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莫娜一门心思想着要结婚，大概是要实现她对父亲临终前许下的诺言吧。每一次谈及这个事，我们都要争吵一番，似乎是我不太看重此事了。有一天，经过一番争吵哭闹，她便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她连一天都跟我过不下去了。我们没有大提箱，她只得用棕色的纸张把东西打成包，最后成了一个又笨又重的大包裹。
我说：“背着这个玩意儿走在街上，看起来就像个移民。”我坐在床上看着她忙活了半个多小时。不知为什么，我自己也把握不住她走不走。我期待着以往那最后一分钟的峰回路转--大发雷霆，号啕大哭，然后就是温柔体贴、两心相悦的和解。
可是，这一次她似乎执意要走。当她拖着那个大包，穿过大厅，打开前门时，我依然坐在床上。我们甚至都没说声再见。
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阿瑟闻声来到我房间，站在门槛对我说：“你可不能这样让她走了。这样太没人味了。”
“是吗？”我无可奈何地苦笑着。“
我实在是不理解你。”他说话的口气好像在抑制着自己的愤怒。
“也许她明天会回来的。”我说。
“如果我是你，我可不敢说有把握。她这个姑娘非常敏感，而你呢，却是个冷血动物。”阿瑟·雷蒙德沉浸在道德的说教之中。其实他很喜欢莫娜，他要是开诚布公的话，他应该承认自己在爱着莫娜。
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他突然说：“你怎么不去追她？你要乐意的话，我愿意去。天哪，怎么能让她这么走呢！”
我无言以答。阿瑟俯下身子，按着我的肩膀说：“得啦，这太愚蠢了。你呆在这儿，我去把她追回来。”
说完，他冲向客厅，开了前门。我听到他喊着：“喂，喂！我要让你回来。好！快过来呀，到这儿来，我给你拿东西好不好？”我听见他非常快活地笑着，这银铃般的笑声有时刺激人的神经。“快回这儿来，他在等你，当然啦，我们都在等你回来。你何必这样呢？就这么走呀？我们都是朋友，是不是？你不能就这么离开我们呀……”
听他的语气，谁都以为她的丈夫是阿瑟，而不是我。他好像在向我暗示这个意思。
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仿佛又看见了我最初碰到的那个阿瑟。当时是埃德·加瓦尼把我带到他家的。那段时间，他总是和我提起他的朋友阿瑟·雷蒙德，并说他天资不凡。埃德·加瓦尼认为自己能让我们两人结识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在他眼里，我也是个天才。在美不胜收的园林区的其中一幢外表神圣的豪华房子里，阿瑟·雷蒙德坐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他比我原先想的要矮许多，但他声音洪亮，待人热情，活泼开朗，我喜欢他的个性，他浑身散发着生命活力。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面前的这个人极不寻常。后来我才得知他也是怀才不遇，境况很不好。他一整夜都去外面酗酒闹事，和衣而卧，而且神经过敏，脾气暴躁。寒暄过后，他又坐到钢琴旁，嘴上叼着未抽完的烟头，说话的时候，神经质地用力弹着上音域的几个琴键。过几天就要举行个人演奏会，所剩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强制自己多多练习。这演奏会可是生平第一次呀！埃德·加瓦尼对我解释说，阿瑟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才华，他母亲把他打扮成洛德·凡特洛尹的样子，带他走遍全国，参加一个又一个的音乐会。结果，有一天，阿瑟死活不演奏了，他得了恐惧症--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奏了。他很想走自己的路，而且他这样做了。他变得横行霸道，暴虐无忌。他极力要把他母亲创造的那个艺术家毁掉。
阿瑟不耐烦地听着，到后来，他在凳子上转了一圈，打断了加瓦尼的话，说话的时候，两只手忙个不停。他又叼上一支烟，手不停地敲打着键盘，烟圈在他眼前袅袅上升。他想极力摆脱这种尴尬，我同时又觉得他希望听我开口说话。当埃德·加瓦尼说我也是音乐家时，阿瑟跳将起来，恳求我弹上一曲。“快点，快点儿吧。”他几乎是用一种野蛮的口气说话，“我真想听你弹。老天哪，我实在听烦了自己弹的声音。”
我极不情愿地坐下，弹了一小段。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弹得实在太差了。我特别不好意思，对自己的蹩脚演奏深表歉意。
“他说得很对！”他笑吟吟地说，“你应该弹下去……你很有天赋。”
“说真的，我几乎是不摸琴了。”我坦言相告。
“怎么？为什么不呢？你后来做什么？”
