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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记 孙宜学译
序
从天堂到地狱--王尔德自我的悲哀画像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是英国19世纪末颓废的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一生，有过因杰出的才华而众星烘月般的荣耀，也有过因放浪不羁、声名狼藉而坠入万劫不复的精神地狱的悲惨。快乐时他是一只在天地间自由地吃取快乐之果的无忧鸟，放浪时他是向地狱最深处潜去以攫取恶名的撒旦，悲哀时则是终日以泪洗面、痛心疾首的圣徒……王尔德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同一体，解剖这个复杂的矛盾同一体，对我们了解一个天才的人格，了解这个天才所处时代的"人格"，都是意味深长而又艰难的工作。而他一生所写的书信，无疑是我们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件锐器，是我们可以探视到王尔德灵魂最深处秘密的窗口。
王尔德生于都柏林，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开有自己的诊所，也有著作出版；母亲是19世纪40年代青年爱尔兰运动中的旗手，发表了大量带煽动性的诗歌，出版了不少诗集和散文集。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王尔德，带有艺术的天赋自然是没什么可奇怪的。有人说王尔德一生最好的教育是在他父亲的餐桌上和母亲的会客室里得来的，这话自然也是有道理的。
1871年，17岁的王尔德赢得一笔奖金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雄心勃勃而又自负自恃的王尔德在这里因古典课程出色而得到了很多奖励，其中包括一次学术基金和一枚伯克利金质奖章。
1874年，王尔德进入牛津大学的马格丹伦学院，并在第一次文学士学位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从而成为牛津大学的半津贴学生，即在大学四年中他每年可得到95英镑的津贴。
牛津大学时期是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观和生活观的形成时期，他对装饰艺术、服装艺术的兴趣，也是在这期间形成的。英国的浪漫诗人，如济慈，以及仍活在世上的前拉斐尔派诗人和画家，像风趣而才华横溢的惠斯勒(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倾心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瓦德·佩特，对敏感而才智过人的王尔德来说，无疑就是一座座天堂，更何况他又住在一个让年轻人做梦的城市、让他们生出无穷的野心的大学：古老沉重的校院，校院里翠绿的草坪，潺潺流淌的美丽的小河，这一切足以让人忘掉尘世的烦忧，而一心沉醉在爱与美的芬芳之中。王尔德在牛津大学的小居室装饰得也像周围的环境一样美：房间墙上涂满了美丽的色彩，台子上和书架上放满了古玩；而他自己呢，则常常穿一身天鹅绒的衣服，宽领汗衫，倒折领口，打一条异样的领带，手里拿一朵向日葵或百合花。他身体力行，开始到处宣传他的唯美主义了。
当王尔德最后一次走出牛津大学的大门时，他已把自己最难忘的八年时光留在牛津了，不管是好还是坏，这些年的影响伴其终生，其中一点，就是他在学校获得的一系列成功使他把一个本是对任何一个有思想、对生活抱有美的态度的人都深怀敌意的社会想得太美好、太可以随心所欲了。他希望自己身边一直有鲜花和掌声，一直有崇拜者和同情者。他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他希望生活一直像在牛津时那样：父亲替他付学费，学校把他与社会隔离，只给他知识与美，而他则可以自由选择可爱、精美的一切，拒绝一切可厌、病态、粗鲁的生活。他想吃到生活中所有美的果子，他想只走在有阳光的路上。用佩特的话说，他拥有太多的知识，但却过于粗鲁、自私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感官快乐方面，他属于那种不想付出劳动就想尝到收获果实的快乐的人。就是这种生活态度，让他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881年，王尔德把自己在牛津大学和出校后所做的诗结集出版，名为《王尔德的诗》。诗集一出，轰动文坛，毁誉纷至沓来，而他自此却一跃成为唯美派的青年诗人，成为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其名声不管是香是臭，总之是远扬了，远到当时尚不像现在文明、霸道的美国人竟邀请他漂洋过海，前去演讲艺术了。但说来也许让人觉得滑稽的是，王尔德赴美的起因却是因了一部意在讽刺他和其他唯美派诗人的喜剧《单人纸牌戏》，戏中的一个角色名为"肉欲诗人"，人们普遍认为就是影射王尔德的。这出戏先是于1881年4月23日在伦敦首演，同年9月准备在纽约上演。导演商业眼光犀利，认为可敬的王尔德先生此时若能到纽约亮相，一定会大大提高戏的卖座率，于是殷勤邀请王尔德赴美。不知王尔德是否知此底细，但他是喜滋滋、意气风发地，以大英帝国的艺术家身份，去那个艺术荒原的国度传播他的美与艺术了。
然而，美国人喜欢的不是他的谈服饰、谈英国文艺复兴的演讲，而是想看看这个特立独行的时代怪人是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啦，打什么领结啦，等等；更有甚者，不少美国人还写文章对他大肆攻击、谩骂。王尔德不是不知道这种嘲笑的分量，但他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定地鼓吹自己的信仰。但是，从其一生看，王尔德此次与其后来作为艺术家去各地演讲也没什么两样，何况王尔德是抱着满腔热情去传播爱与美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或许能说明某种问题：在王尔德之前，狄更斯也曾到美国做过演讲，并大获成功，原因是狄更斯能给美国人提供他们急于想听的东西，但王尔德却没有自己的东西可给，他只能兜售他老师的东西，而听众又根本不想听。就像惠斯勒后来所讽刺的："王尔德与艺术有什么关系?他只不过是与我们同桌吃吃饭，从我们的菜盘里拾几只李子做成布丁沿街叫卖而已。奥斯卡呀--和蔼可亲、不负责任、贪婪自私的奥斯卡呀!"
