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罗比，如果这50英镑能足够支付法律费用，我也就非常满意了。是否还有余额我也根本不想知道。请不要把它交给我。即使出于仁慈的行为也包含某种幽默意味。是你给我造成了最大的痛苦和失望，因为你愚蠢地告诉了我一个彻底的谎言。如果你对我说的是："对，你会贫穷，还有比贫穷更糟糕的东西。你必须学会如何面对贫穷。"那该多好啊!简单、直接、坦率。但当一个可怜人身陷囹圄，外面的人或把他当做死人对待，根本不考虑他的存在，随意处置他；或是把他当做疯子对待，假装遵照他的意愿而实际上又不；或是把他当做傻瓜，哄他玩，告诉他愚蠢而不必要的谎言；或把他看做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低级堕落的东西。对一个与妻子和孩子有着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妻子和孩子对他来说意谓着一切的被毁灭者来说，他全部的生活却像一种粗俗游戏中的普通毽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而在这种游戏中，失败或胜利实际上又没什么意义，因为危若累卵的不是游戏者的生活，而是别的某个人的生活。
恐怕你不知道我妻子的性格和对我的态度。你似乎并不理解她。她从一开始就原谅我了，对我的温柔体贴无以言表。自从我与她在此见过面后，我们就已安排好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她在世时，我每年可得到200英镑，如果我比她寿命长，我可得到1/3。我们还安排好了孩子们的生活及孩子监护人的问题。因为她表示不愿公开在法庭上处理我们之间的事，而希望能私下解决，所以我给你们写信，让你们不要再阻拦我妻子购买我的财产权，因为她对我很体贴，我对她给我的份额也很满意。我明确表示：请求我的朋友们不要做任何会危害我和妻子之间的和谐与爱的事。
你立刻给我写信说你们会遵照我的意愿行事的，我的朋友想都没想过要做什么会危害我和妻子之间友爱关系的事。我相信你了，把这事也就托付给你了。你没给我说实话，你和我的朋友们没按我的意愿做，结果如何呢?不但原先一年200英镑变成了150英镑，原先我们已说好在我岳母死后我可得到其财产的1/3，即每年大约1500英镑，这笔钱现在也不见了，我到死也顶多得到150英镑。我的孩子每人每年可得到600英镑或700英镑。他们的父亲将一直是个穷光蛋。
但这还不算完。这只是钱的问题。法庭一纸命令就把孩子从我身边抢走了。从法律角度讲，我不再是他们的父亲了。我没有权利同他们讲话。如果我想与他们保持联系，那就会被以蔑视法庭罪送进监狱。我妻子当然也因此受到了伤害，因为她认为是我不讲信义。星期一我在这里签了一份条件最苛刻、最具侮辱性的财产分配协议。如果我试图在不经妻子允许，或违背她的意愿的情况下与她联系，那我立刻会失掉那每年可怜的150英镑。我的生活将受制于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也是经可敬的律师认可的朋友。我把这种结果，罗比，归因于你没给我说实话，没有按我的要求办。我只是想让朋友别横加干涉我们之间的事。我没要求他们做任何事，相反我请求他们什么也别做。
莫尔把他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告诉我了，他是经你哥埃莱克同意并在他建议下做这一切的。埃莱克被莫尔描述成是一个"冷静的有条理"的人，但他是否知道我已明确禁止我的朋友们阻拦我妻子购买我的财产权?知道我说过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你那封导致了目前所有这种苦恼、损失、悲哀的信是不是也是他出的主意?"我完全按埃莱克的旨意行事"，莫尔原话就是这样说的。
可笑的是，我到现在才发现，--虽然为时已晚，我已无力回天--这件事的整个操作过程花的全是我的钱，我不得不付钱给赫曼，而他的什么建议呀、意见呀根本毫无价值，并且只会有害。现在好了，只有我掏腰包了。除去莫尔·阿德"为我用去"的钱外，150英镑已所剩无几了，我算了算，可能还有1英镑10便士6先令。
难道你不明白，真能让我高兴的事是我星期三走出监狱时由你亲手递给我150英镑吗?这笔钱会多么受欢迎啊!真是无价之宝啊!现在这笔钱却不经我允许浪费在妄想违背我妻子的意愿安排我与妻子的关系的愚蠢而鲁莽的行为中了，浪费在制造分裂、加快我与妻子疏远的无知行为中了。我的灵魂与妻子的灵魂相遇在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峡谷中：她亲吻我，安慰我，历史上没有一个女人像她这样做过，或许我妈妈要除外。你和我的其他朋友如此缺乏想像力。如此缺少同情，如此缺乏理解美的、高贵的、可爱的、好的东西的能力，结果你们--你，莫尔·阿德，据说还有埃莱克--只想到和一个完全无知的律师一起奔走在我们之间，先是分开我们，继而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