埃德·加瓦尼主动地解释说：“他可是个作家呀！”
阿瑟的眼睛一亮：“作家！好，了不起……”说着，他又回到原地弹了起来。他那严肃认真的表情不仅让我喜欢，而且让我永世难忘。他的演奏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琴声明快激昂，充满深情和智慧。他忘我地弹着，已经陶醉于其中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弹的是巴赫奏鸣曲，而且，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巴赫。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还没等我们开口说话，他又弹起了德彪西的曲子，然后，忽而是拉维尔，忽而肖邦。当他弹奏肖邦的序曲时，埃德·加瓦尼朝我使眼色。序曲过后，埃德·加瓦尼要阿瑟弹奏《革命练习曲》。“哦，那种玩意儿，算了吧，我的老天，你怎么会喜欢那种东西！”他刚弹了个开头，就停下了，手依然放在键盘上，吐掉烟头，接着便弹莫扎特的曲子。与此同时，我心里很不平静。听着阿瑟的演奏，我想，如果我要做一名钢琴演奏家，我就又得从头学起。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地弹过钢琴，只是玩玩而已。当我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我就觉得自己对文学知识一无所知(当时我心里说：“我现在正倾听人类的交谈！”)。听阿瑟的演奏，我第一次似乎懂得了作曲家们所要表达的心声。当他突然停下来，反复弹奏一个短句时，我仿佛听到他们的声音，这种语言谁都熟悉，但我们大多数人却一窍不通。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拉丁文老师，他听了我们那文不达意的翻译后，就一下子把书抢过去，开始用拉丁语给我们大声朗读。他读得很投入，但在我们眼里，无论我们的译文如何优美，它总是拉丁语，而且没有生气；用拉丁文写作的人比他们写作时使用的语言更令人憎恶。是的，听阿瑟的演奏，无论是贝奇的、巴赫的还是肖邦的，他弹得十分和谐，过渡十分自然；一切都表现出格式、标准和内涵，没有一点儿单调、残缺和低俗。
那次见面，我脑子里还闪现着一件事，这就是他的妻子--艾玛。这是个聪明伶俐、迷人可爱的女人，她不像个妻子，倒像是德累斯顿的精美瓷具。我们一见面，我就知道他俩不和谐。阿瑟的声音刺耳，举止粗俗；她在他面前缩手缩脚的，好像他抬抬脚就能把她踢成碎片。我们握手时，我注意到她的手心湿热。她也意识到这一点，就红着脸说她的分泌腺出了毛病，可她这样说的时候，谁都会觉得她的分泌腺失调的真正原因是阿瑟·雷蒙德所致，是他的“天才”搞得她忐忑不安。奥玛拉的评价是对的，艾玛完全是只猫，喜欢得到别人的爱抚。而且，阿瑟·雷蒙德不会在这上面耗费时间的，谁都知道他是那种目的性极强的人，我就感觉到他是在强奸她。她后来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埃德·加瓦尼又滔滔不绝地讲着。从阿瑟跟人讲话的方式中可以看出他习惯于逢迎拍马。他的朋友都是马屁精。他显然厌恶这种奉承，但又离不开它。他母亲没有给他一个良好的开端--她几乎是毁了他。每次演奏，他都没有一点自信，弹出来的调子胜似催眠曲，而他母亲却渴望演奏成功。他恨她，他需要一个信任他的女人，希望她把他当做男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驯服的海豹。
艾玛也痛恨阿瑟的母亲，但阿瑟不能容忍这一点。他觉得应该保护母亲不受他妻子的攻击。可怜的艾玛！她真是进退维谷呀！其实，她根本不懂什么音乐，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她只是温柔、顺从、美丽、苗条，惟一能起回应的是性欲得到满足时哼出的愉快满意的调子。我觉得她对夫妻生活也很寡味。有时她的性高潮来了，玩得还挺满意，但这整个过程纯粹是一种兽性的活动，甚至是一种耻辱。如果性生活同步，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一想起性交的种种姿势，她有时就觉得这样做很掉价。阿瑟的那个玩意儿很短，且非常硬挺，是根撞墙锤。他性交起来，好像在案板上剁肉一样粗鲁，她还没来得及体味个中滋味，性交就结束了。这种肉搏急促而又短暂，有时在地板上进行；实际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来了兴致，什么地方都可以干。他甚至等不及她宽衣解带，这种做爱真是“可怕”，艾玛就爱用“可怕”这个字眼儿。
而奥玛拉在这方面可是个情场老手。
