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
1882年3月29日旧金山
致诺曼·佛贝斯·罗伯生
诺曼·佛贝斯·罗伯生，演员经纪人约翰斯东·佛贝斯·罗伯生的弟弟(1859-1932)，艺名为诺曼·佛贝斯，写过几部剧本。--原注
亲爱的诺曼，我是从这块大陆的最深处给你送去我的爱和祝福的，谢谢你让我很开心的来信。但是，亲爱的伙伴，如果你坚持以这种骑士般的精神为这个横遭辱骂的年轻人辩护的话，那你的头发会因之失去金色的光泽，你的玫瑰似的脸颊会因之失去其色泽。你太勇敢，太善良了!当然，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将是我，我丝毫不想自己会输。我到此地的巡回演讲是大获全胜的。我在火车上待了4天：先是看到贫瘠、荒凉的灰蒙蒙的大草原，像海边的废地一样暗淡无光；上面不时走过一群群欢快的红羚羊和慢吞吞、沉重地踏着步的野牛群。像蚊子一样在高空中尖叫着的秃鹫在积雪覆盖的内华达山脉上空翱翔；山顶像闪亮的银盾一样在我们称做天空的苍穹里闪耀。就这样，经过4天的旅行，我从寒冷的冬天走到了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这里。这儿到处是开着花、挂着果的橙树林，到处是绿地和紫山，整个儿是个意大利，只是没有意大利的艺术而已。
有4000个人在"车站"等着看我，还有一辆敞篷马车，四匹马。这些可爱的人是我在旧金山演讲时最文明的观众。今晚我在这儿还要作一次演讲，下周还有两次--你看，我确实很受欢迎--受有教养人的欢迎。铁路部门给我提供了一列专列和一辆私人汽车，以便于我到洛杉矶海岸。这儿就像那不勒斯，我满心欢喜。我要在加利福尼亚演讲3周，然后去堪萨斯，再往后去哪里我还没决定。
《每日消息》上登出的这些卑鄙、说谎的电报是阿基贝尔德·佛贝斯拍发的，他在这个季节的演讲中大败而归，因而忌恨于我。他是个懦夫和傻瓜。没有什么电报能杀死或毁灭人身上的任何东西。这儿的女人很漂亮。今晚，我由市长陪同，穿过中国区去到他们的剧院和寺庙去演讲、参观，这是最有趣的事。他们有"房子"和"人"。可能是指妓院和妓女。--原注
代向国内所有的朋友问好。
你永远的
奥·王
1882年7月6日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致朱丽亚·瓦德·赫
朱丽亚·瓦德·赫，美国作家和改革家(1819-1910)，著有"共和国战歌"(1861)，1843年嫁给慈善家撒米尔·赫。当王尔德在首访波士顿遭到殖民官埃基生的攻击时，她在报纸上公开为他辩护。王尔德一读到她的信就给她写信说："你的信高贵而美丽，我刚刚读到它，我永远不会忘记写这封信的那个勇敢纯洁的女士。"--原注
亲爱的赫夫人，我现在的计划是星期三晚上从里士满出发到纽约，当晚就离开纽约到新港，这样星期四上午就能与你在一起了，如果你愿意接纳我，我们可以一起待到星期六。我随身带着一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大衣帽架，但你当然不必为此操心，我会直接把它们送到旅馆去的。这是怎样的旅行包袱啊!一个帽箱，一个秘书，一个衣箱，一个行李箱，一个手提箱，一个衣帽架，每天都与我形影不离，看起来真是与我所做的事不和谐。我天天盼望来一个晴天霹雳将这些东西通通烧掉，但诸神睡着了，虽然我或许最好不要这样谈论他们，因为他们或许正好醒了，听到了我的话，但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梭罗会怎么看我的帽箱啊!或者说，爱默生面对我那像独眼巨人般的行李箱时会怎么说呢!但没有巴尔扎克和戈蒂耶陪同我又没法旅行，而就是他们占了大地方。只要我能得享与花儿和孩子们闲聊的乐趣，我就不怕担当帽箱给我带来的堕落奢侈的罪名。
我是从美丽的、充满激情的、成为一片废墟的南方给你写这封信的，这儿是一个充满着木兰花与音乐、玫瑰与罗曼司的大陆；这儿太美了，风景如画，景色怡人，可能与你那种急切、冲动的北方思维方式是不协调的；这儿的人主要靠赊贷度日，靠对一些惨败的回忆度日。我曾去过得克萨斯，就在其中心，我与杰斐逊·戴维斯
杰斐逊·戴维斯(1808-1889)，美国战士和政治家，南北战争时期为南方联盟政府总统和总司令。南方战败后他被监禁了两年，被释放后回到博瓦尔，王尔德拜访他时，他正在新奥尔良和莫比尔之间的墨西哥湾。--原注一起在他的种植园漫步，(一切失败都是多么令人迷醉啊!)一起观赏佛罗里达州的热带稀树草原和佐治亚州的大森林，一起在墨西哥海湾洗澡，与黑人一起参加巫术仪式。我们极度疲劳，渴望能在新港过一天安闲无事的日子。
