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意盎然、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来到第二大道。铜版诗的生意已进入收尾阶段，暂时也还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在来第二大道之前，我们已去东区转过一圈，但一无所获。我们在暖和的阳光下已走了很久，又累又渴，想着怎样才能不花钱就弄到一杯冷饮。经过一家糖果店时，我们看到诱人的冷饮柜，便不约而同地决定进去喝点儿什么，然后假装钱给弄丢了。
店主是那种朴实、友好的犹太人。他亲自接待了我们，热情、周到得仿佛我们是天外来客。我们慢慢地呷着饮料，同他聊这聊那，拖延时间好让这令他伤心的消息变得容易接受点儿。看到我们对他这么尊重，他也似乎很是欣慰。该走了，我全身上下乱摸了一气，没找到一点儿零钱，便高声地叫莫娜看看她手提包里有没有钱，说我一定把钱落在家里了。她当然一个硬币也掏不出来。我向店主建议说若可以的话，我们下次路过这里时再付钱。店主相当平静地看过我们的表演，和蔼地说我们愿意的话就忘掉这码事好了。之后礼貌地询问我们从城里的哪个地方来。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对我们住的那条街十分熟悉。这时候他邀请我们再喝些饮料，还请我们吃可口的糕点。很明显他很想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既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我决定向他坦白。
那么我们是身无分文了？他已猜到我们身无分文，但我们的坦白仍让他很吃惊。我们两人这么聪明，又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而且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竟然没法谋生。我当然假装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自然会接受，同时我也暗示我要找到工作很不容易，因为除了写点东西之外什么都干不了，说完我又补充道，很可能连写点东西我都写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现在早住在帕克大道了。他的经历，其实很平常。大约八年前他来到美国，口袋里仅有几个美元。紧接着他在佛蒙特的一家大理石采石场干活，那可是艰苦的工作，但它使他有了一笔几百美元的积蓄。用这些钱他买了些杂货，装进一只大袋子，开始沿街叫卖。很短的时间内（听起来就像霍雷肖?阿尔杰所写的故事一样）他添置了一辆手推车，很快又添了辆马车。他一心想到纽约来，渴望在这儿开家什么商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卖进口糖果很赚钱。于是他想方设法，弄到了各种各样的外国糖果，每种还都用漂亮的小盒子装着。他很详细地解释了他怎样挨家挨户地兜售这些糖果，正是从我们住的哥伦比亚高地开始的。他干得很棒，虽然只会说几句蹩脚的英语。还不到一年他就攒够了开商店的钱，他说，美国人“爱吃”进口糖果，他们也不在乎价钱。这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各种各样牌子糖果的价格，又告诉我们每盒可以获利多少。最后他说：“我都能做了，你们怎么会不行？”说完就找了个旅行包，往里装了满满一包进口糖果，说是赊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试试。
他这么热心，这么想帮我们重新站稳脚跟，我们根本无法推辞，只好看着他给我们装包，接过他给我们的坐车钱。便道别了。回家的路上，我激动得无法自己，心里充满了希望。明天早晨，一切重新开始，就从我们所在的那条街开始。我发现，莫娜一点儿也不像我那么兴奋。但是她也跃跃欲试，可是到了晚上，我的热情冷却了不少。
（幸好，这几天奥玛拉外出访友去了。不然他会毫不留情地嘲笑我们一番，居然有这样的想法。）
第二天我们约好中午回去交流一下经验。当我到家时，莫娜已经在那儿了。对上午的结果她有点儿失望，她已经卖出去几盒，但颇费了一番口舌。依她的说法，我们的邻居都不是那种很热情的人（我，当然一盒也没卖出去，对挨家挨户揽生意我已经腻烦了。实际上，我都有心随便找份工作干了）。
莫娜想，有个更好的办法。明天她去办公楼试试，那样她就可以找些男人，而不必与那些妇女、佣人打交道了。如果这个方法再不行，她就去乡村区的夜总会，或者第二大道的咖啡馆（那家咖啡馆，我们是很有兴趣。我想去一趟，看看一个人）。
结果证明办公楼比居民区要好一点儿，但也好不了多少。想要接近那些办公桌旁的男人很不容易，尤其是当你在卖糖果时，而且你还得忍受种种下流的言语。有那么一两个人，比较不错，立刻就买了六盒。很明显，是出于同情。他们中的一个真是好人，她决定不久再去见他。那人肯定竭力劝她别再干这个了。“以后我会告诉你更多他的话。”她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卖糖果的第一个晚上。我选择了皇家咖啡馆做起点，因为我常去那儿，很熟（我所盼望的是能碰上个熟人，有个顺利的开头）。当我拎着装满糖果盒的小箱子轻快地走进去时，人们还在悠闲地吃着饭。我略微环视了一下，没有任何认识的人。这时我瞥见在一张长桌旁坐着一群人正吃宴席。我决定把他们做为我的首批顾客。