他心里明白该如何操纵性事。可是艾玛也不喜欢他的做爱方式，因为奥玛拉好像把他的阴茎当成一件与肉体相离的工具。当她心急火燎地躺在床上时，他却拖延磨蹭，以激起她的欲望；他要让她感到她受他随心所欲地摆布，更确切地说，是受到他的蹂躏。可以说，只要有兴致，他随时都会干一场。他根本不受欲望的驱使，这种欲望全部集中在他的下身。由于经验丰富，他也能变得温柔有加，但不管怎么样，这并不是因接触她而温柔似水，这只是他琢磨得来的一种性技巧。艾玛认为他不“浪漫”。他对自己的性能力非常自豪，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能把她玩得忘乎所以，她也就难以抵抗这种诱惑。奥玛拉的那个玩意儿蔫不唧唧的。他属天蝎座，非常狠毒，他像某种原始动物，潜伏在丛林中；也像某种硕大粗壮、耐力极强的爬行动物，藏匿在沼泽地里。他冷酷无情，但性欲极其旺盛；他生来就是为了性交，但在必要时，他甘于忍耐，可以年复一年地等待，然而，一旦得到你，一旦把你抓得牢牢的，他就把你一片片地吞进肚子。这就是奥玛拉呀。
我抬头看见莫娜泪流满面地站在门口。阿瑟站在她身后，双手提着那个笨重的大包。他满脸堆着笑容，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太满意了。
尤其是当着阿瑟的面，我可不能站起来表示什么。
莫娜说：“哼，你没什么说的了吧？你不觉得惭愧？”
“他当然。”阿瑟惟恐她再摔门离开。
“我不是问你，”她怒气冲冲地说，“我在问他。”我起身向莫娜走过去。阿瑟局促不安地看着这一切，我知道，他可能会舍了性命来换得我这个位置。当我们拥抱时，莫娜转过头，伸过肩膀咕哝着：“你咋不走开？”阿瑟成了个红脸公鸡。他想蹦出几个歉意的字眼，但却如鲠在喉。他转身离开了，莫娜砰的关上门，说：“笨蛋！我讨厌！”
她把身子凑过来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新的饥渴和强烈愿望。这次分离，尽管短暂，但对她来说是一次真的别离。这也使她感到恐惧。谁也没有允许她那样离开。她不但蒙受了耻辱，而且变得难以捉摸。
这个时候瞧瞧女人的？嗦劲儿真是有趣，问的话也是千篇一律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或者“你怎么能那么对待我？”要是男人的话，就会说：“别提这事了……忘个一干二净吧！”但是这个女人？嗦起来，仿佛她受了致命伤，并且无法愈合这种创伤。她纯粹是为个人考虑，说起话来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引起她谴责的倒不是自我主义，而是“女人”这个称呼。她爱的那个男人，全身心地依属的那个男人，成为自己偶像的那个男人，突然变得难以把握，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无法接受。要是别的女人遇到这问题，她还可以将心比心，也许能理解了，但是，仅仅因为女性的惯用伎俩，就毫无理智地放纵自己，如此轻易地让步，这一切使她神秘化了。然而，一切都如同建造海市蜃楼，落花流水春去也，再也无法控制了。
“你知道我不会离你而去，是吗？”她笑着说，但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说“是”或者“不是”都是对她的伤害，势必引起一场争吵。所以我这么说：“阿瑟认为你会回来的。我没有把握，我以为可能会失去你了。”
最后这句话使她非常满意。“失去她”意味着她在我心目中举足轻重，也说明她能回来是一种恩赐，是她赐予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她温柔地看着我，轻声说：“我怎么会那么做呢？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还在意我。我有时老做傻事……我觉得自己好像需要你向我证实你的爱……这太蠢了。”她搂紧我，身子紧贴着我。她很冲动，手摸着我的裤扣。“你真的想要我回来？”她呢喃着，一只手急切地在我下身揉捏着，“说说那方面的话！我可想听你说呢！”
我把自己所能搜集到的下流话都说了出来。
她听着听着，嘴巴剧烈地抽搐起来。她跳上床去，身上还套着裙子。“快给我脱掉！”她恳求着，急得都找不见裙扣了。
“等等，”我边说边脱衣服，“我得先把这碍手碍脚的衣服脱掉。”
“快点儿，快点儿！”她情急似火，“天哪，瓦尔，我不能没有你……”她鳗鱼般地扭动着身子，“啊，瓦尔，再也别让我走了。抱紧，抱紧些！噢，天哪，抱紧我，抱紧我吧。”我等着这性高潮平静下来，我按她希望的那样做了。我紧紧挤压着，甚至能感受到她的肉体像饥饿的小鸟在不停地扑腾着翅膀。“等等，亲爱的，……等。”她积聚力量又爆发了一次，此时，她两眼湿润，瞳孔放大，十分放肆。我们变着花样儿地飞快地做爱，好像在疯狂地寻找某一焦点，我们玩得酣畅淋漓，性高潮同时来临，犹如荡秋千的行家荡到了最高点。她常常有这种感受，性高潮暴风骤雨似的连续出现。我这时真想打她个耳光，使她从中清醒过来。
做爱之后当然是吸烟了。她仰面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好像在做人工呼吸。
