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对你的屈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在他与生活的每一种联系中必须找到某种"生存方式"，就你的情况而言，人们或者是屈从于你，或者是放弃你，此外没有别的选择。就我来说，因为在你身上寄托了不该寄托的厚爱，因为对你的脾性和气质上的缺陷的伟大的同情，因为我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好品质和凯尔特人的慵懒，因为艺术家对粗俗争吵和丑言恶词的宽容，因为我当时的性格还无力忍受对任何人的憎恨，因为我不愿意因我的原因而使生活变得酸苦和不美好，也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所以你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只是小事一桩，最多也就是能引起我瞬间的注意或兴趣--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尽管这听起来很简单，我才一直屈从于你。因此，自然地，你对我的要求，你要支配我的努力，你对我的挑剔也越来越变得不合情理了。你的最卑下的动机，最低级的欲望，最世俗的激情，对你来说都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别人的生活都要受你支配，如果必要，你可以毫无顾惜地牺牲掉别人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你依赖自己的坏脾气可以一直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走下去，所以，非常自然地，我也几乎是无意识地就相信了你应该继续按你自己的方式沉迷于每一种过于粗俗的欲望。这样下去，最后你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活着有什么目的。你已经从我的天才、意志力及财产中获得了你自己所需要的，但你还因为一种盲目的无穷的贪婪，而要求占有我的整个存在。你确实如愿以偿了。在我一生中的一个高贵而悲剧性的关键时刻，就在我开始采取那悲惨的愚蠢的行动之前，一方面，是你父亲在俱乐部留下恶毒的明信片攻击我，另一方面是你用同样令人厌恶的信攻击我。那天早晨我收到你的一封信，信中，你可笑地让我去警察局，要求他们保证逮捕你父亲，那是你写过的最坏的一封信，是出于最可耻动机的信。夹在你们两人中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判断力离我而去，只有恐惧占据我的整个头脑。坦率地说，我找不到任何一种可能使我逃离你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方法。我像一头跑进屠宰场的牛一样到处乱撞。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错误。我一直认为，我在小事情上屈从于你是无所谓的，而一旦发生重大的事，我就可以重新获得我那天生优越的意志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种重大时刻，我的意志力常常彻底背叛了我，在生活中确实没有什么小大之分，一切事物都有同等的价值和大小形状。我养成的对你百依百顺的习惯--刚开始主要是由于不在乎--已经不适当地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它已把我的气质定型为一种永恒的、致命的情绪。这就是佩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译者）为什么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的优美后记中说"失败会形成习惯"。他说这句话时，愚钝的牛津人还认为这句话只是对阿里斯多德那篇有点令人厌烦的《伦理学》的一种巧妙的改写，但这句话却隐藏着一个奇妙的、可怕的真理。我曾允许你把我的性格力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这种习惯的形成已经不仅证明了我的失败而且还证明是我的毁灭，你在道德上对我的破坏性比在艺术方面还大。
一旦我们获准控告你父亲，你理所当然地就指挥一切了。在我应该留在伦敦找一个精明的律师，静心思考我允许自己陷进去的那个可怕的陷阱时--现在你父亲称之为傻瓜陷阱--你却坚持让我带你到蒙特卡洛（在摩纳哥公国，濒临地中海，世界著名赌城。--译者），这是一个会聚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丑恶的地方。你没日没夜地赌博，只要卡西诺的门开着，你就从不停手。至于我--赌博对我毫无吸引力--却被孤零零地留在赌场外边。你甚至不愿意用五分钟时间谈谈你和你父亲把我带进去的那种处境。我的使命只是为你付旅馆费，替你还清赌输的钱。哪怕我只是最轻微地暗示你我正面临着可怕的折磨，你也会感到厌烦。你对别人向我们推荐的一种新牌子的香槟酒更感兴趣。
当我们回到伦敦时，那些真心希望我幸福的朋友恳请我到国外去，不要面对一个不可能取胜的判决。你却说他们这样劝我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说我如果听他们的话就是怯懦。你迫使我留下来厚着脸皮应付这件事，说如果可能，你可以在证人席上发那种混乱的愚蠢的假誓。最后，我当然是被捕了，你的父亲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实际上他不仅仅在那一时刻成了英雄，你的家族现在也因他而奇怪地跻身于"不朽"之列。因为这件事具有了那种奇怪的、似乎成了历史上的哥特式因素的，并使克利俄（克利俄，希腊神话中九位主管历史的缪斯神之一。--译者）成了所有缪斯神中最不严肃的一个神的效果，你的父亲将会一直生活在"星期日学校"（指星期日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大多附设于教堂。--译者）作业里描写的那种仁慈、心地纯洁的父亲们中间。你的地位等同于婴儿撒母耳（撒母耳，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希伯来的领袖和先知。--译者），在马拉巴热最卑贱的泥潭里，坐在吉莱斯·德·雷吉莱斯·德·雷(1404-1440)，法国元帅，曾从事撒旦崇拜，被宗教法庭斥为异端，世俗法庭以谋杀罪将其处死。--译者和马凯斯·德·撒德之间。