你用我自己的钱做这些事，却又不告诉我。你做起事来倒像个慷慨助我的朋友。当我问莫尔·阿德所有这些花费都是从哪儿来的时，他很甜蜜又神秘地笑着说："不用担心，亲爱的奥斯卡，一切都会好的。你有好朋友。"我现在才发现这一切花的都是我的钱。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罗比，你以为，如果莫尔·阿德坦率地告诉我有人给他这150英镑(他说是个陌生人给他和我的)，并且是"用到我身上"的，那我还会允许他把钱花到制造我与妻子之间的法律纠纷上去吗?我会让他把钱留到我出狱。莫尔会说，或将会说，这些钱是他"擅自"花掉的。确实如此。可如果这笔钱是"为我"所用的，那么，判断这些钱花得是否恰当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莫尔·阿德啊!这笔钱花得愚蠢、错误、不公平，给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就是由于莫尔·阿德把我的钱花得精光，我才发现自己几乎已身无分文，发现我的孩子被法律抢去了，发现自己不得不接受苛刻而不体面的条件与妻子分开。而直到这笔钱花光了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钱都是我的。
我对弗兰克·哈瑞斯大为恼火，因为他本已慷慨答应把他的支票簿给我，任我支取，但他随后就让人捎话说他改变主意了。5月12日，王尔德在给阿德的一封信中，谈到弗兰克·哈瑞斯4月7日来看过他。哈瑞斯答应在王尔德出狱时送给他一张500英镑的支票，王尔德为此还深受感动。他在信中接着说："我现在才知道他让你捎信说他很抱歉不能履行他的诺言了。当然，既然发生了事，我也就不会再与他驾车同游了。我想他也不想这样做了。你能不能给他写封信，说你把口信捎到了，说我非常失望，因为不幸的我从其他那些答应给我钱的人那里也得到了类似的消息。我发现自己处于如此痛苦、可怜的境地，我再也不敢想他建议的那种愉快旅行了，除非我能设法安排好自己的事情，能看到一个可能的将来。驾车旅行的事就此结束吧，我的话也不会伤害他的感情，请把我的原话转告他。实际上，弗兰克·哈瑞斯根本没感情，这就是他成功的秘密。他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没有感情，这个事实也是他在生活之路上会遇到失败的秘密。"--原注
但我又该怎么说莫尔·阿德、你和埃莱克呢?你们把给我用的150英镑钱花在我一开始就反对的诉讼上。你们刚开始是违背我的要求，最后在我的一再恳求下才万分不情愿地结束你们的诉讼，而我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身无分文。我看不出你和莫尔·阿德有什么理由在不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以这种方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花掉我的钱。我想知道埃莱克是否赞成你们的行为。
我在一封信中还问是不是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在指挥这一切。我很抱歉自己这样问，这是不公平的。这对不幸的阿弗雷德·道格拉斯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一度和他父亲掷骰子赌我的生活，结果他输了，我想他不会再做那种事了。在这全部的法律诉讼过程中，我的生活都是被完全随意地放在赌桌上让人赌来赌去，随时处于生死攸关境地的。操纵这场赌局的是个我不认识的人，但现在我知道了，他就是秘密做了我一年多的律师，名叫赫曼的人。福楼拜曾创作过一部讽刺小说《布瓦德和彼库塞》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用余生的最后九年时间创作这部讽刺小说，但最终没能完成。--原注，
作品的代表人物就是两个退休律师或两个律师秘书，人的愚蠢就体现在他们两人身上。这个名叫赫曼的人，我的秘密律师，如果加以典型化，成为赫曼式的典型人物，那他也绝不逊色于福楼拜笔下那两个稀奇古怪的家伙。可以说，如果我了解的情况属实的话，就是纯粹因为极其愚蠢，他们才做出那种"尽善、尽美"的蠢事。这场以我的生活作筹码的粗心大意的赌博对我来说是场悲剧，而对其合唱队领队、赌局领班赫曼来说则至少是出喜剧。
只要回想一下事情经过就清楚了。你应还记得，由于你们没有按照我准许妻子购买我的财产权的要求去做，结果我收到了哈格佛先生一封信，说由于我妻子无法购买我的财产权，所以根据法律程序取消我每年150英镑的生活费。因为这笔钱的前提条件就是我的朋友们立即撤回他们的反对意见。由于你们没这样做，哈格佛先生就说他被迫剥夺我的孩子、妻子和我的收入。
这对我来说不亚于一声惊雷。我吓呆了。我一直以为我妻子已买去了我的财产权，或至少在去年3月已经为她这样做安排好了一切。据说替我做好这一切的是真心关心我的利益的朋友，据说只要把事情交给他们，一切都会好的。可结果呢，是他们迫使我处于一个致命的错误的地位，并造成了我的毁灭。"我们都"，莫尔·阿德给我写信说，"都恳求你不要放弃你对妻子和孩子的合法权利"。这是多么可笑的废话!我对妻子、孩子没有"权利"，这不是什么只靠律师秘书的一纸正式申请就能在20分钟内剥夺去的权利。你应该读读卡莱尔的书。一种权利就是一种明确表达出来的强权。
