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我还要更严厉地训斥她吗？外面的姑娘们从口袋里掏出了防身喷雾器，想穿过门口递给我，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早晨六点就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顾了，我这样做该不是为了踏进你们宫殿的大门就打道回府吧？”我冲着这位女士所在的玻璃宫殿的窗口喊道，“您以为我是来消遣的吗？”
这句话起作用了。那位女士赏脸地按了按蜂鸣器，通往玻璃房的门打开了。
“请问您贵姓？”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叫赫尔。”哼，你这愚蠢的臭看门婆娘，我要对你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才行。
那位女士拿起楼内电话，用装腔作势的标准话说道：“是安妮格蕾特吗？一位赫尔（咳嗽，故意停顿）女士（故意停顿）同你们约好时间了吗？”
再次故意停顿，然后她放下了话筒。
安妮格蕾特显然是高兴地予以证实了，因为这位女士没有进一步刁难就让我继续往前走。她指了指通道尽头的电梯说：“在第六层！”
“多谢了。”说完，我拔腿就走，去见某个叫什么安妮格蕾特的。她一定正高兴地站在电梯门口迎候着我呢。
可楼上空无一人。
二十个房间都是大门紧闭。
“安妮格蕾特？”我压低了嗓门喊道。
没有动静。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下楼，再次隔着玻璃训斥那个臭看门婆娘，用更严厉的语气责问她：“谁负责接待我？在哪个房间？我同你讲话时你要站起来！你难道不知道你在同谁说话吗？”
要么继续站在这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压低嗓门到处喊“安妮格蕾特”，希望安妮格蕾特突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声从墙后面跳出来。
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众人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根旁！”
弗里茨·费斯特对这一难题没有提供什么答案。于是，我向第一个门走去。可这门上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一位打扮入时的女秘书站在里面，正在给咖啡机加水。
“您好。”我说，“您是安妮格蕾特吗？”
“正是。”这位笑嘻嘻的女秘书出乎我意料地说道，“您是弗兰西丝卡？我正在为我们煮咖啡呢。”
“您可真好，”我说，“我确实想喝咖啡了。”
好极了，这一道障碍终于跨过来了。要想成就大事可能就得这么紧张！可也许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整整五年了，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在地上爬行，没有受过训练，连直立行走和同成年人谈话都觉得生疏了。
我们两个边走边亲切地聊着，她一会儿问：“您今天刚从科隆来的吗？旅行愉快吗？不愉快？为什么？”一会儿又说：“汉堡的天气总是这么糟糕。”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拿了把椅子，坐到我身边，摆出一副想继续聊天的架势。在这座大楼里，似乎普遍用“您”称呼，可同时又都喜欢直呼其名，就像电视剧《达拉斯》、《丹佛》和《新泽西》中所惯用的那样。比如：
“戴西，您怎么喝咖啡？加糖吗？”
“谢谢，麦尔特瑞德。您今天穿了一件很迷人的衬衣，这可以遮盖您脖子上的皱纹。”
“噢，这件衬衣是在马克西姆商店发现的。那里也有一些特大号时髦货，您一定可以找到适合您穿的。也来点奶吗，戴西？”
“好吧，谢谢。”
趁酷爱聊天的安妮格蕾特还没有问我要不要也给咖啡撒点盐或胡椒面、我是在哪儿弄到的这套正好遮住腰身的衣服的，我就先发制人，赶紧向她提出一个好奇的问题：
“浮士德博士先生不在吗？”
“不清楚，”安妮格蕾特亲切地说，“我在这儿只管朗格博士负责的审校部的事务。”
“噢，是这样！”我说。看她不打算谈论我所提出的话题，我又说：“也许这位先生在办公室吧？”
“到现在还没有来。”安妮格蕾特说，“本来他早该来的。我想他是开车去机场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并不怎么准时。”她狡黠地笑了笑。“汉堡有点儿冷，是吗？”这个安妮格蕾特本来还是个很不错的伙伴，可她对我内心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清楚。哎，我那两个孩子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他们从清晨六点就呆在阿尔玛·玛蒂尔那里了。他们完全是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进她家的。
