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卡多的来访对我的影响很多天都挥之不去，而更糟的是圣诞节已经到了，这是个我不但诅咒而且憎恶的节日，因为身为男人，我从未好好过过一个圣诞节。无论我怎么反抗，圣诞节期间的我——一个身穿黑色盔甲的忧伤的骑士——总是逃不脱家人，像其他傻瓜一样，被迫把肚子塞得满满当当，还得听那些亲戚朋友的毫无意义的嚼舌。
虽然对于将要来临的这个节日我没作任何评论——但愿这是为了庆祝自由精神的诞生！——但我一直在想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之下，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我们会发现节日的那一天实际上是我们两人的末日。
斯坦利的一次不期的来访更增添了我的烦恼与内心的不安。他是偶然发现了我的住处的。的确，他没呆多长时间，但这已足够让我如坐针毡了。
他来的目的好像就是要确定我给他看的那幅画儿是个失败，他甚至都不屑问我在忙些什么、莫娜和我生活得怎么样、我还写不写东西这类话，只是向屋子里瞥一眼他就知道全部的故事了，“真是破落了。”他这样总结道。
我没有心情把谈话继续下去，只是希望他尽快离开，在她们俩回来之前离开，因为她们一定会装出一副高兴、欢迎的样子来。
我刚才说过，他并没有久留的意思，当他正要起身离去的时候，却被我贴在门墙上的一张大包装纸吸引住了。灯光太暗了，根本看不清楚那上面写的什么。
“那是什么？”他边问边走到墙前，像狗一样嗅起那纸来。
“那个？那什么也不是。”我说，“只是一些零碎的想法。”
他点燃一根火柴自己看了起来，然后又点了两根。最后他退了回来。
“这么说你在写剧本了，我猜想他要吐口水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没有开头呢，只是在琢磨这些想法，也许永远也不会写的。”
“这就对了，”他说，脸上的表情一如掘墓人一样。“你永远也写不出一个值得人们谈论的剧本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你只能写呀写呀，一直写下去，但不会有结果的。”
我本应该怒不可遏，但我没有，我被碾碎了。我想他可能还会更过分，讲讲他正在写的新小说，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说类似的话题，反而还说：“我已经不再写了，连看书也很少了。有什么用呢？”他抬腿向门口走去，一只手放在门把手上，严肃而又夸张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放弃写作，就是再不顺利也不放弃。我并不承认你就是个作家，而是……”他迟疑了一下，想想合适的词儿，“而是你有好运气。”
他顿了一下，像是在找更尖刻的语言，然后又说：“而你什么也没做居然就有这种好运！”
“再见吧。”他把门“啪”的一声关上说。
“再见。”我说。
事情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比被他打倒更让我痛苦的了，我真想当时就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只是个油污点儿，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地球上的油污点儿。
再次沉浸到这种忧郁的情绪中，我不由自主地点燃了一支蜡烛，像梦游一样把自己移到了那个剧本的想法前面。这是个三幕剧，演员也只有三个，不用说就知道他们是谁了，这三个闲散的演员。
我浏览了一下我写的场景、高潮、背景什么的，它们全在我脑子里，但这次读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我知道每部分素材该怎么处理(我甚至都听到了大幕落下时的掌声！)。现在这一切都特别清晰，像玩牌高手对自己的牌一样清楚，但是我惟独看不到的是我自己写这个剧本的过程。我可能永远不会用文字来写它，我会用鲜血来写的。
当我掉到深渊底部时，就像现在一样，我会说的只是些单字，或者干脆什么也不会说了，我也根本不动，只在一个地方坐着或者弯腰或者站着，永远这样下去。
她们就是在我处于这种纹丝不动的状态下回来的。我靠墙站着，脑袋贴着那张大包装纸，只有桌上的蜡烛在流泪。她们闯进来时并没发现我贴墙站着。静静地忙乎了几分钟后，斯塔西娅突然发现了我，她尖叫了一声。
“看呀！他怎么了？”她喊。
我只有眼睛动了动，若不是眼睛还可以转动我简直就是一尊雕塑，甚至可以说是具尸体。
她晃了晃我那没有知觉的胳膊，我扭动了一下，但还是一声不吱。
“快来！”她喊着，莫娜也跑了过来。
“快看他！”
是该动动的时候了，我身子没动地方，只是嘴巴像带了铁面具一样吃力地说：“我没事儿，亲爱的。别害怕，我只是在……在想事儿。”
“想事儿？”她仍尖叫道。
“是的，我的小天使，想事儿。这有什么奇怪的？”