据说赫曼先生特别强调要我不要放弃"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利"。哈格佛先生就此警告过我，警告过莫尔·阿德，也警告过赫曼。据说赫曼认为"哈格佛先生只是想威胁恐吓我，他并不真想付诸实施"。可怜的赫曼!他对哈格佛先生的心理测验真是"准确"得让人悲哀!我的粗心大意的朋友就这样带着我的生活和钱上赌场了，以75英镑的代价从破产案产业管理人那里得到了我的财产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想出了两个"聪明"的谎言，是他们自己以为这些谎言是聪明的。赫曼告诉哈格佛先生说我手里有一大笔钱，我根本不想多要钱。他们设想这样就会吓住哈格佛先生，让他不再对我穷追不舍!--结果只是让哈格佛先生告诉我妻子说赫曼先生已说过我不缺钱用，所以根本没必要在150英镑的基础上再增加钱了。因此我妻子在圣诞节给我写信，劝我用"那笔钱"买年金保险，这样可增加我的收入了! 她自然以为我"那笔钱"有3000英镑，当然可以买年金保险了。我也会这样想。我发现我全部的钱加起来也只有150英镑，而除去法律诉讼的花费外，只有大约35先令了。
另一个聪明的谎言是假装让哈格佛先生知道你不是我的代理人，而是个相当独立的人，而同时又让负责破产登记的人相信你确实是我的代理人。至于我，你告诉我说你的行动是独立的，但我发现你用的是我的钱。莫尔·阿德确实希望哈格佛先生会相信这出可笑的喜剧。赫曼也是这样想的，而不须说哈格佛先生是一点也没上当的。他把矛头全都对准了我。这就是你和莫尔·阿德、赫曼为什么会那么勇敢的原因。你们在把我置于危险境地过程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真是无以复加呀!
当然，你们一直害怕我和妻子会按照我们的意愿私下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因此你们恳求我不要签任何私人协议。我得到的一个最好的赫曼式的忠告是："任何这种协议都是非法的，没有丝毫的约束力的。"还有谁会想出如此愚蠢的看法!你们从各个方面向我施加压力!最后诱使我严肃地答应若不事先通知赫曼我决不会签任何私人协议。可能会让你们奇怪的是：我自己是一直希望与妻子私下安排这些事的，条件要由我们自己定。如果不是你们从中干涉，我们早就把事情圆满解决了。
最后，争战开始了。莫尔写了一封得意扬扬的信。他保住了我的财产权，并在武力威逼下要求"在你妻子有生之年你每年应得到200英镑，在她死后你可得到其财产的1/3"。这种条件有点缺乏想像力，因为我妻子早在3月份就已答应给我这么多了。而我也已答应了她的要求。我的朋友以为可以为我再多争些，所以就没有遵照我的要求去做。结果导致我要求的条件被降低。接着我的朋友就只有接受最初的份额了。哈格佛先生根本没在意购买财产权一事。他警告过赫曼和莫尔·阿德。他们根本不理睬他的警告。为什么他没在意?
他不在意是因为他口袋里装着埃德威克
此人全名：弗雷德里克·安朱·埃德威克，(1836-1904)。--原注
的明确声明：若我离婚，就要放弃结婚时分授给妻子的财产。就这一点我曾写信给赫曼。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认为这一点毫无意义，而实际上这一点正是整件事的中心。我的利益取决于我妻子的施惠。如果她与我离婚，就要收回那本该属于她的利益。哈格佛先生一直在设法让她收回在我这儿的财产，而可怜的赫曼、莫尔·阿德竟一点也想不到他的目标在此，或者说根本不理解整个形势的要害。他们在这方面的彻底无能让人震惊，让人不敢相信。
哈格佛先生根本不需在意谁在购买我的财产权，他只是突然夺去了我的孩子。这件事及我母亲的死是我监狱生活中也是我一生中的两件可怕的事。赫曼当然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又不是他的孩子。莫尔对此不感兴趣。甚至你--你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你，你也知道我对西瑞尔倾心的爱--可即使你也没在意。你从未给我写过一个字说你对我遭遇的不幸感到抱歉。你以绝对的冷漠对待这一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永远不会恢复过来了。法庭竟能决定我不适于与孩子们在一起，这真是太可怕了，如果能从历史典籍中和生活史书上抽掉这一页，我情愿再在这个孤独的囚牢里多待两年--噢!如果需要，可以待10年。如果我已堕落到不适于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地步，那我生还不如死好。
可赫曼是怎么说的呢?看看吧。我收到莫尔·阿德的一张便条，说"赫曼声称自己至今为止还是很称职的"。还有谁能想出这种废话!但他还列出了赫曼在这件事表现得聪明的理由：
(1)"他没花我一分钱"。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是：他总共花的不到3英镑10先令。没有人会花去破产者的钱。我没有财产。
(2)"他要求每年要向我汇报两次孩子的教育情况。"这一点也是假的。法院自然要求监护人向法院递交有关被监护人的情况报告。我没有提出报告。我可雇用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并且要求了解西瑞尔是否在学习阿拉伯数字，或薇玮安的拼写是否有所改进。如此而已。
(3)"只要我愿意，我有提出申请的自由。"这是肯定的，但只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说法，即如果我听说孩子们没有受到很好的抚养，或吃不饱穿不暖，我才可以提出申请。这是个什么样的特权啊!你以为它们会是什么特权吗?