请代向赫小姐问好。
你真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如果一切准备就绪，请给我写封短信，地址：百老汇大街卡特美国公司的纽约总部，王尔德的巡回演讲就是由这家公司安排的。--原注1267号。
1883年5月17日伦敦，格罗夫纳区，蒙特街8号
至R.H.夏拉德
亲爱的罗伯特，你的来信真是太可爱了，就像你本人一样可爱。经过漫长的海洋之行和乘火车的辛劳，以及因从巴黎带的行李太多而不得不额外多花一笔钱而怒气冲冲之后，此刻是我回到伦敦后仅有的闲暇来赏读你可爱的来信。它真是给我带来了无法言喻的快乐。它让我忆起了温暖的夜色中流泻的月光和夕阳西下时的那份宁静淡远。而这些，是我一看到你的笔迹就想起来的。
你的献诗，我当然乐于接受：我怎么会拒绝这样一份富有音乐美的礼物呢?《低语集：罗伯特·哈伯罗弗·沙拉德早期诗集》(1884)的献辞是："以我满腔的敬慕和崇敬，献给我的朋友和诗人，奥斯卡·王尔德。"威廉·王尔德在评《名利场》时曾称赞这句题辞"妙不可言"。--原注何况这礼物，又是从我所爱的人手里送来的呢。
在我看来，纯真完美的友谊犹如一面光洁无瑕的明镜，不管是多么卑鄙的阴谋，或多么低俗的不忠，都不能让她蒙上污垢。人熙来攘往，就像转瞬即逝的影子，而思想却是一尘不染地永恒存在的：生活观不只是由爱维系的，或只是由温馨的陪伴维系的，而是靠艺术和乐曲中同样高贵的东西激发酝酿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匍匐在同一尊大理石女神雕像前，把我们并不熟悉的赞美诗倾注到她的芦笛之中：金色的夜之静谧，银色的黄昏之旋律，就可以成为我们完美人生的一部分了。从那演奏者的手指流出的每一道神奇的旋律，从那灌木丛或丛林中鸟儿的每一声令人迷醉的婉啼，从那山顶上的每一朵山花的盛开的笑魇，我们都可以在心中吸纳进同样的美感，在美的殿堂里携手相遇。
我认为真正的友谊就是这样的，只有这样人才能生存，但友谊又是一团火，在它的灰烬中又会掺进那种俗称"瑕疵"的东西，也会让人深受其害，但这种不完美在友谊身上不仅会被净化，而且会被烧得一干二净。在对友谊的看法上，我们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像，但在对美的渴望方面，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我们共同寻找那座小河的黄金城，在这里，吹笛者从不厌倦，春天永不会消失，奇迹从来不会沉默，它就是艺术之宫；在这里，就在天堂里的音乐和诸神的笑声中，艺术等待着她的崇拜者。因为我们至少没有去沙漠寻觅风中颤动的芦苇或王宫里的居民，而是生活在甘泉的沃野，在生活之井里。夜莺为我们两个唱过迷人的歌，月光也不吝把她最美的光照拂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曾赞美过帕拉斯帕拉斯，即智慧女神雅典娜。--译者，也不曾赞美过赫拉，而只赞美美，是她用大理石和矿石为我们建起巍峨的帕台农神殿帕台农神殿：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被公认是多利斯柱形发展的顶峰。--译者，并为我们雕琢出精美的宝玉。我们赞美她这美之精灵，她从山谷中走进这陈旧世界的寒冷的夜晚，在我们之间翩然而行，而我们的双眼，是可以看得见她的行踪的。
我想，她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是你应该与我携手共同追求的，你是我如此亲爱的朋友，你应该让我坚信我们共同的未来，坚信我们的爱。
奥斯卡
1884年1月22日舍菲尔德，维多利亚皇家旅馆
致瓦尔多·斯托瑞
是的!亲爱的瓦尔多，是的!我当然很惊讶--这是必然的。
我当然没写什么东西--亚平宁山脉的风早就把这个消息吹向四方了。这儿的落日真是太奇妙了，连科学都为之感到困惑：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落日啊!你一旦订了婚就不再拥有落日了--只剩下月光陪伴着你。
对，我们就要结婚了，时间是在4月份，婚后我们计划去巴黎，或许还要去罗马--你以为如何?5月的罗马美吗?我是说你和夫人到时会不会在罗马?还有波普、佩鲁吉诺斯，他们在不在?若你们都在，那我们就去。
