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现在真正开始感到自己对那些嘲笑我的人比对我自己更感到遗憾。当然，当他们看到我时，我没有站在自己的高台上，而是站在桎梏内的，但是只关注在高台上的人，是一种非常没有想像力的本性。高台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不现实的东西，桎梏却是可怕的现实。他们也应该知道如何更好地理解悲哀。我已说过，悲哀后面始终潜藏着悲哀，更聪明一点地说，悲哀之后一直有灵魂存在。嘲笑一个处于痛苦中的灵魂是一件可怕的事，嘲笑者的生活是不美的。在简单得令人感到奇怪的世界经济制度里，人们只获得他们施予的东西，对那些没有足够的想像力去洞察事物的表面并感觉到怜悯的人来说，除了嘲笑的怜悯之外，还会有什么怜悯能给予他们呢?
我告诉你我被送到这儿的情形，不过是想让你认识到，对我来说，除了痛苦和绝望外，我要从自己所受的惩罚中获得任何一种东西是多么地困难!但我无论如何要这样做，不时还要有片刻的服从和忍受。整个春天可能就隐藏在一枚花蕾里；云雀低矮的巢穴可能包含着通报蔷薇红的黎明到来的欢悦。所以，如果我身上还残留着无论什么样的生命之美，那么这种美也是包含在某些服从、卑下和羞辱的瞬间的。无论如何，我只按照自己的发展路线，并且靠接受我所遭受的一切使自己有资格这样做。
人们过去常常说我太个人主义了，我现在一定要比过去更个人主义，我必须从自己身上得到比过去得到的还要多的东西。实际上，我的毁灭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采取了太伟大的个人主义，而是因为我太不个人主义了。在我的生活中，一件不光彩的、不可饶恕的、始终令人可鄙的事是我允许自己被迫去向社会寻求帮助以反击你父亲，从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以这样的请求来反对任何人都是极其丑恶的事，但我要反对的是有着这样的本性和特性的人，我还能提出什么样的借口呢?
当然，一旦我触动了社会势力，社会就会攻击我说："你不是一直在反对我的法律吗?你现在怎么又会求助于我的法律来保护你呢?你应该让那些法律得到充分的执行，你应该遵守你所求助的法律!"结果是我进了监狱。在对我进行3次审判(第一次是在警察局)的过程中，我常常痛苦地感到我所处地位的可笑与羞辱。我常看到你父亲奔跑着出出进进，希望吸引众人的注意力，似乎任何人都不能不记住或提及他那赛马人似的步态和衣服，弯曲的腿，扭结的手，下垂的低唇，残忍、愚蠢的狞笑。即使他不在那儿或我看不见他时，我也常常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大法庭的光秃秃沉闷的围墙，法庭上的气氛，在我看来有时都是被挂起来的那个猿猴似的脸的多种面具。当然，没有人像我败得那么不体面，而且是被这样卑鄙的手段击败的。我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说过"在选择自己的敌人时，人不能过于仔细"，我想不到自己是被这样一个低贱的人弄成一个低贱的人了。
这就要求我、迫使我向社会呼吁帮助，在这件事上，我是那么蔑视你，也蔑视自己屈从于你。你不把我理解为一个艺术家是很可以原谅的，你的性情决定了你无法阻止自己不这样做，但你应该把我理解为一个个人主义者，而这是不需要什么教养就能做到的，但你没有，因此你就把一种与生活完全不相容，从某些方面看是完全毁灭生活的平庸因素带进了生活。生活里的平庸因素不是不能理解艺术。像渔夫、牧羊人、农夫、百姓及其他这样可爱的人，对于艺术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就是地之盐啊!他们就是支撑并帮助社会的笨重、繁杂、盲目、机械之力的平庸之人，当他们在一个人或一种运动中遇到动力时，他们却不认得它。 人们以为，我以食生活里的恶，并以与它们相伴为乐，所以我是很可怕的，但是，作为生活中的艺术家，从我用以接近它们的观点来看，它们是有着快乐的暗示性和刺激性的。这就像用豹做成的盛宴，危险只是兴奋的一半。我过去常有一种玩蛇人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当玩蛇人引诱眼镜蛇从用来装它的涂色布块或芦苇织成的篮子里蠕动出来，并使它根据自己的命令伸展开身子，像水草在溪流中悠闲地摆动那样前后摇动时，他一定会有与我同样的感觉。他们指造成王尔德入狱的人。--译者，对我来说就是金灿灿的蛇里颜色最鲜亮的那种蛇，他们的毒药是它们完美的一部分。我所不知道的是，当他们用毒牙咬伤我时，背后的怂恿者竟是你，并且是为了惩罚你父亲。我丝毫不为结识他们而感到羞耻，他们都是很有趣的，我真的感觉羞耻的是你带给我的那种可怕的平庸氛围。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使命是与埃里厄尔（埃里厄尔，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精灵。--译者）为伴，但你却使我与卡利班（卡利班，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丑陋凶残的奴仆。--译者）争斗。我发现自己没有像《莎乐美》、《佛罗伦萨悲剧》和《神圣的妓女》这样美的、鲜亮的、富于音乐性的作品，而是被迫去给你父亲送去一封律师写的长信，并且不得不被迫去请求我一向反对的东西。克勒保恩（克勒保恩，敲诈者，他偷了一封王尔德给道格拉斯的信，欲敲诈王尔德，但终一无所获。--原注）和阿特肯在他们与生活的不光彩的战争中表现得是很出色的。取悦他们这种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冒险，大仲马、切利尼（切利尼，16世纪意大利雕塑家。--译者）、戈雅（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译者），埃·爱伦·坡或波德莱尔也会做同样的事。我所厌恶的是想起我在你的陪同下没完没了地到律师事务所，在苍白的房子里忍受着众人可怕的注视。我坐在面色严肃的人们中间，向一个秃顶的男人说着严肃的谎话，直到我确实因厌倦而呻吟和打呵欠为止。就是在那种地方，我发现，在与你有了两年的友谊后，我已站在了平庸的中心，远离了一切美丽的或辉煌或奇妙或勇敢的东西，最终我不得不为了你的利益而成为行为上高雅正派、生活上遵循清教主义、艺术上主张道德的先驱。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