问题就在这里。在这件事上，王尔德是上当者，但他并非毫无责任。自父亲死后，越来越追求豪华生活而又入不敷出的窘况，也是促使王尔德这次为一点点钱而贱卖自己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原谅的是，他不但贱卖了自己，而且连带着让整整两代不求金钱、不求炫耀的诗人、画家、批评家毫无价值地变得声名狼藉了。他们从来只像艺术家应有的样子工作着，默默地创作出最优秀的作品，自甘贫穷，淡泊名利，毫不在意别人嫉妒、攻击和憎恨，即使对最心怀叵测的批评家的抨击也一笑了之，而王尔德却使这些艺术家为之努力的艺术运动变得滑稽可笑起来。当在美国尽己所能地演讲和出过洋相之后，王尔德却数数手里的钞票，潇洒地将江湖医生的外套扔到大西洋，以英国绅士的身份出现于巴黎，并开始写作《斯芬克斯》。
艺术演讲挣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王尔德于是又回到伦敦。这时他发现，诗、服装、演讲都没能使他征服社会，于是他就孤注一掷般地结了婚。新娘子漂亮、温柔，而且给王尔德带来了一笔可观的嫁妆，使他们能在泰特街住下来。婚礼是1884年5月29日举行的。他们有两个孩子。这场婚姻后来证明是不幸福的，王尔德的同性恋嗜好(就像他喜欢向日葵和唯美服装一样，都只是一种嗜好)当时就似乎影响了这对夫妇的爱情，但也有不止一个亲密朋友证明了王尔德夫妇是非常相爱的，特别是王尔德，看起来似乎很满足。
80年代是王尔德创作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的他已可称为评论家、作家或编辑家了( 1887年6月接手编辑《妇女世界》)。虽然仍还有木偶戏讽刺他，但他在社会上、在社交界已稳获成功，他开始应邀参加各种各样的午餐会和晚餐会，客人们以能与他交谈为荣。现在的他再访巴黎时，就不再是那个从美国大败而逃的无名的唯美主义者了，而是一个鼎鼎大名的诗人、作家、社交界的名流。他结识了很多的巴黎名士，其中或许还有他一向尊敬的于斯曼。今天看来，王尔德在巴黎结识的似乎主要是放荡不羁的上层文化界人士，即那种对艺术家来说是贵族，对贵族来说又是艺术家的人。
就是因了80年代后期的创作，王尔德才赢得他在90年代的名声。他实际上一直在寻找着能表达他的人格魅力的写作形式，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才的写作形式。他尝试过写幻想小说、短篇故事、柏拉图式的对话、格言警句，并在每一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如《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1888)、《钢笔、铅笔和毒药》(1889)、《W.H先生的画像》(1889)、《谎言的腐朽》(1889)……1890年，当他在报纸上连载其惟一一部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时，其作为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地位已经固定了，其作为一个堕落颓废艺术家的地位也同样固定了，因为这个时代的批评，这个时代的民众的理解力、鉴赏力无法欣赏这样一种轻松、睿智以及给人快乐、启迪、热情的作品，公众以无知的轻视看待王尔德这样的艺术家。而王尔德和他的导师罗斯金、佩特、西蒙斯一样，都相信批评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帮助人们欣赏艺术，而不是喋喋不休地以种种理由侮辱艺术，所以他的作品不为世俗所动，不为讥刺和谩骂所动，而一直是其特立独行的个性的表现，所以谁也不能否认其作品的真实性。
王尔德数年来也一直想写出一部成功的剧本。1883年他重返美国，执导《维拉》，1891年又在纽约的百老汇大剧院上演了他的《帕多瓦的女公爵》。但他第一部成功的剧作是1892年2月20日在伦敦上演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之后不久是被禁演的《莎乐美》。人们一般认为《莎乐美》和《诚实的重要性》是王尔德最好的剧本，但这不等于说他的其他剧本都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模仿之作。
王尔德靠自己的剧本和小说终于得到了他实现年轻时就立下的"伟大的野心"的条件，那就是他现在每年可得到8000英镑的收入，当然这是他付出超人的辛劳换来的。在一个个人所得税可以忽略不计，物品和服务业都很廉价的时代，他的这笔收入足以让他实现任何野心勃勃的计划。然而，王尔德没钱时有野心，而现在有钱了，他却没什么野心了，只是如流水般把钱花在一个苏格兰侯爵夫人的小儿子身上，而他报答王尔德的，则是先把王尔德推向法庭，并进而送他到监狱做了两年苦役。就这样，王尔德眼看着别人一步步把自己从快乐的天堂推向悲哀的深渊。他不但因此毁灭了自己和家庭，而且还彻底背叛了他一再声称是他在世上的最爱的"艺术"；就这样，他让英国的庸人们获得了胜利，使他们对艺术的仇恨得到了极度的强化。也可以说，是王尔德无意中帮助延续了整个英国的野蛮状态。
