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笑格里什卡真是“艳”福不浅，正要离开调度室，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我肚子里往上爬，爬上来迷住了眼睛，堵住了耳朵。那股劲过去了之后，我觉得自己非干一件事儿不可——呛她几句，再涮她一次。我就溜达到她跟前，坐在她对面儿，把胳臂肘往桌上一放，睁大眼睛瞪着她。我一句话没说，可我能觉出自己的眼里有一种吓人的疯狂。
“怎么回事？你是谁？想干什么？”那傻妞儿还不知怎么回事儿呢。
我压低嗓门儿告诉她：“不许再接近格里什卡。我只允许你去问他一次阿尔宾娜是谁。
你看见他那害怕的样子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你就去打听打听盖丽娅。克丽莫娃。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一切后果自负。就这话。你听好了。“
我把她呛了一通后扬长而去。出来时，我的心也怦怦直跳。后来清醒过来时，我寻思着：“我干吗要那样儿呢？什么意思呢？”
我想不出答案来。
我用来吓唬她的盖丽娅也是我们这儿的空姐儿，让一个吃了醋的女朋友用硫酸毁了容。
我不认识她，只不过当时脑子里想起了这码事。
第二天我就发现格里什卡的新欢悄没声儿地辞职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次飞行时，格里什卡来到我们乘务室，让另一个空姐先出去一会儿，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原谅我吧，阿尔宾娜，我并不知道你对我如此情深。”
我吃惊地看着他，简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早忘了他那个小调度了。我耸了耸肩，出去了。
就这样，老格里什卡这个可怜虫白难受了半天，什么也没捞着。你们要是问我为什么这样，我回答不上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肯定有个什么魔鬼躲在我的心里，时不时地出来兴妖作怪。
下面轮到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阿尔宾娜，我想你说的那个魔鬼不仅仅是躲在女人的心里。我这就讲讲我的一个朋友是怎样被魔鬼缠住的。”
故事之六
佳丽娜的故事说明男人和女人对于妇人的恶毒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
我的朋友里有一对夫妇，男的叫赫尔曼，女的叫童娅。两人结婚都７年了，突然赫尔曼不知发了什么神经想把老婆甩了。他又搞了个女朋友。碰巧这姑娘又是我的老朋友。我冷眼旁观着事态的发展，暂时没有出来干涉。童娅很明智，她意识到自己跟赫尔曼没什么希望了，自己难过了一番，然后也找了朋友。那人跟她从小就是朋友，上中学时就爱上了她，她便抓住了这小伙子。他俩约会，一起出去玩，一起看电影。
赫尔曼呢，白天晚上都和他的新欢珍亚泡在一起。珍亚也认识童娅，但却爱赫尔曼爱昏了头，心中唯有他一个人。
后来有天晚上赫尔曼急匆匆地来找我，一副怒气冲天的神情。“唉，我总算跟那个臭娘儿们离了。”他还没进门就大声嚷嚷着。“我实在忍受不了啦，不离不行。”
“怎么了？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儿？”
“你都想象不出。我出门走在大街上，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我那位忠实的妻子，或者说曾经是我忠实的妻子，正和一个家伙并肩而行。他俩眉来眼去的，他居然还把手搭在她肩膀上。我就过去了，把他那烂手从她那烂肩膀上一把推开说：‘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这位女士的丈夫。再请允许我向你提个建议：滚蛋。见你妈的鬼。别他妈的再让我看见你。’那家伙看看童娅说：“他真是你丈夫吗？‘我老婆不知所措地结巴两声：”是，是的……请你听我解释。’他对她说了句‘我不需要任何解释。’转身就走了。可我那位傻老婆还跑去追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他气得涨红了脸。我说：“听着，赫尔曼，要是我给童娅打个电话，告诉她珍亚的地址，让她去把你的烂手从那人的烂肩膀上推开，怎么样？”
他听了这话呆若木鸡，愣了一会儿，才抓起帽子和大衣冲出了门。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咬牙切齿地骂：“你真他妈的恶毒，佳丽娜。”
你们瞧，就这样我也成了恶毒的妇人。
“是啊，男人总有双重的衡量标准，”爱玛笑道。“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她依了吗？‘’没有。依你了吗？‘’没有这个婊子。‘“”我同意，“奥尔佳说道。”丈夫可以凶，老婆可以恶，但再也找不出比瞧不上儿媳妇的婆婆更凶恶的人了。大家再听我讲一个我们造船厂里的故事吧。“