是埃诺用车送我去机场的。当然，他作为律师……不，也可以说既作为老朋友又作为新朋友，应该将功补过。要是我知道坐哪次航班返回，应该打电话告诉他。我本来打算马上就回到他们身边，这就意味着我将永远回到我那当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反正这儿也没人想见我。我飞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同安妮格蕾特一起喝咖啡、聊大天的！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安妮格蕾特说，“您先拨个0。”
我拨了0，然后拨了科隆的区号，又拨了阿尔玛·玛蒂尔家的号码。
要是我在电话里听到孩子的哭叫我就马上叫出租车。我的一只脚已经跨到了外面。
隔壁房间传来了响声。
电话在阿尔玛·玛蒂尔家嘟——嘟地响着。
“我想朗格博士先生回来了。”安妮格蕾特说，同时打开了通往隔壁的门，往里瞧了瞧。
“温克尔。”埃诺的母亲说道。我紧张地听着，但并没有听到孩子们的喊叫声。
“是我，弗兰西丝卡。”我说，尽管我的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
“朗格先生，赫尔女士已经来了。”安妮格蕾特在隔壁房间里对她的上司说。
“您好，弗兰西丝卡！”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到汉堡很顺利吧？”
“请她进来，”朗格先生说，“我在机场没有接到她。”
“很顺利。”我对着话筒说，“我只想问问，孩子们怎么样？”
“好极了。”阿尔玛·玛蒂尔说。同时安妮格蕾特对朗格说：“她正在打电话呢。”
这时，门开了。朗格先生亲自出现在安妮格蕾特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先生，穿着没有熨烫的带皱褶的西服。我的目光自动地射向他的裤脚。
上面没有自行车夹子。
“您怎么样？”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傻愣愣地说道，让话筒垂了下来。
我呆呆地看着朗格先生。
现实中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吧。
“喂，弗兰西丝卡，”阿尔玛·玛蒂尔在话筒里喊道，“您还在听电话吗？”
“是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在听。”
“弗兰西丝卡，”朗格先生说着，眼睛直盯着我，我觉得我的两个膝盖都快要裂开了。
“太好了，您终于来了。”
我慢慢地放下了话筒。
我和编辑面对面坐着。书稿摊在桌子上，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安妮格蕾特发现我们早就认识，她于是非常知趣地悄然退了出去。就像埃诺的秘书毕阿特一样，她也不叫接电话，不让人打扰。
“您的情况我就不用问了。”维克托说。他那沙哑的声音直到今天还像从前一样，一听到它，我就酥软了。“我了解您的一切。”
“是的。”我回答说。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对，他是了解我的一切！因为他看了写我生活的那三百页书稿！
“真叫人想不到。”我说，我对自己说的话也感到有些奇怪。“你……您是从哪里知道的？”
“要是您不反对，我们还是用‘你’称呼吧。”维克托亲切地说，“用‘您’称呼我的弗兰西丝卡我确实很难张口。”
一听到他说“我的弗兰西丝卡”，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天哪，这句话出自他之口是多么叫人心醉呀！（要是埃诺这么说，我就感到非常难受！我会马上指出，我们只是一种工作关系，而不是某种占有关系，还是用那种晦涩难懂的公文德语表达为好。）
“那就用‘你’吧。”我说，并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我记得很清楚，”维克托微笑着，“最先给我寄东西的那位没有署名的女士叫……我想她叫……”他翻了翻便条。
“叫温克尔，”我说，“阿尔玛·温克尔。”
“……她信上说，她寄上她……她是这么写的来着……也许是这样的，希望如此……寄上她未来的……迷人的、尽管有点儿邋遢的……儿媳妇未曾发表的作品……她正在我儿子（我们城市最好的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已经使九百件离婚官司协议离婚）的帮助下，和著名的电影导演（他正在拍电视连续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打离婚官司……老太太写得有点儿紊乱，可这封信很有意思！”
“有关儿媳的叙述纯属瞎扯。”我赶紧说。我要不要大吼一声“维克托，我现在是自由身”呢？
“这位女士显然觉得很为难，因为作者本人根本不知道稿件已经转给了第三者。我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谈起你那可真是兴高采烈……”
维克托注视着我，我的膝盖都颤抖起来。
