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当铁桥被冻在大地上、瓶子里的牛奶被冻成像蘑菇茎般的冰棱时，走在冬日的街道上，一阵又一阵的寒流向人袭来，可以说这就是典型的北方最冷的天气了。在这样的日子里连最愚蠢的动物都不会把头从洞里伸出来；在这样的日子里简直不敢想象能在大街上碰到个陌生人向他乞求施舍。在这样呼啸的刺骨寒风中，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在大街上停留的时间会超过掏一枚硬币所需的时间。在这样一个会被生活舒适的银行家描述为“晴朗清新”的天气里，乞丐们没有填饱肚子或者乘车的权力。他们向往的是温暖的艳阳天，在那样的日子里就连最残忍的施虐狂都不会再给小鸟扔面包渣了。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会有意挑一批衣服样品，出门去拜访我父亲的一位客户，而且我心里早就明白我不会得到什么订单，但是一种折磨人的谈话欲驱使我去拜访他。
在这种场合我心目中有一位特定的人物可以去找，因为只有和他在一起才能度过最不寻常的一天。我该再加上一句：他这人很少订货，而且即便是订了也要拖上几年才能付款，但他还是不失为一位我的客户。我总是向老头子找借口去拜访这位老人——吉姆·斯蒂莫，想让他买下我们认为他最终要买下的全套西服(这个斯蒂莫，他总是说他有一天会成为法官的)。
我从未向老头子透露过我和斯蒂莫之间经常进行的那种和服装毫无关系的谈话的性质。
“你好啊！找我有什么事？”
他通常这么和我打招呼。
“你要是认为我会买更多的衣服的话，那你一定是疯了。我连上次买衣服的钱还没给你呢，不是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五年前？”他几乎始终都没从一大堆文件中抬一下头。他的办公室里有股难闻的气味，这是因为他长期以来经常放屁的习惯造成的。他甚至当着他的速写员的面也照放不误。他还总是抠鼻孔。坦白地说，要不是这样他也就不是他了，他只会是和其他律师一样的一名普通律师。
他的头还是继续埋在那堆法律文件中，接着像鸟一样兴奋地问：“你近来在读什么书？”没等我回答，他又说道：“你能不能在外边等我几分钟？我现在正忙着，可别跑开……我想跟你聊聊。”这么说着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个一美元的硬币。“给，等我的时候买杯咖啡喝。一个钟头以后再来……我们一起吃午饭，好吗？”
接待室里有许多顾客在等着和他谈话。他让每个人都再多等一会儿。有时他们要等上一整天。
去咖啡店的路上我破开了那一美元买了张报纸。浏览报纸的标题给我一种自己属于其他星球的超然感觉。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还得有充分的准备去和斯蒂莫交涉。
一边翻着报纸我一边开始思考斯蒂莫的大问题——手淫。很多年以来他都在努力克服这个坏毛病。一些上次我们谈话的片断涌入了我的脑海。我记起自己是怎样建议他去一家上等的妓院试试，他听了我的建议时脸又是怎样的扭曲。“什么？我，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和一群肮脏的妓女混在一起？”而我能说的只有：“她们并不是个个都脏！”
最可怜的是当我提到这件事时，他是以怎样一种恳切、哀求的口气在分手时让我告诉他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什么都行。可我只想说“算了吧”！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也许对他来讲一小时就像五分钟。我终于站起来向他的办公室门口走去。外面奇冷无比，我几乎想跑着过去。
他已经在等我了，这很让我吃惊，他坐在那儿发呆，握在一起的两只手放在桌上，目光似乎进入了永恒的世界。我留下的衣服样品敞开着。他告诉我他决定订一套西服。
“我不着急，”他说，“我不需要什么新衣服。”
“你知道，你是我进行一次认真交谈的惟一对像。你每次来我都有收获，今天有什么要推荐的？我指的是文学作品，上次的那本是《奥勃洛摩夫》对吧？它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他停顿了一下，不是想听我回答，只是为了攒足劲儿再接着说。
“你上次走了之后我爱上了一个人，这让你吃惊了吧？是的，我爱上了个小姑娘，非常年轻，是个彻头彻尾的慕男狂。她已经快把我吸干了。可我怕的倒不是这个——我是怕我老婆。她在我身上干的时候真让我难以忍受。我直想从躯壳里跳出来。”
看到我咧着嘴笑，他又说：“让我告诉你吧，这事儿挺有趣儿的。”
这时电话响了。他集中精力听电话，在说了些“是”与“不”之后，他突然朝着话筒大声吼起来：“我不要你一分脏钱！让他找别人替他辩护吧！”
“想贿赂我，”他放下电话说，“是个法官，也是个大人物。”
他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好了，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他站了起来。“去吃点东西怎么样？边吃边聊会更好的，你说呢？”
我们俩拦了辆出租车，去他经常光顾的一家意大利餐馆。这地方很偏僻，但却很舒适，空气中飘散着美酒的香味、锯末味和奶酪味儿。
点完菜他说：“你不会在意我老讲自己的事吧？我想这是我的毛病。就连读书、读好书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老想自己、想我自己的事。这倒不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你知道我只是摆脱不了而已。”