你的粗俗玷污了我的高贵
当然，我早应该摆脱你，我应该像人们掸掉衣服上的刺那样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清扫出去。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一部最奇妙的剧中告诉我们，万能的上帝在自己的房里抚养了一只幼狮，他很爱它，因为他一呼唤，它就会欢快地跑到他面前，为得到食物而摇尾乞怜。但它长大后就露出了兽性，不但吃掉了主人，也毁灭了他的房子及他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就是他那样一种人。但我的错误不在于我没有与你分开，而在于我过于经常地与你分开，因为往往是每隔3个月我就决定结束我们的友谊，这已形成了一种规律，而每次一旦我这样做了，你就不断请求，发电报、写信，让你的朋友出面干涉，也让我的朋友进行干涉，从而设法诱使我同意你回来。1893年5月底，你离开我在托盖的房子时，我已决心再也不与你说一句话了，或无论如何再不准许你与我在一起了。你在离开我之前的那天晚上，曾大吵大闹了一场。你是多么令人厌恶啊!你很快就从布里斯托尔写信、拍电报，请求我的宽恕，让我答应与你见面，你的老师--他没同你一起走--告诉我，他认为你有时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大多数认识你的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看法。但我还是同意见你，当然也就宽恕了你。在回托盖的路上，你请求我带你去萨瓦，而对我来说，那实际上是一次致命的访问。
3个月后，也即是6月，我们已在格林了。你在牛津大学时的一些朋友来找你，一直从星期六待到星期一。他们离去的那天早晨，你又大发脾气。你是那么可怕!那么令人伤心，以至于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必须分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站在棒球场的平地上，周围簇拥着美丽的青青碧草，我向你指明，我们彼此在伤害对方的生命，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生活，而我也明显没有使你感到幸福，我们所能做出的惟一不可避免的、明智合理的选择就是分开，彻底的分开。午饭后你带着一脸愤怒离开了我的房子，并且留下一封恶毒的、令人厌恶的信，让男仆在你走后交给我。3天还不到，你就从伦敦发来电报，请求我宽恕你，让你回来。我已成了供你取乐的工具，成了随时听从你吩咐的仆人。我一直为你有那种可怕的脾性深深遗憾，因为你实际上是这种脾性的牺牲品。我喜爱你，所以我又让你回来了，并且宽恕了你。但竟然又是在3个月后，即9月，你又多次大吵大闹，起因是我指出你试图把《莎乐美》译成法文是小学生式的错误。你现在已是一个相当好的法语专家了，你一定也知道了翻译不值得你去做，就像不值得任何一个普通的牛津学生去做一样，因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表现的作品，你当时当然不会理解它。你就这个问题给我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思想方面的义务"。我记得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这是你在我们交往的全过程中给我写的信中的惟一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我明白了，你实际上更适合与文明程度较低的人交往。我这样说没有一点怨恨的意思，我只是说出我们友谊中的一种事实。我总以为，归根结底，一切交往中的义务--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友谊中--都是一种交流，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基础，而在两个教养迥然不同的人之间，惟一可能的共同基础必然是在最低层面上的。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微不足道的事是有其魅力的，这也是我在剧本和论文中表述的那种卓越哲理的基石。但我们生活中的空谈和蠢事常常令我感到非常厌烦：我们只能在"泥坑"里才能达成一致。尽管你在交谈中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很吸引人，确实非常吸引人，但对我来说，久而久之，与你一直不变的交谈话题就变得单调乏味了，我常常为此厌烦至死，感觉接受你的这种谈话就像必须接受你去音乐厅时的那种激情或在吃喝上那种疯狂浪费的癖好或你身上的任何对我毫无吸引力的性格一样，我只是把这种谈话当做一种东西，也就是说一种我不得不忍受的东西，是为认识你而必须付出的昂贵代价中的一部分。我们离开格林后，我单独去迪纳德住了四天四夜，你非常恼怒我不带你一起去，并且在我离开那儿之前，又为这件事在阿尔贝玛勒旅馆大发了几次脾气，令我很不高兴。更有甚者，你还把一些同样令我不愉快的电报送到我只暂住几天的乡下房子里。我记得我曾告诉你：你有责任与自己的其他朋友一起待上一小段时间，因为整个冬天你都没与他们在一起。我现在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诉你，实际上，我当时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你与我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有好几个星期了，我需要摆脱你的陪伴给我带来的紧张，我需要休息和自由。