她的名字叫康斯坦丝康斯坦丝·玛丽·劳埃德(1857年生)是贺拉斯·劳埃德的女儿，她于1881年在伦敦第一次见到王尔德。1883年，王尔德在都柏林演讲期间他们订了婚。--原注，她很年轻、很勇敢、很神秘，她有令人迷醉的双眼，有深棕色的鬈发：非常完美，但也白玉微瑕，即她认为吉米并不是世上惟一的画家。她喜欢从后门把提香或别的什么人带进家来。然而，她懂得我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我曾向她解释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雕塑家；对她艺术上的指导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再深入了。
我们当然爱得死去活来，自从订婚以来我就几乎一直漂泊在外，用我著名的演讲促进着各地文明的进展，但我们每天都要互相发两次电报，结果弄得帮我们拍电报的职员也慢慢变得罗曼蒂克起来了。我把电报纸递过去，然而内心却惴惴不安，总要严肃地看着发报员把"爱"这个字用密码发出去，我才放心。
亲爱的瓦尔多，我真快活，真幸福，我希望你和夫人能喜欢我妻子。我整日向她谈起你们，她对你们已经算是很了解了，当然，我无法想像会有人看到她而不爱她的。
请代向萨姆大叔撒米尔·瓦特(1814-1884)，美国游说家、金融家、演讲家、美食家，被称作"人类之叔"。王尔德在1882年的美国之行中曾为之倾倒。--原注和从波士顿去的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先验论者马斯弗朗西斯·马恩·克劳夫德(1854-1909)，萨姆大叔的侄子，是个多产作家，曾在意大利居住多年。--原注致敬，后者的小说令我们都为之倾倒。记住，一定要在你妻子面前说我们的好话，用最善意的话转告她说我是多么渴望把康斯坦丝介绍给她。
奥斯卡
1884年12月16日星期二
爱丁堡，巴尔莫拉王尔德于11月20日在爱丁堡的皇后街礼堂作了两次演讲。下午3点一次，题目是"论服饰"，晚上8点一次，题目是"论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据说听他第二次演讲的人寥寥无几。--原注
致康斯坦丝·王尔德
据说这是惟一遗留下来的王尔德给妻子写的信，其余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都被他的情人或她的家属毁了。--原注
亲爱的爱人，我现在在这儿，而你却在新西兰。噢，这真讨厌!我们的双唇虽然无法相印，但我们的心是融为一体的。
在信中我能向你说些什么呢?啊!什么也没有。神的意旨并非是靠笔墨来传播的，即使你就站在我身边，也决不会像我，现在感觉中的你真实：因为我能感到你的柔指正在我的头上抚爱，你的脸颊正贴着我的脸颊。空气中充满了你音乐一样的声音，我的灵魂与肉体似乎已离我而去，但却狂喜地与你的灵魂和肉体融为一体。没有你，我感到一切都是残缺不全的。
你永远永远的
奥斯卡
1885年1月14日
致约翰·帕杰·霍普斯
约翰·帕杰·霍普斯(1834-1911)，早先是个浸礼会教徒，后来成为惟一神教派的牧师。他也出版或编辑过宗教著作。王尔德曾受邀在一次"支持葬礼和丧服改革者"大会上演讲，但因故未能参加，就给霍普斯写了这封信。霍普斯在会上当众宣读了这封信。--原注
亲爱的霍普斯先生，非常遗憾，我现在是不能出户，因为我在林肯郡的一次演讲中恰遇暴风雪，结果得了重感冒，医生不允许我再出去漫游。当我得知自己无法参加明天的集会时，真是又懊悔又难过，因为我对明天要讨论的主题非常非常感兴趣并深有同感。在我看来，现在的丧葬仪式似乎把人发自自然的悲哀感情弄得稀奇古怪了，把悲悼变成了笑柄。你对这些习俗所进行的任何改革都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当前葬礼的铺张浪费和奢侈虚饰在我看来是与那些被死神光顾过大门的人的真实感情不相谐调的。我们与自己曾爱过的人的分别仪式不仅具有高尚的意义，而且应保持单纯的真诚。奥菲莉娅的葬礼在我看并不是"残缺不全的仪式"，只要想想撒在她墓上的鲜花就够了。我感到极其遗憾的是听不到你在集会上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实际建议了。我一直认为，棺材应由死者家属在夜里悄悄地护送到教堂的殡仪馆，愿吊唁者第二天就在那里集合。