王尔德说过："我的一生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这话是对的。牛津大学培养了他唯美的人生观、艺术观，监狱则改变了他的人生观。王尔德的生活态度一直是享乐主义、感官主义的，如他自己所说，他把世间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差不多都享受到了，把地球上所有快乐的果子，也都吃到了，而且他还想尽种种办法创造出来种种人工的快乐，与俊美的青年相伴，可以说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一种快乐，也是他最受时人诟病的原因。他在自己身边聚拢了一大群与他地位、趣味相
当的青年，日夜宴乐，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因而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指责为同性恋者的领袖，道德败坏者。 但王尔德一直认为自己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能使自己免受道德、法律的束缚，因而多次为自己的行为公开辩护，说自己哪怕是同性恋，也是为了追求实现美的方式。王尔德的入狱，是与他同社会、道德的这种对立分不开的。
直接导致王尔德入狱的，是他与道格拉斯--也可称为他的同性恋伙伴的关系。王尔德与道格拉斯是在牛津大学时就认识的。道格拉斯是王尔德的崇拜者，出校后两人即结成形影不离的好友。王尔德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不论食物、衣服、装饰品，他都是买最豪华的，而各种娱乐场所则是他的乐园。道格拉斯是昆斯伯里侯爵的儿子，也是一位花花公子，两人在一起可谓是志趣相投，珠联璧合。据道格拉斯在《王尔德与我》中回忆，自1892至1895年间，他和王尔德只吃饭就用去了5000英镑，即每星期平均40英镑，每日如吃三餐，则每餐为2英镑，即使与当时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平相比，这也是极奢侈的了。而且，照道格拉斯的说法，王尔德有从午后4时饮至凌晨3时也不会醉的酒量，这样，时时陪伴他的道格拉斯的身体健康状况自然引起了侯爵的注意，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叫儿子离开王尔德，回到家里来。但道格拉斯回了一封侮辱性的信，拒绝了父亲，于是侯爵就以"有伤风化罪"把王尔德送上法庭，但罪名并不成立，一向以法律和公正的审判而自豪的英国司法界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宣判王尔德无罪。伦敦上流社会郁积在心头的仇恨没有平息，维多利亚时代为眼睁睁看着惩罚这个幽灵似人物的机会从自己身边滑过而黯然神伤。事情如果就这样结束了，王尔德以后的生活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不幸的是，他的那个俊美的密友道格拉斯因为仇恨自己父亲，因为一心想把自己父亲送进监狱，就极力怂恿王尔德以"诽谤罪"反控他父亲。而自以为清白无辜的王尔德竟然鬼迷心窍，以为他一向反对的社会、法律会为他这个"浪子"、"逆子"洗雪耻辱，正名于天下。于是，他就像一个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悲壮前行，迎接那必然不幸的命运，接受那身败名裂的下场。
刚才还在为王尔德没被判罪而伤心的法律和社会见王尔德又自己投上门来，禁不住欣喜若狂。再次审判从一开始就对王尔德不利。清教徒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法律历来对违反自然的行为厌恶，所以，陪审团和法官在这次审判一开始就带有某种信徒般的狂热欲置王尔德于死地。在法庭上，王尔德的生活、作品，尤其是他写给道格拉斯的带有亲昵字眼的信，都成了他有伤风化的罪证。尽管王尔德大骂法官和陪审团是"畜生加文盲"，但最终这场判决仍以他的两年苦役为结束。于是，王尔德由快乐的极顶一跌而至地狱，由"快乐王子"一跌而成"悲哀王子"。对王尔德来说，两年牢狱生活无异于一场漫长的噩梦，犹如"在地狱中过的一夜"。以唯美派的使者自居，以富于教养而自傲的王尔德，曾像一只沉溺于社会各种享乐之中的极乐鸟的王尔德，这次却要每天把粗麻分细(监狱惩罚犯人的一种手段)，成了再也张不开翅膀、连最低贱的果子都吃不到的悲哀的化身了。