不幸的是他们过于高兴了，已有些不知所以了。“进口糖果，没别的什么吗？”一个快活的家伙嘲弄道，“怎么不是进口丝绸？”他旁边的一个人想看看糖果到底是进口货还是国产的。他拿了几盒，递给了桌上的人。看到有的女人在品尝糖果，我以为一切都还顺利。我绕着桌子走，最后走到了看样子是这宴会的主人跟前。他侃侃而谈，还很爱说俏皮话。“糖果，嗯！还是新花样。这人穿着整齐，英语也不错，多半正在读大学……”等等。他尝了几个，把那盒递给了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同时仍旧不停地唠叨着，他的自言自语逗得别人笑个不停。
我给冷落一旁像个木头人似的傻站着。没有人问我一盒多少钱，也没有任何人说他要买。在他们尝够了糖果之后，在他们吃了我的东西还拿我开玩笑以后，开始聊其他的事情了，所有五花八门的事，但对糖果却只字不提，也只字不提那年轻人，那个还在一边老老实实等着有人问糖果价钱的年轻人。
我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想看看这帮爱吃爱玩的家伙准备把他们的小玩笑开到什么程度。我不想把那些已传开的盒子再收回来，也不想开口说话。我只是站在那儿，用质问的眼光从这个看到那个，我的目光里渐渐充满了愤怒。我也感到他们一个个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最后还是那个宴会主人觉察到有什么麻烦事快要发生了，而我恰恰是一直默不作声站在他的旁边。他侧转身，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像要打发我走，说：“什么？你还在这儿？我们根本不想要什么糖果。你走吧！”我仍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我的手指神经质地抽动着；我恨不得掐住他的喉咙。我仍不肯相信他有意要捉弄我——不是我，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白人，而且是个艺术家，我还具很多其他让我引以为荣的品质，而在这自尊心受伤害的一刻，我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些品质。猛然间，我回想起一次也是在这家咖啡馆，为给我的朋友们取乐，我制造了一个场面，我也是这样可恶地捉弄了一个可怜的老犹太人。我突然意识到现在的情形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大的嘲讽。现在我反而成了可怜、无助的那一个了——晚会的笑柄，极好的消遣。是啊，极好的消遣，假如你碰巧是坐在桌旁而不是站在那里像只狗一样伸着后腿，为点儿面包屑苦苦乞求。我感到忽冷忽热。我羞愧难当，却又为自己愤愤不平，我恨不得杀了那个戏弄我的人。就是进大狱也比继续受辱强百倍。宁可引起一场骚乱也要打破这僵局。
那人一定觉察到我想了些什么，可是，他也不大清楚该怎样了结他的小玩笑。我听到他以一种和解的语气说，“怎么啦？”又隔了几分钟，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可是我都喊叫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像个疯子似的喧嚷狂骂。如果不是服务员冲过来赶我走，我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们用胳膊抱住我的腰，要把我整个人扔出去，就在这时，那个曾戏弄我的人要求他们放开我。他站了起来，手搭在我肩上，说，“真对不起，我没料到会弄得你这么生气。来坐会儿，好吗？”他伸手拿了瓶酒，给我倒了一杯，是葡萄酒。我脸涨得通红，仍然怒目而视。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桌上所有的人都盯着我；他们好像成了一只长了很多双眼睛的庞大怪物。其他桌的人也在盯着我。我发觉那人用他温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同时以安抚的语气劝我喝点酒。我端起杯来，一饮而尽。他又为我倒满，把自己的酒杯举到嘴边，说，“为你的健康干杯！”他宴请的那一班人也举起了酒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叫斯皮尔堡。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说了我的名字，明明是自己的，可在我听来极其陌生。我们碰杯互祝健康。不多久他们就都说起来，极力表明对刚才的无礼行为十分抱歉。坐在我对面的一个长得很甜的年轻女子恳切地说：“吃点儿鸡肉吧！”说着就端起盘子递给我。我也不好拒绝，就接了过来。一会儿服务员也给叫来了。我还‘想要点儿什么？当然了，来点儿咖啡，要不再来点儿荷兰杜松子酒？我同意了。除了我的名字以外我还一句话没说。（“亨利?米勒来这儿干吗？”我在心里来回地问自己，“亨利。米勒呀……亨利?米勒”）
