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醉鬼一样我唱着歌打出租车回到家，连门廊的台阶都越不过去了，自己坐在台阶下嘲笑自己。打着嗝，疯子般嘟嘟哝哝，对着鸟、小径上的花猫、电线杆子高谈阔论。最后自己慢慢地、艰难地摸着上了台阶，滑下来再爬，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真是徒劳无尽头。莫娜还没回家，我和衣上了床，酣然大睡。拂晓前醒来，感觉莫娜在用劲拖拉我，自己身下是一堆呕吐物。唉！真是恶臭薰天！床不得不重铺。擦过地板，换了衣服，仍有点儿头晕，步履蹒跚，我依然嘲笑自己，可憎又可幸，可责又可喜。要在风暴中站立可需要绝非一般的技艺，自始至终使我惊诧的是莫娜的温和宽容。她没有一句怨言，就像天使一般服侍着我。当我又准备上床时，脑子里想的是这样一件幸事，那就是起床毋需去上班，无需更多的解释，无需自责，无需内疚，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可以自己尽兴地去睡，而且还会有可口的早餐等候着。如果我醉意犹存，可回到床上，将这一天睡尽，当我合上眼睛时，浮现出的是立在通红的壁炉边的胖路易斯：双眼含着泪花，他的心在鱼子酱里。卡普里、索伦多、阿迈尔菲、菲索尔、帕斯特姆、陶米娜……凡尼库里，还有吉兰达约……还有坎普?桑多……多么了不起的国家！多么伟大的人民！可以断定有一天我会去这个国度，为什么不呢？“教皇万岁！”（不过如果我吻他的屁股，他肯定会咒我该死。）
周末是用另一种方式度过的，平常是去拜访莫德，同她和孩子在公园里散步，也许骑骑马，或者放放风筝，或者划划船。聊天、窃语、谈谈琐事，指责几句。在我看来，她也变得有点儿癫狂。我们辛苦积攒的抚养费让她挥霍净尽，不值钱的小东西到处都是，幼稚地想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说公立学校不适合于我们的小公主。钢琴课、舞蹈课、绘画课。黄油、火鸡、沙丁鱼也没了。没有卷毛狗，没有狗食，没有留声机，家里堆放着的家俱越来越多，在壁柜底板上有好多空糖盒。随她去吧！真是可怕的局面，孩子尖叫着，缠着我，求我留下来与妈妈一块睡。一次在公园里，跟孩子坐在一个漂亮的小山丘上，看她放我给她买的风筝，莫德在不远处独自一人徘徊着。忽然孩子朝我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开始亲昵地吻我，且喊我爸爸、亲爱的爸爸。尽管我尽了努力，啜泣冲破了我的感情防线。一次又一次潮水般的泪水涌出。我摇晃着站立起来，孩子还在紧紧抱着我，环视四周寻找着莫德。人们惊恐地盯着我，又走开了，痛苦啊！痛苦！无法忍受的痛苦。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周围到处都是美丽、和谐、安宁。别的孩子都在同父母游戏，他们幸福，喜气洋洋，笑声朗朗，只有我们流露出的苦恼，不祥和，而且是永远。一周周孩子在长大，她的理解力更强，更为敏感，她这种沉默寡言的方式更具批评力。如此生活是罪过。换另一种社会制度我们能继续生活在一起，我们大家，莫娜、莫德、孩子、梅拉妮、猫、狗、雨伞，所有的一切。至多是铤而走险，我想可以这样过。任何情形都要比这令人心碎的团圆好，我们都遇到了伤害和苦恼，莫娜和莫德一样。提高这母女俩每周的抚养费越是困难，我就对承受痛苦最大的莫娜感到内疚，如果需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当一位作家有什么好呢？如果我的灵与肉要遭受磨难，与莫娜过天堂般的生活又有什么好呢？夜里，醒着的我在梦中，我能感觉到孩子在搂着我的脖子，拉我靠近她，拉我归家。睡眠中我常流泪、哭泣、哀怨，重现一幕幕痛苦的往事。“昨天晚上你都哭了。”莫娜常说。我回答道：“是吗？我不记得了。”她知我在撒谎。想到自己一个人的存在不能足使我幸福，使得她很难过。虽然她没说过一句话，但我会申明，“我很开心，你没看见吗？我不需什么天伦之乐。”于是她一言不发，使人尴尬的停顿之后，“你认为我不为孩子着想，是吗？”我脱口而说。她答道：“知道吗？你已经有好几周没上那儿啦。”确实是这样。我已经取消了对莫德母女每周的探视，由邮政或者通讯员将钱送去。“我觉得这周你应该去，毕竟她是你自己的女儿。”我说：“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就去。”