(4)"赫曼先生认为这次行动表明哈格佛先生不会要求离婚了。"这是典型的赫曼式的话。如果他对法律或平衡法略有所知的话，这个无知可笑的律师就会知道，一旦我妻子要求抚养孩子，她就绝对必须申请并被批准离婚。为什么?因为在法庭听取将孩子从我身边夺去的申请书之前，她必须宣誓她有足够的钱用于抚养教育孩子。她立誓要得到财产权。因为你们也要买，结果迫使她不得不那样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莫尔·阿德迫使我妻子提出离婚。她别无选择。她为了不这样做整整挣扎了两年。是我的朋友迫使她这样做的。想想这一点吧，我亲爱的罗比，这样你就会理解我的感受了。但你和莫尔现在却说："你并没被剥夺接近孩子的权利。"这已被严肃地写在上星期四在这儿宣布的公告中了。当然，出于技巧上的错误，这份公告并没特别限定我不能接近孩子，但或许你愿意听听哈撒尔就此事发表的看法。他的信是4月10日写的，内容如下："法庭并不明确表示禁止你接近孩子，但其正确解释应是：如果你有任何想与孩子们联系的企图，必须由官方签署命令，明确对你进行限制。"记住这句话："任何想与孩子们联系的企图。"现在你满意了吗?
但你在星期二还得意扬扬地强调，赫曼说的命令并不能约束在国外的!这真是绝妙的赫曼式妙语。它当然不能。里丁教区委员会制定的细则当然管不着威尼斯的绿色水街。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当然约束不了法兰西的居民。但谁说过它们会呢?如果我想见见孩子，那就会发生两件事：
(1)我失去全部收入，因为孩子归我妻子抚养，我的罪名将是蓄意"骚扰"。
(2)她被迫立刻剥夺孩子在国外受教育的好机会，把他们送回英国听从法院的裁决。在英国，如果我想给他们写信，我也会被以蔑视法庭罪送进监狱。你能理解这一切吗?你是否弄明白了你和莫尔·阿德及其他朋友做过什么事了吗?
莫尔·阿德和我的朋友们所做的最可耻的事是干涉我与妻子离婚。你们完全无视我、我的安全及地位。你只是拿我的生活打赌。我父亲过去常常给我讲一个地主的故事：这个地主在卡通给他的爱尔兰代理人写信说："不要让佃户以为他们射死你就会吓住我。"莫尔·阿德和你就处于地主的地位，而那个代理人就是我。你们根本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以为我只是在这里卖弄词藻吗?让我引用一下你的朋友莫尔·阿德信中的一句话吧。他在信中告诉我，乔治·列文斯准备以苛刻的条件让我与妻子离婚。"我们"，他说，"你的朋友"，"绝不会干涉你与妻子的关系，我们不会受到离婚威胁的影响，我们对此毫不关心"。
这就是你朋友的话，这显然也就是你和莫尔·阿德及你哥埃莱克的态度。你们都在乐滋滋地重新走上昆斯伯里用谣言和挑拨把我推上的道路。先是对我进行民事审判，并对我进行全面调查，接着由陪审团上报财政部，然后我离了婚，再审，最后把我送进了监狱!这就是你们一直辛勤劳作的果实。噢!但莫尔·阿德却说，你们劝你抵制"不名誉"的证据时并没想这样。你们想的是我可以"有时间去国外"。因此，根据你们的伟大计划，我应该接受可怕的离婚条件，过流亡生活。因为我的离婚会让我失去年金，我当然就身无分文了。当我狼狈地跑到国外时，莫尔·阿德就会给我写信说："我们完全实现了预期目标，你现在不再有(1)任何妻子、(2)任何孩子、(3)任何收入、(4)来伦敦导演剧本的任何可能性。赫曼先生会说他对整件事都非常满意。
我亲爱的罗比，如果真发生了上述那种事，你作为我的朋友，又会怎样把你自己与可怜的阿弗雷德·道格拉斯比呢?我只能告诉你：这时他在你身边倒显得光彩夺目了。确实，当我想想你和莫尔·阿德在这件事上对我的伤害时，我真觉得自己对那个不幸的年轻人太不公平了。
实事求是地讲，罗比，你最好认识到，在上帝的地球表面上，在需要才智、常识、正直、理解力的任何事情上表现出无能的所有人之中，你无疑是主要的一个。我已经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他自己，请你马上去研究研究。他有教养、有同情心，善良又有耐心，温柔又体贴。他充满迷人的感情素质。他对自己的杰出才华一直持最谦虚的态度--太谦虚了。我比他自己还激赏他的艺术观点。我认为他应该已经，并一直能在文学界作出佳绩的。但在事务性的事情上，他却是个最易上当的不苟言笑的猴子。他既没有记忆力，也没有理解力，也没有判断形势的能力，或理解事情关键的能力。他的严肃举止使他完全成了一个戴着智慧面具的傻瓜。人人都被他欺骗了。他的举止那么严肃，当然人们也会相信他的观点也是充满智慧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在需要简洁流畅或想像力或本能的事情上，他总是"极其严密"。在处理事务性事情方面，他却是个"傻瓜"。他给我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而他对自己却非常满意。