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海外名作 > 《王尔德狱中记》作者:[英]王尔德/译者:孙宜学【完结】 > 《狱中记》@txtnovel.com.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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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王尔德/译者:孙宜学 当前章节:15401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4:51

我已经说过,基督是与诗人同列的,这是真的,雪莱和索福克勒斯就是他的同伴。但他的全部生活也是最奇妙的诗歌。所有的希腊悲剧中都没有触及到"怜悯与恐惧"。剧中主人公的绝对纯洁,使整个构思提高到浪漫艺术的高度,而底比斯和人的后代的痛苦则被他们自己的恐惧摒除在浪漫艺术之外,并且还表明,当亚里士多德在其论戏剧的文章中说人们不可能容忍对一个痛苦无罪的人的示众时,他是犯了多大的错误!就是在严肃的、温柔的前辈,如埃斯库罗斯和但丁的作品内,在一切大艺术家中最纯粹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内,在所有通过眼泪织成的雾显现出世界的美,把人的生活当做花的生活一样看待的凯尔特族的神话和传说中,有着某种能把与悲剧效果的庄严性与悲哀的纯粹的单纯性融而为一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与基督受难的最后一幕相等或接近的。基督与其使徒的最后的晚餐(其中一个使徒已经为一袋金币出卖了他);寂静的洒满月光的橄榄树花园里的痛苦;走近来用一吻出卖了他的伪友;仍然相信他,并且希望在他身上像在岩石上那样为那些在鸡叫之时就抛弃了他的人建造一所避难所的朋友;他自己全然的孤独;他的服从;他对一切的接受;同时还有在狂怒中撕碎他的衣服的正教派的高僧和徒劳地叫着"拿水来"、希望洗净手上所沾的、使其成为历史上一个有污点的人物的那个无辜人的鲜血的地方行政长官(指彼拉多,传说他在基督受难后,幻觉自己手上尽是基督的血,最后因此而死。--译者);作为有史以来最奇异的一件事的悲哀的加冕式;在他所爱的母亲和弟子眼前无辜者所受的酷刑;为争夺他的衣服掷骰子和赌博的士兵;使其能给予世上最永久的象征的可怕的死亡;他在富人的墓穴里的最后的葬礼,肉体用涂满了昂贵的香料和香油的埃及细麻布包裹着,好像他是一位王子一样--当我们只从艺术的角度思考这一切时,我们应该感谢教会把表演不流血的悲剧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通过对话、服装、手势神秘地表演出他们的主的受难,并且,当我想到,艺术,在别的地方失却了的希腊合唱的最后遗物,将要在做弥撒时仆人回答牧师的话中找出来时,我就既感到惊喜,又觉得恐怖。

然而,基督的全部生活--悲哀和美在其意义和表现方面可以变得完全统一--真是一首牧歌,虽然其结束时圣殿的帷幕已被撕裂,黑暗已遮盖了地面,石块已被推到墓穴门口。人们常常把他想成一个与同伴在一起的年轻的新郎,就像他有时把自己描绘成的那样,或是想像成一个带着羊群慢慢地穿过山谷寻找青草和清凉的小溪的牧羊人,或是一个试图用音乐建造天国的围墙的歌者,或是一个世界与他的爱相比都显得渺小的情人。他创造的奇迹对我来说就像春天来临那样奇妙。当然,我毫不困难地相信,他的人格的魅力在于他的存在能够给痛苦中的灵魂带来和平,在于触到他的长袍或手的人就会忘掉他们的痛苦;或因为他在人生的大道上走过的时候,那些丝毫没有看到人生的秘密的人就很明了地看到了,那些除了快乐的声音以外听不到一切的人们也就能听到爱的声音了,并且觉得这种声音就像"阿波罗的琴奏出的音乐"那样美妙;或者因为他的到来,丑恶的情欲都逃开了,过着像死人一样的空虚的毫无想像力的生活的人好像也从坟墓中苏醒过来了;或者因为当他在山坡上讲道时,群众就忘了饥渴,忘了人间的烦恼;或者因为当他坐下吃饭时,听他说话的朋友觉得粗糙的饭食也变得美味可口,清水也有了美酒般的滋味,并且整座房子里都充满了甘松的香味和甜蜜。

勒南(阿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历史观点研究宗教,主要著作有《基督教起源史》,尤以该书第一卷《耶稣的一生》最为著名。--译者)在其《耶稣的一生》中--那优美的"第五福音书",我们也可以根据圣·托马斯的说法称它为"福音书"--说基督的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在一生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在生前和死后都受到同样尊敬的人。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他处于诗人之列,他必是所有情人的领袖。他看到,爱,是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失去的秘密,只有通过爱,人才能接近麻风病患者的心和上帝的脚。