我的天啊，维克托，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会越过桌子扑到你那没有自行车夹子的皱西服上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就是我呢？”我用沙哑的声音问。
“读到第三页就知道了，”维克托说，“你的写作手法与众不同。”
我注视着他。他还是那个长者，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坐在课桌旁，他正要求我朗诵一段歌德的《浮士德》。
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渴求的欲望。
“至少写维克托·朗格的那部分是这样的。”我说。说完后又有些后悔。
“是的，”维克托说，“至少那部分是这样的。”他抓起我那放在书稿上冰冷而潮湿的手，那轻轻的一握叫人神魂颠倒……
我一下子又有了当年上舞蹈课时的感觉，感觉到了维克托那双大手的力量和温暖。那时候我才十四岁，而今天却是三十四岁。天哪，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已不是他的学生了。当他同我说话时，我不必脸红，不必结结巴巴，不必吞吞吐吐，不必沉默不语，不必沉湎于幻想，不必费心猜测他对我有什么样的感情了。
我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我可以把这只美好的手拿起来，贴到我的脸上，闭上眼睛，吮吸上面的阵阵香气。
我可以做这一切了。
不会遭到他笑话吧？要是他不想这样，他会把手抽回去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保持正经。
可是他也想这样。
我们都在这样想：我们可以这样做，两个人都有这种欲望。
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不会有人闯进来，拉开我的手，用粗暴的语言把我们逐出门外的。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他老了一些，头发有些灰白了，皮肤也有了皱纹，手也粗糙了。可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的老维克托，不管他是三十五岁还是五十五岁。他当时有什么感觉呢？
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他呢？
“你那时候有什么感觉？”我问道。
提这个问题我不再感到难为情了。我知道他会对我说实话的。我知道他不会笑话我的。他没有任何理由笑话我。
“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地喜欢你，”维克托说，“可是我不能在你面前有任何表现。”
“你不能，”我说，“当然不能。”
“我认识你时你才十四岁。”维克托说。
“你那时才三十四岁。”
“你现在也三十四岁了。”维克托说。
“是的。”我说。
“我的天，”维克托说，“真是难以想像，时间过得太快了。从你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当年的小鸭已经变成天鹅了。”
“你是说丑小鸭变成丑天鹅了吧？”
维克托笑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可是没有多大变化。”
“不能这么说，”他说，“从年轻的天鹅变成老天鹅了。”
“变成灰天鹅了，”我说，“可不是老天鹅。”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书稿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真担心会冒出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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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对德语考试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你现在对这件事的描写还是蛮吸引人的。”
“那当时不是这样吗？”
“你描写的不够完全，你能够想像当我让你光脚站在走廊上我的心里是多么痛苦吗？你当时看起来那么楚楚动人！”
我大笑起来。还动人呢！我当时嘴里含着一块蜗牛甘草糖呢！
“我当时只能接过那该死的考卷，并把你关在门外。要是越轨，我就要丢掉饭碗，而你就拿不到毕业证了。”
“我知道。”我老实地说。
“我们不得不等了二十年。”维克托说。
“要是考虑考虑等的是什么，我们本来是不该等这么长时间的。”我瞎说道。
这句话完全发自我这位女学生的内心深处，可它却产生了作用。
维克托又抓起我的另一只手，一股来自内心深处的麻酥酥的舒服感传遍我的全身。舞蹈课，寄宿学校的走廊，德语考试，彩排，白日的幻想，纺车旁的甘泪卿①……一幕幕从我的眼前闪过。
①甘泪卿是《浮士德》中的一个市民女子。浮士德喝下魔汤返老还童，获得甘泪卿的爱情。