故事之七
奥尔佳的故事说的是最恶毒的女人还得到婆婆里找。
我们那儿有个老太太叫玛莎。克丽阿兹米那，是个劳模。
她人不错，没什么坏心眼儿。她这一辈子可真不容易：丈夫战争年代被打死了，她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为了儿子，她可是什么都豁出去了。她几乎是倾家荡产供儿子上学。儿子毕业后，当了工程师，也在我们厂里工作。这娘儿俩可真逗：妈在车间里一把油泥一把汗地干活，儿子呢，西装笔挺，衬领雪白。当然他的衬衫都是他妈给他洗净熨平的。在厂里吃午饭的情景才让人难受呢：妈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跟我们工人一起捧着饭盒，啃着自带的干面包，儿子却坐在白领工人那讲究的餐厅里吃着香喷喷的烤牛肉，有女服务员侍候，还铺着漂亮的白桌布呢。玛莎扒着缝往里瞧，然后骄傲地告诉大伙儿：“我那小子跟主任坐在一起啦。”
其实玛莎的儿子耶格尔那孩子不错，他和工人的关系搞得挺好，专业也挺精通的。只是太多的母爱把他毁了：老婆孩子都没了不说，自己也疯了，进了疯人院。
事情是这样的，他看上了厂里的描图员，叫舒拉。那姑娘人相当好，不言不语的。只是家境一般，自己也没上过大学。一天儿子告诉妈妈说他要娶舒拉。他妈可不听这一套：“你就配找个这样儿的？她连学历都没有，家庭又那么寒酸。
她跟我们可不是一路人。“
听她那话还让人以为她出身名门呢。耶格尔是非她不娶，他吓唬他妈说他打算离开列宁格勒，带舒拉一起去北方。他妈最后只好让步。但她却私下里跟我们说：“没事儿，就先依着他。这年头儿，结了婚也长不了。与其让他在外边胡搞，还不如先结婚算了。过不了多久他俩就得打离婚，到那会儿再让他找个好的。我儿子不傻，娶这么个一般化的媳妇他早晚会后悔的。”
耶格尔和舒拉结婚了，厂里还分给他们一套两居室，跟妈妈一起住，因为老太太是劳模，儿子又是青年工程师。三口人住在一起，大伙儿都以为玛莎会渐渐地承认这个儿媳妇，好好过日子。舒拉脾气真好，事事都依着婆婆。可这一点用也没有——玛莎认准了死理儿，一心等着他俩离婚。后来又生了小孙孙，玛莎更火了，而且把火全发在那无辜的孩子身上。
那可是她自己的孙子呀。哪听说过这种事儿？她连那孩子的名字都不叫，称他为“狗娘养的”、“狗杂种”。舒拉实在忍受不了，就催着耶格尔搬走。开始他还不肯——毕竟是他的妈呀。可后来看这架式是没法再过下去了，就申请换房。那老太太就跑到厂里撒泼，到各科室委员会哭闹：“你们可要为我作主呀。我儿子和媳妇把我赶出了家门。”
于是他们把耶格尔叫了来，让他低头认罪，劝他别换房子了。最后耶格尔只好不再坚持了，收回了申请。可玛莎却不肯放过儿媳妇，“都是你挑唆我儿子跟我做对，小骚货。”
舒拉受不住了，就跑到我们单身宿舍去祝可玛莎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她知道耶格尔每天都去求舒拉回家。于是她就背着耶格尔赶快到房管处把舒拉和孩子的名字从住户的名单上销掉，随后又去告诉民兵纠察队：“她没登记就在单身宿舍住下了。”
民兵纠察队去找宿舍管理处的头儿，头儿告诉舒拉说：“对不起，我不敢惹民兵纠察队的人。他们天天来纠缠我们，你还是回你丈夫那儿去吧。”
舒拉无路可走，只好流浪到了街头。她身体还很虚弱，再加上心力衰竭，精神渐渐支撑不住了。最后，她抱着孩子，从施密特中尉桥上跳进了涅瓦河。已经没法救了。耶格尔。尼可莱契精神彻底崩溃，住进了疯人院。治了一年，现在已经出院了。他恢复工作以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沉默寡言，在厂里出出进进就像个影子。他自己又找了间房，从家里搬出来了。你们以为玛莎会因此而悔过吗？没门儿。她虽然头发全白了，衰老多了，但还是执迷不悟：“医生会把耶格鲁什卡治好的，到时候我会给他找一个有学历、工资高的姑娘。我辛辛苦苦地节俭了一辈子供他上学，哪能就这么算了？”
就这样，她一个人毁了全家。可这事儿一仔细琢磨，又觉得玛莎怪可怜的。厂里的老师傅们都说直到耶格尔大学毕业，都没见玛莎在厂里食堂吃过饭；她总是从家带块面包果酱或是人造黄油，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慢慢地啃。她从来舍不得花５毛钱买顿午饭或是买瓶酸奶。这不也是一场悲剧吗？
“唔，”尼尔娅接着说，“我觉得最坏的女人还是那些前妻们，我们单元里就有一个。”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认为前妻对前夫的行为最为恶毒，但她并没说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我们合居单元里有一家，夫妻俩带着个儿子。不客气地说：那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后来两口子离婚了。孩子当然是跟母亲祝孩子的爸爸想看看儿子，她从不让他进家门：“你现在不是什么爸爸了，”她说，“只不过是个抚养费的担负者，人人都讨厌你这样的家伙。