突然耳边传来含糊不清的几句话，我好容易才弄明白他是说：“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是做一次实验吗？”这时我总算挤出点儿笑容，无力地答道：“从某方面来说是。”
他，原本有意出我的丑，现在却是在真心和我交谈了。“你真实的工作是什么？”他问。“我是说你平常都做些什么？”
我简单地做了回答。
很好，很好！我们总算有点儿进展了。他早就猜想我可能是干这类工作的人。或许他能给我些帮助？又把我当心腹朋友地告诉我，有那么几个编辑和他很熟、他自己也曾想当个作家，等等……
我又和他们一起呆了一两个小时，一块吃吃喝喝，已经毫无拘束感了。每个在场的人都买了盒糖果，一两个人还走到别的桌去，让他们的朋友也买点儿。他们的好意多少让我感到些难堪。他们这么做好像是说他们在为一个人尽微薄之力，而这个人注定会成为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们现在所表露的那种真诚、同情让我大为惊讶。几分钟以前我还是他们嘲弄的对像呢，我最后才知道，他们竟然都是犹太人。一帮对艺术有强烈兴趣的犹太人。我怀疑他们把我当作犹太人了。不过那也没什么。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对艺术家这么尊崇的人，而我艺术家、小商贩的双重身份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他们的先辈都曾做过商贩，也有的是学者，如果还算不上艺术家的话，而我恰好继承了这一传统。
不错，我是继承了他们的传统。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从这家咖啡馆转进那家酒店，再到另一个类似的公共场所。我很想知道要是恰好碰上乌瑞克他会说什么，或者内德，那个还在给他那声名赫赫的老板麦克法兰当奴隶的内德。沉思之间，我意外地发现我的一个当耳科医生的犹太朋友正向我走来（我可欠了他不少钱）。我假装没看见他，急急地跑到马路上跳上一辆开往住宅区的公共汽车。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挥挥手，过了几条街以后我下了车，又疲乏地走回灯火通明的酒店那一片，重新开始卖糖果。偶尔也卖掉一两盒，但好像买的人总是那些中产阶级犹太人。接受一个受压迫民族的怜悯使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角色的转换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宽慰感。想想我要是不幸遇上一群粗暴又爱争吵的爱尔兰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禁浑身发抖。
大约半夜了我才蹭回家。莫娜已经在家了，心情还很好。她卖了一整包糖果，而且就在一个地方，另外还得到了酒宴款待。哪儿？在帕帕?莫斯科维兹酒店（我刚好错过了那家店，因为我看见牙科医生往那边去了）。
“我想你今晚是打算从乡村区开始的吧？”
“是啊！”她兴奋地喊道，接着就粗略地讲她怎么碰上了银行家艾伦?克罗姆韦尔，他正想找一个清静之地聊天。她就拉他到莫斯科维兹酒店，在那儿他们一起听音乐，等等，等等。总之，克罗姆韦尔买了一盒糖果，还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们都坚持要买糖果。后来，她第一个早晨在办公楼里遇到的那人恰好也来了。他叫马西阿斯。他和克罗姆韦尔在来美国以前就是朋友，这个马西阿斯当然也买了六盒糖果。
说到这儿她换了话题。开始讲房地产生意，马西阿斯似乎很想让她学学这门生意。他毫不怀疑她卖房子会像卖糖果一样容易。当然，首先她得学会开车。她说，他会亲手教她。她想即使她不去做房地产，学学开车也很好。我们偶尔也还可以开他的车兜兜风，那样该多美呀！等等……
“他和克罗姆韦尔关系怎么样？”我好容易插进一句。
“挺好。”
“不是吧，真的？”
“为什么不？他们都很聪明、敏感。你也没必要因为克罗姆韦尔是个酒鬼就把他想成傻瓜。”
“嗯。那克罗姆韦尔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重要的事？”
“那个呀，我们根本没谈到那儿。我们桌上有那么多人。”
“噢。不管怎么，我承认你干得漂亮！”停了一下我又说，“我自己也卖出去一些。”
“瓦尔，我在想。”她又开始说，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向她做了个鬼脸。
“严肃点儿，瓦尔，你不该卖糖果，让我来卖！你知道对我来说有多容易。你呆在家里，写点儿东西吧！”
“但我总不能不分白天黑夜地写作。”
“那就读点儿书，或者去戏院，或者看看朋友。你老也没去拜访朋友了。”
我说我会考虑的。这当儿她把手提包里的钱拿出来放在桌上。挣的真不少，真的。
“我们的恩人肯定会大吃一惊。”我说。
“哦，我没告诉过你吗？今晚我见着他了。我得去他那儿再拿些糖果，他说如果能坚持下去，我们很快就可以自己开家店了。”
“那真是太棒了！”