我感到奇怪的是，你试图模仿你父亲的主要性格特征，我不明白，在那些本该引起你警惕的方面，你却以他为榜样，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两人之间有了仇恨，他们也就有了同样的契约或手足之情。我想，根据某种奇怪的同类相斥的法则，你们之所以彼此仇恨，不是因为你们在那么多方面有不同，恰是因为在某些方面你们太相似了。1893年6月你离开牛津大学时，你不但没拿到学位，还带了一身的债，尽管你欠的不算多，但相对于你父亲的收入来说，已是相当多了。你父亲因此给你写了一封非常粗俗、激烈、侮辱性的信，而你给他的回信在每一个方面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就更不可原谅了，但后来你却很为自己这封信感到骄傲。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曾用一种最自负的神气告诉我说，你可以把你父亲攻击得无招架之功!你们之间进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争斗!你过去常常嘲笑讥刺你父亲，说他为了在附近的一家旅馆给你堂兄弟写下流信，就从他正住着的你堂兄弟的房子里搬出来，但你过去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你不断与我一起在某家公共餐馆吃饭，吃饭时常发脾气或与我争吵，接着就是回到"怀特斯俱乐部"给我写一封最粗鄙不堪的信。你与你父亲之间在这一点上的惟一差别是：你先是通过特殊的信使给我送来你的信，几个小时后你自己就会来到我的房间，不是来道歉，而只是想知道我是否在萨瓦定了午饭，如果还没有，为什么不订。有时，你那侮辱我的信还没到我手上，你竟然就已来到了我的房间。我记得，有一次你要求我邀请你的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我从未见过)一起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我照办了，并应你的特别要求提前预订了一桌特别奢侈的午餐。我记得当时特邀的厨师已到了，对酒也作了特别的吩咐，但你不但没来吃饭，反而给我送了一封侮辱信，时间正好是在我们刚刚等了你半小时!我只读了信的第一行就明白了它的意思，然后我把它放进口袋里，向你的朋友解释说你突然生病了，信里讲的都是你的病症。实事求是地说，我一直到去泰特街吃晚饭时才读完那封信，读着它上面那些粗鄙的词句，我不禁无限悲哀地想到：你怎么能写出这种像癫痫病人嘴里的泡沫似的信!这时，我的仆人进来说，你正在客厅里等我，急切地想见我5分钟。我立刻让他到客厅里请你上来，你上来了，(我承认)你看起来很恐惧，脸色苍白。你是来请求我给你出主意并帮助你的，因为有人告诉你，从拉姆莱来了一个男人，是个律师，他要求与你在卡图冈广场会面，你害怕这与你在牛津惹的麻烦有关，或正面临着某种新的危险的威胁。我安慰你说，这可能只是因为某个商人的账单(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并让你留下来吃晚饭，与我一起过了一晚。你对自己那封阴毒的信只字未提，我也未提，我只把它看成一个不幸的人的一种不幸的症状，我们也从未间接提起过这个问题。2点30分你给我写了封令人厌恶的信，当天下午的7点15分你就飞跑过来求我的帮助与同情，这种事在你的生活中已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了，你这种习惯远远超过你父亲，就像你在其他类似的方面也超过他一样。当他写给你的侮辱信在法庭上被公开宣读时，他自然感到可耻并且假装哭泣，而如果你写给他的信也这样被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公开宣读的话，人人都会感到更大的恐惧与厌恶。这不仅表现在你"把他攻击得无招架之功"的语调上，而且表现在你攻击他的方式已远远超出他攻击你的方式，你在这方面比他更高明，因为你用的是公共电报和公开的明信片。我想你或许把这种烦扰人的方式留给了阿弗雷·渥德这样的人，而这正是他们惟一的收入来源!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他来说是一种职业的东西，对你来说只是一种快乐，并且是一种很罪恶的快乐。在我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你仍没有放弃你那种可怕的写侮辱信的习惯，仍把这种习惯看做你的一种成就，并在我的朋友们身上，在那些我在监狱时对我一直很好的朋友们身上实践着你的这种习惯，这是你的耻辱!当罗伯特·夏拉德收到我的信，知道不管你用不用我写给你的信，我都不希望你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任何有关我的文章时，你应该感激他得到了我对此事的意见并告诉了你，并且无意中使你免得再像以前做过的那样给我造成更多的痛苦。你一定记得，为一个"潦倒之人"写一封关于"公平竞争"的高傲而平庸的信对英国报纸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符合英国报刊文章遵循的对艺术家的传统态度，但在法国，这种格调只会使我受到嘲笑，使你受到蔑视。因此，我在了解了一篇文章的目的、格调、表达方式等等之前，是不会允许它发表的。在艺术上，良好的动机毫无价值，所有坏的艺术作品都源于良好的动机。