而且,基督首先是一个最高的个人主义者。就像艺术家接受一切经验一样,人性不过是一种表现方式罢了。基督一直在寻找的只是人的灵魂,他称之为"上帝之国",并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找它。他把灵魂比做细微之物,比做细小的种子,比做一把发酵粉,一颗珍珠,这是因为人只有摆脱所有异己的激情,既定的文化和所有外在的无论好坏的财产,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灵魂。

在我失去我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除西瑞尔之外的一切之前,我用坚强的意志和本性的叛逆反抗一切。我已经失掉了我的名字、我的地位、我的幸福、我的自由、我的财富,我是一个囚徒,一个乞丐,但我仍然剩下一件美丽的东西--我自己的长子。但突然之间,法律就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了,这对我是一个怎样的打击啊!我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双膝跪倒,低着头,哭着说:"一个孩子的身体就像上帝的身体一样,我都没有资格得到啊!"这一瞬间似乎拯救了我,我于是领悟到,我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接受一切。从那时起--尽管你听起来肯定会感到奇怪--我觉得更幸福了。

当然,我到达的曾是我灵魂的终极本质,在许多方面我都曾是它的敌人,但我发现它像一个朋友一样在等着我。当人们接触到自己的灵魂时,它就会使你像一个孩子那样单纯,就像基督说过人应该的那样。使人感到悲哀的是,几乎没有人能在死亡之前就已"拥有自己的灵魂"。爱默生说:"对任何人来说,最可贵的是他自己的行动。"这话是很对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他自己,他们的思想是别人的思想,他们的生活都是一种模仿,他们的激情也都是借用别人的。基督不仅是最高的个人主义者,他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个人主义者。人们都试图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博爱主义者,就像19世纪的那种博爱主义者,或是把他归入非科学的感伤的利他主义者之列,但他确实不属于这二者。固然,他怜悯穷人、囚犯、低贱的人和不幸的人,但他更怜悯富人、无情的享乐主义者、浪费自由成为物的奴隶的人以及那些穿着柔软的衣服、住在王宫里的人。富足和快乐对他来说比贫穷和悲哀更像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至于利他主义者,则比他更理解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是神命而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一个人不可能从荆棘里采出葡萄,或从蓟里摘出无花果。

把为别人活着作为确定的自我意识到的目的不是基督的教义,也不是他的教义的基础。当他说到"宽恕你的敌人"时,他不是为了敌人,而是为了自己,而且,更是因为爱比恨更美丽。他在请求那个他一见就爱上的年轻人时说:"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当时想的不是穷人的境况,而是那个年轻人的灵魂,那颗正被财富损伤着的可爱的灵魂。在他的生活观中,他是和艺术家一致的,他们知道,根据自我完善的必然法则,诗人必然歌唱,雕刻家必然用青铜表达思想,画家必然把世界变成他的情感的一面镜子,就像山栌在春天一定开花,谷物在收获时一定是金黄色,月亮一定要依既定的运行法则从圆到缺、又从缺到圆一样是必然的、确定无疑的。

但是,虽然基督没有告诉我们"为他人生活",但他指出了在他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用这种方法,他赋予人以扩大的、提坦式的人格。自从他出世,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历史都是或被变成世界的历史。当然,教养也强化了人的性格。艺术把我们变得多思多虑。那些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与但丁一起流亡了,并且知道了盐如何成为了别人的面包(意即良心如何养育了别人的灵魂。--译者),以及他们的阶梯是怎样地陡险!他们暂时理解了歌德的平和与安静,并且太了解波德莱尔为什么要向上帝喊到:

啊,主啊!请给我力量和勇气

不要带着厌恶沉思我的身心

他们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取出--这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伤痛--他的爱的秘密,并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秘密。他们用新的目光看待现代生活,因为他们曾经倾听过肖邦的一首小夜曲,或是把玩过希腊式的美,读过一些死去的妇人所作的悲情故事。但是,艺术家气质的同情必然是与已经找到表达方式的东西在一起的。用语句或色彩,用音乐或大理石,在埃斯库罗斯式剧作的假面后面,或通过某个西西里的牧羊人的尖利有力的芦笛,人与人的使命必然已经显明。

对艺术家来说,表达是他用以想像生活的惟一形式,对他来说,哑的就是死的。但对基督来说则不是这样,因为他具有几乎使人感到恐惧的宽广、奇妙的想像,他能把整个无法表达的世界和无声的充满痛苦的世界当成自己的王国,并且把自己变成自己的永恒的代言人。他把我说过的那些因压迫而不语的人和那些"只有上帝才能听到他们的沉默"的那些人选做自己的兄弟。他要使自己成为盲人的眼睛、聋者的耳朵、哑者的嘴唇的叫喊。他的愿望,是要成为那数百万不能发言的人的喇叭,他们可以用这种喇叭向天堂呼唤。他用一个能通过悲哀和痛苦的方式实现自己美的概念的人才有的艺术天性感觉到:一种思想只有等到它成为一种具体的形式并成为一种形象时才有价值。他把自己变成悲哀者的形象,并以此迷醉、支配着艺术,而希腊的神也不曾做到这样。