就这样顺利地过了好几个星期。我和莫娜达成一致：在她揽生意时，我提着装糖果的两个包在外面等。我总是随身带本书，有空就读。有时谢尔登也陪我们一起去，他不仅坚持要拎包，还坚持要付夜宵钱。我们总是一块儿在第二大道一家犹太人开的快餐馆吃夜宵。每晚都是佳肴，很丰盛，有酸奶油、小萝卜、洋葱、水果卷、浓味熏牛肉、熏鱼、各类黑面包、乳脂甜黄油、俄国茶、鱼子酱、鸡蛋面——还有矿泉水，然后坐车回家，总要经过布鲁克林桥。下车后站在自己那栋颇为庄严的绿色的石头房子前，我常常想如果房东发现我们凌晨这个时候才回家，还老是拎着两个包，他会怎么想。
总是不断出现一些崇拜者。莫娜为了甩掉他们颇费了些周折。最近又有一个，是艺术家，犹太人，Dg曼纽尔?斯里格菲尔德。他没多少钱，但收藏了一批极精彩的画册。我们可以随意借，色情的也不例外。我们最喜欢日本画家的画。乌瑞克有几次来都带了放大镜，以免漏掉一笔一画。
奥玛拉想要卖掉这些画册，让莫娜假装书给弄丢了。他认为我们太顾面子了。
一天晚上，谢尔登来陪我们，我翻开一本最刺激的集子让他看。他瞥了一眼立刻背转身去了，用手蒙住眼睛，直到我把书合上了。
“你怎么了？”我问。
他把手指伸到嘴边示意我别说话，然后又向别处看。
“它们又吃不了你。”我说。
谢尔登也不回答，只是慢慢向门边移。突然他用手捂住嘴，径直冲向卫生间。我听见他干呕的声音。回来时他走到我跟前，两手握住我的手，恳求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压低了声音恳求：“永远别让米勒太太看到它们！”我伸出两根手指放到嘴边，说：“好吧，谢尔登，以我的名誉保证。”
他现在几乎每晚都来陪我们。我懒得说话时便埋头看书，他仍站在一边，像根电线杆子。过了一阵子，我觉得带着这个只会眨眼睛的傻瓜四处推销很愚蠢。莫娜得知我想呆在家里，十分高兴。她说，这样她做生意可以更自由，我们也可以更富有一些。
于是就这么做了。一天晚上我和奥玛拉坐在一起发牢骚。他也很为我呆在家里高兴，正聊着，我冒出个主意——开办糖果邮购业务。奥玛拉一向对任何新点子都表示赞成，这回也立刻响应。他的想法是：“我们该大干一场。”我们立刻就开始制定计划：合适的抬头、广告函件、追踪信件、名单，等等。一想到名字，我开始算我所认识的在电报公司的职员、报务员、经理共有多少。他们多半不会拒绝每周买一盒糖果。每周一盒——这就是我们对有可能订购的顾客的要求。我们从来没想过一个人会厌烦吃糖果，即使是进口糖果，每周一盘一年还有五十二局呢。
我们决定最好过一段时间再告诉莫娜我们的计划。奥玛拉说，“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当然没有任何结果。信纸很漂亮，信件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但是销售量却是零。我们的活动搞到一半的时候，莫娜发现了。她根本不赞同我们这么做，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另外，她对这游戏烦透了。马西阿斯，她那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随时都愿意起用她。她说，她已经学会开车了〔我们俩都不信）。如果情况好，销几次房地产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等等……。还有艾伦?克罗姆韦尔，她还没告诉我他的建议。她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
“嗯，是什么？”我问。
“他要我为赫斯特报写专栏，每天一篇。”
我跳起来。“什么！每天一篇！谁听说过赫斯特报能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写专栏？”
“那是他的事，瓦尔。他清楚他在做什么。”
“可他们会出版吗？”我不能不怀疑其中有诈。
“不，”她回答：“不是立刻就出版。我们大概先做几个月，如果他们认为好……不管怎么说，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克罗姆韦尔会自己出钱每周付我们几百美元。他确信不疑他能卖给资料供应社的负责人，他们是好朋友。”
“那他们要我——或者说你，对不起！——每天写些什么？”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不是吧？”
“当然是。不然我根本想都不会想。”
我必须承认这听起来太妙了。那……她做房地产，我来每天写篇专栏。不错，“一周一百美元，你说？那他也太好了……我是指克罗姆韦尔。他一定为你想了很多。”（满脸一本正经说的。）
“这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瓦尔。他只是想对我们有些帮助。”
“他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吗？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怀疑什么？”
“当然没有。你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哦，我只是有点儿疑惑。有时候像他那样的人……你当然也知道……有时候你可以什么都告诉他。我想哪天见见他，我很好奇。”
“那简单。”莫娜说，面带微笑。
“你什么意思？”
“当然，你只要抽个晚上到莫斯科维兹酒店来找我就行。我会介绍说你是我朋友。”
“这主意不错。我会去的，一定会很有趣。你可以说我是犹太医生，怎么样？”