“快坐下。”莫娜乞求道，她迅速拽过来一把椅子，我一下子跌坐进去，就像掉进了一池温暖的水中。动一动有多舒服呀！可我不想舒服，我就想享受我的痛苦。
不知是不是贴墙站着的原因，我才得以如此平静下来，但是我的头脑还活跃着，静静的，但却是活跃的，它再也不跟着我到处乱跑了。思想进来又出去，来去都是慢慢的，稍事逗留，好让我有时间玩味它们。正是在她们回来之前的这段美好的、缓缓的思想流动中，我达到了目的。我想清楚了戏的最后一幕，它自动地从我的脑子里流出来，不费吹灰之力。
现在坐在这里，面对着她们，像我的思想一样，我开始自言自语起来，不是和人交流，而是独自说着台词，就像一个化妆间里的演员在大幕拉起来之前不停地练习台词一样。
我感觉她们已经奇怪地平静了下来，她们通常是为了头发或指甲这种小事在屋子里都有了回音，我能够一边说一边听着自己说，这有多么美妙！简直可以说是像幻觉一样，愉快得让人不敢相信。
我意识到如果我停下来一分钟，这个符咒就会被打破，但这想法并没有让我担心，我又告诉自己我要一直说下去，说到我自己枯竭，或脑子里的情节枯竭。
就这样我从面具的缝隙里不断地讲，用同样一种平缓的、有节奏的空洞的调子讲着，那感觉就像一个碰到了一本书而不敢喘气想把它一口气读完的人一样。
被斯坦利无情的挖苦碾成了灰的我现在不得不面对创作源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创作根源了。这种平静的、自然的源泉流动与那种绞尽脑汁的创作是多么不同啊！“深深地扎进去，永远不要出来！”这句话应该成为所有渴望爬格子的人的格言，因为只有在这种深深的平静中我们才能够听得见、看得见，才能够动弹，才能够成为自己。这样深深地沉入自我的海洋，永远不再上来是多么让人愉快呀！
缓过神儿来时，我像一条巨型的鲸鱼一样懒懒地扭动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看。我感觉像是一个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的怪物一样，从未见过人的世界，从未感受过阳光的温暖、花儿的芳香、鸟儿的鸣唱，也不知道动物为何物，人为何物。我用一双隐藏的、只能向内看的眼睛瞥了瞥她们，这一刻世界是多么出奇的美妙！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也看着她们所在的房间，长久地看着，仿佛这是世界上惟一的、绝无仅有的房间。我看见四周的墙退了下去，远处的城市也融化了，田野变得广袤无垠，湖泊海洋溶成了一个空间，一个镶满了火球的空间。在那纯净的、永不消褪的、无限的光明中我眼前飞转着一群群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的神的化身：天使、大天使、小天使……
突然，就像一阵狂风吹散迷雾了一样，我两脚着地醒了过来，脑子里出现的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念头——圣诞节要来了。
“咱们怎么过呢？”我呻吟着。
“继续说下去，”斯塔西娅说，“我以前还从未见过你这样呢。”
“圣诞节，”我说，“圣诞节咱们怎么过？”
“圣诞节？”她喊着，有好一会儿她认为我说的是象征用语。当她意识到我再也不是用魔法迷惑她的那个人时，她说：“上帝呀，我再也不想听了，一个字都不想听了！”
“好吧，”当她钻进自己房间时，我说，“现在我们来谈谈吧。”
“等等，瓦尔，等等！”莫娜喊着，眼睛潮湿了，“别破坏了你的幻觉，我求你。”
“它完了，”我答道，“全部完了，再没有了，落幕了。”
“哦，不对，还有，还应该有，”她请求着，“瞧，你先安静下来，坐下，我去给你倒杯酒来。”
“好，我喝杯酒，再来点吃的，我饿死了。斯塔西娅呢？来呀，咱们边吃边喝再聊个痛快。去他妈的圣诞节！去他妈的圣诞老人！让斯塔西娅当回圣诞老人吧！”
她们俩都为让我高兴而忙活起来。她们拼命想满足我最小的要求，仿佛突然间救世主的先驱玛丽亚从天外来到了她们眼前。
“还有没有莱茵酒？”我嚷着，“快拿来！”
我极度饥渴，几乎等不及她们摆上来东西。
“那个该死的波兰鬼！”我咕哝了一声。
“什么？”斯塔西娅问。
“我到底说什么了？现在那些好像是一场梦，我想什么来？——你们是想知道我所想的事吗？如果……那该多美妙呀！”
“如果什么？”
“没关系……我等会儿告诉你，快坐过来！”
我有了电。鱼，我是鱼吗？应该说是一条带电的鳗鱼，是一束闪光，而且还饿着肚子。也许正是因为饿我才发光的。我又有身躯了，又有肉体了，多美好呀！又能吃、能喝、能呼吸、能大叫了！
“很奇怪，”我吞下了一口食物后说，“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到头来还是很难暴露真实的自我。我猜想你们是想让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刚才说的那些从底部钻上来的话一定很刺激吧？现在那些东西只剩下一点光了，但有件事我可以确定——我并没有灵魂出壳，我还在里边，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在里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像鱼一样喷水？不是一般的鱼，是生活在海底的那种鱼。”