对希腊诸神来说,尽管他们有着红或白的头发和迅捷的四肢,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他们常常显现的那样。阿波罗的弯曲的额角,就像黎明时小山上露出的太阳的圆面,他的双脚就像早晨的双翼,但他对玛斯雅斯(玛斯雅斯,希腊神话中与阿波罗竞技失败的吹笛者,他所流的血变成了河,河名就叫玛斯雅斯。他所吹的笛是女神雅典娜丢弃的,因为里面有女神吹入的气息,所以能吹出很好听的声音。--译者)却是残酷的,并且夺去了尼俄伯(尼俄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她有12个孩子,因此很自夸,并且辱骂勒托只有两个孩子,即阿波罗和狄安娜,勒托就命自己的一子一女去复仇,杀死了尼俄伯的所有孩子,尼俄伯因悲哀而死,尸体化为石头。--译者)的孩子;在握着钢盾的帕拉斯(帕拉斯,即智慧女神雅典娜。--译者)眼里也没有对阿拉克尼(阿拉克尼,是希腊神话中善裁剪的女子,她和雅典娜斗技失败,便自缢而死,女神把她变成蜘蛛。--译者)的怜悯;赫拉的华丽和矫饰完全是为了她自己的高贵,而众神之女自己(指宙斯)也很喜欢人间的女儿。希腊神话中有两个有深刻象征意义的神,一个是宗教方面的得墨忒耳,她司农事,不属于阿尔卑斯山神系;一个是艺术方面的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希腊的酒神,宙斯和西玛尔之子。--译者),他诞生之时就是她母亲死亡之时。

但生命自身却从自己最低下、最羞辱的地方产生出一种远比波罗绥尔皮纳(指得墨忒耳之妻)或西玛尔之子(指狄奥尼索斯)更了不起的人。从拿撒勒拿撒勒,西南亚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译者的木匠铺里竟产生了明显比神话传说臆造的任何人还要伟大的人格,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命中注定能把酒的神秘意义和田野里百合花的真美完全向世界显示出来。这种事,不论在西萨隆西萨隆,在亚梯枷国内,是最崇拜酒神的地方。--译者,还是在爱那爱那,是波罗绥尔皮纳为普路托所诱之地。--译者,都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以赛亚的歌曰:"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备受折磨和悲哀:在我们面前犹如掩面的人。"这首歌对他来说似乎就是他自己的一种预兆,在他身上,这种预兆竟变成了现实。我们没必要害怕这样的一句话。每一件独立的艺术品都是一种预言的完成,因为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由思想到形象的转化,每一个人也应该是一种预言的完成,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之心"或"人之心"的一种理想的完成。基督发现了这种典型,并且把它固定下来了。而耶路撒冷或巴比伦的维吉尔式的诗人(指以赛亚)的梦,在数世纪漫长的进化中,在世界正在等待着的他自己身上具体化了。"他的脸比任何人的脸都毁坏得厉害,他的形体不像'人之子'的身体",这是以赛亚记过的区分新理想的标志,并且,一旦艺术理解了自己意味着什么,它就会在一个身上体现着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艺术真理的人面前像花一样开放,因为,如我所说,外是内的表现,灵魂被赋予血肉,肉体本能被赋予精神,形式表现一切,等等,都不是艺术中的真理。

