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一到办公室，我就发现桌上放着封电报，白纸黑字写着她坐的船周四到，要我去码头接她。
我没告诉托尼，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个灾难，我不断地对自己重复着电报的内容，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
几小时后我的情绪才稳定下来，那天晚上临离开办公室时，我又看了看那电报以保证自己没看错，没错，她周四到，没错，是这周四，不是下周四，也不是上周四，这周四，这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第一件事就是找个住处，找间舒服的小屋，花钱别太多，这意味着我又得去借钱了。从谁那儿借呢？当然不能从托尼那儿。
家里人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兴高采烈，母亲只说了句：“她来了，我希望你也别丢掉现在的工作。”
星期四到了，我提前一小时就来到了码头旁，她坐的是一艘德国快轮。船到了，有些晚点，旅客们纷纷下了船，一会儿行李就都拿走了，可就是没见莫娜和斯塔西娅。我很害怕，赶忙跑到办公室去看旅客名单，那上面既没有她的名字，也没有斯塔西娅的名字。
我回到自己租的那间小屋，心里感到很沉重，她本可以给我发封电报，她真是残酷，太残酷了。
转天早上，刚到办公室，我就接到电报局的电话，他们那儿有我一封电报。“念念。”我大喊着(这些呆子，他们还等什么？)。
电文是：“周六下午伯安哥瑞号到，爱你的。”
这次完全是真的，我注视着她跳下甲板，是她，就是她。比以前更迷人了，除了那个锡制小衣箱，还拿了个盛满各种物品的旅行包和盛帽包。斯塔西娅到哪里去了呢？
她还在巴黎，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
太好了！我心想，没必要再问什么了。
在出租车里，我跟她谈起了租的那间房子，她似乎很高兴。“以后我们要找个更好的地方。”她说(“天啊，不！”我自语着，“为什么要找更好的地方呢？”)。
我有许多问题急着问她，可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甚至连她为什么换了船都没问。昨天的事、一个月前的事、五年前的事有什么要紧的呢？她回来了就足够了。
没必要问了……她正急着要告诉我呢。我不得不让她慢点儿，别一下子把一切都说出来。“留些以后再说吧。”我说。
她在衣箱里翻找着东西：她买回了各种礼物，包括油画、雕刻、艺术纪念册，这时，我忍不住向她示爱了。我们就在地上那一大堆纸、书、画、衣服、鞋子等东西间进行了。即使如此都没能打断她的话。她有那么多话要对我说，有一连串的名字要说出来。这些我听起来简直感到杂乱无章。
“告诉我，”我突然打断她问，“你能保证我会喜欢那儿吗？”
她的脸上马上露出狂喜的表情，“喜欢？瓦尔，那是你一生梦想的地方，你属于那儿，甚至比我更属于那儿。那里有你追求而这里又找不到的所有东西，所有东西！”
接着她大讲起来：大街，看起来弯弯曲曲的，小巷，小胡同，那些迷人的小地方，宽阔的大道，像闪闪发光的星星一样，集市、肉店、书摊、大桥、自行车棚、咖啡馆、卡巴莱①、公园、喷泉，甚至那些小便池，应有尽有，像走马观花的旅行，听着这些，我只能转转眼珠，摇摇头，拍拍手，同时心里想，“有这一半好，也就很不错了。”
[注释]：
①卡巴莱：又称夜总会，供应酒，有伴舞的音乐及各种表演。
也有让人不愉快的，那就是法国女人，很明显她们不漂亮，迷人倒蛮迷人，可不像美国女人那么美，男人却很有趣而富有活力，虽然不好摆脱。她觉得我会喜欢那些男人，尽管她不希望我养成他们那些女人们很在意的习惯，她觉得那里的男人对女人还存在一种“中世纪”的概念。他们可以在公共场合殴打女人。“太可怕了，”她感叹道，“没人敢阻拦，连警察都往别处看。”
我不太相信这种那里通常出现的情况，可能我是用女人的观点看问题的。美国的美容业虽保持了许多美女，可她们对我却毫无吸引力。
“我们得回去，”她说，忘了“我们”并没有一起去过。“瓦尔，这是你惟一的生活，我保证，即使我们挨饿，你也可以在那儿写作，那儿好像没什么人有钱，但是他们还是那么生活着，至于怎样生活，我也不知道。无论如何，在那儿一文不名和在这儿一文不名是不一样的。在这儿，就难了。在那儿，还……好了，我想你会说我浪漫，但我们回去是不会一文不名的。我们现在就拼命工作攒钱，至少两三年才真走呢。”
听到她那么热切地谈“工作”，我很高兴。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一起散步谈话，只谈将来的计划，为了省钱，她决定找个能做饭的地方，一个比我现在租的这个门厅卧室更像个家的地方。“一个你能工作的地方。”她这么说。