独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我思想上必需的，因此，我承认，从我谈过的你信中的那些话里，我看到了一个结束我们之间那种致命的友谊的绝好机会，而且可以毫无怨恨地结束，就像我早在3个月前，在格林的那个明媚的早晨想做的那样。坦率地说，我的一个朋友--他理解你的困境，你也向他谈起过你遇到的困难--曾对我说，如果你的译文（指把《莎乐美》译成法文。--译者）像一个小学生做的练习那样被送回去，那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许会使你感到耻辱；他说我当时对你思想上的期望值太高了，而且，不管你写什么、做什么，都是绝对完全地献给我的。我不想在你刚在文学之路上蹒跚学步时成为你的第一个障碍或使你丧失信心的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译文--除非是诗人翻译的--能够充分表达出我作品中的色彩和节奏，但对我来说，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敬献都是一种奇妙的事，是不能漫不经心就扔掉的东西，因此，我就接受了你的译文，并让你又回到我身边。整整3个月后，在经过了一系列争吵之后，终于有一次，当你在星期一晚上带着你的两个朋友来到我这里时，我们之间爆发了那次比以往任何一次争吵都更令我厌恶的争吵。第二天，我发现自己为了逃避你们，实际上是飞一样地跑到国外去的。我向家人编造了一些奇怪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要突然离开他们。我还惟恐你乘下一列火车尾随追来，就给仆人留了一个假地址。我记得在那天下午，我坐在驶向巴黎的火车车厢，想着我的生活已经到了怎样一种不可能的、可怕的、完全错误的状态：我，一个享誉世界的名人，竟然被迫逃离英国，以试图摆脱无论从思想还是道德角度看都是毁灭我身上一切美好东西的友谊，而我正在逃离的人，不是一个从阴沟或泥坑里站起来走进现代生活的、与我的生活完全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而是你，一个与我处于同一阶层、同一地位的年轻人，一个与我一样在牛津大学读过书、频繁出现在我家里的客人。而正当我思考着这些问题时，通常那种恳求的和抱怨的电报就又跟踪而至了，但我根本看都不看它们。最后，你威胁说，除非我同意见你，否则你无论如何决不同意到埃及去。(在得到你同意的情况下，我自己曾请求你母亲把你送到埃及去，让你远远地离开英国，因为你在伦敦所过的生活对你来说是毁灭性的。)我知道，如果你不去埃及，你母亲一定会极其失望，为了她，我同意见了你，并在一种巨大感情的影响下--你不会忘记这种感情的--我宽恕了你的过去，虽然我对我们的未来只字未提。
第二天，当我回到伦敦时，我记得自己坐在房间里，悲哀地、严肃地试图弄清楚你是否真的就是我看到的那样--一个身上有着那么多的对你我与别人都是彻底毁灭性的错误、即使认识你或与你在一起都会致命的人。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不知道我对你的估计究竟是不是不公正的、误解的。在周末，有人送来了你母亲的一封信，她信中所说的都是我也曾有过的那种感觉。她在信里谈到，你有盲目的过度的虚荣心，这使你看不起自己的家，把你的哥哥--那个坦率的人--当做一个"平庸之辈"。她也谈到，因为你的脾气，她不敢与你谈你正在过的那种生活，那种她能感觉到、也能了解的生活。她说，你在用钱方面的许多行为都令她很失望。她也谈到了你身上已经出现的堕落和变化。她当然也明白，你身上遗传了那种可怕的家族特征，并且坦率地、恐惧地承认，你是她的一个"继承了那种致命的道格拉斯气质的孩子"。在信的末尾，她说她感到应该向我说明，在她看来，我们的友谊实际上已经强化了你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心已经成为你的所有错误的根源。她真诚地请求我不要在国外接见你。我立刻给她回信，告诉她我完全同意她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会尽可能远远地离开你。我告诉她，我们的友谊是在牛津大学时开始的，起因是你来请求我帮助你解决一个很特殊的人给你造成的严重的麻烦。我还说，你的生活一直是处于这种类似的不断出现的困境状态中的。我告诉她，你曾把自己去比利时的原因归结于你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伴的错误，你母亲曾因此责备我把他介绍给你，但我却认为，错误在你而不在他。我向她保证，我根本不想在国外见到你，并且请她尽量让你一直留在埃及，如果可能，可以让你以一种名誉专员的身份留在那儿，如果这种办法行不通，也可让你去学习现代语言。总之，不管她能找出什么理由，至少要让你在埃及住二至三年，这既是为你好，也是为我好。
与此同时，在埃及你每到一个邮局就给我写信。我对你写的信一点也不在意，读过后就撕掉了，我已决心再不与你产生任何关系了。既然我决心已下，我就可以欣然全身心专注于我的艺术--我已让你中断了我的艺术的进步。
3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时，你母亲因为那种不幸的意志薄弱的性格、那种在我的生活悲剧中成为与你父亲对我的侵犯一样的致命因素的意志薄弱，正式写信给我--当然，我毫不怀疑她受到了你的怂恿--她告诉我，你非常焦急地等着我的回信，而且，为了使我不至于有借口不与你联系，她还把你在雅典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当然非常清楚这个地址。我承认，当接到她的信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无法明白，在她11月给我写了那样一封信、我也给她回了信后，她怎么还会不顾后果地试图修复或重新开始我们之间那种不幸的友谊。当然，我告诉她说我收到了她的信，并表示感谢，同时要求她尽可能让你与英国驻埃及大使取得联系，以便阻止你返回英国。但我没给你写信，也没有因为你母亲给我写了信而对你发来的电报稍加注意。