对王尔德来说，监狱不是新生活的开始，更不是请求社会宽恕的忏悔之所，监狱只是诗人被生活完全抛弃的见证。原先的叛逆者如今变成了在悲哀的泥淖中挣扎的绝望者。更让王尔德难以相信的是，当他终日在狱中以泪洗面时，罪魁祸首的道格拉斯却仍在逍遥自在地吃着享乐的果子，并想利用与王尔德的关系大捞一把。完全孤独的王尔德渴望重新确立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而能让他建立这种联系的只有悲哀。悲哀带给他生命艺术上又一次认识的飞跃，成为他把握生命的新的极端方式。悲哀成就了他作为"人"的价值。他认为，人生的重大意义就隐藏在悲哀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悲哀而感到一种快乐，于是，他高唱"悲哀地享乐"。在王尔德看来，两年牢狱生活是极大的耻辱，而且在这期间他又经历了许多凄惨、痛苦和恐惧，加上有过去荣华、放纵生活的对照，使他简直难以忍受 ，最终沉入悲哀的深渊里去，直到后来他悟到世上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悲哀更有意义，从此才算把自己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如他自己所说，他之所以能领悟到这一点，并不是出于宗教、理性和道德，而是因为艺术家的气质和仁慈。他在致道格拉斯的信中说，在欢喜和哄笑后面，也许有粗恶、生硬和毫无感觉的一种禀性吧，但在悲哀后面却常只有悲哀。悲哀不像快乐，它是不戴假面具的。他认为"在悲哀中还有强烈的、异常的现实性"，"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悲哀是人生的真理"，而基督则成了悲哀的象征。"悲哀与美在其意义和表现方面完全可以变得统一。"若是能这样体尝悲哀，
便能领悟人生的真义了。
在同一封信中，王尔德还谈到了悲哀与艺术的关系。他说："艺术上的真理，是物与物自身的一致，是内部的外在表现，是灵魂的化身，是带有精神的肉体本能，因此，没有可比之悲哀的真理了。"他把悲哀看做人生的中心，同时又把它看做艺术的中心，所以，他的悲哀观便是他的人生观，也就是他的艺术观。入狱前，他认为艺术支配人生，艺术是离开自然与人生的，是超脱自然与人生的，即"艺术不是人生的镜子，而人生却是艺术的镜子"，"人生是艺术之敌"，但在狱中，他这时却说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了。这也许是狱中生活给他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一次打击的结果。
两年监狱生活对王尔德精神和肉体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出狱后的王尔德就是戴着这幅悲哀的画像，身无分文，流浪到法国，至死都没再回英国。这时的王尔德成了乞丐艺术家，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因此做出欺骗亲人朋友的事。1900年11月30日，王尔德在巴黎一家旅馆去世，陪伴他的只有两个朋友和旅馆老板。他先是被葬在临时租用的墓地中，直到1909年他的遗体才被正式移往巴黎的拉雪兹公墓。
王尔德在里丁监狱时，有个叫马丁的看守对他一直很好，后来还写了《狱中的诗人》，详细地记录了王尔德在狱中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对我们了解王尔德后期的思想变化情况不无启发，不妨摘译几段如下：
"他很弱，连擦皮鞋、梳头都不会，他说：'我要是能使面孔清洁，便不会感到如此悲惨了吧。'当有朋友来看他时，他总竭力用红手帕掩住面孔，遮住没剃过的脸颊上的污秽。"
"牧师在身穿囚服的犯人面前说教，说他们是恶人，他们应当怎样感谢关心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幸福的基督的国家。他们虽犯了罪，但社会并不责罚他们，他们现在是处于赎罪的过程；牢狱是赎罪所，等他们洗净了身上的罪恶再回到社会上时，社会会张开双手欢迎他们的……王尔德听这种话的时候，常是微笑着的，但这微笑不是平常的微笑，而是一种嘲讽的微笑，而且有时是绝望的微笑。他说：'我听到那种说教，便想站起来对我周围可怜的人说：牧师所说的全是假的，你们都是社会的牺牲者，社会对你们，在街上只给以饥饿，在牢狱里只给以饥饿和残忍。'"
白天，王尔德说话做事与一般囚犯并无二致，但到夜间，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看守的影子慢慢地移动，现在是在窥望邻近走廊一端的一间监房，这监房门上写着'C·3·3'的牌号--这便是诗人王尔德的监房了!四面的活的墓场，也没有诗人的监房这么可怜!没有这样充满着凄惨之气!没有这么可怕!诗人现在是独自一人了啊!只一个人与神共在了啊!"