接着我便会有一阵痛苦的呻吟。当听到她说：“这次你去看孩子，我为你给她买了样东西。”又是一阵呻吟。我自己为什么不买点儿什么？不只一次我站在橱窗前，脑子里思谋着自己要买的所有东西。不仅是给孩子，还为莫娜，为梅拉妮，甚至给莫德，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没挣到钱就去买东西是不对的，莫娜在剧院挣的钱还不够我们开销，甚至差得还远。她不断拼命地工作，挣的钱这周进下周出，有时她发挥一下长处，有了外快回家时给我买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我想是这样。我求她别给我买东西，说：“我什么都有。”这是真的（除了自行车和钢琴。不管怎么样，我早将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东西堆得这么快，即便我收下了，还得费心思想一想自己怎么利用它们，如果给我只口琴和一双旱冰鞋倒是更切合实际……
有时我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恋情苦恼，醒来时依旧带着梦境的惆怅，于是决定最为必要的就是先恢复以往的记忆。比如说胖子“查理大叔”，他过去常让我坐在他的腿上，讲述他在美西战争中的赫赫战功，娱我童心，乘火车、电车，经过好长一段路来到个叫格伦代尔的小地方。乔伊和托尼曾在此住过（查理是他们的大叔，而非我的）。这么多年已经过去，这个沉睡的小村庄对我仍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值得庆幸的是小伙伴们生活过的住所依旧存在，几乎没什么改变。夏夜里亲朋好友们聚会的那个小酒馆也在，记得小时候我从一张桌子跑到另一张，偷喝别人杯中的残啤，或是在那些醉倒的逍遥汉身边捡几个硬币，甚至这些人放声高歌的令人伤感的德国歌曲也进入我的记忆。我看到他们醒酒了，满脸严肃地，聚集在一个中空的方阵，就像一支英勇兵团最后残余的势力。库恩斯克族系的所有成员，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庄严地等待领头人敲响音叉，就像忠诚的武士站立在与异国的分界线上，挺起胸膛。眼光炯炯有神，扯起他们强有力的嗓门神圣地吟唱起深深唤起他们激情的歌曲……歌声继续着。现在看到了那个小基督教堂，托尼和乔伊的父亲艾姆霍夫（我第一次见到的艺术家）就是在那儿装的着色玻璃，在墙上和天花板做的壁画，雕刻布道坛。虽说他的孩子们对他心怀畏惧，虽说他是个苛刻、专横、冷漠的人，我却总是被这个严肃的人强烈地吸引着。入睡时分我们总是上小阁楼去向他道晚安。每每他坐在工作台上做水彩画，上盏学生用台灯在桌上投下柔和的光，房间里别的东西若隐若现。这时他是如此的认真温和，困惑，也很孤高。我常琢磨是什么使他能彻夜长驻于工作台的，但是最使我们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迥异他人：是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思绪绵绵，现在又到了我们常去玩的沟壑中的铁路线上。这是村边和铁路另一端间的无人居住的荒地，附近住着我们家的一个远方亲戚。我叫她坦蒂?格拉茜。一位相当漂亮的少妇，有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乌黑的秀发。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已能意识到她是个不平常的女人。没人见过她恼怒、失声；没人听到过她中伤他人；没有人在她面前求助落过空。她有一副女低音的音质。歌唱时有吉他伴着，有时候穿上化装舞会服饰，和着手铃跳舞，手中持把长长的日本扇。她丈夫成了个醉鬼，据说还经常揍她，格拉酋却是变得越发和蔼、温顺，更有同情心，更丰满，更仁慈，过了一段时间有谣言传说她成了名修女——这终归是人们私下传言。就像说她疯了一样。我迫切地想再见到她，找啊找，四处找遍了，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音讯，有线索表明她可能已在疯人院自杀了……离奇的思想，奇特的往事，走在格伦代尔沉睡的山庄里。这个令人钦佩圣洁的格拉茜和那个我称呼查理大叔的使人快活的大胖子，他们两人我都喜欢，一个只讲些拷打、屠杀伊哥洛人，在菲律宾的沼泽山间追踪阿奎纳多之类的事情。另一个根本就是沉默，她是位女中豪杰，完全是女神的化身。她与我们在一起，她散发出的神圣光辉给我们的生命以启迪。