“你也摆脱不了，”他又接着说：“只不过你的方式比我的好些。我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对自己了如指掌。一想到我是什么、我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样我就害怕。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诚实。而且我也并不因此居功自傲。这纯粹是天性。是的，我既以诚待人也以诚待己。”
我插了一句，“你可能是像你自己说的以诚待人，但你应该在待己方面更慷慨一些，我是说你对自己应该更慷慨一些。如果你不善待自己，那你还指望谁来善待你呢？”
“我生来就不这么想，”他很快地答道，“我从出生时开始就是个清教徒，当然了，是个退化了的清教徒。问题是我退化得还不够，你还记得有一次你问我读没读过马奎斯·德·萨德①吗？是的，我试着读了读，但他让我厌倦得要命。他的法国味儿太浓了，不合我的口味。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叫他圣人马奎斯。你知道吗？”
[注释]：
①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以性变态描写而著称，曾多次被囚。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品尝了意大利勤地酒，正在大吃意大利通心粉。酒有一种使人变得柔和的作用，他能喝很多酒却不醉。事实上这正是他的另一个问题——不能醉，就连酒精也醉不了他。
他就像知道了我的心思一样，开始说他是一个彻底的精神论者。一个连“生殖器都能思考问题”的精神论者。“你又在笑了，这很可悲。我说过的那个姑娘——她认为我是个做爱好手，可我不是，她是。她才是真正的做爱专家。我呢，我和自己的思想做爱。这就像是进行一场审问，但用的不是我的脑子，而是用生殖器。这听起来很费解是不是？这是因为我做爱的次数越多，我的注意力就越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有时——就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对方到底是谁。这可能是因为手淫引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回我不是自己干，而是别人和我干，这当然比手淫强，因为你可以更加超然。当然了，那姑娘也挺开心的，她可以和我做她想做的任何事，这让她兴奋、激动，但有一点她有所不知——如果我告诉她也许会吓着她——那就是干那事时我的人根本就不在那儿，你知道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全神贯注。我不仅是全神贯注，而且是全心全意，可以说我的全部的心思都附在了生殖器上……顺便问一句，我想问问你，你干那事儿时有什么感觉？……你的反应是什么？这帮不了我的忙。我只是好奇。”
突然他转换了话题。他想知道我近来有没有写什么，当我说没有时他说：“其实你现在就在写，你只是没有意识到，你一直都在写，难道你不知道？”
他这个奇怪的发现真使我大吃一惊。我叫道：“你是说我——还是在说别人？”
“我说的当然不是别人，我说的是你、你！”他的声音变得尖锐、气愤：“你告诉过我你会写的，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停了一下，吃了口东西，一边咽一边接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和你聊吗？因为你是个好听众？不，不是。我对你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因为你对这根本就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不是我约翰·斯蒂莫，而是我所讲给你听的事，或者说是我讲解的方式。可我对你感兴趣，绝对感兴趣。这和你对我不一样。”
他静静地嚼了一会儿。
“你现在差不多和我一样复杂了，”他接着说：“你知道这点，是不是？我想知道的是人们都在为什么活着，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别怕，我不会刨根问底的。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真话，你是个假想的拳击对手，从不会主动出击；而我是律师，我的职责是处理案子。我想象不出除了空气之外你还能经营什么。”
说到这儿，他像蛤蜊一样闭上了嘴巴。他静静地咀嚼、吞咽了一会儿，然后又说：“我想请你今天下午和我一道去，不是去办公室，是去看看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姑娘。一起去看看吧，她是个很好接近的女孩儿，也是个很好的谈话伙伴。我想看看你对她的反应。”他停了一下，想看看我怎样接受这个请求，接着又说：“她住在长岛，开车要走上一阵子呢，但是值得。我们带上点葡萄酒和施特兰加酒，她喜欢喝酒。怎么样？”
我同意了。我们走到他停车的车库，花了好一会儿才把车发动起来，可是走一段车就坏一次。我们一会儿一停，三个小时还没出城，而我们自己却快冻僵了。还剩六十公里路时天已经漆黑一片了。