最后，你竟然给我妻子发电报，请求她利用她对我的影响让我给你写信。我们的友谊曾一直是她悲伤的根源，不仅仅因为她本人从未喜欢过你，而且是因为你形影不离地陪伴我已大大改变了我，而且不是朝好的方面转变。然而，只是因为她始终对你是最仁慈、最温和的，所以她无法忍受我以任何不礼貌的方式对待我的任何朋友，因为在她看来，我对你似乎就是这样，虽然她想过、确实也知道我与你的交往是与我的性格不相容的。就这样，在她的要求下，我与你取得了联系。我清楚地记得我给你的电报上的每一个字。我说，时间已愈合了每一个伤口，但在以后的数月内，我既不会给你写信，也不会见你。你接到电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出发来巴黎，一路上给我发了许多热情的电报，请求我再见你一次，无论如何要见一次。我拒绝了。你在星期六深夜到了巴黎，在下榻的旅馆里见到了我写给你的一封信，告诉你我不会见你。第二天早晨，我在泰特街收到你一封大约有10页或11页的电报，你说，不管你以前对我做过什么，你都无法相信我会绝对拒绝见你。你提醒我说，为了见到我，哪怕只见上一小时，你已经在欧洲穿行了6天6夜，路上一次也没停留。我必须承认，你这次的请求是我见过的最哀婉动人的。最后在电报结尾，你直言不讳地威胁说你要自杀。你自己过去常常告诉我，你的家族中有许多人都曾双手沾满自己的血：你的叔叔肯定无疑是自杀，你的祖父也可能是自杀，还有其他许多人发了疯。你来自于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血统。出于对你的怜悯以及过去对你的爱，也因为想到，如果你真的自杀了，你母亲会承受不住这样可怕的打击；想到你这样一个尽管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邪恶的特点，但仍蕴含着美的可能性的年轻的生命，却要走到这样一种可怕的结局。总之，纯粹是出于仁慈--如果我必须找种借口的话--我同意与你见最后一面。我赶到巴黎，又与你坐在一起。那天晚上，你的眼泪一次次涌流而出，像雨水一样流过你的面颊。我们先在渥瓦萨吃午饭，随后又在帕娅德吃了晚饭。你见到我时表现出真心的欢乐：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你都紧紧握着我的手，像一个已悔过的温顺的孩子。你当时的悔悟是那样单纯和真诚，结果使我又同意恢复我们的友谊。两天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你父亲看到我们一起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也过来坐到我们的餐桌旁，喝我的酒，并且就在那天下午给你写了一封信，开始了对我的第一次攻击。
温柔与粗暴
可能有人会奇怪我会再次决定与你分手，这次分手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因为离开你的义务迫使我这么做。我不必提醒你回忆起你从1894年10月10日到13日在布莱顿对我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对你来说，回忆三年前的事情是太难了，因为你会觉得三年时间过于漫长了。但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监狱中、生活中没有事件只有悲哀的人来说，就必须以痛苦的结来计算时间的长短，并标记下我们痛苦的时刻。除了痛苦，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想。痛苦--尽管对你来说这听起来很奇怪--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因为只有痛苦才能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回忆过去的痛苦，才能保证和证明我们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必要。在我自己与快乐的回忆之间存在着一道同我自己和实际的快乐之间同样深的鸿沟。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确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只有快乐、奢侈、笑声，我会一点也回忆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那种生活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悲剧性的痛苦、险恶、愚蠢或可怕的单调乏味的争吵和不体面的亵渎，我才能详细地看到或听到其中每一个彼此分离的事件，实际上我也已不可能看到或听到其他的什么东西了。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需要那么多的痛苦才能生活下去，结果迫使我每天都不得不把我们的友谊变换成各种不同的痛苦方式，尽管有时并不必要。不管我自己和别人是如何看待我现在的处境，我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一首真正的"悲哀交响曲"，慢慢地经过以节奏联接的种种乐章达到它的转变，并且带着在艺术中作为处理一切重大主题的特征的那种必然性。