我们相视而坐，手压着手，中间是那张放著书稿的白色办公桌。我们都深情地望着对方，我渴望越来越贴近这个男人，渴望再一次感觉他，用目光去吻他，愉快地看着他，因为我突然感到太幸福了。
“你看人的样子还像从前。”维克托说。
我抚摸着他的大拇指，感到他的腿挨近了我的膝盖。啊，维克托，维克托，我们终于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了！啊，三十四岁的年龄，两个孩子的母亲，摆脱了人世间所有的禁令和束缚，这有多美呀！
我俯身贴近他的脸庞。
就在他吻我之前我抽出了手。“等一等，”我说，“再等一等，我们有的是时问。”我用食指轻抚着他的嘴唇。他闭上眼睛，吻着我的手指，然后把它放到牙齿之间，又重新松开。我抚摸着他脸上的轮廓，纵情地吻着他的前额、面颊和太阳穴。“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属于我们。”
“你再说一遍。”维克托低声地说。
“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属于我们。”我说着，向他笑了笑。
“是的，”维克托说，“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是我们的了。”
他的手携得更紧了，啊，还有他那销魂的吻！
我们互相亲吻起来，但只把嘴唇轻轻地贴在一起，慢慢欣赏着相互的靠近，欣赏着这初次的接触，消受着这属于我们的永恒时光……
究竟在什么地方写着只有当能够、允许和愿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以后，一对恋人才可以立即互相扑向对方呢？
我们互相亲吻着，吮吸着对方的气息。现在我才真正知道渴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它就像久渴之后被允许喝水的那种滋味。
我抚弄着他额上的头发。那头发软软的，细细的，散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维克托的味道。
我加快了抚摸的速度，可我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维克托让我抚摸着，等待着，没有急不可待的样子。真是难以形容的舒服，就像一个永远不想完结的梦。
不知什么时候，我站了起来，把通向安妮格蕾特房间的门锁上了，又锁上了通向走廊的门。然后我绕过桌子，坐到维克托面前的桌子上，把他的上衣从肩上脱了下来。
“要是你还有耐心，我们可以到另一个房间去。”维克托说，“那儿要比这儿舒服一些。”
“我忍不住了。”我说着，慢慢地解开了他的衬衣。
“我想完完全全地触摸你的身体。”我说。
“此时此地？”
“对，此时此地。”
“我们要不要先把书稿弄到一边？”
“不。”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维克托问道，这是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连贯的话，“这部书稿将成为畅销书。”
“你怎么说都行。”我喃喃地说。然后，我的话也语无伦次了……
“嗨，事情办得怎么样？”当埃诺晚上在国内航班出口的栅栏旁接我时他问道。
“好极了！我还真不知道作为一个名作家会有这么令人难以形容的美好感觉呢！”我像个被惯坏的孩子一样蹦跳到埃诺身旁。
“我很高兴你能够这样享受取得的成果。你详细说一下你都干什么了？那位编辑怎么样？年长还是年轻？胖还是瘦……”
“他非常好。”我说，然后咽了口唾沫。
埃诺亲切地拥抱了我，然后拿起我的小手提箱。
“孩子们在做什么呢？”我问道，想换个话题。埃诺，你什么都可以问，惟独不要问我内心的感觉！
埃诺谈着孩子，谈着阿尔玛·玛蒂尔，谈他们如何融洽相处，一切都那么有意思，谈阿尔玛·玛蒂尔一下子拥有两个孙子是多么高兴。他一边说着，一边更紧地搂抱着我。
“咱们过去，车就停在后面！”
埃诺撑开一把硕大的黑伞，领着我穿过乱哄哄的汽车、出租车和公共汽车，来到他的小车旁。就像我早已预料的那样，他的车果然停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并且斜放在人行道上。
埃诺把罚款单从挡风玻璃上拿下，毫不经意地塞进上衣口袋，然后发动了车。
“你怎么了，弗兰西丝卡？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了？”
“没什么，挺好的。只是有点紧张。”
我难道要给他讲述汉堡发生的一切吗？难道要向他——我的朋友、律师、司机、保姆和幸福生活的管理人——泄漏我和编辑睡觉的秘密吗？先是缓慢、狂热、放肆地躺在书稿上，继而又长时间地在冰冷的阿尔斯特湖边散步，最后又轻松而疯狂地在他的卧室里……
不，不能告诉他，决不能让埃诺知道。
“哦，可以想像同编辑讨论工作一定很紧张，你得一整天高度紧张才行，另外再加上来回坐飞机，天气又这么糟糕……”埃诺对我充满了理解。为了强调他的理解，他马上开始用手指轻轻地挠我的脖子。“那个编辑怎么样？他叫浮士德还是什么来着？”
“他叫朗格，”我说，同时又咽了口唾沫，“叫朗格博士。编辑部负责人叫浮士德，可他根本不在。”