“有时我觉得心都停止了跳动，我会突然死掉的。”她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我们玩够了以后，就裹着床单，舒舒服服地睡下了。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是丽贝卡，她想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和好如初。她要沏茶，并希望我们和她们一起玩儿。
我告诉她我们正在休息，说不准什么时候能起来。
“我可以进来吗？”说着，她把门推开了一半。
“当然可以，进来吧！”说着，我的一只眼睛向她眨了眨。
“上帝呀，你们俩可真是恩爱夫妻呀，”她高兴地抿着嘴轻笑着，“你们就不嫌玩得累？我在客厅那头儿都听见你们做爱的声音了。真让我妒忌。”
她站在床边看着我们。莫娜的手捂在我那玩意儿上，本能地保护着。丽贝卡的眼睛似乎紧紧盯着那个地方。
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说话的时候，可别玩这一套，不行吗？”
“你怎么还不走呀？”莫娜说，“我们可没进你的卧室！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些隐私？”
丽贝卡发出刺耳的笑声：“我们的卧室哪有你们这儿诱惑力大呀！你们简直是在度蜜月嘛，把这房子搞得这么淫荡狂热。”
莫娜说：“我们快要离开这儿了。我想找间自己的房子。在这里简直跟乱伦似的。我的老天，我月经来潮谁都能知道。”
我觉得应该打打圆场，万一丽贝卡火气上来，就会和莫娜打起来。“我们下周就结婚，”我插了一句，“可能搬到布鲁克林，找个僻静处，那可有点儿世外桃源的味道。”丽贝卡说：“我知道。当然啦，自打搬到这里，你们就一直要结婚。我绝对没有阻拦你们吧？”她的口气好像受到了伤害。
她说了几句就走了。我们又接着睡觉，到很晚才醒来。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叫，就到街上打了辆出租车直奔法意餐馆。十点多钟了，这个地方还是那么拥挤。我们座位的一边是警察中尉，一边是个侦探。我们坐在很长的饭桌旁边。我对面墙壁的钉子上挂有一个装有手枪的皮套。左边是正在营业的厨房，老板的那个肥胖粗壮的哥哥忙活个不停。他是个非常木讷的笨拙汉子，脸上淌着油污和汗水；看得出来，他总是处于半击发状态。
后来我们酒足饭饱后，他就请我们与他饮酒。他的弟弟，专事上菜和收账，完全是另一种人。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英语说得非常漂亮。客走人稀时，他总要坐下来和我们聊天。他主要跟我们谈欧洲的事情，讲那里是多么有特色，多么“文明”，生活多么舒心。有时也谈起他的家乡意大利北部那儿的金发碧眼的女郎，他描述得十分传神，比如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肌理，充满肉欲和性感的嘴唇，以及她们行走时的绰约风姿，等等。他说自己在美国就见不到类似这样的女人。谈到美国女人，他总是翘起嘴唇，带着轻蔑的神情，这几乎是一种厌恶了。他会说：“米勒先生，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呆在这儿。你的妻子这么迷人，为什么不去意大利？我跟你说，只要呆上几个月，你们就不想回来了。”说完，他又给我们添上饮料，并让我们再多呆一会儿……说不定他的一个朋友要来，这位朋友是市歌剧院的歌唱家。
接下来，我们又和坐在对面的一男一女谈得不亦乐乎。他们兴头十足，已经喝了很多咖啡和烈性甜酒。从他们的言语中得知他们在影剧院工作。
坐在我们两边的那两个恶棍流氓却使我们的谈话很难进行下去。因为我们谈的话题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知识范围，他们就觉得受到了怠慢。那个警察还时不时地插进来说些关于“舞台演出”的外行话；而那个侦探，早已醉得不成人样了。我很讨厌他们俩，早已怒形于色，根本不理睬他们在说什么。最后，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就准备找我们的麻烦。
“咱们换个地方吧，”说着，我对店主挥了挥手，“能往那边搬张桌子吗？”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店主问道。
“没什么，我们只是不喜欢在这儿聊天。”
“你是说讨厌我们吧。”那个侦探吼了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也大声回敬道。“
你讨厌我们，嗯？也不照照镜子，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是麦金利总统。你呢？”