与以前真有惊人的相似，我想她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况且无论如何她也会这么做的。
“你那工作一定很烦人吧？”她说。
“还不太糟糕。”我知道她下面会说什么。
“我希望你不会永远干这个吧？”
“不会，亲爱的，我很快就会安下心写作。”
“那个地方，”她说，“人们似乎比这儿生活得好，而且花费也少得多。如果你是画家，你就画画；如果你是作家，你就写作，不用等着条件都具备了。”知道我会怀疑，于是她变了一下嗓音继续说：“我知道，瓦尔，你不愿意让我干那些事来维持生计，我自己也不愿意，可你不能既工作又写作，这点很清楚。如果有人需要作出牺牲，让我来吧。坦白地说，这并不是什么牺牲。我活着就是为了看到你能做成你想做的事，你要相信我，相信我会为你做出最大努力的。一旦到了欧洲，情况就不同了。我知道你会在那儿得到发展的。我们这儿的生活是那么缺乏思想，那么微不足道。瓦尔，你意识到了吗？你几乎没有想见的朋友，这难道不能说明些什么吗？在那儿你坐在咖啡馆里就能马上交上朋友。而且他们的话题也都是你喜欢谈的，乌瑞克是你惟一谈得来的朋友，跟其他人谈话，你只不过像个小丑，是这样的吧？”
我只得承认确实是这样的。如此诚恳的谈话使我感到她比我自己更清楚什么适合我，什么不适合我。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急于找到愉快地解决我们之间问题的办法，尤其是我们两人共同工作以及彼此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
她回来时口袋里只剩了几分钱。她告诉我是因为钱不够她才临时换了船，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她煞费苦心地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可话说得又快又没头绪，因而我根本没听明白。奇怪的是她很快就找到了新住房，在布鲁克林一条最漂亮的大街上。她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预付了一个月的租金，给我租了台打字机，还买了许多吃的储存起来，我很奇怪她从哪儿弄到的钱。
“别问我，”她说，“如果我们需要，钱还会有的。”
这时我想起了自己拙劣骗取几个小钱的把戏，还想起至今还欠托尼的钱。
“你知道，”她说，“每个人见我回来都很高兴，什么事都不拒绝我。”
“每个人”，我想她是指“某个人”。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千万辞掉那份讨厌的工作吧！”
托尼也明白她会让我辞掉工作的。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也不会再跟我们一起呆多长时间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很嫉妒你，你真走时，千万保证咱们别失去联系。我会想你这家伙的。”
我试图告诉他多么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可他一摆手说：“你要是我，你也会这么做的，说真的，你是不是马上就要安心写作了？但愿你能这样做，我们每天都能找到挖墓工，可不容易找到作家，你说对吧？”
没出一星期我就和托尼道了别，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最终还清了欠他的钱，可每次给的都不多。别的债主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后才拿到我欠他们的钱。有几个人甚至没等到我还债就死了。这就是生活：高尔基所谓的“我的大学”。
新住房很好，是套旧褐石房子二楼的后半部分，柔软的地毯、厚厚的毛毯、冰箱、浴池和淋浴、大餐具室、电炉子应有尽有。女房东很喜欢我们，她是个头脑开放且酷爱艺术的犹太人，有作家和画家作房客，是她求之不得的(莫娜自称画家)。她丈夫突然去世前，她一直当教师，而且爱好写作。她丈夫的死亡保险金使她能够不再教书。她希望自己很快能开始写作。或许我能给她提点建议，如果有时间的话。
各方面情况都很让人满意，这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看到莫娜每天下午拎着鼓鼓的购物袋回来，我简直再舒服不过了。见她变了，围上围裙做饭，我简直太高兴了。一副婚后幸福的妻子模样，她做饭时，还放着录音带，通常是些外来的带子，一些我自己从来买不起的东西。吃完饭，还会喝点可口的甜露酒再加点咖啡。时而还看场电影，不看电影就到周围的贵族区散散步。不折不扣的幸福安宁生活。