你的任务就是按时给我们提供生活费，不然就让你坐大牢。你对我们再没有其它的权力和义务了。“
孩子渐渐地长大了，也不认识父亲。一天我在厨房听到这母子俩的对话：“妈妈，我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混蛋。”
最后，这位爸爸只好去法院要求跟孩子见面的权力。法院准许他每个礼拜日可以跟孩子见面两小时。你们以为她会让这父子俩见一次面吗？没门儿。他打电话来——她就挂断。
他亲自来——家里没人。一到礼拜天她就带着孩子去乡下，大清早儿就锁上门走了。
孩子的父亲忍无可忍，又去了法院。法院以阻碍父子会面罪罚了她３０卢布。你们谁也猜不出那刁娘儿们的对策。
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一伙人从安娜。帕芙罗芙娜家中往外搬家具——安娜就是我说的那位前妻。
“怎么了，安娜，”我问，“你要搬家吗？”
“没有，”她说，“我把家具卖了。”
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把地毯也搬走了，然后又搬走了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安娜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交罚款，结果执行官来清查财产时房子早已是空空如也。与此同时，安娜又匆匆嫁给一个年纪不小的干部，是她的旧情人。
她也没告诉前夫一声就跟那人去了。不知那位爸爸是否还在寻找他的儿子。反正他继续依法担负孩子的生活费。
女人们对这位母权捍卫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很同情那位不幸的父亲，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争论相持不下，最后爱玛只好打断她们，让大家听她讲。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也是自己怎样做了一次坏女人。
我见过不少坏女人，但知人莫过知己，所以还是讲讲我自己吧。
我的前夫，那位永不疲倦的老来俏，一次一次地搞女人，害得我也一次一次地跟那些女人使坏招儿。我恨那些闯入他生活舞台的女人。我给大家讲两件事来说明我当时的心情，并对我的那种恶毒的本质加以分析。
第一件就是跟西伯利亚的那位年轻的朱丽叶。开始我用恶意攻击的招术来对付情敌。据说这是最不奏效的嫉妒方式。
此话不错，我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特别是直接的、公开的攻击，更无济于事。于是我就采用了更谨慎小心的方式。既然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向我表白他跟那姑娘没什么关系，我正好抓住这个活口，把我对她的偏见说成是别人的看法，如果他替她辩解的话，我就装出吃惊的样子。
“你还不知道吧，亲爱的，不知为什么大家老说朱丽叶是罗圈腿。她确实有那么点儿，可我觉得观众是不会看出来的。”
听见我这么说，我丈夫花了３天时间来研究朱丽叶的腿，最后他也开始觉得她的腿是有点毛病，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我以大家的名义攻击她的第二个目标是她的眼睛——“她是鼓眼泡儿，一只眼睛还有点斜”——然后是她的发式，然后是衣服。我成功的迹象在朱丽叶身上显示出来了：她其实是个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漂亮姑娘，可突然开始改变发型，更换衣服，妆也画得太浓了。我有一次在洗手间碰见她正站在镜子前哭呢。
“怎么啦？”
“人家说我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看了半天也不知是哪只眼大……”我却不怀好意地听着，心中暗喜。
但是导致他俩最后断绝关系的一招儿并非这类雕虫小技，而是更阴险、更高明的招术。
我开始对她的演技大加赞赏，还是打着“大家”的旗号：“人家都称赞朱丽叶演得好，说她的光彩使你相形见绌，不像罗密欧，倒象她父亲卡普莱了。真是一派胡言。”
这话对他打击不校他开始跟朱丽叶发脾气了。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获全胜不罢休。我以一位不知名的戏迷的身份给当地一家报纸写了封信，把她的表演捧上了天，在结尾又加了一句：“遗憾的是，扮演罗密欧的那位来自古都的优秀演员因为年龄的关系比朱丽叶大为逊色。”
这才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罗曼史。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夫妇又恢复了关系，过起了小日子。