在我看来,历史上最令人悲哀的是:基督复活导致产生了查尔特勒斯的大教堂系(13世纪初所建的哥特式教堂,是法国最大最美的教堂。--译者)、亚瑟王的系列传说指英国神话中关于亚瑟王的许多故事。--译者、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方济各,12世纪至13世纪的意大利修士。--译者)的生命、乔托(乔托,13世纪至14世纪的意大利画家、雕刻家。--译者)的艺术、但丁的《神曲》,但它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而是被给了我们彼特拉克的诗歌、拉斐尔的壁画、帕拉第亚的建筑、拘于形式的法国悲剧、圣保罗的大教堂、蒲柏的诗歌,以及根据僵死的法则创造出来、而不是通过体现着它的某种精神、从内部产生的一切东西阻碍和损害了。但无论在哪儿出现一种艺术浪漫运动,基督或基督的灵魂就会以某种方式或某种形式出现:他在《罗米欧与朱丽叶》里,在《冬天的故事里》,在普罗旺斯人的诗里,在《老水手》(柯勒律治的诗)里,在查特顿的《仁慈之歌》里(查特顿是一位夭折的天才诗人,《仁慈之歌》是他最后的诗篇),在《无情的美人》(济慈的诗)里。种种最复杂的人和事都是因他才来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俄国小说里的怜悯基调、伯恩·琼斯伯恩·琼斯,19世纪英国画家和工业设计家,其绘画体现了拉斐尔前派的风格,设计过金属、石膏等浮雕和挂毯图案。--译者和莫里斯(莫里斯,19世纪英国诗人、画家、工艺美术家。--译者)的弄脏的镜子和挂毯及15世纪的作品、魏尔兰和他的诗、乔托的《塔》、兰斯特洛(兰斯特洛,英国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译者)、格娜维尔(格娜维尔,传说中亚瑟王的王后,兰斯特洛的情妇。--译者)和汤豪泽(汤豪泽,13世纪的德国吟游诗人。--译者)、米迦勒·安吉勒的悲哀的浪漫的大理石雕塑、有尖顶的建筑物、孩子的爱和花的爱,这些都是属于他的。确切地说,孩子与花在古典艺术里是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的,古典艺术里是没有成长的游戏的,但从12世纪至今,孩子和花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时代断断续续但固执地出现在艺术作品里。春天一直还是那个春天,花儿似乎都躲藏起来了,只有太阳出来时才出现,因为它们害怕长大的人会不耐烦寻找它而放弃追求,孩子的生活仅仅像一个为了水仙的开放才有雨也有阳光的四月的一天。

基督自己本性中的想像性使他成为跳跃的浪漫的中心。诗剧和传说中奇怪的人物都是别人的想像创造出来的,但拿撒勒的耶稣从自己的想像中创造出的只是他自己。以赛亚的呼号与他的来临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就像夜莺的歌与月亮的升起没有什么关系一样。他是预言的肯定者,也是预言的否定者;每当他成就这种期待,他就毁灭那一种期待。培根说"在一切美中,存在着某种奇怪的比例",所以,那些由精神而生的人--也就是说,像他自己一样是动力的人,基督说他们就像风一样"吹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并且没有人能说出它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这就是他为什么对艺术家有那么大的魔力的原因。他具有生活的一切因素:神秘、奇异、悲哀、暗示、狂热、爱,他吸引了奇异的性情,并且创造出那种人们的凭以理解他的情绪。

对我来说,令我快乐的是想到:如果他是从"完全坚实的想像"中产生出来的,那么世界自身也是从同一种物质中产生出来的。我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说过,世界上的大罪恶发生在头脑里,但一切都是发生在头脑里的。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并不是用眼去看,用耳去听的,它们不过是适当或不适当地传达感觉印象的通道。我们就是在头脑里知道了罂粟是红色的、苹果是香的、云雀会歌唱。近来,我很用心地研究了有关基督的四首散文诗。在过圣诞节时,我设法得到了一本希腊文的《圣经》,每天早晨,我在打扫完自己的牢房、擦亮了自己的餐具之后,就读一点《福音书》和随手翻到书中的某一处找到的十多首诗。这是用来开始一天生活的一种愉快的方式。对你来说,你过着混乱的无秩序的生活,你也想这样做,这也会是一种很好的事,对你会有无穷的益处,并且希腊语也很简单。一年到头无休止的重复又重复的宣讲已经损害了《福音书》的新鲜和单纯的魅力,我们听到人们读它们的次数太多了,也读得太糟糕了,所有的重说都是反精神的。当人们重回到希腊语中时,就像从一座狭窄、黑暗的房子走进开满百合花的花园。

当我想到我们极有可能得到基督用过的原文"ipsissima Verba"时,我就能获得双倍的快乐。人们常常想像,基督讲的是阿拉姆语(阿拉姆语,属闪米特语族,公元前9世纪通用于古叙利亚,犹太人文献及早期基督教文学多以此语写成。--译者),甚至勒南也持这种看法,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加利利的农夫,就像我们今天的爱尔兰农夫一样是说两种语言的,而且希腊语是巴勒斯坦人通用的交际语言,实际上也遍及了整个东方世界。我从不喜欢主张我们只有通过翻译来理解基督的话。至于他的对话,查密迪斯查密迪斯,柏拉图对话集《查密迪斯篇》的中心人物,是一位漂亮的年轻人,象征着对话的中心主题:适度。王尔德创作过同名长诗,讲的是一位想像的人物。--原注也许会倾听,苏格拉底也许会和他讨论,而柏拉图也许会理解他吧!他确实说过的是:"我是一个好牧人";当他想到野地里的百合花以及它们如何既不吐丝也不劳作时,他绝对说过的话是"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它们既不劳作也不吐丝";当他喊道"我的生命已经完成,已经达到成就,已经完美"时,他最后的话正像圣·约翰告诉我们的,是"成了",仅此而已。每当我想起上面的这些事,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当我读《福音书》时--特别是《约翰福音》或早期的诺斯替教徒借他的名字和风格写成的任何东西--我看到,对想像的持续肯定成了一切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基础;我也看到,对基督来说,想像只是一种爱的形式,而且,对他来说,爱在其最充分的意义方面就是天主。大约六周前,医生准许我不吃监狱常吃的那种黑色或茶色的粗面包,而吃细白的面包。这真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奇怪干面包会成为什么人的美味佳肴,但我向你保证,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在每次吃完饭后,我都很仔细地吃那落在我的锡器餐具中或者落在用来防止桌子污秽的粗布上的所有面包屑。但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饥饿--因为我现在的食物很充足--而只是为了不至于浪费别人给我的东西。人也应该这样来看爱啊!