我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到三年前你在连续三天里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当时正准备单独一个人在渥斯林完成我的最后一个剧本，中间你曾两次来访，打断了我的计划。第三次，你带着自己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我房子里，而且你还竟然建议他留在我房里，但被我断然拒绝了(你现在必须承认，我的拒绝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可以容许你留下来，对此我一向别无选择，但我不能让你的朋友留在我房里，所以就把他安排在别处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朋友去上班了，你留了下来。因为对渥斯林感到厌烦，更主要的是，毫无疑问是因为厌烦我徒劳地想出种种办法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剧本上--当时惟一能真正吸引我的事情--你就坚持让我带你去布莱顿的格兰特旅馆。我们到达布莱顿的当天晚上，你就病倒了，得的是一向被愚蠢地称做流感的那种可怕的低烧，这次如果不是你第三次发烧，那就是第二次。我不必提醒你我当时是怎样照料你、安慰你的。我不仅给你买各种昂贵难买的水果、花、礼物、书等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而且还用深情、温柔和爱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来抚慰你。我每天除了早晨散步一小时下午开车一小时外，从未离开过旅馆。因为你不喜欢旅馆提供给你的葡萄，我就特地从伦敦给你弄到一些特殊的葡萄。我还编出一些使你高兴的事，或是与你住在一起，或是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里。每天晚上我都陪你坐着，安慰你或是逗你快活。
过了四五天，你的病好了。我为了尽可能完成我的剧本，就租房住了下来，你当然是与我在一起了。在我们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早晨，我感到极其不舒服。你因事必须去伦敦，但答应我下午就回来，结果你在伦敦遇到了一位朋友，一直到第二天很晚你才回到布莱顿，而那时候我已发烧很严重，医生说是从你身上传染了流感。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病倒在旅馆里更使人不舒服了。我住的房子的客厅在一楼，而卧室却在三楼，没有仆人服侍我，甚至没有一个人能为我送张便条，或遵医嘱为我取来必需的东西。但你回来我就不害怕了。可是在随后的两天里，你却把我孤零零地留在旅馆里，既不关心，也不照料，什么都没做。我不是想让你给我买什么葡萄、花、迷人的礼物，而只不过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些必需品：我甚至连医生为我定购的牛奶都得不到，也喝不到柠檬汽水。而且，当我请求你从书店为我买一本书，或者，如果书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书，就随便为我选一本其他什么书时，你竟然连书店都从未去过。结果，当我一整天都没书可读时，你却平静地告诉我你已为我买了一本书，书店答应很快就送过来，后来我才偶然发现，你说的这种话自始至终都全是谎言。这期间你当然全花我的钱。在星期六晚上--从早晨起你就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没有一个人照料我，我请求你晚饭后回来，与我一起坐一小会儿，你用一种生气的腔调和不礼貌的方式答应了，可我一直等到晚上11点，你都一直未露面，于是我就在你房间里留了张纸条，只是想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诺言以及你是如何履行诺言的。凌晨3点，我因为睡不着，又口渴得难受，就自己在又黑又冷的夜里顺着楼梯走到客厅，想在那儿找点水喝，而我却找到了你!你用一种只有冷酷的、没受过教育、没有教养的人才能说出的恶毒的话攻击我。你用利己主义这种可怕的炼金术把你本该有的悔恨化成了狂怒。你指责我要求你在我生病时陪着我是出于自私，谴责我阻碍了你寻欢作乐，试图剥夺你享乐的权利。你告诉我--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午夜回来只是为了换衣服，你还要出去到你希望可以找到新乐趣的地方去，而我因为给你留了那张纸条，提醒你，你在这一天一夜里完全忘了我在生病，所以就剥夺了你想得到更多快乐的欲望，使你得不到更多新鲜的快乐。我带着厌恶回到楼上，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而天亮许久后我才能设法压下发烧带来的干渴。11点，你走进我房间。在刚过去的争吵中，我禁不住想到，我只以自己的一张纸条就在一个不寻常的晚上把你看透了。第二天早晨，你恢复了常态，我自然等着听你用什么借口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用什么方式来请求我的宽恕。你心里也知道，不管你做了什么，这种宽恕始终是在等着你的，而你对我会一直宽恕你这件事的绝对信任是你身上存在着的我一直最喜欢的东西，或许也是你身上值得人喜欢的最好的东西。因此，你不但没有向我道歉，反而开始以更激烈的语气和固执重复了与上次同样的争吵。最后，我忍无可忍，让你立刻离开我的房间，你假装走了，但当我从枕头里--我本是把头埋在枕头里的--抬起头时，却发现你仍站在原处。你残忍地笑着，歇斯底里地狂怒着，突然向我走过来。顿时，恐怖遍及我全身，我不明白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我立刻跳下床，赤脚穿过二层楼梯到了客厅，直到我摇铃叫来的房主向我保证你已离开了我的卧室，并且答应随时可以听从我吩咐时，我才离开客厅。一个小时后--这段时间里，医生来了，当然发现了我正处于一种绝对紧张的衰竭状态，并且发现我比开始时还烧得厉害--你一声不响地回来了--是为了钱--拿走了你能在衣柜里找到的一切以及披风，带着行李离开了房子，你还要我告诉你在你走后的两天里--悲惨、孤独、生着病的两天--我想到了你身上的哪些东西吗?还有必要让我说明，我当时清楚地看到，即使再继续与你这样的人认识都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吗?还要我告诉你我当时认识到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刻已经来到、并且认识到这是一种极大的解脱吗?还要我告诉你我知道自己将来的生活与艺术会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方面都更自由、更好、更美吗?