我又补充说，一不过在我们放弃糖果生意之前，我想试一试我的想法——如果我们派两个信差到各个电报办公楼去，我们也许可以一下卖掉几百盒。”
莫娜说，“你正好提醒了我。糖果店的那人请我们下周六吃饭，他想通过请客来表明他很欣赏我们，我想他会提出资助我们做生意。我不愿冷冷地拒绝——要是我的话，你很可能会伤他的感情。”
“当然。他那么慷慨，他为我们做的比我们以前的任何朋友都要多。”
接下来的几天全都用于给我在电报公司的老相识写私人短信。我甚至给副总经理办公室的一些人写了信。在设计送信路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两个信差远远不够，我需要六个——如果要这一行动一举成功的话。
我计算了可能的收入，大概总共有五百多美元。我一面想着，糖果生意的最后一笔收益近来不错，一面满怀希望地搓着两手。
这一天到了，我选了六名精明的小伙子，讲明要求，然后开始行动。
到晚上的时候，他们陆续回来了，包仍还满满的，一盒都没卖出去。一盒。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可付了他们钱——一笔可观的数目！我一下坐到了地上，四周都是糖果包。
我用胶纸粘在糖果盒上的信仍未启封。我一封一封地拿起来，每拿一封都摇头。“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广我来回地重复这句。最后我找到写给吉米?劳舍尔和史蒂夫?罗密欧的信。我把这两封信掂在手中好一会儿，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连吉米和史蒂夫这样的老朋友都靠不住，我还能靠谁呢？
无意间我打开了写给史蒂夫?罗密欧的信，在信头的上方写了一行字，尽管还一字未读，我已心宽了许多，至少他做了解释。
“斯皮瓦克在副经理办公室拦截了你的信差，还通知所有的人都别买糖果。对不起，史蒂夫。”
我又打开吉米的信，一样的消息。还有柯斯帝根的信，还是一样，这时我勃然大怒。“这个混蛋斯皮瓦克！他用这种方法报复我！”我发誓下次碰见他，我当街就扭断他的脖子。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柯斯帝根的信。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也一直没收到过他的信。他可用铁拳，如果让他给斯皮瓦克一个小小的教训，那可真是件称心事！他只需在某个晚上把那家伙骗到住宅区这边来，在小河附近找条没人的小巷就可下手。那讨厌鬼居然肯这么费心思——居然打电话通知布鲁克林、曼哈顿、布朗克斯的每一所办公室！我也很奇怪吉米没派个人来通知我，那样我就可以省很多事了。不过他很可能也缺人手，他一向都缺。
我开始想我认识的那帮笨蛋有哪些会随时都乐意为我效劳，在十四大街办公室的那个夜间值班员，他一赌起来就没完；他的上司一直在努力劝说总经理用信鸽送电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像这个家伙一样冷酷无情。为了有几个美元赌马，他什么都做得出来。还有在鱼市的驼子，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属于那种披着人皮的狼。还有阿瑟?威尔顿，夜间信差，曾做过传播福音的牧师，但现在却形同废物，大小便都失去了控制。以及狡猾的小吉米?法尔佐，貌如天使般善良，心却似恶棍般邪恶。还有从喀勒姆来的那个长着老鼠脸的少年，他不仅贩卖毒品还造假钞。以及洛普斯，一个从古巴来的巨人，整天都醉醺醺的。他只要轻轻抱一下你，就可以压断你的肋骨。还有科瓦斯基，是个精神错乱的波兰人，有三个妻子、十四个孩子。为了一美元，除了谋杀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处理这件事我甚至不必想这帮乌合之众。我有古斯，他是警察。只要莫娜有心情，他可以陪她走遍乡村的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古斯是只忠实的狗。哪怕有个女人稍稍暗示她给个陌生男人欺侮了，他都会把那人用根棒子打死。那么我们那位信天主教的好朋友巴克雷会怎么报答我呢？他是侦探。一喝醉酒便拿出他黑色的十字架要我们吻它。一天夜里他发酒疯都神志不清了，我们把他的手枪藏了起来，难道这不算帮他大忙？
莫娜回来时，我还坐在地上，沉醉在幻想之中。这消息并没引起她多少不安，她已预料到这种事会发生。实际上，她很高兴出现这样的结果；或许从此我可以醒悟到自己的那些计划多么不切实际，从此不再这样了。只有她知道怎样筹钱，并且做得稳稳妥妥。我什么时候才能对她完完全全地信任呢？
“我们不干这个了。”我说，“如果克罗姆韦尔同意付我们一周一百，我们应该能混得下去，你说呢？”
她不敢肯定。一周一百块钱我们俩足够了，可是给前妻的赡养费怎么办呢，还有拿什么给莫娜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呢？还有这个那个……
“你筹来了你妈妈要的那笔抵押借款了吗？”我问。
是的，几周以前就弄到了。她现在还认为给得太少了。她说不管有多少钱都像长了翅膀似的立刻就没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赚一大笔钱，做房地产生意对她吸引力越来越大。