"他在监房里走着--一步、二步、三步，走了三步，便转回来，两只手在背后绞着，前后左右地在监房里走，垂着头微笑着--但谁知道这微笑里包含着怎样的意味呀!"
"他的两只眼睛--令人惊异的两只眼睛--美丽地转动着，眺望着天井那边--眺望着超越天井远远的无限之境。现在他正笑着，这笑是什么意思呀!是尖锐的、伤感的、悲哀的--他的强烈的想像力，现在正活动着。他的身体虽然被束缚在监牢里，但他的灵魂却是自由的--是的，谁能束缚住诗人的灵魂呀!诗人的想像，是舞到人间之外很高很远的地方去的，直舞到银色的云上，在月亮苍白的影子中找到安住之所。"
"啊，他在说什么呀!他正在说着圣母的名字，又唤着他妻子的名字。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着。这时，天使来了，眼泪消失了。他不论将来要做什么，都已由艰苦补偿了，都因为从他心底流出的这一滴纯洁的眼泪而弄得纯洁了。但是，他又在说什么呀!他把两只手伸到他那小小的床对面，对着看不见的来访者说着什么：
"'一直，从前一直，在孩童时，我有着痴呆的野心，
"'我想改变这世界，变更社会状态。
"'我把我自己--只通过艺术--引到极高的地位上。但现在，我的朋友呵，你所见的，是一个害怕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可怜的牺牲者。'"
"他这么说着，又笑了，重复说着'害怕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可怜的牺牲者'这句话。接着，他就站起身，又寂寞地来回走着；接着，他再一次站在假想的来访者面前，举着手，用有些自我主义的调子说：'总之，这世间决不是那种无神经的东西。我能够用一个警句来撼动这世界，或用一首歌来震动这世间。'"
"他再一笑，此后便坐在牢狱里的椅子上，又垂了头。"
对这样一个成为野蛮的惩罚和可怕的公众指责的受害者的艺术家，我只有怜悯与尊敬。在如此野蛮的体制的折磨下，谁也不敢说自己比王尔德更快乐或更道德。他的遭遇，只是增加了英国的虚伪和伪善。人们不可能不强烈地感到，对此，社会和它的囚犯同样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译者
2000年8月于上海
原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好奇的议论是关于《狱中记》的原稿的，大家都知道这部书稿在我这里，因为作者已经把它的存在告诉给不少朋友了。这本书用不到什么介绍词，更用不到什么说明，不过我所要说的是：这部书是我的朋友在他的牢狱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内写的，是他在牢房里写的惟一一部作品，而且也是他用散文写的最后一部作品。
关于公开这部书，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是为我的行为辩护，我只是说明我的行为。在我的信中，有几段是关于我在牢狱中的精神发展、我的品性的必然的演化和对人生智慧的态度的，我希望，你和别的与我有交谊而且同情我的人，能正确地理解我是用哪一种情态和样式面对世界的。一方面，我固然知道在我被释放这一日，我也不过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而且我还知道，总有几个时候，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和我的牢房一样大，并且也同样充满恐怖。可是我还相信，在创世的时候，上帝替每一个孤独分离的人都造了一个世界，而在那世界里--我们内心的世界--一个人应该寻求生存。无论如何，你读我信中那些部分时，总会比别人少些痛苦吧。当然，我也不必使你想到我的--我们全体的--思想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东西，可是我还看到了一个可能的目标，通过艺术，我也许仍可以向这个目标前进吧。
"监狱生活使一个人能够恬如其分地观照人和物，这是监狱生活所以把人变成石头一样的原因。被永远活动着的生命幻象所欺骗的人们，都是在监狱外的，他们随着生命旋转，并贡献给它的非实在。只有不动的我们，才有'看'和'知'。
"不论这封信对于心性狭隘和有病的头脑有没有益处，它对我是有益处的。我已经'把我胸中的许多危险的分子洗净了'，我不必使你想到，对艺术家来说，'表现'是人生的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样式。我们是为发言而生活的。在我，在应当感谢监督者的许多事情中，他指里丁监狱长J.O.neison。--译者
应许我给你自由写信这件事是最值得感谢的。在这两年内，我差不多已经被压在日渐增多的痛苦的重负下，可是现在有许多重负已经不存在了。在监狱的墙垣那边，有几株正在生长嫩芽的树，我很懂得它们正在等待什么，它们是在寻求表现呀!"