有几次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停下来修车，他好像到哪儿都是熟客，大家都很尊敬他。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每次走这条路都是走走停停，所以才交了这么多朋友。“除非有把握打赢，我是从来不主动接案子的。”
我试着问他一些关于那个姑娘的事，但他的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情。很奇怪，现在他脑子里想的头等大事是长生不死的问题。他想知道如果人死了性格就会随之消失，那来世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认为用一个人的一生来解决问题时间太短了。“我还没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呢，”他说，“我已经快50岁了，人应该活到150岁或200岁才能做成点什么事。真正的人生问题是在经历了性爱和物质的艰难困苦之后才开始的。我在二十五岁时以为得到了所有的答案，而现在我却觉得我其实什么都不懂。现在我们要去见一位慕男狂，这有什么意义呢？”他点了一支烟，抽了一两口就扔了，接下去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大雪茄。
“你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我先这么和你说吧——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会把她抢来一起跑到墨西哥去。去那儿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应该是从头开始吧。可正是这件事让我为难——我没胆量这么做。我是个道德上的懦夫，这是千真万确的。除此之外，我知道她也在拉我的后腿。每次我离开她时都说不准她会不会在我刚一转身就和别的男人上床。我不是嫉妒——我是恨被别人耍弄。我是个笨蛋。除了在法律方面以外，我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是傻瓜。”
他又徒劳地就这个话题唠叨了一会儿。很显然，他以贬低自己为乐。我呢，就只是坐着、听着。
现在他又换了个话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成为作家吗？”
“不知道。”我说。我为他产生这个想法而感到吃惊。
“因为我很快发现我根本没什么好写的，我从来都没活过，没冒过风险，也没有过收获，那句东方谚语怎么说来着？‘害怕鸟儿啄就不敢撒种子’，对，就是这么说的。你给我读的书中的那些疯狂的俄国人，他们都有生活经历，即使是他们从未离开过出生之地。什么事情要想发生就总得有合适的气候条件，而且如果你有这份天才的话，没有条件也能创造条件。我从来没创造过什么，我只是按照规则玩游戏。结果呢？告诉你吧，那就是死亡。呵，我现在和死了差不多。换句话说，我越是像死人一样，做爱时就越棒。想想吧，你能明白。举个例子，上次我和她做爱时连衣服都没脱，就这么穿着衣服、鞋子什么的爬了上去。她一点儿都不在乎。我穿戴整齐地爬上了她的床，说：‘我们干吗不躺在这儿痛痛快快地快活一场？’奇怪吧？特别是一个有家室、什么都有的大律师有这样的想法就更奇怪了。不管怎么说，话刚一出口我就对自己说：你这个呆子，你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装呢？‘你喜欢这样吗？’说完我就一头扑过去干了起来，我指的就是干那事儿。”
我在这里插了一句玩笑，问他想没想过来世会不会有生殖器……也用它干那事？
“有没有想过？”他叫道：“我就是老被这事折磨着！我绝不想把那玩意儿和头脑一起再带到那个不朽的生命中去。当然了，我也不想过天使的生活。我只想作我自己——约翰·斯蒂莫，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拥有一些时间想问题——一千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听起来很傻吧？但我就是这么想的。马奎斯·德·萨德，他手里有的是时间。应该承认他想了很多问题，但我不赞成他的结论。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在监狱里呆一辈子并不可怕，只要你的脑子是自由的。可怕的是你自己营造的监狱，而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把自己变成了囚犯。一代人中很少有几个能够冲出这座监狱。如果有一天你能看清生活是怎么回事，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场闹剧，一场大闹剧！想想一个人会把一生都浪费在替别人辩护和宣判上面！法律这个营生根本就是愚蠢的，因为有了法律，没有一个人会比别人强，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是傻瓜的游戏，只不过是被扣上了个华丽的名字。明天我会坐在法官的椅子上，做个真正的法官。我会因为别人叫我法官而高看我自己吗？我会有什么不同吗？不，不会。我还要玩这个游戏……法官的游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输了的原因。我知道我们在游戏中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而每个人能够做的也就是尽全力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连换着演不同的角色我都不愿意。你懂吗？我想我们是该有个新的计划、新的交易做了。法庭得继续存在下去，法律、警察、监狱都得继续存在下去。可这简直是愚不可及，整个这一套都是愚不可及。我就是为这个才痛苦得要命。你要是同意我的看法你也会这样的。”他猛地停下来，像爆竹静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们马上就快到了。“记住，不要拘束，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想做什么、想说什么都可以，没有人管。如果你想试试和她干那事我也没意见，只是别上瘾。”