我狠狠地喝了一口酒，好酒，这莱茵酒。
“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是跟随墙上那个剧的框架而来的。我看到了，也听到了整个剧，为什么还要写呢？要是我写的话也只是为了一个原因——解除我自己的痛苦。你们知道我有多痛苦，是不是？”
我们互相对望着，屋里悄然无声。
“很好笑，在那种状态中，我好像就是我应该的那个样子，我毫不费力地就明白了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永远真实的。你不是我想象的那种魔鬼，也不是天使，因为我看到了真的天使，他们又是一个样子。我不能说我永远都能够那样看到这些，那些雕塑，……”
斯塔西娅插了进来，“哪样？”她想知道。
“一眼就什么都看到。”我说，“过去、现在、未来、大地、空气、水与火，这可以说是一只静止的光的轮子，是光在旋转，不是轮子。”
她取过一支铅笔，好像是要作点笔记。
“别！”我说，“词汇描述不了那个意境，我说的算不了什么，这么说只是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说说而已。我也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像一场戏。我听到和看到的这场戏无法写出来，人们写的都是他们希望发生的事。拿我们来说吧，我们身上什么也没发生，对不对？没有人想我们，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这有什么不同吗？”
我直接转向莫娜，“我是想尽快找份工作，你不会认为我想永远这样下去吧？就这样，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
她轻声咕哝了一句什么，好像要反抗，但立刻又不做声了。
“是的，等节日一过我就出去。明天我就打电话告诉家里人说圣诞节我们一定去。别让我失望，我求你，我不能一个人去，不能。另外，去时你能不能自然一点？别化妆，别拖拖拉拉的，这样去见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也来！”莫娜对斯塔西娅说。
“不，上帝！”斯塔西娅说。
“你一定得来！”莫娜说，“没有你我挺不过去。”
“是啊！”我也响应，“来吧，有你在我们不会睡着了，只是穿上套裙或裙子，好吗？如果行的话把头发盘起来。”
这让她们有些紧张，把斯塔西娅打扮成淑女？这个念头本身就很荒唐！
“你会把她变成小丑的。”莫娜说。
“我天生就不是淑女。”斯塔西娅呻吟道。
“我不想把你变成任何人，只要是可爱的你就行了。”我说，“只是别让你自己像匹马或臭虫什么的，就这些。”
正如我所预料的，圣诞节凌晨三点钟左右，她们俩喝得酩酊大醉地闯进门来。她们俩从不离手的那个木偶看上去像挨了揍一样。我得给她们脱衣服，还得给她们盖好被子。正当我以为她们已经沉沉地睡过去时，她们却跌跌撞撞地去卫生间小便。路上她们被椅子撞倒了，爬起来，叫着、呻吟着、咕哝着、喘息着，一副醉鬼的模样，还吐了不小的一堆。当她们终于又爬上床时，我提醒她们赶快抓紧时间睡觉，并告诉她们闹钟定到了9∶30。
我自己只睡了一眨眼的工夫，一整夜辗转反侧。
9∶30闹钟准时响了，对我来讲简直是震耳欲聋的响。我立刻起了床。她们还像死猪一样躺在床上，我又推又搡又拽，叫了一个又一个，在每人脸上煽了个大巴掌，把睡衣从她们身上拽下来，诅咒她们，说要是再不起来就用鞭子抽她们。
足足用了半个钟头才把她们弄起来，并清醒过来。
“去洗个澡！”我喊着，“快点，我去煮咖啡。”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斯塔西娅叫着。
“你干吗不去打电话说我们今天晚上再去吃饭？”莫娜恳求道。
“我不会这样做，杀了你们也得去，明白吗？”
喝咖啡的时候，她们告诉我她们已经买了礼物，说是那些礼物让她们喝醉的。怎么回事？原来为挣得买礼物的钱，她们不得不跟一个善于施舍的混蛋泡在一起，那混蛋举办了三天的狂欢，她们就这样醉了，不是自愿的。她们本打算买了礼物就躲开他的，但那狡猾的老家伙并不那么容易被骗，她们说现在能回到家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着又是个哈欠，也许有一半是真的吧，我就着咖啡把这一套话咽了进去。
“好了，”我说，“斯塔西娅穿什么去？”
她用那样无助的、迷惑的眼神看着我，以至我几乎都想说“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吧”！