“不管怎么说让我们放弃卖糖果。”我强调说。“我们去和我们的恩人吃饭。委婉地告诉他这事。我烦死卖东西了……我也不想你去卖东西，干这个真讨厌！”
她似乎同意我的看法。在她擦脸的时候，突然说：“我们干吗不打电话给乌瑞克邀他一起出去吃饭？你知道，你有好久没见他了。”
我认为这主意很好，于是决定打电话，可一看已经很晚了，我穿上衣服，冲出去。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三个人坐在市政厅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里。乌瑞克又见到我们极为高兴，他很奇怪我们这么长时间都干什么了，也不找他。在等蔬菜汤的当儿，我们喝了几杯酒。乌瑞克前一段为推销某种香皂四处奔波，现在得到个放松的机会很高兴。他心情很舒畅。
莫娜灌了他一耳朵卖糖果的事——那些精彩的片段。乌瑞克听她讲故事时总带着惊奇的神情。他等着听听我的说法再发表意见。如果我进一步证实的话，他会竖起耳朵，静静地听，就好像第一次听到似的。
“真够味！”他抿着嘴轻轻笑了。“我真希望我有胆量去外面闯一闯，可是这些事从来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么说你在皇家咖啡馆卖糖来着？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摇摇头，又笑了。
“那奥玛拉不和你们在一起吗？”他问。
“是的，但他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他要去南部，他有种预感在那儿会赚笔钱。”
“我想你不会太想他吧？”
“可是我会想他的。”我说，“我喜欢他，尽管他缺点很多。”
听了这话乌瑞克点点头，好像是说我有点过分地纵容，不过这样的纵容也很好。
“奥塞奇这家伙，他怎么样了？”
“现在在加拿大。他的两个朋友——你还记得吧——在照顾他女朋友。”
“知道了。”乌瑞克说，舌头来回地舔着他那血红色的嘴唇。“还挺义气，不是吗？”说着又轻轻地笑了。
“另外，”他说，脸转向莫娜，“你不觉得这些天来乡村区变得很糟糕吗？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带了几个弗吉尼亚来的朋友去那儿。真是个大错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呆几分钟就离开了。我所见到的都是些下流场所。也许是我们还见识得太少吧—…有一个地方，一家餐馆，我想是在谢里登广场那边。我就直说吧，真够恶心的。”
莫娜笑了。“你是指米尼?道奇勃格那家娱乐场？”
“米尼?道奇勃格？”
“是的，一个疯狂的同性恋者，总爱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还总是穿女人的衣服。是他吗？”
乌瑞克说：“就是他。我不知道他叫这个，我必须承认这名字还适合他。老天，他可真是荒唐之极。我想有一阵儿他都要爬到吊灯上去了！他那张嘴真是臭不可闻！”他转向我说。“亨利，自从我们这代人出世以来，时代真是变了。想想我和两个严肃、保守的弗吉尼亚人坐在那儿。说实话，他说的他们俩几乎一字都听不懂。”
下流场所，乌瑞克这么叫它们，正是我们前一段常去的地方。虽然我假装取笑乌瑞克太讲究规矩了，可是我同意他的观点。乡村区的确是堕落了，那里到处是下流场所，到处是好男色者、同性恋女人、拉皮条的、妓女，还有大大小小的骗子。上次到保尔和乔，那儿整个被穿着水手制服的同性恋占领了。有个浪荡的母狗居然对莫娜动手动脚——就在饭厅里。从那儿出来我们差点给绊倒——两个“水手”在阳台的地板上扭成一团，裤子拉到了脚上，像猪似的号叫着。即使对于格林尼治乡村来说，这也做得太过分了，至少我这么看。正如我所说，把这些事讲给乌瑞克听毫无意义——对于他来说，这些都太难以置信了。他喜欢听的就是莫娜所讲的她如何从一些顾客身上骗钱的故事。他把他们叫做“古怪的家伙”。他们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纽约的，比如，威霍肯、密尔沃基、华盛顿、波多黎各、巴黎大学，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居然如此脆弱，在他看来，似乎很合理又很神秘。他能理解他们可以被骗一次，但多次受骗就不能理解了。
“她怎么同那些人保持距离的？”他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就又后悔了。
突然他换了话题。“你知道吗，亨利，那个麦克法兰一直在找你。内德当然不能理解你怎么能拒绝干这样的好的差事，他总对麦克法兰说有一天你会出现在他面前的。你一定给了那老家伙极深的印象。我猜你有其他的计划，不过——如果你回心转意了，我想差不多你想要什么都能从麦克法兰那儿得到。他私下对内德说，为了留下你这样的人，他宁可把全办公室的人都解雇了。我想我应该告诉你这个，你从不知道……”
莫娜使我们的谈话很快转向另一个方向——我们聊起了综艺节目。乌瑞克对名字的记忆简直绝了。他不仅可以回想起二十年前的喜剧演员、喜剧里的女佣、库奇舞蹈者的名字，还能说出在哪些剧院里他看过他们的表演，他们唱的歌名，是在秋天还是冬天看的，以及每次都和谁一起看的。从综艺表演谈到音乐喜剧，又谈到……。