在我的朋友中，并不是只有罗伯特·夏拉德收到过你的恶毒的、令人厌恶的信，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在所有与我有关的事情上，都应考虑和尊重我的感情与愿望，如发表关于我的文章，把你的诗题献给我、交出我的信及礼物诸如此类的事。你也惹恼了或试图烦扰他们。
难道你不曾想过，在前两年对我进行判决期间，如果我把你当做一个可靠的朋友，我会处于一种怎样可怕的境地?你难道从未想过这一点?难道你从未感激过那些用自己纯洁的仁慈、无限的爱，给我欢乐以减轻我可怕的重负的人吗?他们一次次来看我，给我写美丽而同情的信，不顾谩骂、嘲笑、公开的蔑视和侮辱，站到我身边。我每天都感谢上帝给了我与你不同的朋友，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我在监狱里读的书是罗比花钱为我买的，当我出狱时，他也会为我买衣服。我不会因为接受用爱和情给予的东西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此感到骄傲。但你是否想过，莫尔·安迪、罗比·罗伯特·夏拉德、弗兰克·哈瑞斯和亚瑟·克利弗顿这样的朋友在给我安慰、帮助、爱、同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你从未明白过。然而，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像力的话，你会知道，在我的监狱生活中，不止一个人对我发过善心：监狱的看守祝我早安或晚安，而这并不是他们规定的职责；普通警察以他们朴实、粗率的方式，在我带着可怕的精神绝望往返于破产法庭时尽力安慰我；一个可怜的盗窃犯，当我们一起在旺兹沃思监狱的院子里沉重地移动着脚步时认出了我，他用一种由于长期强制性的沉默而变沙哑了的、只有在监狱里才会有的声音向我低声说："我为你感到遗憾，这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比对我们这样的人更艰难。"--我可以说，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你都不会以跪下来擦净他们的鞋上的泥土而感到骄傲。
母亲的责任
你有足够的想像力来理解对我来说遇见你们一家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悲剧吗?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失去了伟大的地位、伟大的名声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吗?你的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波西除外，他确实是个好人--不以某种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
我向你说起你母亲时曾带着一些怨恨。我极力主张你让她看看这封信，这主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对她来说，读到这样一种对她的一个孩子的控诉状一定是很痛苦的，那就让她回忆一下我母亲--一个在思想上可与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宁等列，在历史上可与罗兰夫人的地位相当的妇人--因为她曾为自己儿子的天才和艺术感到那么骄傲，而现在，这个她认为可以继承一个杰出名字的儿子，却被判罪入狱两年!你可能会问我，你的母亲以什么方式促成了我的毁灭，我可以告诉你。就像你尽力把一切不道德的责任转移到我身上一样，你母亲也尽力把她所有与你有关的道德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她不是像一个母亲应做的那样面对面与你谈你的生活，而是一直私下给我写信，并热切而恐惧地请求我不要让你知道她一直在给我写信。你明白了我在你与你母亲之间的地位了吧!这与我在你与你父亲之间的地位一样是错误的、可笑的、悲剧性的。在1892年8月及11月8日，我与你母亲就你有过两次长谈，两次我都问她为什么她自己不直接与你谈话，她两次都回答说："我怕说到他时，他会变得非常愤怒。"第一次时，我对你了解还太少，所以我还不理解她那句话的意思；第二次时，我对你已非常了解，所以我完全明白了她的苦衷(两次谈话之间，你得了黄疸病，医生要求你去勃内莫斯一个星期，你因为不愿一个人去，就让我陪你一起去了)。但母亲的首要责任不是害怕与自己的儿子进行严肃的谈话，如果你母亲能与你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就她所看到的你在1892年7月所处的困境，让你向她坦白一切，那样结果会更好，最终会使你们两人都更幸福。她与我进行的一切间接的、秘密的联系都是错误的。你母亲没完没了地给我写信，信封上还都标记着"私信"字样，请求我不要太经常地请你吃饭，不要给你一分钱，每封信