“什么？他不在？是他亲自邀请你的！”埃诺有点动气了。竟然有人对他的监护人这般无礼！
“算了，”我说，“不要这么激动。是那位编辑主管我的事，那位负责人并不过问。”
“还有什么新闻？”
沉寂，挠脖子，注意市内交通。
“讲一讲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这正是我不能告诉他的东西，现在不能，将来任何时候都不能。
“书稿没问题，还要再修改一下。”
沉默。维克托，思念。百感交集。
我呆呆地望着车窗外面。这是一月份的傍晚，下着濛濛细雨，刮着微风。我望着科隆地区那特有的微暖朦胧的雾色。汽车的探照灯前雨滴四溅，发动机罩上升腾起一股蒸气，同烟雾混合在一起。维克托那儿比我们这儿要低八度，冷多了，阿尔斯特湖上冻了一层厚厚的冰。那卖滚热红葡萄酒的小卖亭，那奇怪的城市侧影，那红鼻子小丑和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我们充满了青春活力，醒来，温存，聊天，沉默。成双成对，吹牛，大笑，奔跑，亲吻，爱抚……
孩子不在身边，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全新的生活。
“还有吗？”
“还有什么？”
“什么地方你还要修改？”
“你是说修改？噢，是和编辑的那一部分。哎，胡扯，我是说和老师的那一部分。我们还得把一名楼房管理员写进去……埃诺，书稿你可从来没看过，我为什么现在给你讲这些细节呢？”
“我当然读过，”埃诺坚持说，“也许不是逐字逐句读的，可我还是浏览了一遍。写得很有意思，确实很有意思。”
我从侧面看了看埃诺。
“你说谎也不脸红！”
“好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了。你知道我现在最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吗？”
“不知道。”
他有权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吗？作为我的律师，他有权这样做吗？
是的，要是仔细想一想，他是有权的，因为他满足了我的每一个愿望，甚至我还没有说出来，他就满足了我的愿望。天啊，这可难办了。
“我想同你一起去吃饭。”
我脑垂体广场上的姑娘拼命地摇头。不行！为什么呢？我不想同他吃饭！
“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去吃工作餐！”
“我的肚子属于我自己！”
我会一口也咽不下去的。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我的生活中绝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那孩子怎么办？”
我真想抓住孩子，把他们带回家，然后我们一下子扑到床上，一起蒙头深埋在被子里。我今天晚上只想和孩子在一起。
“孩子嘛，没问题！他们没有睡在陌生人的床上吧？”
“当然没有。”
“我们应该把一张旅行床放到我妈妈那儿，在你们住到我们对面之前就这么放着。以后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埃诺是完全从将来出发的。对他来说，立即组成一个松散的大家庭再理想不过了。我们不必马上结婚，这将损害埃诺的形象。就照目前的样子就行！母亲、父亲、祖母和孩子住在两个相对的独院里再正常不过了，非常实际。
埃诺，这个四十五岁的单身汉，现在还一直住在他母亲那里，这种享受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怎会知道，其他像他这种年龄的人夜里还要照顾孩子呢？
“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怎么样？”
“我不想去。”
“你说什么？”
“我不想订婚！”
也许他也不想呢？
也许只是他母亲希望他结婚呢？同埃诺保持一种真挚的友谊不是也很好吗？是该同埃诺好好谈谈的时候了。
“埃诺！”
一直往前开车的埃诺猛地把手从我的脖子上抽了回去。
“嗯？”
“对不起，请原谅！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根本不知道女作家还喜怒无常呢！”
我的律师说得对，我这位女作家确实喜怒无常。
“你把这些都算到我账上吧！”
我希望这样，这样我就不欠他什么了。可这对埃诺又是一种侮辱。
这下埃诺再也不想同他的委托人去餐馆了。
“在格罗斯克特尔诉讼格罗斯克特尔的官司上又有些新情况。”他换成公事公办的语调对我说，“要是今晚你觉得不合适，那就请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得罪我这位亲切友好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了！可这是预料之中的事。
“埃诺，不要这样！离婚这件案子上到底有什么新情况要谈？你很清楚，我明天一早要照顾孩子。”
“你把孩子送到我母亲那儿，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