“我来关照她，”莫娜说，“别着急，让我们单独呆几分钟，好不好？”
“好的，”我说，“但是记住一点钟。”
对我来说现在最好的事莫过于去散散步了，我知道要想把斯塔西娅打扮得能够见人至少需要一小时；另外，我也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
“记住，”我边开门边说，“你们只有一小时，不会再多，如果到那时还打扮不好只好就那么去。”
外面的空气清爽新鲜，夜里下了一场小雪，地面上白白的一层显得很干净。啊，白色的圣诞节，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真的、假的基督徒们都正围在常青树旁，打开礼物，互相亲吻、拥抱，争着抢着，装作每件东西都令人满意。(感谢上帝，终于完了！)
我闲逛到码头上去看那些像狗一样被链子拴在一起的远航的轮船，这儿像墓地一样安静。白雪在阳光中像云母一样闪耀，挂在帆缆上的雪片像棉花、羊毛般清洁。这场雪似乎有一种幽灵般的东西。
转过身又朝高地的移民区走去。这里的空气非但似幽灵般的，而且相当恐怖，就连圣诞节也没有给这些简陋的茅屋带来一丝有人居住的气氛。谁会在乎呢？他们大多数是异教徒、肮脏的阿拉伯人、蓬头垢面的中国人、印度人、墨西哥人、黑人，等等……迎面向我走来的很像是一个阿拉伯人，他穿一身粗布工作服，头戴一顶破帽子，脚上穿了一双破毡拖鞋，“赞美真主！”我走过他面前时小声祈祷。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两个喝醉了的墨西哥人在吵架，他们醉得打不着对方，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围着他们，往他们身上扔鸡蛋。“揍他！抽他的脸！”与此同时，从一个老式沙龙的侧门走出了一对面色污秽的妓女，她们一副令人作呕的肮脏德行，跌跌撞撞地走到圣诞节这阳光灿烂的、洁净的、雪白的大街上。其中一个弯下腰去，提一只袜子时摔了个大马趴；另一个只是看着她，像是不相信她的同伴摔倒了似的，在她身上绊了一下，然后斜着眼平静地咕哝了一句脏话，从容地走开了。
这是个明媚的日子，真的，这么纯洁，这么清爽，这么令人振奋，只是今天如果不是圣诞节就好了。她们穿戴好了吗？我的精神头儿又来了。只要她们不把自己打扮得不成人样，我还是可以忍受的。我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的假话——我将不得不编造些故事来安慰那些永远关心我的家人。比如当他们问起：“你近来还写吗？”我会说：“当然了，我已经写出不少故事了，你问莫娜。”可莫娜呢？她喜欢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忘了他们知不知道她在哪儿工作，我上次是怎么说的来着？)至于斯塔西娅，我不知道到底该说什么，也许是莫娜的一个朋友，她在学校认识的人，或者是位艺术家。
我走进家门时，斯塔西娅正眼泪汪汪地企图把脚挤进一双高跟鞋。她光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裙子，吊袜带还在下边晃着，头发一团乱七八糟。
“我这辈子也穿不好了，”她呻吟着，“我干吗非得去？”
莫娜似乎认为这很有趣儿。衣服堆了满地，到处是梳子、袜子什么的。
“你用不着走路，”她反复说，“我们坐出租车去。”
“还得戴帽子吗？”
“等会儿看吧，亲爱的。”
我想帮帮她们，但我只能是越帮越乱。
“让我们自己来吧。”她们请求我。
于是，我就坐在角落里，看着她们所做的一切，一只眼盯在钟上(已经十二点了)。
“听着，”我说，“别费事了，把她的头发盘起来再穿件裙子就行了。”
她们还想戴耳环和手镯什么的。“别戴了，”我说，“她看上去都像一棵圣诞树了！”
当我们终于走到街上去叫出租车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十二点半。
自然是没有车了，我们开始步行。斯塔西娅一瘸一拐的，她没戴女士帽，而是戴了一顶贝雷帽。现在她看起来几乎挺正统的，但也挺可怜的，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
最后我们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感谢上帝，我们只晚了几分钟。”我小声对自己说。
上了车，斯塔西娅就把鞋子甩了下来。她们咯咯地笑着，莫娜想让斯塔西娅涂点口红，想让她看起来再女性化一点。
“要是再女性化一点，人家就会以为她是假的了。”我提醒她们。
“我们得呆多长时间？”斯塔西娅问。
“我说不准，我们会尽快离开，我希望七八点钟左右。”
“今天晚上吗？”
“是的，今天晚上，不是明天早上。”
“上帝呀！”她吹了声口哨，“我会坚持不住的。”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让司机把车就停在街口拐弯处，不要开到家门口。
“为什么？”莫娜问。
“因为……”