一天，她突然很自信地告诉我有个富有的老头子看上她了。作为作家，谁会信她呢，不过我还是耐心听着，一点没表现出不安与恼怒。
很快我便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自信了。如果她能向这个仰慕她的人证明自己能写本书或小说什么的，并能巧妙而多样地运用实词，他便能保证这本书出版。他还答应在书的写作过程中，每周可以提供一笔可观的费用。当然，每周他都想见到几页写成的东西，这很公平，不是吗？
“还不止这些，瓦尔，别的我以后再告诉你，你真写起书时再说。我肯定会告诉你的，相信我，你必须信任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惊讶得都不会思考了。
“你能干吗？你愿意干吗？”
“我可以试试，但……”
“但什么，瓦尔？”
“他会不会马上看出是出自男人之手呢？”
“不会，瓦尔，他看不出来的！”她马上回答。
“你怎么知道？怎么那么肯定？”
“因为我试验过他了，他读了你写的东西，当然我冒充是我写的，他一点儿都没怀疑。”
““告诉你吧，他很感兴趣，说我的确很有才气，他还要给一个当出版商的朋友看看，这回你满意了吧？”
“这是小说……说实话，你觉得我能写小说吗？”
“为什么不能？你想做什么事都能做成。这本小说不用太遵循传统的写法，他只想看看我是不是真能坚持写完，他说我太古怪任性了。”
“还有，”我插了一句，“他是否知道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你……住哪儿吗？”
“当然不知道！你以为我疯了？我告诉他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有病。”
“他是干什么的？”
“我想他是做皮毛生意的。”她回答，这时我想她认识了他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关系也真有意思。对于类似问题，我得到的只不过是些月亮是由酸奶酪做的一类童话式的答案。
“他还玩股票，”她接着说，“他可能同时做着好几件事。”
“他真觉得你是个与有病的母亲住在一起的单身女人？”
“我告诉他我结过婚又离了，我把艺名告诉他了。”
“听起来你好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么，至少你晚上还要往外跑吧？”
听了这话，她说：“他和你一样，不喜欢格林威治村和那些放荡不羁的胡言乱语。说真的，瓦尔，他是个有点儿文化修养的人，他酷爱音乐，还拉过小提琴呢。”
“真的？你怎么称呼他，这老家伙？”
“爹。”
“爹？”
“是的，就叫他爹。”
“他有多大岁数……大概？”
““那不太老呀？”
“不老，他就那样穿衣打扮，显得老点儿。”
我真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于是说：“好了，这一切都挺有趣，谁知道呢？也许会有结果的。咱们散散步，好吗？”
“当然可以，”她说，“你想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吧。”
你想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这句话我可是好长时间没从她嘴里听到过了。难道欧洲之行真的使她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还是有什么她还没想告诉我的事儿？我不想生疑，过去那些搬弄是非的所作所为，确实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伤疤。现在这个爹的提议……似乎很光明正大，很真实，显然这是为我而不是为她考虑。如果这样会刺激她，使她也想当个作家而不当演员了怎么办？她这样做是为了使我行动起来。这是她解决我的问题的办法。
有一点引起了我很强烈的好奇心。我后来听了她跟我说她与爹的谈话，那有关“她的创作”的谈话，我才明白爹根本不傻。他会问些问题，有时还是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她不是作家，很可能不知道，而面对这么直截了当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说？”她很可能回答：“我不知道。”如果觉得自己应该知道，她便惊人地解释一番，这番解释即使是作家也会为自己如此敏捷的思维而感到骄傲。爹很欣赏这些回答。他终归不是作家。
“再告诉我点儿什么吧。”我说。
于是她就又告诉我些事儿，虽然多半是虚构的，我还是放松地大笑着。一次我一高兴便问，“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就不是个当作家的料呢？”