我们把车开进院子里时暮色已经笼罩了整个房子。在餐厅的桌子上我们发现了一张用大头针别着的字条儿，是贝尔那个做爱能手写的，说是她等我们等得不耐烦，相信我们来不了了，等等。
“那她在哪儿？”我问。
“兴许到城里去和朋友一起过夜了。”
看得出他并不十分沮丧。嘴里咕哝了几句“婊子这……”、“婊子那……”之后，他走到冰箱前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剩饭没有。
“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过夜的，”他说。“她给咱们留了一些烤熟的豆子和冷火腿。有这你行吗？”
收拾吃剩的饭菜时他告诉我，楼上有一间很舒服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他说。
我很想睡觉，不想再有一场彻夜长谈了，可斯蒂莫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的大脑机器停止转动。严寒不能，酒不能，就连疲劳也不能。
若不是因为斯蒂莫开始说话时的那种声调让我大吃一惊，我会头一沾枕头就立刻昏睡过去。可突然间，我像是吃了一打安非他明一样清醒了过来。他的第一句话，那种平静和缓的声调让我像触了电一般。
“我注意到你好像是对什么都不感到吃惊。好吧，让你听听这个……”
他就这样开始了。
“我是个好律师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身上也有罪犯的成分。你根本想象不出我会设计害人，对不对？可我确实这么想过，想害死我太太。至于怎么做我却不知道。不是因为有了贝尔，只是她让我厌烦死了，我再也爱不了了。二十年来我从她那里一句明智的话也没听到过，她已经把我逼到绝路上了。她也知道贝尔的事，她只是不想让外人知道。该死的！是她把我变成了手淫癖。我讨厌她，从一开始就讨厌她。只要一想到和她睡觉我就恶心。是啊，我是可以和她离婚，为什么要把下半生都浪费在她身上呢？自从我爱上了贝尔，我就有机会想一想，盘算盘算了。我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这个国家，走得越远越好，一切从头开始。做什么我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干法律。我想一个人呆一段时间，工作越少越好。”
他喘了口气。我什么也没说，他也不想让我说什么。
“坦白跟你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说服你和我一起走。只要经济允许我就会负担你的一切。我这个想法是我们开车出来时想出来的。那张贝尔写的字条儿是我授意她写的。一开始我没有这么想，请相信我，可是我越和你谈就越觉得如果我真想这么干的话，你就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
他迟疑了一会儿，又说：“我必须告诉你关于我太太的一切，因为对一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保守秘密是一种压力。”
“可我也有太太，”我听见自己在叫喊：“虽然我对她没有什么用处，可我还是看不出为什么我要离开她和你走！”
“我懂，”斯蒂莫平静地说，“这事儿我想过了。”
“结果呢？”
“我可以很容易地让你离婚，而且让你不付赡养费。你看怎么样？”
“我不感兴趣，”我答道，“你再给我一个女人也不行。我有自己的打算。”
“你认为我是个同性恋者，对不对？”
“不，一点都不是。好，就算你是，你也不是我想长期与之相处的那种人。另外，这一切也太糊涂了。像一场梦，一场不怎么样的梦。”
他听了这话还是不动声色，一副惹不恼的样子。看到他这样，我觉得非说点什么不可，就问他希望我为他做什么，他希望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什么。
自然，我一点儿都不怕自己被引诱到这种疯狂的冒险之中。可我觉得这么一本正经地劝他未免太虚伪了，而且我也很想知道在他脑子里我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不知该从何说起，”他慢吞吞地说：“假如……，我是说假如……我们找到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比如像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这样容易谋生、气候宜人的地方，假如你也找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姑娘——这并不难以想象是不是？而且你告诉过我你想过、也打算过有一天开始写作。我知道我写不了，但我有想法，许多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白白是个罪犯式的律师；你呢，你也不能白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的疯狂的俄国人的书。你懂了吗？陀氏死了，可我们应该从这儿开始，从陀氏开始。他写灵魂，我们写思想。”