我们三个聚在一起，谈得总是漫无边际，毫无章法，而且越谈越兴奋。莫娜，从来都不能持久地集中注意力于某一件事，所以她在一边听，简直会让你发疯。总是在你讲到最精彩的部分时，她会突然想起什么，而且她只要一想到，就会立刻说出来，无论我们谈论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是弗莱特里尼兄弟，而她认为很重要的必须立刻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总是像行星一样遥远，不着边际。只有女人才会把它们联系起来。她也不是那种自己说了也让别人讲讲自己观点的人。想要扯回原来的话题就像想不涉过急流而直接到达对岸一样不可能。你只能体谅她，随她不断地变换话题。
乌瑞克已经多少习惯了这种谈话的方式，尽管这不合他的性情。不过让他受这种限制我也觉得很可惜，因为让他随便聊的话，他比爱尔兰人还要喋喋不休。他那精细、准确的观察力；对物品，尤其是他珍爱的物品以那种轻柔敏锐的触觉；对逝去的时光的无限依恋，以及对细枝末节之精确的高度要求（比如：时间、地点、节奏、气氛、大小、冷热，等等），这一切都使他的言语具有一种艺术大师方有的风格。
真的，在聆听他讲话时我常常会以为自己是和一位大师在一起。我的许多朋友都用“古怪得有魅力”来形容他，实际是在说“过时”，然而他既不是学者、隐士，也不是有怪诞成见之人。他只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罢了。当他谈到他喜爱的人——那些画家时，他也成了其中之一。由于他的天性，他被他们征服了，但同时他也懂得怎样与他所崇拜的人产生认同感。
他以前常说他总是陶醉在与我的交谈中，他假称我在场的时候，他总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似乎很自然地认为我的表达力一定比他强，因为我是作家。事实恰恰相反，与他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笨嘴拙舌，只有我发疯、发怒或者动情的时候才会例外，但这些情况都极少出现。
真正令乌瑞克羡慕和喜欢的是我的无拘无柬，实际是杂乱无章的生活。他永远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同，也同样在德裔美国人愚蠢的家庭中长大，但我们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当然，他夸大了这种差别，而我也无意纠正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夸大我的怪异会给他带来快乐。人有时候应该宽容些，尽管这样会让你脸红。
乌瑞克说，“当我跟我的朋友谈论起你时，连我都觉得那些事太神了。虽然我们俩每次相处时间都不长，但我总觉得你已经经历了很多不同的生活。我几乎不了解在这之间发生过些什么事——比如，你和那寡妇和她儿子一起生活的时候，还有你总和劳?杰克斯呆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那是他的名字吧？那段时间你一定很有收获，虽然也经受了很多磨难。怪不得那个麦克法兰觉得你与众不同，我知道我又扯回到那个危险的话题了。”——他飞快地瞥了莫娜一眼，眼神中带有恳求——“但是真的，亨利，你追求的那种动荡不安、冒险刺激的生活……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把它描述得如此粗鄙……我也明白你是个勤于思考的人……”说到这儿他似乎放弃了，又是笑，又是哼哼，舔嘴唇，还咽了几口葡萄酒，拍了拍大腿，然后看看我，又看看她，放肆地大笑起来。“该死的，你当然懂我的意思！”他脱口而出。“我怎么像个小学生似的结结巴巴的。我想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你的生活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你需要结识与你相当的人。你应该能四处旅行，不缺钱花，可以探索、研究。一句话，更多地历险，更广地开拓。”
我微笑着点点头，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当然我也意识到你现在过的生活在各方面都要比我丰富得多……我是说，对于你这样的作家，生活应该丰富些。我知道一个人不能够选择生活的原料来创造艺术。这些是由个人的性情限定的，或者说注定的。你仿佛是一块磁石吸引了那些奇怪的人，无疑在他们那里有广阔的天地值得你探巡一番，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如果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呆一晚上就会无话可说了。我喜欢听你讲他们的事，但我认为我自己应付不了所有那些事。亨利，我的意思是，你给予了他们那么多关心，他们似乎并没回报你。不过我又错了。当然了，你一定凭直觉就能判断出什么对你有好处，什么有坏处。”