尽管我病着，但我感到很轻松。"我们必须分开"这个事实使我心里很平静。到星期二，我的烧退了，我生病后第一次下楼吃饭。星期三是我的生日，我的桌上堆放着电报和信，其中有一封信一看就是你的笔迹。我带着一种对自己的悲哀感打开了信，我知道，只要你说了一句漂亮的话，表示你对我的爱，或者，只要你有一个字表示悔恨，我都会让那件不愉快的事成为过去，让你再次回到我身边。但我完全被你欺骗了，我过去低估了你。你在我生日这天给我的信里，精心地重新像前两次发脾气那样大耍无赖。你不分青红皂白地、狡诈地、耐心地攻击我，用低俗的玩笑嘲弄我。你说，你在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中，惟一感到满意的是你在离开"格兰特旅馆"之前用我的钱吃了一顿午餐!你祝贺我突然离开病床逃到楼下去是明智之举，"对你来说，那是一个丑陋的时刻，"你说，"比你想像的还要丑陋。"啊!是的，我很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但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当时你手里拿着那把为了对付你父亲而买的手枪?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公共餐厅吃饭时，你曾开了一枪；是否你的手当时正慢慢移向一把碰巧放在桌子上的普通的匕首?是否你盛怒之下只想到某种特殊的个人侮辱或攻击，而忘了自己身材矮小，即使我生病卧床也比你力气大?这些我都无从知晓，现在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自己当时有一种全身恐怖的感觉，我感到，除非自己立刻离开这间屋子，跑得远远的，否则你会做出或试图做出某种即使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终身耻辱的事。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我只体验过一次与此类似的恐怖感，那是在我的位于泰特街的书房里，你父亲正处在一种癫痫病的狂怒状态，他在空中挥动着自己那双小手(他的一个走狗或可称为他的朋友的人站在我们之间)，说着他那卑鄙的灵魂所能想起来的每一个卑鄙的词语，尖叫着对我进行令人厌恶的威胁，后来，他真的狡诈地将这种威胁付诸实践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当然是你父亲先离开房间的，因为是我把他赶出去的，但在你这种情况下，先离开的却是我。这已不是我第一次感到有责任将你从自身拯救出来了。
你在那封信的结尾说："当你不在你的高位上时，你是引不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啊!这句话暴露了你的性格是多么粗鄙!你的想像力是多么彻底地缺乏!你的性情发展到那时已变得多么冷酷、多么低俗!"当你不在你的高位上时，你是引不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在我被监禁的那几所监狱的悲凉、孤独的牢房里，那些话是多么经常地出现在我脑海里啊!我一遍遍地自言自语那些话，并且希望从那些话里--尽管这希望是不正当的--看出你那种奇怪的静默中隐含着的某种秘密。当我因为照料你而染上令我痛苦的热病时，你竟给我写那种信，它当然会因其粗鄙拙劣而令人憎恶了!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这样的信都会是一种罪恶，而且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如果连这种事都可以原谅，那就没有什么罪恶了。
我承认，当我读完你的信时，我觉得自己几乎被它玷污了，似乎与你这样的人做朋友就已永远玷污、羞辱了我的生活。当然，我已经被你玷污了，这是事实，但直到6个月后我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是多么愚蠢。我当时自己决定星期五回伦敦，私下去见乔治·列文斯先生，请他给你父亲写信，说我已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许你进我的房间，坐在我桌旁，与我一起谈话、散步，或者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不会与你在一起。一旦做好这件事，我就写信通知你我采取的行动的全过程，你想必自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在星期四晚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星期五早晨，在我坐下来开始吃早饭之前，我偶然翻开报纸看到上面有一条消息说，你的哥哥--家庭的真正的领导、爵世继承人，家庭的支柱--被发现死在阴沟里，一把已发射过的手枪就扔在他的尸体旁边。这种悲剧事件--现在已知道是一次偶然事故，但当时却被认为有更复杂的背景--带来的恐惧；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人的突然死亡--好像就在他新婚前夜--带来的悲哀；想到你会多么地悲伤，你母亲将会承担什么样的痛苦，她一定会因为失去他这样一个惟一能在生活中给她安慰和快乐的儿子而痛不欲生，因为有一次她亲口告诉我，她这个儿子从出生至今从没使她掉过一滴眼泪。我意识到你会孤立无助，因为你的两个哥哥都在欧洲，只剩下你一个男人来陪伴你的悲伤的母亲和妹妹，她们也只有从你身上寻找安慰，而且你也必须独自一人处理哥哥的死带来的那些繁琐的各种杂务；想到制造出世界的泪水，想到所有人的悲哀--因为这些涌进我脑子里的各种想法和感情，使我对你及你的家庭抱有无限的同情--我忘记了自己对你的抱怨和仇恨，在你失去亲人的情况下，我不能像你在我生病时对我那样来对待你，所以我立刻给你发电报，表示我最深切的同情，随后又写了一封信，邀请你尽可能到我这儿来。我感到，在那种特殊的时刻放弃你--并且是通过律师正式放弃你--对你来说将是过于可怕了。