他又要停下来。“说下去，”我说，“听起来很有趣儿。”
“好，”他接着说，“不管你知不知道，反正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叫做灵魂的东西了。这就是你那么难于动笔的原因。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写没有灵魂的人呢？可是我能。我一直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工作，研究他们、分析他们。我不光指我的当事人。把罪犯看做没有灵魂的人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我告诉你不管你走到哪儿，所有你看到的人都是罪犯，你又会怎么想呢？犯人不一定都是犯了罪的人。不管怎么说，我认定了你能写，而且我也不在乎谁来写。对你来说要想写完我的素材需要好几辈子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还要浪费更多的时间呢？样，书能不能出版对我并不重要，我只是想把我脑子里的东西让人写出来，就这些。思想是属于全世界的，我不认为它们是我的私人财产……”
他从床边的瓶子里喝了一口冰水。
“这一切对你来说可能都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不要这么快就作决定。想一想，从各个角度都想想。我不想让你现在接受了我的提议而两三个月后就冷下来。可是我得提醒你，如果你再在目前这种生活中混下去，那你就永远也不会有冲出来的勇气了。你没有理由再延续这种生活了。你得遵循内心的规律行事，而不是遵循别的什么。”
他仿佛是为自己的评论感到不好意思，所以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加快了语速。
“我知道我不是你理想的伙伴。正如我自己所说的，我身上什么毛病都有，而且极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不嫉妒，我甚至没有任何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野心。除了工作几小时以外——我也不想把自己累死——你大部分时间都会独处，想干什么任你自由。就是和我在一起时你也会像一个人一样，即使是我们同处一室。我不在乎住什么地方。只要那是在外国，对我来说就像是在月球上一样。我要和周围的人分开，再也不会有什么吸引我重玩这场游戏了。在我的心目中早已认定我不可能做成任何有价值的事。坦率地说我也不想做什么事了，但至少我满足于做我认定的事。瞧，关于陀氏的话题我可能没说清楚。如果你能听下去我想再细说说。我认为陀氏死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存阶段。正如但丁总结了中世纪一样，陀氏总结了当代社会。说当代社会用词不太确切。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暂时的符咒。人们用这段时间来适应没有灵魂的生活。那些支撑过我们的文明、信仰、原则、信念都不存在了，再也不会复活。请相信这一点吧！在从此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只会生活在思想中。这就意味着毁灭——自我毁灭。你若问为什么，我只能说——人注定是要完整地活着的，但这个整体已经失去了，被埋葬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发现完整的自我——并且为此而生活！我们不讨论这个话题了，它太遥远了。问题是——与此同时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说的就是这个。让我尽量简单地和你说……自从接受文明以来我们所忍受的一切，你、我、我们大家所忍受的一切都应该推翻重新活过，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我们不是别的，是一棵不再结果的老树的最后一批果实，所以我们会死，会像种子一样埋入地下，这样才会有新的、不同的生命生长出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时间，而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新方法，换言之就是对待生命的一种新态度。像现在这样，我们只是徒有生活的虚名，只在梦里生活，在杀不死抹不掉的思想中生活。思想的生命力很强——它比任何理论家最不着边际的梦想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现在很可能只剩下思想了，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小思想，而是可以在其中畅游的大思想、渗透宇宙的大思想。让我告诉你，陀氏不仅是对人的灵魂，而且对宇宙的思想与精神都有惊人的洞察力。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死了其影响也无法泯灭的原因。”