车停下来，我们下了车。斯塔西娅穿着袜子站在雪地上，手里拎着鞋。
“穿上！”我叫道。
街角殡仪馆门前有个大柏木箱子，“坐上去，把鞋穿上。”我命令道。
她像孩子一样服从了。她的脚当然是湿的，但她好像并不在乎。在奋力穿鞋时，她的贝雷帽又掉了下来，头发也散了。莫娜发疯似的想把它们恢复原状，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发卡了。
“就这样吧，这又有什么区别？”我呻吟着。
斯塔西娅使劲地晃着脑袋，像一匹好动的小马，她的头发散落在肩上，她想戴上帽子，可是怎么戴看起来都很可笑。
“好了，走吧，拿着帽子。”
“远吗？”她又问了一句，而后又一瘸一拐起来。
“只有半条街，好好走吧。”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并排向“早衰大街”走去，用尤里克的话来说，我们是古怪的三人行。我能感觉到邻居们犀利的目光从又硬又厚的窗帘后射来：米勒的儿子，那个一定是她的太太，那个呢？
我父亲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往常一样又晚了点。”他说，但声音很愉快。
“是的，你好吗？圣诞快乐！”我凑过去和平时一样亲吻他的脸颊，我每次都这样。
我把斯塔西娅介绍成莫娜的老朋友，我解释说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
他热情地和斯塔西娅打招呼，然后，把我们带进家。门厅里站着我两眼含泪的妹妹。
“圣诞快乐，洛里特！洛里特，这是斯塔西娅。”
洛里特很亲热地吻了吻斯塔西娅，接着又嚷着：“莫娜，你好吗？我们还以为你永远也不会来了呢。”
“妈妈呢？”我问。
“在厨房呢。”
她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我的母亲脸上还是那种悲哀、忧郁的笑，但显然她脑子里想的是“和以往一样，你们又来晚了，我们还以为你们不会来了呢”。
她拥抱了我们每个人说：“坐吧，火鸡已经烤好了。”然后，她又嘲弄般地笑了笑，问：“你们一定是吃过早饭来的？”
“当然了，妈妈，只是好几个钟头前吃的。”
她迅速看了我一眼，眼里的话是“我知道你在骗我”，然后又转身走开了。
莫娜同时在往外掏礼物。
“你不该这么破费，”洛里特说了一句从妈妈那里学来的话。“这只火鸡有十四磅。”她补充说，然后又对我说，“牧师让我问候你，亨利。”
我迅速瞥了一眼斯塔西娅，想看看她的反应，她脸上有的只是一个非常淡的礼貌的微笑，看起来她真被感动了。
“你们要不要先来一杯波特酒？”我父亲问，他满满地倒了三杯，端给了我们。
“你自己呢？”斯塔西娅问。
“我很久以前就戒了。”他答道，然后端起空杯说：“干杯！”
圣诞早餐就这样开始了，圣诞节快乐！快乐！马、骡子、土耳其人、酒鬼、聋子、哑巴、瞎子、瘸子、异教徒、皈依宗教者，圣诞快乐！赞美上帝！赞美上帝！愿世界和平！愿你们这些鸡奸者、杀人犯都上西天！(这是我自己无声的祝酒词)
像往常一样我被自己的唾沫噎着了，这是小时候留下的毛病。我母亲也像以往一样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把切熟食的刀子。右边坐着的是我父亲。从前我总是从眼角看他，生怕他喝醉的时候经不住我母亲的嘲讽而发火。他已经戒酒多年了，可我还有这个容易噎着的老毛病，即使嘴里一口东西都没有。每样该说的事情都说了，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口气，已经成百上千遍了。我的反应也和从前一模一样，我说话的口气就像十二岁时刚刚学会背宗教问答手册一样。当然，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大谈杰克·伦敦、卡尔·马克思、巴尔扎克或欧仁·V·德布兹①这些可怕的名字了。我有些紧张：虽然这些名字对我来说已是禁忌，但是莫娜和斯塔西娅完全不知内情，谁能保证她们不提这些人呢？谁能保证斯塔西娅不在什么时候说出康定斯基、马克·查格尔、扎得金、布朗库斯或者李普西斯②这些怪名字呢？更糟糕的是她也许还会提到什么罗摩克里希纳③、斯瓦米·维韦长南达④或者乔达摩⑤这些人的名字。我在心里祈求着，祈求她再怎么醉也别提起爱玛·哥德曼⑥、亚历山大·伯克曼或普林斯·克鲁泡特金⑦这些人。
[注释]：
①欧仁·V·德布兹：美国劳工领袖。
②以上均为西方艺术家。
③罗摩克里希纳：印度宗教改革家。
④斯瓦米·维韦长南达：印度哲学家。
⑤乔达摩：释迦牟尼之姓。
⑥爱玛·哥德曼：美国女无政府主义者。
⑦普林斯·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幸好，我妹妹在起劲儿地谈论着新闻评论员、播音员、伤感音乐歌手、音乐喜剧明星和亲戚、邻居的事。这么多的人和事联系起来足以构成一场灾难性的洪水，使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了起来，而斯塔西娅，我们亲爱的斯塔西娅表现得却非常好。我对自己说，她还真是吃有吃相、坐有坐相，可是她能坚持多久呢？