“自以为是，嗯？”他转向店主，“说，这小子到底是谁？是干什么的？他想跟我打架吗？”
“住嘴！你醉了吧？”店主说。
“醉！谁说我醉了？”他想站起来，却又溜到椅子上。
“你最好离开这儿……你想闹事吗？我这儿可容不得，懂吗？”
“说清楚点儿，我做什么了？”他的行为像个小赖子。
“我不希望你赶走我的客人。”店主说。
“谁赶走你的客人了？这个国家言论自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对吗？你告诉我，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我也算是个绅士吧？”
“你几辈子也成不了绅士。快点儿，拿上你的东西，离开这里，回家休息去吧！”他转过身意味深长地看了警察一眼，好像是说：这是你的事，快把他带走！
随后，店主把我们带到另一间房里，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一男一女也跟着进来了。他让我们坐下，说：“我马上就把这俩叫花子赶走。非常抱歉，米勒先生。美国有这该死的禁酒法，我只好忍气吞声。在意大利可从来没这种事，大家都各忙各的事。你想喝点什么？稍等，我给你弄些可口的……”
这个房子是一群艺术家的雅座餐厅，虽然有那么几个作曲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大多数都是剧院的人。有个人走到我们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又把我们引见给其他成员。他们似乎非常高兴我们到这里来。我们马上离开我们的座位，来到这群人坐的大桌子旁，这上面摆满了饮料、矿泉水、乳酪、小甜饼、咖啡等一大堆东西。
这时，店主满面春风地走进来，说：“这里好些吧？”他抱着两瓶味浓性烈的甜酒，坐下来说：“怎么不来点儿音乐？阿图勒，吉他呢，快点儿，弹个曲子！也许这位女士愿意伴唱呢。”
很快，我们大家都放开了歌喉，唱起了意大利、德国、法国以及俄国的歌曲。那个厨师，也就是店主的傻哥哥，端着一盘水果进来了。他像个喝醉酒的粗鲁汉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发出呼噜呼噜的喘息声，一副笑吟吟的模样。他一点儿智力都没有，不过做得出一手好菜。我觉得他从来没出去散过步，他这一辈子就是在厨房里度过的。他只管做饭，从不问钱。他要钱有什么用？总不能用钱烹调吧，管钱可是他弟弟的事。他负责人们吃什么喝什么，从不过问他弟弟的事。“好吃吗？”--这是他最关心的。至于他们吃什么了，他根本不清楚。如果想骗他，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谁也没这样做过。只要说句：“我没带钱，下次付账吧。”“当然，就下次吧！”他油乎乎的脸上毫无半点儿担心。“下次带朋友来吧，嗯？”说着，就会用毛茸茸的手在你背上拍一拍，他这重重的一击真能把你的骨头抖落出来。他这种人未经世故，脑子极其简单。他的老婆小巧玲珑，长着一双深信不疑的大眼睛，干什么都悄无声息的，说也好，听也好，眼神总是那么忧郁。
他叫路易斯，真是名如其人--胖子路易斯！他弟弟叫乔伊--萨巴蒂尼·乔伊。乔伊对待他的傻哥哥简直就像马夫对他喜欢的马一样。一旦他想让哥哥给老主顾巧手做出一顿美味佳肴时，他总是亲切地拍拍他。而路易斯呢，这时总是呼噜一声或者嘶叫一下，就好像是匹反应灵敏的母马，拍拍它那光滑的屁股，它就非常高兴。他甚至还要卖弄风情，好像这么一拍就把他的某种潜在的女性本能逗起来了。看他那胡子拉碴的野劲儿，谁也不会怀疑他的性能力。他是个中性人，不男不女的，他那玩意儿只会小便，不会干别的。紧要关头，路易斯就会把那玩意儿贡献出去，切片做菜，他宁愿失去自己的那玩意儿，而不想给你做一份没什么料的餐前小吃。
“意大利比这儿吃得好，”乔伊向我和莫娜解释道，“那里肉香、菜鲜、水果好。每天阳光明媚，到处是音乐！大家都在唱歌。可是这儿的每个人都那么愁容满面。我真搞不明白，这儿的钱多，工作也好找，可大家都不幸福。除了好挣钱，这个国家简直没法子呆。过两三年我就回意大利去。我要带着路易斯去，在那儿开个小餐馆。倒不是为了钱，只是不想闲着。在意大利谁也不赚钱，大家都穷，但都很正常。米勒先生，请原谅，我们过得很舒服！美女如云呀！你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真是三生有幸。你的妻子保准儿喜欢意大利，意大利人心地善良，待人公正，和谁都能交上朋友……”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床上谈起了欧洲。莫娜说：“我们去欧洲吧！”
“好哇，可怎么去呢？”
“我不知道，瓦尔，但总能想出办法的。”
“你觉得去欧洲得花多少钱？”
“这算什么，想去的话，我们总能够挣出这笔钱的。”
我们仰面平躺着，双手交叉压在脊背下面，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暗处，思绪翻飞，好像正在欧洲漫游……