查理离家去菲律宾时是个准下士，这时的他已经是个高大健壮的小伙了。大约八年后，回来时已是名中士，体重已有四百磅，总是气喘吁吁。记得一天他送给我一件礼物，是用六颗达姆弹做的，还请人做了只蓝色的亚麻锦盒，这些子弹是从阿奎纳多的人手中得到的。因为觉得用这些德国人装备给菲律宾的子弹心有惭愧。他们将这名叛军处死后，将头挂在旗杆上。这些故事，连同他讲的美国士兵对菲律宾人施以的令人毛骨耸然的管制，使我对阿奎纳多产生了同情。夜里我经常祈祷可别把他俘虏了，无意中查理大叔成了我心中的英雄人物。
阿奎纳多，使我猛然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天，穿上最漂亮的套服，一大早就来到贝德福德大街那幢高大的棕色石楼上。从那儿的阳台上，我们要看游行队伍。最前边的一列是刚从菲律宾回国的英雄。泰迪?罗斯福也在那儿，在队伍的前列领着他的骑士们。场面异常热烈，人们热泪盈眶，到处都是飘扬的旗子，从窗口掷下的鲜花，大伙相互亲吻着，高歌赞美诗。当时我也有极大的欢乐，但心有迷惑。不知这狂热激情是为什么。使我铭记在心的是那制服和马匹，那天晚上一位骑兵军官和一名炮兵来我们家用餐。这是我们两个姑姑的罗曼史的开端，却被溺死在摇篮中。因为我祖父不喜欢军队，不想让他俩做自己的女婿，我依然记得他对整个菲律宾战役的嘲讽和抨击。对他来说，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已，他嗤笑道：“战斗应不到一日就结束。”老人谈起俾斯麦和老人毛奇、滑铁卢战役及围攻奥斯特里兹。他于内战时来到美国。肯定那才是战争，去打无援靠的野人，谁都会的。尽管如此，还是迫于无奈，同马尼拉海湾的英雄——舰队司令杜威干了一杯。有人对他说：“你现在是美国人了。”我听到祖父说：“而且是个美国良民，这并不意味着我喜欢战争。扔掉军装，回去上班去！”
瓦伦丁?尼了祖父是人人尊敬爱戴的老人。在伦敦当了十年裁缝师傅，学了一口优美的英国口音，讲起英语总是温柔可亲。他说他们是有文明修养的人，一生保持着许多英国人的习性。他的密友克劳先生是瘦高、脾气暴躁的人，来自英国的伯明翰。是由我的叔父保罗引荐，在星期六晚周末沙龙上认识的。家里人除祖父外没有一个喜欢克劳，原因就是因他是社会主义者。总是发表长篇大论，且言语尖刻，记忆溯回到四八年那阵子的祖父从中得到兴趣，直拍手称好。他反对“老板”阶层的人，当然也反对军事武装。口想起来，真怪！社会主义在那个岁月产生的影响真令人恐惧。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与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有来往，克劳比基督徒或者犹太人更糟。美国是个人人机会均等的自由国度，成功和富裕是一个人的本分。我的父亲痛恨他的雇主——一个残忍嗜血的英国人——他总是这样评价。不久父亲也成了裁缝店老板。祖父也得受雇于他，但是祖父从不失自己的体面，不失那总使他或多或少胜于父亲的自信和刚直。令人惋惜的是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些裁缝老板就要潦倒了，被迫合成一帮以分担开支，依然是一群受雇佣的劳动者，因为工人的报酬——裁剪师、助手、做外套的、做裤子的持续上涨。每周所得比老板本人所得还要多，最后那些常受歧视和遭妒忌的雇工（都是外国人）为了生意的延续会借给老板们资金。也许所有这些就是像克劳一样的鼓动家们倡导的恶毒的社会主义法则引出的结果，也许不是。也许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被灌输的沃灵特德的“快速致富”理论存在着固有的灾难性的东西。