我在这里不由得插了一句：“请原谅，”我说，“那么照你看来陀氏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没有人能解释得清楚。他给我们的是一种启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况来解释它。有人相信耶稣，但也可以相信陀氏。他会带领你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么说你同意吗？”
“同意也不同意。”
“对我来说，”斯蒂莫说，“这就意味着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够想象出来的各种可能性了；这意味着我们被彻底欺骗了——在各方面都被骗了。陀氏事先就已经探索了每个方面，他发现他走的每条路都是死路。他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先驱者。在一遍遍地变换方向、身处每个危险而充满希望的转折点之后，他发现我们根本无路可走，最后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到避难所。”
“这好像不是我所了解的陀氏，”我说，“听上去好像毫无希望。”
“不，这不是毫无希望，这只是现实而已——是超人意义上的现实。陀氏最后相信的一件事可能就是来世。正如牧师们所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想让人吞下一颗包着糖衣的药丸，这颗药丸是我们永远也不想往下吞的——死亡。人类从未接受过死亡这个事实，也没有对它屈服过……我有点离题了。你说到人的命运。陀氏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这样一个事实——人如果不是面临死亡的话，他是不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生活的。他相信，深深地相信，如果人全身心地渴望生活，他就会永远地活下去。无论如何，他没有理由死。我们死去是因为我们对生活缺乏信心，因为我们拒绝完全屈服于生活。也正是因为这点，我们才有今天和今天这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只是对死亡的一种奉献，这还不是明明白白吗？我们拼命想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所创造出的一切，可这个过程都恰恰把我们带向死亡。我们不屈服于生活，我们与死亡抗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上帝失去了信心，而意味着我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正如尼采所说，过危险的生活就犹如过赤身裸体、毫无羞耻的生活，意味着相信生命自身的力量，停止与死亡、疾病、罪恶、恐惧等等阴影抗争，停止与这个充满阴影的世界抗争，而这个世界恰恰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想想军人和他们关于敌人的永恒话题；想想牧师和他们关于罪恶与入地狱的永恒话题；想想法律界和他们关于惩罚与监狱的永恒话题；想想医学界和他们关于疾病与死亡的永恒话题；还有我们的教育家——那些世界上最大的蠢材——和他们鹦鹉学舌般的生搬硬套，还有他们与生俱来的只能接受陈词滥调的能力！更有那些统治者，他们是最虚伪、最自欺欺人、最不可想象的一群。你装作关心人类的命运，而人类还得保留着对自由的幻想，这真是个奇迹。不管你走哪条路，前面都是死路一条。其实禁锢我们的每一堵墙、每一个障碍都是我们自己设置的，没有必要把上帝呀、魔鬼呀、机会呀什么的拽进来。我们造出这个谜的时候上帝正在睡午觉，他让我们自己把思想以外的东西全部剥夺掉，而生命也只能在思想中求得避难所。一切都被分析得失去了价值，而也许正是这种虚无才使生命有了意义，提供了解谜之线索。”
他猛地顿了一下，一动不动地静了片刻，然后抬起了胳臂。
“‘思想有罪的一面’！我不知怎样，也不知从哪儿学来了这个说法，但它却强烈地吸引了我，它可能会成为我要写的那些书的通用大标题。‘有罪’这个词震撼了我。今天，它是一个那么空洞的一个词，然而它又是——怎么说呢？——又是人类词汇中最严肃的一个词。犯罪这个词挺吓人的，它有很深的、错综复杂的根源。有一个时期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反叛’的代名词。然而当我说‘犯罪’时我却很困惑。我承认有时我并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或者说如果我懂的话，我也会认为整个人类就是一只多头的怪物，它的名字就叫做‘罪犯’。有时我这么想——人就是自己的罪犯，这几乎没有意义。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世界上真有罪犯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就都早已受染了。这话也许听起来很俗，是过于简单的陈词滥调，但光是对社会施行手术是切除不掉这个有罪的成分的；它像癌症一样清除不尽。应该说罪恶与法律、秩序是不同时代的产物；罪恶是胎里带来的，它根源于人的意识之中，抹不去，除不掉，除非有新的意识生长出来。我说清楚了吗？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人是怎样把自己和同类看成罪犯的？是什么让他怀有这种犯罪心理的？甚至使动物都有了罪恶感？换句话说，人是怎样在生命的一开始就种下了罪恶的种子的？