“你在想什么？”我用肘臂轻轻地碰她。
“我正想着在罗马尼亚拜会老乡呢。”
“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的什么地方？”
“我也说不清楚。在喀尔巴阡山区的某个地方吧。”
“我曾认识一个邮差，是荷兰人，神经有些不正常。他从喀尔巴阡山区给我写来很长的一封信，他说自己正呆在皇后的宫殿里……”
“你不愿意去非洲吗？比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等等？”
“我刚才还梦想着去那儿呢。”
“我总想去大沙漠，然后在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有意思，我也这么想。我想大沙漠都想疯了。”
一片寂静，仿佛在大沙漠里消失了……
有人在和我说话，我们一直在长谈着。我可不是在大沙漠里，而是在高架火车站下的第六大街上。我的朋友乌瑞克按着我的肩，十分信任地向我微笑着。他正翻来覆去地说着刚才的话--我在欧洲会幸福的。他又谈起了那里的雄伟的大山、美味的葡萄、悠闲的生活、美味佳肴、明媚的阳光……他在我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
十六年后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一个阿根廷人和一个从蒙特马特来的法国妓女的陪同下，我在那不勒斯的天主教堂内悠闲地漫步。我感觉自己好像终于看到了我要顶礼膜拜的圣殿。这个教堂不属于上帝或者教皇，而是意大利人民的；它大如谷仓，到处都是教徒喜欢的饰物标志，装备的设施根本不讲究风格，还有许多地方空空荡荡。人们从各个门汹涌而入，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给人一种正在度假游玩的印象。孩子们在天真烂漫地玩着赌博的游戏，有些小孩儿手里还举着几束鲜花。人们都走在一起互相问候，这热乎劲儿不亚于在街头相遇。沿墙都立着姿态各异的殉难者的雕像，他们的样子看上去十分痛苦。我真想抚摸这冰冷的大理石，劝说他们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但总觉得失礼，只好作罢。我正走近一个雕像，眼角一扫，就看见一个一身黑衣的妇女正跪在神圣的石像前。她显然是那种典型的虔诚者，但我却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她的屁股非常优美雅致，可以说能奏出悦耳动听的音乐(女人的屁股能展示一切，你可以从中看出她的性格、气质，她是否健康、快乐、忧郁；是否有责任感；是否有母亲的天性；是否活泼可爱、真诚实在，或者是不是天性恶劣)。
我对这个女人的屁股发生了兴趣，也很想探知她内心中的虔诚。我津津有味地观赏着这屁股，以至于这个女人转过了身，但还双手合十地举着祈祷，嘴巴嚅动着，好像在睡梦中嚼着橄榄。她厌恶地瞪了我一眼，脸红得非常厉害，随即又转过身盯着她所崇拜的那个殉难者。看得出，这是一尊跛脚的基督教徒的石像，他神情沮丧，脊梁骨也断了，好像正在吃力地向山上攀登。
我满怀敬意地离开了这尊雕像，去寻找我的同伴。这么多人的活动使我想起了爱恩特酒店的门廊的情景，使我想起乌赛罗的那几幅油画(场面非常壮观)；由于这种华而不实的喧嚷，也使我想到了苏格兰市场、伦敦。
我开始想起很多往事，除了这座教堂本身外，什么都想。我真期望看到马尔沃里奥或者默库提奥穿着紧身衣裤走进来。我看见一个男人，显然是个理发师，他使我很形象地想起了《奥赛罗》中的沃纳·克劳瑟。我认出了从纽约来的风琴手，我曾经跟踪他去过市政厅后面的他那个兽窝。
最让我迷惑不解的是，那几个那不勒斯的老家伙长着丑陋可怕的脑袋。他们好像是从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来的额头发红的炭块，身上的钱多得要死，很像威廉姆·布莱克想像出来的尤里曾。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来回地走动，脑袋转来转去，动个不停，好像屈尊来参加这尘世的教堂举办的极坏的圣餐礼，居高临下地看着教堂里那些道德岸然的坏蛋。
我如鱼得水，一点儿也不拘束。教堂里充满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说这里是个集贸市场也不为过。