我祖父在“一战”爆发前就去世了。就像那个时代从欧洲名地来到美国的其他移民一样，遗留下大笔固定资产。他们在这块辉煌的自由土地上远比他们的儿女们有成就。他们徒手起家，就像与我同名的“牛肉大王”亨利?米勒。从法国来时只是个年轻屠夫，最后占领欧洲巨大的牛肉市场。确实，那个时代有更多的机会，但也有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人身上有着不屈的品质，他们比我们更勤劳、更坚强、更具谋略、更具组织纪律性，一开始从事的都是些低微的生意——屠夫、车夫、裁缝、钉鞋匠，节省的是他们用满头汗水换来的钱，总是过着朴素的生活，却十分安逸，尽管缺少过安逸生活的东西，缺少如今不能离开的节省劳力的器械。这使我想起祖父家里的厕所，最初只是在院子里搭的简易棚。后来在楼梯处建了个小卫生间，虽说煤气早已进入千家万户了，可这个卫生间仍用一只菜油小灯照明，祖父从没觉得在卫生间里点汽灯是必要的。他的孩子能吃饱穿暖，偶尔还带着上剧院，孩子们同他一起郊游和野炊——十分开心，参加萨恩格班德人聚会时也与孩子们一块唱歌。纯朴而又益于健康的生活，一点儿都不乏味。冬天下雪冻冰了，有时他带孩子们坐上马拉的敞篷雪橇，间或他自己乘冰上滑艇。夏天也有令人难忘的旅行，乘游船去像格伦岛或者新罗谢尔之类的地方。我认为今天孩子的远足根本比不上这些，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过格伦岛上魔术般的节日境地。唯一与其接近的是雷诺阿和修拉的某些绘画作品中的气氛，这儿我们能发现那种兴盛、欢娱、成熟、奢侈、肉欲和法普战争后至“一战”爆发前这段人们的厌世之态。无疑这是受到一种腐朽社会秩序感染的中产阶级全盛时期，但是代表它，并用言辞称颂、为其着色的那些却没被腐蚀。我从不认为祖父是被腐蚀的，也没有这样看待雷诺阿和修拉。我觉得祖父的生活方式与这两位艺术家的类同之处要比当时正在形成的美国新的生活方式的类同之处更多。或许可以这样说，祖父已经理解了这些人和他们的艺术。我的父母做不到，同一条街上与我共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不能。
停笔沉思，往事触动了我。故地重游的是我的思想，无疑这段日子是充实愉快的。从格伦代尔一直回溯到街坊四邻，情不自禁地想去祖上遗宅看看，但却没心思去看依旧住在那儿的本家人。在这条街的另一侧，我伫立打量着以前住过的三层楼房，努力重温自己五六岁时周围世界的模样。我常坐在那儿的那孔前窗勾起我的回忆。母亲第一次让我洗窗户时的恐惧感重新袭来，坐在窗框上，身体悬外有三层楼之高，对一个仅七八岁的小孩来说似万丈深渊。为珍视生命双腿紧夹着窗框。窗扇压在腿上就像铅陀，既怕往上抬窗扇，又怕失足。妈妈在下边不住地嚷还有污点没擦净（后来已经长大了，妈妈总是夸我爱为她擦窗户。或者说我喜欢装凉篷。我多么喜欢这个，多么喜欢那个……那是十足的谎言）。
站在那儿沉思良久，怀疑自己那时是不是有点儿女孩子气。邻里没有一个男孩比我穿得更整洁，没有一个比我更有礼貌，没有一个比我机敏好学。我赢得了所有的奖励，得到了大家的称赞。他们同样肯定我能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父母也从没悟到我的同伴们已经堕入罪恶。即使最愚蠢的母亲也应该觉察到小约尼?拉德勒的犯罪行为，即使再疏忽的母亲也应能发现阿尔菲?贝切是个流浪阿飞。星期天学校的姣姣者，比如我，总是在邻里找最淘气的孩子做自己的密伴。我心爱的妈妈还不知道吧？我这个小猴精能将一套题倒背如流，而且在同伴中只有我才能滔滔不绝一口气说出一大串的巧言，就像给一个绞刑犯祈祷一样的污言秽语。这是那帮大孩子教唆的，并非蓄意或者故意。我们是在追随他们左右，听着他们的谩骂和争吵中学会的。细想，他们并不比我们大多少。至多有十二岁，可是像妓女、娟妇、同性恋、口交、杂种、歪蛋、操他妈之类的脏话总是挂在嘴边。当我们学说这些脏话时，他们不停地嘲笑。记得有一天，刚能学会几句就得意洋洋的我，朝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走去，给了她一顿臭骂。在她抓住我的手煽我耳光时，更是叫骂连天。可能我还咬了她的手，踢了她小腿几脚，反正那女孩怒气汹汹，“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调皮蛋。”边说边揪着我的耳朵，将我拉到就近的警察局。三步并作两步，把我推到一间办公室中间，我这个小无赖面前是一个高高坐在办公桌后的警察巡佐，透过桌子边只能看到他的脑袋。
“这是怎么回事？”警察厉声如雷，吓得我魂不附体。
那女孩命令我：“告诉他你骂什么来着？”
我被吓得目瞪口呆，只是喘着气。
“噢，明白了，”警察浓眉一松，瞪眼威胁我说，“他是在跟您说脏话，是吗？”
“是的，警察先生。”女孩回答。