当然，太多的食物和摩泽尔酒一点点地在她们身上起了作用，她们俩昨晚没怎么睡觉，莫娜一直都在用力抵抗着一浪又一浪袭来的哈欠。
老头儿看出了问题：“我猜想你们一定睡得很晚吧？”
“不太晚，”我自作聪明地回答，“你知道我们不到半夜是不会睡觉的。”
“你夜里写东西吗？”我母亲问。
我差点儿跳起来，通常她是不过问我的这种涂涂写写的事儿的，除非这里面夹杂着责备与不屑的因素。
“是的，”我说，“我是在夜里工作，那时候安静，能更好地思考问题。”
“那白天呢？”
我正要说“当然也是工作”！可立刻又意识到提工作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所以又说：“大部分时间我去图书馆……做点研究工作。”
现在又轮到问斯塔西娅了，她是做什么的？
这时我父亲脱口而出：“她是位艺术家，看得出来。”这让我大吃一惊。
“哦？”就像父亲的话吓着了她一样，我母亲又问，“这工作有报酬吗？”
斯塔西娅宽容地笑了笑：“艺术是从来没有回报的……至少是在最初……”她非常得体地解释着，又补充说所幸她的监护人时常给她一些花销。
“我想你一定有间画室了？”老人又发问了。
“是的，”斯塔西娅答道，“我在格林威治村有典型的阁楼画室。”
说到这儿莫娜接了过去。让我反感的是她又以她一贯的方式胡编起来。我尽了一切力量阻止她，因为老头儿已经把斯塔西娅的话全部信以为真了，还说要去看斯塔西娅——去她的画室里看她，他说他喜欢看艺术家工作。
我很快把话题转到了荷麦·温斯洛、布格罗、赖德和西斯莱这些名画家身上(这是他喜欢的人)。斯塔西娅对我不合时宜地提起这些人名吃惊地抬了抬眉毛。当老人更起劲地大谈特谈原来挂在他裁缝店里的那些著名美国画和画家时(那还是他的祖先没有出卖这些画的时候)，斯塔西娅看起来就更是惊讶不已了。为了斯塔西娅，既然戏已经演到此，我又对老头儿提起了《威尼斯的石头》的作者拉斯金，这是他读过的惟一的一本书，然后我又回忆起P·T·巴纳姆①、珍妮·林德②和其他他那个时代的名人。
谈话间歇时洛里特说三点半收音机里会播出一出小歌剧，问我们想不想听。
正在这个时候李子布丁上了桌子——还配有浓浓的美味果酱，所以有好一会儿洛里特忘记了小歌剧那回事儿。
提到“三点半”让我想起我们还有好长时间要逗留。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种谈话一直继续到我们走的时候，而什么时候走才合适，才不会显得仓促呢？想到这儿我的头皮都痒起来了。
一想这些，我愈加意识到莫娜和斯塔西娅都困得坚持不住了。她们已经都睁不开眼睛了，有什么话题既可以振奋她们的精神又不会使她们失态呢？说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儿，但又不能太无足轻重(醒醒，你们这两个笨蛋！)。也许说点关于古埃及的事儿？可干吗说古埃及？为了救自己的命，我已经无力在想别的了，试试吧，快试试！
突然间我意识到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讲话，就连洛里特也闭上了嘴，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快想想办法，只要能打破这种沉闷，什么招儿都行！什么？又是拉美西斯③？去他妈的拉美西斯吧！快想，傻瓜，想！什么都行！
[注释]：
①P·T·巴纳姆：美国游艺节目经理人。
②珍妮·林德：瑞典花腔女高音。
③拉美西斯：波斯国王。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这么开始。
“对不起，”莫娜一边说一边艰难地站起身来，还撞倒了身边的一把椅子，“你们不介意我去躺一会儿吧？我简直头疼死了。”
长沙发床离她只有一两步远，她没有再说什么，径直躺到了沙发床上闭上了眼睛。
(看在耶稣的份儿上别立刻打呼“她一定是累坏了。”我父亲说，他看了看斯塔西娅，“你也去躺会儿吧，这会对你有好处。”
斯塔西娅用不着请，她马上就伸胳臂伸腿地躺到了已经睡死过去的莫娜身边。
“去拿条毯子来，”我母亲对洛里特说，“楼上壁橱里的那条薄毯。”长沙发床要想舒服地躺两个人是窄了些，她们俩不停地翻身、扭动、呻吟、傻笑，还一点不顾体面地接二连三地打着哈欠。突然，斯塔西娅弹到了地上。这对莫娜好像是太好笑了，她笑啊笑啊，笑声直刺我的耳膜。可她怎么会知道，这张已经有近五十年历史的沙发床如果使用得当也许还会再派上一二年的用场？在“我们”这个家里，没有人会为这种过失这么无情地笑的。
与此同时，我母亲正用她那已不太灵活的身躯趴在地上想弄清楚沙发床到底哪儿坏了(她们把它叫做沙发)。斯塔西娅还在原地躺着，好像在等别人的指令一样。我母亲在她身边爬来爬去，犹如河狸绕着倒了的树爬似的。洛里特这时拿着毯子下来了，她呆呆地看着这场表演(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从不善于修理东西的老头子这时也到后院去找砖了。“锤子在哪儿？”我母亲问，看见我父亲抱了一堆砖来，她就生气了，她要把它修好，而且当场就得修好。