现在我明白了，罗比!我觉得你也应该明白了。如果你一度以为他是有理性的，那现在就别那么想了。就如我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即使他用整整一个下午，也不能处理好树篱中的一个山雀窝里面的事。他是个"蠢蛋"，实际上就是如此。5月15日，王尔德在给莫尔·阿德的信中说："你和罗比与我的全部通信都应出版，我想书名最好叫"两个傻子给一个疯子的通信"。他在信中还说："亲爱的莫尔，现在是你该认清自己的时候了，即在一切事务性工作方面，哪怕是最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你的判断力都是完全失效的，你的观点或是愚蠢的或是歪曲的，你根本没有能力理解实际生活中最最一般的情况，你在这方面的能力绝对是零。你只是个有教养的人，追求严谨的风格和严肃的趣味，你可以凭直接的同情就能辨别出对他人来说浮夸或奇异的作品的思想结构，在现代作品中发现古典因素是你的专长，你应该更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在文学界还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你的本性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你也乐于助人。你过于有耐心。你的克制力是美丽的。但你却没有足够的常识来处理树篱间一窝山雀的"家务事"。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以错误的方式做出的错事。罗比作为一个指挥者还不错，因为当他失去理性时总会正好没有逻辑性，结果有时还会歪打正着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但你不仅同样缺乏理性，而且是绝对地有逻辑性，你总是基于错误的前提，从逻辑上得出错误的结论。我只要一看到你信中的1、2、3，就知道你一直在做某种完全愚蠢的事，并且在列出完全愚蠢的理由。"--原注
你是个可爱的、体贴的、友善的、善于爱人的人，但在一切需要处理日常事物能力的事情上也完全是愚蠢的。我不想让你提什么建议。我倒宁愿听听西瑞尔的建议。我只想知道真相。但结果令我很失望。你的行为甚不合我意。
你接到这封信时，莫尔也会接到我的信。他会"立刻"去找莱维辛夫妇。他接受一张过期支票真是太愚蠢了。他会把我的计划告诉你的。如果你愿意，就来这个地方吧，靠近哈佛尔。你会像一朵花一样受到欢迎，我会一直攻击你，直到你认清自己为止。等着你的有一大笔"赏金"。请好心给埃莱克看看这封信。
你永远的
奥斯卡·王尔德
当然，阿弗雷德·道格拉斯是不可以到哈佛尔的。你必须给他写信说我会接受他通过你转来的每一封信的，但他不要想着来见我，除非我允许。我相信他自己也希望送回我的信件和礼物的。在下月内他应可以做到这一点。
1897年5月17日
里丁，H.M.监狱
致莫尔·阿德
王尔德在5月17日给图纳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偷偷带出监狱的)，在信中他又再次翻来覆去地抱怨洛士和阿德，并说图纳是他惟一想陪伴他出狱的朋友。图纳回信说他不能去陪王尔德出狱，因为他会为此失掉工作的。图纳在信中说：罗比和莫尔都是绝对忠诚于他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将来某一天他们可以再次与他自由地交谈。他说王尔德的信几乎让罗比伤心欲绝。他和罗比当晚就去狄普作好迎接王尔德的准备，他希望到时王尔德会和罗比和解。--原注
亲爱的莫尔，不妨告诉你：我向内政大臣提交的恳求已被驳回了，他们就要把我转送到我一直希望能回避的伦敦了。明天我就要被转送到本特维尔，报纸上已公布了把我转送到沃莫沃得·斯克拉浦斯的日期。转送过程会是人道的。我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也不必带手铐。我的衣服糟糕得不成样子了，我真该想到在这儿弄件衣服，但现在只能这样忍忍了。
我已经给拉该写信让他来见我，并和我一起到国外。你和罗比太伤我心了--我不是伤心你们做出什么事，而是伤心你们没认识到自己做过什么事，伤心你们缺乏想像力，因而表现出你们缺乏同情心，伤心你们不经我同意就花掉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的那笔钱，而又对自己这种令人震惊的行为盲目无知--如果你和我一起到国外，那只会让我们两人都失望：我只会向你谈到你做过的事在最小的细节上几乎都与昆斯伯里事件相差无几：先是迫使我接受民事审判，继而让我接受可怕的离婚，再接着就是：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抵制"侮辱性的证据"，我就会被逮捕；如果我听从了你别的建议争取获得"国外的安全"，那我就要永远过流亡生活。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同样会一贫如洗，因为我的婚姻财产在我一离婚时就离我而去了，而在妻子死后我可能获得的财产也绝对是个零了。法庭会立即签发一纸命令将我的一切全部夺去。