可没过多久，这出戏的第二幕又开演了。原来的女演员现在被剧团小卖部的人员取代了。这是个鲜嫩的西伯利亚小丫头，显然是抵挡不住我们那位著名演员的频频光顾。那老色鬼甚至在幕间休息时都急不可耐地跑去跟她调情，身上还穿着戏装——这对那丫头来说可有着压倒一切的效果：她那些看戏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会羡慕死她，觉得她真有本事。她就站在柜台后面，脸儿红红的像“雪姑娘”，眼儿亮亮的像圣诞树。
开始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你怎么会这样降低自己的身份呢？你跟她能谈些什么呢？”
“没话打话呗。你可不能说她的坏话，这样不好。”
“‘不好’。问题是她值不值得我说。这对她来说也许是件了不起的事；可我，一个堂堂的列宁格勒来的导演，会对一个没文化的乡下丫头感兴趣？笑话。什么‘好’‘不好’的。”
这样吵下去会把他气疯，我也一样。好几次我想控制自己，但都失败了。话说得越激烈、越恶毒，内心就会变得越冷酷，直到怒火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彻底的空虚。要想坚持下去真是难上难。可我必须得支持下去，因为剧团不能没有我。后来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我那位亲爱的丈夫。我最后垮掉了，抛下这一切离开那个地方后，剧团散了伙。他好不容易才在当地的一家俱乐部里找了个差事混口饭吃。
总之，我没费多少劲就把那小售货员也治住了。有一天晚上幕间休息快结束的时候，我匆匆来到他们俩正在谈情说爱的小卖部，装做在下一幕开始之前有什么要紧事要告诉我丈夫。我板着面孔发表一通议论，无非是想让他们看看在剧团这一亩三分地上究竟是谁说了算。这下可把他气坏了，可又不能发作；那小售货员只有张大嘴傻听的份儿。这时剧场的头遍铃儿响起来，他只好悻悻地走开了。我转身对那丫头说：“别着急，阿耐什卡，你会习惯这一切的。如果你真的有表演才能的话，就必须首先了解剧团的一些基础知识。唉呀，你看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我丈夫不让我告诉别人关于他对你艺术前途的打算，连你也不告诉。请你别跟他说。”
我说完就走了。这招儿很灵。那傻丫头开始做起美梦来：耀眼的镁光灯，观众的掌声，戏剧广告……况且她又离这一切如此之近，几乎是唾手可得。她显然是刚出校门的中学生，又迷上了舞台艺术这棵大毒草。于是她忍不住会把这美梦天真地吐露给我丈夫。我丈夫是个下流痞这不假，恕我直言，但他毕竟还懂点演技，而且确实有才能。他自然会看出这丫头天生就不是当演员的料儿：腿粗得像水桶，超重好几十斤，说话有地方口音，语言又那么粗俗。而她还指望着他能使她一举成名呢，这想法简直会把他气死。
我对付情敌一直是无往不胜的，但我后来决定洗手不干了。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这一切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每次打了胜仗之后，不是心衰力竭，好久恢复不过来，就是变得焦躁不安，歇斯底里大发作，即使丈夫又和我重归于好也无济于事。我认真地考虑过，发现自己在做恶的同时也在毁自己，或者说是自己的恶毒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吞噬着自己，吞噬着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创作，像吸毒那样会毁掉一个女人。此后每当我看见一些妇女陷入这种邪恶之中不能自拔时，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她们再也没有能力做其它的事情了。如果婚姻关系恶化到如此的地步，使女人变得邪恶，那么她最好的出路就是摆脱这种关系。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理智。
爱玛讲完之后轮到爱丽什卡讲了。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慈爱的母亲怎样变成了一个凶狠的丈母娘。
这个故事讲的是我的好朋友爱拉。她父亲抛弃了她们母女俩，后来这娘儿俩找了一间合居单元房。她们日子过得很苦，母亲是理发员，但她照样疼爱、娇惯女儿。爱拉长大了，技校毕业后开始工作，还搞了个男朋友——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又聪明又漂亮，一心一意地爱着爱拉。他在军舰上工作，所以他登记的住址是在海上的军舰。他们结婚后只好住在爱拉家，和母亲住在一个屋里。开始还好，丈母娘觉得女婿还不错，也挺喜欢他。可后来我们发现爱拉总是闷闷不乐，神情紧张。
“你怎么啦？跟丈夫闹别扭了吗？”
“不是，跟丈夫没什么。可我妈老跟我们过不去。”
“怎么回事？”
