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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影响社会的每个领域。在1999年11月的一次旅行中，我和一位在从商30多年后转而做大学人事工作的妇女进行了对话。她曾经先后在五个公司工作过。当我告诉她我的工作是品格教育时，她告诉我从她的个人经验出发，她看到了品格是怎样深深地影响商业的：
如果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品格，那么你就不会有团队精神。品格将影响你对待你的同事和顾客的态度。如果没有品格，你会腐化堕落。人们只会关心他们自己。
两年以后，随着国内公司丑闻的层出不穷，她的话似乎得到了验证。做假账，操控股市，以及导致安然、世界通信和其他企业巨头腐败的内部交易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已经失守的道德阵地。引起这一系列丑闻的节节攀升的贪婪反映了企业文化的变化，而政府撤消了许多关于腐败的强制审查的政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是使得国内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而这一差距削弱了家庭的作用并改变了我们民主社会的道德观念。
这一转变在凯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出版于2002年的书《财富和民主》凯文·菲利普斯:《财富和民主》（纽约：百老汇书店，2002年）。里有详细的记载。菲利普斯并不是作为一个左翼分子来写这本书的；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共和党人。他说，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美国人的手里，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其他事情。这不但造成了直接的经济后果，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因为金钱不断地被这一小部分人用来扩大政治影响力并因此而确定成公众政策。
1999年，对于60%的美国人来说人均收入（税后）比1977年还低。与此同时，在1982年到1999年之间，400个美国最富有的人的平均净资产从23亿美元上升到26亿美元。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位居首位。
1990年，首席执行官们赚取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85倍。到2000年，他们的所得是一般工人工资的531倍。198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位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水平是350万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154亿美元。
从1980年到1999年，500个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资产和利润增至三倍。在这段时期，这些公司使大约500万美国人失业。
在所有的美国人里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没有任何的养老金计划,更别说社会保障金了。美国工人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跟一般的欧洲工人相比每年多工作350个小时——然而他们的医疗保险、产假、带薪假期以及通知被辞退的时间是所有西方国家里最少最短的。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国内税收署(InternalRevenueService)用更多的时间和预算来审查工人们，包括工作中的穷人们，却不是去审查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而后者往往采用避税计划。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有近22%的孩子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在英国只有10%，比利时则只有4%。
简而言之，就像菲利普斯和其他经济、政治分析师所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正迅速地把国民财富经过重新分配后装进已经非常富裕和有权势的人的腰包。然而过去情况并非常常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处于中层的60%的美国人享有经济增长收益中的绝大部分。但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恰恰相反。菲利普斯认为，一个民主社会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财富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腐败后果——要想继续做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对公众利益做出反应。
经济的品格如何影响国民的品格？首先，正如近两个世纪前法国作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观察指出的，上层的贪婪和腐败往往会助长所有阶层的贪婪和腐败。人们会这样认为：“如果那些家伙只想到他们自己，并破坏法规去攫取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那么如果我不那么做，我就是个傻瓜。”
再说，有将近3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上或接近于贫困。在美国贫穷和接近于贫穷的主要原因既不是找不到工作，也不是福利的匮乏，更不是家里以女性为主。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但贫穷的主要原因却是上百万的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这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年以前，在我们小小的、人口只有17000的纽约上州，我们的报纸有五个版面是关于工作中的穷人的，包括那些有两份或三份低收入工作的家庭，他们不能支付账单，没有钱给孩子买鞋子，也无力支付孩子们看牙医的费用等。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父母亲和孩子们正在遭受真实的苦难，生活水平低下，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共同度过的家庭时间也少得可怜。在讨论经济公平的波士顿会议上一名演说者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提高工资水平是你所能做的对家庭最好的事情。”
并不仅仅是那些低收入家庭受到了不公平经济状况的压迫。许多中产阶层的父母想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但也由于经济压力而做不到。一个芝加哥的编辑说：“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生活非常简朴，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严重地缩水，他们不得不加班来使收支相抵。”在一个社会里，我们说我们应该重视家庭生活（在政府发言里，在政治运动中，诸如此类），但是我们却时常采用或继续削弱家庭生活的社会政策。如果我们想认真地塑造青少年的品格，当论及家庭时，我们有必要严肃认真地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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