若能这样，就可避免送葬队伍在大街上浩浩荡荡前行这种公开仪式了，而大张旗鼓办葬礼显然就是浪费的真正原因。至于丧服，我认为除了黑礼服外，也可考虑穿紫色礼服，特别是孩子，更应该多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在坟墓上放上鲜花几乎已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种习俗的象征意味无疑是美好的。但我却禁不住想到，经花商精心设计过的昂贵的花束常常并没有随意拿在手里的花儿可爱。对这个问题我有很多话要说，并且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谈一谈。我的意思是想谈谈艺术如何表达悲哀。骨灰盒啦，金字塔啦，假石棺啦--这些就是从18世纪传到我们手上的丑陋的遗产--只要我们不烧掉死者的尸体或在尸体上涂满防腐的香料，这些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一定要举行葬礼并立碑纪念的话，那最好选择爱尔兰人用的那种漂亮的十字架，就像修道院里的那种十字架；或希腊人的坟墓上的那种精美的浅浮雕。总之，如果我们需要这种艺术作品的话，这种艺术应更多地关注生者而不是死者--它应是一种高贵的象征物，是用于指导生者更好地生活的，而不是只对死者作肉麻的吹捧。如果人们需要精美墓碑的目的只是为了不朽，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活着时一定很空虚浮躁。济慈的墓只是个小土丘，上面长满青草，墓前只有一块简洁的墓石，但在我看来，他的墓却是罗马最神圣的地方。
请代我向与会者致以真诚的歉意；真诚地希望你发起的运动取得成功。
你真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85年1月23日
致詹姆斯·麦克尼尔·威斯特勒
1885年2月20日，威斯特勒在伦敦"王子礼堂"作了一次著名的"10点钟"艺术演讲。第二天，《帕拉玛尔报》发表了王尔德对这次演讲的评论。王尔德在文章中盛赞威斯特勒的演讲充满"奇思妙想"，称演讲者本人是"小靡菲斯特，嘲弄了大众"，而演讲本身则是一次了不起的杰作。王尔德在文章中还写道："艺术家应在丑中寻找美，美在丑中，这种观念在学院派看来已是老生常谈，也已是画家的行话，但我仍断然拒绝承认这样一种说法，即应迫使爱美之人，在自己房间里用洋红色的粗横棱纹织物和阿伯特蓝色窗帘，以便让某些画家从中观察出美来。我也决不接受这样的名言，即只有画家能判断画的优劣。我的看法是：惟有艺术家才能做艺术的法官，这两种观点大不相同。如果一名画家仅仅是一名画家，那他除了能谈什么颜料溶剂、溶油外，最好别再插嘴别的什么事，我们应迫使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闭上嘴巴；只有当他成为一个艺术家时，艺术创造的秘密法则才会向他绽开笑脸。因为艺术并非种类繁多，而是只有一种：诗、画、帕台农神庙、十四行诗、雕像等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知一百知。但诗人是最优秀的艺术家，因为他是色彩和形式的主人，除此之外，他还是真正的音乐家，是一切生活和艺术的主人。所以诗人了解一切神奇，也就是说，爱伦·坡和波德莱尔能理解一切秘密，而本杰明·威斯特和保尔·德拉罗什不理解。"--原注
亲爱的蝴蝶，借助于一部传记词典，我发现有两个画家同时粗率地做过关于艺术的演讲：一个叫本杰明·威斯特，一个叫保尔·德拉罗什。
他们的作品至今已无存，我看即使有也是为他们自己辩解的。记住要准时，詹姆斯。并非人人都理解你，就像我受到的待遇一样：做伟人注定要被人误解。
你的
奥斯卡
1886年1月初
致《帕拉玛尔报》编辑
《帕拉玛尔报》曾开了一个专栏："百位最优秀的评判员"评"百部最佳书"。这封信发表在1月8日，标题为"读书还是不读"，编者按说："我们已发表了那么多建议读什么书的信，但下面这封信却是建议人们'不要读什么书'，信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权威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原注
我认为，若从实用角度考虑，书可分为三类：