的结尾都有一个热切的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曾给你写信!"这种信能有什么用处?你曾等着我邀请你共进午餐吗?从来未有，你总是把与我一起吃饭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反对，你就会说："如果我不与你一起吃饭，那我到哪儿去吃呢?你不是说要我回家吃饭吧?"这种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而且，如果我绝对拒绝你与我一起吃饭，你就会威胁说你要做一些蠢事，而且也始终是真做的。父母写给我的那些信，除了确已发生过的把她的道德责任愚蠢地致命地推到我肩上外，还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至少这也证明了你母亲的软弱和缺乏勇气，以及对她自己、对你和我都是毁灭性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我不想再多说，但毫无疑问，当她听说你父亲来到我房里大吵一通，并且制造了一个公开的谣言时，她那时就可能看到一种严重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但她采取了某些认真的步骤以尽力避免这种危机了吗?她能想起的只是给善于花言巧语的乔治·温德海姆捎信，让他利用自己的伶牙俐齿向我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要我逐渐地疏远你!
好像我一直可能逐渐地疏远你似的!我已经用了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试图结束我们的友谊，有时竟然要离开英国，在国外给你一个错误的地址，希望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割断我们之间那种已变得令我厌烦、憎恨、会毁灭我的联系。你认为我能"逐渐地疏远你"吗?你以为那就能满足你的父亲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父亲真正想要的不是我们友谊的中止，而是一个公开的谣言，这才是他竭力想得到的东西，他的名字已经有好几年没出现在报纸上了，他看到这个机会能使他重新以一种全新的、充满慈爱的父亲形象出现在英国公众面前，于是，他的所谓幽默感就活跃起来了。如果我保持了与你的友谊，那会使他感到极其失望的，而且，第二次离婚案造成的小小的声名狼藉，不管在细节和起因上是多么令人厌恶，但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因为他要的是轰动，是要成为所谓纯洁的先驱，就目前英国公众的状态而言，这是成为英雄人物的最可靠的方式。我在自己的一个剧本中曾说过，这种公众，如果这半年他做了卡利班，那另半年他就成了答尔丢夫，而在你父亲身上，可以说具备了这两种特征。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脱颖而出，成为清教主义的最敢作敢为、最独特的合适代表。逐渐疏远你不会有任何效果，即使可以疏远你也不行。难道你现在不觉得：你母亲必须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在你和你哥哥在场的情况下，明确向我说明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中止吗?她会发现我是一个最热心的附议者，并且，有我和卓莫郎瑞在房子里，她也不必害怕说给你听。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害怕自己的责任，并试图把这种责任推到我身上。她确实给我写过一封信，信很短，是要求我不要把律师写的警告你父亲停止所做的一切的信交给他。她说的很对，我咨询律师并寻求他们的帮助确实是可笑的行为，但她信尾又出现了她常用的那句附言："无论如何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给你写过信!"这就抵消了她的信可能产生的任何效果。
当你想到我把律师的信送给你父亲及你自己时真是欣喜若狂。这是你的建议，我不能告诉你你母亲强烈反对这样做，因为她已用最严肃的诺言，即永不告诉你她给我写的信，束缚了我，而我竟愚蠢地遵守了诺言。难道你不明白，她不直接与你对话是错误的吗?她与我的所有那些偷偷的会面、秘密的通信都是错误的吗?没有人能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它们最终会各归其主的。你有一种生活观，或一种哲学--如果你还有什么哲学的话--即是不论你做什么，都要由别人付出代价，我不只是指钱方面的代价--那只是你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而是在更宽泛、更全面意义上的转移责任。你以此作为你的人生信条，而且事实证明你的哲学取得了很大成功。你迫使我采取行动，因为你知道你父亲无论如何不会攻击你的生活或你自己，而我却会为了保护我的生活和我自己而竭尽全力，并承受一切落到我身上的打击。你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你父亲与我虽然彼此目的不同，但都老老实实地按照你所希望我们做的那样去做了，但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你也不能真正逃脱。"婴儿撒母耳理论"，就像人们为简洁起见所称呼的那样，也被一般民众运用得很好。