基督像所有令人迷醉的人格一样,不仅有能力说出他自己身上的美好的东西,也有能力使别人向他说出自己身上的美的东西。我很喜欢圣·马可告诉我们的关于一个希腊妇女的故事--当基督试验她的信仰时,他对她说,他不能把以色列孩子的面包给她,她回答说,桌子下面的小狗在吃孩子们掉下来的面包屑。大多数人都是为爱和赞美而生的,但我们也是应该用爱和赞美来生活的。如果有人给我们爱和赞美,我们应该承认自己非常不值得接受它们。没有人值得被爱。"上帝爱人"这个事实表明,在理想物的神圣法则中,写着:永恒的爱给那些永远没价值的东西,或者说,如果觉得这句话有点刺耳,我们可以说,除了认为自己有被爱的价值的人之外,人人都值得被爱。爱是应该跪受的圣礼,并且接受她的人要在嘴上和心里说:"主啊,我们都不配得到你的爱啊!"

我用两个主题表现我自己:基督与艺术生活

如果我将来还能写作,就是说再能创造艺术作品,那我希望能用两个主题表现我自己:一个是作为生活中的浪漫运动先驱的基督,另一个是被放在其与行为的关系中来思考的艺术生活。前者不必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我在基督身上不仅看到了最高的浪漫典型的本质要素,而且还看到一切产生于浪漫气质的偶然事件,甚至包括任性。他是第一个宣讲"人应过如花岁月"的人,他固持着这句话。他把孩子作为人们应该努力成为的人的模型,他把孩子作为他们的长者的范例,这也是我常想到的孩子的主要作用,如果完美的东西都要有一种用途的话。但丁描写人的灵魂在从上帝之手出来时是"像孩子一样又哭又笑";基督也看到,每个人的灵魂应该是"像边哭边笑做游戏的小姑娘"。他感到生命是变化的、流动的、活泼的,如果把生命铸成一种形式,那就等于它的死亡。他说过,人们不应过于关注物质的、世俗的利益,创造非实用的东西就是创造伟大的东西。一个人不应该过于烦扰于世俗之事。当他说"鸟尚且不这样,人为什么反倒要这样呢?""不要想到明天,难道灵魂还不及肉身,身体还不及衣服吗"的时候,他确是迷人可爱的。一个希腊人可能会说出后面那句话,因为它充满了希腊人式的感情,但是只有基督能够说出上面这两句话,并且为我们完美地概括出生活的规律。

他的道德,就像道德应该是的那样,是完全的同情。如果他曾说过的惟一一件事是"她的罪被赦免了,因为她爱得多",那么,说这样的话,即使去死也是值得的。他的正义都是诗的正义,正像正义应该是的那样。乞丐因为曾经不幸而到了天国去,我想不出他被送到天国里去还能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在清凉的晚上,在葡萄园中做了一小时工作的人们所得到的报酬与在烈日下劳作一天的人一样。他们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呢?可能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到什么东西,或者他们也许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基督是无法容忍把人当物看待,并且把一切人都一样看待的、沉闷、无生气的机械的体制的。在他看来,没有法则,只有例外。

在基督看来,浪漫艺术的核心是实际生活的合适的基础,他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基础。当人们把一个根据法律被判有罪的妇人带到他的面前,问他该怎么办时,他用手指在地上写着什么,似乎没有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最后,当他们一再逼着他回答时,他抬起头说:"让你们中间没有犯过罪的人先拿石头砸她吧!"活着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值得。