是的，很清楚，他想叫你越来越依赖他，逐步把我往“大家都在同一个幸福家庭”这一方面引导，然后就该责备我只是利用他们娘儿俩而已了。
“孩子现在就呆在你母亲那儿。告诉我，离婚的事有什么新情况？”
“我同哈特温·盖格谈过了。”埃诺说。
“啊，是这样。今天是星期二？”我脱口而出。
“哈特温认为，把离婚的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更好。”
我强咽下一口口水。这个该死的哈特温，脑子里总冒这种馊主意。这个洗桑拿浴的坏家伙！
“为什么？”
“是因为买房子的事。这样做更有利。”埃诺说，“我们经过交涉，已经取得了去年的全部税务优惠。要是你们马上离婚会引起税务局注意的。”
“就这些？我才不管呢！税务局对我无所谓！”
这个税务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灰皮肤、火气大的身影，穿着全天候的府绸大衣出现在我们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大街上，手里拿着放大镜，在花园的篱笆旁四处窥探，然后就会按响电铃，在对讲器里问：“你们还有定期的婚姻来往吗？”随后就把一张补交税款的表格从门下塞进来。
“这样做很不明智。你还想名正言顺地得到一笔钱，是不是？”
“我不想。”我生气地说，“我想自由，而且越快越好。”
“可你得考虑这笔钱！你想把它白送给税务局？”
“这是不是意味着，要是我现在离婚就不能搬进新居？”
“会增加很多困难，”埃诺说，“我们还是三思而后行吧。你应该遵守规定的一年分居期，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要补交一大笔税款，这笔补交的税款自然要从你的款项里扣除了。”
三思而后行！欲速则不达！这正是我性格中完全缺少的东西。什么事情我都想立即办妥，毫不拖延，而且容易激动，我就是这么个样子。
“你看，离婚基本上只是手续问题而已。”埃诺说着，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离婚的事对我们俩丝毫没有影响。”
哎，埃诺！你怎么不理解，我与这种人离婚并不是为了马上同另一种人建立关系！你怎么不理解，我和你没有暧昧关系！难道我早已同你有了这种关系？哎，真叫人头疼，这两者的界限说不清！当然我们俩互相理解，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你不时地承担对我和我家庭的监护责任，当然你至今还没有把账单寄给我，可你要是寄给我就好了！我有义务向你解释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吗？我是属于你的吗？你有支配我的权利吗？哎，请你不要在我面前做戏了，没有比男人在女人面前做戏这种事更叫人痛苦的了。
可埃诺没有在我面前做戏，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当然，从外表来看，我觉得我似乎同这个男人几周来关系暧昧，阿尔玛·玛蒂尔甚至把我说成她未来的儿媳妇。已经订婚了，圈子里的人一般都会这么说。可以说这是一种预购权，一种对忠贞不渝的预先选择权。
我们就会一起上下车，一起孝敬母亲，照顾孩子，共用汽车、桌子和床（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同时躺在床上），共同度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一起谈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讨论税务优惠问题，一起做计划，研究如何对共同购买的房子进行维修，紧接着，我们将一起去选壁纸，一起商量地毯的花纹样式。
埃诺将同我一起去幼儿园参加家长会，我将同他一起去参加司法界重要人物的舞会，喝着鸡尾酒，受到领导的接见。
这一切是那么合情合理，顺乎自然。
这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注重实际的埃诺会让人安装一部从我房子到他房子的对讲机，说不定还会让人挖一条地下通道呢！
是呀，弗兰西丝卡，一切都已安排得周到详细。现在你要顺从才好，不要这么死脑筋，不要放弃这一命运的厚爱。
别的女孩对这位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声名卓著的律师一定会垂涎三尺。你现在应该回到正道上才对，应该巧妙地、悄悄地中止同那位编辑不合适的恋爱关系。再说，这家妇女作品出版社也有点令人怀疑，最好马上就断绝关系。你要问问阿尔玛·玛蒂尔，可不可以往汉堡打个电话。然后，叫安妮格蕾特转告编辑，声明经双方同意，你同他已不再保持任何私人关系了。打电话时，最好再添油加醋，加上一句诙谐的话，说你的律师就站在旁边，想利用这一合适的机会同他谈一谈有关签订发行量和电影拍摄权合同的事宜。
“喂，嗯……是朗格博士先生吗？我听说您和我的女委托人睡过觉了？这是不可以的！我在此提醒您注意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某某条，本条规定，奸淫智力低下者要受到法律惩罚。您说什么？这规定也适合我这个当律师的？喂，对不起，我的情况与您不同，我是打算监护这位思想贫乏和智力低下者的。为完美起见，我还要过继她那两个半是孤儿的孩子呢。原来如此，您对此一无所知？好吧，要是承蒙您对此加以注意，我将不胜感激。咳，咳……我们现在讨论一下谈判的正题吧……”