我敢大胆希望，这部很活泼、很痛苦的、描写社会的破坏和严酷惩罚的书，这部能对有高深知识的人的性格产生作用的《狱中记》，能使不同的读者对机警、愉快的作者有不同的印象。
罗伯特·洛士
狱中记
与你的友谊是我思想的堕落
亲爱的波茜：
在经过漫长徒劳的等待之后，我决定亲自给你写信，这既是为了你的缘故，也是为了我，我不愿想到在我被监禁的这漫长的两年里，除了使我痛苦的消息外，却得不到你的只言片语。
我们不幸的最可悲的友谊，已经在公众对我的谩骂声中毁于一旦了。但我仍然常常回忆起过去的友情。当想到憎恶、仇恨、轻蔑会永远占据我那一度充满爱的心灵时，我就不禁感到无限悲哀。我想你自己也不难想到，当我孤独地生活在监狱中时，你给我写信远比未经我的允许就公开我的信或献给我我所不需要的诗好得多。虽然，无论你选择什么：悲哀或激情、悔恨或冷漠作为你的回答或要求，世人对你说过的任何话都会一无所知。
我毫不怀疑，在我写给你的这封信里，会涉及你我的生活，涉及过去与将来，涉及变成了酸涩的甘甜和可能会变成快乐的酸涩，但也有许多东西会伤到你的虚荣心的痛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一遍遍地读这封信，直到它消除了你的虚荣心。如果你发现这封信中对你的指责有不对之处，那你就要记住，一个人即使受到不该有的指责，也要心怀感激。如果信中有那么一段话能使你流泪，就像我们在监狱里日日夜夜都以泪洗面那样，这才是惟一能拯救你的东西。如果你去找你的母亲抱怨、诉苦，就像你向罗比抱怨我在信中嘲笑了你一样，让她可以奉劝你，安慰你，使你重新回到原先那种自满或自负的心态中，那你就彻底迷失自己了，而你一旦为自己找到一个错误的借口，你不久就会再为自己找到一百个借口，那你就仍然是以前的你，没有丝毫变化。你不是在给罗比的回信中仍说我把毫无价值的动机强加给你吗?啊!你根本没有生活动机，你只有贪欲。动机是一种理智的目的。我们的友谊开始时你"很年轻"吗?你的错误不是你对生活所知甚少，而是你知道得太多了。你已把童年时期的曙光中所拥有的那种精美的花朵，纯洁的光，天真的希望的快乐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你已迅捷地奔跑着经过了浪漫进入了现实。你开始着迷于阴沟及里面生长的东西。这就是你寻找我帮助你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我，按照这个世界的智慧来看是如此不明智的一个人，却出于仁慈和同情帮助了你。你必须从头至尾读完这封信，尽管对你来说，每个字可能都会变成使柔嫩的肉体燃烧或流血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要记住上帝眼中的傻瓜与人眼中的傻瓜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对革新中的艺术形式或发展中的思想情绪、对拉丁诗的华丽或元音化了的希腊语的丰富音乐性、对托斯卡纳的雕刻或伊莉莎白时代的歌曲一无所知的人，仍然可能充满着最甜蜜的智慧。真正的傻瓜，如上帝所嘲弄、毁灭的那些人，是不了解自己的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傻瓜，你做这种傻瓜的时间比我还长。不要再做这样的傻瓜了。不要害怕，最大的罪恶是浅薄。一切被认识到的东西都是对的。你也要记住：对你来说，读这封信时感觉到的任何悲哀，对我来说都是要写下来的一种更大的悲哀。他们允许你看到奇怪的悲剧性的生活形式，就像人在一块小晶体里看到了阴影。你只是被获许在镜子里看到把死人变成石头的美杜莎的头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原是凡界女子，因触犯雅典娜，头发被变成毒蛇，面貌也极为丑陋，凡看她一眼的人都变成石头。--译者。你自己一直是在花丛中自由漫步的，而旋转着斑斓色彩的美丽世界却被人从我身边夺走了。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强烈地谴责我自己。当我这个耻辱的被摧毁的人，穿着囚服坐在黑暗的牢房里时，我谴责我自己；在一阵阵烦恼的痛苦的夜里，在漫长单调的痛苦的白天，我谴责的也只是我自己。我谴责自己容许了一种不理智的友谊、一种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沉思美丽的事物的友谊完全支配了自己的生活。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你在中学里一直是游手好闲的，到了大学后变得更坏。你没有认识到，一个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一个自己创作的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个性强度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需要思想、智慧的氛围，需要安静、平和与孤独。你崇拜我已完成的作品，崇拜我第一段悲伤时期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辉煌的盛宴。你非常自然地为做我这样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密友感到骄傲，但你不理解艺术作品产生所必需的条件和环境。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内，我没有写出一个字，我这样说并非是修辞上的夸张，而是根据绝对的事实。不管是在托盖、格林、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的生活就完全是枯燥乏味的，没有创造性的。遗憾地说，你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边。