我只好打断他。“那你就错了。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些事——哪些对我有好处哪些没有。我很自然地接受所发生的一切，并尽全力创造最好的结果。我并不刻意去培养与这些人的友谊。你说的对，我吸引了他们，但他们也同样吸引了我。有时候我想我和他们之间比起我和你、奥玛拉或者其他真正的朋友有更多的相通之处。话又说回来，你说我有真正的朋友吗？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一丁点都指靠不上你们，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是这样。”他说，下巴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想我们都算不上你该有的朋友。你本应有更好的人做你的朋友。”
“狗屁，”我说，“我根本没想要对这件事唠叨没完。请原谅，这只是我无意之中想到的。”
“现在你那个朋友，当医生的怎么样了……叫克伦斯基的？我最近没听见你谈起他。”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说。“他可能正冬眠呢。别担心，他会露面的。”
“瓦尔待他很不好。”莫娜接过说。“我真不明白，你要是问我，他可是够朋友。瓦尔从来都不欣赏他那些真正的朋友。除了你，乌瑞克。不过有时候我必须提醒他该和你联络了。他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
“我不相信他会那么容易地忘记你。”乌瑞克说，说着重重地打了自己的腿一拳，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太不会说话了。不过我相信你们懂我的意思。”并把他的手放在莫娜的手上，轻轻地提了提。
“我会小心不让他忘了我，”莫娜轻轻地说。“我猜你没想到我们俩会好这么长时间，是吧？”
“说实话，是的。”乌瑞克说。“不过现在我了解你了，明白你们对各自有多么重要，我就理解了。”
我说：“我们离开这儿吧。去我们家怎么样？如果你愿意，晚上就在那儿过夜。奥玛拉今晚不在家。”
“好吧，”乌瑞克说，“我接受你的邀请。我还请得起一两天假。我会向店主要一两瓶酒……你们想喝点儿什么？”
我们打开房间的灯，乌瑞克站在门口上下打量地看了会儿。“真是漂亮，”他说，眼里闪着向往的光。“我希望你们能在这里住很久。”他走到我的写字台前，翻看着桌上零乱的东西。他略带沉思地说，“看看一个作家怎么整理他的东西总是很有趣。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思想、观点从那些纸上流泻出来。每一种都显得那么强烈。你知道，”——他搂住我的肩膀——“我工作时常常想起你。我仿佛看见你几乎伏在打字机上，手指飞快地敲着键盘。你脸上的神情总是出奇的专注。你甚至从小就那样——我想你已不记得了吧？有时，我很难让自己相信我认识的那个作家是我的朋友，而且是老朋友。你有种东西，亨利——那正是在餐馆里我努力寻找的——可以说是一种传奇性的东西，如果这个词不显得太大的话。你明白，对吧？”现在他的声音低了一度，实际上极柔和、圆润、甜蜜。同时真诚，真诚得足以让人心醉。他胸中涌动着的那份深挚的感情使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已不知所言了。我必须远离这股感情的急流，否则我们都会被……。
当我从洗澡间出来，回到客厅时，他和莫娜正在认真地交谈。他仍然戴着帽子，穿着外衣。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许多怪词。我总把这张纸带在身边以防急用。很明显他在向莫娜询问我的工作习惯。写作这门艺术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他毫不掩饰地表明，他看到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搞了那么多创作时，有多么惊讶。他爱抚地摸着堆积在写字台上的书籍。“你不介意吧？”他说，同时浏览着放在书旁边的我做的心得笔记。我当然一点儿都不介意。如果能够的话，我甚至会挖出我的心让他看看。看到他对这点小事都这么夸张，我心里十分满足。同时我不由得想到他是唯一对我所做的事表现出真正感兴趣的朋友。他所表现的是对写作本身的尊崇——以及对有胆量搞写作的人的尊崇，无论他是谁。差不多整个晚上我们都站在那儿谈着我列的那些怪词，以及我做的关于《一个未来派文艺家的日记》的短注，我当时正在致力于这本书的写作。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冠以“老式人物”称号的属于另一时代的人。是的，对单纯的文字表现出天真的情感确实已成为老式、不合时宜的行为了。中世纪的人与现代人已完全成了两种人。为了一个琐碎细节他们可以讨论上几小时、几天、几星期，甚至是几个月，而这些在我们眼里毫无现实意义。他们对艺术的消化、吸收居然能达到如此集中、专注，在我们看来若不是有毛病，也至少是怪异了。他们是纯粹的艺术家。艺术就是他们的生命，就像血液对于生命一样的重要。他们的生活也是纯粹的，而这种生活正是乌瑞克所追求的，虽然他一旦醒悟到就会绝望。他所企望的是也许我会把生命中的一切都编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生活，再现给其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