当你从被要求去的那场悲剧的发生现场回到城里来时，你立刻非常温柔、非常单纯地来到我身边，穿着丧服，眼里蒙着一层泪花。你像一个孩子一样来寻求安慰和帮助。我向你打开了我的房子、我的家、我的心，我把你的悲哀也变成我的悲哀，以为这样也许能帮助你承受住那种悲哀。我从没有--哪怕只一个字--提到过你过去是如何对待我的，也未提到你制造的几次让我痛心的争吵和写的信。你的真心的悲哀，在我看来似乎使你比以前更接近我了。你从我这儿拿去放到你哥哥坟墓上的花，不仅是他生命之美的象征，而且象征着一切生命中都潜藏着的、可以呈现出来的美。
恨使你盲目
你现在能稍微理解一点我正在遭受的痛苦吗?--你能吗?有家报纸，我想是《帕拉马尔报》，在描述我的一部正在排演的剧作时，说你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现在我对我们友谊的回忆就是一个与我日夜相伴的影子，一个似乎永远不会离开我了的影子。夜里，它会把我叫醒，一遍遍地告诉我同一个故事，它令人乏味的叙述令我彻夜难眠，直到天快亮时才能睡着。而一到黎明，它就又重新开始活动了：它随着我走进监狱院子里，在我茫然地游荡时让我自言自语；它迫使我回忆起每一个可怕时刻的每一个细节，在我那盛满了悲哀和绝望的脑子里，重新复现了在那不幸的几年里发生的一切；你的声音的每一个不自然的腔调，你那紧张的双手的每一次颤动和手势，你说出的每一个怨恨的字、每一句恶毒的话，都重新回到我的脑中；我回忆起我们一起去过的街道或河流，我们周围的墙或林地，表盘上的指针正指向哪一个数字，风的翅膀向哪一个方向飞去，以及月亮的圆缺和颜色。
我知道，只有一种答案能解释我给你说的这一切，那就是你爱我。在命运把我们彼此分离的生命之丝织成一个罪恶的图案的两年半时间内，你是真爱我的，是的，我知道你爱我，不管你如何对待我，我一直感到你内心里确实是爱我的，虽然我清楚地看到，使你依附于我的还有我在艺术世界的地位、我的个性激发出的趣味、我的钱、我生活中的奢侈以及无数构成我所过的那种那么迷人、那么奇妙的不可思议的生活的东西；然而，除去所有这一切之外，对你来说还有某种奇怪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比爱其他人都要爱我!但你像我一样，在自己的生活里上演了一出可怕的悲剧，虽然你与我的悲剧具有完全相反的特征。你想知道这出悲剧是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你身上的恨始终比爱强烈!你对你父亲的恨是那么强烈，完全超出了、推翻了、遮盖了你对我的爱。你对我的爱与对你父亲的恨之间没有冲突，或只有一点点冲突；你恨的范围那么广，并且是以那样一种可怕的速度增长着。而你却没有认识到，同一个灵魂里是不能同时容纳这两种感情的，它们不能在那个精心雕刻的房子里和睦相处。爱是靠想像滋养的，因为爱，我们变得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聪明，比我们感觉到的还好，比我们的实际情形更高贵；用爱，我们可以把"生命"看做一个整体；靠爱，而且只靠爱，我们就能按照理想的方式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其他人。只有美好的和精心想像出来的东西才能滋养爱，但一切都能滋养恨。你在那些年里喝过的每一杯香槟酒、吃过的每一道价格昂贵的菜，无不滋养了你的恨，并把它养肥。因此，为了满足它，你就用我的生命押赌，就像你漫不经心、不顾后果地用我的钱赌博一样。如果你赌输了，你就想：反正输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如果你赢了，赢的属于你。你知道，你会获得胜利的狂喜和优越感。
恨使人盲目，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爱能让人读到写在最遥远的星球上的文字，但恨使你如此盲目，你只能看到自己狭隘的、用墙封闭起来的、已经被贪欲烧枯了的平庸欲望的花园。你的想像力缺乏得可怕--这是你性格中一种真正致命的缺陷，它完全是你身上的恨所结的果实。恨微妙地、静静地、秘密地啮吃着你的本性，就像苔鲜紧紧咬住某种灰黄色植物的根，直到你慢慢地除了最低俗的私利和最渺小的目的外什么也看不到。爱滋养你的才能，恨却毒害它，使其完全枯萎。你父亲刚开始攻击我时，他是以你的私人朋友的身份、在给你的私信中进行的。我一读完那封充斥着可恶的威胁和粗鲁的辱骂的信，就立刻明白一种可怕的威胁正慢慢逼近我那已是困难重重的生活。我告诉你，我不愿做你们这两个都带着从远古遗传下来的仇恨的人之间的工具。对他来说，在伦敦的我自然是比在霍姆堡的外务部秘书还大的猎物，但对我来说，即使把我置于这种地位的时间只有一分钟也是不公平的，我生活中还有比与一个醉鬼、傻瓜纠缠更好的事等着我去做。你不可能懂得这一点，恨使你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坚持说，你们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不会允许你父亲对你的私人友谊指手画脚，并认为把我卷进去是最不公平的。在你看到我已与这件事有了牵连之前，你已经给你父亲送去了一封愚蠢、粗俗的信，作为你的回答，这封信自然又把你拖入你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愚蠢、粗俗的行动。人们在生活中所犯的致命的错误不是由于人的不理智--不理智的时刻也许是人最美好的时刻--而是因为人是有逻辑性的，它们之间是有很大不同的。那封信决定了你后来与你父亲的全部关系，因此也决定了我的全部生活。这件事的奇怪之处在于：那封连最普通的街头小儿都会为之感到羞耻的信，竟出自你之手。从你给你父亲写不体面的信到由律师正式给他写信是事情的自然发展，而你的律师写给你父亲的信的结果，当然是逼着他走得更远。你使他除了继续下去别无选择，你迫使他面临着要么是名誉要么是不名誉的两难选择。你的逼迫无疑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当他再次攻击我时，就不再以私人信件和你的私人朋友的身份了，而是在公开场合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进行了。我不得不把他从我的房子里撵出去。