“等会儿再说吧，”老头儿说，“她们俩现在得睡会儿。”说着他就趴在地上用抱来的砖头支撑住塌下来的弹簧。
斯塔西娅现在站了起来，但只是移到了沙发床边，靠着床面对墙躺下。她们俩面对背躺着，像两只疲倦不堪的金花鼠一样安静地睡着了。我坐在桌边，看着收拾桌子的一套常规性的动作。我已经成千上万次地目睹了这一幕，每次的做法都是一样，厨房里也是一样，一件一件的事情按照永不变更的程序做着……
“多么狡猾的婊子！”我暗想着。该收拾桌子、清洗餐具的是她们。头疼，就这么简单。现在我得独自面对这一切了。也许这样也好，因为我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现在无论谈论什么话题——死老鼠也好、去年的蟑螂也好、施瓦本诺夫夫人的溃疡也好，上周的布道、地毯清除机、韦布和菲尔兹或者是上次的演唱会也好，我都可以一直谈到半夜不合眼(她们还会睡多久，这两个醉鬼？)。如果她们醒来时精神已经恢复过来了就不会在意我们呆了这么久的。我们也不能在还没有围着圣诞树唱那支可怕的《OTannenbaum！》的歌之前就偷偷地溜走。而唱完这支歌后，必定还会说起我们有过的所有的圣诞树，然后再把它们一一比较，再说到我小时候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堆在圣诞树下的礼物(人们从来不提洛里特小时候的事情)。我小时候是多么好的一个男孩儿，读书好，钢琴弹得好，还有我的自行车、旱冰鞋，还有那支气枪(没人提起我的左轮手枪)。那枪还在放刀、叉的那个抽屉里吗？那次我母亲半夜里去拿那支左轮枪时可真把我们吓坏了，幸好那枪里没有子弹。她也许知道枪里没有子弹，但效果还是一样……
是的，什么都没变，我十二岁的时候时钟就停止转动了，不管人们私下里怎么说，我还是那个某一天会成长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商人裁缝的可爱的小男孩儿。那些关于写作的说法，总有一天我会结束它的。还有这个古怪的新太太，她也总有一天会消失的。最终我会清醒过来。每个人都一样，只是早晚的事儿。我的家人不担心我会像保罗叔叔那样自杀：我不是那种人，并且我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应该说心理很健康。除了有点野性与固执之外，我还没有太多的缺点。我书读得多了些，也交了太多没什么意义的朋友。他们开始不会提起那个名字，但我知道很快那个问题就会来。他们会试探性地、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以掩饰的口气问道：“那小家伙怎么样了？”那指的是我的女儿。我呢，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连她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清楚，但也能客观地、镇定自若地答道：“她很好，很好！”“是吗？”我母亲会问：“你收到她们的信了吗？”“她们”也包括我的前妻。“间接地听说的，”我这么说。“斯坦利有时告诉我一些她们的情况。”
“斯坦利，他好吗？”“也很好……”
我多想和她们谈谈约翰尼·保罗啊！可她们不会理解的。我已经从七八岁起就没有再见过他了，但他们，尤其是你，我亲爱的妈妈，从未想到过这么多年，我一直保存着对他的回忆。是的，岁月匆匆，但约翰尼·保罗的影子却越来越亮。这也许超乎你们的想象，可我有时确实把他看成是一个神，一个我所知道的几个神中的一个。我想你也许不记得了。保罗有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你不知道，当时虽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是我在他眼中看到的是从其他任何人眼中都看不到的东西。他只不过就是个运煤人的儿子、一个移民孩子、一个脏乎乎的意大利男孩。他说不太好英文，但却会在你走过时有礼貌地翘翘帽子向你致意。你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人会成为你亲爱的儿子的心目中的神呢？你知道你儿子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你一向反对他读的书、他选择的朋友、他玩的游戏、他爱上的女孩儿，还有他想做的事情。你永远比他正确(你知道的永远比他多)，是不是？你没有压制他，你用的方式是假装听不见也看不见，所以你就装着时钟在我十二岁时就停止转动了。你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而是选择了合适于你的那个我、那个十二岁的我，管他以后会怎么样呢！