1.可读的书，例如西赛罗的《论说集》、苏埃托尼乌斯的书、瓦萨里的《意大利杰出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传》、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书、马可·波罗、圣·西门的《回忆录》、蒙森的《罗马史》，以及格罗特的《希腊史》。
2.可一读再读的书，像柏拉图和济慈的作品：在诗歌层面，大师不是豪门艺人，在哲学层面，先知也并非学者。
3.从来不读的书，像汤姆森的《四季》、罗杰斯的《意大利》、培利的《证据》、圣·奥古斯丁之外的所有"××之父"的作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伏尔泰的所有剧作、勃特勒的《类推法》、格兰特的《亚里斯多德》、休谟的《英格兰》、刘易斯的《哲学史》，以及试图证明些什么的书和一切理论书。
这三类书中，第一类最重要。一般来说，让人去读什么书或是没用或是有害；因为文学欣赏是性情问题，而不是教育的问题；对帕那萨斯山上的诗人们而言，是不需要什么欣赏指南的，而且人们所能学到的东西也都是根本不值一学的。但若告诉人们哪些书不要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斗胆称之为"大学扩充计划"的主要任务。
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需要进行这种工作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读得太多，因而没有时间鉴赏；写得太多，因而没有时间思考。不管是谁，如果他能从我们当前乱糟糟的作品中挑选出"百部最差的书"，并且公布名单，那他可以说是给正在成长的一代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具有永久价值的好事。
说了上面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我就要给人们挑出"百部最佳书"，但我希望你们能允许我品尝一下反复无常的小小乐趣，因为我现在急于想向你们推荐一部被大多数优秀的"法官"(他们的书塞满了你们的书架)奇怪地忽略了的书，即《希腊选集》。在我看来，这部选集中收录的诗与希腊戏剧文学、塔纳格拉小雕像一样，都是我们完整理解希腊精神的必需凭据。
另一件让我惊奇的事是：爱伦·坡竟被漏掉了。这样一位天才的韵律大师难道竟不能厕身其中吗?如果能，那为了给他安排一个席位，就必须挤掉另外一个人，挤掉谁呢?要让我做主，我就从名单中划去骚塞这个名字，而波德莱尔则完全有理由取代基布尔基布尔，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士，神学家，浪漫派诗人，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1831-1841)，为牛津运动(1833)的主要人物。--原注。当然，在《克哈马的诅咒》和《基督年》中无疑都包孕着某种诗的因素，但品味的绝对天主教化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只有拍卖商才会对所有艺术流派都感兴趣。
王尔德
1887年4月泰特街16号
致威梅斯·雷德
托马斯·威梅斯·雷德(1842-1905)，记者，传记作家，1887-1905年间为卡西尔出版公司总裁。1890年他创办《演说家》，并任编辑至1897年。1894年被授予骑士称号。《妇女世界》是1886年首次面世的，月刊，每期定价1先令，后经王尔德提议，改名为《妇女世界》。王尔德认为原名"有种粗俗的味道"，不适合作一种"立志要成为聪明、有教养、有地位的女人的喉舌"的杂志名称。1887年11月杂志改名，改名后的第一期就是由王尔德编辑的。1889年10月，他辞去编辑职务，一年后该杂志停刊。--原注