爱拉摆了摆手。后来她悄悄跟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不知为什么她妈对他们小夫妻的亲热非常妒忌。他们就有一间屋子，只好用橱子将房间隔开，母亲睡这边的床上，他们俩睡那边的折叠沙发床。晚上他们上床后就等着母亲入睡。可母亲近来有个毛病：在床上来回翻几次身，然后开始打呼噜，好像是睡着了。可等小两口刚一开始干事儿，她就爬起来，到隔离橱这边来找头痛片啦、喝水啦什么的。还唠唠叨叨地说她睡不着觉。显然是故意使他们难堪。
这小两口开始自己找房子。可你在列宁格勒找间房子试试——不是找不到，就是租不起，更何况爱拉又有了身孕，更没人愿意把房租给他们了，这一点咱们都清楚。
爱拉想跟母亲谈谈，可那位母亲却装糊涂：“我没有丈夫照样儿活了１５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难办的事。”
结果很不幸。丈夫把爱拉送进妇产医院，等她生下个男孩后，兴冲冲地买了瓶白兰地跑回家，祝贺姥姥得了外孙子。
娘儿俩喝完了洒，女婿就睡觉了，丈母娘也回到隔离橱那边。
可到了夜里，她却爬进了女婿的被窝里。谁敢相信呢？他醉得稀里糊涂，又睡得昏昏沉沉，结果就骑到了她身上……然后他大叫一声，跳下床跑了出去。爱拉一家就这样毁了：她丈夫羞得无地自容，再也不肯回来了，虽然不少给孩子寄钱来。爱拉整日伤心，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
大家一致认为像这种缺德的事儿真是前所未闻。聊了一会儿之后，她们商定明天讲讲那些不忠的丈夫和妻子的故事。
爱玛还立下了一条规矩：“既然大家都相互信任，无所不谈，那咱们就订个协议：咱们中间有谁确实做过对自己丈夫不忠的事，都必须如实招来，一点也不许隐瞒。”
“但是如果实在没做过不忠的事，只是吃吃醋、耍耍坏心眼儿什么的，那就讲这些行吗？”爱丽什卡问道。
于是大家又商量好，如果没有不忠，只有嫉妒，讲讲这些故事也可以。
这样就结束了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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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不忠与嫉妒
白天一整天，我们的故事大王们都不时地以狡黠的目光相互盯上几眼，想猜猜是谁做了不忠于丈夫的事。
到了晚上，故事又开始了。拉丽莎照例先讲。
故事之一
生物学博士拉丽莎又说了个笑话，描绘了两个偷人养汉的女人。
既然我没有丈夫，也就没有不忠与嫉妒的对象了，所以我还是讲个小笑话吧。
一套合居单元里，两个做邻居的女人在楼道里相遇了。其中一个手里拿着被单和枕头正往外走，还一边哭哭啼啼的。
“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把被单枕头往哪儿拿？”
“唉，这些东西都是我通奸时用过的，我想把它们扔进垃圾箱，眼不见心不烦。”
“跟你说吧，亲爱的，要是我也把通奸时用过的东西都扔出去的话，那屋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灯罩。嗐，就连灯罩，你想想看……那个伊万。伊万尼奇可真会开玩笑，他什么玩笑都开。”
女人们笑得前仰后合，闹了好一阵，才转向吉娜，该她讲了。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几乎就是莎翁悲剧《奥赛罗》的翻版，只不过是发生在劳改营里。
里面有与莎翁剧中的奥赛罗、埃古、黛丝蒂蒙娜极其相似的人物。
我们劳改营里有俩女的搞同姓恋：娜塔沙。库兹涅索娜是“男角儿”，给她当“媳妇”
的是宁卡。西米莱什娜娅。两人那个热乎劲简直让人恶心。不管去哪儿，她们都是成双成对。娜坦是个醋坛子，把“媳妇”看得很紧——要是发现别的“男角儿”瞧了宁卡一眼，回去也会揍宁卡一顿。宁卡对她倒是没什么二心，从没见她跟别人胡搞过。她没那个胆量。
即使这样，娜坦还时不时地找茬儿跟她闹一通呢。她们自然也象两口子那样过着，同桌吃饭，同床睡觉。晚上，她们在床前拉一条布帘儿，俩人在里面闹得热火朝天，压得床铺“吱吱吜吜"直叫唤，全宿舍都听得见。大家都知道这回事。
劳改营的头儿们也不管她俩，因为宁卡是这儿的缝纫能手——她踩缝纫机出的活儿一个顶俩；另外，娜坦是缝纫机修理工，这儿没她还玩不转。要说干活还非这些搞同性恋的不可，所以头儿们对她们的事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她们的身份证上画了一条蓝杠儿，意思是说“此人犯了被禁止的同性恋”，这就完了。没人再去让她们检讨、接受再教育什么的。反倒是那些“男角儿”们四处称王称霸，拉人下水。你要绕劳改营转上一圈，只要看到犯人的班组长什么的，嘿，她不是“男角儿”就是“媳妇儿”。就连我们分队的女队长、女干部们，一在这地方干久了，也都染上了这种毛病，因为她们的男人都受不了她们的法西斯作风，跟她们离了；她们没办法，只好转向“女人的爱”。