这些，亲爱的莫尔，就是你们为我准备的礼物。如果一周后你还想来哈佛尔向我作解释，我会很乐于见你。我希望罗比和你一起来。
5点钟。
我已见过哈撒尔并签了离婚协议书。我确实不想去斯图亚特·汉德拉姆家，
斯图亚特·杜克渥斯·汉德拉姆(1847-1924)是位宗教改革家，他不认识王尔德，但在1895年却要求释放王尔德，因为他认为法律对王尔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现在他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提供给王尔德作暂时的避难所。--原注
因为我不太喜欢。我对他了解很少。最好是住旅馆。
我已经给拉该写信让他在一家旅馆等我，这样我就能到他房间里改头换面一下了：我想要的是尤斯顿大街旁边的某个很安静的旅馆。当然，如果这无法办到，那就算了。但如果拉该能订到房间，我可以去那儿换换衣服、吃点早餐。只让拉该一个人睡在旅馆里等我。
当然，我很乐意在我出狱的这天早晨见到你，我知道你为此已受了不少麻烦。因此，如果你方便，你可以与拉该一道来监狱，或到他房间去等我，但我们一定不要谈具体事情。
没有收到莱维辛王尔德指责莱维辛插手他的经济事务是没有根据的。王尔德对他的朋友和帮助者的指责都只是他这一时期因被钱的问题压得焦头烂额而出现的偏执狂的表现。莱维辛不是富人。与王尔德关系密切的也不是他而是他妻子。莱维辛自始至终对王尔德是公正、慷慨的。--原注
的电报，真太可怕了。我烦躁不安。
我想你会像我一样认为我已完全听从了你的建议处理与莱维辛的关系了，并且对他尽了最大的耐心。可对待他的方式似乎错了。我相信对待他那种人应严厉。不管怎么说，你的方法是完全失败了。
我现在听说在狄普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我在那儿太出名了，我不喜欢那里。那儿的气氛是松弛的，但我想人可以在那儿暂且歇歇脚，然后继续前行。有人告诉我罗比要去那儿，这很好，但你自己会发现与我在一起并不愉快。我对太多的事都抱有太恶意的看法，以至于我忘掉了其他许多对我无害有益的行为。我承认你为我受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但你也该记得我曾通过罗比转告你不要管我和妻子的事了：我们感情甚笃，我对她充满感激，急冲冲想为我多挣点钱的做法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我得到的钱更少了，而且与妻子离了婚，也把孩子失去了，后者尤其令我痛心。
你的动机总是好的、善良的，你的心总是在真诚的同情中跳动的，但你的判断总是出差错，越听你的话结果就越糟。若是能逃避离婚、流亡、彻底被遗弃的命运，那倒真是奇迹了。
然而，对于你真心的帮助我是深怀感激的。一周后我希望情绪能好一些，能忘掉我目前的苛刻。那时我们再一起谈谈文学，而只有在文学中，你的直觉才总是正确的，你的判断才总是严谨而清醒的，你的同情才是出于理性的。我希望你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拉该。莱维辛一把钱付了就告诉我。没有钱我当然不能离开英国，我也不想去他的房里拿钱。
你永远的
奥斯卡
1897年5月22日
狄普，三明治旅馆
致伯纳德·比尔夫人
王尔德是1897年5月18日晚上离开里丁监狱的，这是他出狱后写的第三封信。--原注
我亲爱的、善良的、美丽的朋友，你的信给了我无上的快乐，我知道你对我总是又善良又温柔的--现在更是这样，因为我现在需要同情，也懂得它的价值：对我来说，现在的一句好话就像花儿一样可爱，而爱是可以治愈一切创伤的。
我没法写很多，因为我太紧张了--外面奇妙的世界令我昏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从死亡路上抢回来的。太阳和大海似乎对我都陌生了。
但是，亲爱的伯妮，虽然在外人看来我的生活好像被毁灭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知道你想听听我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从寂静、孤独的生活、饥饿、黑暗、痛苦、抛弃、羞辱中，我却受益匪浅。我过的是一种与艺术家不相衬的生活。这是对我的虐待。可能还有更糟的事降临到你老朋友头上，亲爱的，比两年的辛苦劳作更糟糕的事--虽然它们同样都是可怕的。至少我希望能感受到它。痛苦是一把可怕的火，既可毁灭人也可让人净化，经过这番风风雨雨后，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一定要按这个名字给我写信--我现在对外所用的名字是斯伯斯坦·麦尔白斯先生。