亲爱的威梅斯·雷德先生，我已仔细读过了你惠赠的几本《妇女世界》杂志，并很乐于参与编辑工作，并作一定程度的改版。依我看，杂志目前办得太女性化了，而又并不是十分适合女人看。谁也不会比我更能充分欣赏服饰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它与良好的品味和健康的关系了。实际上，以前我在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团体面前已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关于服饰和美容等方面的阵地，早已被《女皇》和《妇女肖像》这样的报纸占领了，因而我们的报纸应有高起点，内容要更广泛，不仅要关心妇女穿什么，而且要关心她们想什么，有什么感觉。《妇女世界》应该成为表达女性在文学、艺术和现代生活诸问题上的观点的喉舌，而且她也应该能给男人带来愉悦，并且能以为她撰稿而引以为荣。如果可能，我们也应该让露易丝公主和克莉斯汀公主给我们写稿：例如，后者联系她办的艺术学校所谈的有关刺绣方面的文章就很有意思。卡门·西尔瓦和亚当夫人也应成为撰稿人；波士顿的朱丽亚·瓦特·赫，以及其他一些有教养的美国女士也应成为我们的撰稿人。
我们应设法搞到像布鲁克菲尔德夫人论萨克雷
布鲁克菲尔德夫人的系列文章出现在1887年4月，斯图克小姐的文章《谢里丹和林琳小姐》发表在4月份的《英国绣像杂志》。--原注、斯图克小姐论谢里丹那样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本月发表在两家杂志上。虽然我们的许多魅力照人的女士没写过多少文学作品，但她们可以给我们写写诸如家庭壁画的收藏等方面的文章。我至今仍不明白那些从未写过文章的女士为什么不试一试。但我们不能仅靠女性来写文章，也不能只取那些署名文章；艺术家有性别之分，但艺术没有，不时刊登一些男人写的文章也不无益处。
我以为，文学批评文章应写成短评式的，也就是说，这种文章不应着眼于学术或学究式的空谈，而应着眼于给人愉悦。如果一本书枯燥乏味，那最好束之高阁；如果一本书聪明机智，那我们就可对之展开评论。
我们也必须不时地刊登一些来自剑桥或牛津的消息，并邀请霍姆菲·瓦德夫人和塞杰威克夫人写稿，另外还不要忘了剑桥大学马格丹伦学院年轻院长的妻子
指T.哈伯特·瓦伦夫人，但王尔德可能把她与新上任的三一学院院长的妻子玛格丽特.L·渥斯夫人(1856-1945)弄混了。后者1887年后期出版了一部小说《乡村悲剧》，王尔德在《妇女世界》上对之进行了褒扬。--原注，
她可以给我们谈谈她自己的学院，或谈谈从古至今大学对女性的态度--这个问题还从未被充分讨论过。
在我看，目前杂志的插图太多，在这方面花的钱也太多，特别是服饰插图。这也弄得杂志内容极端不平衡，当然，其中的许多插图是很美的，但大多数插图看起来就像一幅幅广告，这种风格就会让人避之惟恐不及。杂志的封面也应改进，目前的封面不太令人满意。
有了新封面，就要有新内容、新声誉，应立刻给焕然一新的杂志树立一种新威望：让"服饰"从杂志上消失，让文学、艺术、旅游、社会研究在杂志上出现。音乐若出现在杂志上就显得有点沉闷，没人会想看；在杂志上设儿童专栏是非常流行的。刚开始时刊登一些通俗连载小说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小说不一定非出自女性之手不可，但其一定应是激动人心而又没有悲剧色彩的。
以上这些都只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总之，我很高兴能为《妇女世界》的改版做点工作，希望通过我们之手让《妇女世界》成为英国的第一份妇女报刊。能为梅西斯·卡西尔工作我深感荣幸，对此我深信不疑；而能和你一起工作也是我期盼已久的荣幸与快乐。祝福你，雷德先生。
你诚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1月初
泰特街16号
致《真理报》编辑
这是王尔德针对威斯特勒于1890年1月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封信而写的回信。威斯特勒全信内容如下：
可敬的《真理报》，在你们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的当今各种各样的欺骗行为中，我承认自己最感兴趣的不再是你们报上最新的论事，而是当前的那个最大的骗子和害人虫--那个无孔不入的抄袭公!
顺便说一下，我听说他在美国可能会被根据法律的某84条判处有罪，并被监禁，被迫去撕扯麻絮，就像他迄今为止一直靠窃取别人的成果和钱包为生那样!
在你们所列的犯人名单中，你们怎么偏偏漏掉了那个最大的罪犯--我们可敬的奥斯卡先生?
……
我识别了他的剽窃伎俩，发现了他剽窃的最新证据，于是就给他送去下面这张小便条，我想你们会乐于刊登这封信以儆你们的读者，并让他们以高贵的宽容、温柔的责备，来对待他这样一个"可怜的羔羊"。我的便条的内容如下：
"奥斯卡，你又陷于泥潭中了，我明白!"