比如说，我记得--这是从许多例子中选出的一个--1893年9月，我自己住了一套房子，这纯粹是为了不受干扰，因为我曾经答应给约翰·沃尔写一个剧本，但违了约，他当时正催逼着我写这个剧本。在第一周里，你一直没来，因为我们在你翻译的《莎乐美》的艺术价值上有不同的看法--这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你只就此给我写了些愚蠢的信，并为此感到洋洋自得。在那一周，我写完了后来上演的《理想的丈夫》的第一幕，这一幕的任何细节都完美无瑕。第二周，你来了，我的工作就不得不中断了。每天上午11点30分，为了不受--尽管是安静的、平和的--家庭琐事所必然带来的干扰，我都要去圣·詹姆斯广场，就是想有个机会思考和写作。但即便如此也只能是徒劳。12点，你就来了，呆在我房间里抽烟聊天，一直到下午1点30分，而这个时间我又不得不带你到皇家咖啡馆或伯克利就餐。我们吃饭、喝酒常常要到下午3点30分，然后你回怀特斯待一小时。喝茶时间(一般在下午5点左右)你又来了，一直待到要穿礼服吃晚饭的时候。于是我与你一起在萨瓦或泰特街王尔德夫妇在这条街上有一套漂亮的房子。--译者吃晚饭。我们一般一起待到午夜后才分开，就像在威利斯举行的晚餐不得不在第二天黎明结束一样。这就是我那三个月所过的生活。除了你到国外的那四天以外，每天都是如此，当然我随后也不得不去加莱法国北部港口城市。--译者把你带回来。因为我有一种既奇怪又带悲剧性的性格和气质。
你现在肯定认识到那一点了吗?你现在一定知道你不能孤独的。你的本性是如此急迫地需要别人的注意和陪伴，你缺乏任何维持你思想集中的能力：这真是不幸的事!因为我乐于想到事情不会再这样了--在需要智力的事情上，你至今还没能获得"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说，你从未成为一个能够从容把玩思想的人，而只是达到亵渎观念的地步--所有这些，加上你的欲望和兴趣不是在于艺术而是在于生活，这一事实，对你自己修养的提高和对我们作为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不都同样只是破坏性的吗?当我把我与你的友谊与我和更年轻的约翰及彼埃尔·路易斯的友谊对比时，我就感到一种羞耻。我的真实生活、我的更高级的生活是和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时得到的。
我现在且不说你与我的友谊带给我的可怕的后果，我现在只想谈谈我们当时维持的那种友谊的性质。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思想上的堕落。你身上或许有艺术家的气质的萌芽，但我与你相遇或是太早或是太晚了，因为我竟看不出来这种气质。一旦你离开我时，我的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在我一直提到的那年的12月初，当我成功地劝说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时，我就能重新修补起我那已被撕裂、践踏的想像之网，把我的生活重又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完成了《理想的丈夫》余下的三幕，而且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部完全不同类型的剧本，即《佛罗伦萨悲剧》和《神圣的妓女》，但就在这对我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你又回来了，突然地，事先一点招呼也没打，就不受欢迎地回来了。自然我也就再也无法写完那两个未完成的作品，就那样让它们残缺不全地搁在那儿了，我再也找不回当初创造它们时的那种情绪。你也已经出版了许多散文，你现在也该承认我这里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吧!不管你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它们是我们友谊的心脏里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你和我在一起时，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艺术。我准许你一直站在我和艺术之间是我给予自己的最大耻辱和谴责。你无法知道，无力理解，也不会欣赏。我根本没有权利希望从你身上得到这些东西，你感兴趣的只在你的一日三餐和喜怒无常的情绪，你的欲望只在娱乐--低级的或连低级也算不上的快乐，它们就是你的性情或你当时的思想所需要的。我当时应该拒绝你进入我的房子，除非我特别邀请你，否则不准你接近我。我现在毫不留情地谴责我的懦弱，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懦弱。与艺术相伴半小时所给予我的东西比与你在一起一年获得的东西还多。在我的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与我的艺术相比，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就艺术而言，软弱就是犯罪，特别是软弱毁灭想像时更是如此。
宽容与陷阱
我再次谴责自己曾准许你把我带到彻底的、有损信誉的破产。我记得在1892年10月初的某个早晨，我与你的母亲一起坐在布莱奈尔的树叶发黄的树林里，我那时对你的本性还几乎是一无所知。在牛津大学时，我曾经从星期六一直到星期一都与你待在一起，你也曾经在克劳默与我一起打了十天高尔夫球。与你母亲在一起时，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你身上来，你母亲开始向我谈起你的性格。她说你有两个大的缺点，一是有虚荣心，二是奢侈挥霍。用你母亲的话讲，你"对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怎样因你母亲的话发笑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第一个缺点会把我带进监狱，第二个缺点会导致我破产。我以为，虚荣心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优雅的花，至于挥霍--因为，我以为你母亲所指的挥霍无非就是挥霍而已--我的本性或我自己的家族中也从没有过勤俭节约的美德，所以当时我并未在意。