不能这样！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唯一一个还在自由活动的脑细胞突然喊叫起来。
他们可以谈房子，谈离婚，谈我的书稿，总之什么都可以谈，这是他们的工作。
但他们不能就我个人进行谈判！
我自己决定自己。
我不想成为男人们自负的玩物。
我要像个三十四岁的女人，我要获得自主权。
我要保持自由。
要不愧我的名字赫尔。
现在和将来都要做命运的主人。
我要是早想到这点就好了！
从现在起，埃诺几乎没有一天不顺便到我们这儿看看。他给我带来一份地毯图案目录，给我迅速地安了一部非常实用的电脑。这部电脑操作简单，几乎不出操作错误。从此我就可以高兴地在上面打我的小说了（维克托，哎，维克托）。有时，埃诺劝我去逛欧洲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家具城。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两张参观成套厨具展览的参观券。参观时，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套所有厨具中最昂贵、最时髦和用电脑控制的厨具。每次他都告诉我说，要是孩子们去一下阿尔玛·玛蒂尔那里，至少在她那儿呆上五个小时，那她一定非常高兴。不能否认，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觉得就像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梦一样。五年了，我都终日辛苦操劳，没有离开孩子一步，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令人厌恶的邋遢女人。在阿尔玛·玛蒂尔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对此我深信不疑。
可让埃诺不能忍受的是，他母亲没有一点儿现代化的玩具，因而他觉得，她与孩子们在一起一定充满了痛苦。于是，他不断地带回许多新鲜玩意儿。他认为，要是在四十年前，他对这些玩意儿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除了卡雷拉火车轨道、学习机、遥控的劳斯莱斯超级潜水艇、用电池驱动的停车楼、地下车库和洗车设备外，屋子里还到处堆放着赛车和喷气式歼击机，用遥控器就可以让它们互相追逐战斗。
我的孩子觉得这些玩具好玩极了，两个人就像懂行的修理专家，常为玩具的每个部件争吵不休。所以埃诺也习惯了，每样东西都买两套。
阿尔玛·玛蒂尔不知道怎样给电池充电，不知道如何换电池、怎样调试灯光效果，所以这些玩具很快就被偷偷地扔到厨房的凳子上而无人问津了。阿尔玛·玛蒂尔更喜欢用合股线团、衣夹、木棍和栗子做一些自己想像出来的小玩意儿，或用报纸不停地折叠小船、飞机和小屋。我从心眼里热爱她，而且这种爱与日俱增。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邻居和婆婆。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比埃里莎·施密茨更好。
当阿尔玛·玛蒂尔或埃里莎·施密茨不在家、我和孩子不可避免地要同埃诺在一起时，他就买来一大堆录像带。要是埃诺“想和妈咪不受干扰地谈话”时，他就把带子插进录像机。但因为他每次都想和我不受干扰地谈话，所以孩子们一听到他在楼下门前的停车声，就把电视机调到看录像的频道上。
我享受着同埃诺在一起的时光。只要对我日常生活中所遇问题有解决办法，他就马上给予解决。且不说他用所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丰富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只要我需要，他还会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帮我做事，大大超出我所需要的程度，有时超出五倍、十倍，甚至还要多。
“不错，不错。”当我再次把孩子放到阿尔玛·玛蒂尔那里，想去一家新开张的灯具店购物时，她说，“您日子过得蛮不错嘛，弗兰西丝卡。那时候，就是在战后，我也很需要朋友和帮手。你们放心地开车去吧，可要好好地利用你们的时间哟。”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嫉妒。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想私下里问问她，要是我不同她的埃诺结婚，她是否会生我的气。可慢慢来，别着急，我不想失去埃诺，也不想失去他那好心的母亲。我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寄宿学校度过的，你只要想想这个背景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不想这么快就失去这么一位长着两个大乳房的、善良的母亲。