爱你、感谢你，你永远的
奥斯卡
1897年5月27日这封信在《编年史日志》上发表时用的就是这个日期，信的标题是"马丁警卫案：监狱生活扫描"，发表在5月28日。《编年史日志》在5月4日发表了马丁警卫的一封信，是谈他被监狱解雇的情况的，编者按说："我们当然无法证明写信人的话，但我们可以发表他的信。"王尔德的信可能是在24日这一天写的，或是稍后写的。
28日，王尔德的信和两篇支持马丁的文章一起发表，另外又发表了马丁的一封信，信中谈到内政大臣拒绝承认马丁说过的话。--原注狄普
致《编年史日志》编辑
先生，从贵刊的专栏里，我非常遗憾地得知里丁监狱的瓦德·马丁因为给一个饥饿的儿童一块甜饼干而被监狱委员会解雇了。我在获释的前一个星期也曾亲眼见到了那3个孩子。他们刚被判了刑，正穿着囚服站成一排站在监狱的院子中间，等着走进分给他们的囚牢。我那天正好被带到接待室去见一位朋友，在途中看到了他们。他们还都是很小的小孩，最小的那个--也即马丁给饼干的那个--小得连合身的囚服都找不到。我在监狱的两年里当然看到有许多孩子被关在监狱里。旺兹沃思监狱总是专门关押许多孩子，但我从未见过我在星期一下午，即17日下午在里丁监狱见过的那么小的孩子。更不用说我在里丁监狱看到这些孩子时是多么绝望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对待。英国监狱日日夜夜对孩子施加的残酷待遇是让人难以相信的，特别是对那些亲眼目睹过并能意识到这种体制的野蛮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今天的人并不理解什么是残酷。他们认为它只是一种可怕的中世纪的激情，并把这种激情与艾瑟里诺·罗马诺艾瑟里诺·罗马诺，公元12-15世纪意大利大封建主中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吉伯林派的领袖，他以残忍著称，这使他在但丁《神曲》中的"地狱"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原注
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还包括那些从蓄意给别人施加痛苦中获得一种真正的疯狂快乐的人。但艾瑟里诺这样的人只是扭曲的个人主义的不正常类型。一般的残酷只是愚蠢，而且完全缺乏想像力。在我们这个追求固定体制的时代，它就是不变换的规则的结果，也是愚蠢的结果。哪里有集权，哪里就有愚蠢，现代生活中非人道的东西就是官僚主义。权威既会毁灭发布权威的人，也会毁灭被权威压制的人。监狱虐待儿童的主要根源在监狱委员会及其操作的体制。支持这种体制的人本意是好的，那些操作这种体制的人本意也是人道的。责任在于惩罚制度。据他们说，凡制度皆合理。
人们现在对待孩子的方式是可怕的，主要是人们不理解孩子的特殊心理。孩子可以理解单个人对他的惩罚，如父母或监护人的惩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默许这种惩罚，他所不理解的是社会对他的惩罚，他还不知道社会是什么。而对成年人来说则正好相反。在监狱工作的或被送到那儿去的成年人可以理解、也确实理解被称做社会的集体力量意味着什么，不管对其方式或要求有什么想法，我们都能迫使自己接受它。另外，单个人对我们的惩罚是谁也不能忍受的，谁也别想让他们忍受。
孩子们被他们从未见过的人带到这个他们一无所知的地方，发现自己住进了一个孤独而不熟悉的囚牢，由陌生的面孔看管着，被他们一无所知的体制的代表们命令着、惩罚着；发现自己立即成了现代监狱生活造成的最突出的、首屈一指的感情--恐惧感--的猎物。监狱中孩子的恐惧是无穷无尽的。我记得自己在里丁监狱的时候，有一次我出去劳动，看到就在我的囚牢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囚牢里有个小男孩。两个警卫--两个善良的警卫--在严肃地与他谈话，或在告诉他该怎么怎么做。一个警卫在囚牢里，另一个站在外边。孩子的脸像一只纯粹用恐惧做成的楔子，双眼透出被猎人追逐的动物眼中的那种恐惧。第二天早晨早饭时间，我听到那个孩子在哭着找父母，要求把他放出去。我还不时听到警卫要他安静的低沉的吼声。他还没被判什么罪，只是在候审而已。这是我根据他的衣服判断的，因为他的衣服非常整洁。然而他却穿着狱袜和狱鞋，这表明了家里很穷，即使他有自己的鞋，那也一定坏得不成样子了。法官们和地方行政长官总的来说是一群完全无知的家伙，他们常常动辄把孩子关上一星期，然后就可能根据自己的权限随便找个理由把孩子放了，他们称之为"绝不将儿童送进监狱"。