“噢，我知道这一切了。”他从座位上起来好像要走下来。
我开始抽抽嗒嗒，进而吼叫起来。
“他真是个好孩子，”那女孩说着向我走来，颇带情感地拍拍我，“他叫亨利?米勒。”
“亨利?米勒？”警察说：“哟，我认识他父亲和祖父，你的意思是说不是这个小伙子说脏话，对吧？”
从高高的椅背上下来，他俯下身，握着我的手说：“亨利?米勒，我感到很惊讶，怎么……”
在这种公共场所，在各地警察局里，一提起我的名字总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影响。我把自己当成罪犯，看到自己的名字飞扬在大街小巷，成了头版头条的新闻，一想起回到家爸妈会怎么说，就浑身发颤，因为我猜想这新闻肯定比我人跑得快。也许那位巡佐已将这件事的详情告诉某人去通知我母亲了。也许她会将我保释出来，产生这种恐惧和不祥之兆的同时，听到我的名字在空旷的警察局里突然响起，不免有点儿自豪感。我有自己的形象了，还没人同时称呼过我的姓名，我只是亨利。现在成了亨利?米勒，成了个完完整整的人物。这个人要将我的名字和住址记入那个大本。他们也因此有了我的记录……就在那可怕的时刻，我就像长了十岁。
那个女孩承诺我以后再不说诸如此类的脏话，过了一会儿，被释放的我若无其事地走在自己家门口，俨然英雄人物一般。意识到这完全是场游戏，根本没有人会有意检举我，甚至不会告诉我的父母。为自己在那警察面前像女孩一样哭泣而感到羞愧，相反一想起将他当做惧怕对像时，就对我的这个庇护者、暗中同盟军顿生鄙屑。这使我有种深刻印象即家里与警察局关系很好，也许与他们关系密切，就在彼时彼地我滋生了对权力的蔑视……
对往事依恋之情使我不能中止自己的回忆，我从大堂里出来，又来到昔日库房所在的后院，厨房的这边墙上画的是一个牵着条小狗的女人，是用黑油漆和焦油画的，现在已几乎被涂抹掉了，这种拙劣的艺术品使我又回到童年。可以这样说，它是我自己仅有的埃及古墓绘画。奇怪的是后来我一提笔作画，出手的人物总使我回想起这个没有生气的形象。显然我描绘的轮廓同样的僵硬。多少年来，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如愿以偿，画出的总是拘谨的曲线。脑子里有只鹰或者女巫的感觉，大家认为我是试图故意表现得人物面目狞狰，但其实不然，这是我唯一能表现人物形象的伎俩。
走在大街上，我不自觉地抬起头来，好像是在向欧米利太太问安，她在自己家的房顶上收留了附近所有被遗弃的猫。每日喂两次，数量超过一百多只。她一个人生活，我母亲曾暗示我说她疯了，如此巨大的慈善胸怀母亲是远不能理解的。
信步向南走去，在那儿我常坐横穿小镇的电车回家。每一个店铺门脸都孕藏着丰实的回忆。二十五年过去了，尽管有这么多变化，拆除翻建，老房子还依然存在。风残失色，蚀墙断壁，就像老人的坚齿，仍然发挥他们的作用。只是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因为是在夏天，屋里有浓烈的零味。事实上就像人在夏天一样汗味十足，主人们为自己能将房屋保持到如此整洁的地步而感到自豪。新油漆闪闪的亮光和遮阳篷投下的影子就是他们这种谦逊性格的写照，与别人相比那位医生家里就略有改观，更为自命不凡。夏日里走进这位医生的诊所，掀起的珠帘发出叮铃叮铃声。他一直被人们当成鉴赏艺术的行家，墙上挂着用沉重镀金框装帧的色调惨谈的油画，那些画的主体完全与我的先天习性相反。我们家的墙上没有这类东西。家里的画是假日里由一些生意人送给的，色彩明亮，格调低俗。天天都能看到，却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什么时候当母亲拿点儿东西要给穷邻居时，总是从墙上选一幅画，嘴里咕哝着：“上帝！我不要这个。”有时我拿自己的东西让母亲施舍出去，比如说一件新玩具、一双靴子、小鼓，因为我的东西也有点儿堆积过盛。“噢，不，亨利，”听到母亲会说，“这个太新了。”“可是我不想再留着它了。”我坚持说，母亲马上说：“别那样说话，否则上帝要惩罚你的。”）
经过旧长老会教堂。星期日学校的学生们经常在两点钟聚会的地方，来到大伙聚集的地下室，多么令人愉快的清凉！避开酷热，在雨道上翩翩起舞。匆匆飞来的大苍蝇又匆匆飞出荫凉。当我想夏天——伴随着愉快的日月增辉荡漾的确切的四季分明的夏天——的含义时，我想起了德彪西的音乐。我猜他是草原上的一头狮子吗？在他的血液中有非洲血统？或者说，那些充满和弦的震颤乐曲是不是他对自己从没见过的太阳所表达的渴望之情呢？