"我已把你忘了，因而竟容许你的头发还生长在令人痛苦的地方。可现在，当我掉头他视时，你竟然把自己的头皮都偷去了，而且将之切成片撒在你的布丁上。"
"拉贝已经说过，对那些已为人察觉的剽窃者来说，仍还有一种方式能保持自己的自尊(上吊自杀这种方式当然除外)，那就是勇敢地宣布自己的可耻行为。"
王尔德是1883年6月30日给皇家研究院的艺术类学生作的演讲。威斯特勒的这封信发表在1890年1月9日的《真理报》上。--原注
先生，我不敢想像公众会对不时从愚蠢的虚荣之辈或幼稚的平庸之徒嘴里发出的"抄袭"的尖叫有丝毫兴趣。
然而，既然詹姆斯·威斯特勒先生在你们的报纸上傲慢地攻击我恶毒和粗鄙，那我希望贵报允许我严正声明：他信中的断言是蓄意造谣，是对我的蓄意侮辱。
我这样一个有勇气表达老师观点的人做学生年龄真是太大了。即使对威斯特勒先生来说也是如此。至于说借用威斯特勒先生的艺术观点，我所听说过的是他的惟一完全独创的观点是他表示自己比那些优秀于他的画家们更优秀。
对任何一个绅士来说，听到像威斯特勒先生这样的无知、没教养的人胡言乱语都会气愤填膺，但既然你们发表了他那封无礼之极的信，在这件事上我也就毫无选择了。等待贵报的消息，先生。
你忠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7月9日
泰特街16号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王尔德惟一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年6月20日首次出版，出版后受到很大关注，出现了许多评论文章。《苏格兰观察家》7月5日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对小说作者和小说本身进行了激烈抨击，说王尔德尽管聪明漂亮，有才华，但却是一个堕落的高贵绅士；至于小说，则根本上是违反法律、违背人性的，是与道德背道而驰的，因为其主人公是一个恶魔。虽然王尔德有头脑、懂艺术，但若他照此下去，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改操他业了。王尔德奋笔反击，写了这封信，以《王尔德先生的回答》为题发表在7月12日《苏格兰观察家》上。--原注
先生们，贵刊刚刚发表了一篇评论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不公正的，所以我要求你们准许我保留在你们的栏目里进行反驳的权利。
先生们，你们这个评论家一边承认我的小说"显然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是一位"有头脑、艺术和风格"的作家的作品，一边又显然是别有用心地板着面孔说我写这篇小说是给那些最腐化堕落的罪犯和最没有教养的人读的。先生们，我并不是说罪犯和没有教养的人除了报纸之外就不读什么东西了。他们显然不可能理解我的什么作品。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他们不谈，且让我谈谈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个更宽泛的问题。作家在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所得的愉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愉悦，他所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愉悦。艺术家关注的是对象，除此之外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至于人们会有什么闲言碎语他更不在意。他手里的工作已把他牢牢吸引住了。他对别的人也很冷淡。我写作是因为写作最可能让我获得最大的艺术享受。如果我的作品能有几个读者喜欢，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痛苦。至于群氓们，我根本就没想做流行小说家，而要做，那真是太容易了。
你们的批评家试图把艺术家与他的话题硬扯到一起，这真是犯了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对这一点，先生们，你们是根本没法辩解的。济慈是自希腊时代以来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说过：他在构思真善美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与想到假恶丑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一样多原话是："诗人……在构思伊阿古时和在构思伊摩琴时能获得同样的愉悦。使纯洁的哲学家感到震惊的东西却会让诗人兴奋不已。"见济慈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德·渥得斯的信。--原注。先生们，让你们的批评家考虑考虑济慈所作的这种优秀批评的意义吧!因为艺术家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工作的。作家总是与他要表达的话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他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他就要对之深思熟虑。他离自己要表达的话题越远，他就越能更自由地工作。你们的评论家暗示说，我没明确表示过我是喜爱罪恶厌恶美德呢，还是喜爱美德厌恶罪恶。美和丑之于他只是如画家调色板上的颜色之于画家，仅此而已。他知道只有依靠它们才会产生一定的艺术效果，并且确实做到了。伊阿古在道德上可以说是可怕的，而伊摩琴伊摩琴，莎士比亚《辛白林》一剧中Cymbeline的女儿，Posthumus的忠实妻子，是贞妇的典范。--译者则是完美无瑕的。就如济慈所言，莎士比亚在创造某个恶人时所获得的快乐是与他在创造好人时获得的快乐一样多的。
先生们，这个故事必然会戏剧化地围绕着道林·格雷的道德堕落这个问题发展，否则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故事情节也就没什么主题了。保持这种暧昧不明而又奇妙无穷的气氛就是杜撰出这个故事的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我敢说，先生们，他已取得了成功。每个人都在道林·格雷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罪恶。而道林·格雷有什么罪恶倒没人知道了，因为他的罪恶是发现了他身上的罪恶的人强加给他的。