但当我们的友谊持续还不到一个月时，我开始明白你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了。你固执地要求一种完全不顾后果的奢侈生活。不管是否与我在一起，你都要不停地向我要钱，要求我负担你寻欢作乐的一切花费。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使我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当你持续不断地越来越有力地纠缠我的生活时，我越来越觉得你的挥霍是那么单调乏味，因为你只是把钱花在吃喝这类无聊的快乐中。饭桌上不时出现红酒和玫瑰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你远远不是为了品尝美味，而你对此又总是毫无节制。你不知羞耻地索取，毫无感激地接受。你慢慢觉得，你有某种权利花我的钱过一种你从不适合的毫无节制的奢侈生活，结果，这种感觉又促使你的贪欲越来越大，最后，竟达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你在阿尔及尔的卡西诺的某个赌场输了钱，你只是在第二天早晨在伦敦给我打个电话，把你输掉的钱数从我这儿转入到你的银行账户，根本想都不想自己在做什么事。
在1892年秋天和我被捕之前这段时间里，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与你在一起时花的钱加上我为你花的钱只现金就有五千多英镑，这还不算我开的账单。当时，你对自己坚持要过的那种生活一定会有某种想法。你以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在伦敦，我与你在一起时，我们两人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的最普通的花费--早饭、午饭、晚饭、娱乐以及坐马车等--是12英镑至20英镑之间，每周的正常花费自然是80英镑至130英镑。我们在格林的3个月里，我共花去了1340英镑(当然房租除外)，就这样我一步步成了破产者。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我生活中的每一笔开支，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简单的生活，深刻的思想"当然不是你那时能够欣赏的理想，但这种浪费对你我来说都是一种抹不掉的耻辱，我记得自己吃过的一次最愉快的午餐是我与罗比在索霍区一家小咖啡馆的那一次，那次午餐花的先令大约与我和你一起吃饭花的"英镑"一样多。那次午餐还使我得到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谈话。我们谈到思想、标题、形式，而所有这些都是仅以3法郎50分茶饭的代价取得的。我与你一起吃过的那么多午餐，留给我的记忆只是我们吃得太多，喝得太多。我对你的要求的屈从对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你现在也知道了，我的屈从常常使你变得贪婪，有时简直是肆无忌惮，当然这一直是不体面的。在许多情况下，作为你的主人意味着接受你太多的需要而享受太少的欢乐和特权。而你却忘记了对此感谢--我不是说礼节性的感谢，因为流于形式的感谢只会伤害友谊--我只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优雅的甜蜜的伴随，富有魅力的愉快的交谈，以及所有的那些使生活变得可爱起来的温柔的仁慈--这些都是生活的伴唱，就像音乐那样，使万事万物和谐一致，使嘈杂的或静谧的地方充满美妙的音乐。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像我这样一个处于可怕境地的人，还要念念不忘要在这种和那种不体面之间寻找一种差异，但我仍能坦率地承认，那种把所有的钱都扔给你，让你浪费掉的做法，是既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的愚蠢行为。在我看来，我们的恣意挥霍就是造成使我备感耻辱的破产的原因。我是为其他东西而生的。
但我最该谴责自己的是我允许你带给我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则完全受你的意志力的支配，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在沉迷于持续不断的肉体享乐中，你的思想连同肉体都被扭曲了，你慢慢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同样可怕的东西：你从你父亲身上继承了那种可怕的躁狂症，疯狂地写了一封又一封令人厌恶、憎恨的信；你完全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感情，有时你会因为仇恨而长时间闷闷不乐，一声不响，而有时又会突然爆发间歇性的、几如癫痫病似的狂想。你的所有这些病态的症状，在我给你的某一封信中都提到了，那封信被你随手扔在了萨瓦或其他某个旅馆里，后来在法庭上由你父亲的辩护人出示出来，作为控告我的罪状的证明之一。我在那封信里恳求你，如果那时你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怜悯或其他表示方式的话，那你就不要吝啬怜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就是我那致命的、屈从于你每天越来越多的要求的根源和原因。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你对我的胜利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胜利，是弱者对强者的专制，这种专制我在某个剧作中将其描绘成"惟一存留的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