就像所有富于诗意的人一样,他也爱无知无识的人,他知道,在无知者的灵魂里,常常会有接受伟大思想的地方。但他无法容忍蠢人,特别是那些被教育弄得愚蠢的人--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观点,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典型,基督概括这样的人是掌握着知识的钥匙,自己却不会用,也不允许别人去用的人,虽然这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天国之门。基督发动的主要战争是反对平庸之辈,这是每一个光之子都不得不进行的战争。平庸是他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特征,他反对他们对种种思想的无法理解,反对他们萎靡不振的体面和令人生厌的正统,反对他们对世俗成功的崇拜和对生活中十足的物质主义方面的彻底迷恋,反对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价值的可笑的估计,在这些方面,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是我们英国的平庸之辈的对应者。基督嘲笑体面是"涂白了的坟墓",并一生坚信这句话。他把世俗的成功看做一种应该被彻底蔑视的东西,因为他从中看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把财富看做人的障碍,他不愿意听到生命为任何思想或道德体制牺牲掉。他指出,形式和仪式是为人设的,而不是人为形式和仪式所设。他认为人们应该轻视"安息日严守主义"这类东西。他用彻底的无情和嘲笑,讽刺了中产阶级以为极可爱的冷酷的博爱、虚伪的公共慈善事业、冗长乏味的形式主义。对我们来说,所谓正统不过是一种温顺的不明智的默认,而对他们来说,正统经他们之手就成了一种可怕的毁灭性的专制。基督把它们一扫而光,他表示,精神自身是有价值的。他非常高兴地向他们指出:虽然他们一直在读法律和预言书,但他们实际上几乎毫不理解二者的真实意义。他反对他们像把薄荷和芸香一点点地调和起来那样把每一个单独的日子慢慢调和成按既定的任务安排起来的固定的日常生活。他把人完全为瞬间而生活看做是生活的最重要的价值。

那些被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过美好的瞬间。玛丽·玛格德琳一看到基督,就打碎了她的七个情人中的一个送给她的昂贵的香膏瓶,把香料撒在他那疲倦的、沾满灰尘的双脚上,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瞬间,她就可以永远与路得(《圣经》中人物)和贝雅特丽齐(但丁《神曲》中理想化的佛罗伦萨女子)一起坐在天堂里雪白的蔷薇花丛中。基督的所有训诫我们的话,都是说每一个瞬间都应该是美丽的,灵魂应该始终等待着新郎的来临,始终等待着爱人的声音。平庸只是人的本性中没被想像照亮的那一面。他把生活中一切可爱的影响都看做是"光"的样式:想像本身就是世界之光,世界就是由它创造的,可是世界却不能理解它,这是因为想像只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使人与人之间彼此区别开来的是爱及爱的能力。但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说,只是当他在处理犯罪者时他才是最浪漫的。世界向来是爱圣者的,因为圣者最有可能接近神的完美。基督通过自身的某种神圣的本能,似乎一直是爱着犯罪者的,把他们作为最可能接近人的完美的人。他的本来愿望不是去改造人,也不是拯救人的痛苦,把一个有趣的窃贼改变成一个乏味的诚实的人不是他的目的,对他来说,把一个收税吏改变成一个法利赛人无论如何不是一种伟大的成就,但他用一种还不为世界所理解的方式,把罪恶和痛苦看做本身就是美丽的神圣的东西,也是一种完美的形式。这听起来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确实如此,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是危险的,基督教义也坦白承认这一点,我自己深信它是一种真教义。

当然,犯罪者必须忏悔,但为什么要忏悔呢?这只是因为不忏悔他就不能认识到自己所做过的事。忏悔的瞬间就是创始的瞬间。不仅如此,忏悔也是一个人改变自己过去的手段。希腊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常用箴言警句的形式说:"即使神也不能改变过去。"基督则向人显示:即使最普通的犯罪者也能做到这一点,他也只能做这样一件事--如果有人问起基督,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说:当放荡的子孙伏在他的膝上哭泣的那一刻,就是把他那为了娼妇而倾家荡产以及他养的猪和因为饥饿而求乞这些事变成了他生活中的美丽而神圣的事情。大多数人是很难理解这种思想的,我敢说,人只有在监狱里才能理解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进监狱也是值得的。

基督身上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就像黎明之前有假的黎明,冬天会突然充满诱使聪明的蕃红花提前浪费掉自己的金色、使某种愚蠢的鸟召唤自己的配偶在枯枝上搭窝筑巢的阳光一样,基督之前也有基督教徒。为此我们应该心怀谢意。不幸的是从那以后再也不出现一个基督了。我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当做一个例外,但上帝在他诞生之时就赋予他以诗人的灵魂,所以他在自己还很年轻时就已用了一种神秘的婚礼把贫穷当成了自己的新娘,用一个诗人的心灵和乞丐的身体,他发现到达完美的道路并不艰难。他理解基督,因此他也变得像基督了。我们不需要训诫手册来教会我们认识到:圣·方济各的生活是对基督的真正模仿。基督是一首诗,与其相比,圣·方济各的书仅仅是一种散文。实际上,说尽应该说的一切,就是基督魅力之所在,他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他确实没有教给人们什么,但人只要被带到他的面前就会变成某种东西,而且,每个人命中注定都要到他面前去。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要和基督一起走到埃默斯(一个村子名,离耶路撒冷约12.5公里,是耶稣显现于两弟子之前的地方。--译者)。