当然，他们的这种观点是愚蠢的。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不管他是在监狱还是在候审还是被定了罪，他都不会理解因此给他带来的社会地位的微妙变化。对他来说，恐怖就是恐怖。在有人性的人看来，只要他们待在监狱，就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笼罩着、支配着孩子的恐惧也同样发生在成年人身上，而我们监狱实行的分隔囚禁制度当然又极度地加强了这种恐惧。每个孩子每天要在自己的牢房里待23个小时。这是件可怕的事。把一个孩子一直关在灯光昏暗的牢房里达一天23小时之久，这本身就是监狱制度愚蠢、残酷的例证。如果单个人--父母亲或监护人--这样对待孩子，他是应该受重罚的。禁止虐待儿童委员会会立即处理这种事的。无论是何人施加了这种暴虐，他都会遭人厌恶与唾弃的，并且无疑会被判重罪。但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本身却更坏，它所具有的奇怪的抽象力量对孩子所施的虐待比他们受到的父母或监护人或他们认识的什么人的同样的虐待更残酷。非人道的待遇就是非人道的，不管施与者是谁。但对孩子来说，社会的虐待更可怕，因为他们无处呼救。父母或监护人还可以被感动而把孩子从又黑又潮的独屋中放出来，但警卫可是不能被感动的。多数警卫都是喜欢孩子的，但监狱制度禁止他们给孩子提供任何帮助。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像瓦德·马丁那样，那他们就要被解雇。
儿童在监狱遭受的第二种痛苦是饥饿。他们吃的食物，早晨是一片烤得很糟糕的监狱面包和一杯水；12点吃午饭，吃的是一罐粗糙的印度云片粥；5点半吃晚饭，吃的是一片干面包和一听水。这种饭食常常让一个强壮的成年人得病，当然主要是得腹泻及与之相伴的虚弱。实际上，大监狱里的止泻药当然都会被警卫们用光。就儿童来说，一旦他得了这种病，一般就不会吃什么东西了。任何一个对孩子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孩子的食欲很容易受哭叫啦、烦躁啦、精神失望啦等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哭了一整天，或在灯光昏暗的牢房里哭了半夜的孩子，往往被恐惧所压倒，根本吃不下去这种粗糙、可怕的食物。就拿那个马丁给饼干吃的孩子来说，他星期二早晨一直在饿着肚子哭，根本吃不下去监狱给他准备的早餐：面包和水。马丁早饭后出去给他买了几块甜饼干，而不是看着他受折磨而无动于衷。就马丁来说，这是件善举，孩子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对监狱制度一无所知，就把马丁做的好事告诉了一个年长的警卫，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年长的警卫向上级报告了这件事，马丁被解雇了。
我非常了解马丁，我在狱中的最后7个星期就是由他监管的。他给我和其他犯人说话时的那种善良和仁慈深深地打动了我。在监狱，客套话是很多的，像"早上好"或"晚上好"，都会让狱中人得到特有的愉快。他总是温柔、体贴的。我还知道在另一件案子中他对一个犯人也是非常善良的。在监狱中，其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是环境设施的恶劣。下午5点半以后，任何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离开牢房。如果在5点半后犯人腹泻，那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牢房作厕所，在恶臭冲天的气味中度过一晚。在我获释的前几天，马丁和一位年长的警卫在7点半依次到各牢房收麻絮和工具。一个刚入狱的犯人因为食物关系得了严重的腹泻，他请求那位年长的警卫准许他倒掉粪便，因为牢房里的恶臭气味太浓，他怕因此再引发什么病。年长警卫断然拒绝了。眼看那个犯人不得不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一晚了，而马丁不愿看到那个可怜的犯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说他可以替犯人倒掉便桶，并真的这样做了。警卫帮犯人倒便桶当然违反监狱制度，但马丁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天生的同情心，犯人自然感激涕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