“员，其他什么也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骗子？”
“我说我干什么事都没什么才气。”
“你并不总这么想吧。”我说着又为自己强要她承认感到有点不自在。
“我总这样想！”她目光一闪接着说，“我当演员……或者说我登上舞台……只是想向父母证明自己比他们想的要强，我并不真正喜欢戏剧。每次接下一个角色我都很害怕，好像自己是个骗子。我说自己是演员，意思是说我经常装模作样。你知道，我并不是个真正的演员。你是不是总能看透我呀？你能看透一切假的和做作的东西。我有时很奇怪你怎么能容忍和我生活在一起，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这些从她的嘴里吐出来的奇谈怪论！即使现在她这么坦率，这么真诚，其实也是在作戏。她装出一副自己是个装模作样者的样子。就像那些有表演才能的女人，当人们怀疑她是否真实时，她或贬低或夸大自己；她想打动别人时，表现得是那么自然。这是她使对手消除敌意的好办法。
要是能让我听到她和爹之间的那些谈话该多好呀！尤其是他们讨论写作的谈话，讨论她的写作。谁知道是真的吗？也许那老家伙(她不情愿这么叫他)真的看透了她。可能他只是装着(用这些写作的知识)考考她的样子，以使她更容易接受他大把大把塞给她的钱。可能他认为让她觉得这钱是自己挣的能使她不那么尴尬。据我所知，他不是那种公开提出让她当情妇的人。她从没直接说但已暗示出来他的肉体有点让人恶心(一个女人还能怎么说呢？)。接着想想，对这样的女人来说有什么比被当成艺术家更让她高兴的？通过奉承她，或许不用要求，她就会摆出一副情妇的样子，只不过出于感激而已。一个女人，如果真感激别人对她的殷勤，几乎是连自己的肉体都可以奉献的。
当然，她这样做可能是等价交换！从一开始起就是等价交换。
这些想法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很奇怪，诸事顺利时脑子里会想得很多，精神上却没有受到影响。
我很愿意饭后和她散散步，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项新内容。我们畅谈着，口袋里有钱真好，它使我们不考虑自己的难处而去考虑和谈论些其他事情。周围的街道很宽阔，很漂亮。修建时花了许多钱。那些破旧的大楼，一天天地失去着风韵，沉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毕竟还有一种庄严的气派。这些大楼前是些奴隶的铁像和昔日的拴马桩。车道上搭了凉亭，老树枝叶茂盛，非常整洁的草场上闪耀着令人兴奋的绿光。总之，安详与宁静笼罩了大街小巷，听见的只是一个街区以外的脚步声。
这是一种益于写作的气氛。从我们住房的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个长着两棵大绿茄树的美丽花园。有时从开着的窗户还能飘进美妙的乐曲声。因为女房东发现我喜欢犹太音乐，有时我还能听见领唱者的声音，通常是索萝塔或罗森布莱特。有时她会敲敲门，给我送来一块自己做的馅饼或自己烤的裹馅卷。她通常会看上半天我那堆满书和纸的书桌，然后匆忙走开，似乎很感激能荣幸地看上作家的小屋一眼。
一天傍晚我们散步时，在街角的一家文具店前停下了脚步，这里卖冰淇淋、苏打水和香烟。这是一家犹太人经营的旧商店。我一进去就喜欢上了这地方。里面那种平淡而使人昏昏欲睡的气氛和我小时候想买个巧克力冰淇淋或买包西班牙花生时光顾的那些小店一样。店主坐在昏暗角落的一个桌子旁和一个朋友下着象棋。他们低头伏在棋盘上的样子使我想起了名画，特别是塞尚的《玩牌者》。店主给我们拿东西时，那个头发灰白、大帽子拉到眼前的胖子还在继续琢磨着那盘棋。
我们买了香烟，想再买点冰淇淋。
“别搅了你下棋。”在他给我拿东西时我说，“我知道下棋时被打断了是什么感觉。”
“这么说你也下棋？”
“下，就是下得不好。我把多少个晚上都浪费在这上头了。”虽然不想耽误他，我还是对第二大街、曾经逛过的那个象棋俱乐部和皇家咖啡馆作了几句评论。
这时那个戴大帽子的人站起身向我们走来，他跟我们打招呼的方式使我意识到他把我们错认成犹太人了，这使我感觉很温暖。
“你也下棋？”他问，“那太好了，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下一盘呢？”
“今天晚上算了吧，”我回答，“我们是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
“你们就住在附近吗？”
“就在这条街。”我回答，同时把我们的地址告诉了他们。
“住斯科洛夫斯基夫人的房子呀，”他说，“我们很熟，我在离你那儿也就一个街区的地方开着家男士装饰用品店……在麦尔托道上，有时间来串门，好吗？”
说着他伸出手说：“我叫埃森，锡德·埃森。”然后也和莫娜握了握手。
我们也自报了家门，他又和我们握了握手。他那么高兴简直令人觉得有点奇怪。“这么说，你不是犹太人？”他问。