至于另一个主题,即艺术生活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你一定以为我的选择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会指着里丁监狱说:"那就是艺术生活的报应啊!"当然,艺术生活可能会把人带到更坏的地方去,而那些把生活看做一种精明的思考,一种取决于对方法和手段的精心算计的更加呆板的人,始终懂得他们该到哪儿去,并且就到那儿去了。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做一个小教区的教长,无论他们被安置到什么区域,他们都能成功地做成一个小教区的教长,仅此而已。一个人,如果他的欲望是从事某种与自身分离的职业,去做一位国会议员或一个成功的杂货商或知名律师或法官或其他同样令人讨厌的职业,那他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取得成功,这是对他的惩罚,那些想要一个面具的人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但对于已具有了生活的动力,而且那些动力已在其身上成形的人来说,事情就不同了。那些只希望自我实现的人,从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去,他们也不能知道。但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希腊圣人所说,人们必须要"认识你自己",这是智识的最初成就,但要认识到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知的却是智识的终极成功。最后的秘密是人自己,即使一个人把太阳放在天平上称了,把月亮的运行也计算了,一个星星一个星星地把天堂的七层也标绘出来了,那么仍然存在着人自己,谁能计算自己灵魂的轨迹呢?当基什的儿子出去找他父亲的驴时,他不知道一个神人正在用加冕用的圣油等着他,他的灵魂已经成为了国王的灵魂。

我希望我能生活到足够长,以能够创作出这样性质的作品,这样,当我的末日来临时,我就可以说:"是的,这就是艺术生活给一个人的报应。"(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曾碰到过两个有着最完美的生活的人,一个是魏尔兰,一个是克鲁泡特金王子,他们两人都曾在监牢里度过一段岁月。前者是但丁后的惟一一个基督教诗人,后者似乎是来自俄罗斯的有着美的洁白的基督的灵魂的人。诗人魏尔兰因向兰波开枪被捕入狱,如果他杀死了兰波,他可能就要被处死。克鲁泡特金王子曾因从事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被捕入狱。他读到洛士出版的王尔德《狱中记》的删节本后,给洛士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原注)最近七八个月以来,虽然一连串的痛苦几乎毫不间断地从外界击打到我身上,但我已经与在这个监狱里通过人与物起作用的新精神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精神对我的帮助是无法用言词来表达的。所以,虽然在我入狱后的一年里我几乎没做什么,也清楚地记得,除了因极端失望绞着双手说:"这是怎样的一种结局!怎样的一种可怕的结局啊!"我也确实没做过别的什么事。但现在我试着对自己说,并且有时当我不再折磨自己时会真诚地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开端!一种多么美妙的开端啊!"事情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也可能将会变成这样。如果确实是这样,我应该主要归功于这种新人格("这种新人格"指James.O'Nelson,他在1896年成为里丁监狱的监狱长,他改变了原来的体制,给王尔德提供了许多方便,允许他自由地写信。--译者),它已经改变了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以食生活中的恶为荣

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确实没有真正的存在价值--让我们再次感谢玄学,感谢它教给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有精神是有意义的,惩罚可以用一种将会治愈而不是制造伤口的方式施予,就像施舍品可以用一种使面包在施舍者手里变成石头的方式施舍一样。这儿出现了怎样的一种变化啊--不是规则的变化,因为它们被用铁的命令固定下来了,而是把规则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的精神的变化--当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去年5月被释放,就像我努力想争取的那样,我会带着将会毒害我的生活的强烈仇恨,带着对监狱和每一位看守的憎恶离开这个地方。我多坐了一年监狱,但仁慈一直在监狱里陪着我们所有的人。现在,当我离开监狱时,我会一直记得:在这里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给予过我伟大的仁慈,在我离开监狱的那一天,我会感谢这儿的许多人,也会请求他们也要记住我。

监狱体制是绝对地完全地错误的,当我出狱后,我会尽力改变它。我想试试看。世上还不曾有这么错误的东西,即仁慈的精神,也即爱的精神,不在教堂里的基督的精神可以促使其至少可能不带过多的心灵痛苦--尽管不能十全十美--而产生的东西。

我也知道,外面的许多东西在等着我,这是很令人愉快的。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称做"我的兄弟般的风"、"我的姐妹般的雨"这两样可爱的东西起,到大都市的店窗和落日,如果我要一一罗列下来仍遗留给我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哪儿停笔:因为,上帝确实是为我,也像为其他任何人一样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我走出监狱时能带着某些以前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不必告诉你,对我来说,"道德的再造"就像神学的改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和粗俗的,但是,虽然宣称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只是一种非科学的愚言,那么,变成一个"更深沉"的人就是那些曾受过苦的人的特权了,我是已成了这样一种人了。你也可以自己判断你是哪一种人。