我所经历过的每段欢乐时光都与太阳密切相关。谈起罗伯茨先生，星期日学校的学监，我想到的不仅仅是天空中闪烁的星体，而且还有这位古怪的英国老人身上如日中空散发出的温暖，长泻而下的胡子，米黄的肤色，和乐的红润面孔透出的是健康和自信。老人总是穿着一件不变的常礼服，脖子上系一条灰色领带，像牧师和教堂执事牧师一样，他是个富有的人。他们早就该搬到别处去住了，但是对这些老邻居们有感情。此外，还乐于救济帮助清苦人家。圣诞节之际他们赠送礼物慷慨大方，我母亲为这大方的赠与吃惊不已。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长大后加入了长老会而不是路得派。
那天晚上同莫娜一起追忆童年趣事，忽然滋生一念头——送给如今仍健在的老牧师一本我著作的样书就是很好的一种联络，觉得让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孩子”已成为作家是很高兴的事。天知道我送给他的是什么，只是除了渴望的效应以外什么都有。几乎就是在我的邮包被退回的同时，收到了一封措词严谨、语句精湛的英文信，信中讲诉了他的悲伤和迷惑。自贱于不完善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的我刺伤了他，记得在他的信中有些有关垃圾桶的内容。这激怒了他，毫不迟疑，坐下来，写了封诅咒的檄文予以回击。告诉他说我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过一种新生活取代他给我灌输的谬论。我写了些能适当地再使他紧张焦虑的关于救世主和上帝的东西，来他一个更为升级的侮辱，我劝他从那个他不属于、从来就不属于的邻居群体中消失，还补充说希望下次经过那幢将要坍塌的大厦（教堂）时看到大卫之星取代那个十字架（偶尔我用愿望使自己欣喜一番，这个地方成了犹太教区。这位牧师曾经住过的教区被一位髯发飘飘的犹太教士接管）。
将那封信寄出之后，当然我感到后悔了。多么愚蠢的行为！还在玩调皮蛋的恶作剧，但这正像我的性格，对过去既要敬重，又要唾弃。对于朋友和作家们也一样对待，从历史中我珍视和接受的仅是那些能够引导出革新结局的东西。
我提起过梵高吧？当年读过他的信，间歇了二十年后，最近又温读一遍，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文森特当名艺术家的不灭欲望。一生只当艺术家，且终于如愿。他的条纹艺术人物变成一种宗教。对于教堂来说早已死去的基督又复活了，充满激情的梵高魔术般地用颜料挽救了世界。被鄙视和遗弃的梦想家重新上演了“耶酥受难于十字架”。他从坟墓中站起来战胜了那些不信服的人。
梵高三番五次地提到过，除了朴素的生活一无所求。他只是在用颜料创作时才显得有些挥霍，一切都融进他的艺术，相比之下如此巨大的牺牲，相比之下绝大部分画家的生命暗然失色，无价无值。梵高知道自己有生之年内不会被人们认识，知道收获他艰苦劳动硕果的不是自己，但是后来的艺术家们——也许会因他的大度从而在认识其作品时更容易些，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他曾从许许多多的角度重复过这样的话：“就我个人没有任何奢望。命中注定，我们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之外。”
为了给众位兄弟向世俗轻视势力举办的一次展览提供几十幅油画佳作，他付出多少艰辛和汗水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梵高真成了个疯子，但是这个“疯子”是这个词的正面解释含义。以全身的精神和余势，倾注出创造性的能量，他像是只倾翻的杯子，孑然一人。
在画前让女人摆好姿势是很难，人们说他创制的作品极劣。“只不过是堆满颜料而已。”当他听到这种说法时，先是嘲笑，既而哭泣。一堆颜料！多么惊人的准确评述！已经超出所有伟大画家想象力的极品（最后才意识到），却用来低毁画家本人，多么富有讽刺意味？贫穷的梵高！富有的梵高！万能的梵高！这是多么残酷、亵渎的戏谑！仿佛是在说上帝的一个大名——他却是名符其实的上帝。
梵高曾说，我喜欢用这种方式创作，即让有视力的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存在什么；耶稣就是用这种方式说话、生活的；但是盲人和聋子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只有他们在看，只有他们在听，只有他们的行为举止像拥有珍贵的神圣思想的人。