“不是，”我说，“可我经常被当成犹太人。”
“不过你妻子，她是犹太人吧？”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莫娜。
“不是。”我解释说，“她一半吉卜赛血统，一半罗马尼亚血统。是布科维纳人。”
“太好了！”他大喊着，“阿贝，雪茄在哪儿？请把那盒烟递给米勒先生。”然后转向莫娜问：“这位太太来点油酥点心吗？”
“你们下的那棋……”我问。
“管它呢！”他说，“我们只不过为了消磨时光，和您及您迷人的太太聊聊天才真痛快呢。她是演员吧？”
我点点头。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肯定谈了有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显然是我对与犹太人有关的事情的偏爱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我不得不答应他很快会去他的店里看他。如果我愿意，我们还可以在那儿下几盘棋。他说他开的那个店冷清得快成停尸房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肯放弃，店里也就还剩很少几个顾客。我们又握了握手，他说他希望我们能赏脸见见他的家人，还说我们几乎是隔壁邻居了。
“我们又交了个新朋友。”我们一边在街上漫步，我一边说。
“看得出他很喜欢你。”莫娜说。
“他像不像条想让人拍打抚摸的狗？”
“肯定是个孤独难耐的人。”
“他是不是说他拉过小提琴？”
“是。”莫娜说，“记得吧，他说每周在他家里都举行弦乐四重奏……还是说的是过去呀。”
“对，他说了，哎，犹太人太喜欢小提琴了。”
“我怀疑他觉得你有犹太血统，瓦尔。”
“也许有，如果真有，我肯定不会感到羞耻的。”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不是说你这样做了。”我终于说话了。
“我知道，没事。”她回答。
“他们还会下象棋，”我半自言自语着，“还喜欢送礼物给人，你注意到了吗？”
“我们能不能谈点别的？”
“当然了！当然可以！对不起，只不过他们使我很激动罢了。我一碰到真正的犹太人就像回到家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热情大方，跟你一样。”她说。
“是因为他们是个古老的民族，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瓦尔，你本来就不是为美国而生，除了跟自己的同胞，你和别人处得都很好，你是个被排斥者。”
“你又怎么样呢？你也不是这儿的人呀！”
“我知道，好了，写完小说我们就离开。我不在乎你把我带到哪儿，但是你必须先看看巴黎。”
“对呀！可我也想去看看其他地方……罗马、布达佩斯、马德里、维也纳、君士坦丁堡。我想有朝一日还要去游览一下布科维纳。还有苏联的莫斯科、彼得堡。啊！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脚印走！多么美好的梦想呀！”
“能实现的，瓦尔！我们要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这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去。”
“你真这么想？”
“真的。”突然她冒出了一句，“不知道斯塔西娅现在在哪儿？”
“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回来后就一直没有她一点消息。我预感再不可能会有她的消息了。”
“别担心，”我说，“你一定会有她安然无恙的消息的。说不定哪天她就出现了，就是这样！”
“到了那里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你的意思是……”
“我也说不清，就是不一样了。或许更正常了。某种男人似乎会吸引她，比如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奥地利人。她认为他很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谁知道呢？他们经常在一起，好像在热恋。”
“你说好像，是什么意思？”
她停了一下，似乎很痛苦并且很激动地说：“哪个女人也不会被那样一个男人打动！他奉承她，完全听她摆布，可她却很喜欢这样。可能这样能使她感觉更有女人味一点儿。”
“这根本不像斯塔西娅，你真觉得她变了吗？”
“我都不会思考了，瓦尔，我只是感到伤心，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胡说八道，不会这么轻易地就失去一个朋友的。”