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设宴待客,即使他不邀请我,我也毫不在意,因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十分快乐,有了书、自由、鲜花和月亮,谁还能不快乐呢?况且,盛宴对我早已没用了,我已经为此劳神太多。对我来说,生活的那一曲已经结束,我敢说是非常幸运地结束了。但是,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有了悲哀并拒绝让我分担他的悲哀,我就会为此感到非常伤心。如果他在早晨把我关在门外,我会一次次地回来,请求他让我进去,以使我分担到我有权利分担到的东西。如果他认为我不值得分担他的悲哀,不适合与他一起哭泣,我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屈辱,一种加于我身上的最可怕的羞辱,但这样的事可能不会有吧!我有享受悲哀的权利,谁能看到世界的美,能分享它的悲哀,认识到两者所蕴含的某些奇妙的东西,谁就能与圣物取得直接的联系,就能像人们所能接近的那样接近上帝的秘密。

或许在我的艺术上与在我的生活上一样,会出现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一种更伟大的激情的统一和一种直率的冲动。现在艺术的真正目的不是追求广度而是追求强度。我们已不再关心艺术的类型,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一个例外。不须说,我不能把我的痛苦注入艺术所具有的形式里去,艺术只有在不模仿时才能真正开始。但我的作品中必须注入某种东西:或许是语言的更充分的和谐,或是更丰富的音调,更奇异的色彩效果,更质朴的结构顺序,或至少是某种审美特性。

当玛斯雅斯的"四肢被切断时"--用但丁的一句最可怕、最似塔西佗文风的句子说--他不再歌唱了,希腊人说,阿波罗已经是胜利者了,七弦琴已经征服了芦笛。但也许希腊人是错误的。我在许多现代艺术中都听到了玛斯雅斯的叫喊,这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为悲痛,在拉马丁身上表现为甜蜜和凄凉,在魏尔兰身上表现为神秘;这存在于肖邦的音乐中的延宕的和解,表现在萦绕于伯恩·琼斯的妇人们面孔上不断出现的不满足;甚至马修·阿诺德的《卡利克雷之歌》,也用那种抒情、明晰的音调诉说"甜蜜感人的七弦琴的胜利"和"著名的最后的胜利",即使在萦绕于他的诗歌中的为怀疑和失望所扰乱了的低调里,也隐含着同样多的叫喊。歌德和华兹华斯都帮不了他,虽然他曾先后追随过他们。当他追求去为塞西丝悲悼或为斯考尔·吉普森歌唱时,他不得不拿起芦笛奏出自己的音律。但不管弗吉尼亚的佛恩(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神)沉默与否,我都无法沉默。表达之于我,就像树叶和花对监狱围墙上露出的、在风中不停摇曳的黑色树枝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艺术与世界之间现在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但在我与艺术之间则没有,我至少希望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自由、快乐、娱乐、轻闲舒适的生活是属于你的,但你却不配过这种生活。我的生活是公开的丑名、长期的监禁、悲哀、毁灭和羞辱,我也不配过这样的生活--至少还没有配过这种生活。我记得我过去常常说:我认为我能承受一个真正的悲剧,只要这悲剧穿了紫衣、戴着高贵的悲哀的面具降临到我头上。但现代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给悲剧穿上了喜剧的外衣,结果使得伟大的现实似乎也成了平凡的或奇异的或缺少风格的东西,对于现代性来说,这是确有其事的,对于实际生活来说,也可能一直是确实的。据说,在旁观者看来,一切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19世纪也不排除在这种普遍法则之外。

我的悲剧,完全是可恶的、卑劣的、缺少风格的。我们穿的服装使我们显得奇形怪状,我们是悲哀的小丑,是心已被打碎的丑角,我们是特地被创造出来要求幽默感的。1895年11月13日(王尔德把日期记错了,应是11月20日。--原注),我被从伦敦带到这儿。那一天,从两点一直到两点半,我穿着囚衣,带着手铐站在克拉彭·江克森的中央平台上被公开示众。我被从华德医院带出来时,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在一切可能的目标之中,我是最奇怪的了。当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只是笑,每一列到达的火车都挤满了观众,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们感到有趣了。这样的事当然是发生在他们知道我是谁之前,一等到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整整半小时,我站在那儿,天下着11月常有的那种灰冷的雨,周围环绕着嘲笑着我的群氓。这件事过去之后的一年内,我每天都要在同一时刻里以泪洗面。在你看来,那种事不可能是那样悲剧性的事,但对监狱中的人来说,眼泪却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狱中,一个人不哭的那一天也就是他的心变硬的那一天,而不是他的心充满欢乐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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