当我们从灯具店返回时，孩子们一个个面颊红润，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玩耍着。这是一幅多么迷人的画面啊，几乎就像古代历史连环画中经常描述的那副样子。
阿尔玛·玛蒂尔此时已经爬上阁楼，从箱子和鞋盒里翻出了埃诺小时候玩过的蹩脚玩具，有小木马、乐高积木、可塑橡皮泥、火柴盒、栗子、彩笔和橡皮套圈。其中有一块写字的石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两个孩子。
我觉得这一场面太感动人了，真想自己也坐过去，用栗子做个小玩意儿。
使我没有跑过去的原因是：阿尔玛·玛蒂尔还给我的孩子穿上了埃诺小时候穿的旧皮裤子、五十年代的法兰绒衬衣，以及灰色的粗棱纹长筒袜。
小维利穿着这些东西还有些晃里晃荡的，可大儿子弗兰茨则正好合身。
这两个不合时宜的摩登牺牲品天真无邪地望着我。
“哈哈哈，多迷人哪！”我出于礼貌地说。可埃诺却说：“妈妈，非得这样穿吗？”
我们无可奈何地相视而笑。
“这些东西是从褐色箱子里找到的，”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它们都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的天哪，时光过得太快了！”
“是呀，太快了。”我说。埃诺也附和着，说生活有它讨厌的一面，那就是老在前进。
我爽朗地笑了。
“不是吗？弗兰西丝卡。这些东西您喜欢吗？”阿尔玛·玛蒂尔显得很高兴。
“真漂亮，”我说，“非常迷人。”眼下这种情况对我的表演能力又是一次挑战，可我巧妙地驾驭了它。
“我把它们都送给您。”阿尔玛·玛蒂尔马上说。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一个结实的蓝色大袋子，把这些东西塞进去扔掉，要么把它们放到阁楼里，要么就送给红十字会。
“我还有很多呢，您过来瞧瞧！”
她领着我来到客厅。只见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和沙发椅上摊满了她儿子小时候用的所有衣服，从带有胡萝卜汁的旧婴儿服，到有着水兵服衣领的做坚信礼时穿的磨砂服，以及七十年代引人注目的流行服。最有意思的是两件阿尔玛·玛蒂尔自己编织的橘黄色圆领毛衣。
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这位老人真叫人感动。四十年来她一直精心收藏着这些旧东西，可现在，她却自愿把它们送给我弗兰西丝卡·赫尔这位地位低下的外来小人物。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她对我的信任和爱护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这些衣服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不完全符合当今被称之为时髦的标准。我看到我的两个孩子已经穿着埃诺的脏裤子，坐在人行道上又哭又叫，因为他们的小伙伴丹尼埃尔、斯巴斯蒂安、阿列克桑达或凯温都不想和他们玩了。
我在考虑着把这些东西埋在哪个地窖里更合适。四十年后我会再把它们郑重地交给我那现在还没有来到人世的某个叫朱丽叶、丽萨-玛丽或阿妮-克里斯丁的儿媳妇。一想到这一还未降临人世的生命，我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灾乐祸感。
阿尔玛·玛蒂尔做好了饭。我们一起把那些旧衣服重新塞回旧衣袋之后就各就各位，坐到阿尔玛·玛蒂尔的圆饭桌旁。我们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瞧瞧我们的新居，一会儿看看两个正在心满意足地大嚼大咽的小埃诺。
“对面正在忙着呢。”阿尔玛·玛蒂尔说，“每天早晨七点他们五个人过来干活，我总通过厨房的窗户看一看他们。十点钟他们休息，然后我就给他们送一壶咖啡和几片夹心面包。这几个人都挺好的。”
这几个“好人”都是埃诺以前的委托人，他曾经为他们打过离婚官司，帮他们摆脱了那些可恶的女人。他们都很乐意到我们这儿工作，因为他们热爱埃诺，觉得应该对他表示感谢。
饭后，我到了对面，想看一下工程的进展情况。当我们走进通风的屋子时，里面到处散发着灰浆、粘土和砂浆的味道。除了外墙没动以外，那些来自埃诺事务所的感恩戴德的摆脱了婚姻苦恼的年轻人正对房子进行全方位施工，该修的都修了。教堂式的玻璃窗已经去掉，隔板也已拆除，被砍成便于使用的木块，整齐地堆放在花园里。孩子们立即在灰浆盆和成堆的旧墙纸里噼里啪啦地玩了起来。
“妈妈，快把孩子从这儿弄走！”埃诺喊道。
阿尔玛·玛蒂尔立即照办。她用甜蜜的诺言把维利引开，不顾他又喊又叫，让他放下了钻头。弗兰茨偷了一把折尺，那动作就他这个年龄来说绝对是老练的偷窃招数。他把折尺变成一根鞭绳，在出去的时候用它抽了一下阿尔玛的屁股。居然没有人发现，当然除了我。我瞪了他一眼，于是他乖乖地让阿尔玛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