这种理论在伦敦可能会受到很多嘲笑，在牛津会受到一些讥讽，但那只是因为这两处都有一些认识你的人，因为你在这两处都留下了你通过的痕迹。在那两座城市里的这一小部分人之外，还有大多数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差一点被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艺术家诱入歧途的优秀的年轻人，幸亏你那仁慈的爱你的父亲及时把你拯救出来了：这听起来真是太妙了!然而，你知道自己没能逃脱。我不是在提一个只有陪审团才会问的那种愚蠢的问题，这种问题自然要受到法官和审判员的轻蔑对待，对此没有人关心。我指的或许主要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眼里，并且将来你不得不想到你的行为，你不会，也不可能对事情已发生的那种方式感到满意。私下里你想到自己时一定会感到许多羞耻。用厚颜无耻的面孔面对大众无疑是很好的，但当你时不时地独自一人没有观众时，我想，即使只为了呼吸，你也会不得不拿下你的面具吧!否则，你一定会被窒息而死的。 你母亲有时也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忏悔她试图把属于她自己的重大责任推到另一个已经承受了足够的负担的人身上。对你来说，她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她真的履行了其中的任何一种责任了吗?我讨厌你的坏脾气、你的粗鲁和争吵，那么，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上次见到我妻子时--距现在已经有14个月了--我告诉她说，她也将不得不既做西瑞尔的母亲，又要做他的父亲。我把你母亲管教你的方式详细地告诉了她，就像我在这封信里讲过的一样，只是自然要比信里讲得更详细些。我告诉她你母亲为什么要把没完没了的信封上带着"私信"标记的信送到泰特街，听了我的话，我的妻子常笑着说，我们一定是在合写一部社会小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请求她不要像你母亲对待你那样对待西瑞尔。我告诉她，她应该把他抚养大，因此，如果他流了无辜的鲜血，他会跑来告诉她，而她应该先擦净他的手，然后教给他以后如何用苦修或赎罪净化自己的灵魂。我告诉她，如果她害怕面对对另一个生命的责任，即使这个人是她的儿子，她应该为孩子找个监护人来帮助她。我可以高兴地说，她照我说的做了，她已选择了阿德让·霍普--一个出身和教养高贵、性格善良的男人，即她的堂兄，你曾在泰特街见过他一次--做孩子的监护人，与他在一起，西瑞尔和薇玮安就获得了一个能拥有美好将来的好机会。如果你母亲害怕与你进行严肃的谈话，她也应该在她的亲戚们中间选一个你会听他话的监护人，但她本就不应该害怕。她应该与你一起坦诚地讲清楚并勇敢地面对各种问题。无论如何，看看事情的结果，她会感到满意和高兴吗?
我知道她谴责我，我不是从认识你的人而是从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的人口里听说这件事的，我经常听说这回事。例如，她最喜欢说年龄较大者会对一个比他年轻的人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也表明了她最喜爱的一种对我们交往的态度，而且这种话题往往能成功地投合公众的偏见和无知。我不必问你我对你起过什么影响，你知道我对你产生不了一点影响，而且这也是你借以不断夸耀自己的一个话题，也是惟一一个"装备完善"的话题。实事求是地说，你身上能有什么会受我的影响呢?你的头脑?它是不开化的；你的想像力?是僵死的；你的心?还没有长出来。在所有与我的生活发生过联系的人当中，你是惟一一个我不论用什么方式也不能在任何方面对你产生影响的人。当我因照料你被传染了发烧、无助地病倒在床上时，我对你的影响甚至不足以让你为我取一杯牛奶或看到我也需要一些病人常用的必需品或费心开车走200码远去书店用我的钱给我买一本书。当我实际上在从事写作，并要创作一部比康格里夫的剧作还要辉煌、比小仲马的剧作还要富于哲理的喜剧，并且已经为剧中的每一个不同的人物设想了不同的性格时，我对你的影响却不足以使你离开我，不打扰我，让我得到一个艺术家应该得到的安静。我在哪个房间写作，哪个房间就成了你的日常休息室，你在那儿吸烟、喝莱茵河白葡萄酒和赛尔脱兹矿泉水，闲谈一些荒唐的行为举止。"年龄较长者对一个比他年轻者的影响"这句话在传到我耳里之前是一种极妙的理论，但之后就变得不可思议了。当这句话传到你耳里时，我猜想你肯定会笑--对着你自己笑--你当然有权利这样做。我也听说了许多她谈到钱的话。她"绝对公正地说"，她不停地请求我不要给你提供钱。我承认这一点，她没完没了地给我写的每一封信的结尾都加上一句话，"恳求你不要让阿弗雷德知道我给你写过信"。但对我来说，我并不愿意为你花钱买任何一件东西：从早晨用的剃刀到晚上用的马车。为你提供钱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我过去常就此向你抱怨--你也记得，对吗?--我是多么不愿意你把我看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艺术家是多么不愿意被人这样看待或对待啊!因为艺术家，就像艺术本身，从本质上讲是非常不实用的。当我过去对你说这句话时，你常常会发怒，真理总是让你发怒。实际上，真理是一种听起来最痛苦，说出来也最痛苦的东西，但这并没有使你改变自己的观念或生活方式，每天我都不得不支付你在一天内所用、所做的每一件东西和事情。只有一个老好人或极愚蠢的人才会那样做，而我不幸成为两者的完美结合。