一个很容易的办法就是把罪过全部都归于卫道士，但我不相信他们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如果我是受害者，那他们也是，可我们又是谁的受害者呢？是什么在折磨我们，折磨我们这些老的、少的、聪明的和无辜的人？我想既然我们已经被赶到了地底下，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要探究的问题。只有在赤身裸体、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毫无阻碍地去处理一些重大问题，而且也许会永远这样进行下去。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也许你不这么看，也许是我看得太清楚了以至无法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出来。不管怎么说，这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希望。”
说到这里他下了床，给自己倒了杯酒，边倒边问我还能不能忍受他的唠叨。我肯定地点了点头。
“你瞧，我已经完完全全地陷了进去。”他接着说道：“实际上我把一切都倒给你之后看得更清楚了，甚至觉得我自己都可以写这些书了。如果这辈子我没为自己活的话，那我一定是为别人活了。也许当我开始写时我就会开始为自己活了。瞧，把这些胸中的郁闷都倾吐出来已经让我对这世界友善些了。也许你说的关于我应该对自己宽容些的话是对的。这的确是个让人轻松的想法。我的心是铁板一块，应该让它熔化，长出纤维、软骨、淋巴和肌肉。想想人能变得像钢铁一样真是可笑，不是吗？如果人一生一世都在拼命抗争的话，就很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
他又停了一下，狠狠地喝了口酒，然后又快速说了起来。
“你知道，除了思想的平静之外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去为之而战。在这个世界上你获胜越多，败得就越惨。耶稣是对的，人应该战胜的是这个世界，‘战胜这个世界’，我想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新的意识、新的看法，这是自由的惟一价值。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自由。从这个世界上死去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我想耶稣的出现对陀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只做成了这一件事，那就是把神‘人性化’了。他把神带到了我们面前，使他更易于理解，这样最终使神更加神圣化了。这也许听上去很奇怪。我还是回到罪恶这个话题上吧！在耶稣眼里人能够犯的惟一罪行就是对圣灵所犯下的罪行。你可以不承认精神、或者叫生命的力量，但基督不承认有罪恶这东西，他不承认这类的胡说八道，这种对人的迷惑，这种可恶的、让人在千年重压之下透不过气来的迷信说法。‘让没有罪的人扔第一块石头吧！’这并不是说基督认为所有的人都有罪。不，不是，但是我们的身体都已被浸染，渗透了罪恶的毒素。根据我的理解，基督认为我们所犯下的罪恶已经超出了‘有罪’的意义。罪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就又回到了我所说的‘死路’上面。尽管基督说的都是真理，但现在的世界已经迷漫着罪恶的毒气，每个人对他人都犹如罪犯。所以，除非我们互相残杀——开始一场世界性的大屠杀，否则就必须与控制我们的这种魔鬼般的力量搏斗，把它变成健康的动力，让它把我们解放出来。不仅仅是我们——我们自身并不那么重要——而是解放我们身上储存的生命力。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生活，而这生活就意味着永久地生活下去，永久地。死亡是人创造的，它不是别的，只是我们身上弱点的象征。”
他说啊说啊，我们一直到清晨才沉沉地睡去。等我醒来时他已经走了。我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五美元的钞票和一张短短的字条，上面写着要我忘掉昨晚我们所谈论的一切，说这些并不重要。“我还是要订一套新衣服的，”他又写道，“你替我选料子吧！”
我自然是做不到他所说的把一切都忘掉，实际上一连几周我脑子里除了“人就是罪犯”这个念头以外什么也想不了。或者用斯蒂莫的话说，“人就是自己的罪犯。”
他说过的一个词儿——那个“人在思想中避难”的说法无休止地困扰着我。我相信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思想是可以脱离其他东西而独立存在的。我甚至被“人即思想”这一想法强烈地吸引住了。它比我至今所听到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更具革命性。
至少，像斯蒂莫这么大能量的人竟会被下“地狱”和“生活在思想中”这些想法纠缠，这真令人不可思议。我越想这些事，就越觉得他是在想把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巨大的、惊人的捕鼠器。几个月后，当我去通知他试衣服时，听说他已经死了，死于脑出血。对此我毫不吃惊。他的思想显然是承受不了他得出的结论。他已经在精神上把自己手淫至死了。到此为止，我已经不再怀疑思想是什么避难所了。思想即一切，上帝即一切，那又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