现在就说说娜坦和宁卡这亲密的一对儿。我们那块儿从少年组拨过来一个叫茜甘的姑娘，她是个“男角儿”。茜甘个子很小，像个小黑家雀似的，要说起干那事来那可真是把好手。她一个一个地把这一片儿的“媳妇儿”都搞了一遍，就只有宁卡她还没得手。这对茜甘可真是当头一棒：她发狠一定要把宁卡弄到手，这样就成了全营最有本事的“男角儿”了。
她老去跟宁卡套近乎，可宁卡根本不吃她这一套，还吓唬她说要告诉娜坦。那个娜坦有两个茜甘那么大的块头，虎背熊腰的跟汉子一样。她自打１５岁起就充起“男角儿”来，是１４岁进的劳改营，现在早已正儿八经的男人模样了。胸那儿一点也不鼓，可瞧她那副肩膀——我的老天。
这个茜甘老想把宁卡和娜坦拆散；我们那儿还没人干过这种缺德事儿呢。娜坦真的像丈夫一样疼爱宁卡，老给她买些小礼物，象纱巾啦，手绢啦，乳罩什么的。宁卡脖子上总系着一条娜坦送的蓝丝巾，鲜亮得很，只要一进缝纫组，马上就会看到那条显眼的蓝丝巾，就好像野地里开着一朵野菊花。一天，宁卡找不见那条丝巾了。她哪儿都翻遍了，可就是没有。
唉，也许是别人偷走了，她想。那正是１１月７日的前一天，第二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了，所以那天有个晚会，最后还要跳舞。劳改营里人人都梳妆打扮，准备晚会上出出风头。
宁卡换了一条红围巾。娜坦看见了，问她：“你怎么不系那条蓝的呢？”
宁卡本来可以直说，但她怕娜坦骂她对她送的东西不珍惜，于是就撒了个谎：“每天劳动时都系着它，我有点腻了。
今儿过节，我想系条红的。“
劳改营所有的人都涌进俱乐部。我们坐在那儿等着节目开演。可政工干部上去了，给大家讲起政治课来。真烦人。全是些政治口号。可我们还得先过这一关。然后上去的是劳改营合唱团，搬着长板凳在台上摆了两排，爬到凳子上站着唱起“布痕瓦尔德警钟”来。还记得歌词吗？
起来，全世界的人们，布痕瓦尔德的警钟已经敲响。
劳改营里人人都喜欢这首歌。头儿们也喜欢，因为这是一首政治歌曲。她们正唱着“起来，全世界的人们”时，大家突然看见娜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往前探着身子盯着台上的领唱。领唱是茜甘，脖子上系着宁卡的蓝丝巾。好像是告诉全营的人：看到了吧，我把她也弄到手了。娜坦一把抓住宁卡的胳臂，咬着牙低声说：“出来。”
宁卡马上就哭了起来，死也不肯站起来，营里的头儿们和犯人都回头看她们。娜坦气得脸色煞白，不肯让步：“你给我出来，小娼妇。”
宁卡只好跟她出去了。有人说一句：“咱们去看看吧，娜坦会宰了她的。”
可别的人都说：“管她们呢。又不是咱们的事儿，这种家庭纠纷还是少插手为好。”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那儿的人都不爱管闲事。于是我们就接着看节目。节目演完了，跳舞之前有个休息时间，我们就到外边抽口烟，活动活动。谁知全营就跟炸了窝似的，卫兵们跑来跑去，还喊着什么。医院门口围了一群人。原来娜坦为了丝巾的事儿捅了宁卡一刀。娜坦已经给抓起来关进隔离室，不然她还会把茜甘也捅一刀。
宁卡活了过来，大夫给她把刀口缝上了。茜甘明白事情对她很不利，因为娜坦过１５天就会被放出来，等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后，还会动刀子的。于是茜甘逃跑了。他们把她抓了回来，用的是警犬。她又加刑两年，进了监狱——只有这样她才能躲过娜坦的刀子。娜坦从隔离室放出来后，到医院病房的窗下转来转去，嘴里还唱着：结束了，女人的爱情。
请听我再说一声：我不要你的海誓山盟，只想把心迹表明，在我们离别之前，你要看看我的眼睛。
娜坦演这么一出戏是想让宁卡把实情告诉她。后来她知道是茜甘干的之后，又相信了宁卡。可她等不及宁卡出院，就又搞了个刚从南边新来的吉普赛姑娘。“我几天没有女人就受不了，”她说。
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有意思，简直是《奥赛罗》的翻版，”爱玛听了吉娜的故事后说道。“看得出来。
“没错儿。劳改营里的生活是绝对不会枯燥的。在那儿是从不会烦闷的。只要你能活下来……”吉娜答道。
下一个该轮到娜塔莎了。她犹豫了一下，有些为难，最后终于说了出来：“那好吧。既然我们有约在先，我就给大家讲讲我是怎样背叛了丈夫。不过这事全都怪他自己。”
“好啦，好啦。”阿尔宾娜笑道，“到底怪谁我们自己会看出来的，你快先讲故事吧。”
故事之三
女工程师娜塔莎说她之所以做那件事，完全是由于丈夫那过分的嫉妙所致，否则自己绝对、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有个老朋友名叫安托沙，是以前的同学。他人很好，长得挺帅，又爱开玩笑。安托沙曾追过我，但我只拿他当朋友对待。不，比朋友更深一层——兄长。每次他吻我时——这在学生中是常见的现象，我的感觉就像是我同女朋友亲吻一样自然。我把心里那女孩子的秘密全对他讲了，后来跟我丈夫谈恋爱时，又把有关他的事都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安托沙。他就像我的一个知心的女朋友。我结婚不久他也结婚了，我们俩的友谊一直没有断。我丈夫的好朋友都是他的那帮大学时的哥们儿，我的好朋友只有安托沙，起初我丈夫对我们的友谊感到吃惊，后来逐渐又转为嫉妒。