当我过去向你提出，你母亲应该提供你所需的钱时，你始终给我一个极漂亮、优雅的回答，你说，你父亲允许她支配的钱每年大约只有1500英镑。我相信，对像她那种地位的妇人来说，这些钱是相当不够用的，你不能再向她要更多的钱了。你以为她的收入与她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情趣是绝对不相称的，这是对的，但你不应以此作为靠我过奢侈生活的借口，相反，你应该因此提醒自己在生活中要节俭一点。事实上，你是，而且仍会是一个典型的感伤主义者，因为一个感伤主义者只是一个想白白地浪费感情的人。你主张节省你母亲的钱袋是美的，而你在花我的钱时如果我主张节省就是丑的。你以为一个人可以白白地享受自己的感情，但这是做不到的，即使最美好、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感情也不得不付出代价，奇怪的是，这就是使它们美好的东西。平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是很令人卑鄙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从一种"思想的流通图书馆"借来的--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的时代思潮--而每到周末归还时，这些思想已被他们弄得污秽不堪了。这种人也一直试图赊购自己的感情，所以，当账单送到他们手上时，他们就拒绝付款。你应该抛弃那种生活观，一旦你为一种感情付出了代价，你就会知道它的性质，并能更好地理解它。你要记住，感伤主义者在内心始终是一个犬儒主义者，感伤实际上只是犬儒主义的库存假日。从思想方面说，尽管犬儒主义者是快乐的，但既然它是把"浴缸"当做俱乐部的(据说哲学家狄奥热尼就是生活在浴缸里的。--原注)，那它永远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的完美哲学。犬儒主义有其社会价值，因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一切表现形式都是令他们感兴趣的，但就它本身来说，则是可悲的，因为对真正的犬儒主义者来说，一切都是不可知的。
我想，如果你现在回想一下你对你母亲收入的态度，以及你对我的收入的态度，你就不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了；或许，如果你没让你母亲看这封信，将来有一天你可以向她解释，说你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让你依靠我生活，你采取的这种忠诚于我的方式只是一种特殊的、我本人最厌恶的方式。在你眼里，事无巨细都要由我来替你付钱给你提供所有童年的魅力。你坚持由我出钱使你享受每一种快乐，你以为你这就发现了永葆青春的秘密。坦率地说，当我听说你母亲谈论我的话时，我非常伤心。我相信你思考后也会与我有同感：即如果她对你们家族带给我的毁灭没说过一句悔恨或悲哀的话，那她最好保持沉默。当然，她没有理由看到这封信中提到我经历的精神发展或我希望达到的任何起点的部分，那不会引起她的兴趣。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让她看到那些纯粹是谈你的生活的部分。
事实上，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介意被人虚伪地爱着。一个人没有理由向公众展示他的生活，因为公众是没有理解力的，但对人们期望得到他们的爱的那些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的一位伟大的朋友--与我保持了十年的友谊--不久前来看我，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相信人们对我的议论，并且希望我知道。他认为我是非常无辜的，是你父亲编造的险恶阴谋的受害者。听了他的话，我的泪水喷涌而出，我告诉他，虽然你父亲对我的指控有许多是假的，是出于恶意转加到我身上的，然而我的生活的确也充满了邪恶的快乐和奇怪的激情，所以，如果他不能接受并完全理解这个事实，我就不可能再与他做朋友，或与他在一起。他听了这些话非常震惊，但我们是朋友，我与他的友谊从来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我曾对你说过，说出真理是一件痛苦的事，但被迫说谎更痛苦。
我记得，在对我进行最后一次判决时，我坐在被告席上听洛克伍德对我的可怕的痛斥--像塔西佗说过的话，像但丁书中的一句话，也像萨沃那洛拉(萨沃那洛拉，15世纪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译者)在罗马对主教们的抨斥--他的话使我感到恐惧和厌恶，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说出来的，那该是多么辉煌啊!"然后我立刻明白说别人如何如何毫无意义，关键在于谁说。我毫不怀疑，一个人最高尚的时刻就是他跪在尘土中，敲打着自己的胸膛说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罪恶的时候。对你也是这样，如果你让你母亲稍微了解一点你的生活，你就会比现在幸福得多。我在1893年12月就这个问题与她谈了许多，当然，因为我被迫要保持沉默，所以我只能这样笼统地说，但我这样做似乎并没有给她多少勇气来与你联系，相反，她比以前更固执地回避看到事情真相。如果你亲口告诉她，情况就不同了，对你来说，我说的话有时可能太刺耳了，但你是不能否认事实的。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如果你尽可能按照你应采取的态度认真地读了这封信，你就会面对面地与自己相遇。