我们知道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梵高禁绝使用颜料，逼迫自己用铅笔、炭素、墨水工作。我们也知道他起步是从研究人体开始的，从自然中探索学习。是的，他是在锻炼自己剖析深匿于事物内部东西的能力，结交的人有贫苦人，有受压迫的工人，有流落街头的浪子。他羡慕农民，颂扬的是农民而不是文人墨客。研究事物的形状，物体的质感。他让自己熟悉所有的一般事物，天天如此，以至后来当掌握了基本技能和技巧后，能够用现实的手法表现这个普通的世界、寻常的事物和日常生活。梵高的愿望就是以一种新感觉，可以说一种永恒的感觉使这个人人都貌似熟悉的世界熟悉起来。他要让人们知道罪恶和丑陋是赤裸裸的；这个世界并非是枯燥乏味的；我们只是用慈爱的目光认识世界的辉煌和光彩的。当他完成了这项使命，当他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时，发现自己不能再与这个世界搏斗了：自愿找了一家疯人院。
几乎用了漫长的几十年时光，这个人显示自己是名画家，意识到基督一直就在我们中间，因为一本轰动性册子的空前流行，成干上万之众开始参观博物馆和画廊。他们就像一股洪流集结，陶醉于这位曾被鄙视和遗弃的天才文森特?梵高的代表作中，其复制作品到处可见；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于最意想不到的角落。梵高终于向我们走来了，最终“巨大的失败”使他合理地取得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显然他的信念得到合理的肯定；他的奉献不再是徒劳。原因不仅仅是他赢得了民众，更重要的是他影响了一代画家。
早在一八八八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绘画艺术肯定会变得更加精湛、更富有质感，减少雕刻成份。”他强调色彩这个词的重要性，多么有预见性的敏锐！如果没有他用色彩唱赞美诗，现代绘画是什么样呢？相当自由大胆地运用色彩的展示促成了一次解放革命。几个世纪以来的绘画传统一夜之间被取缔殆尽。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界域豁然开朗。
在梵高阐述自己关于色彩运用法则的发现的几封精彩信函中（其中大部分是由德拉克罗瓦阐述的），说明他重视黑白运用的轻重。他写道：一个人不应回避用黑色，黑中有黑。难道伦勃朗和弗朗茨?哈尔斯不用黑色吗？贝拉斯克斯也一样，还不仅是黑色，而且是二十七种不同的黑色。这完全取决于什么样的黑，如何使用这种颜色，白色也如此。
在这里我提起黑与白是因为，这场颜色世界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不可能离开它们的，在这点上梵高提醒我们，上帝的真正子民害怕担心的不是罪恶和丑陋，而是在他们的真善美世界里的信仰。
当十九世纪大决战的战斗崩溃瓦解之时，旧的障碍也被炸得四分五裂。垄断这个世界的那些恶魔般的艺术家们为捣毁过去捐钱卖力，就像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金融家和工业家，革命家和政治宣传家们为这场大灾难铺路踏石一样。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好像是什么东西的了结，但它是某种东西跚跚而来的革命高潮。事实上，它展示了新的地平线。这场毁灭性的大爆炸足以为新的天地提供巨大能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艺术丰收的季节。就是在此期间，整个时间根基即将再次动摇之时，我与命运进行搏斗。这是个困难时期，因为一个人不得不靠自己，靠自己单薄的力量生存。千疮百孔的社会能够给予一个艺术家的机会甚至比梵高的时代还要少。艺术家的存在就是一场挑战，然而难道不是每个人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吗？