“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们之间没有什么。”他说，“你们的关系怎么会那么密切呢？”
我跟他争辩：“别胡说了。如果我们真有什么的话，干吗非等到现在？我们不过是要好的朋友而已，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可我那位还是忧心忡忡，满腹狐疑，经常给安托沙甩脸子看。一天安托沙问我：“是不是我以后不来看你为好？你丈夫怎么老瞪我？”
可一想到失去了安托沙的友谊，我就难过得想哭。我劝安托沙别在意。为了不让丈夫生气，我不在家里跟安托沙会面了。每当我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或是我有些想法想找人聊聊，我就在班上给安托沙打电话，约他在咖啡馆见面。然后回去骗丈夫说我去开会了，或是去找女友玩了。可毕竟心里有鬼，我感到丈夫对此有所察觉。一天安托沙请我们参加他的生日晚会。我丈夫却说：“我不去，你最好也不要去。”
我劝他说好朋友过生日如果不去祝贺，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我亲爱的丈夫说道：“那好，你就去吧。不过晚上就别回来了。你就住在他那儿吧。”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安托沙早就是结了婚的人了，我怎么能住他那儿呢？”
可那傻瓜却说：“在这之前你一直怎么办的呢？”
我急了：“我明白了，这太好了。我这就去他家，明天再回来，你等着瞧吧。”
我抓起衣服披上，冲出了家门，还使劲儿摔了一下门。我来到安托沙家里，给他祝贺了生日，然后跟其他客人一起坐下吃饭，装做兴高采烈的样子。可心里却不停地打着鼓：我怎么办呢？如果晚上回去的话，会大闹一场的；不回去呢，也免不了要闹一常我真该好好教训我丈夫一顿，那我就得找地方过夜，又不能回娘家——他很快就会发现我在那儿，还会跟我闹的。嘿，我运气真不错。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安托沙的弟弟从莫斯科来了，他到列宁格勒出公差，顺便来给哥哥祝贺生日。他名叫基里尔，我们早就认识。其实这个基里尔也曾追过我。我得知他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就打定主意跟他去过一夜。为什么跟他呢？因为我不想给安托沙找麻烦引起他的家庭纠纷，我也很喜欢他的妻；而基里尔是个光棍儿，无所谓。于是我开始向基里尔暗送秋波，手段很高明，别人根本看不出来，连安托沙都没有注意到。可基里尔立刻就领会了我的意思。晚饭后，他要送我回家。他出门就要叫出租车，可我提议先散一会儿步。
我俩手挽手在白雪皑皑的大街上走着，我很害怕，好象连眼前的雪都变成了黑色的；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第一次做对不起丈夫的事呀。我们走到涅夫斯基广场，从这儿我可以直接回家，也可以跟他去他住的旅馆。我故意放慢了脚步，等他采取主动。他抓住这个机会，问我：“咱们去旅馆餐厅里坐一会儿怎么样？”
我点头同意了。我们坐下喝了几杯酒。我有点不舒服，但为了活跃气氛，依然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可是，基里尔看透了我的心思，显得更加兴奋紧张。我俩坐在那儿聊呀聊，最后我实在撑不住了，必须采取行动了。我说了一句：“咱们去你房间吧。”
斯里尔见我如此果断，吃了一惊。他急忙清了帐，我们去了他的房间。上楼梯时我突然失去了勇气，想马上跑开，但我还是克制着自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我们进了屋，里面很简陋，好久没人住了，烟缸空空的，却散发着浓重的烟味儿。灯光昏黄，让人感觉不舒服。我走到房间中央停下问基里尔：“咦，你怎么还不给我脱衣服呢？”
他走过来给我脱下大衣。还好。可当他的手摸到我裙子的拉锁时，我就象过电一样。一双陌生的、冰凉的手。
“你转过脸去吧，”我说，“我自己脱。”
我脱光衣服，赶紧钻进被窝，开始哆嗦起来。基里尔点了支烟，坐在床边：“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吗？”
一听这话，我便忍不住哭了起来，把一切都告他了。基里尔摇头：“原来是这样。可我该怎么办呢？在这儿静坐一夜，守着你？算了吧，该教训教训这傻小子。”
他把灯关掉，也钻进被窝。我立刻把脸转过去冲着墙，把身子缩成一团儿，双手紧紧抱住膝盖，这样他就干不成了。他想把我扳过来，可我拼命挣扎着。我打算就这样熬一宿，量他也拿我没办法。到了早晨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家了——既做到了守身如玉，同时还惩罚了丈夫。谁知基里尔比我更为高明。他用手极温柔地抚弄着我的头发，又在我耳边情话绵绵；然后又讲起我们上学时他就多么地爱我等等。我渐渐地松开了手，腿也伸直了，向他转过身来。他抱住了我，没命地向我压了过来，几乎要把我撕裂，好象没有明天似的。我丈夫即使跟我久别之后也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我还没缓过劲儿来他就完事了。我躲在那儿，感到自己就象被人糟踏后又唾弃了一般。