然后明年，再到这个同样的可诅咒的季节，你也许又会问我是不是还在写作，我还会说是的。你不会理会这个回答，因为对你它就像偶然溅到上等桌布上的一滴酒一样无足轻重。你根本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写。即使我告诉过你，你也听不进去。你总想把我钉在椅子里听那无聊的收音机，让我听你那毫无意义的关于邻居与亲戚的废话，即使我告诉你我已不想听，即使我迫不及待、鼓足勇气用最坚决的词语告诉你，你对我所说的一切都只是连篇的废话，你还是我行我素。现在我坐在这儿，已经快被你的废话淹没了。也许我该换种新反应方法——装作渴望与激动的样子：“这部轻歌剧叫什么名字？声音真美、美极了。让他们再播一遍，再播一遍……再播一遍！”或者我偷偷溜上楼去找出那些卡鲁索①的旧唱片来，那时他的声音真美，现在呢？(好，谢谢你，我再来一支烟！)但别再给我倒酒了。我的眼皮在打架，只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叛逆情绪支撑我没有睡着。我偷偷上楼，到那间没有椅子、没有地毯、没有图画的、黑暗的小屋去干吗呢？去像死人一样地睡着吗？你还记不记得了，亲爱的妈妈，你曾把一桶水泼在了我的身上，说是因为我懒，我是个没用的废物。是的，我是躺了48小时，可那仅仅是因为我懒吗？妈妈，你有所不知，我那是因为心碎了。如果我笨得告诉你这个真正的原因，你还是会笑掉大牙的。那间可怕的小屋，我在那儿已经死过一千次了，但在那儿我也有过梦想与幻想。是的，我泪流满面地在那床上祈求过(我多想得到她呀，只有她一个人)。失恋以后，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能够站起来重新面对这个新世界。我惟一能够信赖的朋友就是那辆自行车：在那些漫长的无休止的疯骑中，我把思想的痛苦驱赶到四肢之中，在砾石铺成的路面上推呀拉呀，像风一般地滑行，但还是无济于事。每次从车上下来，她的影子就出现在眼前，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痛苦、怀疑和恐惧。但只要往车上一坐，即便不骑那也是一种愉快。那辆车已经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只有它对我的希望有所回应，除它以外再没有什么能够做到这点了。我那糊涂的、不理解我的父母亲，你们对我说的、为我做的，没有一件事能够比得上这辆机械的车给我的快乐与安慰。
[注释]：
①卡鲁索：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
亲爱的父母亲，要是我能够像拆自行车一样把你们的心打开，往里加点润滑油该多好呀！
“你想和爸爸去散散步吗？”
是母亲的声音把我从白日梦中唤醒过来，我记不得自己是怎样挪到椅子那儿去的。也许我已经睡了一会儿了，但自己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就跳了起来。
揉了揉眼睛，我发现她正把一根手杖递给我。那是我祖父的，是结实的乌木做的，把柄是一只银色的狐狸或者是只狨。
我立刻站了起来，把大衣胡乱地裹在身上。父亲已经准备好了，挥舞着他那根象牙把儿的手杖，“透透气会使你精神起来。”他说。
我们不约而同地向墓地走去。他喜欢在墓地散步，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死人，而是喜欢那儿的树木、花卉、小鸟，还有死者的平静给人的回忆。小路两边设有长椅，人们可以坐在那里和大自然交流，或者和地下的神们交流。我没有主动地和父亲交谈，而他也早以习惯了我那种简单的含糊其辞的回答和我那些软弱无力的托辞，所以从不追问我的秘密，只要有人在他身旁就足够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走过了我小时候上过的学校。学校对面有一排污秽不堪的公寓楼。一层铺面的房子显眼地突出来，像腐烂的牙齿一样。托尼·马瑞拉就是在这栋公寓里长大的。不知什么原因，我父亲总希望我听到托尼·马瑞拉这个名字时会很兴奋。在提到这个名字时，他从来不会忘记告诉我这个意大利人的儿子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托尼现在在行政机构的某个部门担任要职，是个议员什么的。我不是在报纸上读过关于他的消息吗？我父亲认为如果哪天我去看看他，那会是一件好事，谁也说不准这会带来什么。
离家更近些时我们又路过了格罗斯家的房子。他说格罗斯家的两个儿子干得也不错，一个在军队里是上校，另一个是海军准将。我一边听着一边想，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中的一个有一天会成为将军(这个地区、这条街上能出将军，这太不可思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