我不会宽恕你
我现在这么详细地给你写信，是为了使你能认识到在我入狱之前的那3年致命的友谊中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内(已经快两年了)你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以及当我的监狱生活结束时，我希望自己对自己来说应是什么样子，对别人来说又应是什么样子。我无法重写我的信了，你必须按现在这种样子接受它。信里有许多地方都被我的眼泪弄脏了，也有些地方带着激情或痛苦的印痕，所以，你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既可涂掉，也可以修改。我已经整理好其中修改过的地方和勘误表，目的是使我的用词应能绝对表达我的思想，使错误既不是因为过剩也不是出于不充分。语言需要调节，就像小提琴一样；就像歌唱者的声音里或琴弦的振动里有过多或过少的颤动就会唱出或奏出错误的音调一样，语言上太多太少也会损害文意。照这种样子，我的信在每一句话后面至少都有其明确的含义。它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信中的每一处删改或替换，不管是多少微不足道，也不管是多么复杂，都是因为我在试图表达出我的真实印象，为我的情绪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无论什么，只要是以感情为主的，形式上往往是最糟糕的。
我承认这是一封严肃的信。我没有宽恕你。实际上你可以说，在承认不宽恕你之后还把你与我最小的悲哀和最微不足道的损失相比是不公平的。我确实这样做了，并且一点一点地最仔细地分析了你的本性，这是事实，但你必须记住，是你自己把自己放进我的天平里的。
你一定要记住，即使只与我狱中生活的一个时刻相比，你所处的平衡就会倾斜。虚荣心使你选择了平衡，也使你紧紧地依附于这种平衡。我们的友谊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心理错误，即它绝对要求和谐。你迫使自己进入一种对你来说过于博大的生活，一种活动范围超过了你的视力和你的周期运动能力的生活，一种其思想、激情和行动都有集中的意义，广泛的趣味充满了--实际上是太沉重了--奇妙的或可怕的后果的生活。你过的那种充满了小技巧和小情绪的小生活在其自己的小范围内是值得尊敬的，在牛津大学也是受人尊敬的，因为在那儿，你遇到的最坏的事也只是教务长的指责或校长的训话，在那儿，最大的激动是马格达雷那成为河流的源头，在校园里点燃篝火成为庆祝重大事件的盛举。你离开牛津后，这样的情况仍会继续下去。就你自己来说，你都是对的，你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类型的人中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标本。只是在与我有关时你才错了。你不顾后果的浪费不是罪恶，年轻人一直就是喜欢浪费的，但你却迫使我为你的奢侈提供钱，这是你应该感到羞耻的。你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朋友，即你可以从早到晚都与他在一起的朋友，这种愿望是迷人的，几乎像田园诗一样。但你紧抓不放的朋友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因为你的持续出现而完全毁灭了他的所有美的作品而且实际上还摧折了他的创造力的人。你认真思考的是：度过一晚上的最完美的方式是先在萨瓦来一次香槟正餐，接着去音乐厅包厢，最后以威利斯的香槟晚餐作为最后的"美味"。在伦敦，大多数寻欢作乐的年轻人都持同样的观点，这甚至称不上是一种怪癖，这也是成为"怀特斯俱乐部"成员的资格证。但你没权利要求我也成为你追求的这种快乐的追求者，这表明你对我的天才缺乏任何真正的理解。再说，你与你父亲的争吵，不管人们对它的性质有什么看法，它应该完全只是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是应该在后花园里进行的。我相信，这种争吵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而你的错误在于坚持把它作为一种悲喜剧在舞台上上演，要让全世界作为它的观众，而我则是在这场卑鄙的竞争中奖给胜利者的战利品。你父亲厌恨你，你也厌恨他，英国公众对这种事实并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父子之情在英国家庭生活中非常普遍，而且也只应局限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即家庭，一离开家庭范围，这种感情就会显得很不合时宜，试图说明它就是一种冒犯。家庭生活不应被当做在街上飘扬的旗帜，或在马背上用力吹响的号角。你把"家庭性"拉出了其合适的范围，就像你把自己拉出了合适的范围一样。
那些放弃自己所适合的领域的人只是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没有获得适合于他们所进入的范围的思想或激情，这也是超乎他们的能力之外的事。感情力量，就像我在《意向》的某处说的，与肌体力量一样，其耐久力是有限的。虽然勃艮第的所有紫红色大桶都满满地盛着酒，踩酒者站在西班牙葡萄园齐膝深的葡萄堆里，小杯子也只能盛下它所能盛下的酒。世上最普遍的错误是认为：那些成为伟大悲剧的原因或条件的人也有适合于悲剧情绪的感情；没有什么错误能比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得这种感情更致命的了。带着耻辱的牺牲者可能正看着上帝的脸，但对正在打柴捆或突然解开柴捆的人来说，整个场面只不过像对屠夫来说杀死一头牛，对林中的烧炭者来讲树的感情，或对一个正用大镰刀割草者来讲一朵花的掉落一样。伟大的感情是为了伟大的灵魂的，只有伟大的人才能看到伟大的事件。