算了，我想，等到明早离开这儿，钻到汽车底下轧死得了。我悄悄地落下泪来。他身上的味儿我很不习惯，他腿上的毛扎得我难受，躺在他身边怪别扭的。黎明迟早会来的。可是基里尔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抚摸我，亲吻我，说亲热的话。第二次时我感觉好多了，到了第三次，我都想伸手抚摸他的头发，他的气味也变得好闻了。到了早晨，我的天，我全心全意地爱上了基里尔。我一点也不觉得内疚，反而乞求此夜永不结束，清晨永不来临。第二天的一整天我们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直到晚上才起来。在餐厅吃了晚饭后，他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回家。我上楼梯时，觉得很惊讶，自己居然一点也不害怕、不后悔。我进了屋，丈夫正坐着看电视。
“怎么样？”他问。“满足了？”
“是的”，我答道，“这是你自找的。”
他突然说了一句：“算了吧，别自以为得计了。我早给安托沙打了电话，他老婆说你是跟一个女朋友出去的。”
结果我的不忠还没有起作用。基里尔走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可我的维特亚还真有点变了：他不再象奥赛罗那样爱吃醋了。我至今也没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猜到了事情的真相呢，还是凭直觉悟出吃醋对他有危险。
爱玛盯着娜塔莎问：“告诉我，娜塔莎，这位基里尔长得象哥哥安托沙吗？”
“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的。他们毕竟是亲兄弟呀。”
“哈，这就是你不忠的真实原因。你其实是想跟安托沙睡觉，可你不敢。于是你就找了个替身。所以你才会觉得那么舒服，事后又并未感到不安，因为你终于得到了你潜意识里渴望了多年的东西，只不过这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罢了。”
“不，不，这不可能。”娜塔莎喊道，可她脸却红得象块红布。
“就是这么回事么。”瓦伦蒂娜笑道。“你应该承认这一点。
幸好你已经从中摆脱出来了，不然你也许会精神崩溃的。大家看看我：是不是很健康？
可我有一阵子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唯一能解救我的就是背着丈夫干一次坏事。我讲讲好吗？
“好。”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给大家讲了一种保持精神健全与情绪稳定的方法。
我丈夫有个童年时的好朋友叫柯斯提亚。许多年后我才见到他，一直是听我丈夫讲起他的事——说他多么聪明，多么有才，为人多好。我真想见见他。这位柯斯提亚的工作很奇特，常年住在国外，只是偶尔回一趟莫斯科。他一回来，我丈夫就急着去看他。我十分好奇，想看看他什么样。每次我丈夫去莫斯科看他，我都心急火燎的，老想着这个神秘的人物。在我的想象中，他是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施特利那样的人，也就是詹姆斯。邦德那类英俊潇洒、两眼深沉的密探。
一天巴威里克接到柯斯提亚一封信，看完后乐得手舞足蹈，举着信高喊：“柯斯提亚要来我们家祝天喽。”
嘿，真不得了。巴威里克几乎把执委会的委员部闹了个底儿朝天，只为给他的好朋友搞点好吃的。他让我烙馅饼，说“柯斯提亚最爱吃俄国饭了。”
我每天下班后就赶紧到各大商店转着采购，回家又是忙里忙外，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老在想象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柯斯提亚。我们盼望已久的客人终于来了。他进来时我差点晕过去：他简直和电影里的施特利一模一样——坚毅的下巴，深沉的眼睛，全都一样。
他看见我惊叹一声：“嘿，巴威尔，你可找了个俄罗斯美人儿。在国外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姑娘，除了巴伐利亚，可那儿的姑娘却没有我们俄罗斯姑娘的灵气、活力和神韵。毫无疑问，她是个地道的美人儿。”
我有些害羞，但还是壮着胆子回敬一句：“那你干吗还老在国外呆着？你回来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给你找个中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