“她说我占有欲也太强……”
“对她你可能是这样。”
“没人比我更理解她。我只是想看到她幸福。自由而幸福。”
“这是人们通常说的相爱的感觉。”
“这要胜过爱，瓦尔，远远胜过。”
“还有什么能胜过爱的？爱难道还不是全部？”
“对女人来说可能还有别的，因为男人不能很敏感地抓住爱情。”
我担心这场讨论又会变成争吵，于是尽量巧妙地转换了话题，我假装饿了，使我奇怪的是，她说，“我也饿了。”
我们回到住处，吃了一顿很不错的快餐：肥猪肝酱，凉火鸡，凉卷心菜色拉，用可口的摩泽尔白葡萄酒往下送着。吃完后，我觉得自己又可以坐在打字机前正儿八经地写作了。或许是因为那谈话，谈话中提到的旅行和那些奇怪的城市……谈到的一种新的生活；或许是因为我成功地避免了使我们的谈话变成一场争吵(斯塔西娅是个十分微妙的话题)；或是因为那个犹太人锡德·埃森；或是因为那些有关自己民族历史的记忆。还是单单因为我们的住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使人感觉舒服自在，反正我是可以坐到打字机前真正写作了。
她收拾着桌子，我感慨道：“如果能边说边写下来……像高尔基、果戈里、汉姆生那样写作该多好呀！”
她看了我一眼，像有时母亲盯着自己怀里的孩子似的。
“为什么要像他们那样写作呢？”她反驳道，“按自己的方式写就再好不过了。”
“但愿我自己也这么想，哎呀！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吗？我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我想模仿自己喜欢的每位作家，但愿我也能模仿自己！”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看几页你写的东西？”她问，“我很想看看你已经写成了什么？”
“很快就能看到的。”
“是有关我们的吗？”
“我想是吧。我还能写什么呢？”
“瓦尔，你什么都能写。”
“那是你这么认为。你从没发现我的缺点。你不知道我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有时我会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了，有时不知道怎么才能有创作灵感。几分钟前，我还疯子般地在脑子里写着写着。一坐在打字机前就成了傻子，写东西真难住了我，真使我难受！
“你知道吗？果戈里晚年去了巴勒斯坦，这个怪人，想想这个俄国疯子死在了罗马！不知道我会死在哪儿！”
“瓦尔，你这是怎么了？你在说些什么呀？你还能活八十多年呢，写吧！不要大谈死亡了。”
我觉得应该给她讲讲这本小说的内容，于是就问，“猜猜在这本书里我管自己叫什么？”她猜不出，我便告诉她，“我用了你叔叔的名字，你那个在维也纳的叔叔。我记得你告诉我他在骑兵团里。有时我根本想不出他是个屠杀军团的上校，还是个犹太人，可我喜欢他……你给我讲的有关他的故事我都很喜欢，于是我就用了他的名字……”
我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想让这本带着血腥味的小说像个喝醉的哥萨克骑兵一样冲锋陷阵(只有波普可能不这样认为)，俄国，俄国，你正朝着哪儿前进？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吧，像那旋风一样！我要保持自我的惟一办法就是破坏，我永远也不会写书去迎合那些出版商。我写的那些梦游的书简直太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头脑里有数不清的字词，它们像碎金属片一样四下碰撞，我厌倦了组合这些碎片，我也厌倦了这些骑兵的冲锋……黑暗中。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支直射目标的利箭，一支毒箭。我要消灭所有的书籍、作家、出版商和读者，我认为单纯为出版而写作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想为那些疯子或天使们写作。”
我不说了，这些想法使我脸上掠过一丝怪笑。
“我们的房东听了我这番话会怎么想呢？她对我们太好了。她不了解我们。她永远不会相信我是个活生生大杀犹太人者。她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索萝塔和那血腥的犹太音乐着迷。”我突然停了一下接着问自己，“索萝塔和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瓦尔，你太激动了。把这些话写进书里吧，不要白费口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