，对这个根本问题佯装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每当人们谈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人为改善时，这些人都闭口不提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宣传家凡是提到资本主义时，往往只提资本主义普遍现象中的某种特殊现象，而它恰恰是自由主义遭到遏制时才会产生的特殊现象。资本主义为广大人民提供了诸如食糖一类美味可口的奢侈品和营养品的事实，他们只字不提。但是，当某个国家的卡特尔将食糖的价格哄抬到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时，他们才大谈特谈资本主义与食糖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只要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种现象绝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既无海关也无哄抬糖价的卡特尔。
反自由主义宣传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要把反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所有恶劣的后果统统归咎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他们鼓吹道，自由主义的目的违背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帮助和发展资本家、企业家的利益。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并据此推断，自由主义是一种反对穷人、有利于富人的政策。他们使人相信，在特定前提条件下，很多企业家和资本家赞成关税保护，此外，再加上资本家们赞成生产武器，推动军备生产，所以，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很快就理所当然地将这种政策宣布为资本主义政策。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自由主义绝不是代表某一特殊阶层的政策，而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政策。因此，那种认为企业家和资本家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赞同自由主义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之所以赞同自由主义，完全是出于与其他人相同的原因。当然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某些企业家和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吻合，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上许多企业家或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一贯是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对立的。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如到处有“利益者”追逐“利益”那样。譬如说，某个国家建立钢铁关税，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事实称为有利于钢铁工业。因为国内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保护钢铁关税的企业家。但是无论怎样看，从钢铁关税中获利者仅仅只有极少数的人。同样的道理，建立和保护钢铁关税这件事也不是行贿就能办到的，因为受贿的也只有少数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们只向税务官员行贿而不是去向他们的对手——自由商人行贿呢？关税保护已成为一个可行的思想体系，这一事实既不会造成利益获得者，也不会产生它的收买者。它只能造就那些将这种思想体系赋于这个世界的思想家，所有的人都在按照他们的思想行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反自由主义思想统治的时代，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反自由主义的，正如一百多年前绝大多数人都用自由主义思想来思考问题一样。如果今天许多企业家赞同关税保护，这就恰恰说明他们接受了反自由主义意图。而这些问题与自由主义本身毫无关系。
6·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
仅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合作的问题似乎还不能阐明本书要想阐述的观点。这是因为我们用理性主义的观点无法寻找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根本原因。有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病态，由于偏见和变态心理。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
我们不需过多地分析由于偏见和嫉妒而产生的针对自由主义的那种恶意。偏见的表现形式是，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自已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若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经济制度下也好不了多少，明知如此，仍然竭力要求换制改革，例如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搞社会主义能使他们所嫉妒的富人倒霉。人们常常可以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听到这种说法，虽然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物质匮乏和贫困，但这种贫困较之现在要容易承受得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人会比其他人过得更好。持这种偏见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可以用理智的分析使他们克服偏见。我们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使他们明白，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根本途径不是设法使那些过得比他们好的同胞倒霉遭殃，而在于他们在改善自身条件方面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