大家在教堂的圣坛前说话很谨慎，很讲究，虽然叽叽喳喳的听不清楚，但气氛颇有闺房的韵味；主持仪式的牧师在几个被阉割了的助手的搀扶下，用圣水洗了袜子。华丽宽大的白色法衣后面是几个格子结构的门，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我们过去常在街上见到的那种江湖骗子。在这些神秘的小门里，你什么事情都能听得到。圣坛混乱不堪，有镶着花边的手镯和玉冠，还散发着油污、香火、汗水和废弃物的味道。这就如同浅薄喜剧的最后一幕，或者一场演的是卖淫、而结尾却要吃避孕药的演出。演员们激起了观众的喜爱与同情。他们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罪人，而是四海为家的流浪者。人类两千多年的尔虞我诈在这一幕表演中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家喝着热甜啤酒，吃着带蜜饯的冰淇淋，而在这俗不可耐、令人厌恶的狂欢中，用熟石膏做成的耶稣基督，却像一个女人气的阉人。在这阉人面前，女人为孩子的平安而顶礼膜拜，男人为嗷嗷待哺的嘴巴而双手合十。
而在教堂外边的人行道上，却堆放着蔬菜、水果、鲜花等芳香四溢的东西。几个理发店的门敞开着正在营业，而那些酷似基督教徒兄弟后代的小孩子们，却手拿巨型扇子，不停地赶苍蝇。这毕竟是个美丽的城市，人人充满活力，阳光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维苏威火山喷发之后，寂静的火山锥上袅袅地升起一缕轻烟。
我是在意大利，对此我深信不疑。我所期望的就是这个样子，然而，我一下子意识到她不在我身边，顿时，我心里十分难过。于是，我对这种梦想的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深表怀疑。因为在那天晚上，我们是带着对欧洲的梦想上床入睡的，有些梦想在我心中扎根生长了。岁月流逝……多么短暂的宝贵年华呀！在这期间，那些曾扎根于我心中的萌芽似乎被捣成稀泥。
生活的节奏一天比一天快，她只一味地追求肉欲，而我的情况就复杂了。她急切地向前跳跃，走着走着就像羚羊那样大步慢跑；而我却站在原地不动，没有任何起色，只是像陀螺一样地自旋。她的目的性极强，但却欲速则不达，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我知道自己这样下去根本达不到目的。我恭顺地向前走着，但眼睛老是盯着内心中的那粒种子。当我如同猫或者孕妇软弱无力地滑倒在地，我总是留心自己怀中发芽的那粒种子。欧洲，欧洲，欧洲……我老是梦想着欧洲，即使我们疯狂地互相争吵叫喊，我也不改其衷。我像着了魔一般，每次谈话总要回归到只能引起我兴趣的欧洲。夜幕降临，我们在城中徘徊，如同饿猫一样寻觅着残羹剩饭，但心里依然想着欧洲的城市和欧洲的人。我简直就像梦想着自由的奴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往欧洲跑！这个时候谁也说不动我，要是让我在莫娜与心驰神往的欧洲作之间出选择的话，我必定选择后者。假如是她自己给了我这么一个选择机会，我这样做可真是发疯了。也许还会有更奇怪的事呢，我前往欧洲那天，会向我的朋友乌瑞克借上十美元，这样就揣上钱踏上我那可爱的欧洲大地。
我依然在黑暗中做着无声无息的梦，只有在夜晚才能进入荒凉的沙漠，乌瑞克的声音在抚慰着我，喀尔巴阡山脉在月光下起伏，廷巴克图市的驼铃声叮叮当当，还能闻到皮革与干粪的气味(“你在想什么？”“我也是一样呀！”)，千钧一发、内涵丰富的沉默，对面住房的墙壁昏暗无光；而实际上阿瑟入睡了，他早上要练琴，永远不停地练，但是我已经改变了，尽管只在想像中，仍然有退路的漏洞可钻，所有这一切如同发酵粉一般，激发了我对未来岁月的向往。这激发了我对她的爱，它使我相信，因为有了她、为了她，和她同甘共苦，我就能完成我独自一人无法完成的事业。她是喷水器、肥料、温室、维他命、灭火器，她精明能干，富有进取精神，她能养家糊口，在生活的漩涡中左右逢源。
从那天起，一切都在快马加鞭地进行。结婚？没问题，为什么不结婚呢？说干就干。领结婚证的钱有吗？没有，不过没关系，我去借。好。在拐弯处见面。
我们乘哈得逊号地铁前往哈伯肯那儿举行婚礼。为什么在哈伯肯？我也不清楚了，可能想隐瞒自己以前结过婚的事实吧？也许赶在法律认可之前吧？总之，我们要去哈伯肯。
我们在车上又拌嘴了，还是那老一套--她怀疑我不是真心实意地与她结婚，以为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取悦她而已。还有一站就到哈伯肯了，她却跳下车，我也马上跳下去跟上她。
“怎么啦？疯了？”
“你又不爱我，我不嫁给你了。”
“上帝啊！你这劲儿又上来了。”
我急忙抓住她，把她拽回到站台，下趟火车进站时，我紧紧地拥抱着她。
“你肯定吗？瓦尔，你真愿意娶我吗？”
我又吻了她，说：“你看，别说话了。你非常明白我们就要结婚了。”我们上了车。
我们到了哈伯肯。这是个非常糟糕沉闷的地方，比起北京和拉萨来更令我感到陌生。我们来到市政厅，叫了几个无业游民做我们的证婚人。
仪式开始了。你叫什么？说，你的名字？那么他的名字呢？等等。你认识这个男人多久了？他是你的朋友？是的，先生。你在哪儿碰到他的？在垃圾桶里？好吧。签字吧，砰砰！举起你的右手！跟我说，我郑重宣誓，等等，等等。好了，你们算是完婚了，请交上五美元。亲吻新娘。下一个请……
每个人都幸福吗？
我真想啐一口。