他一个餐馆又一个餐馆地寻找我，目的是想在整个世界面前侮辱我。他气势汹汹，大有如果我还击就把我消灭，即使我不还击，也要把我消灭的架势。接着，无疑该你出场了。你说，你不会让我因为你而受到这样阴险的攻击、这种不体面的困扰的。但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会立刻放弃对我们友谊的要求吗?我想你现在可能想到了那个问题，但当时你从未想到过。恨使你盲目，你当时能想到的(当然除了给他写侮辱性的信和电报之外)只是买了一把可笑的、在伯克利还走了火的手枪，并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又制造了一个比以前更坏的谣言。实际上，想到你自己成了发生在你父亲和我这样地位的人之间的争吵目标，你似乎很开心，我自然想到，这可以满足你的虚荣心，也能满足你的狂妄自大。如果你父亲得到了你的肉体--我对此不感兴趣，而把你的灵魂--他对此不感兴趣--留给了我，对你来说，这种解决方式会使你觉得寡然无味、失望无趣。每当你嗅到一个公开制造谣言的机会，就会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一想到那种你会在其中很安全地战斗的前景，你就感到高兴。在我与你的交往中，我从未见过你像在那个季节剩下的时间内那样情绪饱满高涨。你惟一感到失望的似乎是什么也没有真的发生，我与你父亲之间也没有发生进一步的遭遇和争执。你为了安慰自己，就不断给他送电报，这些电报的性质可想而知，因为最后那个可怜的人给你写信说，他已令他的仆人不许以任何借口再把任何电报--不管这些电报是如何伪装的--交给他。但这并没有吓住你，因为你看到公开的明信片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于是你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对他进行了更多的追击。我并不认为他已真的放弃了这件事，他身上强烈的家族本能使他对你的恨与你对他的恨一样持久、强烈，我只是你们两人的工具、借口，既是你们的一种攻击方式，也是你们彼此躲避的方式。他对罪恶的热情不只是个人性的，而且也是家族性的。如果他对这件事的兴趣刚有一点点消退，你的信和电报就会很快又把他的兴趣刺激起来，使其回复到源于远古时期的热情。你的信和电报确实成功地起到了这种作用，你父亲自然也就进一步与我较量下去。他曾私下里攻击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绅士，而在公开场合他又攻击我只是公众中的普通一员，但他最后决定把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来实施他的最后的强大攻击，并且计划在正在演出我的剧作的剧院进行。他计划在我的一部剧本上演的第一天晚上，设法弄到一个座位，并且策划一个阴谋来中断演出，向观众发表一个关于我的卑鄙演说，侮辱演我的剧本的演员，并且当我在演出结束被叫到幕前时，向我扔一些侮辱性的不体面的东西。这完全是一种想通过我的作品来摧毁我自己的阴险诡计。纯粹是出于偶然，在极度狂喜的陶醉状态下，他得意忘形，在别人面前夸口说出了他的计划。警察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把他赶出了剧院。当时你就有可能、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你现在还没认识到你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站出来说你无论如何不会因为你而毁灭我的艺术?你知道艺术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凭以首先向我自己、然后向全世界揭示出我自己的伟大的最根本性的记录。艺术是我生活中的真正激情；艺术是爱，把她与其他形式的爱相比，就像把红酒与沼泽地的水或把月亮这面神秘的镜子与沼泽地上的萤火虫相比一样。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缺乏想像力是你性格中一种真正致命的缺陷吗?你必须做什么已非常简单也非常清楚地摆在了你面前，但恨使你盲目了。我不可能向你父亲道歉，因为他已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侮辱、谩骂我达9个月之久。我也不能把你清除出我的生活，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试验过了，也曾离你远远地、实际上是离开英国去了国外，希望以此能摆脱你，但一切都归于徒劳。你是惟一一个可以为这件事做点什么的人，解决这种局面的钥匙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而且，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你可以稍微回报一下我给过你的一切爱、情、仁慈和慷慨照顾的重要机会。即使你能理解我作为艺术家的价值的十分之一，你也会这样做的。但恨使你盲目。那种"靠爱，而且只靠爱，我们就能按照理想的方式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其他人"的才能在你身上已死去了，你只想到如何把你父亲送进监狱，就像你常说的那样，看到他"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这就是你惟一的想法，这句话成了每天挂在你嘴上的许多陈词滥调中的一种，每次吃饭时都能听到。好吧，你满足了你的欲望，恨给了你想要的一切，恨是一个溺爱你的主人，实际上也是所有服从于它的人的主人。整整两天，你与行政司法长官一起坐在高位上，心满意足地看着你父亲站在中央刑事法院法庭的被告席上。但在第三天，我就站在了他原先站的位子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在你们父子玩的这场险恶的恨的游戏中，你用我的灵魂作了赌本，结果你偶尔失了手，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