从艺术的观点看，在观察的细致方面，在所有的戏剧中，我还没有发现能比莎士比亚对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描写更无可比拟或更富于暗示性的。他们是哈姆雷特大学时的朋友，也曾是他的同伴。他们常常回忆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当他们在剧中遇到哈姆雷特时，这位王子正承受着一种自己的性格所无法承受的重负，死人已披挂着铠甲从坟墓里走出来，给予他一个对他来说既是太伟大又是太卑鄙的使命。他是一个梦想者，却被逼必须采取行动；他有诗人的气质，却被逼要应付世俗因果的纠纷，去应付他一无所知的实际人生，而不是他所了解的生活的理想本质。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他就装成疯子。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公元前85-公元前42)，罗马贵族政治家，刺杀凯撒的主谋。译者曾以装疯为衣来遮盖他的目的之剑意志的匕首，但对哈姆雷特来说，疯只是用来掩盖他的脆弱的面具。在奇想和开玩笑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拖延的机会，他不断地与行动开着玩笑，就像艺术家与理论开玩笑一样。他把自己弄成自己的合理行动的间谍，并且当他倾听自己的言语时，他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空话、空话、空话。他不是要努力去做他自己的历史上的英雄，而是想成为自己悲剧的旁观者。他不相信一切，包括他自己，然而他的怀疑却根本无法帮助他，因为他的怀疑不是出于怀疑主义，而是因为他的分裂的意志。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鞠躬、假笑、微笑，一个人说什么，另一个就随声附和。当最后，哈姆雷特利用剧中剧和剧中人的痴话"抓住了"国王的"良心"，把那个令人恐怖的恶人从王座上赶下来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只是伤心地看到哈姆雷特的行为破坏了宫廷礼仪。这就是他们在"用适当的情绪熟虑人生的景观"时所能达到的地步。他们接近哈姆雷特的秘密，却对这秘密一无所知，即使把秘密告诉他们也没用。他们是小杯子，只能盛那么多的水。剧终暗示说，由于陷入了一个为别人而设的机关，他们遇到了或可能会遇到一种暴力的、突然的死亡。但这种悲剧结局虽然因了哈姆雷特的幽默而触发过某种喜剧的惊奇和正义，但实际上这种结局不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永不会死亡。而为了"公正地向那懵无所知的世人报告哈姆雷特死亡的原因"，"暂时使他远离幸福，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痛苦地呼吸"的霍拉旭却死了，虽然他面前没有一个观众，也没留下兄弟。但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却和安基洛和答尔丢夫一样是不死的，他们是现代生活所称誉的那种古典的理想友谊的典型。写出一种新的德·阿美西亚的人，必须要为他们找出一个地位，用托斯库兰的诗赞美他们。他们被固定为一种时代的典型，指责他们是缺乏鉴赏力的表现，他们只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领地，仅此而已。至于灵魂的高贵，则是不会传染的。高尚的思想和高尚的感情就是被它们自己彼此分离的。奥菲莉亚自己无法理解的，优雅的罗森格兰兹和优雅的吉尔登斯吞也无法理解。当然，我并不是把你与他们相比，你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拥有的是机会，与你相伴的却是选择。你固执地未经我邀请就把你自己强行推到我的领地，并在那儿强占了一个你既没权利也不够资格得到的位置。你通过一种奇怪的固执，通过天天在我的生活中出现，成功地吸收了我的全部生活，并把我的生活击得粉碎。尽管对你来说这些事听起来很奇怪，但你在做这些事时却是自自然然的。如果有人给一个孩子一件玩具，这件玩具对他小小的头脑来说是过于奇妙了，或对于他半醒着的双眼来说又过于美丽了，那么，如果这个孩子是任性的，他就会打碎玩具，如果这个孩子是倦怠的，他就会扔下玩具，去找自己的小伙伴。对你来说也是这样，虽然你紧紧抓住了我的生活，但你却不知道如何应对我的生活，你也不会知道，你是无法理解这对你来说过于奇妙的东西的，你应该放开它，然后回到你自己的正在玩耍的同类中去。不幸的是，你是任性的，那也许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的终极秘密，因为秘密总是小于它的表现形式。通过一个原子的置换，可以震撼整个世界。我既不宽恕你，也不宽恕我自己。我还要补充的是：尽管我与你接触是危险的，但我们接触的那种特定时刻对我却是致命的。因为你处于生活中那种人们只需要播种的时节，而我则处于生活中人们收获果实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