从“二战”中走出来，心中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即人类要濒临灭绝。我们进入了一个启示录中提到的大动乱时期，人的精神遭受的剧烈震撼就像远古时地壳运动时期一样。我们正在摆脱死亡。我们哀叹当时盛行的暴力意识，但是挣脱了人类精神中必须被驱散的死亡绳索，最灿烂的前途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又被灌输注入了空前的力量和能量。我们要再次像人一样生活下去——像人这个词所内涵的严肃意义一样，先辈们不朽的作品现在看起来就像是罹难者的著作。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他们的磨难，该是我们享用硕果的时候了。过去湮灭在毁灭之中，未来的一切是令人向往的，抓住每一天，去拥抱这个世界吧！这就是新精神所提倡的，有什么比我们大家共负重任的这个世界更好的东西呢？不要为了后来的人们劳动而劳动！让我们去创造吧！因为创造就是娱乐，娱乐就是天条。
这就是我无论何时阅读梵高一生时得出的信条。他最后的失望，以疯狂直至自杀了结，可以说变成了对上帝的无法容忍。他呐喊着：“天国在这儿，为什么你不进来呢？”
为梵高可悲的结局挤出的是鳄鱼的眼泪，忘记在此之前他创造的辉煌。当太阳从海平面上隐去时你哭泣吗？太阳为我们放出的光辉只存在于她东升之后和西落之前的几个时辰内。黎明时她还会出现，另一片光辉，也许是又一个太阳。日复一日，她给我们滋养，但我们却没有流露丝毫留恋。谁都知道她的存在，我们仰赖她，我们也表达过感激和爱心。非凡的人物，比如说尼采、黎姆鲍德和梵高，这些芸芸众生中的太阳像天空中星体一样遭受了同样命运。只有当他们坠落或者从视线中消失后，我们才意识到他们散发出的热和光。在哀悼他们离去的同时我们依然一叶障目，看不到存在的其他“太阳”。我们瞻前顾后却从没有将视线拉回到现实中来。如果偶尔确实向给我们温暖和阳光的太阳表达仰慕之情，也不是考虑到她永恒闪烁的光辉。我们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整个宇宙中满布着太阳。
肯定地说宇宙是个阳光的海洋。世间万物都有生机和光芒。人本身也蕴藏着无尽的辐射能量，奇怪的是只有人的思想里才存在黑暗，缺乏生机。
仅是多一点儿阳光，多一点儿能量，一个太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是不适宜的。幻想家得到的报酬是进疯人院或者被钉上十字架，看起来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是灰暗的世界。这种情形持续了好长时间，然而那样的世界已一去不返，我们（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戴着眼罩或不戴的）都正站在踏入新世界的门槛上。我们不得不去认识和接受这个事实，因为那些我们从自己当中驱逐出去的伟人们已为我们拭目除障。我们个别或共同地成了世界恐怖和辉煌的见证人。我们该像因陀罗女神一样用干眼万眼去观察。星星，甚至最遥远的星星正在向我们潜近。
借助仪器我们现在发现了今人仍然无法认知透彻的宇宙。能够勾画出超出我们目前视野的宇宙王国，因为我们的思想对来自星际的光芒持敏悟的态度。同时人类也能想象出自己大规模自毁的后果，难道我们就此固步不前了吗？不，我们的信心要比我们敢容纳的还要多。我们感触到人类的而且曾经否认过的永恒生命的精彩。尽管我们有着骄傲和自负，但表现得仿佛对我们人类真正的世袭传统一无所知。我们断言我们仅仅是人，完完全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人，我们就能容纳世间万物，就有准备迎接所有严酷之情形，就应该知道人类存在的一切环境条件。我们应该每日提醒自己，就像启应祷文一样，提醒在我们中间存在着隐匿的所有经验。我们应该停止崇拜，赋予崇拜以灵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把事实上和本质上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置于次要位置。
梵高写道：“我喜欢画人的眼睛，而不喜欢画教堂，因为在人的眼睛里有着教堂里所缺少的东西。不过后者可能会显得庄严堂皇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