总之，先生们，我真是非常遗憾这样一篇毫无价值可言的文章竟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人们说《圣·詹姆斯报》的编辑应雇用加利班加利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恶精灵。--译者作为他的资深批评家《圣·詹姆斯报》在6月24日发表了一篇庸俗下流的文章，名为"狗的幼年时期研究"，并随后开专栏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王尔德写了四封信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最后一封信(6月28日)的结尾几句话是："总之，先生们，请你不要迫使我因为每天的攻击而不得不写这些信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件无聊的麻烦事。因为是你先攻击我的，所以我有权利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就让现在这封信作结吧，我请求你让我的小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不朽声名吧。"--原注，我本认为这句话是玩笑，现在看倒可能是真的了。《苏格兰观察家》不应该准许瑟赛蒂兹瑟赛蒂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因嘲笑阿基琉斯而被杀。--译者在评论中大做鬼脸，他不配谈一个如此杰出的作家。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7月31日(?)泰特街16号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从王尔德寄出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后，该报又就同一个问题刊发了一封署名为查理·威伯莱的信，信中提到了莫泊桑、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都德和马洛。威伯莱的另一封信则署名为"瑟赛蒂兹"。王尔德的这封信以"艺术与道德"为题于8月2日发表。--原注
先生们，你们的报纸上刚刚发表了一封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信--这封信在我看来可以说有许多方面是可敬的，特别是它一再坚持认为艺术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主题--查理·威伯莱先生暗示说：当我发现《道林·格雷》的道德意义竟受到英美最重要的基督教报纸如此关注时，我一定会非常伤心，因为它们一度曾把我当做道德改革家而欢呼备至。
先生们，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不仅再一次向查理·威伯莱先生本人，而且也向你们那些无疑已心急火燎的读者保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历来把这种批评看成是对我小说的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内容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完整的，那这自然会引起不同的评价。有美感和艺术感觉的人会在其中发现美，而那些更关注道德而非美的人自然只看到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意义。它会让懦夫充满恐惧，让灵魂不洁之徒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罪恶。每个人都会从中看见自己。艺术真正反映的不是生活，而是观众。
因此，就《道林·格雷》来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就像出现在《演说家》等上面的那些批评家那样，会把这部小说看做是"严肃而迷人"的艺术作品；而那些只关注艺术与行为的关系的批评家，像《基督领袖》和《基督徒世界》中的批评家，就会视之为道德寓言。《光明》据说是英国神秘主义者的喉舌，它则视之为"有很高的精神价值的作品"。《圣·詹姆斯报》显然想成为好色之徒的喉舌，所以它就从中看到或假装看到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你们的查理·威伯莱先生温和地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道德意义"。很自然，他接着就会说这部小说根本无艺术性可言。但我承认，若希望每一个批评家都能从各个角度看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不公平的。即使戈蒂耶也有自己的局限，狄德罗也不例外。在当前的英格兰，歌德是轻易见不到的。我只能向查理·威伯莱先生保证：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那种把道德极端化的手段是没有用的，艺术家不会因之而悲哀不已。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8月13日泰特街16号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寄去那一封宣布终止争论的信后，《苏格兰观察家》又发表了不少署名信，其中包括威伯莱的两封；T.E.布朗(一所诗歌学校的校长)的一封，信中多次引用左拉的话作例证；T.马克莱恩·库班的一封；布莱克·鲍恩(1867-1907，天主教音乐批评家)一封；威廉·阿契(戏剧批评家)一封。王尔德这封信发表在8月16日。显然这是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但《苏格兰观察家》的书信讨论后来又延续了两周。--原注
先生，我恐怕不会与威伯莱先生就艺术问题在任何报纸上展开争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写信对我来说总是一种痛苦的事，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很遗憾地发现自己不知道威伯莱先生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信，无论如何不是出于有意，而是因为他对我个人的评价是非常不准确的。他暗示说，一旦我发现以他为代表的某类公众和某些宗教杂志的批评家们坚持要在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找出"许多道德含义"时，我一定非常伤心。
看了他的信，我自然希望能让你们的读者在这个一定会让历史学家很感兴趣的问题上形成正确的看法，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贵刊上表明我的态度，即我把所有这种批评都视做能增加我小说的伦理意义上的美的有益补充，对此我是心怀感激的。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从来都认为，要求一个平庸的批评家从各个角度评价一部艺术作品并不公平。我至今仍坚持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能看到某种事物的艺术美，他就可能不注意它的道德含义。如果他的性情更易于受道德的影响而非美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关心什么风格啦、论述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歌德才能充分全面、完善地看一部艺术作品。我完全同意威伯莱先生的这样一句话，即他说他很遗憾歌德没有机会读到《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敢肯定，这句话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只是希望某些幽灵一般的出版家现在能为极乐世界蒙上一层阴影；希望在戈蒂耶书的封面上也点缀着金色的常春花。