在火车上，我握着她的手。我们俩情绪低落，感觉是受了奇耻大辱：“对不起，莫娜……我们不该选这样的方式完婚。”
“没关系，瓦尔。”她心里十分平静，好像我们刚刚死了亲人似的。
“怎么没关系。他妈的，我真恼火，真想呕吐。就这么结婚了？我绝不……”
我突然闭住了嘴。她惊奇地看着我：“你要说什么？”我编着谎话说：“我绝不会原谅这种做法。”说完，我沉默无语。她的嘴唇在颤抖。
“我还不想回那个房子里去。”她说。
“我也不想回。”沉默。我说：“我给乌瑞克打个电话，和他一起吃饭，好吗？”
“好吧。”她温柔地说。
我们一同走进电话亭给乌瑞克打电话，我一只胳膊搂住她。“你现在是米勒夫人了，”我说，“感觉怎么样？”
她却哭了。
“喂，喂？乌瑞克，是你吗？”
“不，我是内德。”
看来乌瑞克不在那儿，今天大概去什么地方了。
“听着，内德，我们刚刚完婚。”
“谁结婚了？”他说。
“当然是莫娜和我呀……你以为是谁？”
他在开玩笑，好像说他不能肯定我和谁结婚了。我说：“听着，内德，这事可不是开玩笑。大概你从没结过婚吧？我们没钱了，莫娜在哭鼻子，我也快落泪了。我们能不能去你那儿呆一会儿？我们很孤独。你准备些喝的，行吗？”
内德又大笑起来。我们当然要马上去。他正等着他的性伙伴玛塞尔呢，不过这没关系，他对她厌倦了。她对他太好了，她背着他就招摇撞骗，生活极其放荡。好吧，马上就去……把忧伤抛到九霄云外吧。“
好了，别担心，内德有钱。我们让他请我们吃一顿。我猜想谁也不会想着送我们结婚礼物。你知道吗，莫德和我结婚的第二天，我们就当掉了一些结婚礼物，而且我们再也没有赎回来，因为我们不想要太多的刀叉之类的玩意儿，你说呢？”
“请别这么说了，瓦尔。”
“对不起，我今天有点儿神经错乱。结婚仪式真让我倒胃口，我真该把那个家伙杀了。”
“瓦尔，求求你！别说了！”
“好吧，咱们再别提这事了。现在都高兴点儿，好吗？咱们痛痛快快地笑吧。”
内德笑得很温和。我很喜欢他，他很软弱，软弱而又可爱，但心底自私，非常地自私。难怪他结不了婚。他很能干，本事很大，但是没有天赋，缺少毅力。他是个艺术家，却永远找不到自己的表现方法。他最爱借酒发挥，一喝上酒就忘乎所以了。他的健康状况好的时候，体格就让人想起约翰·巴里莫尔；生活上却像风流浪子唐璜，尤其是他穿着一身燕尾服，脖子上打着阔领带，更像玩弄女性的唐璜。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可爱，抑扬顿挫，十分迷人。尽管他说的话不值得去记，但听起来却显得文雅而又重要。他说话的时候似乎在抚慰着你，就像一条快活的小狗舔遍你的全身。
“哟，来了，”他咧着个大嘴笑着，看得出来，他事先根本没准备好，难免显得有些仓促，“这么说你们去办婚事了？好哇，来，快进来。莫娜，你好吗？祝贺你们新婚愉快！玛塞尔还没来，但愿她别回来，我今天不太需要她。”
他坐在靠近画架的大椅子上，依然咧着嘴笑着：“乌瑞克没赶上这个场合，肯定会遗憾的。威士忌酒，还是杜松子酒？”
“杜松子酒吧。”
“好的，给我讲讲结婚过程吧。什么时候举行的？刚才？怎么不通知我？我会支持你们的。”他转向莫娜，“你没怀孕吧？”
“真是的，咱们谈些别的吧。我发誓再也不结婚了，这事太可怕了。”莫娜说。
“听着，内德，趁你还没喝酒，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多少钱？”
他掏出六美分，说：“瞧，就这么多，玛塞尔有一些。”
“但愿她能来。”
“哦，别担心，她会来的。真该死，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是跟她分手呢？还是就这么凑合着？”
“我觉得她没这么坏吧？”我说。
“是的，她真的不错，”内德说，“她的确是个好姑娘，但太柔情，依赖性很强。你知道，我不是那种追求夫妻恩爱的人。我很厌倦老面孔，即使它是圣母玛丽亚的，我也讨厌。我感情无常，而她却是老样子。她一直在勉强地同我过着。我不想这样，当然不是一直不想。”
莫娜说：“你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拥有的东西却不懂得珍惜。”
内德说：“我想你说得对，乌瑞克也这样说。我猜想我们是色情受虐狂。”他咧着嘴笑了，如此露骨地说出这个词真有点不好意思。这个词本身很文雅，内德却用得这么随意。
这时门铃响了，是玛塞尔来了，我听见她一进门就给内德一个响吻。
“你认识亨利和莫娜吗？”
“当然认识喽，”玛塞尔兴高采烈地说，“记得吗？他们给你来了个措手不及，这好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内德说：“听着，你想他们干什么了？他们结婚了！对，刚才那一会儿，在哈伯肯举行的仪式。”
“这太棒了！”玛塞尔走到莫娜跟前，吻了她一下，也吻了我一下。
“他们的样子不难过吗？”内德说。
“是的，”玛塞尔说，“我看不出他们难过。为什么要难过呢？”
内德给她倒了一杯酒，一边递给她一边说：“你有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